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心得体会

精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心得体会（推荐7篇）

精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心得体会 篇1

中国古代的政治政治制度并非一层不变的，也绝非简简单单的封建专制所能形容。

首先封建一词更是与中国实际大不相符，中国古代社会的地主并鲜少拥有西方领土地主式的政治资本，地方最高权力机关多是中央力量的在地方的延伸，正是所谓中央集权(当然这同样表现为一个过程)。而即使是西周的分封制也与西方的封建制大不相同，西方的封建更多是中央权力不足以对地方进行控制，而自下而上产生的一种封建制，而西周的分封制则是中央为巩固政权而自上而下推行的一种制度。

而专制也并非完全，首先是专制的主体到底是地主还是皇权，如果是说地主专制显然并不符和实际情况，事实上，古代的科举制度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良好的社会流动性。和古代西方社会相比，古代中国可以算是一个开放社会而非封闭社会。而皇权专制尽管在明清之际发展到顶峰，但在从秦汉到唐宋很长一段时间都有着相权的制约。

2 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是与文化相适应的，文化是制度合法和政权合法性的基础。

在我们谈论中国人的奴性时，并不能把古代的某一阶级假想成为一群在主观层面上刻意为之的阴谋者，或者，至少不是从一开始就这样。尽管中国政治文化中，没有人权的思想，但也绝非将民众简单地看做的奴才，中国古代崇尚的贤人政治，即有着良好德行的士大夫有着责任和义务兼济天下苍生，这里并不存在权利被剥夺的概念。所以，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是与文化相适应的，文化是制度合法和政权合法性的基础。

3、制度的激发善和惩治恶

贤人政治的理想自然是以孔孟之道为蓝本，也有一种说辞是孔孟之道本就是地主阶级进行压迫的思想宣传工具。思想宣传工具确属于值得商榷的概念，但统治者的利用也应该是一定存在的事实，要不然孔子也不会周游列国却终不得志。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过分仰仗统治者政治德行，或者是一个不惩恶的制度，若有个好皇帝、好父母官，便是百姓之福，若碰到个坏皇帝、坏官员，便是百姓之祸。人性之恶鲜有制度性的约束。似乎又回去那个司空见惯的观念，好的制度一定是激发善而惩治恶的，至少在传统的权威失去合法性的现代是这样的。

精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心得

这是一本小书，很短，比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还要短小精干许多。里面的语句有时乍一看似信手拈来，但继续看下去便知须是学力深厚才能如此举重若轻。抛开了复杂的人事，专注于制度上的变更，这本书在这个角度上让人对以前的历史有了一种新的认识。传统的历史书更多是如史记一般记录事件，制度的设置都是隐藏在纷繁的人事之后的。在这本书里，将政治制度单拎出来讲，对非治史的读者而言，是的确方便许多。

钱穆写这本书时，恰是中华文明的低潮期，对于我们自己的历史传承，许多人都生出了怀疑之心，而倾心于英美。当时不乏倾向于对历史绝对否定的人，所以在该书中，钱穆反反复复地提到了一个意思，评价古代的政治体制要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况，绝不能以一句封建腐朽就来一棍子打死。既然当时的政治体制可以如此建立，就说明在某种程度上它是符合当时的国家状况的。如此从这本书中，也可以使得更多的人了解历史中那些起起伏伏，对自己的国家历史有更好的理解，而远不是一句封建专制能概括得完的。

看这本书，有两点感受较深。

一是，久而久之制度都会失去自我调节的能力，和现实状况脱节。这使得在朝代的后来，都无法通过自我调节来解决新的问题，由此只能来一次又一次的改朝换代，方能让国家机器在废墟中重新开始。除开宋朝这种先天国防弱势的之外，其他朝代更多的是在土地政策或者税赋政策，亦或人事政策上出了问题，埋下了动荡的隐患，然后在战火中覆灭。读完后感觉这种僵化似乎无一例外，就算是有所谓中兴亦或变法，也多是以失败告终，更多的还是无济于事，只能迎来最后的改朝换代。

二是，文人治国是必须的，然而也是需要提防的，如何平衡是个问题。或许人都是自私的，总不能拿出那几个少有的人去代表整个集体。正如一句话所说，知识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这里的power也可以解释为权力。权力是希望继承的，是希望能够可控地传承的，或是积极地扩张，但这种个人的愿望和国家的需求又是相悖的。由此裂缝产生的破坏力，又会是改朝换代时的那最后一根稻草，就如明朝一般。如何处理好官僚集团，文人集团和国家与国家机器之间的关系，又是历代的变革核心之一。但最终走到清朝时，这种改变也走到尽头，毕竟满清是外来政权，对于政治体制的设计，考量更多的还是如何稳定自身的异族统治，此处的私心不是以往的汉人政权所有的。而对官僚系统与文人集团的关系进行平衡，几乎每个朝代都在进行着这种动作，由此看来，或许49年后的种种动荡也有这一意味。

精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心得范文

如果有时间，一口气看上两遍三遍多好啊。现今时代虽然书籍泛滥，然而大浪淘沙，经过时间洗礼的经典果然是经得起推敲细阅，很难有书在看第一遍中段时候就想着什么时候要看多一次，其内容博大，深入浅出又梳理得透彻清晰。

书中讲到中国史里五个最重要的朝代：汉唐宋明清的政府组织、经济制度、选举制度、考试制度、兵役制度等，可由中一览中国历史之全进程。

钱穆讲历史总结如下几点精髓：

1.讲一代的制度，必先精熟一代的人事，若离开人事，单来看制度，则制度只是一条条的条文，干燥乏味。

2.任何一制度绝不孤立存在，各制度之间必互相配合，形成整套。

3.某一制度之创立，必有其渊源，不是凭空忽然而来，其消失也并非无端而是渐渐变质的后果。即是制度虽成文却也跟随人事而有变动。

4.某一制度的创立在其当时代必然有外在需要和内在用意，不为后人所了解，时代更替，制度不存，不可单凭异代人主观的意见和悬空的推论，判断一制度在其时代的实际需要和真确的用意。

5.任何一制度，绝不会有利而无弊，也绝不会有弊而无利，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历史意见。

6.不仅要重视制度的时代性，还要重视其地域性。

7.历史的特殊性必牵连深入到全部文化史，政治只是全部文化中的一个项目，若不深切认识某一国家某一民族全部历史之文化意义，很难孤立的抽出其政治一项来讨论其意义和效用。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七)：读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泱泱中华两千年，史籍浩繁，但自太史公起，多是纪传体史书，少有专述制度的典籍，而能把历代制度放在一起作对比的史书更是少之又少。钱穆先生这本书，从制度着眼，如线穿珠，从汉、唐、宋、明、清一路讲下去，贯穿起各各人事，让人豁然开朗。

钱老阅史无数，是近代治史最后一个集大成者，这本书也是写的深入浅出，各种典章故旧信手拈来。笔者学力浅薄，只能就其中几点做些思考。

一. 到底存不存在相权。

宰相，按照钱先生的说法，是中国古代政府中的实际领袖。两千年国史其实就是皇权和相权相互博弈，此消彼长的过程。从汉代一路走下来，皇权日盛，相权日衰，到明代胡维庸造反，明太祖取消宰相一职，所以明清两代才是真正专制的时代。

天下之大，从秦代统一算起，疆域北起河套，南至两广，西起陇山，东至朝鲜半岛，有上千个县，事务繁多。始皇精力过人，尚自每天要批阅一百多斤奏章，后来人自难仿效。这么大的天下，一个人是无论如何管不过来的，必须有人分担，所以宰相必然存在，只是在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名称，分担的分量也不一样罢了。在汉代叫宰相，一人包揽，唐代是由中书令、侍郎、尚书令三人负责，宋代由中书负责行政，三司负责财政，枢密负责军事，明代由大学士票拟，皇帝本人或者司礼监太监批红，清代政务由皇帝和军机处大臣商定。不论名头如何变化，总是要有人来分担皇帝手里的权力的，这是中国国土博大、事务繁多所天然决定的。

二. 宰相到底是管家还是实际领袖

钱先生认为，宰相是政府首脑，是国家的实际领袖。皇帝只是国家权威的象征。至于后来相权衰微，是各类因素共同导致的。但这是不对的，正常情况应该是相权对国家负责，皇权只对皇室负责。

但是从上文可以看出，两千年下来相权是越来越小，皇权倒是越来越大。如果宰相是实际领袖的话，为什么却要不断受到皇室的制约。如果把宰相看作是皇帝的管家的话，这个现象就很容易解释了：主人让管家帮忙治家——遇到懒主人，管家管的就多管些;遇到勤快的主人，管家就少管些。

那么，到底宰相是实际领袖还是管家?这个应该从谁受制于谁来分析。

中国国土庞大，举国皆是自给自足的农业家庭，居住分散，参政意识淡薄。这导致了中国不可能像希腊城邦那样选举产生领袖，也不可能定期推选出代表民意的国会，所以天然地造成了不民主。不民主就会产生个体领袖——皇帝，再由皇帝来任命宰相，从而宰相受制于皇帝。所以与其说宰相是政府实际领袖，不如说宰相是皇帝事情太多管不过来，请的一个管家而已。倘若皇帝是由宰相或者内阁任命的，那样宰相方可以说是实际的领袖。

三. 历代田赋政策

历代土地政策都极其简单，虽有便于操作、避免官吏从中上下其手的考虑，但是也过于简陋了。汉代就是按田收赋，唐代实行两税制，按人收赋，宋代也是两税制，加上地方乡绅负责制，明代用鱼鳞册，按人、按田统计收赋，清代沿用明制。即不考虑田有贫瘠肥沃，也不考虑收割播种的效率不同，更遑论山民、渔民等不以耕地为生的家庭。与精巧繁复、互相牵制的政府职权系统相比，真是简陋之极了。从这一点，也可见出皇帝们视百姓如刍狗的心态。

四. 清代制度得失

清代是皇权最集中的朝代，加上自雍正皇帝创立的秘密政治，使有清一代的政治制度最为黑暗专制。但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清代的皇帝反而是历代里最为清明的。这来源于清代皇帝对皇子教育的高度重视和雍正创立的秘密建储制度。这个制度保证了太子不用早早确立，成为大家的靶子，同时皇子们为了竞争储位，也要各各勤勉。

就像钱老说的，制度永远要和人事配合起来才能发挥作用。清代没有一个好的政府职权制度，反而发展出了好的储位继承制，从而保证了每位皇帝都不至于太差劲。

五. 制度的作用

每朝都有每朝的制度，配合当朝的人事才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没有完美的制度，任何制度都会有死角存在。有时候越是繁复的制度，死角反而越多，这就是老子说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所以制度绝对不是越多越好，而要视当时情况而定，针对时代特点，制定出配合当时人事的制度来，才能发挥其作用。同样的，时代前进了，人事变化了，制度也应该跟着变化，因循守旧，只能是弊大于利。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影响生产力。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札记 篇2

11级历史基地班 李拴王

2011102025

学习中国古代政治史怎么能不读钱穆先生的《中国古代政治史》呢？读后之余，遂成一文，以为作业。

细读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真的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平实之语，不加修饰之文，寥寥几笔便勾勒出整个时代的人事与制度。没有枯燥的历史理论，更没有驳杂的征引，这使得这本小书一下子鲜活了起来。时而化用几条历史史料，时而用拿东西方作对比，深厚的学术功底也不言自现。“兹仅举要分为五次：一讲汉代，二讲唐代，以后继续讲宋、明、清。一次讲一个朝代，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五个朝代。只讲此五个朝代，大体上便可代表中国历史之全进程。本来政治应该分为两方面来讲：一是讲人事，一是讲制度。”全书也是按照这一句话来编排的，读起来也觉得脉络特别的清晰。时间篇幅有限，本文就《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之汉代做一读书札记。

在汉代的政治组织中，钱穆先生从“甲、皇室与政府，乙、中央政府的组织，丙、汉代地方政府，丁、中央与地方之关系”四个方面全面论述了汉代政府组织的具体情况。在甲一篇中，钱穆先生具体的对比了中西方关于国家及皇帝产生之区别：“他们所谓的国，仅是一个城市。每一个城市的人口，也不过几万。他们的领袖，自可由市民选举。”然而“而且中国的立国规模，并不是向外征服，而是向心凝结。汉代的国家体制，显与罗马帝国不同。何况中国又是一个农业国，几千万个农村，散布全国，我们要责望当时的中国人，早就来推行近代的所谓民选制度，这是不是可能呢？”这样的分析信手拈来，不得不让人拜服。此篇中还论述了皇帝之“秘书处”——六尚与相府十三曹之职能区别。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来汉代一切实际事权，照法理，该在相府，不在皇室，宰相才是政府的真领袖。乙篇中则具体的叙述了汉代九卿之职能，也详细说明了丞相产生的原因，犹如周代，皇帝家事和国事依然倚重与丞相的看管，而汉代并没有改变这种局面，增设官吏等只是对这种局面的一种变通。丙篇中概括了汉代郡县制度下中央与地方官

吏增设区别以及地位之区别：郡长是处在中央以外的“九卿”，而九卿是在中央的“郡长”，究其地位，却没有什么差别。最后一篇中则写到中央与地方之关系：说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每郡每年要向中央上计簿，计簿就是各项统计表册，也就是地方的行政成绩。一切财政、经济、教育、刑事、民事、盗贼、灾荒，每年有一个簿子，分项分类，在九十月间呈报到中央，这叫做上计。中央特派专员到地方来调查的叫刺史。”

说完汉代的政治制度，就该说一说汉代的人事，而第一个值得一说的就是汉代的选举制度。勾陈过几种选官的制度后，钱穆先生便讲到：“再说到汉代的选举制度，历史上称之谓乡举里选。当时各地方时时可以选举人才到中央。”选举的方式也有两种：一种是不定期的，或老皇帝驾崩，新皇帝上台，或国家灾异横生等，这时，国家下诏希望地方推举贤良，贤良至政府后将接受政府关于国家大事之策问，政府视其对策挑选任用。第二种则是特殊选举，简言之，就是在特殊时间中需要对特殊之人才的任用，比如出使西域时，应诏通西域语之人任用等。后来出现一种定期的选官制度，那就是选举孝廉，“自从汉武帝之后，汉代逐渐形成了一种一年一举的郡国孝廉”，察举之人，如太学学习，毕业后到地方服务，待有政绩，则迁至中央，自此以后，汉代官吏皆有此入仕，把汉初的整个官僚体系为之一变，怪不得钱穆先生说中国历史上此下的政府，是一个“崇尚文治的政府”，即士人政府。

第三章述其经济制度，即赋税制度。汉代确实实行的是轻徭薄赋的服役制度，但是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这种有土地而产生的利益更多的归向了大土地拥有者，他们向租用其土地之人征收十分之五左右的赋税，而向政府缴纳三十分之一的赋税，利益直插，由此可观。全国之地，亦非全部为耕地，至于那种山林湖泽，那则属于皇家所有，其利益也归于皇家。后来情势变了，耕地所有权，逐渐转移到农夫手里，而非耕地的禁区呢？也渐渐被民间私下闯入，烧炭伐木，捕鱼猎兽，这是一种违法的牟利，政府禁而不止，索性向民开放。只是在关隘之处，设一征收员，对所获之物，征收实物，俨然成为另一种的赋税。而后又延伸至汉武帝之盐铁专卖，国家攫取巨额利润。但就整个汉代的经济政策，对工商业采取节制政策，而对于农民的田租方面，则做到了轻徭薄赋，但未能平均地权。

汉代兵制是全国皆兵的。汉代的国民兵役又分为三种：一种是到中央作“卫”

兵，一种是到边郡作“戍”卒。一种是在原地方服兵“役”。卫又分为两种：一称南军，一称北军。南军是皇宫的卫队，北军是首都的卫戍部队，总计不足七万人。各地方壮丁轮流到中央作卫兵一年，待遇优渥，不需自己拿钱。当戍兵的一切费用，由自己担负。戍兵之期限，却只有三天。地方部队即由都尉管。凡属壮丁，每年秋天都要集合操演一次，这是一个大检阅，名为都试，为期一月。期满回乡。国家有事，临时召集，这是一种国民兵。各地方并就地理形势，分别训练各兵种，如车骑（骑兵和车兵）楼船（水师与海军）材官（步兵）之类。国家除了服兵役之外，还要服力役。力役是每个壮丁替国家做义务的劳工。

除了上述三种兵役和一种力役外，每个国民还须纳人口税，连小孩子都有，钱穆先生也是从口税的角度出发，认为：汉代的奴隶为了逃避严重的口税才自贬为奴，显然这种口税是不太合理的。

汉代除却规定的义务兵役外，民间还有义勇队，志愿从军的。国家有事，可以自由报名。这叫做良家子从军。那些都是比较富有的家庭，尤其是居家近边境的，平常在家练习骑马射箭，盼望国家有事，报名从军，打仗立功，可以做官封侯，这风气在边郡特别盛。像陇西李广一家便是一著例。

第五章专论汉制之得失。首先在经济方面，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形成兼并，富者田连阡陌，穷者无立锥之地，使政府的减轻租税政策，对黔首益处不大。其次是政府的组织方面，汉代政府之失，在于与皇帝的职权没有明确的规定，这也就奠定了中国古代政府与皇帝之间矛盾的基础，也是造成皇权与相权相互博弈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说到军队制度：名义上的全国皆兵因其数量众多，训练不足而变得有名无实。后论至其选官制度，汉武帝时期所建立的孝子廉吏制度初衷为好，在前期也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也成为上下流动之管道，可是孝廉充斥仕路，其他的选官渠道到此蔽塞，因此渴慕进入仕途之人便无所不用其极了，也导致了孝子廉吏的制度逐渐沦为世家大族入仕之门径。

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 篇3

兰因小舍

我始终觉得，对像我这种读书不勤的人来说，与一本书的相遇很需要缘分，就像这本《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尽管粗略知道钱穆先生其人，但却是前不久才接触他的著述。而每每凭借这一点浅缘，却能领略往者光辉厚重的思想，于我真是平凡生活中一大乐事。虽常觉相见恨晚，但更多是“毕竟没错过的”喜悦而知足。

这本书很薄，是钱穆先生将其在一九五二年三四月间所做“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讲演整理而成，择汉、唐、宋、明、清略举大纲，陈述历史上传统制度的机理和演变。本是闲闲地翻看，越看越入神，态度也愈发郑重。一是自感之前所受教育，将自秦至清的政治传统用“封建专制”四字一笔带过，是如此轻率取巧，粗暴斩断传统文化根基，抹煞政治制度建设方面的智果，实则这“故纸堆”中有于今很多领域都可以借鉴的大智慧。二是感佩于钱穆先生平心客观的历史态度，讲史条理性极佳，文字不锋芒，却让人觉得从容大气，诚恳宽厚。虽非学术专著，但也叫人如灌醍醐。

历代政治制度，这一题目已极宏大，又与文化、人事相连结，有很强的时代性和地域性。本书单就制度，从四方面限定在一个范围去研究，其余不再涉及，我觉得是相对谨慎合理的，有其内在结构机理。一是政府的组织，也即政府职能分配的角度，二是考试与选举，政府与社会连结流动的角度，三是赋税制度，财政经济的给养角度，四是国防和兵役制度，军事的保障角度。四个角度不是单独割裂，而是互有连接影响，用连系的角度看待问题。

（一）政府的组织

自秦至清，一共同特点是都有皇帝，若因此即判定其专制黑暗，未免武断，因一制度的由来和形成，都是要结合其国情来讲。如希腊城邦，小国寡民，市民集合至广场民主公选领袖，有其现实的可行性。而中国立国规模大，小农经济发展早，散布全国，当时要来推行民选制度几乎不可能，况且民众是否真能有效操纵政权，民意多大程度上切实还另当别论。

就中央政府来讲，历来有皇权与相权之争的问题，因自大一统局面开始，皇室便和政府是分开的。从历代相权的演化过程，我们也能看出皇权地位逐渐提高，相权逐渐衰落的局面：汉制宰相作为政府领袖，掌握政府实权；唐宰相由领袖制变为委员制，分而为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已分割相权互为制衡；宋撤门下尚书，仅留中书在内廷，军事财政用人全不在宰相；明则中书亦废，六部分头而治，形成多头政府；至清军机建立，六部仅作执行机关，无权对下直接发命。这也与上述皇权世袭相关，皇权世袭宰相却非世袭，皇权地位尊严不断升，政府的权不断降。这也是中国政治史上一大问题，制衡越来越薄弱。

就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来讲，自汉代官级扁平，转换灵活，至清中央在地方层层下派官员，不许地方有真正权柄，则是中央日益集权，地方政权逐渐衰落。这从某一程度是好的，由四分五裂至统一集中，有一凝固的中央，利于政令集中高效，保障执行。然而极而复衰，地方政权衰微也带来地方发展滞缓无持续性，不利于长远。

（二）考试与选举

自汉以来，除皇权世袭为制度正统外，政府里便无世袭制，可以说，历代政府是崇尚文治的士人政府，中国历史上“考试”与“选举”两项制度，其原旨是在政府和社会间打通一条路，好让社会在某种条件某种方式下来掌握政治，预闻政治和运用政治。自汉举孝廉，至唐将进士之门扩大打开，凭事实讲，其显然是在开放政权，这也是科举内在精神。一项制度能延续存在几千年，必有其生命力，但运行越久，也像机器年久折耗一般，有其积弊。一方面，形成重文求仕的社会风气，加之传统政治“节制资本”的政策，引导民间才智竟求政治发展，抑制工商资本发展，造成政治上的臃肿病。另一方面，进士及第即可入仕途，人人有入仕的希望和机会（虽不论这机会大小与公平），再加上刻意地重农抑商，逐渐形成一平铺的社会，无法形成有力的团体组织，这于中央加强统治自是好事，但却使得社会没有力量，长久下来不利于推动社会的总体发展。

（三）赋税制度

财政经济是政治制度得以存立和延续的养料，自是有其重要地位。中国自来是农业社会，土地制度又可以说是经济制度的根基，赋税制度与土地制度紧密相连。汉井田制已废，对土地采取自由买卖，轻徭薄赋却未能平均地权，无法抑制土地兼并之风，贫者无立锥，使减轻租税政策失去功效。汉扩大版图需财政支持，由此衍生出“盐铁官营”的政策。唐由租庸调到两税制演变，虽方便了征收，但一任农田自由转移，失却为民置产的精神，亦造成重复征收随地摊派现象，致使贫者愈穷。宋明清以下也基本沿袭两税，政府多在税收制度上着眼用心，而把整顿土地制度这一本源问题放弃了。土地制度的变迁改革本书未多加涉及，感觉也是个很值得研究的话题。

（四）国防和兵役制度

养育政府靠经济，保卫政府靠武力。如前所说中国社会崇尚文治，以文统武，但历代大多对军事这一块亦重视亦注意限制军队权力，尤其唐藩镇割据安史之乱以后。汉全农皆兵，分为卫戍，属民众对国家担负的义务。唐全兵皆农，府兵自给，武官立功，以功名奖励无实职。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中央文臣兼地方事，军权则集中中央，募兵制与长期防御政策不匹配，导致冗兵冗吏，加重财政负担。明卫所制度重归唐制，军队自给，但承平太久，军队制度亦有松懈衰落。清朝由于满族民族特性以及部族政权的巩固需要，初期军事力量较强盛，然也有和明同样的问题，国运隆盛，承平太久，有的八旗子弟一辈子不打仗，优渥特权自然会滋生松懈偏废。这个话题又是好大，强军事、定军心，在当代也是个重要议题吧。这块自己懂得实在太少，不能强加议论。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 篇4

对于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是否需要象中国目前这样，搞越来越加强的中央集权确实是个疑问，管理范围过大，层次繁冗，能否管好，能否根据各地不同情况来统筹兼顾，始终是个问题。这方面美国做的比较好，它的每个洲拥有足够的权利来根据自身条件来确定法律、财政、经济发展政策，这样能减少行政层极，提高行政效率，更好的完善地方政治。封建政治发展中，汉代的地方政治一直为后人所称道，应该值得借鉴。当然美国和中国有所不同，目前的我们毕竟改革开放才二十年，在国民经济还不太发达，人民生活水平还不太高的情况，集中力量办大事或许是个较好的选择。

接着是关于政治与现实的关系。汉代君权和相权大致是并列的，而到了明代，朱元璋把相权的大部分拿到了自己的权利范围里。这些变革与制度本身特点、制度的发展以及人事都有关系，当然更重要的是符合现实需要。但是朱元璋对宰相的废止实际上是为维护个人权威和独裁服务的，那么作为“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如何让制度跟随现实而变迁，如何让制度的变迁真正为老百姓服务似乎应该作为目前的发展标竿。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上，对制度的完善和变革该如何做。八十年代，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拉开了改革的序幕，并在接下来的二十年内证明了这个论断的无比伟大光荣正确，那么“实践标准论”同样适用于现在以及以后的制度变迁，只要充分把注意力放在人民群众那去，充分发挥老百姓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扬民主和自由而不只是说一套做一套，相信制度一定能够越来越适应现实，那样伟大光荣正确才名副其实。

再者是中外制度的比较。孙中山曾经说中国古代政治比西方先进，这是实话。中国封建制度经过几千年的发展，越发完备和巩固，汉唐之时达到顶峰，盛极而衰，腐朽和专制越来越明显，终于到清代在内外的合力作用下把封建制度带到了终点。一百年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制度，但是封建思想直到今天仍然或多或少的占据着“子民”的大脑，正是由于发展完备所以封建思想的余孽才如此顽固，如此根深蒂固。相反，华夏文化发达之时，欧美只是蛮痍之地，放眼当前，西方发达国家借助资本的力量迅速壮大，美国更是称霸全球，原因何在，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得失读后感 篇5

这本书是由著名历史学家钱穆老先生写的，是其主要的代表作。钱穆在中国历史界的地位和声望无可替代。他为中国历史界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他的这部代表作及其生动和形象的说明了中国政治的发展进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政治制度发展史。就像他自己在本书的序言中说的：“我很早以前，就想写一部中国政治制度史。”

这本书虽然很薄，字数不多，但是其内容丰富，语言简练而又不失精彩。钱穆先生用其深厚的语言功底精彩的给我们展现了汉代、唐代、宋代、明代和清代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机构的设置和日常的运作情况，给我们一种清晰直接的感受。

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每一次社会的过渡都是一种进步。在原始社会是没有政治制度的，因为那时国家还没有产生，没有政治。直到渐渐过渡到奴隶社会国家产生之后，政治也随之产生，但是这时的政治还不够完善。到了封建社会，国家的经济有了质的飞跃之后，作为经济集中体现的政治也有了极大的进步，国家机构渐渐的完善，于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完善的政治制度也就渐渐建立起来了。

中国进入到封建社会是从秦朝开始的。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嬴政统一了六国，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随后，他建立了对后世影响巨大的三公九卿制。正如作者在书中提到：“秦代只是汉代之开始，汉代大体是秦代之延续。所以秦代暂亦不讲，而只讲汉代，”汉代延续了秦朝的制度，并有了一定的发展，史上称为“汉承秦制”，汉代的制度是秦代的缩影，所以从汉代说起。汉代的政治制度已经比较完善了，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和监督都已经发展到一定的高度，特别是汉武帝大一统后，加强了对地方的管理。在中央还是设立三公九卿，这是全国除了皇帝以外的最高的官员。三公和九卿有不同的分工，职权明确，行政效率很高。汉武帝在全国推行郡国并行制，有利于对地方的管辖，所以汉朝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比较紧凑。汉朝实行察举制的选举制度，在地方“举孝廉”，推举一些德才兼备的人才管理国家，实行由下而上的推举制度。这在初期确实不失为一种好的选举制度，但是汉朝末年被士族地主所利用，反而阻碍了国家的发展。东汉末年，三国纷争，统一于晋朝。晋朝没有实现国家的大一统，政治制度也没有太大的发展。南北朝之后，隋朝实现了短暂的统一。隋朝的短暂的统一之后，唐朝建立了强大的统一的国家，政治制度继承了隋朝的三省六部制。三省之间分工进一步细化，并且相互监督，相互制约。这有利于国家政治的平衡，避免了权利的高度集中，并且行政效率大大提高。唐朝发展和完善了隋朝实行的科举制的选举制度，在全国不分贵贱、长幼的选举人才为官，有利于唐朝的建设和发展。

唐末，地方出现了叛乱，国家陷入了混乱之中。经过了五代的分裂之后，赵匡胤统一了中国，建立了宋朝。鉴于前朝的教训，赵匡胤大大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集重权于中央，削弱地方的势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地方实力弱，不能同中央相抗衡。但是这也产生了一定的弊端，地方没有发展的空间，导致了国家的积贫积弱的弊病。宋朝官僚制度的最大特点是分权，把权力一份为三，相互制约，相互牵制，达到权力的平衡。但是过渡的分权导致的后果是冗官和冗兵，以致冗费。不但降低了行政效率，巩固了中央权力，削弱了地方实力，使宋朝长期的积贫积弱，受到周边政权的攻击。由此可见，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它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宋朝进一步完善科举制度，实行考试试卷的糊名制，更加的有利于考试中的公平。

宋被元取代，元朝没有什么发展。朱元璋建立了明朝，把科举制改成了考八股文章，不让文人有思考的空间，加强了对文人的控制。科举制成为控制文人思想的工具。明朝还实行东厂西厂和锦衣卫特务统治，这些机构不受行政机构的管辖，直接受命于皇上，只对皇上一人负责。这些人检查官员和臣民的一言一行，并把他们的发现报告于皇上。皇上通过他们加强了对官员的监督和管理，皇权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到了清朝，中国的封建皇权专制达到了顶峰。一方面中央有着对于地方的绝对的控制权；另一方面，清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大力实施文字狱，打击汉族人民的反抗。于是，清朝出现了万马齐喑的现象，封建制度渐渐没落。国家政治制度的腐朽没落，直接导致的是国家实力的减弱，中国渐渐被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所超越，所以鸦片战争中国一败涂地。

精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心得体会 篇6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

蔡珩

记得在上高中的时候，当时历史老师曾经向我们强烈推荐去读这本书，后来听一位读过的同学说“与（教科）书上内容差不多，不过结论很有意思。”当时只听进去“和书上内容差不多”这前半句，读了一些摘要便过去了。但这次重读此书却感触很深，一方面深入的理解和琢磨使得我对整个书的思想有了具体的把握，另一方面，经过大一一年种种的新的思潮，新价值观的冲击以后，再看钱穆先生的观点倍感亲切。

背景意义：

我们的历史又重新火起来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到重新认识和解构历史的潮流当中，只是在现代这片繁华热闹的景象中，多的是西方人看到历史的“客观”和“冷静”，缺少了如钱穆先生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钱穆先生最核心的方法论，便是把中国的历代政治制度放在时代的大背景下，进行讨论和分析。“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变。”大多数时候，我们研究（或看待）历史总是从个人兴趣入手，由点及面，根据当前遇到的问题去推究历史，这种方法往往会流于急躁且急功近利，若没有深厚的通史背景，便很容易妄生猜测，空下断语：“万恶的封建社会”，“落后的君主专制”。但当历史被腰斩成一个个干巴巴的结论时候，不仅是史学本身的魅力不断消逝，更多古人的“智慧”和“生命力”也在“为批评而批评”的氛围下消失殆尽。如果说，改革开放是现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核心的话，那么这本《历代政治得失》可以说是破除反“右”思潮的第二次思想解放的先驱了吧。我想，这本书为我们带来的远不只是对以往制度利弊的大讨论那么简单。更多的，是一种对历史的尊敬与认可，正如书中所言“历史是没有不对的，不对的在于我们不重视历史。”而当我们静下心来细细品味的时候，一种被压抑许久的民族的自信心竟油然而生。

“我们这一个时代，是极需要历史知识的时代，而又不幸是极缺乏历史知识的时代。”

细看历史：

书中从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的中央、地方、经济、选举、兵役等五个方面梳理出的中国古代的制度线索。其中“笔锋常带感情”。在许许多多我们熟悉的事情当中，得出了全新的结论，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三处细节：

第一个是在唐代政府的组织制度的时候，将三省六部制与近代西方的民主制度相比较，发现了惊人的相似之处：皇帝并非是专制的。制度的合理设置使得权力的运行达到了平衡。当我们去追随西方的民主制度的时候，却丢弃了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这岂不是很惭愧呢？

第二个在说道“张居正”的时候，钱穆先生也没有从其留下的“丰功伟绩”入手，而是从制度上剖析：作为一名内阁大学士，却越过本分做起了只有皇帝才能做的事，“我们不了解当时的情况，总以为张居正是一位大政治家，他主张法制，实际他本身就违法了，而且违背了当时国家的根本大法啊。该皇帝管的事，他来管，那岂非是不法之至吗”因此，我想在分析历史时候决不能单单从“结果本位”制去出发，所谓不以成败论英雄。只有深入了解当时的社会历史和制度背景，也许才能了解到“历史”发生的意义未必如我们想的那么简单。但是最后，钱先生在谈论到清朝时却笔锋一转，说其“只有权术而没有制度”，且满清对中国的统治完全依靠其“部落政治”，当然最重要，是将“满清”“蒙古”与“中国”对立起来，这也是这本书时常被人诟病的一点。我想对比不能简单地以“汉粹”一言以蔽之，在当时地历史条件下，看到清朝的腐败衰落风雨飘零的一面后，难免会有这样的想法。而这种思潮也无可厚非，它曾经激励着无数革命先烈继往开来，推动民族的进步。今天我们说“民族团结”而不断批评这个观点的时候，我想也应该加一些“温情与敬意”吧。

“留传下来的并不一定是好东西，而是实用的东西。”：

现实思考：

钱穆先生给我们留下看待历史的角度是笔宝贵的财富。没有完美的制度，亦没有完美的人事。封建不是黑暗的过去，他也曾经有着旺盛的生命力；西方制度不是包治百病的药方，更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因此我们说，对于历史的功绩切不可一笔抹杀。放到当今社会来看，对于一个正在飞速发展中的中国，在面临许多社会以及民生问题的时候，多数人都倾向去狠批制度，痛陈弊病，可他们却常常忽视了制度能带来的好处，或者去想这个制度存在长久的意义和产生的原因。如同一个人不断地在抱怨自己的东西不好吃，却不知道实际上这个口味已经是最合适自己的了。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后感 篇7

该书梳理了自春秋战国时期以来，管仲、商鞅、桑弘羊、王莽、刘晏、王安石、朱元璋、李鸿章、宋子文到新中国成立后的陈云、邓小平、朱镕基等人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探索和创新，在梳理过程中作者始终采用两种分析工具：一是四大利益集团博弈法，作者认为历史上及中国现有问题，都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无产阶层、有产阶层四大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过程，其结果也是由这四大利益集团最终制胜方来主导。二是四大基本制度分析法即郡县制度、尊儒制度、科举制度、国有专营制度，分别对应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模式、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以及与之配套的宏观经济制度模式，作为中央集权的领导者，如何采取四大基本制度的思想、认知、执行等层面的统一与打磨，形成治理国家经济的方针政策，更加巩固中央集权的领导地位，这是一以贯之的考量。论文网

改革涉及到的三个重要方面就是财政(税收)、货币和土地，好的改革要处理好这三个方面，从税收上来讲，明税容易反对，暗税则容易被接收。国家对上游资源、生活必需品、土地、货币的控制措施，历次改革都想出了很多措施和办法，总的来说各方在利益博弈中通常是政府胜出，最终又造成权贵经济，剥夺国家经济活力，并逐渐走向衰亡并转向重新分配的轮回。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文中很多观点也可为当今中国改革提供启示和借鉴，列举一二：

一、要改革，先要解放思想。齐国远离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黄河中游，属地处偏远小国，但正是由于管仲最先突破观念，积极实施变革，使得齐国一跃成为霸主，傲视群雄;同样的得益于民众及地方官员的思想开放，属地僻人穷之地的温州等浙江南部地区，取得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张个体工商户执照，公布了第一个允许民众在县城摆摊的政策，创造性地拟定了第一份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章程，才有了今天的繁荣温州。

二、防止资本脱实向虚。中唐后期，民间工商资本的主要流向为：奢侈消费、交通权贵、购买土地、放高利贷、囤积钱币，五条出路均是进入消费市场、土地和高利贷领域，没有向产业资本转化，最终导致经济活力的衰竭。因此，若某一时期，出现奢侈品消费剧增、文物价格上涨以及土地房产购买热潮，并不代表经济的复苏，更可能是资本从实业溢出的恶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