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辩护词

未成年人辩护词

未成年人辩护词 篇1

审判长，审判员：

本人受 的委托，受的指派，为被告人

涉嫌抢劫一案依法出庭辩护，现就本案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人民检察院[2006]第12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出 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第一项、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规定，已构成抢劫罪，对此指控辩护人无异议，但本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有以下法定减轻、从轻和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希望法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一、被告人在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根据法律规定依法应当从轻、减轻处罚。

二、被告人在实施偷窃过程中，由于被人发觉而当场抓获，使其犯罪意图未能得逞，根据法律规定属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

三、被告人具有如下酌定从轻处罚情节。

首先，被告人在侦查阶段和本次庭审过程中均能够如实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实，积极配合公安、司法机关办案，应适用坦白从宽的法律政策。

其次，本案被告人由于年少无知，监护人没有尽好监护责任，在学习年龄阶段过早的脱离学校的教育；而且被告人在实施本次盗窃行为的整个过程来看，被告人还是属于那种小偷小摸的作风。对于这样类型犯罪的被告人，应当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予以处罚，才更有利于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改造。再次，从被告人自身的一贯表现来看，被告人犯罪前从未被司法机关处理过，也没有其他违法犯罪记录，属于初次犯罪，可以给予从轻处罚。

第三，本案被告人触犯的虽然属于社会危害性较大的抢劫罪，但是由于该罪名的成立是属于转化型的抢劫罪，且被告人在害怕被发觉后实施的暴力行为极其轻微，对被害人基本没有造成身体上的伤害，与一般的抢劫罪的情节和性质有较大的区别。

最后，无论是被告人被录取的泉州市泉港科技学校，还是被告人居住地的村委会都请求让涉世未深的被告人给予缓刑处罚，使其能够在最好的学习阶段受到良好的学校教育，并表示愿意对被告人加强监管，这体现了社会的温暖和爱心，也体现了大多数人的民意。辩护人相信被告人在这种环境下接受的教育和改造肯定优越于监狱的教育和改造。

总之，辩护人认为惩罚是一种与犯罪作斗争的手段，目的在于消灭犯罪，在于改造、教育、挽救犯罪分子，引导犯罪分子重新做人。由于被告人主观恶性程度不高，属初犯、未造成严重后果，只要加以引导、改造和教育，一定能改过自新。因此，希望法庭考虑辩护人的意见，对被告人予以减轻处罚，判处缓刑。

以上辩护意见敬请法庭采纳！

辩护人：

律师

未成年人辩护词 篇2

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L. L. 富勒提出了一个虚拟的人吃人案例: 4299 年5 月, 五名洞穴探险人不幸遇到塌方, 受困山洞等待救援。十多日后, 他们通过携带的无线电与外界取得联络, 得知尚需数日才能获救, 水尽粮绝为了生存, 大家约定通过投骰子吃掉一人, 以此救活其余四人。威特莫尔是这一方案的提议人, 不过投骰子前他又收回了提议, 其它四人却执意坚持, 结果威特莫尔被选中。在受困的第32天, 剩下四人被救, 随后他们以故意杀人罪被起诉, 而根据《刑法典》规定: “任何故意剥夺他人生命的人都必须被判处死刑。” (1)

富勒和美国叶尔汉姆学院哲学系教授彼得·萨伯针对本案共虚构了十四位大法官的法律判决书, 引得法学界人士纷纷就此案发表了自己的第十五个观点, 众说纷纭, 观点不一, 至今无统一定论, 洞穴奇案现在仍然是法学界激烈讨论的一个神奇案例, 吸引着无数法律人士及法律爱好者去探讨其中的法律、道德、哲学等问题, 探寻它所蕴含的法律精神。相信每个读过洞穴奇案的人心里都有一份判决书, 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把正义的尺子, 都会想用这把尺子给这个神奇的案例一份相对公正的判决, 但是每个人对于公正的理解都不一样, 没有统一的公正, 何来公正的判决。

二、被告人的辩护词

我们的确有罪, 但是罪不至死, 在生死存留之际, 我们要为自己的生命做最后的争取。我们相信法律的目的不是惩罚人, 而是引导人, 我们追求的公平正义并不是以命抵命, 而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 维护我们心中崇高的法律信念。

( 一) 生存是我们的人权, 法律不能强人所难

我们受到生存的严重威胁, 只要有活下去的机会, 大家都愿意去尝试, 威特莫尔也是这样想的, 当时我们五个都已经达到身体的极限, 只要有活下去的希望, 哪怕是很残忍, 也能接受。当一个人面临死亡威胁时, 脑子里只有生存的念头, 很难去想着脱困以后的后果, 当时想着能多活一分是一分, 多活一秒是一秒, 如果被选的是我, 我也不会怨恨别人。

威特莫尔的提议激起了我们的求生意志, 给了大家一丝希望, 大家经过公平商议后决定将命运交给上帝。通过杀掉同伙维持其他人的生命是当时那种环境下我们唯一的办法, 每个人都是心甘情愿接受的。我们把命交出来, 如果没被选中, 就相当于捡回一条命, 那将会是一种恩惠, 可以再多活一段时间, 如果不幸选中, 也能接受, 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办法, 将同样是死亡的结果。

( 二) 生死契约应更具有契约精神

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关于正义的论述, 蕴含着丰富的契约思想, 可见古代思想家对契约精神的重视。威特莫尔在决定投骰子前撤回了他的同意, 这是一种背叛, 对我们来说, 我们当时都是心甘情愿的接受这种方式, 并心甘情愿的接受后果, 我们虔诚的彼此相信, 不管会是谁, 都会心存感激, 毫无怨言, 毕竟每个人的死亡与生存的机率是相同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 我们把自己的生命交到对方手中, 这是对彼此的一种信任, 一种生死契约, 我们并没有强迫威特莫尔, 我们只是履行了我们的生死契约, 更何况大家死亡的机率是等同的。对于最终威特莫尔被选中, 这只是一个数学概率问题, 并不是我们有预谋的杀死了他。

( 三) 我们心存感激, 我们将一生赎罪

威特莫尔是我们的朋友, 也是患难之交, 至今我们对他仍心存感激, 是他想出了获救的办法, 是他给了我们每个人生存的机会, 是他让我们享受到生命的可贵, 因为感激, 我们也憎恨自己亲手杀死自己的朋友, 将他的肉一块块割下来, 放到嘴里吃掉, 这将永远是我们的噩梦, 我们的罪恶, 我想即使我们活了下来, 我们也会在罪恶中度过, 这将是比判处我们刑罚更加残酷的惩罚。这是一生的罪, 今后我们都会在赎罪中度过。

我相信我的朋友在撤回同意前想法也和我们一样, 只要有生存的希望都愿意去争取, 去尝试, 要不然他也不会想出这个办法, 我并不是想为自己开脱罪名, 我们吃掉了朋友, 我们一生都是罪人, 但是, 我们都想活下去, 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及家人, 也是为了威特莫尔, 在威特莫尔提出吃人办法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自己有可能就是那个被吃掉的人, 但是我们都同意了, 就算是有百分之一的可能我们都愿意, 我们当时约好, 不管那个被吃掉的人是谁, 我们都会照顾他的亲人。威特莫尔已经死了, 他一定希望我们替他把自己应履行的义务履行完, 而不是我们也要因为他而死去, 这样他的死也就没任何意义了。

三、结语

我们有罪, 但罪不至死, 只有经历过生死才懂得生命的意义, 我们现在生存的意志很强, 我们会为了来之不易的生命争取, 即使背负一生的罪名, 我们也要活下去, 为了威特莫尔, 为了自己, 为了生命, 也为了公正, 法律是为了彰显正义, 它明白我们不是大恶之人, 我们相信法律一定会给我们一个公正的判决。

注释

盗窃罪罪轻辩护辩护词 篇3

山东保君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杨xx的委托，并指派律师韩东作为被告人杨xx（以下简称被告人）的辩护人，律师接受委托后查阅了相关案卷。辩护人对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有盗窃罪没有异议。现辩护人根据公诉人的公诉意见以及法律，针对被告人的量刑及处罚提出辩护意见如下：

1、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人自愿认罪。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第九条的相关规定，请法院在量刑时酌情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的规定，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处罚。

2、被告人杨xx的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小，请法院在量刑时酌情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被告人盗窃的数额为5804.65元，数额不大，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不是非常严重。盗窃罪在性质上说属于典型的数额犯，本案中，被告人所盗窃财物的数额刚刚达到较大的标准，并且没有其他严重情节，量刑起点及基准刑应该是在法定幅度内确定较低刑罚，从轻处罚；这点请法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3、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主观恶性不深，请法院在量刑时

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被告人的犯罪动机十分单纯，是因为欠钱，情急之下才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被告人本身并不是以盗窃为生，是一时的贪念加之法律意识较为淡薄，才做出了违法犯罪的事情，可以说，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不是很深，与以盗窃为生的犯罪分子主观恶性完全不同，这一点，请法庭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酌情从轻或者减轻对被告人处罚。

4、被告人杨xx归案前一贯表现良好，是初犯、偶犯，没有前科。

被告人在归案前一向遵纪守法，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和不良记录，更没有犯罪前科，这次犯罪事出有因，其没有充分的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是一时冲动，初次犯罪、偶然犯罪，其社会危害程度和主观恶性均与惯犯有着明显的区别，其法院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

5、被告人杨xx归案后如实供述、积极退赔、并主动交纳罚金，其认罪态度较好。

被告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并自愿认罪，这一态度是应当加以肯定的。被告人归案后，对整个作案过程做了详细的供述，认罪态度好，坦白交待了所有的犯罪事实，积极配合公安机关查清案件的事实，可以说被告人有真诚的悔罪表现，比起拒不认罪、负隅顽抗的被告人其社会危害性要小的多。

另外，被告人充分的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在庭审前，也对被害人造成了损失进行了积极、完整的赔偿，为表明被告人真诚悔罪的态度，被告人特意委托律师，与另一被告人赵侠在最大的限度内对受害人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对受害人提出的一切赔偿要求都予以了认可并积极的履行。同时，被告人也愿意接受法律的惩罚，主动，积极的缴纳罚金。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无论是从主观的犯罪动机，还是在归案后的认罪态度上，都可以看出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无论是社会危害性还是主观恶性都不大。另外，被告人只是因为一时糊涂犯下了错误。在这个前提下，法律应对被告人以教育为主，提高被告人的法律意识，以惩罚为辅，给被告人一个改正自新、回报社会的机会，故辩护人恳请合议庭酌情对被告人从轻或减轻处罚，并请求合议庭对其给予缓刑的刑事处罚。

辩护人：韩东

无罪辩护词 篇4

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25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上海市尚伟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魏国强本人委托，指派我担任本案第一被告魏国强的辩护人，参与本案的诉讼，依法履行职责，承担辩护任务。

签于本案的立案背景和社会反响，经过详细翻阅案卷，认真会见被告以及上次和今天两次参加庭审所掌握的情况，辩护人认为起诉书指控被告魏国强犯有非法拘禁罪的事实不清和证据不足。现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结合本案事实和法律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一、交警部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都已经做出了结论认为李腊英的死亡与魏国强的行为无关。魏国强不承担任何责任，李腊英的死亡完全是她自己造成的，纠纷不大，就是蛋糕压坏了，去了交警部门，也最多就是一个赔偿蛋糕，并不能直接导致她非跳车不可。她自己采取这样极端的手段，就应该有她自己来承担责任。

二、交通费票据我们当时看了，是私人从内地到新疆的。我们对此提出异议，按当时交通事故处理的话。最多只能是三个人，另外法医解剖费，没有国家正式收据，而是一个没有盖章的证明。我们认为这个证据是没有效的。另外死亡补偿费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精神赔偿/补偿，这个没有法律依据。

三、交通费票据我们当时看了，是私人从内地到新疆的。我们对此提出异议，按当时交通事故处理的话。最多只能是三个人，另外法医解剖费，没有国家正式收据，而是一个没有盖章的证明。我们认为这个证据是没有效的。另外死亡补偿费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精神赔偿/补偿，这个没有法律依据。

四、本案是一个刑事附带民事的诉讼，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当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虽然我们对一审法院宣判魏国强无罪表示赞赏。但是我们也对他又判决魏国强赔偿对方全部经济损失的70%表示遗憾。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判决，既然他无罪，为什么要他赔偿犯罪造成的物质损失呢，当然其中也包括经济损失。因此我们希望二审法庭在处理民事赔偿部分的时候，充分考虑到魏国强行为不构成犯罪的情况，驳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起诉。

综上所述，被告人魏国强仅仅是个公共汽车司机，作为一个总共汽车司机，他可能对法律对各方面东西了解的比较少，他在处理这个案件的主导思想是对的，就是去公安机关去处理这个事情。但是事实上他考虑不了那么多，就是说我是应该停下来等待公安机关解决这个问题还是应当到公安机关去解决问题。他对法律法规上是不了解的。那么从社会处理角度来讲，如果不让被告人想那些遭受侵害或者是因为民事纠纷发生权益损害的当事人实施这种救助的行为，那么无疑会给很多的当事人造成一些无法弥补的经济损失。第二个就是说，本案被告人本身他的主观目的还是要去公安机关解决矛盾。他跟通常所说的非法拘禁罪还是有本质的区别，这种情况以非法拘禁罪追究刑事责任，与通常非法拘禁罪犯罪构成不太相符。《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 第二项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 罪名不符合，不构成犯罪。本辩护意见暂且到此。谢谢!

此致

法庭辩护词格式 篇5

法庭辩护词的主要结构：一般由前言、辩护理由、结束语三部分组成。

前 言

主要三项内容：

一、申明辩护人的合法地位

二、讲辩护人在出庭前进行了哪些工作

三、讲辩护人对全案的基本看法。

辩护理由

是辩护词的核心内容，辩护人为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所要阐明的主旨。

被告人的行为事实→对照有关的法律规定→论证被告人无罪、罪轻或应该予以减轻甚至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意见和根据。

因此，通常是要围绕是否构成犯罪，属于何种罪名，有无从轻的法定条件以及诉讼程序是否合法等问题展开辩论和论述。

结束语

是对辩护词的归纳和小结。

一是辩护词的中心观点

二是向法庭提出对被告人的处理建议。

辩护人：

辩护词—孔学纯 篇6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

开物律师集团（洛阳）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孔学纯的委托，指定我担任其辩护人。接受委托后，我仔细阅读了本案的卷宗材料，会见了被告人孔学纯，根据法律和本案事实，认为公诉方指控被告孔学纯涉嫌非法经营罪，是完全缺乏事实依据的，适用法律也有重大偏差。公诉方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指控的罪名，其论证缺乏说服力。本辩护人认为公诉人指控孔学纯的非法经营罪罪名不能成立，他是完全无辜的，因此本辩护人为孔学纯作无罪辩护。

一、对非法经营罪第（四）项的理解要符合立法本意，否则就会造成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效果，损害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无意中成为华势力的同盟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全文是：“违反国家规定，有下列非法经营行为之一，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

（二）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的；

（三）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或者保险业务的；

（四）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虽然公诉人只是笼统地指控孔学纯的行为触犯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没有明确指出相应款项，但是根据本案并不涉及该条前三项的事实，可知公诉人实际上适用的是该条第一款第（四）项“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的空白罪状条款，这就实际上使公诉人的指控完全没有了法律依据。我国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对该条这一项的批评相当激烈，其主要观点是：“非法经营罪”该项是一种典型的“空白罪状”，其实质是授权政府制定罪与非罪的界限，这是违反立法者的立法本意和宪法原则的。

“非法经营罪”第（四）项受到的第一重诟病，主要是因为其外延不清晰，从而极易导致滥用刑罚的“口袋罪”，造成冤假错案，形成为渊驱鱼的不良后果，严重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只要某项犯罪的外延不清晰，事实上就违反了“罪刑法定”的原则，就是没有法律规定而强加于不特定公民刑罚，就是错误的处罚。

“非法经营罪”第（四）项还具有另一重更严重的弊端，不但违反“罪刑法定” 的刑法原则，更违反了宪法原则和基本的法治精神。它是一项所谓的“行政罪”。“违反国家规定”的含义在《刑法》第96条中被界定为“非法经营”之“法”，不是单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立法，而且包括了“国务院制订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这就意味着在“非法经营罪”的罪名下，罪与非罪的界限事实上是由国家行政机关来决定的。“罪刑法定”之法，是单指刑法。但在“非法经营罪”下，政府颁布、修改或废止一项行政法规，就可以决定一种经营行为到底是否构成犯罪（注意不是违法）。在这里，刑法给出了一个针对公民的“空白罪状”，刑法放弃了“罪刑法定”这一保护公民免受行政权力无端给予刑事处罚的根本原则，预先授权政府可以随时制定或改变罪与非罪的标准。在本案中，更为荒唐的是将这种授予中央政府的权力转移到由出版行政部门的两个工作人员（即两个鉴定人）来行使，这尤其是将行政权力在司法活动中滥用至无以复加的程度。对于这一空白罪状，不少法学专家表示了强烈的批判和无比的愤慨。这些专家的意见无疑是有道理的，是正确的。但是，他们的愤慨却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他们对这一规定实际上已经被否定，政府的定罪权被取消，这一项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不可能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的事实没有充分的认识，对我国刑法理论的发展还有注意不到之处，以至于表现出不该出现的愤慨。这主要是因为以下原因：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就是著名的“罪刑法定”原则，这一原则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是不容挑战的。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一款

（四）项没有明文规定这种犯罪行为的犯罪构成和罪状，根据这一原则，就“不得定罪处罚”。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七、八、九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上述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是上位法的规定，是国家法律 的根本原则，不仅明确了行政法规无权设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不得通过制订行政法规涉及司法制度，而且也明确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六条对“国家规定”的解释中所随意扩张的“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这就使得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中的“国家规定”恢复到指“法律”的立法本意，也使得所有根据行政法规剥夺公民政治权利，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为成为非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是为类推原则设计的法条，在类推原则已经废止的情况下，这一法条也就实际上失去意义，不能再在司法实践中适用。1979年版刑法第七十九条规定：“本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可以比照本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但是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这就是有名的“类推”制度。在97版刑法中，这一类推制度被废止。由于立法的惯性，导致这一制度死而不僵，改头换面后在第二百二十五条中出现。但是由于我国立法在整体上的不断进步，使这一规定实际上成为违反宪法等上位法的基本原则的规定，从而成为无效的条款，也就使得所有根据这一项规定和相关的司法解释处理案件的行为成为违法行为，成为破坏社会和谐的行为。既然如此，本案的指控如果是根据上述第（四）项规定作出的，人民法院就应当毫不犹豫地认定其没有法律依据。

二、公诉人指控孔学纯涉嫌非法经营罪的前提是孟津县印刷厂涉嫌非法经营罪，而孟津县印刷厂涉嫌刑法上的非法经营罪的指控是不成立的。

1、要指控孟津印刷厂涉嫌非法经营罪，首先要指控位红霞涉嫌非法经营罪，但是现在并没有任何国家司法机关指控其涉嫌非法经营罪，如果指控其涉嫌非法经营罪，首先必须证明其行为在行政上违反国务院颁布的《出版管理条例》。

指控位红霞涉嫌非法经营罪的直接法律依据，是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十一条：“违反国家规定，出版、印刷、复制、发行本解释第一条至第十条规定以外的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出版物，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在这里，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设定罪状，涉及到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这已经是违反宪法和立法法规定的行为，理由前文已述，此处不赘。而本罪中可能违反的“国家规定”，只有国务院2001年颁布的《出版管理条例》。因为其他行政法规以下的行政规章，是不能作为“非法”之依据的。该条例直接根据宪法制定，其目的之一是“保障公民依法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根据《立法法》，行政法规是无法对公民的宪法权利进行限制的。因此该条款的适用范围非常清楚，它不能约束和剥夺公民的出版自由，只能针 对经营性的出版市场的活动进行规范。因此，该条例的管辖范围是“出版活动”，而不是“出版物”，公民的出版物即使违法，也不能证明其出版行为违法。

辩护人认为事实上《出版管理条例》也正是这样规定的。它的第二条明确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出版活动，适用本条例”。再据第二条第二款的解释：“本条例所称出版活动，包括出版物的出版、印刷或者复制、进口、发行”。国务院根据这个条例建立了一个严格的、由国家出版单位来垄断并由国家进行预先审查的出版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出版”概念是非常狭窄的，出版成为一个与“市场”、与经营活动相联系的概念。根据该条例，新闻出版管理机关只能对印刷或复制单位，发行、销售或出口单位及上述环节中的经营活动进行处罚。如条例的第四条规定，“从事出版活动，应当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于是这个条例就预先排除了对大量的非经营性的、私人的印刷物的管辖。人们可以印刷自己的作品，作为礼物赠送给他人，人们也可以为了宣传党的决议、宣传国家政策、传播宗教观点等目的印刷资料予以赠送或者免费发放。这些行为都与“出版市场”、经营活动或经济效益无关。因为我国目前《出版法》缺位，国务院的针对出版活动的条例，没有也不可能涉及非经营性的私人印刷物的问题。而且条例的第5条明确规定：“公民依法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予以保障”。“公民在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的时候，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不得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在这里，条例没有说公民行使出版自由必须得到批准或许可，也没有规定出版、印刷、发行、复制单位有权对公民个人出版或者印刷的出版物有审查或者许可的权利。根据上述论述，可知位红霞以个人名义到印刷厂印刷出版物，其行为并不违反出版管理条例的规定，不属于行政违法行为。

2、豫新出鉴[2007]第115号出版物鉴定书不能作为指控孟津县印刷厂涉嫌非法经营罪的依据。

首先，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并不认为孟津县印刷厂的行为属于行政违法。上述鉴定的依据是《出版管理行政处罚实施办法》和《出版管理条例》，这就说明其鉴定的目的是为了决定是否对行为人处以行政处罚，而不是为了刑事处分。该实施办法第四十七条明确规定“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决定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制作出版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九条和国务院《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实施办法》第七条规定的事项”。“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决定不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制作不予行政处罚通知书，说明不予行政处罚的理由，送达当事人”。尤其是该条进一步明确“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决定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案件，应当制作建议追究 刑事责任意见书，连同有关材料和证据及时移送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这一规定充分表明了刑法的谦抑性，说明只有在通过行政、民事的方法不足以打击和制止犯罪时，才会根据刑法的规定启动刑事程序。在本案中，由出版行政机关指定的鉴定机关和鉴定人员只是作出了特指的出版物属于非法出版物的意见，并没有建议出版行政机关对孟津县印刷厂采取任何行政处罚措施，甚至没有作任何表态，更没有建议作出追究刑事责任的意见书，这就说明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并不认为其行为属于行政违法。

其次，鉴定书所指的特定出版物属于非法出版物，只是鉴定人和鉴定机关的鉴定意见，并不是政府向社会公示的通知或者内部通知，孟津县印刷厂在没有这个鉴定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知道这样的出版物是非法出版物，也就不可能拒绝印刷。前文已经说明，公民个人的出版行为不属于《出版管理条例》的管辖范围，法律没有对其有具体规定，因此印刷厂就没有理由拒绝印刷。这就如同一个单位或者个人建设一座违章建筑，将工程发包给一个施工企业，最后行政执法部门认定该建筑物是违章建筑，只能处罚业主，而不能处罚施工企业，更不能处罚施工企业的施工人员。

其三，认定企业涉嫌非法经营罪的前提是企业构成行政违法，企业构成行政违法的前提是其受到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假设企业面临的是行政处罚，他们可以进行陈述申辩，申请听证，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获得一个完整的行政和司法救济机会。但当企业在没有经过行政处罚阶段而直接面临的是刑事处罚时，他们在刑事诉讼中，反而不能针对公诉方对其行政违法性的认定获得一个完整和单独的诉讼机会。他们对其行为的刑事违法性和行政违法性的辩护，只能在一个专门的刑事法庭上得到一个并合的、事实上是被简化了的甚至被忽略了的机会。这里的司法不公正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法律给那些遭受更高的刑事指控的被告提供的保护，反而不如给遭受更低的行政处罚的当事人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判决的公正性就会受到极大的质疑，法律的公正性就会受到损害，最终损害的是整个社会的和平与安定，是政府和民众的共同根本利益。因此，本辩护人认为至少法庭是会认为本案的刑事指控是不成立的。

3、孟津县印刷厂印刷公诉人指控的出版物的行为没有“严重扰乱市场秩序”。被列在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非法经营罪，一个重要的犯罪构成要件是“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中，也明确将出版、印刷、复制、发行“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出版物”列为客观要件。

但公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告孟津县印刷厂印刷上述书籍的行为，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

其一，被告没有销售行为，没有市场经营，只是一个为公民个人印刷出版物的行 为，且没有流入社会，不可能也无法扰乱市场秩序。

其二，孟津印刷厂印刷指控的书籍，只收取了一万元押金，全部加工费也只有一万多元，这甚至不够加工成本，作为一个国有企业，这实际上是工人们在为生存而挣扎，不是什么营利活动，非法经营的目的是为了营利，而本案实际上是工人们为了生存，我国对于人权的基本观点是“生存权、发展权是最大的人权”。因此，孟津印刷厂这种无营利的劳务行为不可能扰乱市场秩序。

其三，如果公诉人指控所指书籍可以公开出版，还可以说孟津印刷厂的行为损害了出版和销售这种书籍的经营者的市场利益。但在政府的出版审查制度下，这些书籍迄今都是不能出版的。我们在全国任何一家书店都买不到一本这种书籍。这就使得公诉方指控孟津印刷厂涉嫌非法经营罪时必须指出其到底扰乱的是什么秩序？是市场管理秩序还是其他书籍的出版管制秩序？如果是后者，是不能控以非法经营罪的罪名的。这是由非法经营罪侵犯的客体来决定的。

其四，侦查部门的侦查卷中的扣押物品清单记载，其查获的指控书籍成品量是两个数据，一个是1490本，另外一个是3480本。总数是4970本。并且尤其令人不解的是其中的3480本是在补充侦查卷中查扣的，时间却是同在2007年10月9日。这就说明了孟津县印刷厂印刷的书籍也没有达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一款三项规定的经营图书5000册的标准，更没有达到其第二项规定的非法所得在五万元至十万元以上的标准。

鉴于上述理由，本辩护人认为公诉方的起诉是不成立的，法庭应当依法判决孟津县印刷厂无罪。

三、孔学纯的个人行为更不构成非法经营罪，公诉方对他的指控更加不能成立，公诉方指控孔学纯涉嫌非法经营罪，只是因为其指控孟津印刷厂涉嫌非法经营罪，这从前述辩护意见和对本罪的犯罪构成的分析中可以一目了然。

1、从主观方面分析，本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即行为人为了追求商业利益，故意实施非法经营的行为。本案中孔学纯既不是知道印刷品的内容而故意追求对这种印刷物的印刷，更不是为了追求非法利益。并且其作为个人，在这种行为中也不可能获得额外的非法利益，在这一事件中，孔学纯只是在知道有公民以个人身份要求印刷书籍时没有拒绝。同时，鉴定意见也认为，他们厂印刷的几种书籍，只有一种是非法出版物，并且这种意见并没有在事前作为政府意见向社会公示或者向企业通知，只是鉴定机关和鉴定人的意见，因此，孔学纯也根本不可能知道这种印刷物的非法性。

2、从客观方面看，企业印刷书籍的行为并不构成非法经营罪，这在辩护意见第二条中已经阐述，在这种情况下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 责任显然是不公平的，相信人民法院会充分考虑这一意见。

3、从主体方面分析，孔学纯不具有本罪的犯罪主体资格。本案中公诉方指控的犯罪单位是孟津县印刷厂，这是一个国有企业。根据《全民所有制小型工业企业租赁经营暂行条例》第三条的规定，租赁经营，并不改变企业的全民所有制性质。根据条例第九条的规定，承租经营者是指承租经营企业的个人，承租经营者是企业租赁期间的法定代表人，行使厂长职权，对企业全面负责。孔学纯既不是承租人，也不是合伙人，更不是政府委派的国有企业法定代表人，也不是承租人委任的经营管理人员。同时作为全民所有制企业，企业的党委、工会等组织也不因租赁经营而消亡，而企业中有专门负责业务的主管人员，有负责印刷车间的车间主任，有负责装订车间的车间主任，这就说明企业的领导管理层是健全的，为什么就单单由孔学纯一人承担领导责任？孔学纯在到印刷厂打工之前是洛阳市迎宾馆的厨师，对印刷业务一窍不通，不可能成为公诉人指控的犯罪的主体。因此，从犯罪主体上分析孔学纯个人决不可能涉嫌本罪。

4、从客体上分析，因为孟津县印刷厂的印刷行为不可能严重扰乱市场秩序，这在本辩护词第二条中已经充分论述，孔学纯的个人打工行为就更不可能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因而孔的个人行为并不侵害法律保护的社会关系，根本不可能构成本罪。

同时，根据侦查案卷可知，孔学纯在面对侦查机关的讯问时，态度是实事求是的，并没有隐瞒任何案件事实，也没有虚构任何情况，这就说明他内心是无愧的，虽然他并不知道他的行为的性质，也不知道其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综上所述，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立法本意，根据宪法、立法法和刑法的基本原则，本辩护人根据作人的基本良知，根据律师的职业道德和操守，提出孟津县印刷厂不构成非法经营罪，孔学纯更不构成非法经营罪，不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受到刑法惩罚的辩护意见。对这一意见，请求法庭从保护国家根本利益、保护公民基本人权、保障社会和谐、防止给国外反华势力以人权口实的高度，根据法律职业需要的良知，充分考虑，作出对被告的无罪判决。

谢谢审判长！谢谢审判员！谢谢人民陪审员！

初犯辩护词 篇7

初犯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

我们受被告人郑超然**亲属的委托，广东广成律师事务所的指派，担任被告人郑超然**的辩护人，现依据本案事实和法律规定，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构成寻衅滋事罪这一定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被告人具有如下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节：

一、被告人郑超然**属于从犯。本案中，被告人郑超然**是同案人周潮灿与被害人因琐事发生争吵，出于朋友义气，参加了与被害人的打架，与同案人周潮灿等人相比，郑超然**在整个共同犯罪中明显是起着辅助和次要作用，居次要地位，属于从犯。根据《刑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对被告人应当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二、被害人对案件的发生及事态的扩大有责任、有过错。法庭调查表明，引发本案的起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在被害人与被告人因为琐事发生争执，本来是一件小事情，但被害人却 ,以至于小事无法解决，使矛盾激化，双方继而大打出手。如果当初被害人合理合法，事件可能就不会发生。事情发生时如果梁某某能够保持冷静，不介入双方的冲突而是予以劝解或干脆打电话报警，事件将会是另外的结果。但是遗憾的是，被告人处于朋友义气，参与了打架。被告人参与打架是不对的。但在评价被告人行为的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受害人本身是有过错的，对整个案件的发生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被告人没有犯罪前科，属于初犯、偶犯，犯罪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在法庭上能当庭认罪，真诚向被害人道歉，有悔改表现。另外，事件发生后，被告人的家属多次向被害人表达诚恳歉意，探望被害人，并表示愿意足额赔偿被害人的损失，只是由于被害人的过分要求和无理拒绝才无法达成赔偿协议，被告人将耐心寻求被害人的谅解，争取消除矛盾纠纷。请考虑以上情况，对被告人郑超然**酌情从轻处罚。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是初犯，归案后能如实交代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造成的社会影响不大，社会危害性较小，有悔改表现。根据上述《刑法》有关规定、《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贯彻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若干意见》以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本着“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建议法庭对被告人从轻处理，对其处以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给其一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

以上意见，请合议庭参考。谢谢！

辩护人：

李庄案一审辩护词 篇8

尊敬的合议庭各位法官: 我们受本案被告人李庄的委托, 分别受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和京衡律师集团事务所指派，出庭为李庄被控“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进行辩护。根据我们庭前的调查、认真听取李庄本人对全案真相的介绍和自我辩解,分析控方《起诉书》和指控证据，分析《刑法》306条的构成要件同本案的案情，再经过今天的公开开庭的庭审质证，我们认为本案被告不构成犯罪。李庄不但无罪,而且是一位非常优秀、负责任、敢于冒风险对当事人负责的中国刑事律师。因此，我们决定对本案进行完全的无罪辩护。

本案案情不大，但包含的意义重大。中国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法律规定的为被告辩护权、会见权、调查权、法律帮助权、帮助控告权、不被监视干扰权，其界限到底在哪里？怎样做才是合法的？怎样做算是违规的？怎样做是犯罪的？这个问题，从《刑事诉讼法》、《律师法》的立法和修改开始，长期争论着。我国的侦查权和辩护权一直发生着冲突。全国人大法工委试图进行过协调，但一直没有解决。法学理论和法治观念上的碰撞，在李庄案中集中表现出来。中国的最敢说话的律师，最敢为被告负责任的律师，往往是公权机关最讨厌的律师、最容易出事的律师。李庄由于他办案的认真、负责、敢于直面公权力，敢于在律师普遍不敢真辩的环境里，直接挑战和指出侦查机关的违法现象，努力寻找证据证明这样违法现象，不幸成了这种观念碰撞中的一个牺牲品。法院审判的作用，就是通过公开证据和真相，通过控辩各方的质疑和争辩，让法庭兼听则明，作出合法公正的判决。我们会认真听取控方和警方的证据和观点，也期望控方和合议庭能够实事求是地分析我们的意见，作出客观公正的判断。现在我向法庭发表辩护意见，请审查、采纳。

一、基础之辩：

《起诉书》本身直接违反《刑诉法》，概念明显错误，指控的罪状在法律上就不能成立

法庭的调查和辩论，针对指控罪名和情节进行。因此我们必须审查《起诉书》指控的罪名和事实的基本点能否成立。《起诉书》在案情总述的头尾部分原文是：

“2009年11月24日、11月26日、12月4日，被告人李庄在重庆市江北区看守所会见龚刚模时，为帮助龚刚模开脱罪责，诱导、唆使龚刚模编造公安机关对其刑讯逼供，并向龚刚模宣读同案人樊奇杭等人的供述，指使龚刚模推脱罪责。

“被告人李庄的上述行为干扰了龚刚模等34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审理工作的正常进行。”

这就是控方认为被告犯罪的理由。（相关指控情节后面分别分析）。这一指控是明显违反《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的。

第一，“为帮助龚刚模开脱罪责”，这对于辩护律师而言是合法的。这是法律规定的律师职责。《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和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律师的这一目的是合法的，不是犯罪。关键是看是不是进行了非法的帮助。而本案中所有证据显示李庄全部是合法地帮助当事人。

第二，“诱导、唆使龚刚模编造公安机关对其刑讯逼供”。1）起诉书假定的前提错误。龚刚模案是确实被刑讯逼供，还是没有?这是一个前提。在龚案没有审判、龚刚模不能到庭的情况下，怎么知道他没有被刑讯？怎么能说律师在教他诬告？2）是被告先告诉律师被逼供，而不是李庄诱导而为。3）《刑法》306条只对“证人”的言词证据的影响构成本罪，对“被告”的言辞影响不构成本罪。控方指控在法理上错误。此问题下面我会专题陈述。4）“唆使”，法律上没有“辩护人教唆罪”，辩护人对被告进行法律帮助，保护自己不被误导，是基本辩护功能，指控没有法律依据。5）“编造对其刑讯逼供”，本案中公安机关自己的笔录中明确记载，被逼供吊打，是龚刚模自己先说的，李庄再追问查证的。哪来的律师“唆使编造”？

第三，“向龚刚模宣读同案人樊奇杭等人的供述”，这是《刑诉法》三十六条规定的审判阶段辩护律师“会见和通信权”。是对被告犯罪事实是否存在、是否承认、事实有无错误进行核实的基本权利，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不准律师这样做。律师不对口供、证言进行事先当面核实，根本无法判断真相，理出辩护思路，写出辩词；根本没有办法上法庭辩护。

第四，“干扰审理工作的正常进行。”法院是否开庭，这是法院的权力范围。律师有什么权力？如果是律师的质疑导致法院发现重大问题不开庭，检察院退查，恰是法律要求律师辩护的功能所在，可以防止冤假错案，是职责所在。是有功，怎么说是“干扰”？本案中，李庄向法院指出了严重刑讯逼供问题，口供矛盾问题，申请对龚刚模有无被刑讯的伤情进行依法鉴定，何错之有？何来干扰？

因此，《起诉书》概述中，每句话都体现出了严重的刑事诉讼法基本概念的混乱，都出现了基本法理上的违背《刑诉法》规定的错误。体现了本案案情是建立在一种错误观念基础上，全案的案情本身存在基础性、全局性的差错。在这种错误的基点上，组织起诉指控犯罪，在本源上就是一种错诉。

二、程序之辩： 从李庄介入龚案刑诉阶段看，不可能构成本罪

龚刚模案2009年11月20日提起公诉，李庄11月24日第一次介入本案会见龚。这已经是在审判阶段。侦查起诉阶段李庄没有任何介入。一直到李庄被抓的12月12日，法院都还没有开庭。也就是说律师还根本没有举证。李庄什么证据都还没有形成，也没有提交给法院一份证据。这个阶段，说辩护律师发生了“伪证犯罪”，是十分可笑的。为什么这样说？

刑案审判阶段，侦查、审查起诉都已经结束，控方证据都已经固定完毕，案件和被告、证人、证据都已经移交法院。也就是说国家法律给予公安、检察机关的指控证据准备，已经全部完成。这个阶段，法律规定是辩方进行工作的时段。即通过法院阅卷知道案情，获取控方证据副本，对被告口供、证人证言、相关证据进行审查、核实、质疑，其功能就是找出指控证据的漏洞，保护无罪的人不被追究，罪轻的人不被重判。这种审查，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向被告本人进行核对证实。这时候出示所有法院提供副本的证据给被告，都是合法的。所有证据都是可以出示的。因为法庭上也是必须经被告质证的。他有权知道、必须知道。被告知道其他被告人的说法，确实有可能改变原供，但这种改变已经不可能影响原有在卷证据，包括他已经向侦查机关作的口供。只会让法庭多一种判断座标。其新的辩解，只会让法庭更加全面的进行分析，不可能因为这种辩解而会误导法庭导致错判。因为法庭的功能就是为了兼听则明，辩析各种说法，哪个更接近客观事实。指控证据已经固定好，不会因为被告知情、辩解而改变其固有含义。如果被告的辩解被法庭采纳，恰说明原证据本身有问题，而不是因为被告的辩解。辩解只起发疑的作用。这种宣读、核对、交叉审查，是每个刑案律师都必须做的。除非只收钱不办实事的律师、害怕被整只想自己安全而不顾被告利益的律师，才会不去做这一工作，而且这种律师肯定不可能真正辩到焦点上。因此，说律师会见被告时不能出示口供和证言给被告，是根本不懂刑事诉讼制度，以及一种特权观念。是直接违反刑事诉讼法的。

进入审判阶段后，公安机关侦查使命已经结束。在没有退查的情况下，按《刑诉法》已经无权插手本案。看守所不是侦查机关。他只是法定羁押场所，除了在羁押管理中附带对在押嫌疑人进行狱侦深挖犯罪，他没有对其他社会人进行侦查的权力和职能。更无权监视、侦查律师。看守所不是公安局，在我国，只是把看守所交由公安系统管理而已，在其他国家，也可以由其他司法机关管理。用看守所行使警察权力，监视律师、干扰律师会见、甚至动员罪犯来检举律师，这是中国特色的非常荒唐的现象。已经结束侦查的公安机关，也没有权利对审判阶段的律师，还进行监视性质的”陪同”。那种认为涉黑案可以特事特办的观念和所谓的规定，是直接违法的。任何部门无权违反《刑诉法》自订政策，自搞一套。由于我们警察权力的长期侵越，使这种错误做法习惯成自然，违法成常态，提醒和制止其违法的律师反而成了违法的、可以抓的。

本案法院还没有开庭。伪证罪，必须有个“证”。本案这个“假证”在哪里？律师还没有向法庭提交一份证据。如果一个律师尚在会见、尚在调查、尚在向证人取证，其行动就要由指控被告有罪的警察一方来监视和评价，来判断其会见行为、调查行为是不是合法、有没有伪证，并由其作出判断，而且是该不该抓的判断，那么，所有律师、公安机关不高兴看的律师，都可以被罗织成罪。律师举证都没有进行，司法机关没有拿到任何的律师举证，证据的物质载体都没有产生，伪证“标的物”何在？他伪造了什么证据？伪证罪的侵害客体是法庭判断。法庭举证都没有开始，他侵害了谁？公安有没有权利去违法越权干预律师审判阶段的会见权和证人调查权？因此，这一阶段，根本不可能产生辩护人伪证罪。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法律常识。但在重庆江北居然发生了。

三、事实之辩：

李庄帮助伪证的事实不存在

任何案件，事实和证据之辩都是基础。李庄到底有没有进行证据伪造？他伪造了什么证据？法庭开到现在，一份也没有。这么全国关注的伪证案件，居然是一个没有一份“伪证”的案件。

查清本案其实很简单。伪证罪，一种是指影响被告，一种是指影响证人。控方指控的伪证，主要是指影响被告。因为龚刚模案的180多个的证人，李庄一个也没有找过，也没有间接影响过。因此“妨碍作证”就没有了。其他的辩方证人，由于没有控方的笔录，就不存在“改变”的问题。他们即使“被影响”，只要李庄没有带上法庭，都不是证人。不可能构成本罪。李庄也只是通过家属寻找中，没有直接接触，没有做过一份笔录，都是希望他们到法庭作证，何来帮助伪证？那就简单了，只要看他有没有影响被告。我们来看事实。

（一）被刑讯逼供，都是龚刚模先告诉李庄律师，而不是李庄律师指使编造

这有公安机关自己做的笔录为证。有刑讯逼供，是龚刚模先讲，李庄据此追查，并要其当庭指控，并要进行伤情鉴定。根本不是《起诉书》所称的李庄指使编造。《起诉书》同自己的证据体系直接矛盾。

12月10日龚刚模检举李庄引诱他伪证的第一份笔录,（《检察卷》112页），就露出了马脚。龚交代说：“接着，他（李庄律师）问我被刑讯逼供了没有。我说被吊了的。”（P113）“他问我：‘在审查中你被打了吗？’我就说：‘被吊了几天，还不准吃饭’。他说：‘这些话你要在法庭上讲出来。’”（P114）“我在法庭上问你被刑讯逼供时，你要大声承认，还要把刑讯逼供的过程演示出来。” “李庄又向我提出，在开庭时他会提出对我因刑讯逼供造成的伤情进行鉴定，如果法庭不同意，他就会提出不再担任我的律师。”（P113）这些公安机关作为可以立即抓律师的最主要的口供证据，就清楚地显示了被刑讯的情节是龚刚模先说给律师，律师才进行对策帮助的。

其实，龚刚模在律师会见时向李庄讲的刑讯逼供的严重程度，是令人发指的，龚被提出看守所外的铁山坪民兵训练基地吊打了八天八夜，大小便失禁，还被裸体吊打，捧大便，用内裤擦地板。一位副支队长看不过去，进行了制止，一男一女两个医生为他进行过治疗。李庄听原在公安工作过的吴家友律师了解到了有人目击刑讯，也认识这些医生，因此请他动员他们出来作证。但从来没有说要去收买。吴家友的证言，因为自己私下收费等已经无法解脱，在公安机关审讯下，不惜作诬陷假证，说李庄要他去收买医生。公安机关将其悔过书让媒体公布发到网上。吴家友根本不是龚的律师，本案已经有李庄同马晓军两个律师，李庄也没有同意他同案辩护，没有给吴一分钱，哪来收买？

在会见中，李庄因发现案卷中龚承认樊奇杭的手下都听他的，同所有的手下交代、樊奇杭的说法不一致，就问：“这是你说的吗？”他说：“是他们打了我，我才签的字。”“在哪里打的？”“在铁山坪基地。”“他们打了我，在两米多高的地方吊了我八天八夜，很震惊了我。”（检察卷3-4，李庄笔录）。李庄是北京人，不知道重庆这些地址，这些地址和细节不可能是李庄编造。原话肯定是龚刚模所述。

到了12月16日，公安对龚刚模的笔录进一步完善，完全掩盖了龚原先向律师先检举刑讯逼供的事。为了自己立功保命的龚刚模，这时向公安讨好说：“我接受讯问过程中民警都是依法办事的，实事求是交代的。”（P132）然后公安机关就向媒体公布说是李庄引诱伪证。

重庆公安本次打黑办案中，刑讯和变相刑讯的事实，在本案和龚刚模案的公安笔录证据中即可以得到印证。（见辩方证据公安笔录通宵审讯的时间记录）龚刚模被逼供的事实基础可信，就更谈不上李庄编造的问题。李庄被抓后，作为一个北京比较有影响的律师，江北公安局同样对他进行了连续40多个小时的通宵突讯。不让吃不让喝不让睡。这不但有李庄的自辩控告，从李庄的公安笔录时间即可以看出：12月12日李被从北京抓到重庆，关进第二看守所。13日开始审讯时间是凌晨2时34分，可以看出一直没有让他睡觉。结束时间是天明后的8时32分。（检察起诉卷P1）一些看守警察笔录作证称，这个看守所没有夜审，显然是伪证，不符合事实。其他的夜晚审讯，在龚刚模同案犯的审讯记录中，比比皆是。如2009年6月24日审讯张孟军，到夜20：45时（龚刚模案卷P59）；8月24日审陈涛，夜晚20：55到25日的凌晨2：20时；（龚刚模案卷P14）。这只是时间问题。其他问题，只有得力部门组织力量才能查明。

感谢江北法院重视我们的一再申请,对龚刚模的手腕伤痕进行了鉴定。尽管离审讯时间已经有六个月（龚刚模是6月20日拘留，8月12日逮捕，11月12日才移送起诉，公安阶段将近6个月），但是，龚被刑讯吊打的腕部伤痕仍然清晰可见。色素沉着清晰。重庆法医验伤所的12月29日作出的《法医临床学鉴定书》（重法[2009]临鉴12字第5926号）报告显示：龚自诉：近期未受损伤，双手曾戴过手铐。检见：左腕关节桡侧有一1.5×0.5CM色素沉着区,其中有1.3×0.1CM色素减退区.左腕关节尺侧有一1×0.5CM色素沉着区。分析为：龚刚模左腕部色素沉着、减退区系皮肤擦伤（为钝性物体所致，如手铐、钝性物体碰撞等）愈合后遗留。结论为：龚刚模左腕部色素沉着、减退区系钝性物体所致擦伤后遗留。这一重要证据显示了龚刚模确实被长期悬吊过。刑讯的指控已经得到法医学鉴定证据的支持。这样一来，李庄穷追刑讯真相，要求龚如实当庭陈述，就变得完全有理的律师依法行政辩护权行为。而那些想通过抓律师掩盖刑讯逼供真相不败露的人，成了应当成立专案进行调查的人。李庄根本没有罪。

李庄发现龚的口供明显虚假，两份不同时间的口供（9月29日；10月8日）有明显复制后作可能，亲眼看到龚的手腕上有明显拷吊受伤的痕迹，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律师，他要求被告当庭指证刑讯逼供，以实现违法证据无效，排除龚的黑社会头目的错误指控。这是履行律师责任，是必须这样做的，是完全合法而得当的。现在被指控为犯罪行为。只有想掩盖违法刑讯逼供行为、想整治律师一手制造冤案的人，才会对这样负责任的律师进行罗织和下手。这个真相已经非常清楚。

我为了弄清李庄为什么要“剑走偏锋”，自己冒这样大的风险，准备不惜自己用“罢庭”来达到查明被告龚刚模被刑讯的目的，认真审查了龚刚模涉黑案的所有被告的口供。结果以我的刑事办案经验和法律水平，得出了同李庄律师完全一致的结论：龚刚模根本不是组织、领导黑社会犯罪的头目，而是一个软弱的、被樊奇杭黑社会团伙利用、裹挟甚至敲诈勒索的企业主。他有为樊私藏枪支的犯罪、行贿的犯罪，但指控的其他罪名，组织领导黑社会罪、杀人罪、非法经营罪、贩毒罪、贩卖枪支罪，根本不能成立。由于今天不是为龚辩护，我不多展开。把龚的合法经营所得财产理解为黑社会经营所得，是完全错误的。对于一个可能导致错判错杀的大案，李庄律师体现了自己对律师职责的忠诚和一种大无畏精神，在重庆律师已经对涉黑案不敢辩的环境下，进行了尽职的辩护。为了涂黑李庄律师，侦查机关不惜创造出“眨眼串供”的情节，通过中央电视台和中国青年报向社会上散布，把李庄宣传成一名很坏的黑律师。依龚刚模在中央台被采访时的回答，李庄根本没有教唆龚刚模翻供谎称被刑讯逼供。而是用“眨眼和眼神”使龚刚模猜测是让龚刚模翻供。龚刚模的这种猜测，显然不能认定李庄有教唆龚刚模翻供的行为。况且，李庄是否曾在会见龚刚模时眨眼，尚未可知。而中国青年报所称的李庄教龚刚模的“翻身五招”，基本上是法律规定的律师法律帮助权范围行为。指责这些行为，是不懂刑事诉讼法的人的误解。

（二）《起诉书》指控的李庄指使龚妻程琪编造龚被樊奇杭敲诈的事实不存在。

首先，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是法定的律师权利，怎么在重庆成了犯罪？律师不作笔录，直接把证人送给法庭来作证，他作了什么假？证人上庭，要受法官、检察律师盘问，得出案情真相，律师伪证何在？如果向证人进行调查，要求他出庭证明哪一些真相，就算是引导伪证，那等于取消了辩方的证人制度。其次，程琪一直不敢出庭作证，一直因病住院开刀，李庄也没有提交证人名单，法院也没有开庭，也就是说这个“证人”连身份都没有确定，怎么符合306条？

第三，程琪是被告的妻子，律师向其核实案情非常正常，因为龚刚模说给樊奇杭70万，他妻子不同意，这怎么成了引导证人？如果这样，律师还能办案吗？

第四，樊奇杭黑社会团伙，对龚刚模的敲诈勒索，在龚案的在案证据中，事实很清楚。j九月份李庄尚未介入本案时，这个说法已经在卷．一个是70万的买奔驰车款，程琪坚决不肯，龚为安耽给了；一个是高利贷问题，龚根本不用借钱，樊一定要给他，拿取高息；还有拿他的钱去放利，200万只给10万利息。另有200万收回的钱连本也不还。这样的情节，李庄要其妻子作证：到底是谁控制谁，是不是都象起诉说的整个团伙“都听龚刚模的，龚是大哥”，这又错在哪里？怎么成了引诱伪证？

（三）李庄从来没有直接见过保利公司员工，也没有安排人做工作要他们作伪证。连人是谁都不知道。《起诉书》指控，李庄在一茶楼内指使龚刚华安排保利公司员工作伪证说龚不是公司老板。这一点也是不存在的，没有任何证据。

首先，李庄从来没有同保利的任何员工见面，没有见过汪凌、陈进喜、李小琴三人。也不认识。他们三人也没有同意出庭作证，李庄也没有向法院提交证人名单。他们的身份还根本不是证人。法律要件上就够不上。

其次，龚刚华自己怎么说，怎么问员工提要求，证据显示李庄根本没有授意也没有指使，他的行为同李庄无关。他找了谁，李庄都不知道，怎么可以要李庄负责？

第三，书面的工商档案显示，龚刚模在保利娱乐公司没有股份。李庄根据这一点，告知其员工按法律性质，这个公司老板不是龚刚模，这算什么伪证？这是法律常识。公安为了把保利定性为涉黑基地，硬说这个公司是龚的，这才是不顾公司法规定作假证。对于实际控制权，李庄根本没有否认，也没有要他们去作假证。

第四，龚刚华是龚刚模的亲兄弟，又是请律师的经办人。李庄到重庆后同他进行洽谈、研究办案思路，分析对被告不利和有利的焦点，这是律师必须做的工作。根据《公司法》的知识和查档结果，告诉他们公司法律意义上的老板不是龚刚模，是完全合法的。这样的话算什么伪证？

（四）李庄从未要吴家友律师去贿买警察作假证，这明显是罗织罪名、诬告陷害

第一,吴家友关在看守所,但审讯笔录中“告知权利和身份”却是证人。取证地点违法。由于其自己有问题，有利害关系，在审讯情况下的孤证不能作为证据。

第二，李庄不可能知道吴有朋友在打黑专案组，是看到刑讯的在场的医生。这一消息来源证明吴才是主谋。第三，李庄要求找这样的警察医生来，不是要他作伪证，而是为了揭开刑讯逼供的黑幕，还原龚刚模被吊打的真相。这怎么是贿买伪证？

第四，康达所已经有李庄、马晓东两位律师，没有要吴配合，李庄也没有支付过一分钱，何来贿买？

第五，吴家友交代，他没有去找过警察，也没有去送过钱。那么，这个“证人”又是谁？证人都没有出现，犯罪对象都没有，影响证人进行伪证的罪就成立了？是不是新中国也要搞个“腹诽罪”或者叫“密谋罪”？触犯了306条的那一个要件？侦查机关、指控机关也太想定李庄的罪了，罗织也不讲个基本的法律概念。

（五）龚刚模案180个证人，李庄一个都没有找过，也没有见过。截止李庄被拘留日，李庄接触过的与龚刚模案有关的诉讼参与人唯有一个龚刚模。李庄妨害谁作证了？他找的证人都是控方没有作为证人的，而李庄想要其作为辩方证人的，他们又不愿不敢。一个也没有产生，一个也没有见面，一个也没有作笔录，一个也没有向法院出示证人名单，这样的影响证人妨害作证，又从何谈起？警方是不是也太急了一点，等到李庄向法院举证后再来找他的罪名，可能会更方便些。可是现在抓得太早了。搞得全局被动。

四、证据之辩：

本案全部指控证据均无法证明李庄有罪

本案为了办成“铁案”，又没有证据，就采取了数量战术，生拼硬凑了一些完全无用的东西算作证据。

控方举证连补充证据共99份，庭前复印给辩方只有15份。这些证据没有一份可以证明李庄犯了指控之罪。1、99份证据绝大多数同本案不具备关联性，是无用证据。

一类是李庄根本没有见过接触过的。象保利员工，不认识的警察、大多数证人根本没有见过李庄，怎么证明他进行了帮助伪证？

一类是同本案指控情节毫无关系的物品。李庄包里的办案材料和出庭函，会见室照片，律师收费发票、专家意见书等等，同想证明李庄伪证的案情毫无关系。也被拼凑成本案证据。

一类是莫名其妙其他案的证据。象文强案、黄代强案的证据，也跑到本案中来了。李庄从来没有辩过那些案，控方想证明什么？

一类是关着审出来的律师的证言。象李庄助手马晓军、重庆律师吴家友，都是同案被抓的，审讯出来的口供，又不同案起诉，不出庭作证，硬凑成控方证据。而且他们也没有说李庄进行了伪证行为。

因此，别看本案举证好象多，难掩虚夸不实的案情。关键证据一件都没有。

2、伪证的“证据标的物”不存在 本案庭审到现在，作为一个伪证罪，伪造的证据一份也没有。被影响的证人也一个都没有。这不是很奇怪吗？按李庄自己的话说，哪怕一个烟头大的纸片也没有！我们问一下控方，李庄伪造了什么证据？这个证据现在在哪里？影响了哪一份证据？影响了哪个证人？妨害了哪个人作证？查遍99份证据和所有证人，没有一个是龚刚模案中的证人和证据。没有一份假证据出现的伪证案，在重庆这样隆重地被告上了法庭。我们确实有点不可思议。

3、法庭没有出现一份被告进行伪证的证据

由于伪证的物质载体一份也没有，本案没有一份被告进行伪证的证据。控方想用一些举报、证言，来证明李庄“想”进行伪证。但是这个伪证实施了没有？李庄直接指使了没有？无证据可以支持。

4、关于证据虚假性 一是控方提供的龚刚模案的侦查机关的四位警员自证言宣称，只是白天审讯嫌疑人六七个小时。与控方提供的李庄及龚刚模连续40余小时被审讯的口供直接矛盾。

二是龚刚模检举李庄以眨眼动作及眼神，诱导其翻供谎称被刑讯逼供的口供，与龚刚模在李庄会见之前早就说过的自己被刑讯逼供的口供自相矛盾，且与事实矛盾。

三是李庄身为资深律师，当然知道在龚刚模案进入审判阶段后，侦查人员已不可能对龚刚模公司的员工调查取证。但龚刚华的证言宣称再有十几天就开庭审判龚刚模，李庄让遣散员工，防止这几天警察来调查取证。且该证言与吴家友证言矛盾、与龚刚模口供矛盾。

四是吴家友律师和马晓军律师的有关李庄在吃饭时自吹用眼神与动作暗示龚刚模翻供的证言，可以认定李庄诱导龚刚模翻供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五是我们用警方自己的证据,就可以证明他们的伪证。我们举的八份证据中,七份证明了对龚刚模案各被告审讯时间都是夜里,有的是从晚上8:45时开始,有的是到凌晨2:15分,可以直接证明控方证据中一些警察的证词“每天都是白天审讯，只审六七个小时”的证言是伪证。（见辩方证据八份）

5、关于证据违法性

我们申请了八个控方证人出庭，没有一人到庭。而且，七个证人是在押的控方证人，完全能够出庭作证。这直接违反了《刑诉法》规定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规定，也有违法治公平正义，严重损害本次审判的公信力。

《刑诉法》97条规定，证人作证应当在家中、单位，必要时可以传到办案机关。《刑诉法》49条规定：公检法要保障证人和亲属的安全，不得限制、威胁证人进行作证。侦查机关将本案证人拘留后取证，实际上是逼取口供当证言，真实性根本不具备。使辩护人无法接触本案证人进行取证核实。法律规定取证不能限制证人自由。但本案所有重要证人，都被关押。不肯让证人出庭作证，而且至今仍然在拘押证人。但他们声称是“证人不愿出庭”。这是很明显的谎言。李庄的助手马晓军怎么可能不愿出庭？真相不是明摆着？他们有“不愿”的自由吗？

《刑诉法》规定辩护人可以申请证据鉴定。现在《鉴定报告》已经证实了有伤痕。应当进一步查明伤痕的原因，不能视而不见。公诉机关和侦查机关也不敢让龚刚模出庭暴露其手腕上的伤痕。如刑讯逼供是李庄谎称，则李庄为何坚决要求对龚刚模伤痕成因进行鉴定？这不是自揭谎言？

另一个要指出的问题是：对辩方异议的证言只宣读不让看，是直接违法的。证据必须当庭质证。不出示，我们如何相信控方没有断章取义地读？又如何发现其没有读的证言中的问题？如果知道其审讯时间、地点是不是合法？审讯人员有没有必须回避的状况？我在全国开庭的刑事法庭上，从没有出现过这样的荒唐的现象。

本案中，我们的法庭显然无法解释这种证据质证中的缺憾，使得本次审判成为有众多缺陷的审判。如果在证据认定上不能客观公允，那么势必导致一个缺陷的判决。我们提请法庭注意这一点，严格按照合法性、关联性、真实性进行审查。不要被违法证据、无关联证据、无用证据混淆了真相。

五、法理之辩：

李庄行为不符合辩护人伪证罪的构成要件 《刑法》306条原文是：

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利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徒刑。

辩护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造证据。

因此，306条规制的行为对象有三种：

a)一种是律师本人毁证伪造证据；

b)一种是帮助被告人毁证；

c)一种是引诱证人伪证。

这三者犯罪特征不重合。前两个是对有物质载体的有形的证据的毁证、伪造；后一个是对言辞证据的影响。

本案中，龚刚模的对象是第二种b)。只有帮助毁灭伪造有形的书证、物证才可能构成犯罪。言辞证据的影响不构成犯罪。而会见中的提醒和引导，即使是引诱说假话，都不可能犯罪。而本案中，起因恰恰就是对被告的会见口供影响。公安立案原因就是认为被告在会见龚刚模中有不当行为。这是不了解306条的要件。李庄凭这一条就是无罪的。

证据对被告的帮助伪证，只有毁灭伪造证据才构成，是对有形的证据的改变，不包括其本人口供的改变。是“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没有说改变其口供的律师影响也是犯罪；

影响言辞的伪证行为，只限于“证人”的范围。不包括“被告”。是指“威胁、利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只有改变“证人”的“证言”，才构成本罪，改变“被告”的“口供”，不构成本罪。

因此，这三种的犯罪特征和犯罪构成要件不重合。因此刑法306条的罪状构成，根本不包括影响被告本人口供的改变。这是公安机关、“联合调查组”没有准确理解《刑法》306条，再加上对阻挠其“严打”的律师的偏见和敌视，导致的一个错误定性。

解决了这个对象范畴和特征问题，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要件。即306条是行为犯还是结果犯。

即使控方以为李庄有指使伪证行为，同我们认为的根本没有这种行为有分歧，那么，在本案没有犯罪结果这一点上，控辩双方则是一致的。因为没有一份证据成形，没有一个证人被影响。其实连龚案的证人都没有出现。

那么，306条是按行为定罪，还是有了结果才能追究？显然是后者。

请看第二款：辩护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造证据。

倒推过去到第一条，只有“故意伪造”的“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才构成犯罪。因此，“提供、出示、引用”行为，是本案主体构成犯罪的必备行为要件。没有“提供、出示、引用”的，不构成犯罪。伪证罪直接损害的客体，是法庭秩序和司法公正。李庄连法庭都没有上，笔录都没有做一份，证人都没有申请，根本没有“提供、出示、引用”任何证据。哪里影响了法庭？

因此，李庄从法理上也是无罪的。其会见中、调查中的所有行为都是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是合法行为。

六、公义之辩：

本案如果有罪判决，将严重影响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和律师执业基本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37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但是，李庄律师审判阶段的会见权，却受到警察的违法“陪同”干预，被监视窃听，被指手划脚，引起冲突后，违法的却抓了合法的。他因为自己认真负责的执业行为，被自己的保护对象举报，而他被举报的所有的所谓“犯罪行为”，则全是为了查明他的案情，为了他不被判死刑，保护这个举报人的应有权益。这是一个现代版的《农夫与蛇》，这真是一个哭笑不得的悲剧，体现了当前中国的一种法治乱象，一种特定时期的中国法治西洋镜。这是对刚修订的《律师法》的一记响亮耳光！实际上，谁都明白，这个举报并不是真正来自于龚刚模，而是来自于个别公权力人士的精心安排和动员。而他们的动机，又明显是想镇住真正的正义的声音，掩盖自己无法见人的那些东西。为什么龚的“检举”会发生在凌晨二点多？这个时间江北看守所为什么还允许打黑专案组的警察去审他？这个案件已经到了法院，人已经换押，侦查已经结束，公安深夜审什么？

因为法院审判阶段，没有退查，警察无权再去提审被告、调查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律师和警察处在指向目的对立的双方。如果允许一方可以不经法官同意就立案抓对方，那这个另一方是可以经常被抓的。法律设计上的这种错位，观念上的对立，往往会立即变成付诸后果的行动。

其实，我们如果客观公允地看一下，李庄案立案启动程序是违法的。楚河汉界，互守一方。《刑事诉讼法》其实划分了各自的权力界线。警察、律师、法官、检察官，都有自己的工作职责，也有自己的空间。本案如果不是公安机关违法地在审判阶段还去限制、监视律师会见，根本不会发生这样的冲突。李庄律师根本不会闯祸。《律师法》 第33条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这还是指侦查阶段。审判阶段，警察和律师则更不可能发生冲突，因为公安已经不能参与。本案不是李庄律师去侵犯他们的职权范围，是他们滥用职权来无辜地干扰律师。由于违法的限制干预，导致了合法的抗议；抗议又导致了对李庄的进一步的迫害。现在，有过错的、违法的一方，反而滥用国家赋予的权力，抓了被欺侮的一方。这充分体现了一种不正常的强权和专横。可悲的是，我们的一些舆论居然还要谴责这样的弱者，鼓吹这样的专横。律师的权利不是律师的，而是代表着基本的公民权利，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警察的权利。如果这样依法执业的律师可以送上法庭判掉，那么中国刑事辩护将进一步倒退，刑事律师将进一步畏惧刑事法庭，最后就是导致大量的刑事被告得不到负责的、高质量的辩护，冤假错案必将更多产生，刑事法庭上只有强权的影子而不会有法治的光辉。

今天这个案件，影响的不只是一个李庄。是中国律师基本权利的一个缩影。英国首相威廉•皮特在一次演讲中说：“臣民的茅草房，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我们今天也套用一下：“中国律师的辩护领地，风能进、雨能进，警察不能进！”请求法庭支持我们这样的呼声！

鉴于以上事实和理由，我们坚信李庄无罪。期望法庭能够在这种快侦快诉的态势下，坚守司法的公正、独立、理性，排除一切法庭外的因素，真正对现实和历史负责，对人民法院负责，依法公正判决李庄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