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内容

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内容（精选8篇）

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内容 篇1

（1）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人民代表大会真正成为有权威的国家权力机关；

（2）在各级领导机关中加强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反对和纠正个人专断现象；

（3）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改变权力过分集中、领导人兼职过多、党政不分和以党代政的状况，发挥政权机关的作用；

（4）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改革干部制度；

（5）保障少数民族的民族自治权利等等。

（6）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维护中共领导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

国务院发布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中明确指出，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遵循以下原则：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是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则。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进程中，只有坚持这三者的有机统一，才能保证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坚持正确方向，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特点和优势在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当家作主，充分发挥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团结一心，共同奋斗。坚持这一特点和优势，是亿万中国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创造更加美好幸福生活，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的根本保证。

——有利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目的，也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必要条件。

——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尊严。中国人民争取民主，从一开始就与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尊严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失去了国家主权、不能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和尊严这一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根本利益，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民主成果就会丧失。

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内容 篇2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民主作为目的, 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价值目标;民主作为手段, 是有效配置社会资源特别是政治资源, 充分调动广大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创造性, 管理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方式。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本质在政治上的体现, 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和价值目标。我们党始终致力于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建设会主义法制国家, 实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法制化, 保证人民群众更好地当家作主, 行使民主权利, 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 使党能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使国家政权机关能够更有效地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在全社会形成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政治局面。

二、推进民主政治改革的必然性

1、发展民主政治、建设政治文明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标志,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经济的不断发展, 社会的全面进步, 特别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不断自我完善, 必然会对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提出新的任务和要求。新中国成立以后, 我们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 形成了与之相应的政治体制, 中国实现了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政治的伟大跨越, 人民的政治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 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空前的提高, 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实践证明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存在严重的弊端。一方面, 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与创新, 要求政治体制与之相适应;另一方面, 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需要政治体制的改革来巩固和发展。这两个方面都迫切要求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形成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政治体制。继续推进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成为我国发展的必然趋势。

2、发展民主政治、建设政治文明是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需要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需要。社会主义民主是大多数人享有的民主, 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共产党领带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 是适合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在此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要求我们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 在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的同时, 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民主的各种实现形式, 包括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的新的形式, 规范和完善党同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关系, 加强基层民主建设, 进一步完善基层民主管理制度和自治制度, 创造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具体形式, 扩大人民群众有序的政治参与,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强的民主要求, 完善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使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民主原则, 成为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民主实践。

3、发展民主政治、建设政治文明是适应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建设会主义政治文明, 也是适应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加入世贸组织, 不仅是对我国企业的严峻挑战, 更是对我国政府机关以及立法、行政和司法体制的严峻挑战。我们对于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 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承诺。进一步清理现行与国际贸易规则相抵触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建立和完善市场准入的法律法规体系, 逐步完善质检、环保、安全等方面技术标准的法律法规, 是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 也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

三、如何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1、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

我们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领导核心。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一就是要坚持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党通过制定大正方针, 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 进行思想宣传, 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 依法执政, 实施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二是党委在同级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集中精力抓好大事, 支持各方独立负责、步调一致地开展工作。三是按照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 支持人大、政府和政协履行职能;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程序, 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 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四是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 使他们增强宪法和法律意识, 成为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的表率。

2、坚持和改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关键在于制度建设。因为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有了制度, 可以使民主政治不因领导人的变更而改变, 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兴旺发达。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 我国的民主制度主要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一国两制”方针。只有真正意义上的坚持上述我国的民主制度, 真正意义上的履行其职能, 真正意义上的行使其权力, 而不是在理论和形式上的, 才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地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

3、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法制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主要包括:实行依法治国;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行政;司法公正;违法必究。从静态上讲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比较容易的, 从动态上讲实施和执行法律施艰巨的。一是国家机关, 掌握各级政府权力的人, 如何正确行使职权, 他们依法行政, 司法公正, 违法必究是最为重要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能是事实上的, 社会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正。因此法制建设、依法行政、掌权人的法律有效约束、执法公正等是政治文明建设致关重要的。

4、扩大基层民主

当前, 一是完善农村村民自治, 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机制。二是完善城市居民自治, 建设管理有序、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区。三是坚持和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的企事业民主管理制度, 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四是健全党内民主制度, 加强党内民主政治建设。

参考文献

[1]徐久刚.中国民主政治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46.

[2]杨祝夫, 徐国柱.加强民主政治建设的好形式[N].工人日报, 2000.

[3]庞啸.城市基层社会民主政治建设的若干思考[A].社会转型与社区发展——社区建设研讨会论文集[C], 2001:66-68.

[4]张宗厚.在改革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J].法学, 1987 (09) .

关于我国政治民主建设问题的思考 篇3

关键词：民主政治；改革；经济体制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志码：A?摇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2-0019-02

一、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改革使中国的经济得到迅猛发展，与此同时，广大人民形成了较强烈的参与意识，希望对国家和政府的决策提出自己的意见，这就需要一条有效的渠道。人民民主的政治体制应该并且能够给人们提供这一有效渠道，但与经济建设相比，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一些党政领导干部民主意识差，有些人甚至存在着反民主的倾向。在党和国家机关中，一些身居要职者不愿进行政治改革，不愿下放和转移应该交出的权力，导致权力过分集中现象严重。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只一味地用法律和制度去监督、制约别人，而自己却不愿意接受法律和制度的任何约束。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權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这种现象不仅影响了法治和宪政，也影响了党的自身建设。

2.多数企业职工对政治活动的参与不够。我国宪法规定：“工人阶级是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者。”然而，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作用却很难在实际生活中体现出来。在企业，厂长、经理是领导者，工人只是服从者，职代会和工会的作用很难发挥。在社会上，工人中的大部分人属于低收入社会群体，没有时间和精力参与政治活动。据有关部门调查，在很多企业中只有极少数职工具有强烈的参政议政的要求，绝大部分职工基本上没有参与的意识和愿望。

3.广大农民缺乏参与政治活动和决策的条件。在我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收入低，生活质量差，再加上文化水平低，由此造成了广大农民缺乏政治参与的热情。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强化村民自治，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农民的民主意识，提高了农民的自我管理能力。但是，在很多地区村民委员会对农村事务管理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村委会组成人员的素质和能力。这种状况使得村民自治往往会受到众多人为因素的干扰和影响，如果出现宗族势力或黑社会控制村委会的情况，农民利益就极易遭到侵害。

4.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缺乏参与政治管理的渠道。作为在经济改革中新兴的两个社会阶层，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的合法地位得到确立和尊重，经济实力不断上升，其政治参与热情空前高涨。但他们在政治上几乎找不到表达自己愿望的制度、渠道和手段。虽然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都可以被选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但名额十分有限，所以政治实力较弱，不能代表众多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的意志。因此有些人只好通过“权钱交易”等手段来实现和保护自己的利益，这就为腐败的滋生留下了温床，不仅严重损害了政府形象，还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

5.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制度不完善。知识分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但其参政议政的制度还有待完善。比如，应增加知识分子对政府的咨议和质询；政府在制定行政规划和行使行政职权时应多注重知识分子所提的建议；尽快建立和完善各种领域内的智囊库机制，形成自上而下的决策咨询和信息反馈系统。

二、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存在问题的原因

我国之所以出现政治民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相对迟缓的情况，是与我国特有的国情、历史和现实分不开。

1.中国改革的当务之急是解决老百姓的生活质量问题。中国的改革是由贫困逼出来的，所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成了重中之重。这样，判断各项改革措施和一切事务是非得失的主要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综合国力的增强，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任何民主，和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归根到底都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所以，这种把经济改革摆在政治民主之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在实践中收到了奇效，而政治民主化的任务便自然退居其次了。

2.中国的改革是以稳定为主旨渐进式的改革。邓小平说：“中国如果照搬美国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局面……还有什么精力搞建设？”“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要做这样的事，必须有安定的政治环境。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所以，在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事业中，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坚持稳定，就要求我们的改革循序渐进，社会环境保持安定团结，政策执行具有连续性。因此，尽管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的过程中，根据需要适度地进行了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但是，大规模的政治体制改革毕竟具有较大的风险性，所以我们对此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

3.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成熟决定了民主政治建设的长期性和复杂性。马克思主义认为，“第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由此而决定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我国历史上自然经济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商品经济的发展受到很大抑制。尽管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党和国家大力推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但在我国的生产和流通领域仍存在着大量计划经济的残余，阻碍了市场化改革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三、积极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对策

为了加快我国的政治民主化建设步伐，促进民主改革的发展，应当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改变我国政治民主建设上的弊端。

1.通过法制轨道规范党与国家机关的关系。从法理上讲，党委不是一级国家机关，不应行使国家权力，但事实并非如此，所以怎样真正做到党政分开就成了推进民主政治的关键。为理清党政关系，可以考虑在适当的时候制定一部执政党与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法，把党和国家机关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与关系加以规范。

2.通过权力配置降低权力的集中程度。“只有当代议制成功地保证了政府的行动确实是按照人民的愿望和需要办事时，我们才有理由称之为代议制民主。所以，应重新进行权力配置，一是要提高人民代表大会的应有地位，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威，扩大其实际职权；二是要缩减行政机关的权力；三是要保证司法机关能完整独立地依法行使司法权。另外，在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上，要在保证中央权威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地方的自主性，调动其积极性。

3.通过内外监督强化权力的制衡。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强化对权力的监督机制，这种监督既包括国家机关的内部监督，又包括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制衡。为达此目的，可以考虑设立专门的宪法监督委员会来保证宪法实施，制定行政监督法来协调各种监督机制等。

民主政治是人类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才形成的一种制度结晶，中国的政治民主改革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艰难的过程。同经济体制改革一样，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应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渐进式道路，即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加强农村村民自治，逐步扩展到乡镇以上及国家与社会的层面。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列宁全集（第四十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宪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作者简介：郭晓霞（1965-），女，河南济源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教育专业本科，焦作师专副教授，研究方向：主要从事政治教育研究。

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内容 篇4

2012年5月21日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建立了以农村村民委员会、城市居民委员会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民主自治体系。广大人民在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依法直接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对所在基层组织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民主自治,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最直接、最广泛的民主实践,基层民主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稳步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实践不断深化。但同时当前我国基层民主建设中依然存在不少问题。本文对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主要就农村村民委员会和城市居民委员会自治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并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进行思考。

[关 键 词]现代化建设进程 基层民主 哲学思考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基层民主建设的基本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支持广大人民在城乡基层自治组织中，依法直接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治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对所在基层组织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民主自治。目前，改革开放已走过30多年的历程，在这30多年里，中国基层民主建设既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就，也存在一些值得注重的问题。将这些问题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进行深入思考 ,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民主建设理论的伟大创新

1、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理论的提出和发展

在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使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是人民群众的基本政治权利,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实现方式。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中国社会出现了多元的利益阶层,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这种新形势下,如何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的实施,如何建构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民主参与机制,是转型期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邓小平认为,基层民主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民主制度建设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和重要保证。

2、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理论的主要内容

基层群众自治作为基层民主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指人民群众在所居住的社会基层区域内,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一种制度。这种群众自治制度也就是村(居)民委员会制度,它是马克思主义自治理论与我国城乡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社会主义民主在我国基层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体现,其组织形式就是农村的村民委员会和城市的居民委员会。在邓小平的关心下,80 年代后期,我国先后通过并颁布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对村(居)民委员会的主要职权作出了明确规定:一是建议、监督权。居(村)民委员会有权向人民政府或其派出机构反映居(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并对基层的领导干部和公共事务进行监督。二是财产权。“居民委员会管理本居民委员会的财产,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侵犯居民委员会的财产所有权。”“村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三是自治权。凡涉及全体居(村)民利益的事情,都依法由居(村)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自己决定、自己办理。实践已经证明,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即居(村)民委员会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一项具体制度,实行居(村)民自治调动了广大基层群众的积极性,培养了他们的民主意识和民主习惯,密切了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在今后的改革中,这种自治制度必将得到不断完善和发展。

二、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民主建设实践的伟大创新，推动和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基层民主建设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支持广大人民在城乡基层自治组织中，依法直接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治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对所在基层组织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民主自治。目前，改革开放已走过20多年的历程，在这20多年里，中国基层民主建设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民主建设实践的伟大创新，推动和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

1、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村基层民主建设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农民家庭取得了承包土地的经营自主权。绝大多数乡村不再实行土地的集体耕种和经营，原有的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治理体制随之被废除。发生这一变革后，农村的公共事务由谁治理、怎样治理，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区的农村群众，就商量订立具有契约性质的村规民约，由各家各户出力，以群众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治的形式，负责治理农田浇灌、防火、防盗等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农民群众尝试的这种自我治理、自我服务的组织形式，经各级党和政府总结经验，加以推广、提高，就逐步演变成了农村基层的群众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为了规范和推进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党和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和文件。1982年12月通过的新宪法，正式确立了村民委员会作为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实行，标志着农村基层民主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制度化的运作模式。其法定机制和主要内容是：通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治理和民主监督，产生村民进行自我治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任期三年，负责治理本村集体所有制的土地及财产，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村民委员会应向村民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涉及全体村民利益的问题，村民委员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村民会议有权监督村委会的收支账目和其他工作情况，并有权罢免和补选村民委员会成员；乡镇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等等。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实行五年多来，中办、国办、中纪委、中组部、中宣部、监察部、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农业部先后就《村委会组织法》的学习宣传、村委会选举、村委会公章治理、村务公开、提高农村妇女在村委会选举中的当选比例、村委会选举中的治安工作等一系列问题，出台了专门的政策性文件。截至2003年，全国31个省份，已有28个省份制定或修订了《村委会组织法》实施办法，有25个省份制定了村委会选举办法，河北、广东、湖北、陕西等省还专门制定了本省的《村务公开工作条例》。这五年多出台的村民自治政策、法规，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有力地保证了《村委会组织法》的贯彻实施。

总体来看，《村委会组织法》的贯彻实施，初步理顺了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党支部与村委会之间的关系、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关系、村民与村民之间的关系。20年来中国村民自治的发展，主要成效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推进了农村基层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扩大了农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增强了他们的民主意识和自我治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民主自治能力,给农村工作注入了新的生气和活力，极大地推动了农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第二，在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和治理体制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有效地维护了农村社会稳定，化解了很多新出现的矛盾和不稳定因素。例如，村委会实行“村务公开”制度，村民依法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治理、民主监督的权利，遏制了村干部发生以权谋私现象，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第三，保证了广大农民群众能够面向市场，因地制宜地依法进行自主生产经营和致富奔小康，促进了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快速增长。

当然，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村基层民主建设还不完善，目前还存在着不少需要继续探索有效办法、进一步加以解决的问题：

一是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工作关系需要从法律上进一步予以明确，并使之具有可操作性。《村委会组织法》规定二者之间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但在实践中乡镇政府如何“指导”村委会工作还有待于进一步明确。

二是部分村党支部与村委会关系不协调的现象仍然存在。例如，有的党支部成员把发挥党支部的领导核心作用理解为党支部包办一切，不注重发挥村委会的作用，有的村委会干部不尊重党支部的意见，不接受党支部的领导，把党支部抛在一边，等等。

三是村民自治工作发展不平衡。包括：村民自治在不同地区的发展不平衡，村民自治“四个民主”的发展也不平衡。例如，村委会的民主选举和“村务公开”做得较好，但民主决策和民主治理工作则存在不同程度的形式主义，对村委会和村干部的民主监督落实得不到位，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流于形式的现象较为普遍。

四是村民群众的民主法律素质仍有待提高。例如，有的村民群众不清楚自己有哪些民主权利，或不能认真和正确地行使好这些权利。有些村民只想要权利，而不愿履行应尽的义务，以自己没有参加或不赞成为理由，拒不执行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通过的决定。个别村民依仗财势，违反选举规则，采用贿选、拉票等手段操纵、干扰村委会选举的正常进行。贿选、拉票问题在各地都有案例发生，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有一定普遍性。

五是欠发达地区村民自治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在贫困地区，由于面临诸多困难，村集体经济基础非常薄弱，有的村负债累累，这使许多人不愿当村干部，不愿积极参加村委会的选举和公共事务治理工作，部分村民对村民自治事务漠不关心，这极大地影响了村民自治水平的提高和农村经济社会的进步。

针对这些问题，党和政府需要加强领导，调动各种社会资源、采取相关措施加以解决。例如，要切实搞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基层党组织建设，进一步规范乡镇政府和村委会、村委会与村党支部的关系；加大宣传教育和培训工作力度，进一步提高村干部和村民群众的民主素质和依法自治的意识；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投入，积极扶持欠发达地区村民自治的发展，等等。相信在“十七大”精神指引下，在党和各级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各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这些问题会得到有效解决，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工作将迈上一个新台阶。

2、以社区居民自治为核心的城市基层民主建设

相对于农村村民自治而言，以社区居民自治为核心的我国城市基层民主建设的全面启动工作起步较晚，二者所面临的发展环境和社会条件也有所不同。改革开放前，我国城市地区的居民，主要是以所在工作单位为依托接受住房分配等福利保障和生活服务、履行选举人民代表等各项民主权利的。那时，“单位制”是城市社会结构的主要特征。由于这种社会结构主要以有固定工作单位的、享受全面福利保障的城市居民为主，而且由于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在城市推进基层民主建设的具体方式明显不同于农村。

从近十几年的发展看，随着城市各项改革的深入，原来由政府和单位承担的许多社会服务性功能，已逐步向城市居民生活的社区转移，因此，城市社区和居委会的功能和地位正在得到不断加强。与此进程相一致，城市社区的基层民主建设工作也逐步开展起来。

1989年12月26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对改革开放条件下城市居民自治的性质、任务、组织形式及其他相关制度作出了全面规范，并第一次把“开展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活动”明确作为居民委员会的一项主要职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经济和政治体制发生深刻的变化，“社区建设”的概念逐步与居民自治功能紧密结合了起来。1999年，国家民政部在26个城市的部分辖区开展了社区建设的试点和实验工作，对社区建设的发展模式进行了积极探索。同年，民政部制定了《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工作实施方案》，对实验区社区建设的总体要求、基本原则、工作步骤、工作内容、组织领导等做出了明确规定，提出要改革城市基层治理体制，培育和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区建设治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该方案的制定和实施，大大促进了各实验区社区建设工作的顺利开展，为社区建设工作在全国的整体推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社会管理创新，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的基础上提出了积极推进和谐社区建设，为加强和改进基层社会管理、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充分发挥社区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基础作用，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目前，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积极参与下，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已步入新的发展时期，全国城市社区建设正在由点到面，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由东部发达地区向西部发展中地区全面展开，并在健全社区民主选举、发挥社区服务功能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以社区居民自治为核心的城市基层民主建设已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社会效益，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治理工作的重要基础和促进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推动力。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密切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推进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是使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下岗失业问题、贫富分化问题、社会保障体制转型等问题造成的社会震荡和不稳定因素降低到最小程度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积极作用。

目前我国城市基层民主建设还有诸多需要完善之处。例如，由于各方面条件所限，城市社区的自治功能还不够完整，社区的部分社会职能仍需要由政府和居民的工作单位承担；部分社区居民主

体意识不强，政治参与热情不高，影响社区自治功能的充分发挥；实行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后，基层政府与社区的关系如何重新定位，怎样才能做到既避免政府治理在社区层次的缺位，又避免社区自治组织的行政化倾向，等等，仍是需要继续在实践中探索和解决的问题。

三、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理论的现实指导功能，必然直接衍生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化的实践价值，这种实践价值又必然升华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化的理论价值。正是实践价值与理论价值的交互运作和不断进行，凸显着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结合，也标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与时俱进中不断中国化和当代化的辩证历程。

在理论品质上，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理论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价值。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与活力的不竭源泉，也是我们党八十多年来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尽管创新的内容十分丰富，但理论创新却是其中最根本和最重要的方面，其他创新都是在它的指导、推动和影响下进行的。从哲学认识论来说，创新是在实践基础上认识的深化与提高，是新的发现、发明与创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有着其实践基础，也有着其理论基石，这就决定了它是一个开放的科学体系，同时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这种科学的理论品质，是一百五十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蓬勃生命力的关键所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巨大勇气，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不断在实践中推进哲学理论的创新打开了新的视野。它昭示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创新不应从书本、概念和抽象的原则出发，而应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总结实践创造的新鲜经验并上升到基本理论，从而才能在不断现实化的过程中既坚持基本理论，又发展这一理论。因此，在我国现在化进程中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既要全面把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的特征，也要全面把握它在继承前人基础上不断与时俱进的特征。”显然，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理论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与发展的科学结合中，进一步强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化的当代创新价值。

在理论体系上，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理论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价值。整体，不仅是系统论的基本要求，也是唯物辩证法中一个重要的范畴。它要求人们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时，一定要注意一定的时代条件、理论的适用范围、基本原理的相互联系等。一句话，要注意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创造性地运用它们分析当今世界与中国实际，为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运用辩证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更好地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这对我们在新时期科学把握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理论，同时也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在现实化过程中进一步促使其中国化与当代化，避免将哲学原理形而上学地割裂和孤立起来，都有着巨大的启迪价值。

美国政治制度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篇5

摘要：政治制度是指在特定社会中，统治阶级通过组织政权以实现其政治统治的原则和方式的总和。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是由其特定的国情、积极性质、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以及历史渊源等所决定的。当今世界美国已成为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个历史仅有200多年的移民国家能够有如此成就，绝不是偶然的。与其政治制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和国情美国的政治制度又有其与众不同的地方。本文将就美国政治制度的主要内容及特点展开阐述。

1787年宪法规定：美国是联邦制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为总统制，实行三权分立与制衡相结合的政治制度和两党制的政党制度。美国政治制度的理论基础是“天赋人权”学说和“三权分立”原则。政权体制实行分权制衡和法治原则。它的本质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一、主要内容

（一）政权组织形式

美国采用总统制，总统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美国实行分权与制衡的原则，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分别由国会、总统、法院掌管，三个部门行使权力时，彼此互相牵制，以达到权力平衡。（1)从立法和行政的关系看：国会拥有相当权力，总统对于官员的任命，须经过国会参议院同意才能生效。同时，总统拥有更大的权力，总统有权介入立法领域，可以通过本党议员和本党议会团的领袖来影响某一法案的命运等。(2)从总统与联邦法院的关系看，总统可以任命法官，有权赦免一切罪犯，有行政裁判权。同时，法官一经任命可以终身任职，可以作出对总统不利的裁定；法院掌握司法审查权，可以宣布总统的行政立法违宪等。此外，国会同法院的关系也是相互制衡的。这种分权制衡关系并不否定三方有合作的基础：在和平时期，三方面的制衡多于合作；在**或者紧急事件中，三方面的合作多于制衡。因为以总统为首的行政部门所维护的利益从根本上与国会一致，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国会对总统采取忍让默许甚至支持的态度。不仅在国内事务上，国会往往与总统采取合作态度：在战争和外交问题上，法院遵循“司法依从”和“政治问题回避”等原则，也常常与总统合作，放任总统的行为。这种时而分权，时而合作，具体什么时候怎样表现，主要取决于美国统治集团的利益和民族国家的利益。

(二)国家结构形式

一个国家的结构形式简单的说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美国实行的的国家结构形式是联邦制，包括一个最高的权力机构即联邦政府，以及各州政府。在建立统一的联邦政权的基础上，各州仍保有相当广泛的自主权。联邦设有最高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但有统一的法和法律，是国际交往的主体；各州有自己的宪法、法律和政府机构；若各州的宪法和法律与联邦宪法和法律发生冲突，联邦宪法和法律优于州的宪法和法律。美国宪法列举了联邦政府享有的权力，如征税，举债，铸币，维持军队，主持外交，理州际和国际贸易等。不经宪法列举的其他权力，除非宪法明文禁止各州行使者外，一概为州政府保留。州的权力主要是处理本州范围内的事务，如以地方名义征税，管理州内工商业和劳工，组织警卫力量和维持治安，等等。

（三）政党制

美国的政党制是典型的两党制。民主党和共和党交替执政。共和党以象为徽民主党。以驴为徽。美国的政党组织松散，美国选民可以自由注册成为某个党派的成员，可以自由投票给某个党派，不过这些都无法限定选民的选择，也不会带给该选民针对该党派任何特殊的权利或

义务。选民可以今天参加一个当地的某党会议，明天又参加另外一个党的。同样地，登记的选民也可以依法、依程序“随时”变换政党。

（四）选举制度

美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职权集中于总统一人。总统兼任武装部队总司令，总统不对国会负责。总统由每四年举行一次的大选选出，任期四年，并可连任一次。美国总统选举的过程漫长而复杂，必须历经政党初选、提名、竞选活动、全民投票、选举人团投票等阶段，才能顺利入主白宫。美国实行的是代议制民主其选举采取的是间接选举，并不是普选。首先是由各州选民投票选出本州选举人(人数与本州国会议员人数相等)，再由各州选举人同时在各卅I首府投票上选举正、副总统。议员选举实行直接选举制。众议员由各州选民直接选举：参议员最初由各州议会选举，1913年生效的第l7条宪法修正案规定，参议员也由各州选民直接选举。州长、议员和某些州的法官、重要行政官员都由选民选举产生。各级选举一般都由两党包办。

（五）公民权利

美国宪法和法律条文规定，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最终属于人民；政府的权力不是绝对的，而是受宪法和法律限制的。联邦宪法和法律一方面规定公民享有人身保护、言论、出版、集会、宗教信仰自由，私有财产权和选举权等权利；另一方面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剥夺公民的言论、出版、和平集会和请愿等自由的法律，公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非法的搜查或扣押，非依法定正当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此外，各州宪法和法律对公民的权利也有规定。实际上公民的权利受制于个人拥有的财产，享有充分自由权利的只能是资产阶级。

二、特点

（一）两党轮流执政。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长期轮流执政。在美国虽然其他的一些小的党派但是都无法动摇两个大党的地位。这种两大政党的“跷跷板游戏”成为美国政治制度的特点之一。

（二）三权分立。美国实行分权与制衡的原则，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分别由国会、总统、法院掌管，三个部门行使权力时，彼此互相牵制，以达到权力平衡。为没经过封建社会就进入资本主义制度的美国，其不同于英法，所以虽然三权分利是由法国的孟德斯鸠提出的，并在欧洲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引用，但最彻底的还是美国，其1787年宪法明确提出了三权分利原则

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内容 篇6

民主的实现形式和途径，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历史阶段并没有统一的模式。在近现代以来人类政治发展史上，“三权分立”和“议行合一”是配置国家权力的两种基本形式。所谓“三权分立”，是指国家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别由议会、政府和法院行使。突出三权独立、三权制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重要的政治原则和政治制度。所谓“议行合一”，是指国家重大事务的决定和执行统一进行的制度。我国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坚持议行合一原则、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民主集中制的一种民主的实现形式。

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在近代史上，我国曾经几次模仿西方的政治制度，搞“三权分立”。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先生就曾经根据“三权分立”原则，起草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但是，辛亥革命的成果很快被袁世凯窃取。他废除了临时约法，搞了一个所谓新的约法，实质上是实行封建军阀的独裁制。此后又有曹锟宪法和国民党政府的训政时期约法、中华民国宪法等等，但这些都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真正的民主和自由。历史证明，在中国照搬西方政治体制的模式是一条走不通的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政权组织形式进行了长期探索和实践，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政权，只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同这一国体相适应的政权组织形式，只能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了人类社会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的发展趋势。与人类社会形态发展相适应，权力结构大体上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权力结构，是行政权高于立法权、司法权，这就是所谓的专制权力结构，它是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广泛采用的一种权力结构形式；第二种权力结构，是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种权力平行制衡，其表现形式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第三种权力结构，是代表民意的立法权高于行政权和司法权，形成民主集中制，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这种权力结构。上述三种权力结构的发展，反映了人类政治文明水平逐步提高的过程。一种权力结构取代另一种权力结构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政治文明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运动和发展的过程，即由政治专制到资产阶级民主、由资产阶级民主到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过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权力结构代表了人类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民主政治发展的更高阶段。

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是同我国的国体相适应的。任何国家都是国体和政体的统一。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的国体，要求有体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的政体同它相适应。我国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政府，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人民选举产生，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包括了各阶层、各地区、各民族、各方面的人士。人大代表来自人民，反映人民的意见和要求，代表人民决定国家和地方的大事。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这种组织形式，能够集中人民内部不同阶层的共同利益，也能够反映和协调各方面的特殊利益，从而把全国人民的力量凝聚和调动起来，充分发挥人民当家作主的积极性、创造性。这样的政体能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因此是最能同我国的国体相适应的政体。

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适应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由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决定国家重大事务，因而具有很高的决策效率。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要有效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更好地推进发展和保持稳定，就必须有高效的国家机关以及国家各机关的密切合作，以便迅速集中全国各族人民的意见和要求，迅速讨论研究和作出决议，并切实贯彻执行。近年来，我国在抗洪抢险、抗击非典、抗震救灾等重大斗争中夺取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充分显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显示了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优越性。

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内容 篇7

一、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理论探索及实践成效

(一) 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理论探索

自古以来, 历代统治者为了维系对整个社会的完全统治, 无不重视对乡村社会的治理。随着历史的进程, 其形式虽历经多次演变, 但其治理的理论模式始终保持固有的特色。

古代社会的乡村治理模式是遵循着乡村组织制度, 也叫做乡里制度, 这种模式经历了从秦汉至隋唐的乡官制度到宋元明清的乡里职役制的发展和演变。在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 无论何种治理模式, 其始终保持固有特点和性质:即在其权利体系中, 包含着自上而下的国家行政权和蕴含在乡村社会内部的自治权两个方面。国家行政权虽然能够一直延伸到社会最基层, 但广袤的乡村也同时滋养着事实上的自治力量。乡村中以血缘和地缘关系组成的乡土势力具有较强的自组织功能。在国家行政权对乡村实行间接管理的同时, 乡村社会内部自治权也得到了强化。[3]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 创建了中华民国, 大总统孙中山倡行地方自治, 但随着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后, 地方自治夭折。直到1919年, 北京政府颁布了《地方自治试行条例》, 地方自治再度开启。此间, 以山西等省为代表的“村制”被认为是“地方自治的规范”, 该村制是以村为自治单位, 自治村设村民会议为决议机关, 村民会议有权选举村长, 下设村监察委员会、息讼会、公断员等。这种“乡村自治”制度名为农民自治实为“地方绅士自治”。正如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所言:“阎锡山大受吹捧的‘村制’。只不过相当于实质上的旧时帝国税政体制, 加上自愿主义的外表, 附以十进制户口单位的旧保甲监视系统的翻版而已。”[4]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中国革命的基层政权也首先在乡村出现, 并逐渐发展壮大, 相应的具有自治色彩的群众组织也随之出现。随着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的颁布, 建立了苏区的乡村基层政权以及同时出现的贫民委员会、卫生委员会、调节委员会等都属于群众性自治组织, 这一时期基层民主政治的主导思想是服务于革命斗争原则, “自治”的自主性实际淹没在革命斗争中的行政命令之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随着各地方民主政府的建立, 在广大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乡村基层政权“政社合一”的格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最终实现了重大转型和突破, 推行村民自治制度。

(二) 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成效

二十多年来, 我国农村民主建设的最新成果——村民自治制度已经取得显著成效, 并实现了向纵深领域拓展, 对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乃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随着1988年6月1日起《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试行) 》的贯彻实施, 村民自治进入了法制化阶段。随着自治制度的实践和全面普及以及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 标志着村民自治制度已走向正常化和法制化。

当前, 虽然我国的村民自治制度还处于初始阶段, 还很不成熟、不完善, 需要一个很漫长的发展、完善过程。但这种从农村基层始发的民主政治改革, 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的突破口, 为中国民主政治改革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村民自治制度作为我国农村社区管理的一项新的制度, 第一次实现了直接民主。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颁布执行, 社会主义民主原则和要求得到了具体的体现, 给广大农村的民主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 也取得了丰厚的实践成效。一方面促进了村级党组织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为党在新形势下的执政方式提供了新的策略和方法, 解决了困扰执政过程中的“党政”关系问题。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提高了广大农民的民主素养和民主权益问题, 维护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和促进了社会风气的好转。确实起到了改善和密切农村的干群关系和促进了农村社会的稳定, 实现了我党执政方式的巨大改变。

二、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趋势

当前,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及各国物质财富的快速积累, 政治多元化的格局日渐明确, 各国之间民主政治的冲突、融合也不断加强。民主政治理论的发展也成为各理论家关注的话题, 我国的一些学者专家针对当前中国的实际, 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 相继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发展模式。

北京大学教授潘维和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康晓光提出的“法治政体”“仁政”等替代民主理论。自由学者刘军宁主张的自由民主论是以自由主义为思想根基, 以自由、平等、公正的竞争性选举为核心, 主张自由、民主和宪政三位一体的普世价值观点。而房宁认为, 民主是一个历史的范畴, 民主具有阶级性和相对性。所以, 虽然民主是人类的普遍价值追求, 但民主是由历史来定义的: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民主道路, 从根本上讲, 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历史、国情和国际环境。历史条件不同、面临的任务不同、所处的国际环境不同, 民主的道路、民主的实现形式就会有所不同。[5]俞可平教授明确地指出要实现民主的普遍价值, 他认为, 中国的政治发展将与经济发展一样, 遵循增量发展或增量民主的道路, 不可能发生整体的突变性改革, 但是某些领域将不时会有一些突破性的发展。政治学家张维为强调以民生为大, 也就是说我们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建设也要着眼于在更高、更广的层次上全面提升人民生活的品质, 落实到政府为百姓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 落实到让人民过上更安全、更自由、更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

我国的民主建设理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 都遵循着一个共同的原则, 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遵从以人为本的原则, 努力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的普遍民主模式。其固有的基本准则:一方面要实现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心以民生为根基, 要以“善治”为目标, 强调法治、责任性、透明性、公民参与性为内容的新型民主发展模式。另一方面要实现“实质民主”, 我们要根据自己的民情和国情来探索最佳的民主形式。即实现民主的内容及其所要服务的价值的统一, 就是要做到既要体现人民的意愿又要实现国家的良好治理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历经长期奋斗和艰苦探索得来的, 既符合民主发展的一般规律, 又极具鲜明的中国特色, 已经被实践证明是完全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民主政治制度。它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和国家的政治稳定, 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 具有鲜明的特色和时代效用。

摘要：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促进推进城乡建设一体化发展, 已经是当前农村改革的重中之重, 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探索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发展脉络, 掌握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发展趋势, 则是进一步完善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关键, 它事关全党全国发展的大局, 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农村基层民主,民生,善治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出版社, 2008.

[2]余力.中国农村政治:一个紧迫的课题——张厚安教授访谈.社会主义研究, 1991年, 第2期.

[3]蒋传光.中国农村民主与法制进程.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第2页.

[4]费正清, 费惟恺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 (下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年版:第389页.

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内容 篇8

叶小文：民主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协商民主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这一核心价值理念。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实现人民最广泛、最有效的政治参与。这种政治参与要广泛，也要有序。有序才能有效。政治发展需要充满活力，活力必须有序活动。死水一潭不行，暗流汹涌也不行。且不论一些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搞所谓竞争性选举，搞得社会动荡，政局失控，民不聊生，即便是我国也有过“文化大革命”搞所谓“大民主”而致使全国性动乱的教训。协商民主体现了平等、合作、和谐、包容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强调对公共利益的责任，以理性方式对待政治问题，强调政治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互相理解和互相尊重，通过协商、交流和对话，建立和巩固团结合作所需要的社会信任基础。协商民主强调求同存异，包容差异性，力求平等公正地对待不同利益群体的合法利益与合理要求，寻求社会最大公约数，谋求互利共存，体现宽容的人文精神，为实现社会和谐提供理性的政治文化氛围。协商民主能避免政治恶斗，内在地蕴含着政治行为文明。

20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在反思选举民主不足的基础上，也曾在学术界研讨过“协商民主”的理论。但是我一直坚持我的观点，即“协商民主”主要是中国的“政治创造”。且不说中国早就有协商民主的政治文化传统，中国共产党实行协商民主的伟大实践和丰富经验，举世罕有其匹。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协商建立的。中国有世界最大的协商民主的固定平台——各级人民政协组织，各党派、阶层、界别、民族、宗教的代表以及海内外华人代表，按照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要求，通过政协组织参与政治协商。在中国，协商民主作为与选举民主并列的一种民主形式，具有任何国家都未曾见到、不可比拟的持续性、广泛性、实践性和有效性。

就中国政治建设的实践需要和未来走势而言，“协商民主”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开拓出一条新路。美国未来学者奈斯比特在其《中国大趋势》一书中提出，美国实行的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是一种“横向的民主制度”，符合美国文化传统和国情。而中国实行的民主制度，则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国情相适应，这是一种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中国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相结合所形成的新政治模式，奈斯比特称之为“纵向的民主制度”。他认为这与西方的“横向民主”截然不同。因为西方人想到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时，脑海中出现的是一个横向结构，由无数个“个人”“平等地”选举出自己的领导。而“纵向民主的主要优点就在于，能够使政治家们从为了选举的思维中解放出来，以便制定长期的战略计划。”奈斯比特认为，这一模式显然是中国30年成功的一个重要保障。“现在回想起来，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领导一个如此庞大复杂的国家走出贫穷、实现现代化了。”如果中国建立的是西方式的“横向民主”体系，那么大量精力会被浪费在竞选的争斗之上，大批候选人会提出无数个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而且，手握选举权的中国人根本没有民主决策的经验，“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的苏联就是这种状况。”在中国，这种情况很容易导致混乱，这是珍视和谐与秩序的中国人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中国没有以民主改革的名义使自己陷入政党争斗的分裂局面，而是在一党执政体制内进行了调整。通过倾听自下而上的声音并且保持高层的决策权，中国以这样的政治体制才能走出贫穷。

奈斯比特正确地看到了中国国情对于政治体制选择的基础性作用，看到了“纵向的民主制度”的特点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于“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中国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相结合”。但他未能进一步剖析，如何实现这种有效结合并确保其民主性质？如何做到不断地“通过倾听自下而上的声音并且保持高层的决策权”，使“纵向”也能“民主”，也是“民主”？其奥秘，就在于“协商民主”。

记者：如何认识协商民主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叶小文：“协商民主”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价值理念——人民当家作主。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协商民主在国家权力中枢和社会公众之间建立起一道桥梁，优化了国家权力结构，增强了政治体系的开放性和包容性。通过协商民主，中国共产党广泛听取各民主党派、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的意见建议，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促进了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从而使共产党的执政能够最大限度地反映民意，凝聚民智，更好代表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真正保障人民民主的充分实现。

“协商民主”拓展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深度和广度。在我国，以人民代表大会为标志的选举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而协商民主则是对选举民主的有益补充和完善。协商民主作为与选举民主对应的民主实现形式，其普遍意义是公民或者其代表通过广泛讨论，互相交流意见，了解彼此的立场和观点，在追求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寻求并达成各方可以接受的可行方案。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双重民主架构，这是我国政治体制的独创性优势之所在。在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表决进行重大决策之前，中国共产党就决策方案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各族、各界代表人士进行有效的政治协商，有利于广泛吸收对国家、对人民有利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优化决策方案，有利于在尊重多数人意愿的同时，照顾少数人的合理意见和要求，保障公共利益最大限度地实现。

“协商民主”培育了国家与社会之间合作型政治关系。协商民主在国家公共权力与社会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建立起了一个稳定的、具有良好控制和广泛联合能力的体制，通过合法的、非竞争的渠道与国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协商民主的各项制度安排，将不同阶层和社会集团的代表性人物与国家权威紧密联系起来，建立起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型关系。在制度化的协商合作中，一方面，国家权威进一步巩固并获得稳定的支持来源，国家权威被自觉认可和服从，扩大了国家权威的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不同社会利益群体有序地参与政策形成过程中，形成了国家与社会相互合作、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既有利于实现广泛的政治参与，又有利于形成统一的意志和强大的社会整合力，因而是中国现代化变迁的时代需求对民主形式的一种理性选择。

“协商民主”促进了平等、合作、和谐、包容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生成和发展。协商民主强调对公共利益的责任，以理性方式对待政治问题，强调政治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互相理解和互相尊重，通过协商、交流和对话，建立和巩固团结合作所需要的社会信任基础。协商民主强调求同存异，包容差异性，平等公正地对待不同利益群体的合法利益与合理要求。协商民主谋求互利共存，体现了宽容的人文精神，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理性的政治文化氛围。

记者：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那么，如何深入理解这个重要论断包涵的深刻涵义？

叶小文：《决定》中的这个重要论断是对协商民主性质、特点和优势的深刻揭示。作为制度形式的协商民主，不是从国外搬来的，也不是封建社会留下来的，而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创造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优秀文化传统，注重运用协商方式建立联合战线、进行党际合作，开始了协商民主的探索。其中，抗日根据地的“三三制”政权建设是成功范例。周恩来曾指出，“三三制”的特点之一，“就是要各方协商，一致协议，取得共同纲领，以作为施政的方针。”1949年9月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运用政治协商形式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志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正式形成。改革开放以来，协商民主得到广泛运用，并逐步完善，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特有的制度形式。

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是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决定》的说明中作了简要概括：“推进协商民主，有利于完善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民主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协商民主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这一核心价值理念。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实现人民最广泛、最有效的政治参与。事实上，并非只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实行“一人一票选总统”才是真正的民主。为了赢得更多的选票，政客们抛出的施政纲领往往是花言巧语、政治作秀。普通民众的民主权利大多仅限于几年一次投票选举，至于对政府决策的影响，根本谈不上。有美国学者披露：大量调查结果显示，约70%的美国人对政策制定没有任何影响。因为他们在收入水平、财富等方面处于劣势，相当于被剥夺了参政的权利。美国人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与他们的财富水平间呈正相关性。真正能够影响决策的，大概仅有1/10的美国人。正是为了弥补西方代议制选举民主易于引发社会冲突、难以形成共识、难以参与公共决策之类的弊端，西方国家也开始了对协商民主理论的讨论，这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协商民主作为一种现代民主形式而出现的趋势。协商民主通过协商、交流和对话，建立和巩固团结合作所需要的社会信任基础；强调求同存异，包容差异性，力求平等公正地对待不同利益群体的合法利益与合理要求，寻求社会最大公约数，谋求互利共存，内在地蕴含着政治行为文明。

《决定》把“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作为在全社会广泛开展的协商内容，具有鲜明的指向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形成了利益多样化的格局。科学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需要正确把握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现阶段群众共同利益、不同群体特殊利益的关系。这就需要最广泛、最充分的协商，运用协商民主的方式建立形式多样、规范有序、畅通高效的诉求表达渠道，让群众能依法有序理性表达诉求，话有处说、冤有处诉、问有处答，并且通过平等的对话、沟通、商量、协调等办法来解决利益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从而使党的群众路线真正得到贯彻落实，进一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党和政府的决策事关群众的切身利益，事关人民的福祉，必须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必须体现人民意志。人民当家作主，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人民参与制定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在国家的各项决策中起决定性作用。协商民主在国家权力中枢和社会公众之间建立起一道桥梁，既能够优化国家权力结构，增强政治体系的开放性，又能够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博采众长、广纳贤言，促成的决策能够达到多赢的结果，更好地代表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协商民主具有包容性强、社会面广、吸纳度高的特点，有利于增进共识、增强合力、扩大参与，是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工作机制。

记者：《决定》还提出：“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那么，能具体谈谈人民政协在发展协商民主中的地位和作用吗？

叶小文：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造，其制度成果集中表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制度。政治协商是我国协商民主的发源地和充分应用的领域，是我们党的传统优势。只有进一步搞好政治协商，才能带动和促进协商民主在其他方面广泛运用。在这种意义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对我国整个协商民主发展具有牵引作用。

政治协商是我国多党合作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其基本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按照《决定》的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人民政协发展协商民主的作用，要在以下四个方面作出努力：一是重点推进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完善人民政协制度体系，规范协商内容、协商程序。二是增强协商的计划性，各级党委和政府、政协制定并组织实施协商年度工作计划，就一些重要决策听取政协意见。三是拓展协商民主形式，更加活跃有序地组织多种协商。四是着眼于发挥政协委员的主体作用，健全委员联络机构，完善委员联络制度。概括起来说，就是要切实增强协商实效，规范协商内容，提高协商能力，强化协商成果运用，更好地展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优势和价值，努力构建多层次、全方位协商格局，让人民政协真正发挥出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示范、带动、推动作用。

记者：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那么，协商民主在实现这个总目标过程中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叶小文：我们党要成为具有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执政党，必须进一步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党的领导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保证，也是协商民主形式健康有序运用的重要前提。协商民主是我们党长期探索形成的，我们党也要善于运用协商民主来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为此，《决定》围绕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总要求，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举措。

协商民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前景，需要大力提倡、在全社会广泛推广。要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都是重要的协商渠道，都应该发挥应有的作用。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相结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双重民主架构，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一大特点，是我国政治体制的独创性优势之所在。国家政权机关通过表决进行重大决策之前，广泛开展协商，充分吸收对国家、对人民有利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优化决策方案，有利于在尊重多数人意愿的同时，照顾少数人的合理意见和要求，在保证人民根本利益得到切实维护的前提下使社会各方利益最大化。社会组织作为协商渠道，有利于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包括社会团体、行业组织、中介机构、志愿者团体等在内的各种社会组织活力，建立社会参与机制，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要丰富协商民主形式，《决定》要求：“深入开展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这五种类型的协商划分，蕴含着分类实施的要求。人大、政府、政协、党派团体、基层组织和社会组织，分别承担或主导与自身职责相关的协商，有分工，也有相互配合。

我国的协商民主具有多层次性，上至国家层面的协商，中至各省市区县、各区域的协商，下到基层的协商，凡属于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都可以进行协商，从而形成上下互动，左右相联，呈现多样化、立体化的格局。这也是当代中国的协商民主优势之所在。协商民主多层发展，基层民主协商是重点。相比于高层或上层的代表或精英人士的协商，基层民主协商是老百姓能直接感受到的协商，是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协商，是在全社会培育民主协商之风的基础和温床。《决定》强调：“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民主协商，推进基层协商制度化，建立健全居民、村民监督机制，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这是把基层协商民主引向深入的新要求。

协商民主的发展，制度建设是关键。《决定》围绕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要求，着眼于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提出了一系列创新举措和制度安排。其中最重要的是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也就是加强程序性制度建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也是一项实体性制度，还需要一系列程序性制度来保障、来实施。一些省级党委相继推出了“政治协商规程”或“加强政治协商工作”的意见、办法，是加强协商民主程序性制度建设的积极尝试。需要在认真总结基础上，切实加强协商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使各种民主协商健康有序规范地开展起来。

记者：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并做出了具体部署。那么从实践层面来说，当前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推进协商民主？

叶小文：“协商民主”实施的前提，在于参与方平等相待，协商的环境友好、氛围融洽。协商当然需要主持和主导，但主持应公正公道，主导能导出真知灼见。如果有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威或威权，不叫协商，只能叫咨询或听取意见。我们党强调要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的时候，必须非常注意充分倾听人民的呼声，反映人民的要求，整合人民的意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最大多数人的积极性。

“协商民主”实施的保障，在于“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从制定政治协商规程入手，加强民主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规程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程序设计，对公权进行了明确的规范和自我约束。它不但要求制定和适用规程的主体、也要求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按既定的规则和程序办事，使协商制度科学化、公开化、具体化，使协商过程可规范、可操作、可监督，避免因为领导人主观意志和集体走过场而使协商民主落空。规程提供了一个制度平台，把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纳入秩序轨道，使更多的社会成员和群众利益诉求得到有序反映。

“协商民主”要创新形式。不仅在政协组织内协商，也可在基层、在社会组织之间协商；不仅在会内协商，也可在会外协商；不仅在书面协商，也可在互联网上协商。党的十三大报告就曾提出“社会协商”这一概念。逐步构建社会协商机制，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鼓励和扩大公民有序参与，推动听证会、恳谈会、议事会等形式发展成为制度化安排，是协商民主的拓展和创新。互联网的信息传递是扁平式的，与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的纵向垂直传递不同。纵向垂直传递往往是“先党内后党外、先上级后下级”，一级一级向下传达政治信息。而互联网这种扁平式信息传递方式，则使公民同时在同一个平台上获取信息，参与讨论，表达政治诉求，乃至参政议政。如何通过互联网有效有序地开展民主协商，值得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