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的西方哲学研究

近三十年的西方哲学研究（精选8篇）

近三十年的西方哲学研究 篇1

涂纪亮

2013-4-7 9:45:52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长春)2008年2期

1978年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社会经济进入改革开放、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取得了十分辉煌的成果。与此相应，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也在这三十年内取得飞速的进展，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方面都远远超过前二十年内取得的进展。

建国初期，西方哲学研究的工作重点在于创建科研机构、培养干部、搜集资料等打基础的工作。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成立了以贺麟为组长的西方哲学史研究组，创办了《哲学研究》和《哲学译丛》，《红旗》杂志社创办《学习译丛》，上海创办《译文》杂志，着重翻译苏联哲学界探讨马克思主义原理和评论西方哲学的论文，翻译苏联哲学研究所主编的六卷本的《哲学史》以及许多评述西方哲学的论著。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由苏联专家主讲，我国研究西方哲学的老专家金岳霖、郑昕、贺麟、洪谦、熊伟等人集中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马克思主义，进行自我思想改造，批判西方哲学中的唯心主义。

当时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受到联共中央书记日丹诺夫的“左”倾言论的严重干扰。日丹诺夫在1947年提出：哲学中党性原则的斗争表现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前者代表特定社会中进步阶级的要求，后者代表特定社会中反动阶级的要求，现代西方哲学代表没落资产阶级的要求，是应当严厉批判的对象。在这种“左”倾言论的影响下，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实用主义的运动，许多老专家不得不撰写批判自己的唯心主义的文章，如金岳霖对罗素的批判、郑昕对康德哲学的批判、贺麟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等等，但他们内心并不赞同日丹诺夫的观点。1956年在北京召开的哲学史座谈会上，冯友兰、贺麟、任继愈、石峻、朱谦之等老专家开始批驳日丹诺夫的观点。1958年，关锋发表《反对哲学史工作中的修正主义》一文，把冯友兰等人的反驳压了下去，“左”倾思想再次抬头。1957—1958年的反右斗争，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使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进一步受到严重干扰。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后，党中央在政治经济领域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科学文化领域也采取一些较为松动的措施。1960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召开扩大会议，强调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分开，加强对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研究。会后，哲学研究所成立了现代外国哲学研究组，《哲学译丛》复刊，组织18辑的《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的翻译出版。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校相继成立西方哲学史教研室，开展这方面的科研教学活动。德国古典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源之一，当时成为研究的重点。对古希腊哲学和近代哲学也作了一些研究，但现代西方哲学领域仍无很多论著出版。

从1966年爆发“文化大革命”到1976年摧毁“四人帮”这整整十年中，西方哲学研究一直处于停滞状态。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西方哲学研究才进入恢复、发展和繁荣的时期，可以把这个时期粗略地分为两个阶段，前十年可称为复苏阶段，后二十年可称为繁荣阶段。

一、复苏阶段(1978～1987)

这个阶段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和整顿西方哲学的科研教学机构，开展科研教学工作。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哲学研究所恢复西方哲学史研究室和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哲学研究》和《哲学译丛》复刊，北大、复旦、人大、武大等校也重建西方哲学史教研室，有些大学还新建了现代西方哲学教研室，开设西方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课程。1977年恢复大学本科生招考制度，1978年起哲学研究所与上述高等院校开始招收西方哲学专业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为其后二三十年西方哲学的科研教学工作培养了大批骨干，其中许多人目前已成为教授、博士生导师等学科带头人。

为适应西方哲学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需要，在此期间出版了20多部西方哲学史教材，如北大编写组编写的《欧洲哲学史》，复旦全增嘏等人编写的《西方哲学史》，苗力田编写的《西方哲学史新编》，武大陈修斋、杨祖陶编写的《欧洲哲学史稿》，吉大高清海编写的《欧洲哲学史纲》等等。在现代西方哲学方面也编写了30多部教材，如刘放桐等人的《现代西方哲学》，夏基松的《当代西方哲学教程》，葛力的《现代外国哲学》，郑杭生的《现代西方哲学纲要》，车铭洲、王守昌的《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等。此外，洪谦、任华主编的《西方古典名著选辑》，《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等书，都在提供科研教学资料和培养人才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此期间，还出版了许多本专题史，如夏基松的《唯物论史话》，肖焜焘的《辩证法史话》，朱德生等的《西方认识论史纲》，张尚仁的《欧洲认识论纲要》，李匡武的《西方逻辑史》(2卷)，罗国杰的《西方伦理思想史》，萧萐父、陈修斋的《哲学史方法论研究》，钱广华的《近现代西方本体论学说》等。

除以通史、专题史的形式系统地评介西方哲学外，还出版了许多部西方哲学家评传，如汝信、王树人、余丽嫦主编的《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10卷)，涂纪亮主编的《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10卷)，杜任之主编的《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2卷)，袁淑娟主编的《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2卷)等。

此外，还出版了一些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工具书，如北京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和上海出版的《哲学大辞典》，其中收入数百条关于西方哲学的词条，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西方哲学辞典》，葛力编辑的《现代西方哲学辞典》，陶银骠编辑的《简明西方哲学辞典》等。

随着西方哲学科研教学活动的开展，这个领域内的学术交流活动也活跃起来。首先应当提到1978年在芜湖召开的西方哲学讨论会，这是建国后二十多年来首次召开的一次规模空前的大会，冯定、贺麟、严群、熊伟、齐良骥等老专家以及汝信等一百多位中青年学者出席，会上进一步批驳了日丹诺夫关于西方哲学的错误观点，清算了“四人帮”推行的“左”倾路线，对唯心主义和人道主义作了重新评价，对此后的西方哲学研究摆脱“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起了重大作用，标志着我国西方哲学研究进入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此次大会后成立了“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和“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每年都分别召开一次或数次全国性的专题讨论会，如1979年召开的“重新评价唯心主义讨论会”和“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和批判的方法论问题讨论会”，1980年召开的“德国古典哲学讨论会”，1981年召开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出版200周年暨黑格尔逝世150周年纪念会”，1980年召开的“现代西方哲学中人的问题和认识论问题讨论会”和“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讨论会”，1983年召开的“分析哲学讨论会”和“存在主义讨论会”，1984年召开的“中世纪哲学讨论会”，1986年召开的“现代外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讨论会”等等。参加这些研讨会的有来自全国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多至百余人，少也有五六十人，他们提交的优秀论文大多在《外国哲学》、《现代外国哲学》、《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康德黑格尔哲学》、《德国哲学》等集刊上发表。

这里需要谈一下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对现代西方哲学掀起的三次研究热，即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萨特热”，1980年代中期的“弗洛伊德热”和“尼采热”，由此引起大批有关论著的出版。例如，关于萨特及其存在主义哲学，出版了夏基松的《存在主义哲学述评》，徐崇温、刘放桐等的《萨特及其存在主义》，王克千等人的《存在主义述评》和《论萨特》，黄颂杰等人的《萨特及其“人学”》等等；关于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学，出版了张英的《精神分析学述评》，张传开等人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评述》，车文博的《弗洛伊德主义论评》，陈学明的《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等；关于尼采哲学，出版了周国平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和《尼采的形而上学》，陈鼓应的《悲剧哲学家尼采》等论著，以及尼采的许多论著中译本。

在大力开展国内科研教学活动的同时，也逐步开展与国外哲学界的学术交流。80年代初，我国开始派出一批中青年学者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欧美进修，为期半年至两年，其后又派出本科生或研究生到国外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这些措施为培养我国的西方哲学教学与科研人才作出更大贡献。我国还开始派学者到欧美参加西方哲学会议，如1983年首次派代表团出席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FISP)在加拿大召开的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受到国际哲学界的重视，其后相继参加了每五年召开一次的第18至21届世界哲学大会。1980年代起直到现在，每年都邀请一些西方著名哲学家来华讲演或授课。1988年起还与英、澳、美三方联合成立中英、澳、美暑期哲学学院，迄今已办了9期高级研讨班，为我方培养了一大批西方哲学研究人才。

二、繁荣阶段(1988～2008)

从1980年代后期起，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进入繁荣阶段。这既得力于在此之前十年内在学科基本建设方面打下的巩固基础，也得力于这十年内派到国外进修的中青年学者和在国内培养的大批硕士生和博士生，这是我国西方哲学研究的一支颇有实力的生力军。

粗略说来，前一阶段侧重于从宏观角度研究西方哲学，出版了一大批西方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流派教材，后一阶段则侧重于从微观角度对西方哲学的各个历史阶段的哲学思潮、流派以及哲学家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这个特点无论在西方哲学史研究或者在现代西方哲学研究方面都表现得相当明显。下面对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分别作一简述。

在西方哲学史领域，近二十年来对其中各个时期的哲学都进行了深度和广度不等的研究，以对古希腊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最为突出。古希腊哲学一向受到我国哲学界的高度重视，严群、陈康等老一辈专家早已开展这方面的研究。80年代初，又先后出版了汪子嵩的《亚里士多德关于本体论的学说》，杨寿堪的《亚里士多德范畴论简论》，叶秀山的《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和《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范明生的《柏拉图哲学述评》等论著。80年代下半叶起，先后出版了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合著的4卷本《希腊哲学史》，杨适的《哲学的童年》和《古希腊哲学探索》，姚介厚的2卷本《古代希腊与罗马哲学》(该书是叶秀山和王树人主编的8卷本《西方哲学史》的一部分)等论著，还出版了苗力田主编的10卷本的《亚里士多德全集》，王晓朝译的4卷本《柏拉图全集》，王太庆译的《柏拉图对话集》等译著。在台湾出版了牟宗三的《四因说讲演集》，程石泉的《柏拉图三论》，杨深坑的《柏拉图美育思想研究》，傅佩荣的《柏拉图》，孙振青的《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曾仰如的《亚里士多德》等著作。

中世纪哲学研究过去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尽管如此，80年代初出版了杨真的《基督教史纲》，车铭洲的《西欧中世纪哲学概论》，张尚仁的《西欧封建社会哲学史》等著作。80年代下半叶起，又出版了徐怀启的《古代基督教史》，尹大贻的《基督教哲学》，付乐安的《托马斯•阿奎那基督教哲学》，赵敦华的《基督教哲学1500年》，陈村富等编写的《宗教与文化：早期基督教与教父哲学研究》，王晓朝编写的《信仰与理性：早期基督教教父思想评传》，黄裕生主编的《中世纪哲学》等专著，在台湾出版了沈清松的《中世纪哲学精神》等著作。

对17—18世纪西欧哲学中经验论和唯理论的研究，最近二十年来也取得重大进展，既出版了陈修斋等的《欧洲哲学史中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徐瑞康的《欧洲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发展史》，汪堂家等的《十七世纪形而上学》等综合性论著，也出版了大批专题性论著，如余丽嫦的《培根及其哲学》，巴发中的《霍布斯及其哲学》，吕大吉的《洛克物性理论研究》，邹化政的《〈人类理解论〉研究》，傅有德的《巴克莱哲学研究》，蔡信安的《巴克莱》和《洛克的悟性研究》，周晓亮的《休谟及其人性哲学》和《休谟哲学研究》，李瑞泉的《休谟》，孙振青的《笛卡尔》，冯峻的《笛卡尔的第一哲学研究》，洪汉鼎的《斯宾诺莎哲学研究》以及陈修斋、段德智的《莱布尼茨》等专著，最近还出版了周晓亮主编的《近代：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英国哲学》一书。

对18世纪法国的唯物论哲学和启蒙运动，也做过不少研究。早在50年代已出版了葛力的《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80年代起又出版了李凤鸣、姚介厚的《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冯俊的《近代法国哲学》，于凤梧的《卢梭思想概论》，侯鸿勋的《孟德斯鸠》等专著。最近又出版了尚杰的《启蒙时代的法国哲学》。

德国古典哲学历来是我国哲学界高度关注的焦点。早在上世纪40年代，郑昕、陈康、贺麟等老一辈专家已在这方面有论著问世。50年代，贺麟、杨一之、姜丕之、张世英、汝信等人又出版了不少论著。80—90年代，更有大批论著出版。在综合性研究方面，有杨祖陶的《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杨文极等的《德国古典哲学教程》，俞吾金的《从康德到马克思》，张慎主编的《德国古典哲学》等论著。评论这些哲学家的专著更为众多，例如，关于康德哲学，出版了齐良骥的《康德的知识论》，陈元晖的《康德的时空论》，张世英的《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谢遐龄的《康德对本体论的抛弃》，邓晓芒的《冥河的摆渡者——康德〈判断力批判〉导读》，黄裕生的《真理与自由——康德哲学的存在论阐释》，侯鸿勋的《康德》，程志民的《康德》，孙振青的《康德的批判哲学》以及李明辉的《儒家与康德》等等。关于费希特哲学，出版了梁志学的《费希特青年时期的哲学创作》和《费希特耶拿时期的思想体系》，程志民的《费希特哲学》，谢地坤的《费希特的宗教哲学》等等。关于黑格尔哲学，出版的专著尤其众多，例如，周礼全的《黑格尔的辩证逻辑》，王树人的《思辩哲学新探》，薛华的《自由意识的发展》和《黑格尔与艺术论题》，朱亮的《黑格尔的〈小逻辑〉新论》，宋祖良的《青年黑格尔的哲学》，邓晓芒的《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论》，张慎的《黑格尔传》，赵政的《黑格尔的宗教哲学》，章忠民的《黑格尔哲学的当代意义》，王建军的《灵光中的本体论——谢林后期哲学思想研究》等。此外，康德、费希特、黑格尔以及费尔巴哈的重要著作大多译成中文。

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在最近二十年内获得空前的蓬勃发展，成果累累。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众多，层出不穷，这里分别对现代英美哲学和现代欧洲大陆哲学作一简述。

现代英美哲学以分析哲学为主流。金岳霖、洪谦等老一辈哲学家早已开始对罗素和维也纳学派的研究。洪谦曾是维也纳小组的成员，早在40年代就发表了《维也纳学派》一书，80年代又编译了两卷本的《逻辑经验主义》，还写了不少论文，收入《逻辑经验主义论文集》和《论逻辑经验主义》中。不过，把分析哲学作为一个流派进行系统研究则始于80年代，先后出版了涂纪亮的《分析哲学及其在美国的发展(2卷)》，徐友渔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哲学中的语言转向》，陈启伟的《西方哲学论集》，王路的《世纪转折处的哲学巨匠——弗雷格》和《走近分析哲学》，陈波主编的《分析哲学——回顾与反省》以及江怡主编的《现代英美分析哲学》(2卷)等著作。去年在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中成立了“分析哲学专业委员会”。台湾的殷海光、林正弘、方万全等学者，香港的何秀煌、刘述先、高宣扬、周柏乔、冯耀明等学者，也分别对分析哲学做过很多研究。至于对蒯因、戴维森、普特南等分析哲学家的研究，由于他们也被称为新实用主义者，将在后面论述。

对分析哲学的研究还集中表现在对维特根斯坦哲学的研究上，因为他是上世纪影响最大的分析哲学家。早在50年代出版了舒炜光的《维特根斯坦哲学述评》。80年代先后出版了江怡的《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传》和《维特根斯坦——一种后哲学的文化》，韩林合的《维特根斯坦哲学之路》和《〈逻辑哲学论〉研究》，王晓升的《走出语言的迷宫——后期维特根斯坦概论》，李国山的《言说与沉默——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中的命题学说》以及邱文元的《维特根斯坦论语言的明晰性》等著作。本世纪初，涂纪亮主编的《维特根斯坦全集》(12卷)和他在此基础上写成的《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思想研究》以及王晓升、郭世平的《后期维特根斯坦心理哲学研究》。

对分析哲学的研究离不开对语言哲学和科学哲学的研究，因为这两者是分析哲学家着重研究而且成果累累的两个领域。我国哲学界对这两个领域的研究也开始于80年代，先后出版了涂纪亮的《英美语言哲学概论》和《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这两部专著，以及他主编的《现代欧洲大陆语言哲学》和《语言哲学名著选辑》，徐友渔、陈嘉映等合著的《语言与哲学——当代英美与德法传统比较研究》，车铭洲主编的《现代西方语言哲学》，周昌宗的《西方现代语言哲学》，陈嘉映的《语言哲学》，黄华新等的《描述语用学》等等。此外，语言学界和逻辑学界的学者也发表了许多与语言哲学有关的论著。

至于对科学哲学的研究，早在80年代上半叶已出版了江天骥的《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舒炜光的《科学哲学简论》，舒炜光与邱仁宗合著的《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述评》，夏基松的《波普哲学述评》，周昌宗的《西方科学方法论史》等著作。这十多年来科技哲学界对科学哲学的研究又取得重大进展，出版了郭贵春的《科学实在论教程》，乔瑞金的《马克思技术哲学纲要》，沈清松的《解除世界的魔咒——科技文化之冲击与展望》，林夏水和童天湘合编的《新自然观》，罗嘉昌的《从物质实体到关系实在》，林夏水的《分析的哲学漫步》，吴国盛的《现代化的忧思》和《追思自然》，殷登祥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导论》，余谋昌的《生态哲学》、《生态文化论》和《自然价值论》，赵功民的《遗传的观念》以及刘纲的《千年警醒：信息化与知识经济》等等。

对现代英美哲学的研究，除分析哲学外，实用主义也是一个焦点。前面谈到，50年代国内曾开展过一次大规模的批判实用主义运动。80年代召开了实用主义专题讨论会，着重纠正这次运动中的片面性，出版了刘放桐的《重新评价实用主义》，杨文极等人的《实用主义新论》，邹铁军的《实用主义大师杜威》，孙有中的《美国精神的象征——杜威社会思想研究》，尚新建的《美国世俗化的宗教与威廉•詹姆士的彻底经验主义》等论著。90年代下半叶进而开展对新实用主义的研究，召开了新实用主义专题讨论会，出版了王元明的《行动与效果：美国实用主义研究》，陈亚军的《实用主义：从皮尔士到普特南》和《从分析哲学走向实用主义》，幸国强的《语言、辨明与实用主义——普特南哲学研究》，张国清的《无根时代的精神状态——罗蒂哲学思想研究》等论著。本世纪初，出版了涂纪亮与陈波合编的9卷本的《美国实用主义文库》和6卷本的《蒯因著作集》，较系统地选译了从皮尔士到蒯因、罗蒂等人的重要论著。涂纪亮还在此基础上写出《从古典实用主义到新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基本观念的演变》这本专著。刘放桐、俞吾金等人正在编译多卷本的《杜威全集》。

最后还应提到近年来出版的一些关于现代英美哲学的综合性论著，例如，涂纪亮的3卷本《美国哲学史》(其中第二、三卷着重评述现代美国哲学)，姚介厚的《当代美国哲学》，王守昌和苏玉昆的《现代美国哲学》，罗志野等人的《美国哲学史》。在刘放桐主编的《新编现代西方哲学》和江怡主编的《走向新世纪的西方哲学》等著作中，现代英美哲学也占很大篇幅。近两年还出版了张庆熊等人的《20世纪英美哲学》(收入刘放桐、俞吾金主编的《西方哲学通史》)，陈嘉明主编的《实在、心灵与信念——当代美国哲学概论》，欧阳康的《对话与反思：当代英美哲学、文化及其他》以及徐向东的《自由主义、社会契约与政治辩护》等论著。

关于现代欧洲大陆哲学，首先也应提到一些综合性研究，如谢地坤主编的2卷本《现代欧洲大陆哲学》，在上面提到的刘放桐、俞吾金主编的《西方哲学通史》及刘放桐主编的《新编现代西方哲学》和江怡主编的《走向新世纪的西方哲学》等著作中，也对此作了很多评述。

80年代中叶之后，对现代欧洲大陆哲学的主流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后现代主义等流派相继作过深入的研究。胡塞尔作为现象学的创始人受到高度重视，他的重要著作大多译成中文出版，先后发表了数量众多的专著和论文，如罗克汀的《从现象学到存在主义的演变——现象学纵向研究》，叶秀山的《思、史、诗——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研究》，涂成林的《现象学的使命》，倪梁康的《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和《现象学的始基——对胡塞尔〈逻辑研究〉的思考》，李鹏程的《胡塞尔传》，张祥龙的《从现象学到孔夫子》和《朝向事物本身——现象学导论七讲》，张庆熊的《现象学的新唯实论与胡塞尔现象学》，尚杰的《语言、心灵与意义分析》，蔡美丽的《胡塞尔》等论著。在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中成立了“现象学专业委员会”，召开过多次专题讨论会，出版《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集刊多期，并与国外现象学研究机构建立起密切联系。

海德格尔作为胡塞尔的门徒和存在主义的创始人，同样受到高度重视，他的主要著作也大多译成中文，并出版了一批研究专著。熊伟作为海德格尔的门生，早已发表许多评述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论文，主编了《现象学与海德格》一书。其后一些青年学者又发表许多论著，如靳希平的《海德格尔早期思想研究》，张灿辉的《海德格尔与胡塞尔现象学》，孙周兴的《说不可说的神秘》，俞宣宜的《现代西方哲学的超越思考——海德格尔哲学》，宋祖良的《拯救地球与人类未来——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陈嘉映的《海德格尔哲学概论》，张汝伦的《海德格尔与现代哲学》，张祥龙的《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黄裕生的《时间与永恒》，胡自信的《黑格尔与海德格尔》等等。

在法国存在主义代表人物中，萨特仍然是研究重点，有杜小真的《一个绝望者的希望——萨特引论》，万俊人的《萨特伦理思想研究》，魏金声的《“探索”人生奥秘——萨特存在主义》，李辛生的《自由的迷网——萨特存在主义剖论》等。台湾出版了赵雅博的《认识萨特》，香港出版了高宣扬的《萨特传》。

解释学(或释义学、诠释学)也是近十多年来备受关注的研究对象，翻译了其代表人物伽达默尔等人的许多著作，邀请哈贝马斯、利科等人来华讲学，召开专题讨论会，出版许多论著。例如，洪汉鼎的《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张汝伦的《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郑涌的《批判哲学和解释哲学》，邓安庆的《施莱尔马赫》，谢地坤的《走向精神哲学之路：狄尔泰哲学研究》，何卫平的《通向解释辩证之路——伽达默尔哲学研究》，严平的《走向解释学的真理——伽达默尔哲学述评》，李河的《巴别塔的重建与解构——解放与视野中的翻译问题》，章启祥的《意义的本体论——哲学诠释学》，李建盛的《理解事件与文本意义——文学诠释学》，韩云等人的《历史、理解、意义——历史诠释学》等等。在台湾出版了杨慧林等人的《圣人、圣言——神人诠释学》，黄小寒的《“自然之书”解读——神学诠释学》等。

近十多年来，后现代主义成为一些青年学者的研究重点，出版了不少论著，如王岳川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和《中国后现代话语》，冯俊主编的《后现代主义讲演录》，陈嘉明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张之沧的《后现代理念与社会》，黄作的《不思之说——拉康主体理论》研究等，此外，对其他流派也进行研究，如尚杰、杨大春合编的《当代法国哲学评论》，尚杰的《德里达》、《解构的文本：读书札记》和《归隐之路：20世纪法国哲学的踪迹》，杨大春的《感性的诗学：梅洛•庞蒂与法国哲学主流》和《梅洛——庞蒂》等等。最近还成立了“法国哲学专业委员会”。

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80年代起，开始大量翻译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还出版了不少论著，如江天骥的《法兰克福学派》，徐崇温的《法兰克福学派述评》，欧力同和张伟的《法兰克福学派研究》，徐崇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李忠尚的《“新马克思主义”析要》，欧阳谦的《人的主体性和人的解放——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王元明的《弗洛姆人道主义精神分析学》等等。在台湾也出版了许多论著，如洪镰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论文集》，《新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社会科学》和《人的解放——21世纪马克思学说新探》，高宣扬的《新马克思主义引论》，姜新立的《新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理论结构群》，史文鸣的《马库色——马库色及其批判理论》，罗晓南的《哈伯马斯对历史唯物论的重建》，冯沪祥的《超越新马克思主义》等等。

最后，还应介绍关于苏联、俄罗斯哲学的研究状况。前面谈到，1950年代苏联哲学成为我们的研究重点，翻译出版了大批苏联哲学著作。1960年代，对日丹诺夫等人的“左”倾观点有所批判。80年代开始从新的视角研究苏联哲学，成立了“苏联东欧哲学专业委员会”(苏联解体后改名为“俄罗斯哲学专业委员会”)，召开过多次专题讨论会，出版了一些有关的论著，如王永江的《日丹诺夫对哲学的干扰和影响》，王荫庭的《普列汉诺夫哲学新论》，贾泽林等人编写的《苏联哲学纪事》(1953—1976)和《苏联当代哲学》，贾泽林的论文《改革中的苏联哲学》、《苏联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以及《‘批判’—‘批判地分析’—‘建设性批判’：苏联哲学界对待现代西方哲学态度的演变》，安启念的《苏联哲学70年》和《俄罗斯向何处去：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哲学》等等。近年来对俄罗斯的宗教哲学也出版了一些论著和译著。

以上简略地列出近三十年我国内地、香港和台湾的学者在西方哲学领域内出版的部分重要的或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由于本文篇幅有限和掌握资料不全，既没有涉及旅居欧美等地华裔哲学家的论著，也没有对所刊出的论著的内容、作者的观点以及这些论著由以形成的社会背景或思想背景进行任何评述或分析。按照本文的标题，这些工作其实都是应当做的。但要完成这些工作，势必大大扩充篇幅，而这又是这篇短文做不到的。本文由于作者见闻有限和资料不全，肯定有许多重大遗漏，敬请读者和有关学者鉴谅。

根据以上考察可以对今后二三十年西方哲学研究的趋向作一粗略的展望。鉴于最近已有《西方哲学史》和《西方哲学通史》这两套各有10卷的论著问世，可能今后这方面的研究重点会转向对个别的时代、哲学家、哲学概念或哲学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古希腊哲学作为西方哲学的主要源泉，一直受到国内哲学界的重视，目前又出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大师的论著全集，为这方面的研究创造了更加良好的条件。中世纪哲学研究过去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目前不少学者对基督教及其哲学思想感兴趣，估计这方面的研究会取得较大进展。近代哲学包括范围广阔，国内哲学界对经验论和理性论作了大量研究，今后将分别对一些哲学家或哲学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德国古典哲学对现代西方哲学影响较大，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之一，目前又有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等人著作的新译本出版，对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估计今后较长时期内将继续成为一个研究焦点。

关于现代西方哲学，在欧洲大陆仍以德、法哲学为主流，目前现象学和法国哲学这两个专业委员会学术活动频繁，加以《德意志文化丛书》、《法兰西文化丛书》以及《法国哲学与文化著译丛书》等著作的出版，预示无论现象学、存在主义这些较早的哲学思潮，还是解释学、后现代主义这些较晚的哲学思潮，都将在今后一段较长时间内继续成为研究重点。

近三十年的西方哲学研究 篇2

一、研究概况

笔者于2011年8月27日, 选取了《语文建设》《语文教学通讯》《语文教学与研究》等语文教育界较权威的期刊, 以“作文讲评”为题, 在“中国知网”上搜索到1979年至今的文章共52篇, 数据统计如表1。

表1:以“作文讲评”为题的三种期刊论文篇数 (1979年至今)

据表1可知, 随着时间的推移, 关于“作文讲评”的研究逐渐热门, 在2000年后数量突然增加, 从9篇一跃而成34篇。对比三种期刊, 《语文教学通讯》名列前茅, 共32篇, 占总数的一半以上。表2:关于“作文讲评”的五个研究领域

就研究内容而言, 大致可以分为课堂实录、教学设计、方法探索、理念更新和问题剖析等五个维度, 从表2的数据统计可以发现, “方法探索”最受研究者的青睐, 而“问题剖析”最少。下面分别就这五个维度进行述评。

二、五大领域研究述评

1. 课堂实录

陈季 (1983) 根据说明文的三要点, 带领学生一起比较四篇看图作文, 从中体会如何细致观察图画、全面抓住画面特点、把握中心和层次的方法。李镇西 (2005) 将作文讲评课分成六大板块, 依次为:榜上有名、佳作亮相、片段欣赏、出谋划策、恕我直言、教师试笔。张悦群 (2005) 尝试“轮值小组主持制”, 即由轮流值日的三人小组主持作文讲评的全过程, 经过师生共同备课, 确定了五个步骤:再论“人物个性”、不妨“由文猜人”、且看“人物亮相”、静听“首席总结”, 整节课由学生主持, 气氛活跃。杨红梅 (2008) 引导学生积淀写作知识, 在细节上下功夫, 写好大事件中的小事件。致力于作文讲评研究的管建刚 (2010) 用生动的命名, 如“哑巴病”, 纠正学生常见的毛病。吴春来 (2010) 采用“点—引—导—结”的方法, 从提出问题、目标回归、掀起高潮到解决问题, 有效掌控课堂。陈军 (2010) 结合课例, 指出应该做到有的放矢, 重视范文引路, 并让学生参与到讲评当中。

2. 教学设计

邓日 (1983) 采用对比法进行专题讲评, 旨在帮助学生明确记叙文写作中详略得当的意义和方法。郭焕芳 (1983) 分享了自己在连环作文教学方面的心得, 以平实说明文为例, 将化学知识变成写作素材, 可谓匠心独运。王吉明 (1983) 先印发一篇修改后的作文给学生, 让他们对照自己的作文从“游记”的四个方面进行比较, 进而补充写作要领, 最后让学生自行修改。陈良琨 (1983) 试图指导学生自己修改作文, 紧紧围绕教学要求, 明确自改的方向。钱蓉芬 (1983) 将一位学生的原文和修改后的文章作为师生共评的对象, 结合教学要求, 引导学生比较异同, 学习修改作文的方法。倪同刚 (1998) 以审题为重点, 列举学生作文中的观点, 让其辨析是否切题, 并阐述原因, 最后进行再创作, 以期实现举一反三。张金莲 (2005) 从发现共性问题、选好讲评材料、课堂讲评到巩固训练等几个环节进行设计。程翔 (2007) 先总结了作文中存在的普遍问题;接着以读后感的“感”为重点, 出示相应的范文;其后对语言和思路两方面的不足进行分析;最后指出反向论证的作文太少, 并通过“下水文”举例说明。季雪娟 (2008) 选取“人物描写”这个角度, 深入展开点评, 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陈茜 (2009) 通过欣赏佳作和自评互评, 引导学生运用描写技法进行修改。刘青 (2011) 以高三作文讲评为例, 提出审题明确讲准度、联系丰富讲密度、思考深刻讲力度、注重修辞将浓度等四个方面。

3. 方法探索

胡安康 (1986) 经常挑选七八篇较为优秀或进步较大的作文, 请学生自己到讲台上朗读, 再让同学评议, 成效显著。李茂 (1987) 认为, 应该注意讲评的着眼点和方法, 重点应放在中下面上, 并通过《丹桂飘香话理想》的案例加以论证。阮有道 (1990) 介绍了专题讲评、实地讲评、因材讲评、学生自评、特邀讲评、师生同评、对照讲评、评语讲评等八种方式, 力求激发学生的主动性。郭扣河 (1994) 引入反刍法, 对标题、结尾等进行斟酌, 引导学生反复比较、辨析、揣摩文章的深意和遣词造句的匠心。江建林 (1996) 采取“学生讲评式”, 教师提供帮助, 并对讲评情况进行总结, 让学生成为作文讲评的主人。王立才 (1997) 将作文互批和讲评结合起来, 教师提供作文批改的要求和方法, 组织学生互批, 批改好再返还给教师, 在此基础上, 确定组长参与讲评, 对作文批改和讲评中表现出色者, 还给予相应的奖励。刘桂梅 (2001) 在实践中归纳出注重学法指导、突出一课一得的“五步作文评讲”模式。崔正升 (2002) 指出, 作文讲评中的“读与写”很重要, 学生不仅要读教师的“修改痕迹”及评语, 根据本次作文情况, 还应在原作基础上再写一篇或一个片断。郑士耀 (2003) 概括了“简评”扩展式、模仿式、点评佳作、“自选”式、“开放”式和“综合”式等六种作文讲评的模式, 旨在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蔡伟 (2004) 构建了“引·诊·辩·结”四步作文讲评模式, 以“我爱我师”征文为例进行说明。邓虹 (2004) 发挥网络的优势, 将学生互相欣赏图文并茂的作品, 营造即时互动的环境, 从而优化讲评过程。庞培刚 (2006) 根据讲评的需要, 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 尽可能将听说读写融于一堂, 架起讲评的立交桥。明戈利 (2008) 的“六步体验式”则从“金榜”留名、赏幽咀微、佳作展示、总结反思、教师试笔、广义发表等六个环节展开。王亚声 (2008) 认为有效开展作文讲评课应当从以下五个环节入手——赏识性批改、针对性讲评、“下水文”引路、升格性重作和拓展性阅读。

4. 理念更新

严泗波 (1986) 认为教师要当“评论家”、写“下水文”, 学生要写后记。韩红升 (1990) 视角独特, 将作文讲评与学生的心理健康联系起来, 关注学生丰富的内心世界, 提出了一系列操作建议。傅丽霞 (1996) 强调, 作文讲评要形成系统, 把握感知、构思和表述三阶段, 围绕过程、文体和主体等三个写作知识的子系统进行训练。潘家俊 (1998) 提出了作文讲评要注意的几点, 如:指导学生阅读修改后的作文, 加强讲评内容的针对性和讲评形式的多样化等。诸葛燕涛 (2003) 将全纳教育的理念引入作文讲评当中, 提倡教师走下讲台, 融入学生中, 尽可能让所有学生作文中的“闪光点”都有亮相的机会, 还要让所有学生, 都有发表对别人作文独特见解的机会。郭惠榕 (2008) 发现, 学生写“作文后记”有多重效果, 如:促进自我教育、提高思维品质、发现自身问题和提高语言表达。黄宏明 (2008) 提出, 在作文讲评中正确运用激励手段有助于调动学生学、写、练的积极性, 逐步提高作文水平, 使作文向良性的轨道发展。章平 (2009) 事先给每个学生印发一篇作文, 在组内讨论交流, 找出其中的优点和不足, 重点放在如何拟议论文题目和运用好论据。雷冬梅 (2010) 聚焦作文讲评的生成价值, 关注思想的唤醒和情感的积淀、尊重知识习得和技能内化规律、重视自主修改和写作反思, 以实现从“学习写作”到“写作促进学习”的思维转变过程。

5. 问题剖析

唐海波 (2008) 指出了当前作文讲评课常见的弊病:理论抽象、术语繁琐;范文完美, 令学生敬而远之;灌输讲解, 学生缺乏参与、思考的机会;专挑毛病, 严重压制学生的写作积极性;老调重弹, 缺乏新意。通过深入分析, 建议要归纳学生的共同问题、重视同题再写等。蒋施渊 (2010) 针对教师在作文讲评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如:肤浅潦草, 准备不足;面面俱到, 目标不明;理论有余, 升格不够;主导过重, 主体不明等, 提出应当重视作文教学、认真研究学情、提升教师素质、遵循规律上课。

三、总结与展望

1. 研究主体相对单一, 专家介入稀缺

从作者的工作单位可知, 九成以上是中小学教师, 他们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获得了大量的一手材料, 谙熟一线作文讲评课的他们, 深知上好这类课的不易。在教学中, 他们不断总结经验, 探索新的方法, 试图改进课堂, 也取得了一些令人欣喜的成果, 如比较法、反刍法等, 更有教师敏锐地发现了网络的功效, 将信息技术与作文讲评课巧妙结合, 给学生耳目一新的视听效果, 使得学生参与互动的兴趣大大提高。然而, 所谓“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单靠实践者自身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倘若教育教学专家、心理学家等能介入, 或是借助理论的力量指导实践, 或是从实践中提炼某种普适性的结论, 则对理论更新和实践改进都有积极意义。如教师进修学校的诸葛燕涛将全纳教育的理念运用到作文讲评中, 就体现了理论者参与该课题研究的特点。

2. 研究内容有失均衡, 问题剖析过少

由于研究主体大多是一线教师, 所以对于作文讲评的研究内容自然集中在课堂教学, 这体现为“方法探索”的研究高居榜首。究其原因, 是其最为一线教师所熟悉, 也较为实用。分享这些成果, 旨在推广优秀课例, 总结教学经验, 改进教学效果。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课堂都在发生静悄悄的革命, 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崭露头角, 但数量少之又少, 也可作为拓展的一个研究方向。当前, 理论界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新名词, 各领域交叉的研究数不胜数, 就作文讲评课而言, 自然也能引出众多课题, 如:档案袋评价与作文讲评、作文讲评中读者意识的培养等。此外, 关于问题剖析的研究甚少, 而这方面的研究尤为重要, 且可大做文章, 如:作文讲评课低效的成因;教师上作文讲评课存在的问题;作文指导、作文批改和作文讲评三者之间一致性的探讨等。唯有明确症结所在, 方可寻求有效对策。

3. 研究方法偏重质性, 量化统计不足

与上述研究内容相应的研究方法以微观层面的经验总结为主, 缺乏较为宏观的量化统计。从纵向看, 此类研究已经在不断改进。关于课堂实录的研究从仅仅完整地呈现一堂课到增加了心得或评析, 如:结合一堂课或者某个教学事件展开论述。然而, 这种研究方法的缺点是:内容较为零散, 结论相对主观, 推广性有待加强。如果能选取一个有代表性的群体进行研究, 从讲评课本身的特点出发, 研究教师和学生双主体的教与学, 从中提炼一些规律性的发现, 则可提高外在效度。这种研究方法可应用于“方法探索”、“问题剖析”等各个领域, 如:调查某省 (市) 一批作文讲评课方面有杰出表现的群体, 试着总结他们的教学方法;以某学校各年级的学生为样本, 分析他们喜欢的作文讲评课有何异同;对比大班和小班进行作文讲评课的优势和劣势;选取教育相对落后的某农村学校的教师为对象, 分析他们作文讲评课中存在的问题和遇到的困难等等。

简而言之, 关于作文讲评的已有研究主要归功于一线教师, 他们分享了大量鲜活的一手资料, 从原汁原味的课堂到独具匠心的方法, 都给读者留下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这也是接下来继续研究的宝贵文献。若能在研究主体、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这三方面继续扩充和改进, 则可将作文讲评研究得更为全面和深刻。

参考文献

[1]陈良琨《重在启发学生自己修改文章——一份作文讲评教案》, 《语文教学通讯》1983年第12期。

[2]胡安康《作文讲评一法》, 《语文教学通讯》1986年第10期。

[3]潘家俊《谈谈作文讲评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语文教学通讯》1998年第6期。

[4]诸葛燕涛《全纳教育理念在作文讲评中的运用》, 《语文教学通讯》2003年第8期。

[5]邓虹, 刘占泉《“挂”在网上的作文讲评课》, 《语文建设》2004年第1期。

[6]王亚声《有效作文讲评课五个环节》, 《语文教学通讯》2008年第6期。

[7]章平《一种实用的作文讲评课》, 《语文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8期。

[8]蒋施渊《教师在作文讲评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语文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7期。

近三十年哈萨克族研究综述 篇3

[关键词]哈萨克族；族源；宗教；文化生活

[中图分类号]K28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6）12-0025-02

一、族源

哈萨克族是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的成员之一，多少年来，用自己辛勤的劳动，与各兄弟民族一起，为祖国开疆拓土，发展经济，共同缔造了我们伟大的祖国，创造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哈萨克作为古老的民族，历史悠久，究其族源，是由古代诸多部落、部族逐步融合而成的。其中主要有乌孙、塞种、匈奴、阿兰（奄蔡）、康居（康里）、克烈、钦察、乃蛮、突骑施（撒里乌孙）、咄陆（杜拉特）、弘吉刺惕、葛逻禄、阿尔根、札剌亦儿、阿里钦等。

钱伯泉在《哈萨克族的族源和族名含义研究》（《新疆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中明确指出：“哈萨克族的主要族源为两汉的奄蔡、南北朝的曷萨、隋唐的突厥可萨；次要族源是蒙古汗国和元朝西迁至钦察草原的蒙古人。”陈华、郭平梁、王志来等在《新疆简史》中写道：“哈萨克人是许多突厥、蒙古部落的融合体。”美国学者泽夫·卡茨在其主编的《苏联主要民族手册》（费孝通译）中也支持这种看法。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同志在《哈萨克族简史简志合编》中写道：“哈萨克族是历史上许多部落和部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融合而成的，其中主要的是古代的乌孙人，兴起于6世纪后半期的突厥人，12世纪初西迁的契丹人和13世纪初强大起来的蒙古人以及蒙古人统治下的康里人和奇卜恰克草原上的钦察人，经过长期融合与同化的结果。”可见，他们认为哈萨克族是乌孙、蒙古、突厥、契丹、钦察、康里的融合体。陈礼文在《河西建设声中的哈萨克治理问题》中认为：“哈萨克族是蒙古人和俄罗斯人的融合体。”松筠在《新疆识略》一书中写道：“哈萨克为汉康居国，向以为大宛，非也。”显然，松筠认为哈萨克族是汉代康居人的后裔。朱允娘在《哈萨克族与康居历史之研究》（文载《哈萨克族资料八种》一书）一文中也持这种看法，认为乌孙、铁勒、丁零、钦察、突厥等，在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语言与共同的心理状态等因素下，形成了今天的哈萨克族。同意此种看法的有张西曼等人。托克和加在《哈萨克部落分布》一文中说：“据阿衣巴说：‘哈族是从蒙古中分出来的一个民族。’我认为是对的。”巴尔托里德在《中亚简史》中写道：“哈萨克人就是15世纪从其民族主体分出来的一部分乌孜别克人。”

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中国民族史教研室编的《哈萨克族简史》，贾合甫·米尔扎汗的《关于哈萨克族族源及民族形成问题》，苏北海的《哈萨克族的起源》，王希隆的《乾嘉时期清政府对哈萨克族之关系与政策》，贾合甫·朱尼斯《乌孙国与乌孙》等论著，也谈了一些有关哈萨克族族源的观点。

二、经济

前苏联出版的《苏联哈萨克加盟共和国通史》、《苏联哈萨克加盟共和国百科全书》、《金帐汗国兴衰史》和《哈萨克可汗史料集》等有关哈萨克历史研究的文献，记载了哈萨克汗国时期的历史和经济发展状况。杨建新主编的《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也有一些史料及文献记载了哈萨克族的经济情况。在《清高宗实卷》与《平定准噶尔方略》中，记载了清政府与哈萨克族的第一次贸易。《哈萨克族简史》（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从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商贸等方面记载了哈萨克汗国时期的经济状况，论述翔实，资料可贵。贾合甫·米尔扎汗的《新疆哈萨克族传统社会经济和社会生产》（《新疆社会经济》1999年第2期）一文，从农业、商业、畜牧业、狩猎业等五个方面论述了哈萨克族的传统社会经济。周亚成的《哈萨克族游牧生产习俗的变迁与经济发展》（《民族研究》2000年第3期）一文从经济效益、家庭收入、经济资源的利用等方面指出了游牧生产习俗的变迁对哈萨克族经济发展的影响。戴婧妮在《哈萨克族经济史研究》中，从诸多部落时期的早期封建制游牧经济、民族融合时期萌芽的城市经济、近代半殖民化的哈萨克经济、建国后半游牧半定居的哈萨克族经济等方面，分析了哈萨克族内部的经济矛盾，论述了哈萨克族的社会变迁规律。不过，总的来说，有关哈萨克族经济史的著述相对较少。

三、宗教

关于哈萨克族宗教问题的研究综述，陈刚在《三十年来哈萨克族宗教问题研究综述》（《新疆大学学报》2014年第42卷第4期）一文中，对三十年来国内学者关于哈萨克族宗教问题的研究成果作了较为详细的梳理及评述，这有助于人们对哈萨克族宗教领域问题的探讨和研究。

四、教育

关于哈萨克族教育的详细研究动态可以参见朱远来的硕士学位论文《新疆哈萨克族现代教育发展研究》，该文用大量的篇幅对哈萨克族教育的研究现状进行了详尽的梳理，为学术界进一步研究哈萨克族的教育和文化事业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同时也指引着哈萨克族教育事业的发展迈向新的台阶。

五、社会文化和生活

（一）禁忌

虽说禁忌起源于宗教信仰，但是它却与一个民族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密不可分。长期以来，禁忌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总是扮演双重角色。古丽加玛丽·托力干在《论哈萨克族民间禁忌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一文中，简单介绍了禁忌这一民间文化现象；同时依照内容将哈萨克族的民间禁忌分为六个方面，并举例探讨了其具体内容，有助于人们进一步了解哈萨克族传统的民间文化。汪玺、阿利·阿布塔里普等人在《哈萨克族的草原游牧文化——哈萨克族的文化艺术、人文礼仪及禁忌习俗》（《草原与草坪》2012年第6期）一文中，从对鬼神的敬尊、对祖先的敬尊、对火神的敬尊、对水神的敬尊、对动植物的敬尊、对图腾的敬尊等方面论述了哈萨克族禁忌的根源，并且阐述了哈萨克族的禁忌在日常生活中的多种表现形式，从而加深了人们对哈萨克族禁忌习俗的了解，有利于各兄弟民族间的平等、团结和友好相处。聂爱文的《哈萨克族禁忌的人类学解读》（《西域研究》2002年第3期）一文，除阐述哈萨克族禁忌的表现之外，与其他相关文章不同的是，作者还探究了新疆哈萨克族禁忌文化产生的独特原因。巴哈尔古力·夏米勒在《哈萨克族禁忌文化透视》（《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一文中，论述了哈萨克族禁忌有对人的某种保护和对社会制约的积极作用和宣扬违背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消极影响。

（二）婚姻

苏北海的《哈萨克族文化史》，论述了婚姻的习俗和婚礼的仪式。何星亮在《新疆民族传统社会与文化》一书谈到了哈萨克族的婚姻制度。杨魁孚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一书中涉及到了哈萨克族的婚姻问题，并且列举了有关哈萨克族婚姻状况的数据，简要分析了其婚姻状况变化的原因。古力扎提在其硕士论文《建国以来新疆哈萨克族婚姻家庭的变迁》中，从家庭结构形态、家庭婚姻、家庭习俗三个方面人手，对建国以来新疆哈萨克族婚姻家庭的变迁作了详尽的论述。文中注重空间和时间上的对比，突出建国以来直到现今新疆哈萨克族婚姻家庭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并分析了产生变化的内在和外在因素，对于其中存在的一些落后的旧有习俗和不良现象提出了适当的解决措施。艾尼瓦尔·聂机木在《新疆少数民族人口婚姻状况调查》中选取了新疆几个主要少数民族作为调查对象，并且综合分析了这几个少数民族人口的婚姻状况，结果表明：自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的婚姻观念（包括初婚年龄、父母包办婚姻、选择结婚对象条件、办理结婚登记等）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有关哈萨克族婚姻、婚俗的文章还有阿丽玛的《哈萨克族婚姻家庭的演变》、李小霞的《新疆少数民族人口的婚姻状况浅析》和周亚成的《高高的萨吾克烈——从一次集体婚礼看哈萨克族传统婚俗的变革》等。显然，学术界对哈萨克族婚姻这一专题研究的著述相对来说比较少。

（三）服饰

玛丽娅在其硕士学位论文《哈萨克族服饰艺术研究》中，从类型学的角度，分析了哈萨克族服饰自身的特点，找出哈萨克族服饰艺术的共同特征；并且结合田野调查法来研究哈萨克族服饰艺术。使人们对哈萨克族服饰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玛丽娅还在文章中梳理了有关新疆哈萨克族服饰研究的现状。

改革开放 三十年的成就 篇4

niu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东方古国正在崛起，中国 正在一步一步的走向富强。当下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三峡工程，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巨型工程； 青藏铁路，世界屋脊铺铁桥。中华民族完成了niu一个又一个壮举。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同心同 德、锐意进取，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创造性活动的 三十年。我们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 方式并niu存的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显著增强，新的宏观调控体系框架初步形成。我 们实行对外开放的领域和规模不断扩大，已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 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进出口贸易、国家外汇储备大幅度上升。利用 外资为我国建设开辟了广阔的资金来源。我国经济大踏步地走上世界 经济舞台。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国民福利得到了实质性的提高，而且也使中国日益 融入世界经济和主流文明之中。具体而言：

一、是香港，澳门的回归。香港，澳门的回归，是彪炳中华民族 史册的伟大业绩，也是上个世纪末具有重niu大国际影响的历史事件。从 回归祖国那一刻起，香港，澳门就进入了新的时代、开启了新的航程。回归十几年来的一切充分证明，“一国两制”是历史遗留的香港，澳门 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也是香港和澳门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 佳制度安排；推进“一国两制”事业，符合香港，澳门同胞利益和愿望，也符合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在“一国两制”伟大实践中，香港，澳门 这两颗璀璨的明珠将在祖国的南疆放射出更加绚丽的色彩，也为祖国 的最终大一统奠定了基础。

二、是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进一步提高。统计表 明，1978 年至 2006 年的 28 年间，中国的 GDP 年均增长 9.67%，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 3.3%左右的年均增长速度。与此同时，中国现 已成为niu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一九七八年以前，中国外汇储备从未 超过十亿美元，二 00 六年末已突破一万亿美元。对外贸易成为中国 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通过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进行 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大大提高了中国的生产力水平，缩小了与发达 国家的差距。二 00 一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对外 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截止到去年，中国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四，外贸总额位居全球第三。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三、是民生得到显著改善，人民生活总体上进入了小康水平。以 收入和住房这两大最能反映生niu活水平的项目为例，从 1978 年到 2006 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住房面积都有大幅提高。尤 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 30 年间，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从 2.5 亿下降到 2148 万，绝对贫困发生率由 30％下降到 2.3％。中国是目 前全球唯一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减半目标的国 家。

四、是融入了世界主流文明，锁定了中国的发展道路。开放是什 么？开放就是自主、自发地接受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则niu，并以此克 服自身传统的特殊规则的缺陷，使其更好地推进国民福利的增加和国 家的富强。而真正的对外开放，不仅要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还要学习西方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学习西方文明，进行制度变革。从这个 意义上说，开放的重要性有时要远大于改革。中国大批留学生到国外 学习，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国家建设的有用之才。通过相互学习，使 人们的思想更加解放，视野更加开阔，开放意识和创新能力有了很大 提高。尤其是加入 WTO 后，我们已义无返顾地回归到世界主流文明 中，以一个主权国家的承诺和信用锁定中国改革发展的道路。niu

niu结合实际谈谈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时期的伟大抉择，是我们党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选 择。从 1978 年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以 义无反顾、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惊天niu动地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 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 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 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今天，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 变化，一个面向现代化、niu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 方。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强大动力，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 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二、改革开放niu最根本的意义在于解放了思想、实现了思想的解放。改革开放最根本的意义在于解放了思想、实现了思想的解放。而改革开放所带来最根本的变化就是思想的解放、所能取得成功的最根本的 原因就是解放了思想。纪念改革开放三niu十周年不是为纪念而纪念，而是为了更深 入地改革开放而纪念，关键是在具体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从而进一步解放思 想，继续推动改革开放。目前，我国改革开放正处在一个关键阶段，当今世界正 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十七大号召全党必须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带领人民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求真务实，锐意进取，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成 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而抓住机遇，应对挑niu战，“绝不能停滞不前，更不能夜郎 自大”。解决前进道路上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 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无不需要进一步改革开放，而深化改革开放无 不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三、改革开放最伟大的成果即思想解放的结晶就是开辟了道路、创新了理 改革开放最伟大的成果即思想解放的结晶就是开辟了道路、论。十七大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 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niu要坚持这niu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而 一切――这一条伟大道路正是解放思想的结果、这一个伟大理论正是思想解放的 结晶，这也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最根本的意义和最伟大的成果。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自建立新中国、创立社会主义以来就不 断探索、反复摸索的伟大事业。从建国之初向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老大哥学习的“一边倒”，到“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niu “反对修正主义防止修正主义”，我们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和实践 经历了艰难、曲折甚至是反复的过程，直到改革开放我们党才成功开辟 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道路。这探索的过程、实践的历程，就是坚持解放思想的过程，就是实 现了思想解放的历niu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 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 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 的中国niu特色。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就是坚持真正的改革开放、坚持正确的niu解放思想；换言之：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坚持真正的改革开放、坚持正确的解放思想就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 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 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niu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 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 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共产党宣言》 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 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同命运，才 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真正的改革开放、坚持正确的解 放思想；换言之：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坚持真正的改革开放、坚持正确的解放思 想，就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四、纪念改革开放的现实意义在于进一步解放思想以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纪念改革开放的现实意义在于进一步解放思想以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从根本上来说，改革开放的前提在于思想解放，关键在于解放思想，根本在于创 新体制机制，目的在于激发创造活力。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就必 须在永无止境的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中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 辛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即在永无止境的 改革开放中niu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永无止境的解放思想中勇于 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被任何干扰所惑，使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从现实上来说，改革开放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完 善社会主义制度、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因此，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目的就是要全面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在进一步解niu放思想 中推进改革开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必须永无止境地解放思想、永 无止境改革开放，在永无止境的改革开放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永无止境的解放思想中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 风险所惧，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使中niu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更加伟大的成就。

一、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新的伟大革命。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时期的伟大抉择，是我们党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niu领全国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选 择。从 1978 年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以 义无反顾、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惊天动地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 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niu壮丽史诗，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 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 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

二、改革开放最根本的意义在于解放了思想、实现了思想的解放。而改革开放所带来最根本的变化就是思想的解放、所能取得成功的最根本的 原因就是解放了思想。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不是为纪念而纪念，而niu是为了更深 入地改革开放而纪念，关键是在具体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从而进一步解放思 想，继续推动改革开放。目前，我国改革开放正处在一个关键阶段，当今世界正 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机遇前所未有，挑战niu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十七大号召全党必须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带领人民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求真务实，锐意进取，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成 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

三、改革开放最伟大的成果即思想解放的结晶就niu是开辟了道路、创新了理论。十七大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 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而 一切――这一条伟大道路正是解放思想的结果、这一个伟大理论正是思想解放的 结晶，这也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最根本的意义和最伟大的成果。中国社会主义道niu路，是中国共产党人自建立新中国、创立社会主义以来就不 断探索、反复摸索的伟大事业。从建国之初向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老大哥学习的“一边倒”，到“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 命”、“反对修正主义防止修正主义”，我们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和实践经历了艰难、曲折甚niu至是反复的过程，直到改革开放我们党才成功开辟出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道路。这探索的过程、实践的历程，就是坚持解放思想的过程，就是实现了思 想解放的历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 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 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niu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 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 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共产党宣言》 发表以来近niu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 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同命运，才 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真正的改革开放、坚持正确的解 放思想；换言之：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坚持真正的改革开放、坚持正确的解放思 想，就必须坚持中niu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衣食住行 篇5

“我们小时候非常盼望过年，因为只有过年，家里才会给做身新衣服，平时穿的基本上都是哥哥、姐姐穿过的旧衣服，有的还补丁摞补丁。有一件事让我刻骨铭心，那是1982年，妈妈买了块布料给我做衣服，特意告诉裁缝把衣服做大一些，“大一点可以多穿几年，小孩子长得快”。结果，那个裁缝做得太合身了，妈妈为此生了好几天气。现在妻子每周都会去昭苏县城，尤其是那些时装店，遇上称心如意的衣服会毫不犹豫地买下来。对她来说，只有过年才能穿上新衣服更是想都无法想象的事情”。

食——春节餐桌菜肴丰盛

七十四团多数职工是四川来的，四川人最喜欢吃，30年前，计划供应，商品希缺，想吃也买不到。看看现在，团部菜店到超市，商品一应俱全。

谈起过去，从成都军区转业到七十四团的樊树高更是有千言万语，“80年代初那会儿买东西还凭票，过年的时候买点猪肉、豆制品，还有大白菜。到了90年代，情况就不同了，票证不用了，鱼肉蛋禽也越来越丰富。现在，家里更是连年夜饭都不做了，我和老太太忙不来”。

现在的团场人，大多数职工家都不会在家里准备很多年货了，菜店、超市天天卖新鲜的，特别是过年卖年货的三步一个五步一个，品种琳琅满目，应有尽有。鸡、鸭、鱼、肉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东西，很多人家都喜欢特色菜肴，海鲜、素食广受追捧，像鸡鸭鱼肉这些过去的好菜大菜因为脂肪含量高等原因，在日常生活中反而受冷落。

住——我们住得越来越舒心

团场职工的住，变化是最大的。走在营区，新房一排一排。

家住五连的王长美前几年盖了新房，修建乐沼气。虽然跟城里人比起来不是楼房，但在团场那是相当不错的了，和30年前比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1979年那会儿，全团职工住的基本上都是地窝子，高出地面的墙也是土块的，整个团场找不到砖瓦房。从90年代开始，砖瓦房在七十四团都落伍了。全家六七口人挤在不足3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终于成为了历史，你说人的心情能不高兴吗？

行——交通便捷行路不难

坡马的路，一年一个台阶，行在坡马，更是快捷方便。

70年代的七十四团，贫困落后，只有一条“公路”，不足五米宽，其余的小巷道，好的有戈壁路，大多路都是土路，阴天下雨，泥流成河名副其实“水泥路”。再看看交通工具，去伊犁办事情，300公里的路程快的两天，慢的要用三四天，一个星期是正常现象。这从《不是坡马人焉知行路难》里面可以看出来，职工从连队到团部办事，步行的居多，自行车也很少，有上一辆也当宝贝似的，舍不得骑。

随着改革开放，七十四团的交通状况有了巨大的变化，路越修越好，班车的数量也多了起来，到昭苏县城、到伊犁每天一班，连队之间也开行了连连通。现在，出租车更是随处可乘，好几家都买了私家车，居家出行更是方便。最近四连到二连10公里的通营又动工了，用不了多长时间，二连职工就能实现17公里“半个小时到团部”的心愿。

改革开放三十年人们衣食住行用发生的巨变

衣

虽然改革开放后，没有了布票，做衣服已经不是很普遍，更多人是去百货大楼买衣服穿。但是店铺很少。一个城镇只有一两家百货大楼。可是现在的商店到处都是，还分出了品牌店,老年店，裤子专卖店等等80年代初，棉布衣已经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线，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化纤面料：的确良（一种化纤面料），二合一，三合一。而如今，各种面料的衣服应有尽有，退了休的棉织衣料也成为最舒适的面料。当时上映的国产故事片《庐山恋》成为年轻人喜爱的影片。女主角新颖的时装，都令人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戴太阳镜、留长头发、穿喇叭裤、蝙蝠衫成为年轻人的时尚。喇叭裤也因此流行一时。当然，那时候最普通的还是类似于中山装的的褂子。现在人们的衣服样式多了，挑选起来更自主了。当时，虽然是不愁吃不愁穿，但没有更多的钱花在衣服上，衣服的质量也不高，常常是开了线，撕裂了布，洗一洗，鲜艳的颜色也掉了下来。人们的生活好了，在衣服方面也就更不用愁了，甚至出现了衣服泛滥的情况，看看现在的孩子，哪一个不是一橱子衣服？

小结：改革开放以来，服装的花色、款式更加多样化，面料、质地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到了九十年代，人们的生活向小康过渡，思想观念更为开放。人们的服饰在急速变化，穿衣打扮讲求个性和多变，很难用一种款式或色彩来概括时尚潮流，强调个性、不追逐流行本身也成为一种时尚。

食

有一句话叫“民以食为天”，可以说人们将“食”作为生活的最低标准，同时人们也将“食”作为生活的最高追求和享受。记得在一个小品里，一位老爷爷向他的孙子讲述粮票的故事。可见粮票是当时解决温饱的重要物品。因为生产力水平不高，物质供应紧张，需要用票证限制人们的购买力。一直到八十年代，粮票还在使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粮食供求走向市场，粮票消亡成为历史的必然。如今这些时代象征已经成为收藏家手里的珍品。当然，从“食”的变化中，可以反映出一个社会的贫富盛衰，可以体味社会历史的变迁。50年代初，我国粮食短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蔬菜紧缺，在吃不饱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以胡萝卜充饥。由于缺乏最基本的营养，人们都有些浮肿。今天，我们的物质生活已经极大地丰富了，菜场、超市、大卖场，琳琅满目的食品应有尽有。人们对于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不仅要“吃好”，还要吃得健康，科学卫生观念深入人心。人们讲究营养均衡，粗细搭配，口味清淡，要多吃蔬菜水果，少吃高脂肪高胆固醇的食物。以前因粮食不够用来充饥的野菜、粗粮，如今却成为餐桌上的健康食品。

小结：改革开放初期，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但食物匮乏单调、票证盛行，人们营养不足，有些农村没有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到了90年代，不但吃饱，还可以吃好，营养均衡，粗细搭配，绿色食品深入人心。食，已经不单单是生活的温饱品，渐渐变成了一门艺术，一门文化。

住

改革开放初期，样式统一单调的平板房取代了房屋破旧，年久失修，岌岌可危的破旧民居。一片片的瓦片取代了破旧的屋顶，墙也不再是石砖砌成的，而是用石灰砌成的平坦而洁白的墙面。但房屋内只有床、桌子、椅子等基本家具，看上去简朴整洁，洋溢着和谐宁静。但住房仍是一个大问题。90年代开始，国家开始兴建经济适用房，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了“买得到、住得起”的选择。这种房屋有独立厨房、厕所，有上下水道的，质量有保障、小区环境优美、购物交通也方便。如今，居住面积扩大，居住条件有了明显改善人们居住的选择更多了，有高层住宅区，有复式楼，有花园小区，甚至还有单门独院的特色别墅。住，也成为人们最基本的生活条件。

小结：当我们登上高楼远眺城市流光溢彩的景色时，也可以体会到古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情。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装修也成为热点，风格多样的装修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也体现了人们生活品位的提高。

行

出行，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缺的一个环节。买东西，走亲戚，上学，上班等等，时常需要使用一种代步工具。从最早到的步行，到马车，牛车，再到汽车，火车，无不体现一种时代的进步。改革开放前，最主要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中国也被称为是自行车王国。但当时的道路建设也十分落后，大都是泥土地，凹凸不平，这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到了80年代末，中国人口众多，坐火车出现了“买票难，乘车难，运输难。”并且，速度也非常慢，妈妈在上大学的时候，从济宁坐车到青岛，过了十几个小时才到。而现在，仅仅需要4至5个小时。于是，国家开始兴修铁路。1996年9月1日，建国以来兴建的规模最大、投资最多、一次建成里程最长的铁路：京九铁路实现全线开通运营。随着社会的进步，汽车越来越多，于是开始修建高速公路。高速公路是一个国家交通现代化的主要标志。高速公路的拥有量，也成为衡量经济发达程度的一项指标。我国第一条全线通车的高速公路：沪嘉高速公路建成通车。从此掀开了我国公路建设史上新的一页。除了跨省高速公路之外，全国许多省区都在地区内修建中短程高速公路，形成覆盖全国的高速公路网。现在我们看到大都市的道路可谓是生机勃勃，人群涌动，车流穿梭。公交路线增多、设施改善；火车中也加入了新伙伴：D字头列车，磁悬浮列车也研制出来了，正在普及中；出租车招手即是，私家车也屡见不鲜，地铁、轻轨等新型交通工具出现。不仅如此，车多了起来，道路也更平坦更宽阔了。出行的方便快捷，只是旅游业也迅速发展起来了

小结：随着生活的进步，人们的出行更为方便，虽然便利的交通也带来了城市发展中的环保问题，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环境污染和交通阻塞问题。但这一切，也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过渡的必经之路。在不久的将来，地球在我们眼中会越来越小，周游列国再也不是梦。

用

隐姓埋名三十年的教学反思 篇6

语文教学永远是一门缺憾的艺术。只有在缺憾中你才能不断地反思，不断的地进步。《隐姓埋名三十年》是五年级下册的一篇精读课文，这篇精读课文以在祖国核武器战线上默默无闻工作的科学家为题材，介绍了著名女科学家王承书的感人事迹。“淡泊名利”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王承书真正地做到了这一点，为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隐姓埋名三十年。文章用朴实无华的语言描述了一位令人敬佩的女性形象。本文的关键词是“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热爱祖国。”为此在教学中我主要抓住课题“隐姓埋名三十年”中王承书具体做了什么?为突破口进行教学，教学过程应该说很顺利，完成了预设的教学目标。按照我的预设以下三点我比较满意:

一、学生能说出自己平时积累的关于诚实守信的名言警句，并且说了很多，这对理解文章的内容大有帮助，以此也可以看出王承书是这样的一个信守诺言、实现诺言的伟大的科学家。

二、通过抓住关键词，引导学生体会到王承书和他的同事工作的艰辛，然后教师朗读引导学生想象画面，并且自由表达，学生也能联想生活实际进行有条理的表达，从而加深了对课文内容的理解。

三、能根据文章发展的高潮设计写话练习。通过读、思、说给学生创造了写话的氛围，然后抛出具体要求让学生续写，虽然学生写的很短，但是能体会到学生已经融入的课文的情境中，情感的到了升华，体会到了她的无私奉献。

近三十年的西方哲学研究 篇7

关键词：档案咨询,咨询服务,参考咨询

档案咨询服务作为档案利用服务中的重要环节, 是档案工作者为档案用户提供服务的重要途径, 也是档案界研究的热点之一。本文对近三十年档案咨询服务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为咨询服务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

一、近30年国内档案咨询服务相关文献统计数据分析

本文在CNKI数据库中, 以“主题”为检索项, 以“档案”并含“咨询服务”、“参考咨询”为检索词, 从1981年到2011年逐年检索, 共得到文献记录511条。经过认真筛选, 剔除重复文献、不相关文献后, 得到相关文献记录125篇, 其中硕士论文5篇, 学术期刊101篇, 报纸14篇、年鉴5篇。论文分析情况:学术界对档案咨询服务的研究呈递增趋势, 最近十年有关档案咨询服务的研究论文达到73篇, 占到总论文量的58.4%, 这主要与数字档案馆和档案网站的普遍建立有关。

二、传统档案咨询服务

1. 传统档案咨询服务的内涵。

传统档案咨询服务的内涵有两种代表性观点。第一种认为咨询服务是一种信息情报服务。蔡晔、夏裕莹认为档案咨询服务工作即档案馆 (室) 的咨询机构或人员根据用户的咨询要求, 为其提供档案信息及有关情报的一项服务性工作。李文以认为档案信息咨询是指档案馆 (室) 针对用户提出的疑难问题, 利用各种参考工具、检索工具及有关档案、资料等, 对有关档案内容进行综合性分析或增值处理, 通过个别解答问题的方式, 向用户提供有关信息的一种服务方式。第二种观点认为咨询服务是一种智能性服务。徐树德认为档案咨询服务是指档案馆根据档案利用者的要求, 以档案和档案有关知识, 帮助利用者解决档案利用中的难题, 直至按利用者的要求提供研究结果的一种智能性的服务。祁虹持相似观点, 认为档案咨询是一种以科学为依据, 以档案信息、档案知识为基础, 综合利用现代科学知识技术和方法, 为解决人们所面临的各类有关档案问题而进行的一系列智力活动, 其最明显的特征在于它的智力性。

2. 传统档案咨询服务的种类。

咨询服务的种类根据划分标准的不同呈现出多种形式。徐树德认为按咨询内容分为代理性咨询、档案咨询和利用咨询;按咨询服务的性质分为事实性咨询和专题研究性与情报性咨询服务;按咨询服务的方式分为主动咨询服务和被动咨询服务;按咨询服务的难易程度分为一般咨询服务和复杂咨询服务。陈双喜认为企业档案咨询服务的种类可分为辅导性咨询、事实和数据咨询、专题咨询、专题定期档案信息通报。向德才认为城建档案信息咨询服务的种类可分为检索咨询服务、指导性咨询服务、专题咨询服务、综合性咨询服务。

综上可看出, 档案咨询服务的种类可分为四大类:档案工作者根据馆藏直接向利用者提供相关档案的事实、数据性咨询;档案工作者对用户在利用过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进行指导, 答复用户询问的辅导性咨询, 也称指导性咨询;档案工作者针对某一专题, 有针对性地系统全面地提供有关档案材料的专题性咨询;档案工作者依据馆藏信息及自身工作经验答复档案用户多方面需求的综合性咨询。

3. 传统档案咨询服务策略。

咨询服务开展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档案利用的实现程度, 如何顺利开展咨询服务, 达到预期效果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之一。张秋妹认为要使咨询服务深入开展下去, 一是要完善检索工具。二是要加强档案馆之间的联系。三是要加强与用档单位的联系。四是要提高咨询服务工作人员的素质。韩秀琳认为搞好档案咨询服务工作要做好以下几点, 一是增加馆藏数量, 优化馆藏结构。二是完善检索工具, 加强编研工作。三是成立咨询机构或确立咨询人员。四是加强咨询人员的业务培训, 注重继续教育工作。五是建立健全咨询服务的规章制度。六是提高各级领导对咨询服务的认识。七是使用现代技术手段。八是应用多种方法, 灵活解答咨询。九是大力宣传档案部门的咨询服务功能。十是开展咨询学术交流。

从上可看出, 做好档案咨询服务工作, 要重点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一是丰富馆藏数量, 优化馆藏结构, 充分挖掘馆藏资源。二是做好档案检索和档案编研工作。三是提高咨询人员的素质, 重视业务培训。其他诸如领导重视、咨询宣传力度等方面也应给予重视。

三、数字化档案咨询服务

数字化档案咨询服务是传统档案咨询服务在网络环境下的新发展, 它与档案网站、数字档案馆的出现密切相关。档案网站和数字档案馆在全国范围内的普遍建立, 为用户利用档案资源提供了便捷, 用户也希望直接通过网络获取信息。传统档案咨询服务显然不能满足用户这种新需求, 数字化档案咨询服务应运而生。

1. 数字化档案咨询服务的内涵。

学者们对数字化档案咨询服务的认识基本统一, 都认为数字化档案咨询服务是在网络环境下, 主要是在数字档案馆和档案网站中, 档案咨询人员依据馆藏信息, 采用各种现代化手段及相应的功能软件解答用户询问, 满足其利用需求的一种形式。李文彬认为档案馆网络信息咨询, 就是在现代化的网络环境条件下, 档案馆的咨询人员对利用者的各种不同的档案信息需要, 凭借档案馆网络化的条件, 采用各种现代化的科学方式, 满足不同利用者的档案信息需要。秦元元认为数字档案馆数字参考咨询服务, 又称为虚拟参考咨询服务、电子参考咨询服务、网络参考咨询服务、在线参考咨询服务, 是以Internet为信息传输介质, 以网页、留言板、E-mail、BBS等电子方式为服务手段, 以用户为中心, 通过信息加工、处理、分析、再现等工作来满足用户信息需求的一系列参考咨询服务的总称。金凡认为档案信息在线咨询服务包括两层含义:第一, 用户在线提出咨询问题;第二, 人工 (或系统) 对所提出问题给予解答。档案信息在线咨询的实质是人工 (或系统) 针对档案信息用户所提出的问题, 通过信息传输网络和相应的功能软件来解答用户咨询问题的一种服务。

2. 数字化档案咨询服务的模式。

与传统档案咨询服务模式相比, 由于提供咨询服务的机构发生了变化, 由依托实体档案馆 (室) 转变为依托档案网站和数字档案馆, 因此数字化档案咨询服务有了新模式。张帅奇调查国内档案网站, 认为网络咨询服务包括三种模式:一是非实时咨询服务。一般有电子邮件、常见问题解答、电子公告系统、留言板和Web Form等服务方式。二是实时咨询服务。包括聊天室、QQ/OICQ及MSN。三是网络合作化咨询服务。葛珊认为数字化参考咨询服务模式主要分为三种, 一是基于电子邮件的参考咨询。二是基于实时交互的参考咨询, 主要利用即时信息软件、网络聊天室和视频会议三种不同的技术。三是基于网络化协作的参考咨询。除了这三种类型外, 还包括远程登录、电子公告板系统、常见问题解答等。王进平认为数字档案馆参考咨询服务模式有7种:网上参考源;常见问题解答;网上导航;电子邮件咨询;电子公告牌系统;实时交互式参考咨询和网络合作式。

综上可看出, 数字化档案咨询服务模式可分为两种, 一是非实时咨询服务, 即用户通过档案网站提供的咨询平台提出问题, 待档案咨询人员处理完毕后给予回复。这种模式虽不能及时为用户提供咨询服务, 但档案咨询人员可在咨询问题提出后充分准备, 提供准确、全面的咨询服务。主要包括电子邮件咨询、FAQ、BBS、留言板、网络表单、Blog、网络链接、咨询网站、网上导航、远程登录等。二是实时咨询服务, 即档案用户同档案咨询人员直接交流互动。

3. 数字化档案咨询服务策略。

数字化档案咨询服务如何发展也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之一。杜昆认为网络环境下拓展档案信息服务的对策如下:一是加大网络档案信息资源的建设和开发力度。二是加强对网络档案信息资源的组合与整合, 不断完善检索工具。三是不断探索网络环境中档案信息咨询的服务方式与内容。四是建立并完善网络档案信息咨询的合作机制。五是加强网络档案信息咨询人才队伍的建设。葛珊认为我国开展数字化档案参考咨询的策略如下:一是强化创新意识。二是大力加强数字化建设。三是服务模式要以用户为中心。四是深化数字化信息咨询的服务方式与内容。五是建立并完善网络档案信息咨询的合作机制。六是加强数字化信息咨询人才队伍建设。

无论是传统档案咨询服务还是数字化档案咨询服务都是档案部门依托馆藏档案资源, 通过一定的方式答复用户询问, 为用户提供事实、信息、情报、知识等方面的服务, 以满足用户利用需求的一种方式。所不同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 信息化程度的加深, 档案咨询服务的对象、手段、模式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由原来依托实体档案馆变为依托实体档案馆与数字档案馆及档案网站相结合的方式, 同时也深化了对咨询服务的认识。尤其是数字化档案咨询服务强调以用户为核心的观念, 值得档案咨询人员深思。数字化档案咨询服务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传统档案咨询服务已无用武之处, 相反笔者认为两者应该相互学习, 各取所长, 补己之短, 共同促进我国档案咨询服务向更高层次发展, 真正做到“档”为民用, 实现档案价值。

参考文献

[1]秦元元.数字档案馆数字参考咨询策略探究[J].山东档案, 2009 (2) .

[2]金凡.试析档案信息在线咨询服务[J].兰台世界, 2006 (4) .

[3]葛珊.数字化档案参考咨询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 2006.

三十年的月亮 篇8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年代，因为在那个时候有无数的新生事物和新鲜想法都被毫无阻挡地催生出来。很快就有人从北京来到当时的甘肃人民出版社，提出办一个有关飞碟杂志的想法。地处这样较边远、经济落后的地区，我们领导的思想并不“边缘”、并不“落后”。他们接受了这样一个新生事物，这个理念很快被复制成一个红色边框的杂志——《飞碟探索》的创刊号在1981年2月正式上市。从它的创刊号上众多的国内外贺词中我们不难发现，《飞碟探索》杂志的出现，不仅引起了国内一些知名学者、严肃科学家的注意，更引起了世界有关飞碟研究的专家、学者的关注。

《飞碟探索》的前十年是与社会的繁荣、发展同步前行的。那时，社会上洋溢着一种改革、创新、发展的工作学习氛围。人们崇尚科学，乐于接受新鲜事物，似乎是希望在一夜之间把与世界脱轨的十年赶回来。《飞碟探索》趁着这股春风，印数也在不断增长，很快从最初的二三万份，发展到七八万份。

在这段时间内，《飞碟探索》从洋文化起步，除了少量目击报告，以翻译文章居多，主要登载国外飞碟研究的方法、技术、领域和他们发展的最新成果。这些奇特的研究理论和个人经历深深吸引了当时的一大批爱好科学、有志科学探索的青年，使他们从一个狭小而封闭的理论空间中解脱出来，而把眼光转向一个更加广阔、自由、开放的思想空间。不少读者正是通过阅读我们的杂志，了解到许多有关天文、宇航等方面的科普知识，并逐渐对这些学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的甚至以此为基础，选择了相关学科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 20世纪90年代，随着编辑对不明现象的理解日益加深，社会对这一问题的接受与普及，编辑部开始进一步探讨有关不明飞行物的深层次问题。同时，随着作者队伍的成长和壮大(他们中的大多数正是中国的第一批UFO爱好者)，杂志开始突破翻译文章的限制，尝试以中国UFO研究者自己的视角看待不明飞行物这个话题。在这一段时间内，杂志在内容上产生出有关中国历史上UFO现象的研究、中国当代典型UFO案例的分析等全新的讨论视角。《飞碟探索》正在寻找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UFO研究之路。

同时，《飞碟探索》编辑部开始策划它历史上的第一次改版。在这次改版中，增加了“遗址寻踪”、“绿色方舟”、“奇闻趣事”、“热点话题”等栏目，力图以深邃的目光看待人类的过去、发展、现在及未来，寻找人类发展的内在联系，人类与地球及自然的关系，以一种大视角的眼光来看待人类与宇宙的关系。人文的理念首次进入不明现象研究这样一个纯理论的话题之中。

1995年第6期，《飞碟探索》的发行量历史性地达到35万册，在全国的科普和科技期刊中名列前茅。当时消息传到编辑部，大家欢欣鼓舞，放炮庆祝。 借着这股东风，1996年《飞碟探索》进行了第二次改版，在内容上进一步挖掘不明飞行物的广阔内涵，一方面把人类的历史和文化纳入视野；另一方面展开横向的联系，将天文、宇航、生物、地质、历史等其他学科的内容纳入不明现象的研究，倡导一种广义的飞碟观，巩固不明现象研究的基础。《飞碟探索》正在日益成熟起来。 进入21世纪，中国社会进入到一种高效、稳步的经济发展时期。以这种繁荣的经济状况为背景，人们对文化生活的品位也日益提高，中国社会进入到一个多元化、人文化的媒体共享时期。

面对新的挑战与问题，编辑部为自己确立了三个目标：一是适应社会潮流的发展，采取一种多元化的发展路线，使不明现象的内涵得到最大程度的延伸，逐步建立和培育一种新型飞碟文化，把对不明飞行物的简单描述与对人的认识联系起来，使对星际文明和智能生命的研究具有人文的背景；二是将普及科学知识转变为使公众理解科学精神，让更多的人真正理解不明现象研究的文化意蕴，使不明现象的研究保持正确的方向并取得积极的成果；三是在观念上进行转变，使自己的职能从单纯的飞碟研究走向信息搜集、处理和服务，将所拥有的资源最大可能的信息化，使尽可能多的爱好者能够共享这些资源，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对不明现象的研究中。

在这一段时间内，一件事情又大大影响了《飞碟探索》的前进和发展。大约在2002年左右，中国邮政开展了期刊发行市场改革，收回二渠道市场，重新规范发行市场。在这次意外的变化中，《飞碟探索》的印数二期之内掉了数万份，损失惨重。随后的几年中，中国邮政对二渠道发行市场的改革有所反复，每次变化都使得杂志的印数受到影响。同时，随着市场的发展，网络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影响越来越严重。在这种情况之下，《飞碟探索》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