八、行政上诉状

八、行政上诉状（精选5篇）

八、行政上诉状 篇1

行政上诉状，是指行政诉讼案件的当事人不服人民法院的第一审行政判决、裁定，依法要求上一级人民法院撤销、变更一审判决、裁定的书面请求。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当事人不服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当事人不服人民法

院第一审裁定的，有权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逾期不提起上诉的，人民法院的第一审判决或者裁定发生法律效力。”

行政上诉状是第二审人民法院进行审理的依据之一。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保护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方面。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成为上诉人，行政机关本身也可以成为上诉人。它充分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真正原则。

（二）行政上诉状的范式

行政上诉状

（法人、其他组织或行政机关提出上诉用）

上诉人名称：

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或代表人）姓名： 职务：

电话：

企业性质： 工商登记核准号：

经营范围和方式：

开户银行： 账号：

被上诉人名称：

所在地址：

法定代表人（或代表人）姓名： 职务：

电话：

上诉人因一案，不服 人民法院 年 月 日 字第 号行政判决（或裁定），现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

上诉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

上诉人：

年 月 日

附：本上诉状副本 份。

【 例 文 】

行政上诉状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某，男，加籍华人，住加拿大（地址：×××× canada）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房地产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李维杰

地址：广州市豪贤路193号

第三人（原审第三人）：广州市名盛房地产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年胜

地址：广州市宝岗大道228号荣德阁

上诉人因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00）越法行初字第18号《行政判决书》，特依法向贵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2000）越法行初字第18号《行政判决书》。2.判决第三人在北京路禺山市场新街27号新建大楼内提供商铺、办公楼安置原告陈某某回迁。3.判决第三人负责另行安置本案侨房承租户陈某。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和第三人承担。

理由如下：

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承租户陈某为合法租户，依照有关法律规定，第三人应当负责对陈某另行安置。

上诉人陈某某于1993年与承租户陈某签订租赁合约（在房屋确权前），约定将本案争议房屋中三至五层出租给陈某作住宅用途，面积为33.94平方米。双方在房管部门办理了租赁登记，陈某一家一直租用该屋居住至今，有户籍登记。1999年房管部门对上述房屋进行征审，测绘所出具了该屋的房地产平面附图，该屋的结构在图中表述为首层、首层阁楼、二层、二层阁楼、三层，除三层有部分为违章建筑外，其余均具合法产权面积。由于租约在先，确权书在后，之前的楼层定义命名并不影响合法租赁关系。按照此种表述，陈某居住的是确权书中所称的二层、二层阁楼和三层。一审判决书称“原告陈某某出租的是第三层以上的房屋，而该部分的房屋未经房管部门确认有合法产权，故两原告之间签订的住宅部分租赁合约无效”。一审法院未对现场考察，就主观臆断地认为陈某居住的“三层以上”未经房管部门确认产权，陈某夫妻及一个独生子女一家按照规定共计四人，有户口登记，被上诉人称陈为一人户不属实，认定事实不清。因此，依照有关法律规定，第三人应当负责对陈某另行安置。

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第三人应对上诉人进行就地或就近回迁安置。

本案争议的房屋为合法商业非住宅自用侨房，应当适用侨房拆迁的有关规定。被上诉人适用《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四十条裁决上诉人异地永迁，造成适用法律矛盾及其适用法律的随意性。《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二十条规定：法律、法规对拆迁使（领）馆房屋、军事设施、……以及华侨、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外国人的房屋等另有规定的，依照有关的法律、法规执行。也就是说该条例不适用本案。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适用该条例正确，这与该条例本身的规定有冲突。我认为，应当适用《广东省拆迁城镇华侨房屋规定》，这是保护华侨拆迁房屋权益的一部法规，该法规第十五条指明适用于华侨异地永迁安置的范围仅仅只是“按城市规划全部用于市政、公益建设的”，且异地永迁有

增幅面积。而第十一条是无增幅的安置，绝非异地永迁安置办法，第十一条是适用于华侨非住宅回迁安置的法规依据。第三人对上诉人的非住宅房屋应当进行就地或就近回迁安置。

另外，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具有自由裁量权，没有法律依据。被上诉人是行政部门，其行使裁决权应当依照法律授权，其作出的行政裁决应当具有法律依据，法律没有赋予被诉人对

侨户的拆迁问题任意裁决的权利，因此，称被上诉人具有自由裁量权，没有法律依据。是对该法规任意的解释，背离了法律立法原意和立法宗旨。

现中国正强调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如果行政部门对法律未予授权的问题，任意行使其自由裁量权，势必带来社会的不稳定性，同时也增长了行政部门的腐败，无法切实地保护国内公民、外国人、华侨等的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陈某某与陈某的租赁关系合法有效，第三人应当依法对陈某另行安置。被上诉人裁决上诉人异地永迁适用法律错误，对于本案其不具有自由裁量权，应当依法规定作出裁决，由第三人对上诉人进行就地或就近回迁安置。

此致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具状人：陈某某

八、行政上诉状 篇2

1 行政处罚先于刑罚的适用

1. 1 刑罚前可以实施行政处罚

有学者认为: “在适用程序上衔接行政处罚与刑罚处罚的关系, 首先必须遵循刑事优先原则, 即当同一案件既是行政违法案件又是行政犯罪案件时, 原则上应先由司法机关按刑事诉讼程序解决行为人的刑事责任问题, 再由行政机关依行政处罚程序解决行为人的行政处罚责任。”[3]“刑事优先”是世界各国在处理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交叉关系竞合时, 普遍适用的一项诉讼原则; 能否引伸适用到行政处罚领域, 学界争议颇多。有论者认为, “刑事优先”原则同样也可引伸适用于解决刑事诉讼与行政处罚程序的先后顺序和主次问题, 即先解决行为人的刑事责任问题, 再解决行为人的行政处罚责任。笔者对此持否定态度, 认为在民事违法与刑事犯罪竞合时, “刑事优先”的目的是为了优先惩处犯罪, 维护公众利益, 防止因为民事案件优先审判而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益; 但行政处罚与刑罚处罚都属于公法责任的范畴, 涉及的都是国家利益或社会公益, 应该得到同样的保护。一个行为既是行政违法、又是行政犯罪时, 不适用“刑事优先”原则, 应当允许行政机关在刑事判决之前实施行政处罚, 这是现代行政管理必须高效处理社会纠纷、迅速恢复社会秩序的必然要求。

行政效率是行政权的生命, 没有基本的行政效率, 就不可能实现行政权维护社会所需要的基本秩序的功能[4]。在实践中, 司法机关对制售假药案件的刑罚处罚, 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结案。如果对制售假药行为的行政处罚, 非要等到刑罚处罚后再进行; 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没收非法财物和违法所得等行政处罚就不能及时作出, 这既不利于迅速惩治违法犯罪行为、快速恢复社会秩序, 还有可能使行政机关陷入不作为的窘境[5]。正因如此, 国务院在《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 ( 第310号令) 第21条中规定: 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前已经作出的警告、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的行政处罚决定, 不停止执行。因此, 笔者认为, 在司法机关作出刑罚处罚前, 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对制售假药行为进行行政处罚。

1. 2 相同罚应予折抵

《药品管理法》第74条规定了行政机关可以对制售假药行为人处罚其货值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刑法》第141条制售假药罪规定了对行为人判处主刑的同时, 可以并处附加刑罚金。罚款是指行政机关依法强制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为人在规定期限内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处罚方式; 罚金是一种财产刑, 是指人民法院判处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罚款与罚金, 二者都是对行为人科以金钱给付义务。如果行政机关罚款的数额比较少、罚款不足以治罪, 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在对制售假药行为刑罚处罚时再处以罚金; 但人民法院在判处罚金时, 应当将罚款数额折抵相应的罚金。同理, 如果行政机关在刑事判决前, 已对制售假药的行为人实施了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 则行政拘留应折抵相应的刑期。我国《行政处罚法》第28条规定: 人民法院判处拘役或者有期徒刑时, 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行政拘留的, 应当依法折抵相应刑期; 人民法院判处罚金时, 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罚款的, 应当折抵相应罚金。

1. 3 不同罚同时适用

制售假药行为既是严重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为, 也是犯罪行为。《药品管理法》对制售假药的行为人规定了罚款、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没收非法财物和违法所得等4种行政处罚, 对制售假药企业或单位的相关责任人员还规定了10年内从业禁止的行政处罚。《刑法修正案 ( 八) 》对制售假药罪的处罚方式包含了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罚金、没收财产6种。行政处罚与刑罚处罚是分别由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依据不同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加以适用的。对制售假药行为不同类型的处罚, 如: 行政机关吊销许可证或执照的行政处罚, 司法机关判处有期徒刑的刑罚处罚, 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可以各自遵守各自程序、依据各自罚则, 同时适用行政处罚和刑罚。只有这样, 才能全面追究犯罪分子的法律责任, 有效地打击犯罪和预防犯罪。

2 行政处罚后于刑罚的适用

对制售假药行为的行政处罚, 法律并没有强制性规定是在刑罚处罚前、还是在刑罚处罚后进行。笔者认为, 行政机关根据实际情况, 既可以在刑罚处罚前进行行政处罚, 也可以在刑罚处罚后给予行政处罚。如果行政机关是在刑罚处罚后适用行政处罚, 应注意以下几点。

2. 1 证据可直接转化

即使行政机关在刑罚处罚前没有对制售假药行为作出行政处罚, 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到的证据材料, 也可以直接作为司法机关作出刑罚处罚的证据。新《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规定: 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 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不过, 刑事证据的证明标准要高于行政证据的证明标准, 刑事诉讼法要求证据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刑事诉讼解决的是被追诉者是否应受刑罚处罚的问题, 涉及人的财产权、自由权乃至生命权的限制与剥夺。因而, 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司法公正, 做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 刑事诉讼中应设立严格的证明标准。”[6]解决了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在证据收集主体、证据形式、证据收集程序等方面的差异, 赋予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证据能力。正如立法机关所言: 本款规定的“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是指这些证据具有进入刑事诉讼的资格, 不需要刑事侦查机关再次履行取证手续[7]。但某个证据最终能否在刑事诉讼中作为定案证据使用还需要司法机关对其进行具体的审查判断[8], 《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 “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 都是证据。……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 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需要注意的是, 《刑法修正案 ( 八) 》施行后, 因制售假药的犯罪行为与违法行为完全重合, 行政机关不论是在刑罚处罚前进行行政处罚, 还是在刑罚处罚后给予行政处罚, 案件都必须及时移送司法机关[9]。《行政处罚法》第7条第2款规定: 违法行为构成犯罪, 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第22条规定: 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 行政机关必须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2012年03月27日,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做好打击制售假劣药品违法犯罪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依法对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和医疗机构进行监管。发现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和医疗机构涉嫌犯罪的, 应当及时移送公安机关。”如果案件不及时移送, 《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关于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意见》都规定了要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2. 2 相同罚不得再罚

刑罚是由国家司法机关依法对犯罪的行为人适用限制或剥夺其某种权益的强制性制裁方法; 刑罚是犯罪的直接法律后果, 是国家施行的最严厉的制裁方法[10]。行政处罚是指行政机关依法对违反行政法律法规但尚未构成犯罪的行政相对人给予的法律制裁。行政处罚中的罚款与刑罚处罚中的罚金, 虽法律性质不同, 但内容和目的是相同的; 若司法机关在刑罚处罚中已对制售假药行为判处了附加刑罚金, 给予行为人以经济上制裁的目的即已达到, 行政机关在此后进行的行政处罚中, 应不能再适用罚款。同样, 若司法机关在刑罚处罚中已对制售假药的行为人适用了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等限制或剥夺人身自由的处罚, 行政机关也不得再适用目的和内容相同的行政拘留等行政处罚。

2. 3 不同罚可予再罚

行政机关在刑罚处罚后适用行政处罚时, 不同类型的处罚可予再罚[11]。如果司法机关在刑罚处罚中已对制售假药的行为人适用了自由刑, 但没有适用财产刑, 行政机关认为有必要, 仍可以依法适用罚款的行政处罚。如果司法机关在刑罚处罚中已对行为人适用了自由刑和财产刑, 行政机关对行为人依法仍可处以吊销许可证或执照等能力罚。对单位犯罪的, 如果司法机关只依法追究了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没有处罚单位, 行政机关仍可对该单位依法适用包括财产罚和能力罚在内的行政处罚。

3 行政处罚的独立适用

药品质量性命所系, 自古及今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都有着重要影响。《药品管理法》第48条对何为“假药”作出了界定, 并对制销售假药行为作了禁止性规定。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人, 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法律责任是一种惩恶或纠错机制, “法律责任的实质是国家对违反法定义务、超越法定权利界限或滥用权利的违法行为所作出的法律上的否定性评价和谴责, 是国家强制违法者作出一定行为或禁止其作出一定行为, 从而补救受到侵害的合法权益, 恢复被破坏的法律关系 ( 社会关系) 和法律秩序 ( 社会秩序) 的手段。”[12]《药品管理法》第74条对制售假药行为的法律责任规定为: 生产、销售假药的, 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药品和违法所得, 并处违法生产、销售药品货值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有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的予以撤销, 并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情节严重的, 吊销《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或者《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行政上诉状 篇3

第一被上诉人(一审第一被告)：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特勤大队，住所：武汉市汉阳区汉阳大道695号。

法定代表人：刘X，职务：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张XX，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工作人员。

第二被上诉人(一审第二被告)：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住所：武汉市硚口区游艺路2号。

法定代表人：李顺年，职务：局长。

委托代理人：胡希，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工作人员。

上诉人完全不服吴勇胜审判员于5月2日作出但于同年5月8日当面送达的(《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鄂0105行初99号)，(以下简称《行政判决书》，见随附的“上诉证据1”);认定吴勇胜审判员在《行政判决书》中认定事实错误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诉法》)第八十五条、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七条和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上诉人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市中院)提起上诉。

上诉请求

1. 请求依法判令《行政判决书》认定事实错误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因而被撤消;

2. 请求依法改判第一被上诉人的420xx0-144885162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因而被撤消;

3. 请求依法改判第二被上诉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武公交复决字[2017]033号)违法，因而被撤消。

上诉理由

一、关于吴勇胜审判员在《行政判决书》中认定事实的错误

吴勇胜审判员在《行政判决书》第2页第1段的开头文字：“被告特勤大队于202月17日对周XX作出420xx0-1448851620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处罚决定)，决定对其罚款200元，记3分”是对事实的错误认定，或者说是对事实的伪造。吴勇胜审判员在《行政判决书》第6页上半部分中的文字：“交警在窗口口头‘告知’原告拟处罚事项，直接听取原告申辩后作出处罚决定”同样是对事实的伪造。

2017年2月17日上午，上诉人去第一被上诉人的住所要求处理违章的交警打印该大队对上诉人的3个违章处罚决定时，该交警只是机械地从电脑中调出并通过打印机打印出早已存在于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辆违章处罚系统中的第一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的处罚决定。打印机打印完3个三联处罚决定书后，该交警将3份第一被上诉人需要保存的那一联处罚决定书撕下来让上诉人签字。上诉人在3份处罚决定书上写下“本人并不知道违反了交通规则，也一直没有被告知违规，昨天上午进行车辆年检时才知道，故申请行政复议”的文字后，签上其名字和写上日期，然后将3份该联的处罚决定书递给该交警。该交警接过3份该联的处罚决定书后，把3份另外两联的处罚决定书递给了上诉人。上诉人接过3份该两联的处罚决定书后就离开了第一被上诉人的住所。由此可见，该交警根本没有代表第一被上诉人于2017年2月17日对上诉人作出上述处罚决定，只是机械地打印了早已存在于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辆违章处罚系统中的第一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的处罚决定，根本不存在吴勇胜审判员所捏造的“交警在窗口口头‘告知’原告拟处罚事项，直接听取原告申辩后作出处罚决定”的情节。

公安部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以下简称《交通违法处理程序》)第十九条规定：“自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收集违法行为记录资料之日起的十日内，违法行为发生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对记录内容进行审核，经审核无误后录入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统，作为违法行为的证据”。根据这条规定，第一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的罚款200元和记3分的处罚决定，包括拟处罚的事实、理由和法律依据，应该是第一被上诉人从电子监控设备于12月8日拍摄到上诉人驾驶他的机动车在武昌区体育街彭刘杨路路口逾压白实线后的10天内即月19日前作出并手工录入到上诉人的机动车违章记录中去的。这可以由第二被上诉人在其武公交复决字[2017]03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第2页第3段中的“电子警察录入(注：这句话的正确说法应该是：电子监控设备拍摄后由交警录入;吴勇胜审判员在上诉人在他的《关于3个交通行政处罚决定违法的庭审意见书》<以下简称《庭审意见书》>中指出了电子警察这一概念的荒谬性后还继续使用这一概念只是他自恃其权力而无恐的表现)后当事人可以通过交管局门户网站……进行查询”的文字得到证明;也可以从上诉人于2017年2月16日下午在第二被上诉人的122服务台的交警的指点和帮助下从第二被上诉人的官网上查询到上诉人的13个违章记录的复制件得到证明(该复制件的第一行所记录的就是上述罚款200元和记3分的处罚决定)(见随附的“上诉证据2”);还可以从武汉市公安局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交通大队根据电子眼拍照内容对上诉人作出6个处罚决定和武汉市公安局蔡甸区交巡警大队根据电子眼拍照内容对上诉人作出3个处罚决定后经上诉人的陈述、申辩和向武汉市公安局12389投诉电话投诉后主动撤消其处罚决定的事实得到证明(见随附的“上诉证据3”)。

这些证据证明，该交警根本没有代表第一被上诉人于2017年2月17日对上诉人作出上述处罚决定，只是机械地打印了早已存在于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辆违章处罚系统中的第一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的处罚决定。第一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上述处罚决定，根据《交通违法处理程序》第十九条的规定，应当是在年12月19日以前作出的。

既然第一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上述处罚决定是在2016年12月19日以前作出的，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关于“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第一被上诉人，根据《交通违法处理程序》第二十条的规定，有强制性的部门规章责任在2016年12月22日之前或最晚在2016年12月26日之前通过“邮寄、发送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等方式”告知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否则，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第一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也就是说，该行政处罚决定必须作废。

吴勇胜审判员伪造第一被上诉人作出对上诉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时间的意图和目的就在于，他要通过伪造它来使第一被上诉人的已经在法律上化为灰烬的处罚决定死灰复燃，以便为他作出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的判决提供“事实”支撑。

然而，伪造的事实终究不能成为客观事实，因而不能成为公正判决的根据。因此，吴勇胜审判员作出的《行政判决书》必须被撤消。

二、关于吴勇胜审判员在《行政判决书》中适用法律、法规的错误

吴勇胜审判员在《行政判决书》中引用《交通违法处理程序》第二十条作为其认定第一被上诉人超处罚时限保留和维持其对上诉人的行政处罚决定在程序上合法的依据。

吴勇胜审判员在引述了《交通违法处理程序》第二十条关于“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的违法行为信息录入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统后三日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向社会提供查询;并可以通过邮寄、发送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见《行政判决书》第5页第2段开头的文字)的规定后解读道：“提供查询属强制性规定，而发送手机短信等仅是倡导性规定，均属于‘通知’的形式”(见《行政判决书》第6页开头的文字)。《交通违法处理程序》第二十条的内容能像吴勇胜审判员这样解读吗?根本不能!

“提供查询属强制性规定”这句话仅仅对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来说是对的，因为它确实强制性地要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向社会提供查询”。但这句话本身并不包含强制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时时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创建的“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统”里查询自己是否有被处罚的交通违法行为的意思。

《交通违法处理程序》，作为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定为不得与宪法、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相抵触和被公安部用来规范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交通违法行为的部门规章，不可能作这样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七十九规定：“国务院各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规章。部门规章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没有法律、行政法规依据，部门规章不得创设限制或者剥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的`规范，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规范，不得增加本部门的权力、减少本部门的法定职责”。

只要《交安法》没有规定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必须时时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创建的“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统”里查询自己是否有被处罚的交通违法行为，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就没有义务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创建的“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统”里查询自己是否有被处罚的交通违法行为。

而只要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没有义务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创建的“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统”里查询自己是否有被处罚的交通违法行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把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到的机动车驾驶人的交通违法行为信息和依此作出的处罚决定录入到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统里就不可能是“通知”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交通违法行为的一种形式。因此，吴勇胜审判员的“本案被告特勤大队通过官网、微信平台等多种渠道发布了原告车辆的违法记录以供查询，履行了‘通知’职责” (见《行政判决书》第6页开头的文字)的认定词荒唐之极。

吴勇胜审判员之所以作如此荒唐的认定，是因为他想隐瞒和掩盖第一被上诉人和第二被上诉人伪造或篡改上诉人的电话号码和在庭审期间作伪证这样两个事实。第一被上诉人和第二被上诉人为了“证明”其曾以短信方式通知过上诉人行政处罚决定，把上诉人的电话号码由189-9554-9810伪造或篡改成189-9559-9810(见随附于《行政诉讼起诉书》的“行政诉讼证据6”)。第一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张XX在庭审时坚称，是由于上诉人向他们提供了错误的电话号码才导致上诉人收不到第一被上诉人发出的对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短信。上诉人用他在开庭前向法院提交《补充证据申请书》时随附的“行政诉讼证据13”驳斥了张XX的谎言，证明了上诉人向第二被上诉人的下属机构车辆管理所提供的电话号码始终是189-9554-9810，并告诉吴勇胜审判员，张XX作伪证。吴勇胜审判员对此无动于衷，只是轻描淡写地请第二被上诉人庭审后向其提供上诉人向车管所提供的原始资料。吴勇胜审判员没有在判决书中提及这一点，想必那些存在于车管所里有关上诉人的地址和电话的原始资料证明上诉人在《庭审意见书》中陈述的全是实话。吴勇胜审判员发现无法认定第一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发送过行政处罚决定的短信通知，于是只好荒唐地认定“本案被告特勤大队通过官网、微信平台等多种渠道发布了原告车辆的违法记录以供查询，履行了‘通知’职责”。

在机动车驾驶人没有义务时时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创建的“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统”里查询自己是否有被处罚的交通违法行为的情况下，如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通过邮寄、发送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那么，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条第二款和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就不能成立，就无效。

因此，为了履行《交安法》第八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及时纠正交通违法行为的法定职责，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除了把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到的机动车驾驶人的交通违法行为信息和依此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及时录入到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统里之外，还必须“通过邮寄、发送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

只有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通过邮寄、发送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在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接受处罚和缴清罚款之前才能永久性地合法存在。

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通过邮寄、发送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不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必须按照《交通违法处理程序》第十九条的规定，在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到机动车驾驶人的交通违法行为信息的10日内作出交通违法行政处罚决定，然后再按照《交通违法处理程序》第二十条的规定，在三日内，“通过邮寄、发送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超过《交通违法处理程序》第十九条和第二十条规定加起来的13天时限，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就无效了。将这13天的时限应用到第一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上就是，如果第一被上诉人在2016年12月22日前不将其对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通过邮寄或发送手机短信或电子邮件告知上诉人，第一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就变得无效了。

如果说《交通违法处理程序》第十九条和第二十条规定加起来的这13天时限还不是法律规定的时限，那《交安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三条和第二十四条规定的记分周期就是法律规定的时限。《交安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机动车驾驶人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除给予行政处罚外，实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累积记分(以下简称记分)制度，记分周期为12个月”;同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在一个记分周期内记分未达到12分，所处罚款已经缴纳的，记分予以清除;记分虽未达到12分，但尚有罚款未缴纳的，记分转入下一记分周期”。《交安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得很清楚，那就是，在一个机动车驾驶人的记分周期结束的时候，如果他的交通违规记分未达到12分，而他又缴清了被处罚的罚款(其前提必定是他被告知了交通违法事实和应缴纳的罚款数额)，那么他的记分就要被清零;但如果他被告知了交通违法事实和所应缴纳的罚款数额，而他又没有在记分周期结束的时候缴清所应缴纳的罚款，那么他应缴纳的罚款数额和被记的记分都要转入到他的下一个记分周期。由此可见，一个机动车驾驶人的记分周期就是他(或她)的交通违章处罚周期;一个机动车驾驶人的记分周期的结束日就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告知该机动车驾驶人交通违法记录和应缴纳罚款的法律上的极限时限日。超过这个法定的时限，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必须作废。把这个法定的处罚时限应用到第一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就是，由于第一被上诉人没有在上诉人的记分周期截止日即2016年12月25日以前或当日将其在2016年12月19日以前作出的对上诉人的行政处罚决定告知上诉人，因此，第一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作废。

第一被上诉人和第二被上诉人在第一被上诉人的行政处罚决定已经作废、已经失去法律效力的情况下坚持保留和维持它显然是滥用执法权的违法行为。

从上诉人以上对《交通违法处理程序》第二十条的内容所作的中肯且透彻的分析可以看出，吴勇胜审判员对《交通违法处理程序》第二十条规定的内容的解读是完全错误的，甚至可以说是别有用心的。既然如此，交通违法处理程序》第二十条的规定不能成为吴勇胜审判员认定第一被上诉人超处罚时限保留和维持其对上诉人的行政处罚决定在程序上合法的依据。

吴勇胜审判员在《行政判决书》的第7页所引用的《交通违法处理程序》第四十二条规定显然不适用于第一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情形，因为《交通违法处理程序》第四十二条规定的程序是对交通违法行为人的交通违法行为的现场处罚程序，而窗口交警打印第一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早已作出的处罚决定并不是在交通违法现场执法，时间相隔两个月。要想使窗口交警于2017年2月17日打印第一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早已作出的处罚决定合法，第一被上诉人就必须在2016年12月22日以前或最晚在2016年12月26日之前 “通过邮寄、发送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等方式”告知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第一被上诉人玩忽职守，没有在法定的时限内这样做。因此，被窗口交警于2017年2月17日打印出的第一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早已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是违法的。

吴勇胜审判员在《行政判决书》的第7页所引用的《交通违法处理程序》第四十九条规定也不适用于第一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情形，因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按照一般程序处理的交通违法行为是比较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而上诉人在没有影响交通安全的情况下驾车逾压交通路口白实线属于轻微的交通违法行为。

吴勇胜审判员在《行政判决书》的第7页所引用的《交通违法处理程序》第五十条规定同样不适用于第一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情形，因为第一被上诉人玩忽职守，没有在法定的时限内告知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因而上诉人不存在不及时“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受处理”的问题。

综上所述，《交通违法处理程序》中的任何一条规定都没有为吴勇胜审判员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提供依据。

严格地说，《交通违法处理程序》并不是法律，不能成为法院引以判案的法律依据。如果《交通违法处理程序》中有任何与《交安法》、《行政处罚法》和《交安法实施条例》不相符或不一致的内容，这些内容，根据《行诉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都必须被纠正。

吴勇胜审判员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的驳回完全违背了《交安法》第八十七条第一款、《行政处罚法》第三条第二款、第三十一条、第四十一条和《交安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九十九条的规定。

因此，上诉人请求市中院根据《行诉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的规定，判令吴勇胜审判员作出的《行政判决书》认定事实错误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因而被撤消。

根据上诉人以上陈述的上诉理由，上诉人请求市中院：依法改判第一被上诉人的420xx0-144885162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因而被撤消;依法改判第二被上诉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武公交复决字[2017]033号)违法，因而被撤消。

此致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

周XX

2017年5月17日

行政上诉状案例 篇4

被上诉人：xxxx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以下简称车管所)

负责人：郑xx 所长

案由：行政处罚及行政赔偿纠纷

上诉请求：

1、请求上级人民法院依法撤销xx市兴庆区人民法院xxx年三月十九日作出的(xxx)兴初字第10号行政判决书中的全部判决内容 ;

2、请求上级人民法院依法改判：①撤销被上诉人车管所违法注销原告依法取得的汽车驾驶证的具体行政行为;②判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赔偿因被上诉人车管所违法注销上诉人驾驶证而给上诉人造成的经济损失40640元;

3、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

上诉理由：

一、一审认为上诉人两次使用谭xx姓名办理驾照，“其过错责任在原告”的判决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一审在本院认为部分论述：“原告在初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时，在明知其母亲将其姓名错误登记为其哥哥谭xx的姓名时，未及时更改，仍然以错误登记的其兄谭xx的姓名向被告申领了机动车驾驶证，并且长期使用。在换发新的机动车驾驶证时，仍然未予更改姓名，造成车管机关核发了原告兄弟二人同名即‘谭xx’的两本机动车驾驶证，其过错责任在原告。”对此观点，上诉人不能苟同。上诉人认为，使用姓名是公民的权利，公民可以起这样的名字，也可起那样的名字。可以认同他人为自己起的名字，也可以不认同他人为自己起的名字而申请变更为自己认可的名字。本案上诉人“在明知其母亲将其姓名错误登记为其哥哥谭xx的姓名时，未及时更改”,“长期使用”。并没有错，这只能说明上诉人对谭xx这一姓名的认可，愿意和其哥同名，因为上诉人这样使用名字没有侵犯他人的姓名权，更没有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而是自己行使私权的表现。所以，并不违法，也不违犯社会公德，因为，上诉人虽与自己的哥哥起了相同的名字，但是公安机关为上诉人编制设定的身份证号码是不一致的，这是极易区分界定两个相同姓名民事主体的法定标准。

“在换发新的机动车驾驶证时，仍然未予更改姓名，造成车管机关核发了原告兄弟二人同名即“谭xx”的两本机动车驾驶证，其过错责任在原告”.这也不能认为上诉人错了。只能说明上诉人认同了继续延用谭xx姓名这一客观事实。

二、一审混淆了事实，导致论理错误。

一审在本院认为部分的第二个论点是，上诉人申请变更驾照姓名时出据的身份证明与公安厅记载的名称不一致，被上诉人撤销驾照的行为是合法的。对此，上诉人认为，一审混淆了两个不同的法律事实。区公安厅警务平台“公安综合查询系统”中记载的上诉人的曾用名叫“xxx”是一个法律事实，上诉人在变更驾照姓名时向被上诉人出据的身份证明证实上诉人曾用名叫“谭xx”又是一个法律事实。两个法律事实是不同的法律事实，都是客观存在的两个事实，“xxx”“谭xx”这两个姓名上诉人都使用过，都是上诉人的曾用名。一审将两个事实认定为一个事实，就是认为上诉人的曾用名是“xxx”而不是 “谭xx”，xx县公安机关出具的谭xx为曾用名的证明是假的，所以，被上诉人撤销上诉人的.驾照是合法的。上诉人认为：一审仅仅因为xx公安机关出具的上诉人的曾用名是谭xx的证明与“公安综合查询系统”中记载的曾用名为“xxx”的名字不一致，就认为被上诉人对上诉人驾照的注销行为是合法的，没有法律依据。审查一个具体行政行为要先看这个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程序合不合法，然后，要审查这个具体行政行为的实体即注销行为有没有法定的注销情形，如果有了注销的法定情形且注销行为程序合法，这个具体行政行为才算是合法的。本案中，被上诉人注销上诉人驾照的具体行政行为程序上违法(没有在作出行政处罚之前告知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和上诉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实体上没有法律依据，这个具体行政行为怎么是合法的呢?仅仅因为两个曾用名证明材料不是同一个曾用名，由被上诉人注销上诉人的驾照，就认为注销行为是合法的，上诉人认为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三、一审认为：上诉人申请变更驾照的姓名是合法的，“也应当首先注销向原告核发的姓名为谭xx的机动车驾驶证”是不对的。

如果说上诉人变更姓名的请求是合法的，就不应当注销，而应当变更姓名就行了，根本不需要注销驾照，要说注销的话，只能注销驾照上的名字。

综上所述，一审认定被上诉人对上诉人驾照的注销行为合法而维持被上诉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故特提起上诉，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撤销被上诉人的具体行政行为并赔偿上诉人的经济损失。

致

xx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谭xx

行政赔偿上诉状案例 篇5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陈永，局长，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36号。

上诉请求：撤销(xxx5)海行初字第33号《行政赔偿裁定书》。发回海淀区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本案。

事实与理由：上诉人为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京工商行赔不字[xxx4]03号《不予行政赔偿通知书》中的不法决定，不服xxx5年2月11日,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的(xxx5)海行初字第33号《行政赔偿裁定书》：在对法痞:孙建提出控告的同时,提出上诉如下：

一、该一审《行政赔偿裁定书》第一页认定上诉人，住历山育才新村8号，这是错误的。这是“公安体制的个人身份信息有错误所造成的后果之一”。又认定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杨艺文，也是错误的。 因为早已变成了陈永的。这又是谁不与原审法院衔接所造成的错误呢?又认定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徐晴，又是错误的。因为徐晴是一个涉嫌渎职侵权犯罪的，受刑事控告案件的当事人。见另行的控告文。这是强烈要求移送，和应当迅速依法追究其双开等行政、刑事责任的当事人。即原裁定连当事人的身份，也未查明、就下裁定，这是涉嫌枉法裁判犯罪的。这也是与上诉人有关的许多行政、民事虚假诉讼犯罪行为的继续、持续的。即人民法院的办案均是不讲真实、合法的乱办案的。这种办案的法官是比土匪更可恶的法痞。这种“人民”法院就是亡党、亡国先兆的“汉奸、伪”法院。特请求二审坚决予发回重审，以纠正之。

二、该一审《行政赔偿裁定书》第一页倒数第二段又认定：xxx3年10月14日，被上诉人作出复议决定：认为上诉人不符合受理条件，且已有朝阳工商分局履行了相关法定职责。驳回上诉人的复议申请。

上诉人主张：这是海淀区“法匪、伪”法院系列涉嫌枉法裁判犯罪案件纵容的违法行政、涉嫌犯罪的情节之一。因为朝阳工商分局与本行政赔偿案件相关的行为、不查超范围经营的行为，已被一、二审行政判决要求履行查处的法定职责，而且，自xxx4年9月19日以来，朝阳工商分局又已在立案、重新办理之中的了。(上诉人可以提供新证据证明的。)。那么，被上诉人原纵容的不支持朝阳工商分局履行上诉人投诉的查处某企业超范围经营行为的“复议决定”。是怎么一回事?该负种法律责任呢?请求二审予以查清，并追究相应的责任。包括承担本案的国家(行政)赔偿的责任。即被上诉人的复议行为，也已是被纠正错误了的。即已被自然确认为违法了的，即被自然撤销了的。

三、原一审《行政赔偿裁定书》又认定：上诉人诉称：生效行政判决书自然撤销了被上诉人与本案相关的不予支持部分。从不予支持到被撤销时止的，被加重的损失，就是本案诉请被上诉人赔偿的内容。如， 11个月期间的食宿、房租费 10450元，时间损失费每月5793元的五倍338615元等，共计363865元。本院认为：上诉人提起的本行政赔偿之诉，所主张的行政违法行为尚未被行政机关或者人民法院确认为违法。是不符合起诉条件的。

上诉人主张：另案生效的1142号《行政判决书》，的确是撤销了本案对应的被上诉人的复议行为的，即对应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并已有朝阳工商分局在重新办理中的。这是符合起诉条件的。

特提出上述上诉请求。

此致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张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