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收入分配和社保制度改革
《意见》要求，深入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健全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机制；研究制定铁路体制改革方案，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提出理顺煤电关系的改革思路和政策措施；抓紧完善鼓励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配套措施和实施细则，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市政、金融、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
《意见》提出，加快财税体制改革，稳步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行业和地区范围，适时扩大房产税试点范围；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积极培育面向小型微型企业和“三农”的小型金融机构，修订《贷款通则》，合理引导民间融资，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健全新股发行制度和退市制度等。
《意见》还提出，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稳妥推进电价改革，实施居民阶梯电价改革方案，深化成品油价格市场化改革择机推出改革方案；深化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抓紧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规范公务员津贴补贴制度，推进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制度，改革国有企业工资总额管理办法，加快研究城镇企业职工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方案。
在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方面，《意见》要求，以投资、社会事业和非行政许可领域为重点，清理、减少和规范现有审批事项；积极推行行政问责制；全面推进地方财政预算、决算公开；适时出台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
《意见》还要求，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因地制宜，稳步推进，把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工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
1 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要抓紧制定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措施, 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改变目前初次分配中资本所得偏多、劳动所得偏少的局面。对不合理因素进行调节, 兼顾效率与公平。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经营管理人员特别是高管的收入, 完善监管办法。通过市场准入引入新的竞争因素, 创造平等竞争环境。要想做到公平合理, 就要有相关制度作为保障。根据个人的经营业绩, 为所在单位创造的经济价值和所创造的社会价值进行多重调控。
2 建立收入分配调节的工作体系和监测体系
要加强对收入分配调节的规划和领导, 建立健全收入分配调节工作机制。研究提出收入分配调节的阶段性工作目标, 统筹中长期规划安排, 综合制定政策, 加强监督检查, 确保政策落实到位。要完善职工工资统计调查制度, 建立有关的信息发布和共享制度, 健全高收入人群的收入申报制度。加强金融监控, 规范报酬支付方式, 减少市场交易过程中现金支付的比例。
3 制定并实施绩效工资制度
作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 规范绩效工资意味着废除旧的制度, 尝试建立新的更趋合理的新制度, 调动人员积极性,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提高公益服务水平。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分三步走:首先在义务教育学校实施;然后配合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在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和乡镇卫生院、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等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单位实施;最后在其他事业单位实施。其基本原则是: (1) 必须做到公正, 公平, 公开, 单位制定的相关政策应该一视同仁, 不能留有漏洞, 不能给个别人留下可乘之机。 (2) 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让广大群众真正体会到政策惠及于民。 (3) 各部门要进行分级管理并做到互相衔接。 (4) 兼顾离退休人员。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即一种将雇员薪酬与个人业绩、工作成效密切挂钩的工资计量形式, 工作绩效高、干得好, 工资待遇就高。在事业单位全面推行绩效工资, 有利于充分体现个人的劳动价值和工作技能, 实现多劳多得, 也有助于单位调动和激励员工潜能, 提升工作效率, 节省成本。
“绩效”对于事业和企业而言内涵和标准各不相同。企业绩效以企业利润为核心。事业单位, 一方面“绩效”必须最大程度的凸显其社会公益性, 并抑制、克服其可能潜在的自利性和盈利性;另一方面“绩效”还必须同时依循各自具体行业的内在要求, 凸显其独特的公益价值。以医院和教育为例, 其各自的独特公益价值是“救死扶伤”和“教书育人”。目前在很多方面不尽如人意, 例如医疗, 一个时期以来, 产业化、逐利化成为医院的共同特征、趋势, 在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 内在的“公益性”深度迷失, 形成“看不起病”的民生问题。受制于私益膨胀, 公益凋零, 医疗的公益性质不断蜕变, “救死扶伤”蜕变为“见钱眼开”或“见死不救”, 或开大处方, 过度治疗, 患者愈来愈成为医院和医生眼中的牟利工具。时下我国事业单位并不是不重视绩效, 比如“大处方”以这种扭曲异化的绩效作为事业单位实行绩效工资的依据, 以处方的大小来判定医生的工作业绩, 所能激励出的“绩效”必然与事业内在的本性南辕北辙、格格不入。
4 制定绩效考核标准
绩效考核首先要确定医疗人员的技术岗位标准:如岗位所需的知识和学历、岗位所需能力、岗位工作复杂性、岗位所需创造性、岗位工作所循依据、岗位的职权与影响、岗位所予指导、岗位所受指导及考核、岗位的沟通责任、岗位工作环境。其次考核的内容要包括服务态度、医疗质量、医疗安全、服务流程、回头率、费用水平、科研教学、防疫保健、资产增值、医德医风等方面, 选择出独立性好、灵敏度高、可靠性强, 易于分层分类处理, 符合统计原则和实际工作情况的医院绩效考核指标, 再通过主、客观赋权的方法确定指标权重。指标的确定和权重的分配指明了考核方向, 准确的绩效标准则是说明需要达到的程度。绩效标准应参照近年来反映综合性公立医院的管理评价数据, 包括医疗主管部门年度考核检查情况、社会责任方面存在的普遍要求、患者信息调查反馈结果、以及医院自身的卫生统计资料等, 确定医院绩效评价标准。
通过完善薪酬分配制度的改革、综合考虑医务人员的各种指标、工作量, 能力和贡献的大小, 不仅有利于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 更有利于确保医务人员把工作精力更多更好的放到治病救人上, 更好的服务广大群众。这样, 医务人员提高了医疗技术水平。与此同时, 医院不仅体现了公立医院的公益性, 还获得了经济效益, 促进了医院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田晓洁.医院管理部门绩效考核指标体系构建路径与效果评价[J].中国医院管理, 2009 (6) :335.
[2]张玲娟.科学合理构建绩效考核体系客观公平实施护士奖金分配[J].中国护士管理, 2009 (6) :2403.
一、正确把握和理解《改革方案》的基本内容，全面推进国有企业薪酬制度改革
《改革方案》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薪酬水平的精神为指导，明确了改革的原则。主要是：坚持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建立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分配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将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强化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的经营责任和政治责任、社会责任，增强企业发展活力；坚持分类分级管理，建立与中央企业负责人选聘方式相匹配、与企业功能性质相适应的差异化薪酬分配办法，严格规范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分配，市场化选聘的职业经理人实行市场化薪酬分配机制；坚持统筹兼顾，形成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与其他国有企业负责人以及不同企业职工之间的薪酬差距，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坚持政府监管与企业自律相结合，完善中央企业薪酬管理体制机制，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分配管理，在中央企业建立规范的薪酬分配制度、科学的考核体系、高效的管理体制、有效的监管机制，形成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分配激励有度、约束有力、分配有序、监管到位的格局，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任务。为此，要从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出发，适应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进程，按照企业负责人分级分类管理的要求，全面系统推进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坚持中央企业先行示范和限期推开，建立符合国有企业负责人特点的薪酬制度，实现薪酬水平适当、结构合理、管理规范、监督有效的目标，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改革方案》适应了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国有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新任务、新要求，对引领全面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收入分配关系，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意义重大。
《改革方案》在规范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秩序方面有重大突破。
一是薪酬结构得到优化。《改革方案》将目前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的薪酬由基本年薪和绩效年薪两部分构成，调整为由基本年薪、绩效年薪、任期激励收入三部分构成。基本年薪是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的年度基本收入，根据上年度中央企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一定倍数确定。考虑到在不同企业任职的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都是由中央任命的，为体现薪酬分配的公平性，对他们原则上确定相同的基本年薪。绩效年薪与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年度考核评价结果相联系，根据年度考核评价结果的不同等次，结合绩效年薪调节系数确定。设置绩效年薪调节系数，目的是考虑不同功能性质、不同行业以及不同经营规模企业的区别，体现这些企业的经营难度及其负责人承担的经营责任、经营风险等方面的差异。增加任期激励收入的目的是引导企业负责人更加重视企业长远发展，防止经营管理中的短期行为。任期激励收入与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任期考核评价结果相联系，根据任期考核评价结果的不同等次确定。年度或任期考核评价不合格的，不得领取绩效年薪和任期激励收入。薪酬结构的优化是重大制度创新，势必对中央企业负责人产生更好的激励和约束作用。
二是薪酬水平趋于合理。《改革方案》确定，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的薪酬水平，既要考虑他们在企业改革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又要考虑他们所承担责任、风险，还要考虑其他社会群体的工资水平，做到薪酬水平同责任、风险和贡献相适应。在综合考虑企业职工、中央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相关人员、城镇单位负责人等工资水平的基础上，参考一些国家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相对水平，《改革方案》提出，中央管理企业主要负责人基本年薪根据上年度中央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一定倍数确定，其他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的基本年薪依据其岗位责任和承担风险等因素，按本企业主要负责人基本年薪的合理比例确定。绩效年薪根据年度考核评价结果在不超过负责人基本年薪的一定倍数内确定。任期激励收入根据任期考核评价结果在不超过负责人任期内年薪总水平的一定比例内确定。与现行政策相比，改革后多数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的薪酬水平将会下降，有的下降幅度还会比较大。经过这次调整，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的薪酬水平更加趋于合理，有利于进一步优化中央企业负责人与企业职工等普通劳动者之间的分配关系，也有利于进一步调动企业负责人与企业职工两方面的积极性。
三是考核机制更加完善。《改革方案》将目前薪酬管理中对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重点考核生产经营业绩，调整为对履职情况进行全面综合考核评价。一方面，加强和改进生产经营业绩考核，对不同功能性质的企业突出不同考核重点，分类设置经营业绩考核指标，引导企业负责人根据企业功能定位加强和改善经营管理。另一方面，加强履行经营责任和政治责任、社会责任等反映综合素质和能力情况的考核评价，体现以德为先、全面担当的价值取向。考核评价机制的完善是落实薪酬方案正确实施的重要一环。
此外，针对目前不同中央企业的福利项目和待遇水平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改革方案》明确提出，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并建立补充养老保险（年金）、补充医疗保险和缴存住房公积金等，纳入统一薪酬体系统筹管理。同时，明确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不得在企业领取国家规定之外的任何其他福利性货币收入。另外，还进一步对改进和加强政府有关部门、社会对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分配的监督机制提出要求。
上述改革措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实际上这项改革已经远远超出单纯地对一小部分人的经济利益调整本身，其目的是要在我国国有企业内部建立起薪酬分配的正常合理增长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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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革方案》是我国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推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意义重大而深远
一是贯彻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十八大报告和三中全会《决定》都提出要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薪酬水平，完善收入分配调控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努力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社部等部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中强调要加强对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理，缩小国有企业内部分配差距，高管人员薪酬增幅应低于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增幅。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提出，要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改革方案》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为指导，针对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积弊已久的突出问题进行改革，调整偏高过高收入，限制不合理收入，从而使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入触及利益的实质性推进阶段，这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大突破。
二是突出了维护公平正义的主线。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体现。公平正义自古以来就是人类追求的普遍价值，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特别是收入分配上的公平正义，是广大职工强烈追求的首要价值和迫切愿望。从目前的现实情况来看，企业分配秩序不规范，差距悬殊是影响公平正义的根本性原因，也是影响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诱因。差距过大，不符合平等共享的理念。《改革方案》本着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的要求，着重对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的薪酬按“水平适当、结构合理”的原则进行了规范，使薪酬回归到一个客观、公正、合理的理性范畴，并与其他国有企业和企业内部职工以及职级相当的公务员的薪酬保持一个合理比例，避免收入差距的过分扩大而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由此可见，《改革方案》在收入分配领域体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导向性作用十分明显。它也直接关乎正确引导社会价值系统包括价值理念、价值取向的重塑。
三是体现了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我国国有企业负责人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直接体现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和国家的宏观分配政策，在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鉴于国有企业所处的特殊地位，中央对其负责人的薪酬作出制度安排，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薪酬结构和水平，是政府向社会展示收入分配公平性、合理性的方向性举措，是政府履行促进平等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庄严承诺的具体体现。因而，作为中央管理的国有企业，其负责人的薪酬是政府可以而且必须直接进行宏观调控的领域。《改革方案》充分体现了政府在收入分配领域加强宏观调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四是彰显了中央管理企业的标杆作用。中央管理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各行业、企业中也具有标杆效应。因此，《改革方案》将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的薪酬制度改革作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突破口，有利于更好地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既是改革的对象也是改革的具体组织者、执行者，所以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出发，从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特点出发，从维护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出发，充分认识和正确理解改革的重大意义，积极投身到改革之中，正确对待、积极支持改革，为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更好地发挥示范和引领效应。
五是借鉴了国外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理的有益经验。国外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水平主要是执行公务员工资水平、参照公务员工资水平（比公务员工资水平高1—2倍）、参照市场化工资水平来确定。薪酬构成各国做法不同，如德国国有企业董事会成员的薪酬总额包括固定的基本薪酬、绩效年度奖金和基于多年业绩的长期奖励计划。此外，在薪酬决定机制方面，美国高管薪酬一般由专门的法案确定。法国高管薪酬由政府财政部确定。日本政府管理的国有企业人员薪酬执行国家公务员法。德国国企的高管不仅是企业家，还有政府官员，所以受到政府制度的制约和民众的监督。其他一些国家做法尽管不同但政府都有监管的责任，而且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对企业高管薪酬水平的上限都有严格的规定，有的直接规定国有企业高管的数额且不得突破。薪酬监管主要是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推行信息公开制度和直接规定企业高管薪酬数额等。《改革方案》吸收和借鉴了国外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对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理的通行做法和有益经验。
三、认真学习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
改革中央管理企业以至国有企业负责人的薪酬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各层级群体的利益调整，政策性强，社会关切度高。为此，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总书记在审议《改革方案》中的《讲话》精神。《讲话》从全局的高度强调国有企业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从现实的高度强调薪酬制度改革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从发展的高度强调深化薪酬制度改革的目标和任务，从战略的高度强调中央企业负责人的履职行为，从反“四风”改作风的高度强调不合理的“职务消费”必须根除。《讲话》高屋建瓴，铿锵有力，切中时弊，鞭辟入里，从坚持和搞好国有企业的高度和长远视野，充分肯定了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取得的积极成效，精辟分析了国有企业负责人收入分配制度存在的弊端，深刻剖析了国有企业负责人不合理的偏高过高收入产生的社会影响，同时阐述了国有企业负责人的历史使命和担负的重大责任。“讲话”集中体现了加快对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对于推动全面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强企业凝聚力、战斗力，促进国有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增强政治意识、全局意识、责任意识，提高对加快央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以高度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积极投身到这项改革中去，这是当前的一项既紧迫又艰巨的任务。
同时，要加强对改革的统筹协调和指导监督，尽快制定相应的配套政策，切实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总之，各方面要密切配合，相互支持，共同为改革发力，积极推动《改革方案》的顺利实施。
（作者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广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客座研究员）
议制度
时间：2014年5月14日
中国政府网14日消息，国务院同意建立由发展改革委牵头的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主要职责包括在国务院领导下，统筹协调做好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各项工作。组织研究和协调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的重大问题，统筹收入分配政策与规划、产业、价格等政策的协调联动，提出重点工作安排；整体推进改革总体方案与部门专项改革的衔接配套，加强部门沟通和信息共享，会商推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专项改革；加强监督检查、跟踪评估和分析总结，做好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工作的督促落实，及时向国务院报告重点工作进展情况。
国务院关于同意建立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批
复
国函〔2014〕54号 发展改革委：
你委《关于建立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请示》（发改就业〔2014〕739号）收悉。现批复如下：
同意建立由发展改革委牵头的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不刻制印章，不正式行文，请按照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认真组织开展工作。
附件：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国务院
2014年4月30日 全文如下：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为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形成合理有序收入分配格局的精神，落实《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发〔2013〕6号）要求，加强对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统筹协调，经国务院同意，建立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部际联席会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制度。
一、主要职责
（一）在国务院领导下，统筹协调做好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各项工作。组织研究和协调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的重大问题，统筹收入分配政策与规划、产业、价格等政策的协调联动，提出重点工作安排。
（二）整体推进改革总体方案与部门专项改革的衔接配套，加强部门沟通和信息共享，会商推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专项改革。
（三）加强监督检查、跟踪评估和分析总结，做好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工作的督促落实，及时向国务院报告重点工作进展情况。
（四）承办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成员单位
联席会议由中央编办、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公安部、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部、卫生计生委、人民银行、国资委、税务总局、统计局、法制办、银监会、证监会、扶贫办、全国总工会等21个部门和单位组成。
联席会议由发展改革委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召集人，发展改革委分管负责同志担任副召集人，其他成员单位有关负责同志为联席会议成员（名单附后）。联席会议成员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由所在单位提出，联席会议确定。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发展改革委，承担联席会议日常工作。联席会议设联络员，由各成员单位有关司局负责同志担任。
三、工作规则
联席会议根据工作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会议，由召集人或副召集人主持，可根据会议议题视情邀请其他部门参加会议。联席会议以会议纪要形式明确会议议定事项，经与会单位同意后印发有关方面。重大事项按程序报批。
四、工作要求
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深入研究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重大问题，认真落实联席会议议定事项，推动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政策措施落实。各成员单位要互通信息、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形成合力，充分发挥联席会议的作用。联席会议办公室要及时向各成员单位通报有关情况。
国务院重点推进收入分配和户籍制度改革
昨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会议确定了2010年重点改革任务。
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深化国企和垄断性行业改革，加快推进大型国企特别是央企母公司层面的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制订三网融合试点方案并开展试点，推进电力、铁路、盐业管理体制和邮政主业改革。深化水、电、燃油、天然气等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逐步实施城市污水、垃圾及医疗废物等处理收费制度。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快形成覆盖政府所有收支、完整统一的公共预算体系。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机构体系和金融监管体制，修订出台《贷款通则》，启动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转型试点。协调推进城乡改革，深化土地管理、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和人力资源市场。深化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快收入分配政策调节体系建设，完善城乡养老保险制度。全面推进医改，深化教改。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重点推进投资体制改革、事业单位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促进对外贸易协调可持续发展。
「国务院确定今年九大任务」
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确定2010年九大重点改革任务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资源性产品价格等2010年九大重点改革任务。
「确定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八大重点」
国务院确定今年经济体制改革八大重点
消除制约民间投资的制度性障碍，加快推进大型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母公司层面的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出台资源税改革方案。
人事考试教育网
「延伸阅读」
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深化国企和垄断性行业改革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会议确定的2010年重点改革任务中，强调要深化国有企业和垄断性行业改革。
会议要求，要加快推进大型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母公司层面的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制定三网融合试点方案并开展试点，推进电力、铁路、盐业管理体制和邮政主业改革。
国务院会议提转变发展方式和改善民生五“结合”
会议指出，必须围绕转变发展方式和改善民生推进改革，把保持经济增长与调整经济结构结合起来，把完善政府调控与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结合起来，把推进社会建设与创新公共服务体制结合起来，把提高经济效益与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加快国内发展与提升开放水平结合起来，完善体制机制，增强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快完成“十一五”时期各项改革任务，为“十二五”规划顺利实施奠定坚实基础。
国务院：资源税改方案今年出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极为重要的民生问题，直接关系亿万群众的切身利益，我们既要不断完善市场机制，也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努力使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我国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不公平的问题，这已严重挫伤了广大劳动群众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造成了地区、行业、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影响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步伐，加剧了经济社会和改革开放的不稳定性。因而，我们必须按照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改革方向，采取切实可行的对策措施，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坚持社会公平正义，更加注重公平，努力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1、要努力实现“两个同步”，不断提高“两个比重”，切实保障要素投入者的公平。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这“两个同步”和“两个比重”都是更多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2、健全扩大就业增加劳动收入的发展环境和制度条件，促进机会公平。就业是增加劳动收入的先决条件，各级政府要为劳动者创造平等的就业和创业机会，提供良好的税收、信贷等优惠政策，创造良好的市场秩序和社会发展环境；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和中小企业，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鼓励自主创业，促进充分就业；
3、千方百计增加农村居民收入，逐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落实上市公司分红制度，强化监管措施，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适度扩大存贷款利率浮动范围，保护存款人权益。严格规范银行收费行为。丰富债券基金、货币基金等基金产品。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拓宽居民租金、股息、红利等增收渠道。
4、加大再分配力度，增加政府转移性支出，有效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逐步缩小收入差距。再分配的功能主要在于弥补市场失灵，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增加经济社会发展的凝聚力。我们必须规范分配秩序，加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努力扭转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趋势。要增加对落后地区及农村居民的财政转移支付，加大对贫困阶层的支持力度
5、集中更多财力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大对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扶贫开发等方面的支出，进一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特别是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的财力支持。严格控制行政事业单位机构编制，“十二五”期间中央和地方机构编制总量只减不增，减少领导职数，降低行政成本。坚决反对铺张浪费，严格控制“三公”经费预算，全面公开“三公”经费使用情况。
我国改革开放进行了30多年, 国力不断增强, 但社会财富却急速向少数人手中聚集, 低收入阶层尚未分享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因此, 近年来呼吁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呼声不断, 低收入群体热切期盼提高收入水平, 缩小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
向往幸福是人的权力, 而提高收入, 钱包里多一点钞票, 日子就可过得舒心些。这不央视记者在满大街问路人:你幸福吗?其实, 各阶层的人对幸福的感受是不同的, 就像网络上流传的段子说的那样:幸福就是, 猫吃鱼, 狗吃肉, 奥特曼打小怪兽。“房叔”、“表哥”与“板儿爷”的幸福感觉绝对不同, 那么对于广大民众来说, 他们的幸福还是寄希望于提高收入上, 生活因此能过得更殷实些。所以说,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对于国民收入分配具有重要意义, 尽管吵吵嚷嚷孕育已有八年尚未呱呱落地, 但它能使中低收入阶层看到了希望, 感触到了幸福。
自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口号提出后, 有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力攫取了大量社会财富, 形成了权贵阶层, 这些“摸着石头过河”的人, 早已抱着金元宝上了岸, 有的人还把财产转移到国外, 拿了绿卡, 入了外国籍, 跑到国外享清福去了, 而广大民众却还在河里淌水。据媒体报道,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之所以难以出台, 是因为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 不愿意把社会财富“蛋糕”分享与民众。于是俺们看到, 2011年中国的基尼系数突破0.55, 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最近发布的《2011中国薪酬报告》显示, 2011年, 我国居民收入增长远远低于财政收入和企业收入增长, 使得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相对比重不升反降。该《报告》引用国家统计局数据测算, 去年我国公共财政收入10.37万亿元, 增长近25%, 增幅分别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幅的1.76倍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名义增幅的1.39倍, 而同期企业收入增长幅度为20%左右, 也远高于居民收入。
收入差距扩大一直刺痛着广大民众敏感的神经, 我国收入最高的10%家庭与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作为居民收入整体, 仅占我国GDP比重40%左右的超低水平。收入分配不合理、不均衡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 不加以解决势必会阻碍和谐社会向幸福社会的过渡与发展。
温总理论及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时曾说, “财富如果长期为少数人所占有, 而多数人处于贫困状态, 它是不公平的, 而且注定这个社会是不稳定的”;“我们不仅要把蛋糕做大, 而且要把蛋糕分好, 要让每一个人都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此次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 虽然将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作为重中之重, 不过俺以为, 收入分配不合理由来已久, 当下改革阻力重重:利益集团固守行政垄断阵地、政府积累财富的比重越来越大、劳动报酬占GDP比例连续22年下降、城乡二元社会体制、权力资本的暴利在不断扩大、等等, 都是造成收入失衡的根源所在, 正是这些长期累积的体制弊端, 使得收入分配日益拉开差距。况且八年以来,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闭门造车, 民众看不到一份征求意见稿, 改革动作到底有多大, 最终结果是什么, 让俺们除了望眼欲穿地期待, 真不知说什么是“好”啊!
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实践千头萬绪，围绕共同富裕和平衡公平与效率的总目标，最核心的主导机制有哪些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三个机制，即劳动工资协商定价机制、藏富于民的税收制度以及发挥“提低”实效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
劳动工资协商定价机制即工资集体谈判制度。要使以工资集体谈判制度为主体的工资协商定价机制在中国得以推行并发挥实施作用，需要逐步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工资协商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并对谈判双方的人员构成、谈判程序、谈判结果的确定与执行等细节进行规定，还要根据劳动力市场情况，定期公布行业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和地区最低工资。原有的法律虽然赋予工会组织谈判的权利，但未规定企业不阻止集体谈判应该承担的责任和谈判的工资底线，这使得工会组织在开展集体谈判时缺少同企业行为抗衡和制约的依据。
二是建立有独立性和代表性的“有硬度”的工会组织，对企业内工会会员的覆盖比例以及职工代表的构成做硬性比例规定，加大行业性工会联合会组建力度，尽快建立起专业的集体谈判指导员队伍。
三是政府引导和培养劳动者建立维权意识，普及工资集体谈判的相关知识，及时提供劳动市场工资信息。
近15年的财政收入数据表明，我国的宏观税负逐年提高，并出现增速的趋势。要提高居民收入比重，建立藏富于民的税收制度，应跳出限于免征额、税率设置的圈子，强化三个方面的管理：
一是强化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征管，将重点放在财产转让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并从多方面着手，堵住逃避税的关键漏洞。
二是提高个人所得税比重(但并非指普遍提高税率)，提高财产税，适度降低商品税比重。个人所得税是累进税，而商品税是累退税，主要靠中低收入的工薪阶层支付，如果要减税的重点应该是覆盖最广的商品税，个人所得税应坚持世界上普遍采用的“低门槛、广税基、慢累进和负税率(即返还)”的制度，设置较低的免征额，让普通工薪收入者都交纳个人所得税，以提高全民纳税的意识，然后结合家庭人口和负担情况给予专项税收减免、扣除和返还，这样低收入多负担的家庭虽然也缴税，但得到的返还会更多，实际收入是上升的。
三是建立综合与分类结合的税制，获取真实收入数据。建立实名制下的个人(或家庭)为主的社会信用账户，把家庭成员、个人信用、收入、财产、养老、医疗、失业等各种信息汇集在一起，集中管理备查。这是国民收入透明化的基础工作，也是进行有效的社会管理、减少腐败、有效监督权力的关键性技术支撑基础。
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是旨在提高“社会公平”程度的再分配手段，要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的“提低”实效，要将制度重点做进一步调整：
一是将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重点从城市转向农村，提高农村社会保障和福利项目的覆盖率，打破与身份相联系的制度路径，使得政府转移支付能够真正到广大农村的低收入者手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二是逐步提高制度的保障水平，如克服养老保险以覆盖率换替代率的问题，医疗保险被抚养人口被排除在外，个人收入支出增长过快，整体费用却未得到有效控制等问题，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覆盖率过低，以致于成效甚微。
三是打破地区利益，提高统筹层次，在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善上不能过于依靠地方政府和财政支出，要提高中央政府的应尽义务和财政支出，因为归根结底，越高层次的再分配行为能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越大，要防止利益输入地和输出地之间扯皮，历史债务和现实责任之间的推诿，只能由中央政府出面，以承担更大的兜底责任来化解。
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记录
作者：
来源：《职业》2010年第05期
工资制度改革。1985年工资制度改革的最大特点是,在工资制度上,国有企业同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实现脱钩,国有企业实行工资总额和经济效益挂钩,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实行以职务工资为主要内容的结构工资制;到1993年进一步发展到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工资制度脱钩,行政机关实行的是职级工资制,事业单位则实行体现其特点的工资制度,即根据事业单位所处行业,分别实行专业技术职务等级工资制、职务岗位工资制、艺术结构工资制、体育津贴和奖金制、行员等级工资制等。
国有单位福利制度改革。最早被重视的是住房制度改革,已经历了公房出售、提租补贴、建立住房公积金、停止福利分房等阶段。同时,为配合国有企业改革,企业办社会问题也很早就被重视,从最早实行生产经营和生活服务分开,到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国有单位福利制度改革的思路已清晰,一是实物福利货币化,二是生活服务社会化。
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1980年开征个人所得税时,当时纳税的主要对象是来华工作的外籍人员。1986年和1987年,国家相继出台了个体工商户所得税和个人收入调节税,扩大了纳税范围。1994年,我国实施了统一的个人所得税税法。自1999年11月起,国家决定恢复征收利息税。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目前,企业的社会保险制度框架已经形成,养老和医疗保险实行统账结合模式。随着企业社会保险制度的逐步建立,机关事业单位同企业在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上出现了“并轨”趋势。在农村开展的社会保障项目主要有两个,一是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二是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但两者仍处于试点或局部推行阶段。
社会救济制度改革。自1997年起,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城市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生活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城市家庭实行生活救助。此外,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也在局部地区兴起。
2016年2月3日，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的通知。《若干意见》共分七个部分：
一、充分认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和艰巨性;
二、准确把握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
三、继续完善初次分配机制;
四、加快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
五、建立健全促进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的长效机制;
六、推动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
七、加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组织领导。
完善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
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收入分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一项根本性、基础性的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基石。我们已经制定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要抓紧研究制定具体政策，确保制度建设到位、政策落实到位，有效解决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坚持共同发展、共享成果。倡导勤劳致富、支持创业创新、保护合法经营，在不断创造社会财富、增强综合国力的同时，普遍提高人民富裕程度。
坚持注重效率、维护公平。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初次分配要注重效率，创造机会公平的竞争环境，维护劳动收入的主体地位;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缩小收入差距。
坚持市场调节、政府调控。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要素配置和价格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控作用，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
坚持积极而为、量力而行。妥善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突出的矛盾和问题，突出增量改革，带动存量调整。
关于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
根据《国务院关于改革公务员工资制度的通知》(国发〔2016〕22号)、《人事部、财政部关于印发〈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实施办法〉的通知》(国人部发〔2016〕58号)、《人事部、财政部关于印发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国人部发〔2016〕56号)、《人事部、财政部关于印发〈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施办法〉的通知》(国人部发〔2016〕59号)和《人事部、财政部关于印发〈关于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施中有关问题的意见〉的通知》(国人部发〔2016〕88号)的规定，对这次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具体问题，提出以下处理意见。
一、套改年限的计算
这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套改工资的套改年限，是指工作年限与不计算工龄的在校学习时间(简称学习年限，下同)合并计算的年限，其中须扣除1993年以来除试用期外不计考核等次或不称职的年限。不计算工龄的在校学习时间，是指国家承认学历的大专及以上毕业生在大专及以上院校未计算为工龄的学习时间(只适用于这次分配制度改革，不涉及工龄计算问题)。工作年限与学习年限不得重复计算。在这次工改期间，任何地区、部门、单位一律不得更改参加套改人员的工作年限。
(一)工作年限。从本人参加工作当年起计算(只适用这次工资制度改革)。例如，1996年参加工作的人员，如实际工作时间没有间断，截至2016年的工作年限为11年。
1.折算的工龄不计算为套改工资的工作年限。
2.如工作年限有间断，按规定合并计算的，其当年只计算一次，不重复计算。例如，某工作人员，于1968年7月参加工作，该同志工作后，因其他原因，按规定应扣除不计算工作年限的间断时间3年零8个月，从1968年7月向后推算，其计算工作年限的起算时间为1972年3月，按当年起算，工作年限为35年。
(二)学习年限。工作人员的学历和在校学习年限，均以档案记载为准。其中：
1.按国家规定因组织原因延长在校学习时间的大学专科及以上毕业生，其延长的学习时间，计算为学习年限;由组织抽调提前参加工作或在校学习期间应征入伍，按规 定取得了毕业证书的大学专科及以上毕业生，应将抽调或入伍前在校学习的时间，计算为学习年限;因冤假错案离校的大学专科及以上毕业生，应将离校前在校学习时间，计算为学习年限。
2.因休学、留级、留校察看等原因延长在校学习时间的大学专科及以上毕业生，其延长学习的时间，不计算为学习年限;经过预科班学习后直接转入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层次学习的毕业生，其在预科班的学习时间，不计算为学习年限。
3.大学专科及以上结业生不计算学习年限，其中，已取得大学专科及以上毕业证书后，再进入高一学历层次学习未毕业的结业生，按原已取得的大学专科及以上毕业证书的学历及规定的学制计算学习年限。
4.出国(境)留学并在国(境)外取得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员，其未计算工龄的国(境)外学习时间，计算为学习年限。其中，实际学习时间短于国家规定的相同学历层次学制时间的，按实际学习年限计算;长于国家规定的相同学历层次学制时间的，按国家规定的学制计算。
5.电大、夜大、函大、职大和自学考试的毕业生，其学习年限，大学专科毕业生按两年计算，大学本科毕业生按四年计算，如实际学习时间短于上述年限的，按实际学习时间计算。参加工作前已在电大、夜大、函大、职大学习和进行自学考试的人员，参加工作后经继续学习考试而取得大学专科、本科毕业证书的，其学习年限分别 按专科两年、本科四年减去参加工作后至取得毕业证书时已计算的工作年限计算。例如，某工作人员参加工作的当年取得大学专科毕业证书，其学习年限计算为一 年。又如，某工作人员1998年参加工作，1999年取得大学专科毕业证书，不计算学习年限。
二、套改工资的职务及任职年限
套改工资的现任职务(岗位)，以2016年6月30日本人所任(聘)的职务(岗位)为准。任职年限，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按管理权限由任免机关正式任命(聘用)通知的时间或任命(聘用)通知、文件明确的任职(聘用)时间开始计算;专业技术人员按专业技术职务的聘任时间开始计算;技术工人按任现技术等级起薪时间开始计算。
(一)工作人员现任职务(岗位)低于原任职务(岗位)的，其原任较高职务(岗位)的年限合并计算为现任职务(岗位)的任职年限。
(二)公务员在同一职务层次担任领导职务与非领导职务的时间，合并计算为同一职务层次的任职年限。
(三)在任职(聘任岗位)期间，工作年限有间断的，其间断的时间不计算为任职年限。
(四)任职年限有间断，按规定合并计算的，其当年只能计算一次，不重复计算。例如：某副处级干部，曾在1990年12月至1993年10月任过副处级职务2年零11个月，因降职等原因不再担任副处级职务，后又于1998年12月任副处长至今，从1998年12月向前推算，任副处级职务的起算时间为1996年1月，按当年起算，任职年限为11年。
(五)曾被聘任了专业技术职务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管理人员，现任职务为科员的，将原聘任为助教(助理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与任科员职务的时间合并计算任职年限(此规定只限于这次套改工资时使用，下同);现任职务为副科级的，将原聘任为讲师(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时间与任副科级职务的时间合并计算任职年限;现任职务为正科、副县(处)级的，将原聘任为副教授(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时间，与任正科、副县(处)级职务的时间，合并计算任职年限;现任职务为正县(处)级的，将原聘任为教授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时间，与任正县(处)级职务的时间，合并计算任职年限。
(六)在这次工改时，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单位)工作人员，担任机关“三定”方案或县级及以上党委组织部门按干部管理权限批准设置的领导职务的，执行领导职务工资标准，担任非领导职务的执行非领导职务工资标准。其中：
长期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和居民消费格局存在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比重过低并呈现不断下降趋势、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居民生活成本不断攀升、企业薪外各类附加费过重、居民即期消费存在后顾之忧等问题，这使得我国民众收入水平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短板”。
过去十年，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超过20％，GDP年均增长10％左右，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却徘徊在6％至8％之间。总体上来看这些年，政府和企业所得的份额是增加了，居民收入虽然总量也增加了，但是居民收入所占的份额却是相对减少了，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的，居民的劳动报酬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也正在下降。
从整个经济环境来看，调整国家企业居民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刻不容缓。当前，我国经济正在进入转型拐点，农村剩余劳动力由无限供给转向局部短缺，这种供求关系的变化迫使企业提高员工待遇和福利保障。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趋势形成了市场倒逼机制，正推动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发生根本变化。无论是企业还是普通民众，都在强烈呼吁政府推动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使经济进入均衡共享的包容性增长阶段，让广大劳动者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十二五”规划中把分配制度改革作为重中之重，国民经济亟需进入“GDP增长一居民收入提高一消费增长一内需扩大一经济持续增长”的良性循环。
目前，我国收入分配和居民消费格局存在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报酬比重低。我国职工工资的上涨幅度，大大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我国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比重低，而且呈现下降的趋势。我国过去十年间财政收入年均增长超过20％，GDP增长10％左右，但城乡居民收入只增长了6％-8％，出现政府在分配中得“大头”，居民收入占“小头”的失衡格局。同时，资本所得也高于劳动所得。二是收入差距大。我国城乡之间、行业之间、阶层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非常大。据统计，我国城乡之间收入比达3.3倍。最高收入行业与最低行业的收入差距扩大到15倍。我国基尼系数接近0.5，全国收入最高10％人群和最低10％的收入差距达到23倍之多。在地区收入方面，人均GDP最高的地区与最低之比达13倍。三是薪外附加重。有报道显示，日前搭载在工资上计提的“五险一金”等缴费项目有20多项，企业负担太多太重，客观上挤占了企业为员工加薪的空间。同样，工资被扣除一部分缴纳到各项基金中，员工实际到手的现金减少。四是居民生活成本不断攀升。研究表明，我国教育、医疗和社保三项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只有29.2％，比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低20个百分点以上。居民生活成本过高，特别是高房价使城市居民生活成本有难以承受之重。五是未来预期忧。老百姓对未来消费有后顾之忧，上学难、看病贵、住房难、养老负担重等问题成为阻碍居民消费的障碍，影响居民的消费预期。
“十二五”期间八大领域的改革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彭森在2010年中同改革论坛上指出，“十二五”期间，适应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结构调整着力点必须从重点调整产业结构转向全面调整需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等，改革也将涉及全方位结构调整、涉及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等重大任务。
据了解，根据五中全会会议公报，“十二五”期间将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要素市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事业体制改革、城乡改革等领域的改革攻坚。
首先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需要转变政府职能，创新公共服务体制，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和行政层级，完善政府绩效考核制度，推进依法行政等方面加大改革的力度，从制度上更好地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快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制政府和廉洁政府。第二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这包括要进一步明确国有经济的职能定位，逐步实现从竞争性领域逐步退出。完善国有资产制度，深化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母公司层面的股份制改革，要大力推进铁路、电力、电信、石油等垄断行业的改革，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
第三是深化资源环境价格改革。稳定推进电力、天然气、水等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环保收费制度的改革，切实发挥价格在提高能源资源使用效率、控制污染排放和调整经济结构中的杠杆作用。
第四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分税制的财政体制，建立财权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健全规范透明的转移支付制度，着力加强基层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财力保障，进一步优化税制结构，有效发挥税收对收入分配和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调节和促进作用。
第五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要在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积极稳妥推进金融业改革开放和制度创新，使金融更好的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
第六是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第七是深化社会领域改革。要着眼于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社会和谐稳定的大局，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公平效率的关系。
第八是协调推进城乡改革。
彭森强调，实施这八大改革，是因为经济发展环境发生重大变化，预计在“十二五”期问，中国过分依赖出口增长，以及过度消耗资源能源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继续。同时，国内的环境也发生了变化，即“十二五”期间，第三产业将超过第二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同时农业占经济的比重将降到10％以下。
全方位结构调整启动
为了，适应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十二五”产业结构调整也将深化。而政策着力点将从重点调整产业结构转向全面调整需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等。
以调整中央、地方关系，建立财权和事权匹配的体制而言，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就指出，目前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34％，未来需要下降到30％以内。同时政府全部开支，不能超过总开支的15％。地方目前因为财力匮乏，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的模式也需要改变。
以协调推进城乡改革为例，“十二五”将加快推进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全面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完善农村土地整治和城乡区域之间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制度，研究建立进城人口、农业人口、承包地、宅基地退出和补偿机制，统筹解决当前农村土地利用效率不高和城镇化过程中城镇土地不足的问题。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廖洪乐指出，农村做好产权制度改革。需要在宅基地，农村承包经营，农村集体财产等多个方面确定每个家庭和个人的实际权益。“这也是目前农村纠纷最多的一个问题。所以‘十二五’的农村改革必须涉及到一些根本制度问题，要建立承包地、宅基地的退出和补偿机制。”廖洪乐说。
收入的多元性增长
我国经济正在进入转型拐点，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涌现的一些新趋势形成了市场倒逼机制，正在加快我国经济转型的进程，收入的多元性增长是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
要实现收入的多元性增长，政府要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和企业联手推进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与经济发展同步提高居民收入与劳动报酬比重，实现政府企业居民三者分配关系的协调发展。建赢居民收入跟经济增长挂钩、劳动所得与企业效益挂钩、工资与物价水平挂钩的机制，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改变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增速远快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速的现状。
二要调节收入差距，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要扩大中产阶层的比例，构建“橄榄型”分配格局。鼓励创业，使更多的创业者成为中等收八者。要平衡垄断国企与一般国企、国企与民企的收入分配差距，完善国有资本预算，规范国有企业分红。要调整不合理的高收入，坚决打击取缔非法收入。要扶持低收入和困难人群，探索建立城乡低保标准正常调整机制和与物价变动相适应的动态补贴机制。
三要政企联手推进收入倍增计划，提高财产性收入，让老百姓“能消费”。现在企业利润率很低，企业加薪不能完全靠企业。政府要积极实施“化税为薪”或“提薪让税”，为企业增加员工工资创造条件。减少地方政府对企业的各种收费，减轻企业负担。要坚持企业自主分配与平等协商相结合。要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充分考虑家庭综合税负能力，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计征和抵扣。提薪是渐进的，扩大收入是多元化的。要深化土地制度改革，让农村居民拥有财产性收入，推进农村宅基地、住房。土地使用权的抵押贷款，将资产变为资本，让老百姓创业有资金。要拓宽居民金融投资渠道，提高居民的股息、利息、红利等财产性收入。
四要解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改变消费预期，让城乡居民“敢消费”。政府要让利于民和藏富于民，加大对社保、教育、医疗等民生支出的投入，降低企业和职工缴纳比例。要建设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调整政府投资结构，大幅度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在政府支出中的比重，推进城乡、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
一、中国居民收入“贫富差距”问题凸显
目前,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上的“贫富差距”主要表现在:
阶层差距:城镇不同收入阶层收入增速呈阶梯式格局。财富积累的“马太效应”正逐步显现, 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
城乡差距: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2004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例是3.53∶1, 2005年是3.22∶1, 2006年是3.28∶1。2006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11 759.5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3 587元。2007年上半年城镇居民增长和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长幅度差距虽然明显缩小, 但在绝对数字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在扩大。
区域差距:区域之间居民收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 从2000—2003年, 西部与东部地区人均GDP的差距已由7 548元扩大到了9 250元。GDP增长率的差距也由2.54个百分点扩大到8.39个百分点。农村区域间收入差距的扩大程度明显高于城市区域间收入差距的扩大程度。
行业差距:行业间收入差距进一步上升, 随着企业改制的不断深入, 国民经济各行业间工资水平参差不齐, 垄断性行业与非垄断性行业收入差距扩大。2004年人均收入最高的证券业为50 529元, 最低的是林业, 为6 718元, 前者是后者的7.52倍。此外, 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 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福利待遇上的差异, 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政策动向课题组) 。
企业差距: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 由国务院国资委统计评价局编制的统计年报, 统计了国资委监管的169家央企全年的经营数据。该年报显示, 利润排名前40家的企业, 平分了6 000多亿央企利润中的95%。其中有12家企业的利润都超过了100亿。这12家企业主要来自石油石化、冶金、通信、煤炭、交通运输和电力系统, 即传统的煤、电、油、运行业。它们人均人工成本, 中位值在6万元~7万元之间。而该年度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 东部省份是2.24万元, 中部地区1.5万元不到。一些企业员工工资是全国平均工资水平的3~4倍。
二、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注重公平
根据国际经验, 人均GDP达到1 000美元~3 000美元的社会阶段, 既是可能的经济腾飞期, 也可能是社会矛盾易发期。有些国家在此基础上经济又上了一个台阶, 成为发达国家。而更多的国家则是因为没有处理好社会矛盾, 导致了经济的停滞不前, 甚至出现了倒退。造成这两种不同结果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贫富差距”是否合理。目前, 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这一敏感区, 加速推进居民分配制度改革已经是刻不容缓!
2004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关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十一五”规划纲要中也明确提出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2006年5月26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 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这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会议所传达的精神是注重公平, 缩小贫富差距。会议的内容被解读为“限高、扩中、提低”。具体来说, 完善分配制度, 要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有效调节过高收入, 取缔非法收入, 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2006年7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 胡锦涛就收入分配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此后不久, 由发改委牵头, 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资委、国家税务总局、国土资源部、人事部、卫生部、监察部、司法部和公安部等13个部委协同参与制定的《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意见》草稿进入最后的征求意见阶段。
2007年10月15日召开的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 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 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 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保护合法收入, 调节过高收入, 取缔非法收入。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
初次分配是由不同当事人构成的独立的生产单位内部的分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大量的是企业内部的分配。在企业中, 分配本质上是对生产过程中劳动新创造的价值的分配, 在统计上是对增加值的分配。参与增加值分配的主体, 就是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 包括资本所有者、劳动力所有者、土地所有者以及其他独立要素 (如技术专利) 的所有者。他们可以兼有多重身份。参与分配的形式主要有企业主收入、红利、股息、利息、工资、地租、租金、费用等等。初次分配仅仅发生在微观领域。
再分配是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进行的, 可以发生在微观领域, 但更多的是发生在宏观领域。再分配的基本形式是赋税和与此相联系的财政转移支付, 这种再分配的主体是政府, 再分配的杠杆是赋税和转移支付。其次是在各种交易环节发生的再分配, 如商品交换、土地买卖、银行信贷、货币汇兑等。这种再分配的杠杆是价格, 包括商品和服务价格、土地价格、利息率、汇率等。凡是不能完全由市场调节的交易关系, 凡是存在所有权垄断和行政干预的场合, 都会发生初次分配收入的再分配。
十七大报告在“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提出:“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把“公平”放在了分配制度改革中非常重要的地位, 并提出了具体要求。目前, 中国收入分配制度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是在参与分配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几个主要要素中, 资本、管理在分配中所占比重过大, 劳动所占比例过低, 劳动者积极性受到挫伤。这是收入分配制度中存在的最大不公平。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这意味着广大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将会提速, 有利于缩小令人不安的贫富差距”, “低收入者往往只有自身的劳动力可以作为获取财富的来源, 而富有者除了劳动力, 还有资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将使那些只能凭劳动力赚取收入的低收入者, 更多地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果实。”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在2005年《财富》论坛上提出财富“三次分配论”, 即三次分配要讲社会责任, 富人们应当在自愿的基础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财富, 帮助穷人改善生活、教育和医疗的条件。在一些发达国家, 慈善事业等第三次分配的总量大概占GDP的3%~5%, 美国每年捐赠的慈善公益资金高达GDP的9%, 中国的道德分配严重缺位, 据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 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加过捐赠。虽然改革开放以来, 政府对各类困难群体在政策和资金上有所倾斜, 但光靠政府的力量还很不够, 富豪慈善家们的慷慨解囊十分必要。
三次分配既能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收入差距、帮助一部分的困难群体, 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穷人对富人的“仇富”心理, 它有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
三、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具体措施
目前, 中国的分配格局是两头大、中间小, 即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占绝大多数、中等收入人群占少数。而国际上公认的比较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 应该是一个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占少数、中等收入人群占绝大多数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分配格局。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最大限度地体现社会公平。
胡锦涛2007年的“5·26”重要讲话内容被解读为“限高、扩中、提低”。具体来说, 就是完善分配制度, 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有效调节过高收入, 取缔非法收入。
“限高”体现在中国当前的垄断行业的高工资已经引起国家的高度关注, 到了进行限制的时候。限制的重点在于国有垄断行业、特别是这些垄断行业的高级管理阶层人员的工资 (有些垄断行业的一线、普通人员工资并不高) 。国有垄断行业, 依靠国家信用、国家资源, 赚取垄断利润, 享受着远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工资待遇, 有占有公共财富之嫌。已经引起社会上的普遍不满。
“提低”主要是提高农民、农民工和城镇居民下岗失业人员、低保人员的收入和社保水平。这应该成为改革收入分配的第一步。2006年12月,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将符合条件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纳入保障范围, 稳定、持久、有效地解决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民政部公布的《2007年第二季度民政事业统计季报》显示,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2 235.5万, 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176.8元/人、月;农村低保最低生活保障人数2 067.7万, 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71.4元/人、月。全国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 为国民拉起了一道最基本的收入与生活防线。
“提低”, 在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方面, 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措施, 如逐步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 适当向基层倾斜, 完善地区津贴制度特别是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制度;对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 提出要合理调整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待遇;机关工人工资制度, 则要适当提高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各类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城市低保对象补助标准, 并注意提高其他低收入人员待遇水平。
“扩中”就是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在此之前他也多次强调, 要形成“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占少数、中等收入人群占大多数的‘两头小, 中间大’的分配格局”[1], 也就是沃尔夫森所讲的全社会的收入分配按水平分布呈橄榄形或菱形, 处在两端的社会成员收入水平分别相当高和相当低, 而社会的中间层是一个“大肚子”[2]。中等收入者不同于中产阶层, 中产阶层是静态的存量概念, 而中等收入者是动态的增量概念。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在向共同富裕发展进程中的选择, 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在宏观层面上, 整个社会的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占少数。在中观层面上, 特别发达和不发达的地区占少数, 较发达的地区占多数。在微观层面上, 某一特定的地区、城市内的中等收入人群要占多数。
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吴忠民认为, 从宏观意义上讲, 解决贫富差距的关键在于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而中国目前低收入及中低收入者占总人口的80%, 中等收入者仅占15% (7月5日《中国青年报》) 。在理论上,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对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新的补充和具体深化, 是防止两极分化的政策指导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保证。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客观需要。从世界各国普遍发展的趋势来看, 在一个实现了现代化的社会中, 都有一个人数众多的中等收入阶层。目前西方发达国家中等收入阶层一般都占到在业人数半数以上。中国中等收入者比重虽然还相当低, 但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 中等收入者比重会随之提高, 到基本实现现代化之时, 其比重至少要达到在业人口的一半。这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就是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使全国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都达到世界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 3 000美元的水平。坚持在发展中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主要是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并使之充实到中等收入层中来,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显然不是要降低高收入者合法的税后收入, 把高收入者拉回到中等收入者的行列, 更不是要劫富济贫, 而是要提高大多数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 使更多的低收入者进入中等收入者的行列, 让更多的贫困人口走上富裕之路,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可见, 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是中国进入共同富裕目标的一个新阶段。不容忽视的是, 在这个过程中, 原来的低收入层中会产生新的收入差距并有可能扩大, 但这种新的收入分配差距是在经济整体发展水平普遍提高的基础上的差距, 形成差距的同时也是整个社会的中等收入者比重扩大的过程, 是走向“共同富裕”和“共建共享”的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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