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的现实意义

供给侧改革的现实意义

供给侧改革的现实意义 篇1

【摘 要】煤炭行业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产能过剩。对国有煤炭企业来说，当务之急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并寻求改革的现实路径，找到一条走出困境、断臂求生之路。

【关键词】国有煤炭企业；结构性改革；现实路径

2月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提出3-5年内退出煤炭产能5亿吨。从中央的要求和国务院的部署来看，煤炭行业的供给侧改革已经进入“攻山头”阶段。国有煤炭企业一直是煤炭行业发展的主力军，去产能的任务更加艰巨。

一、准确把握煤炭行业发展的趋势变化

目前，我国煤炭行业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结构性产能过剩。具体表现在：

从需求看，随着环境约束的刚性一再增强，钢铁、火电、水泥等传统用煤大户都在进行新一轮的锅炉节能改造，以降低粉尘排放和环境污染，加上农村地区散煤质量要求的提高，对用煤也会产生影响。

从结构上看，目前，我国煤炭行业整体生产力水平偏低，生产的煤炭产品大多是中低端产品，产业链条短，效率低。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煤炭行业产能过剩仍超过10亿吨。从企业结构来看，截至2014年底，全国煤矿数量1.1万处，平均单井生产能力只有30万吨左右，前4家大型煤炭企业的产量比重仅有25%。煤炭企业数量多，产业的集中度低，无效供给、低端供给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

从发展趋势上看，我国已经公布了碳排放的“天花板”，大力倡导国家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煤炭作为“碳”排放的大户，在未来发展中，需求必然呈现整体性下降趋势。

因此，国有煤炭企业的发展，不能再以追求增产或稳产为目的，必须坚决贯彻政策，积极执行结构性改革相关措施，下决心做好结构性改革这篇大文章。

二、找准供给侧改革的突破口

在这次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中，国有煤炭企业要想站稳脚跟，必须找准供给侧改革的突破口。

1.加快煤炭深加工步伐。学者研究认为，到2030年，全球约72%的发电将使用洁净煤技术，含硫量高、挥发分高等大路货煤炭，日益失去市场需求。加快清洁煤等煤炭新技术转化，开展煤炭深加工，尽快掌握从煤炭中提取的合成气体、液体和氢等关键技术，是国有煤炭企业抢占煤炭市场制高点的重要途径。

2.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根据资料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公布的数据，目前全国9万吨以下的煤矿有5400多个，产量不到20%，安全事故占70%以上。在全行业不景气的情况下，煤炭行业去产能，首先就要用市场的办法，加快小煤矿关闭退出，释放它们所占有的市场空间和资源空间。

3.加快企业结构性重组。改变国有企业单一的所有制形式，加快民营资本入股参与，用混合制改造提升国有企业，建立规范的现代公司法人制度结构下的大型企业集团，以资产为纽带，推进煤炭企业兼并重组。同时，改变过去以行政手段“拉郎配”的做法，发挥市场在配置煤炭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为落后煤炭企业退出提供公开、透明的交易平台，加速煤炭生产要素向优质煤炭企业集中。

三、处理好改革中的关键问题

每一次改革，都是利益的调整。在新一轮煤炭企业改革中，作为国有煤炭企业，必须处理好几个关键问题：

1.消化利用好国家政策。国有煤炭企业，要根据自身实际，明确自己在改革中的定位，认真消化国家的政策，积极争取中央和地方有关专项奖补资金、人员分流安置等优惠政策，把政策落到实处，减轻改革带来的阵痛。同时，用好金融机构呆账核销和抵债资产处置，不良资产转让等政策，优化自身资产配置，增强企业自身活力。

2.妥善安置分流职工。在新一轮国有煤炭企业改革中，不能再采取过去那种把下岗人员推向社会的老办法，必须以“内部消化”为主，采取灵活工时、培训转岗等方式挖掘内部潜力。企业可以在项目、场地、设备、资金等方面给予支持，鼓励职工自主创业就业。对企业确需与职工解除劳动关系的，应依法支付经济补偿，偿还拖欠的工资、补缴社会保险费，并做好社保关系转移接续等工作。

3.切实解决好国有煤炭企业负担过重的问题。一是解决税费负担过重的问题。要结合财税体制改革，降低煤炭企业增值税税率，允许煤炭生产相关的进项税额，降低企业税负，全面取消行政性事业收费，防止乱摊派。二是解决好国有煤炭企业负债高企的问题。2015年前10个月，国有煤炭企业整体由去年盈利300亿元转为亏损223亿元，煤炭行业平均资产负债率已达67.7%。在新一轮改革中，用好金融机构呆账核销和抵债资产处置政策，显得格外重要。三是处理好老矿区、老企业的历史遗留问题。特别是国有重点煤炭企业离退休人员医疗保障及社会化管理问题，应加快离退休人员医疗保障的社会化统筹，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国有煤炭企业处在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时期，只有看清形势，把握趋势，下决心去产能、去库存，找准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突破口，妥善解决好改革阵痛，才能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才能实现新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2016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人民日报.（2015.12.24）。

[2]国务院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新华网.（2016.2.6）。

供给侧改革的现实意义 篇2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经济,辽宁

2015年11月10日,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 国家主席习近平着重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 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首次将“供给侧改革”确立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对于辽宁省来说, 供给侧改革也是一个新事物, 它也代表了辽宁省崭新的调控政策。辽宁省经济发展正处于一个重要时期,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为辽宁经济发展提供了方向和契机。在辽宁省经济发展面临困难的时候, 供给侧改革对于辽宁省经济的发展意义重大。

一、辽宁经济发展总体态势

回眸近四十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历程, 经济发展即使出现了周期性的波动, 总体还是以年均9.70%的高速度增长, 所取得成绩还是令人欣慰的。伴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风波, 中国经济增长没有出现持续下滑。由于大量的需求刺激, 经济发展趋势曾出现一个短暂的回升, 但2010年第一季度便开始进入持续下行通道, 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和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增速下滑持续时间之久是改革开放以来从未有的。

辽宁省经济增长走势与全国大体趋同, 2011年至2015年呈现逐渐下滑趋势。辽宁作为全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 积极响应东北振兴战略, 实施支持、推动东北地区发展的针对性措施。近10年来, 辽宁省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结构调整进行的井然有序, 国有企业焕发活力, 城乡面貌开始改变, 群众的需求逐渐得到满足。十年的努力取得了丰硕成果, 为全面振兴辽宁东北老工业基地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基础。如今, 面对供给侧改革政策所带来的新困难和新挑战又摆在了辽宁经济发展的道路上。

二、辽宁经济供给侧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

1. 产业结构不合理

表现在工业增加值降低, 产业结构升级缓慢。从2015年至今, 辽宁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呈现负增, 固定资产投资也持续减少, 税收下降幅度明显, 地方政府到期债务数量庞大, 倍感债务压力, 辽宁省经济形势难以掌控。辽宁省经济发展重视重工业, 重工业行业集中体现了产能过剩。以钢铁产业为例, 近年来钢铁国际市场价格持续走低, 辽宁省钢铁产量却不断提高 (见下表) 。虽2015年实现降产, 可是辽宁省以重工业带动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依旧表现为大型国企处境困难, 盈利微薄, 所以目前辽宁省去产能、弥补创新短板、进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势在必行。

2. 投资边际效益降低

利率水平和投资的边际效益对投资需求有着决定性的作用。2015年, 由辽宁省政府和社会资本进行的合作项目, 投资针对的依然是基础设施领域, 这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目前辽宁经济发展的需求动力, 但也给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 比如:政府持续扩大的投资规模会导致投资边际效益下降, 很难避免重复建设, 从而削弱投资的实用性和经济性等等。

3. 传统工业日渐式微

辽宁省是唯一处于中等水平, 与工业强省的地位不匹配的省份。辽宁省是最重要的工业省之一, 是东北重工业基地的典型代表, 其工业和重工业特征十分明显。但是在改革开放后, 特别是在20世纪末, 国家发展重点布局在东部沿海城市以来, 辽宁省工业发展相对滞后, 其工业强省的地位一度动摇。此外, 伴随着计算机、互联网等“新技术革命”到来, 大量新兴工业部门逐渐涌现, 打破了传统的工业生产方式。辽宁省传统工业的生产方式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步伐, 再加上土地资源紧张、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 使得新兴企业避而远之。

4. 对外开放水平低

辽宁省作为沿海工业大省, 与日本、韩国相邻, 是整个东北地区对外发展的窗口, 产业特征和区位优势明显。但在长期发展演化的过程中, 辽宁经济的外向程度不高。辽宁省外贸依存度长期低于全国外贸依存度水平, 自2003年以来呈持续下滑趋势, 2013年已下降到26.14%。近年来, 辽宁省出口和进口的GDP占比整体呈下降趋势。

5. 体制积弊阻碍市场活力有待释放

辽宁老工业基地是我国进入计划经济体制最早、退出最晚、执行最彻底的省份, 曾为共和国的工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做出过巨大贡献。但在当前的经济转型发展、增速换挡、结构调整时期, 其体制机制弊端集中显现出来。资本形成总额对辽宁省经济增长贡献率仍最高, 拉动也最大, 消费在近年来逐渐下降, 而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的贡献则长期为负。辽宁省当前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政府投资拉动, 消费基本保持稳定, 体现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则没有实现对经济的有效拉动, 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明显不足。

6. 高技能人才稀缺

根据统计, 目前辽宁省技术工人约为419万多名, 其中高级技工约18.8%, 技师以上约3.27%, 这一比例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 但是与发达国家的比例却有较大差距。同时, 一直以来, 受传统观念束缚和社会认知偏差的影响, 在生产一线工作的技术工人不但不被人们所重视甚至受到大家的鄙视。因此, 只有那些实在考不上学的孩子才迫不得已选择上技工学校, 这导致技术工人学历水平明显较低, 从事复杂工种的能力较差, 容易被市场淘汰, 另一方面也影响到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

三、辽宁经济供给侧改革的可行对策

1. 以国企改制为推手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目前, 辽宁省经济形势不利, 势必要牢牢抓住振兴东北战略这个机遇, 积极响应供给侧改革的政策, 加快推进辽宁传统优势产业升级, 积极培育新兴产业。辽宁积极发挥混合所有制的作用, 放宽对民营资本在股权比例方面的限制, 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国企改革, 从而充分发挥民营企业经营机制灵活、资金利用效率高的优势, 充分发掘国企的发展潜力, 将优化国有经济结构作为改革的关键, 积极倡导国有资本逐渐向支柱行业和新兴行业过渡。

2. 以有效投资促精准发力

加快组建一批大型企业集团, 主动吸纳中央企业的战略投资和民营资本, 推进辽宁省级企业股权投资的多元参与。将投资更多的围绕市场需求精准发力, 在供给侧优化上大做文章, 改变投资结构, 把投资的重点转移到辽宁优势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上来。

3. 申请成立自由贸易区

申请建设自由贸易园区, 以上海自由贸易区建设中的成熟体制机制为鉴。辽宁省应从国家战略需要的高度, 主动申请建设自由贸易园区, 力争建设世界先进水平装备制造业基地、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以发展东北地区对外开放高地和提升东北地区开放型经济水平为目标做好辽宁自贸园区的申请建设工作, 积极推动大连保税区等升级为辽宁自贸区, 将辽宁省塑造成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的新高地。

4. 加强跨国区域经济合作

在对外投资上, 要积极参与国家“一带一路”建设, 利用国家政策, 鼓励企业推进对外投资, 将过剩产能产业进行转移, 积极参与到国际市场, 在资源、产业和科技等领域加强与俄罗斯、乌克兰等国的经济合作。

5. 构建辽宁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体制机制、产业结构等问题是阻碍辽宁经济发展的根本。通过深化改革, 妥善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完善政府职能, 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同时, 吸收国际经验, 按照国际惯例做事, 规范市场秩序, 实行统一的市场制度, 协调贸易、投资和技术创新的共同发展。大力推进深化改革和体制创新, 使得市场体系逐渐完善、焕发活力, 为辽宁省经济的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6. 积极推进辽宁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

想培养出高素质、应用型人才需要从高校入手, 进行高校供给侧改革。积极鼓励、引导部分高校进行改革。率先转变培养理论型人才的理念, 植入培养技术型人才来的意识。只有这样, 教育才能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高等院校要明确转型目的和关键。调整专业设置, 增加工科专业, 减少文科专业, 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中心。通过试点改革, 典型示范的作用来大力推进辽宁高等教育转型, 培养实用型人才才是关键。

参考文献

[1]郑京平.对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几点认识[J].开放导报, 2016.04.

[2]韩红莲, 张红程.河北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和方向[J].开放导报, 2016.02.

[3]肖林, 钱智.新供给经济学实践:上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和举措[J].科学发展, 2016.04.

供给侧改革的现实意义 篇3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依据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依据

供给侧改革的相关理论与经济学历史一样源远流长，绝非始于供给学派，只不过供给学派提出了较鲜明的供给管理政策而已。从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来看，供给管理政策而非需求管理政策在历史上居于主导地位。古典经济学大师斯密全面系统地抨击了重商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强调劳动和资本等“供给侧”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强调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关键作用，强调政府只能发挥“守夜人”的作用。

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后，凯恩斯全面批判了萨伊思想，认为经济危机是由“三大心理规律”导致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自由竞争市场不能自动实现充分就业，必须通过政府干预，实行需求政策，才能消除失业和经济危机。罗斯福治理经济大萧条的主要措施就是实行以需求管理为核心的“新政”，但20世纪70年代初的“滞胀”宣告了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的失灵。于是，反对政府干预、强调供给管理政策的供给学派等相关理论开始兴起。战后美国等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其说是由凯恩斯需求政策所带来的，不如说是由于凯恩斯政策“阴差阳错”带来的实际供给效应以及技术创新机制所带来的。因此，供给学派主张“四减四促”，其中“四减”是指减税、减管制、减垄断、减货币发行或控制通胀，旨在调动积极性，促进生产供给；“四促”是指促进私有化、促进市场竞争、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促进技术创新和智力资本投资。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的现实依据

1、从增长来看，过去世界经济处于较快增长期，2000年到2008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4.3%，世界经济较快增长可以很大程度带动我国的经济增长。过去全球市场一定程度上是靠一些发达国家的高债务来支撑的，这使得我国建立起了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方式。然而，如今发达国家纷纷去债务化，靠债务支撑的世界市场缩窄，我国的产能一部分变成了过剩产能，出口对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

2、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面临一系列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表象上是速度问题，根子上看是结构问题。抓住供给侧做文章，是中国经济进入发展新阶段的必然选择。”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飞速发展，中国不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进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然而，新的问题随之而来，在长期形成的粗放式发展惯性作用下，一些重化工行业和一般制造业形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不仅加大了经济下行压力，而且成为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的重负。经济仍在下行，工业品的价格在持续下跌，企业效益下滑，这些问题显然已经很难再用需求不足来解释，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投资的效果开始递减。

3、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史证明，在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时候，恰恰是产业结构变化最剧烈的时候。中国进入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国家后，需求增长总体比较平稳但出现了新升级，产业结构要跟上来，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要加快发展，而产能严重过剩行业要加快出清，这样才能形成新的核心竞争力。不仅如此，过去世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分工从产业分工走向了提供需求、提供供给、提供资源之间这种大分工，部分国家成了净消费国，部分国家成了净生产国。我国当时靠劳动力低成本这样一些比较优势，成就了中国制造，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现在国际分工正在面临新的洗牌，一个是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酝酿、正在加快。二是发达国家在推进再工业化。三是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在加快自身的工业化。

4、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相当突出，问题方方面面，但核心是体制机制问题，要着力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矛盾。中国服务业发展之所以相对滞后，根本原因在于，长期以来税收、土地、资源价格等相关机制都是注重鼓励工业发展的，服务业发展的成本较高，而且金融、养老、医疗、教育等服务业发展还面临市场准入方面的障碍，存在玻璃门、弹簧门。下一步要通过放开市场准入、减轻税负等结构性改革措施，鼓励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大发展。

5、经济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投资出口占比太大，消费占比太小”的时代正在远去，而“供给跟不上需求”正凸显经济增长的重要障碍。“供需不匹配”，是理解“供给侧改革”最基本的背景。消化过剩产能提速。当前多个行业、多个地区的产能过剩正引起各方的担忧，可能引发通缩、失业、经济动力不足等一系列风险。

供给侧改革 篇4

为什么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需求结构已发生明显变化。一是“住”“行”主导的需求结构发生阶段性变化。二是需求结构加快转型升级。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居民对产品品质、质量和性能的要求明显提高，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需求与日俱增。三是服务需求在消费需求中的占比明显提高。随着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居民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和人口老龄化加快，旅游、养老、教育、医疗等服务需求快速增长。四是产业价值链提升对研发、设计、标准、供应链管理、营销网络、物流配送等生产性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

供给侧明显不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一是无效和低端供给过多。一些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产能利用率偏低。二是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足。供给侧调整明显滞后于需求结构升级，居民对高品质商品和服务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出现到境外大量采购日常用品的现象，造成国内消费需求外流。三是体制机制束缚了供给结构调整。受传统体制机制约束等影响，供给侧调整表现出明显的黏性和迟滞，生产要素难以从无效需求领域向有效需求领域、从低端领域向中高端领域配置，新产品和新服务的供给潜力没有得到释放。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供需结构再平衡的内在要求。供需结构错配是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主要表现为过剩产能处置缓慢，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供给侧结构调整受到体制机制制约。需求管理政策重在解决总量问题，注重短期调控，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供需结构性矛盾，也难以从根本上扭转经济潜在产出水平下行趋势。当前，只有加快出清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推进资产重组，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建立有利于供给侧结构调整的体制机制，才能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增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生动力。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国际背景

全球低增长困境的症结在于结构性改革迟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经济体都采取了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政策，通过直接购买资产和债券、降低利率甚至实行零利率或负利率等方式，大规模增加市场流动性，提振市场信心。但从实际效果看，全球经济复苏迟缓，市场需求持续低迷，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回落，主要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可见，单一的需求刺激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需求管理的短期政策虽在抵御危机冲击上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中长期结构性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增强经济增长动力还需要推进结构性改革。

国际分工格局重构对结构性改革提出紧迫要求。过去一个时期，欧美国家是主要的产成品消费市场，东亚国家是主要的生产基地，中东、拉美、非洲等地区是主要的能源原材料输出地。国际金融危机后，这种“大三角”分工格局悄然发生变化。欧美国家信贷消费模式难以持续，转向推进再工业化战略，一些高端制造业出现回流；能源原材料生产国迫于新能源技术快速发展的压力，着力延伸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人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凭借劳动力低成本优势，抢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市场。全球分工格局加快调整，跨境资本重新配置，各主要经济体都力求通过结构性调整提升分工位势，争取更有利的分工地位。

加快结构性改革是打造我国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凭借低成本优势和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我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但也要看到，随着我国要素成本逐步提高，传统比较优势逐步减弱，而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面临“前有围堵、后有追兵”的双重挤压态势。这就要求我国从供给侧发力，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培育建立在新比较优势基础上的竞争优势。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突出问题导向

着力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产能过剩、库存过大是无效和低端供给的集中表现。2015年底，我国钢铁产能利用率已降至70%左右，煤炭产能利用率还要更低一些，产能过剩问题十分突出；商品房待售面积达7.2亿平方米，创下历史新高，尤其是三四线城市库存压力很大。过剩产能和积压的库存沉淀了大量的厂房、土地、设备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使得要素无法从过剩领域流到有市场需求的领域、从低效率领域流到高效率领域，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去产能、去库存是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根本举措。

着力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足是导致国内消费外流、消费潜力难以释放等问题的主要原因。2015年我国居民出境超过1.2亿人次，境外消费达到1.5万亿元人民币，其中至少一半用于购物，而且购买的商品层次呈下移态势，从以往的高档奢侈品转向性价比高的日用消费品。这反映了我国供给体系和产品品质明显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不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要求。必须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升有效供给能力。

着力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当前，行业准入限制阻碍了生产要素在行业间和行业内的自由流动；“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增大了民营企业进入障碍；金融市场不完善，降低了资金配置效率；市场诚信体系不健全、消费者权益得不到充分保护，致使消费者“用脚投票”，转向境外消费市场；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抑制了企业技术创新潜力的释放。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打通要素流动和再配置的通道，使生产要素从无效需求流向有效需求领域、从低端领域流向中高端领域，进而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要做好需求管理

供给和需求是宏观经济管理的两个方面。供给和需求是对立统一的，保持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动态平衡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供需不平衡、不协调、不匹配，会导致资源错配和结构扭曲，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意味着放弃需求管理。需求管理重在短期调控，重在引导市场预期。在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定、国内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的背景下，做好需求管理可以改善市场预期，增强人们对经济的信心，避免经济下行与市场悲观预期形成相互循环的放大效应。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离不开需求管理的配合。充分发挥需求管理的“稳定器”作用，可以避免经济增速短期快速下行激化各种矛盾和潜在风险，避免增大改革的难度和成本。当前，要把握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间窗口，根据改革的总体部署、时序安排和推进节奏，拿捏好需求管理的尺度，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为改革有序推进创造条件。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能发挥提振需求的作用。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最终落脚点是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比如，房地产“去库存”政策中的保障房货币化，在棚户区改造中以货币化形式鼓励搬迁住户购买存量房以及降低商品房首付比例等，在去库存的同时将拉动装修和家电等相关消费。“补短板”可以通过对贫困地区和农村地区增加投入、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来带动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可以通过产品和服务创新提高产品品质和质量，吸引和创造更多的国内外需求。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

从化解当前突出矛盾入手。当前的产能过剩矛盾十分突出，部分行业出现周期性过剩和绝对性过剩的相互叠加，产品供给远大于需求，使得工业品价格持续回落，企业利润大幅下降，企业亏损面不断扩大。与此同时，三四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商品房库存规模偏大的问题尤为突出，需要较长的消化周期。通过“去产能”，逐步化解工业领域的过剩产能，促进企业优胜劣汰，有利于工业品价格合理回归，扭转企业整体利润下滑的局面。通过“去库存”，减少资金无效占用，降低债务违约风险，保持房地产市场稳定，可以发挥房地产业体量大、关联度高、带动力强的作用，避免经济运行出现大的波动。

着力防范和化解风险。当前，我国企业的债务水平相对较高，特别是重化工和房地产领域债务高企，资金链紧张，违约风险上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可以通过处置“僵尸企业”和不良债务，加快资产重组，提高资产收益率，改善资产质量，避免潜在风险的积累；另一方面可以通过“降成本”，减轻企业负担，改善企业财务状况和偿债能力，降低银行贷款不良率上升的压力，引导资金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增强实体企业的活力，提高国民经济整体效益。

重塑中长期增长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要做好“减法”，还要做好“加法”“乘法”和“除法”。做加法，就是要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智能制造和机器人等新兴产业，使新增长点汇聚成强大的增长动力。做乘法，就是要转向创新驱动，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机制，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做除法，就是要提高单位要素投入的产出率，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加强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劳动者技能和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能源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引入市场化交易机制，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增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能力。

教育供给侧改革 篇5

供给侧改革旨在优化教育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但是，当前的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育，仍存在两个较为突出的问题。一是优质教育供给不足。近年来，择校热问题较为突出，一个典型例子就是高价学区房在各个城市渐次出现。在基础教育普及之后，公众对教育的供给显然有了更高要求。二是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201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共1294.73万人，农村留守儿童共2075.42万人。他们的教育问题，既不容忽视，解决难度也较大。

其实，上述两个问题都可以归结到当前中小学教育的供给机制上。笔者以为，这就需要改革教育供给机制，而这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提出的“供给侧改革”也是相呼应的。通过市场竞争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这是市场经济的铁律。在笔者看来，竞争理论同样也适用于教育这一公共服务领域。在这一过程中，坚持教育对外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深化教育与社会的联系，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尤为关键。

降低准入门槛，以开放的姿态引入各方资源投入办学。尽管保障和发展义务教育是政府的责任，但是由政府提供义务教育经费，并不意味着必须由政府直接来办学校。换句话说，政府主导的义务教育也可以由多种方式来实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学生和家长的需求是多样化的，而主动对社会开放，允许不同类型的教育机构存在，也有利于形成良性竞争机制。如，近年来，民办教育有了较大发展，但仍有一些不尽合理的机制束缚着民办教育的发展。一是对现有民办学校的限制，比如像公办学校一样对民办学校的生源进行划片，这对民办学校而言，显然是不合适的；二是对成立民办教育机构的限制，与发起设立公司相比，社会资本发起设立一家民办教育机构的难度还比较高，尤其是在用地等方面。

可以通过推行学券，促进公办学校之间展开竞争。学券制度的要害是学校拨款机制的改变。政府可以给每位适龄儿童颁发学券，学校凭借最终的入学人数——也就是学券的多少来向政府申请办学经费。在这种制度下，各个学校就更有动力提高教学水平，获得更多学生的认同。如果学生对学校不满意，可以转入其他学校。在这种机制下，学生有了选择权，学校失去了垄断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学校之间对学券的竞争，会在整体上推动教育水平的提升。

此外，可以通过教育集团化推进基础教育资源均等化。在现有的体系中，优秀的教育机构很难跨区域提供服务——既无法跨区域招收学生，也很难跨区域开设分支机构。假如现在基础教育领域可以像教育培训机构那样，通过“连锁经营”实现跨地域经营，那么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尽管目前很多城市已经在推进教育集团化，但并不普遍。需要指出的是，集团化不是很多人说的优质教育资源的稀释，而是通过优质校管理水平的提升，让更多学生享受到优质教育。

人民对市场经济的满意，来自于市场竞争给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自由，相信教育供给侧改革也将给受教育者更多、更好的选择。如果能深入推进教育供给侧改革，相信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满意程度会有很大改善。（傅蔚冈，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执行院长）

“双创”人才培养的供给侧改革 篇6

创新创业教育的实质是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这要求高等教育转变和拓展人才培养模式，在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培养、能力提升和成果孵化三方面实现协同与融通。

1.我国高等教育存在四个“脱节”

继2015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后，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要充分释放全社会创业创新潜能，发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互联网+”集众智、汇众力的乘数效应。打造众创、众包、众扶、众筹平台，构建大中小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创客多方协同的新型创业创新机制。

建设一批“双创”示范基地，培育创业服务业，发展天使、创业、产业等投资。“十三五”规划中提出，要深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融入发展各领域各环节，鼓励各类主体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打造发展新引擎，建设创业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全面推进众创、众包、众扶、众筹。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也是创新活动中最为活跃、最为积极的因素。从这一角度出发，“双创”能否成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关键在于能否培养出既具备科学知识、技术技能，又有创新精神、创业能力的双创人才。

作为人才第一资源、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和创新第一驱动力的重要结合点，高校既是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又是高水平科学研究和高质量创新成果的重要来源，应为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发挥重要支撑引领作用。

但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在四个方面存在问题：一是大学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之间的脱节，难以承担起科技创新的重任；二是大学人才培养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之间存在脱节，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创新创业人才的需求；三是大学校内、校外之间存在脱节，难以快速承担起服务社会的责任；四是大学里教师与学生之间存在脱节，学生难以融入教师科研实验之中，所学知识难以转化为生产力。

因此，在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背景下，高校推进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着力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不仅是对这“四个脱节”的积极回应，而且更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增强人才有效供给的重要举措；不仅是中国高校重要的历史使命和战略任务，而且更是高等院校对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主动担当。

2.“双创”教育体系需要三方面协同融通

创新创业教育的实质是面向全体学生培养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这就要求高等教育必须转变和拓展人才培养模式，为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因此，双创教育体系应该包括三个方面：创新创业意识培养、能力提升和成果孵化，这三方面需要协同与融通。

首先是创新创业的意识培养。课程是人才培养的基本要素，是制定和实施人才培养计划的核心载体，要把创新创业的意识培养渗透到课程体系中。比如南京大学以提高学生批判性思维和激发创新潜质为主线建设一系列新型课程，包括新生研讨课、高水平通识课和高年级研讨课，并重构学科平台课和专业核心课，注重课程内容与形式的创新，将创新创业的理念融入日常教学点滴之中，让每一堂课都成为创新创业教育的课堂。同时，学校还举办创新创业讲堂，通过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创业投资人士走进校园，以论坛、讲座和沙龙等不同形式，在全校范围内营造创新创业教育的良好氛围。

其次是创新创业能力的提升。这既包括科学研究和发明创造的能力，也包括意志的磨炼和企业运营的基本知识。我们应该为学生多提供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和创业实践项目，鼓励他们参加各种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和创新创业竞赛，为其中有志于创新创业的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在训练与竞赛的实践中有效提升创新创业能力。

再次是创新创业的成果孵化。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一个系统工程。科技成果只有同国家需要、人民要求、市场需求相结合，完成从科学研究、实验开发、推广应用的三级跳，才能真正实现创新价值、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那么，对于有志于创新创业的高校毕业生，我们可以依托国家大学科技园、大学生创业园等创业孵化中心，为他们提供共享服务空间、经营场地、政策指导、资金支持、专利申请、技术鉴定、咨询策划、项目顾问等多类创业服务，将创新创业成果进行转化和孵化。

3.“五四三”双创教育体系的尝试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其内外环境正发生着深刻而广泛的变化，在原有发展基础上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国家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高等院校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需要高等院校在人才培养上，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结构性改革：一是需要提升基础研究与前沿技术研究的原始创新能力，增加科技创新的有效供给；二是需要提升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水平，为国家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有效的人才供给和智力支撑；三是需要创新体制机制，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有序对接。

近年来，南京大学探索实施“五四三”双创教育体系，即创新创业课程、讲堂、训练、竞赛、成果孵化为主要内容的“五位一体”教学体系；创新、创意、创造、创业“四创融合”的成果转化、孵化平台；校校协同、校地协同、校企协同的“三个协同”体制机制。

应该说，通过几年来的实践，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比如，学校在江苏省建立的18个政产学研平台中均设有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研究生工作站，将大学生创业孵化、学生研发项目中试、应用型人才培养等纳入政产学研平台总体框架。依靠平台的牵线搭桥，与多个平台所在的地方政府签署了共建就业创业基地的合作协议。

“五四三”创新创业体系以市场为牵引，以产业需求和人才双创需求为导向，整合了校内外人才、智力、科研、平台、服务、资金等资源，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在区域内的流动与优化配置。同时，加强了融合互动与合作协同，形成了高效益双创成果，提升区域整体自主创新能力，使产业结构得以升级。另外，通过积极探索人才培养模式、校地共建模式、产业加速器模式、双创人才培训模式四大模式，汇聚了双创人才、智力等相关资源，形成双创成果，满足产业、行业、企业发展需求，满足双创人才的创新创业需求，最终形成“市场牵引、需求导向、资源整合、要素协同、产业辐射”的全链条、全要素的运行模式。

供给侧改革的现实意义 篇7

1.1 供给侧的改革背景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 我国的经济一直持续高速增长, 国民经济水平也在稳步提升。但随着我国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 人口红利的衰减和国际经济格局的深度调整等一系列因素, 我国近几年出现了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CPI持续低速发展, 企业的利润率逐步下降, 市场机制运行出现紊乱等经济状况, 依靠传统的通过扩大政府的开支, 增加一些低成本的要素投入等一系列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 已经完全行不通了, 因此, 优化市场资源配置, 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 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推动新技术、新产业的繁荣发展, 成为了我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

为了应对我国目前的经济变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上, 首次提出了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李克强总理也在“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上称“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供给侧”和“需求侧”是相对应的, 长久以来, 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就是出口、消费和投资, 这也就是需求侧, 然而需求侧仅仅决定了我国的短期经济增长率, 而供给侧包含了劳动力、土地、资本和创新四个要素, 这四个要素如果可以实现最优配置, 那么将可以决定我国的中长期经济增长率, 因此, 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就是调整经济结构, 通过改革和科技进步来提高潜在的经济增长率。

1.2 供给侧的改革内容

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就是在未来的投资过程中优化投资结构, 用增量改革来促进存量的调整, 实现产业结构的开源节流, 从而在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的基础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优化产业结构, 改造升级传统产业, 以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工艺创新为核心, 全面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 提高产品的质量以及竞争力, 最后优化消费和分配结构, 实现消费产品的不断优化升级, 提高社会的消费品质, 实现分配公平, 促进和刺激消费需求。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是我国目前经济新常态调控的一个重大创新, 而如何落实供给侧改革, 如何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动力, 全面激活社会发展动力, 开启新阶段我国经济的持久发展之路成为了重中之重。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上提出了“5+4+3”的行动方案:即五大政策支柱——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 以及社会政策要托底;打好四个歼灭战——化解过剩产能、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化解房地产库存, 促进房地产持续发展以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三大原则——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及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1.2.1 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

我国目前很多传统的产业从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方式来看, 供给的部分远远超过了需求的部分, 而一些高污染、高消耗、高排放的产业甚至已经超过环境以及资源的承载能力。因此加快工业化, 存量优化升级以及增量控制, 尽可能地与国际产能进行合作以及兼并重组的方式化解存量, 同时优化资源配置, 调整产品结构, 提高中高端供给质量, 重塑市场新需求, 充分发挥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的优势和作用, 促进服务业和微小企业的快速成长和发展。

1.2.2 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

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在于用改革的办法推进供需结构性调整, 增强我国中高端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能力, 从而提高全社会要素生产效率, 调动企业的参与热情,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因此, 通过降低企业的税费负担, 降低制造业的增值税赋税, 加速折旧降低企业的财税成本、推进利率市场化降低企业的财务成本以及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和中间交易费用等一系列制度性交易成本, 使一些因承担高额交易费用压力的企业从重压中缓解过来, 再次激起企业的创新创业热情, 从而推动整个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

1.2.3 化解房地产库存, 促进房地产持续发展

一线城市房价居高不下, 二、三线城市房地产存量止步不前, 是我国目前房地产市场的基本现状, 如何在房地产需求侧和供给侧同时采取有效刺激, 促进房地产市场结构升级, 稳定房地产市场供需状况, 形成民众的长期消费预期, 使房地产消费放在第一位, 投资放在第二位, 同时户籍改革制度和住房改革制度两手都要抓, 有效提供房地产供给, 同时加快城镇化建设进程, 创造房地产需求, 从而消化房地产库存, 促进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可持续性发展。

1.2.4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金融是市场经济的核心, 然而随着市场化、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以及国际多元化的发展, 我国的金融体制面临着更为严峻和复杂的局面。因此, 要加强建设公平竞争的金融市场体系, 改革并逐渐完善我国的金融市场监管机制, 大力支持小微企业以及民营资本的进入和发展, 鼓励科技型、创新型和创业型企业的发展热情, 激发企业的发展活力, 促进我国金融体系的完善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并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2 供给侧改革下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经济学意义

在目前, 我国这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时期, 服务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其吸纳就业和逐年增加的GDP占有比重也成为我国此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而餐饮业在服务业中是与我们的生活最紧密相关的, “食品安全战略”也被列入了“十三五规划”之中, 这也是我国首次把食品安全战略提为国家级战略, 其中提到, 加快完善食品安全法规制度, 健全食品安全标准体系, 加大食用农产品源头治理力度, 强化风险防控措施, 加强食品安全监管能力建设等一系列改革意见。

2.1 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后为消费者的诉求提供保证

一般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后, 权益受到侵害的消费者很难通过正常的民事诉讼程序得到应有的补偿, 更有甚者会因为赔偿得不到及时给付而导致后续的治疗和经济生活得不到保障。而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可以使得一些经济实力比较雄厚的保险公司加入到食品安全事故的后续处理中来, 不仅可以有效地保障被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还能及时地处理食品安全事故, 保证社会生活秩序和谐稳定地发展。

2.2 保证食品行业的生产者和经营者以及相关行业健康有序地发展

食品生产行业在购买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同时, 将会接受保险公司的监督与审查, 保险公司在承保的过程中会对食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个人信誉情况、经营安全情况以及风险相关项目进行了解和评测, 这些都会增强相关企业的安全意识, 从而可以防患于未然。同时如果出现了重大的食品安全事故, 企业往往将会因为承受巨额的赔偿而导致经营困难, 甚至破产倒闭, 而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可以合理地分担这些风险, 从而可以保障涉事企业以及产业链相关企业正常有序地稳定发展。

2.3 可以加快转变政府的职能

由于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形成一整套完整的食品安全防范体系, 因此在一些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后, 有相当一部分风险和责任就转移到了食品监管部门身上, 这些无疑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负担, 政府本该作为食品生产和经营销售的监督管理者, 而不是赔付的承担者,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可以使政府和食品监管部门更好地行使监督和管理的权力, 更好地协助受到侵害的消费者获得相应的补偿, 更好地服务大众。

3 构建我国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相关政策建议

3.1 完善相关政策及法律保障机制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是保障消费者食品安全以及食品安全事故后续补偿的一个重要途径, 同时对于企业也是相应的一种有力的审查与监管方式, 然而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之所以在我国频频受阻不能大范围开展,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相关的政策和法律保障机制不够健全, 《食品安全法》的责任结构不够清晰, 因此, 如果能够明确生产者经营者的违法行为以及相应的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 并加大惩罚力度, 将为食品安全事故的责任追究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依据和支持。

同时以立法的形式进行原则性的规定, 并明确保险人的参与权, 以及健全食品召回制度, 即食品生产者或者经营者在生产或者经营过程中, 如被发现食品未达到食品监管部门或者卫生部门要求的食品安全标准或者卫生标准, 应立即停止生产和经营, 召回市场上所有的食品并通知消费者召回的消息, 并组织相关部门处理后续的因产品问题而造成的损失补偿以及明确企业应当承担的责任, 让企业认识到相应的违法风险, 也能有效地推行食品安全责任保险, 充分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3.2 与食品相关监管部门合作并加强食品安全监管

食品安全与我们每个人都密切相关, 牵涉到我们的切身利益, 目前, 与食品相关的部门主要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卫生、农业、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工商部门、出入境检验检疫, 虽然相关职能部门很多, 但很多部门的职能相互交叉, 反而削弱了部门执法的准确性和力度。因此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应和相应的食品监管机构进行配合, 在承保、费率厘定以及理赔方面加强合作, 确保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能够有效地推行和全面落实。

同时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也应该加强监督管理, 认真履行其监督管理的职责, 科学有效地对食品安全的风险进行测评和评估, 并将相关食品企业的风险信息及时全面地向社会公开, 遏制部分企业的逆向选择以及侥幸心理, 同时要求食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注重自身的风险防范和风险控制, 并安全有效地建立一套食品安全保护机制和安全事故应对机制, 这也会大大降低企业的食品安全风险, 并减少食品企业安全事故的发生。

3.3 科学合理地设计保单条款和费率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之所以没有得到有效地推广和普及,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保单的设计和费率的厘定没有得到食品相关企业的认可, 由于保险公司在社会上处于垄断地位, 而且大多会考虑自身的利益和保单的利润问题, 这就使得保险公司在设计保险产品的时候, 会忽略投保人和消费者的权益问题, 而提高保单的费率和投保门槛, 无法满足食品相关企业的投保诉求以及有效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因此, 科学合理地设计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保单和厘定费率, 充分激发食品相关企业的投保热情和积极性, 从而促进食品安全行业的规范和秩序, 更加全面地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厘定费率的问题上, 可以根据食品企业的销售额以及食品企业销售的种类和食品的受众群体, 采用浮动保险费率, 并从社会公益的角度考虑, 在设计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产品的时候, 做到不亏损, 不盈利, 同时政府也可以考虑适当地给予保险公司一些补贴或者优惠政策, 真正科学高效地推广食品安全责任保险, 降低和防范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

参考文献

[1]王哲.供给侧改革的核心与路径[J].中国报道, 2016 (01) .

供给侧改革面临的挑战 篇8

“从长期看，我们都已经死了。”——没有什么词语能够比凯恩斯的这句话，更准确地传达“凯恩斯主义”对于那些渴望经济永续增长的人们的吸引力。应该承认，“凯恩斯主义”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功不可没，也每每在中国经济形势黯淡之时，显露“神迹”。

但是，无论如何神奇，无论怎样适合中国的土壤，“凯恩斯主义”也仅是众多经济理论之一——它不可能脱离具体的现实条件，放之四海而皆准，且永远准确。考诸中国经济运行的经验教训和当下现状，即便“凯恩斯主义”之于中国经济依然有重大助力，也没有必要完全“一条腿走路”。正因此，与凯恩斯主义相对的“供给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增长失速之时显示出了宏阔的前景。

综合众多学者的解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中国经济现实大体有产业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放宽准入、放松管制，减税以及维护市场正常运行的制度建设等几个发力点。其要义都源于供给经济学所主张的对于生产的刺激和激励。在实践上，供给经济学主张减税以及减少政府干预，典型的案例则是“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前者侧重减税，后者侧重私有化改革。而从中国近期的一些政策动向来看，减少行政干预、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已经成为推动经济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切入点。

但是，坦率地说，这种切入也正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的最大挑战：中国的行政习惯和行为方式非常适合凯恩斯主义；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会触动许多人的利益，且见效也可能是缓慢的。

真正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到实处，并不完全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课题，它取决于政府能否下决心“自我革命”。

11月14日—15日，“第三届中国粮食与食品安全战略峰会”在京召开。在题为《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为保障粮食和食品安全注入新动力》的主题报告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认为，当前在粮食和食品安全方面我们主要面临三个突出问题：粮食产量连年增长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太大；国内粮食市场受国际市场的影响日益加深；食品质量安全隐患仍然较多。对此，他认为中国应坚持确保产能、适度进口以及品质优先这三大战略。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中国粮食政策调整方向》一文认为，中国粮食政策到了需要调整的时候。考虑到国际、国内粮食生产的现状，国内粮食政策调整的基本思路是：发挥市场供求在价格形成中的基础作用，政府在市场之外给予农民以必要的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