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完善我国公司治理结构问题的思考(精选8篇)
一、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概述
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是股份有限公司的总体的股本中, 由于性质不同, 产生的不同股份在总股本中所占的比例。股权的所有者其具有公司的股份比例同等的经济效益, 也同样具备与其同等的义务。对于公司的治理结构而言, 股权结构是其最为基础性的。在企业中实行不同的股权结构, 便会产生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 因此, 股权结构时刻影响着企业的治理结构。
二、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存在问题
1.股权结构不适用于企业发展
对于我国的上市公司而言, 其主要的组成企业多数是由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形成的企业。为了进一步符合我国关于股份公司的有关规定的要求, 多数上市公司在企业内部设置了多元化的股权结构, 但其股权结构的设立形同虚设, 在多数上市公司内部企业的大股东仍然处于绝对的控股地位。在此同时, 上市企业为了减少在所有制问题上存在的认识缺陷, 在其企业内部规定企业法人的股份不允许在市场上进行流通。在上市公司内部, 由于企业的大股东长时间拥有绝对的控股权利, 导致对于企业的控股权利的不可进行竞争, 形成了较为固化的股权结构。这种模式在国有企业中长期存在, 导致上市公司的实际经济效益产生了巨大影响, 有可能产生私有经济。对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的研究, 以2012年我国的1000家上市公司为例, 研究众多企业的股东的持股占总体持股比例的数量。在所调查的上市公司中, 股权的集中度来看, 有500家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64%以上, 由于我国的上市公司的主要控股人员为国家, 因此, 绝对控股权利的现象十分严重。
2.国家股、法人股在股份结构中比重较大
在我国的上市公司中, 由于影响较大的历史原因, 造成了在其内部的主要控股人员为国家, 从而使多数企业均是国家控股。在我国的股份市场中, 由于国有古方不得在市场中进行自由的流通因此, 国有股份一直在上市公司中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现今, 多数上市企业的法人股份占总股份的绝大部分, 并有超越国家控股的趋势, 从而使其逐渐成为企业治理结构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我国虽然规定国有控股的股权不得在市场上进行流通, 但对于国有控股的股份可以通过签署一定形式的文件或协议进行转让, 多数转让给法人股东。另一方面, 由于我国市场的发展并不十分完善, 因此, 上市公司的资源便相对稀缺, 因此, 诸多企业为了实现上市, 便会购买国有控股的股权, 从而实现借壳上市, 进一步加剧了法人股份在总股份的比例的加大。对法人股份的产权性质无明确的规定, 但在多数上市企业内部其法人股份均有国有产权所控制。在上市公司内部, 由于国家规定, 企业内部的部分股份不得进行流通以及转让, 因此, 在上市公司内部其不得转让的股份已经过半, 其可以转让的股份少之又少, 从而使上市企业内部的非流通性股权的比重过大, 且非流通股份中国家福分以及法人股份比重也相对较大。
3.内部人员的控制行为较强
现代人们所认为的企业主要是经营人员与企业的所有人员之间的一种委托关系。在企业内部, 其经营者与所有者分别具有不同的作用, 但其拥有共同的目标便是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由于上市公司的国有控股比例较大, 若企业的所有者缺乏理性的目标, 便会导致企业内部。外部对经营人员的监控力度的减弱, 内部人均股份制度便悄然而生。虽然在上市公司中, 处于绝对控股地位的是贵哦有股份, 但实际进行上市公司控制的人员是国有股份的实际代理人员。在上市公司进行实际的经营活动时, 这些代理人员便实行了最终的控制权力。拥有较少股份的股东, 将市场中的股份全部进行购买, 也不能拥有实际的控制权力, 其数量远远低于实际代理人员的股份总额, 长此以往, 阻碍了上市公司多元化的股权结构的产生于发展, 从而不利于上市公司的长远发展。另一方面, 多数上市公司的资产管理人员对企业的实际经营业务并不十分了解, 从而产生大量的企业决策性失误, 在进行上市公司的资产管理时, 缺乏相应的人力、财力、物力、智力, 从而使企业内部设置的董事会以及监事会形同虚设, 失去其应有的作用与价值。
董事会对企业的治理结构的作用尤为突出, 但在实际情况中, 上市公司的总经理便是其企业的董事长, 是董事会的成员之一。其在企业的发展中拥有一定的控制权利, 从而使企业的股东大会以及企业的董事会的控制作用日渐减弱。我国多数的上市公司均属于股权集中型企业, 从而加剧了内部人控制的不良影响, 使企业的发挥在那受到制约, 更影响小型投资者的实际利益。
三、完善我国上市公司股份结构的建议
1.外部治理
(1) 推行国有股的减持
主要通过对国有股进行回购、发行可交换的债券、国有股配售、国有股份转化为优先股。对于国有股进行回购方面, 上市公司将公司发行的国有股份用现金的形式进行一定程度的回购, 并将其股本进行注销, 进一步减少企业的资本经营行为。
(2) 国有股份的回购
国有股份的回购, 可以有效激活国有资产的发展, 进一步提高国有资产的体现能力, 并且实现国有资产的升值, 进一步完善上市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 提高企业的实际价值, 从而更好的维护企业的股票价值, 实现企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在国有股的配售方面, 国有股配售是指在股份进行市场流通的情况下, 将企业内部的国有控股的股权低价转让给普通的小型股东, 从而降低国有控股的比重, 使企业内部的股权结构能够得到重新的配置, 从而使企业的董事会以及监事会的作用得以发挥, 促进企业内部建立行之有效的内部制衡制度, 加快企业治理制度的完善化与规范化。
(3) 国有股份的配售
国有股份的配售, 可以加快国有资本的退出, 从而保证国有资产的价值, 使国有资产更多用于基础设施的投入以及公共产业的投入, 从而改善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 并使企业内部进行股权结构的进一步升级, 图稿企业的实际经济效益。在优先股方面, 优先股是在企业进行利润以及红利的分配时, 比普通的股份具有一定的优先权利。在上市公司中将国有股份以及企业的法人股份转化为优先股份, 可以促进企业内部股份结构的进一步升级, 从而使企业的经营以政府的联系减少, 进一步增加了国家在企业中的实际分配的收益。
2.内部治理
(1) 培育私人的大股东
信息时代的来临, 使企业的股权分配改革主要的行驶人转变为企业的少数所有者。对于上市公司而言, 随着企业股权结构的改革其在市场中的可流通的股份日益增多, 从而使私人的大股东在企业中的地位之间升高。股东的利益时刻影响着企业的利益]。因此, 在上市公司的未来发展中, 必然要增加私人大股东的培育。私人大股东是由小股东演变而来, 在良好的市场环境下, 其发展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 对于私人大股东的培育要时刻考虑市场环境的建设。
(2) 信息披露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市场环境中包含信息的披露制度和税收制度。信息披露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可以为企业的投资人员提供较为真实的企业财务信息, 从而提高决策的正确性, 减少小型投资人员进行信息收集时产生的成本。由此, 培育私人大股东就要建立信息披露制度, 进一步增加信息的真实性以及有效性, 建立完善的惩罚机制, 减少不法行为的出现。在税收方面, 应当增加税收制度的延续性, 政府可以充分利用证收相关的税收从而实现对股市的调控, 还要进一步完善证券市场的正当环境, 利用宏观调控的各种手段, 对股市进行整体的把握, 在进行宏观调控时, 要减少行政手段应用, 增加市场机制在经济中的作用。其次是要鼓励引入战略的投资人员。战略的投资人在上市公司内部持有公司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股份的企业, 其主要的目的是增加投资的收益, 但不进行公司的实际经营与管理。战略的投资人员一般不具有法人的身份, 因此, 其投资行为主要是增加其实际收益, 企业引入战略投资人员, 可以最大程度上实现企业内部股权结构的优化升级, 从而解决企业的资金短缺问题, 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管理技术, 拓宽企业的销售渠道。上市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要对战略投资人员负责, 充分考虑投资人员的利益, 在经营理念上进行改革, 从而改变上市公司的国有观念, 减少政府对上市公司的非市场性的干预。上市公司引入战略投资人员还要为其发展提供良好的经营环境。战略投资人员具有数量巨大的资金, 因此, 其进行投资的过程中会注重经济收益是否得到满足, 因此, 上市公司营造一个良好的经营环境尤为重要。政府应扩大对战略投资人员投资范围的限定, 减少其投资比例的限制, 从而增加战略投资人员的投资行为。
四、结论
综上所述, 对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以及公司的治理模式而言, 完善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就要充分分析现今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的结构过分集中, 国家股、法人股在股份结构中比重较大, 内部人员的控制行为较强等问题, 从而提出完善我国上市公司股份结构的外部治理、内部治理建议, 从而使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其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也能得到进一步改善, 使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以及公司的治理模式符合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 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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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司治理;董事会;监督职能
一、公司董事会治理中出现问题的法制因素分析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度的核心,科学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应该是由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形成的的分权制衡关系,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就是要看董事会能否充分发挥作用。本文主要从董事长专权的角度来具体考察我国公司治理。
法律规定董事会的所有董事地位平等,但在实践中,董事长成为董事会的最高领导者,与其他董事之间是上下级关系,董事会的决策缺乏民主性、科学性。在董事会的运作中,董事会实行集体判断原则,我国公司法规定“董事会决议的表决,实行一人一票” ,这表明董事长仅仅是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和主持人,或者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外代表公司,其在公司中并没有特殊的领导地位。但随着董事会成为公司权力的中心,为防止经营者受到控制,要努力实现董事会内部权力的分配制衡,董事会内部的互相监督以及对经营者的监督控制比在董事会外设立专门监督机关的产生的监督效果更为明显。
我国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董事会的监督职能,但立法也内涵了董事会监督理念,如我国公司法引进独立董事制度,董事会具有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及其报酬事项、根据经理的提名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及其报酬事项等监督权,以此来加强董事会的独立性和监督职能。但我国立法对于实践中的公司董事会治理并没有产生太大影响。我个人认为公司董事会治理问题的出现不能完全归结于法律不完备,其背后还存在很大的非法制支配因素。
二、公司董事会治理中出现问题的非法制因素分析
法律对公司治理活动有基础性的保障和指引作用,各国的公司治理改革也主要通过完善法律来进行。但由于法律的抽象性、稳定性所带来的不合目的性、滞后性以及受立法者能力限制所导致的法律漏洞等法律固有的局限性,法律在公司董事会治理中的作用是有限的。而人们关注较多的是法律制度层面的原因,通过对比公司法修订前后的公司治理,我认为公司治理问题主要在于法律实施环节。
“法律实施成为一个问题,从法律分类上看,主要存在于制定法中。在中国这样一个主要以制定法为法律渊源,而又缺乏民主法治传统的国家,法律的实施就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而且在中国,法律本身的力量远不如体制外的因素对人们行为的影响作用大。某些法律缺乏实效,只是一纸空文,是中国古代法律史的一个重要现象。法律在中西方有着不同待遇,西方人重权利,中国人重道义。就公司治理而言,干扰我国公司治理制度实施的主要有经济环境、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此处主要分析政治、文化因素对我国公司治理的影响。
(一)政治因素对我国公司治理的影响
我国政治体制无孔不人的渗透力不容忽视。我国公司法颁布后,虽然大多数国有企业已改造成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政治生活中浓厚的“官本位”制度、严格的行政级别制度,却广泛地照搬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导致公司企业都有行政级别,这严重破坏了董事之间平等的法律地位,使董事长成为公司事实上的领导。
(二)社会人文环境对我国公司治理的影响
社会人文环境对制度的影响特别大。公司治理权力制衡的制度架构是我国从国外引进的,但在国内并没有其适用的人文环境,遭到异质人文意识的瓦解。我国古代礼制社会中的家长制政治文化造就了国人服从权力、服从权威的奴性仆从人格。以政府任命和管理公司干部的官本位制度为政治保证,以家长制文化为肥沃土壤,董事长在公司中的家长地位便明确而牢固。另外,我国国人没有法感情,十分强调“做人”,即在“自己人”之间不要斤斤计较,不应分得太清,否则会很伤感情。在公司治理中,面对董事长的专权和滥权,大部分董事碍于面子或私情,对此视而不见,以情代理,致使董事之间的相互制衡和监督制约作用丧失。
三、公司董事会治理
我国公司董事会治理出现的问题,是法制与非法制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我们应该在放到今后的董事会治理改革中将重点增强董事会的独立性、加强董事会的监督职能上;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在改善法律规范之外,努力改善我国社会法治环境。公司治理与一国法治建设遇到的问题并不完全相同,公司治理改革并无体制限制,其应该有更广阔的空间,相信只要我们共同努力,定会迎来令人期待的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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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契约结构存在基金发起人作为基金契约当事人于法理不合、对基金投资者的权益保障不力和基金契约结构的条款内容互相矛盾等缺陷,亟待进一步完善。为此,我国应当采取三位一体的一元证券投资基金契约结构,即由投资者的委托人兼受益人、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分别为管理受托人和托管受托人订立证券投资基金契约。从而促进证券投资基金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
[关键词]证券投资基金契约,信托,三位一体,一元结构
证券投资基金是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证券投资方式。依组织形态的不同,其可分为公司型和契约型两种。前者以公司形态集合投资者的资金,由公司运用基金为证券投资;后者则以契约形态集合投资者的资金成一基金,由管理人指示保管人运用基金为证券投资。由于原国务院证券委员会于19颁布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和证监会于同年发布的《<暂行办法>实施准则》只允许设立契约型证券投资基金,所以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市场上存在的证券投资基金均为契约形态,证券投资基金契约也就无疑成为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制的核心。基金投资者的权益能否得到有效保障以及证券投资基金市场能否健康地发展都主要取决于证券投资基金契约结构的立法设计。然而,《暂行办法》及其《实施准则》对证券投资基金契约结构的设计却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进一步完善,而由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草拟并于208月23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的《证券投资基金法(草案)》亦未对证券投资基金契约结构做出明确规定。鉴于此,本文拟对证券投资基金契约结构设计略陈管见,以期对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立法有所裨益。
一、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契约结构的现状与缺陷
《<暂行办法>实施准则》(第一号)第2条规定,证券投资基金契约是由基金发起人,或者基金发起人委托的基金主要发起人依本准则的要求与基金管理人、托管人订立的规范证券投资基金运用的契约。其中的“主要发起人”,依《暂行办法》第7条第1款的规定,为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立的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同时在其“基金契约正文”部分关于“基金托管”中规定,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必须按照《暂行办法》、基金契约及其他有关规定订立托管协议。据此,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实行基金契约与托管协议并存的体制,而基金契约结构又因发起人的`不同分为三类形态:(1)若发起人为非基金管理公司,基金契约系发起人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订立的契约;(2)若发起人或发起人之一为基金管理公司,且其同时为拟设立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基金契约系基金管理公司、基金托管人订立的契约或其他发起人与基金管理公司、基金托管人订立的契约;(3)若发起人或发起人之一虽为基金管理公司,但不是该拟设立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基金契约系基金管理公司与另一管理该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订立的契约或基金管理公司、其他发起人与另一管理该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订立的契约。
这种基金契约结构存在以下缺陷:第一,基金发起人作为基金契约当事人于法理不合。因为发起人是证券投资基金设立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其行为及权利义务均发生在基金设立之前;基金设立后,发起人便退出了基金的运作,不可能享有基金契约当事人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尽管发起人一般应认购一定数量的基金单位,且在基金设立后一定时间内不得转让,但此时,其地位已与一般投资者无异,并非发起人。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证券投资基金发起人的权利和义务都是通过发起人协议来确定的,其从来就不是基金契约当事人。即便是美国的公司型证券投资基金,发起人协议与基金管理契约、托管契约也是泾渭分明的。第二,对基金投资者的权益保护不力。基金投资者是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的基石,因而维护其权益至关重要。但依上述规定,基金投资者并非基金契约的当事人,实践中其至多是在阅读招募说明书后购买基金单位的,根本无法了解业已存在的基金契约的内容。若因基金管理人或托管人的过错造成基金财产损失,投资者无法直接对其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这显然对投资者权益的保护十分不利。尽管依《<暂行办法>实施准则》(第一号)中“基金契约正文”部分第9、10条的规定,当因基金托管人的过错造成基金财产损失时,由基金管理人代投资者向其求偿;反之,则由基金托管人代为向基金管理人求偿,但是,且不说这些条款规定的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分别代投资者向对方求偿缺乏法理根据,单就其内容而言也存在着疏漏,即在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双方均有过错导致基金财产损失或双方出于关联关系均怠于向对方求偿的情形下,又由谁来代为求偿呢?第三,基金契约结构的条款内容互相矛盾。从文义上解释,既可将《<暂行办法>实施准则》(第一号)第2条的规定理解为以基金发起人为一方,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为另一方的双方契约,又可将其理解为基金发起人、管理人和托管人之间订立的三方契约。但无论将其理解为双方契约还是三方契约,都与其他条款内容存在着矛盾。如果理解为双方契约,则与《<暂行办法>实施准则》(第一号)中“基金契约正文”部分关于基金契约当事人的规定相悖,因为其规定基金契约当事人为基金发起人、管理人、托管人。如果理解为三方契约,又与《暂行办法》、《<暂行办法>实施准则》(第一号)中关于基金托管的规定相冲突,因为既然基金发起人应与托管人订立基金契约,岂有基金管理人与托管人另外订立托管协议之理?
二、完善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契约结构的构想
关于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契约结构的构想,目前学术界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主张通过两个信托契约来构造证券投资基金契约,即由投资者分别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订立基金管理契约和基金托管契约[1](第19页)。第二种观点主张由基金管理人为委托人、基金托管人为受托人订立一个以投资者为受益人的信托契约[2](第96页)。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均不妥当。就第一种观点而言,其虽然将投资者作为基金契约的当事人,有利于保护投资者权益,但存在以下问题:(1)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不明确。根据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实践,须由基金管理人指示基金托管人运用基金财产进行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人执行基金管理人的指示并监督其行为。但依此观点,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之间无契约关系,这使得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之各自的权利义务不清,从而有碍证券投资基金的正常运作。若再由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订立第三个契约,又造成基金契约结构过于复杂,不仅投资者难于理解,而且在实践中也难以接受。(2)可操作性较差。证券投资基金为大众集合投资方式,投资者数量众多,要求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分别与每一个投资者订立契约既不必要也难以实现。就第二种观点而言,其固然具有结构简明、易行的优势,但也存在以下缺陷:(1)基金管理人作为委托人地位的合法性问题。信托关系的委托人必须是财产的所有者,而基金契约中基金财产的所有权属于投资者,基金管理人对基金财产并不享有所有权。(2)基金托管人的受托人地位的合法性问题。信托关系中受托人负有积极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的义务,而基金契约中基金财产的管理权基本上由基金管理人享有,基金托管人的职责主要是
执行基金管理人的投资指示和保管基金财产。(3)对投资者权益保护不够充分。信托关系中受益人法律地位在较早引入信托制度的日、韩等国都一直学说纷杂,我国《信托法》对受益人权益的保护也有诸多不足之处,如赋予受益人撤销权事由较窄、将信托监察人制度仅适用于公益信托、限定信托监督制度适用于公益信托等[3](第56-61页)。投资者仅为基金契约受益人,其权益恐怕难以得到充分的保障,不如将其作为基金契约当事人,更能全面保障其权益。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契约应为投资者作为委托人兼受益人、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分别为管理受托人和托管受托人所订立的规范三者在证券投资基金运作中权利义务的契约。这样,形成投资者、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三位一体的一元证券投资基金契约结构。采取这种结构具有以下优越性:
1、有利于投资者权益的全面保障。投资者既是基金契约的当事人,又兼具信托关系的委托人与受益人地位,同时享有合同法上契约当事人的权利和信托法中委托人与受益人的权利,能使其权益得到全面的保障。
2、有利于证券投资基金的有效运作。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共同接受投资者的委托,分别为管理受托人和托管受托人,其分工协作、相互监督、各负其责,保证了证券投资基金的有效运作。
3、有利于证券投资基金契约关系的简洁、明晰。采取这种结构,能将投资者、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各自的权利义务在一个契约中确定下来,不必另外订立其他契约,使证券投资基金契约关系十分简明。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我国证券投资基金采取先订约后募集的设立方式,投资者、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不可能同时做出意思表示和进行意思交流,加之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者数量众多,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与每个投资者都订立基金契约既不必要也无法实现,因此在实践中,可在确定投资者为基金契约当事人的前提下,由发起人作为投资者的代理人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先拟定基金契约条款,经证监会审批后,由发起人将其和招募说明书公之于众并向社会公众出售基金份额。若投资者购买了基金份额,则表明对发起人代理行为的追认,接受了基金契约,成为基金契约的当事人;若不购买基金份额,则不成为基金契约的当事人。尽管此时投资者并未参与基金契约的拟定,但基金契约条款已经证监会批准且须经过投资者审查方对其产生效力,因此并不会对投资者的权益保护不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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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治理结构的基本涵义
公司治理结构(corporate governance,又译为法人治理结构和公司治理)是一种对公司进行管理和控制的体系。它不仅规定了公司的各个参与者,例如,董事会、经理层、股东和其他利害相关者的责任和权利配置,而且明确了决策公司事务时所应遵循的规则和程序。
公司治理问题,是近几十年来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热衷于讨论的问题。事实上,公司治理问题引起极大关注的深刻背景是,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已经成为影响一个国家经济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公司治理的核心是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条件下,由于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利益不一致而产生的委托——代理关系。公司治理的标是降低代理成本,使所有者不干预公司的日常经营,同时又保证经理层能以股东的利益和公司的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公司治理结构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是指投资者和企业之间的利益分配和控制关系,包括公司董事会的职能、结构,股东的权利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广义是指关于公司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即企业组织方式、控制机制和利益分配的所有机构、制度、流程和文化的安排。它所界定的不仅是所有者与企业的关系,还包括相关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一般所讲的公司治理结构都是指广义的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治理结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治理主体,即谁参与治理,现代治理结构理论认为,企业治理主体就是利益相关者;二是治理客体或治理对象,治理结构着重解决的是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责权关系,尤其是索取权和控制权的分配;三是治理手段,对法人治理结构来说,要达到合理索取权和控制权,必须具备一定的程序和机制,常见的有表决程序、利益分配程序、人事任免程序和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等机构。
公司治理结构要解决两个涉及公司成败的基本问题。一是如何保证投资者(股东)的投资回报,即协调股东与企业的利益关系;二是企业内各利益集团的关系协调。这包括对经理层与其他员工的激励,以及对高层管理者的制约。
二、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主要模式
亚洲的家庭式治理模式:在东南亚国家、台湾和香港等地区,许多大型公众公司都是由家族控制的,表现为家族占有公司的相当股份并控制董事会,家族成为公司治理系统中的主要影响力量。在这种治理模式下,主要股东的意志能得到直接体现,这种模式也可称为股东决定直接主导型模式。但其缺点是,企业发展过程中需要的大量资金从家族那里是难以得到满足的。在保持家族控制的情况下,资金必然大量来自借款,从而使企业受债务市场的影响很大,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便反映出该模式的弊病。
日本和德国的内部治理模式:在日本和德国,虽有发达的股票市场,但企业从中筹资的数量有限,企业的负债率较高,股权相对集中且主要由产业法人股东持有(企业间交叉持股现象普遍),银行也是企业的股东。这些国家的公众公司主要由少数几家大股东控制着企业。在这些企业里,银行、供应商、客户、职工都积极通过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等参与公司治理事务,发挥监督作用。这些银行和主要的法人股东所组成的力量被称为“内部人集团”。英国和美国的外部治理模式:英国和美国等国家企业的特点是股份相对分散,个别股东发挥的作用相当有限。银行不能持有公司股份,也不允许代理小股东行使股东权利。机构投资者虽然在一些公司占有较大股份,但由于其持股的投机性和短期性,一般没有积极参与公司内部监控的动机。这样,公众公司的控制权就掌握在管理者手中,即在这样的情况下,外部监控机制发挥着主要的监控作用,资本市场和经理市场自然相当发达。这种治理模式被称为“外部治理模式”,也被称为“外部人系统”。
就我国情况而言,私营企业的股份公司较多采取家族式的治理模式,但对占我国上市公
司80% 的由国有企业改造成的股份公司来讲,既不可能完全采用“日本德国式的内部治理模式”,也不可能完全采用英国美国式的外部治理模式,而必须同时加强发挥内部监控、外部监控和激励约束机制的作用。因为我国资本市场、职业经理人市场相对并不发达,国有资产所有者并未完全到位,出资人对国有企业的约束也相对较弱。
三、公司治理结构的积极意义
1、决定着企业运作的质量。世界银行行长吉姆沃尔芬森曾指出:“对世界经济而言,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将像健全的国家治理一样至关重要。”坚守良好的公司治理准则,也能够增强投资者对投资该公司的信心,从而降低融资成本,最终能够吸引更稳定的资金来源。2、是企业发展的关键。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 ·诺斯曾经指出:“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要保持经济组织的效率就需要建立规范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这也是企业能否实现长远发展的关键所在。
3、是当今世界各国的共识。1999 年5 月,由29 个发达国家组成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理事会正式通过了其制定的《公司治理结构原则》,它是第一个政府间为公司治理结构开发出的国际标准,为各国政府部门制定有关公司治理结构的法律和监管制度框架提供参考和指导。
此外,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也唤醒了人们对公司治理的重新认识。
四、我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1、股东大会“形同虚设”。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它对公司的一切重大事项有最终决定权。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不少公司股东大会的实际职权非常有限,有的甚至形同虚设。
2、董事会“不懂事”。在部分企业,作为公司常设决策机构的董事会作用的发挥还有不少缺陷,与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对董事会的要求很不适应。
3、独立董事“不独立”。独立董事的特殊性在于其独立性,丧失了独立性,也就失去了存在价值,目前部分企业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体现尚不明显。
4、监事会“不监事”。一些公司的监督机制不健全,监事会有名无实,没有充分发挥监督作用。
5、新老三会“关系不顺”。“新三会”即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老三会”即党委会、职代会、工会。目前一些企业新老三会关系不顺,民主管理和民主决策难以体现。
五、完善我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设想
(一)总体思路
1、权力分离与制衡是完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首要前提。通过落实权力分离(原始所有权与法人产权的分离、法人产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权力制衡(股东大会、董事会、总经理层、监事会之间)的具体举措,避免出现国有资产处置不当(流失)、“内部人”控制企业的现象。
2、理顺国有企业各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完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关键环节。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必须正确处理“老三会”(党委会、职代会、工会)与“新三会”之间的关系,明确各组织的职能定位并建立相应的制度予以保障,进而充分发挥“老三会”和 “新三会”的积极作用。
3、创新国有企业选人用人机制是完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举措。在坚持“党管干部”原则的前提下,确保董事会依法选择经营者以及经营者依法行使用人权得以落实,推进“四个转变”即:准入标准向市场和出资人认可转变;选拔方式向市场化配置方式转变;任用程序向依法分层分类聘任转变;管理方式向职位职责契约化管理转变。
4、规范议事规则和办事程序是完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途径。解决一些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中存在的问题,重点在流程和程序的规范。在明确权责边界的基础上,要
一. 现代公司的特征及治理结构的定义
(一)特征及定义
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企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了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的重要性,《决定》指出,公司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有效的组织形式。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的核心。要明确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职责,形成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决定》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指明了方向。
所谓公司治理结构,是一种分层级的关于权利机构(股东大会)、决策机构(董事会)、监督机构(监事会)、执行机构(总经理及经营班子)之间权利分配和权利行使、利益分享、相互制约的一整套制度、契约和组织安排。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是现代公司的两种主要形式,其主要特征是:(1)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2)股权成为财产权的表现形式,(3)现代公司是多单位的层级组织。这三点构成现代公司的主要内容。
(二)西方国家企业的治理结构。
西方发达国家公司的治理结构一般可以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外部控制模式,另一种是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内部控制模式。这两种模式的划分主要是根据企业融资的方向决定的,国外学者将其区分为以证券市场为主的外部融资体制(美、英模式)和以银行为基础的外部融资体制(日、德模式)。外部控制模式的特点是股权极为分散,董事会作为公司财产实际的控制者,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占据最重要的位置。以高年薪和股票期权制度作为激励经理人员的主要手段。以发达的市场机制强化外部的监督。分散股东和机构持股者对公司的直接管理和控制能力非常有限,而主要通过证券市场以及企业被接管、破产和经营者激励等措施对公司进行控制和监督。内部控制模式的特点恰恰相反,它的股权相对集中,最突出的特点是企业之间的相互持股和银行对企业的持股。银行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由于公司内部的经理往往就是董事会成员,从而可以实现股东对公司的直接管理和控制。
二.我国国有独资公司治理结构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健全的治理结构是现代企业正常运转的核心,世界银行一位高级经济学家在总结俄国和中东欧10年转轨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有效率的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运行,是因为在一个经济中有一些根本性的规则和保障为人们所广泛接受并得到了执行,这些规则和保障使得交易的后果有保证、可预料并且使多方受益。由此我国有学者提出,大型国有企业改革的瓶颈约束不在产权,而在公司治理和制度建设。特别是鉴于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利润率指标的严重扭曲,因此评估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效应当有一个定性的指标,而“公司治理结构”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这种治理和制度建设既包括了宏观经济环境的一些基本因素,也包括了公司产权结构调整等微观的条件。而宏观环境的因素是企业不能左右的,因此必须在治理结构上下工夫,构架一种在结构的三主体(所有者、经营者、监督者)之间制衡、约束、激励的机制,真正体现出不同主体之间的权、责、利关系。国有独资公司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司制形式,虽然股东只有一个,但为了适应政
企分开和国有资产保值增殖的需要,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以及三主体的构架仍然是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因而也必须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造。目前我国国有独资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1)公司制改造不彻底,公司治理结构设置不规范,难以构建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2)内部人控制与有效监督不力。(3)缺乏明确的国有资本主体和产权代表。在国家和国有资产营运主体之间还缺乏一个能够代表国家统一意志的明确具体的产权代表来行使对国有资产经营的监督与管理的权利。(4)委托方权利行使行为的不规范和不明确的委托代理对象及其职责错位。(5)缺乏对委托代理对象有效的约束和激励机制。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竞争性的经理人才市场和客观公正的评价经理业绩的市场机制,由于国有独资的性质,也不存在代理权的竞争和敌意收购,代理人只要搞好同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的关系,就可以保住自己的权利和职位,使约束机制大打折扣。其次是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尤其缺乏长期的激励。
三. 国有独资公司治理结构改造与完善的前提条件
(一)政府职能转变是国有独资公司治理结构得以真正建立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
公司治理结构问题的提出,是现代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必然结果,这种分离不仅产生了一种新的权利即关于公司法人财产的权利,而且使权利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因此就需要一种制度来规范各权利主体的行为,这就是治理结构的作用。对于国有独资公司来讲,政府所有者职能、社会经济管理职能、行政职能的分离是其治理结构得以建立的最重要的条件。只有实现了这种分离,承认国有独资公司法人财产权的独立性质,才能解决政府不适当的行政干预的问题,公司也才能够真正承担起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
(二)进一步完善公司制改造
国有独资公司改造的重点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建立和完善治理结构的三主体,即董事会、监事会和以总经理为首的经营班子,按照各自的权利、责任、义务,形成董事会决策、监事会监督、总经理执行的三级权利约束机制。为了体现这一原则,董事长和总经理应该分设,以避免权利的过度集中,形成事实上的内部人控制现象。二是加大金融机构特别是和公司有银企合作协议的银行代表进入董事会和监事会的比例。三是通过改造实现股权的多元化,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由国有资产控股的战略管理控股公司这两种形式。这样既可以广泛吸纳社会资金,弥补国家财力的不足,扩大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又有利于构筑多元投资主体,分担投资风险,健全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三)构建明确的国有资本所有者产权主体。
即和上述第(一)条相适应,将原来分散在政府各部门的国有资本所有权集中起来,在国家和国有资产营运主体之间建立一个能够代表国家统一意志的明确具体的产权代表--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其功能类似于股东大会这一权利机构,由其行使国有资产所有者的权利。国资委不是由政府任命,而是由各级人大常委会任命组成并对其负责,这样可以有效的避免政府部门的行政干预。为了加强国资委的职能,有必要改革现行的一些做法。按照我国现行《公司法》的规定,董事会成员由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委派或者更换。董事长、副董事长由上述机构或部门从董事会成员中指定。而新修改的《公司法》又要求国有独资公司的监事会主要由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的机构、部门委派的人员组成。这样,决
策机构和监督机构仍然都是由政府控制,很难真正做到政企分开或避免政企合谋。对此应当进行改革,将决策权交给政府,即由政府任命董事会,但任命必须经过国资委的批准;把监督权交给国资委。这样可以有效的解决政企分开的问题。
(四)改革激励与约束机制。
一般来讲,在治理结构比较规范和比较健全的经理市场的情况下,代理人的贡献、报酬和内部人控制度可以表现为一组函数关系,即贡献越大,报酬越高,经理市场越完善,内部人控制度就可能较低;反之,贡献大,报酬低,经理市场不完善,内部人控制度就可能较高。因此,要解决内部人控制问题,建立良好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是一个重要的环节。作为出资者,应当充分认识经营人员的行为对创造企业价值的决定作用及对其行为监督的非对称性,当必须在不同人的激励之间作出选择的时候,可以选择适度放弃对生产成员的激励而提高对经营人员的激励。所造成的对前者激励的弱化可以通过对后者的监督而弥补。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三主体之间都存在激励与约束的问题,因此必须确立约束与激励的层级责任主体。在激励方面,要点是改革分配模式,可以考虑年薪制加股权的形式,年薪制包括固定收入和风险收入,前者是职务所得,后者则与公司业绩挂钩。经营者持股是通过给予他们一定的剩余索取权以鼓励其正确行使经营管理权利的一种激励方式,这种方式在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比较普遍,效果也较好。在约束方面,主要通过建立和完善外部和内部的监控机制来进行,特别是经理人才市场和职业经理的出现,将会对经营阶层形成巨大的压力。此外,在实行年薪制的同时实行经营者财产抵押也是一种对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这一内部人控制现象的有效的制约方式。
四. 国有独资公司治理结构的模式选择
(一)目标模式。
根据国内外的经验和中国的实际情况,我国国有独资公司治理结构的模式可以借鉴日、德两国的经验。这主要是从融资的角度考虑,中国企业的融资方式与美国等国家相比有很大不同,美国有发达的证券市场和有效的市场监管机制,因而企业的融资主要是直接融资,银行贷款相对较少,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也不密切。而我国证券市场正处于起步阶段,企业股票上市和发行债券有诸多的限制,再加上我国的市场监管机制不健全,因而企业融资渠道主要是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往往是企业最大的债权人,占到企业总资产的70%左右。传统的银企关系主要表现为一种资金供求关系,企业外部资金过分依赖银行、银企间产权关系模糊、银行对企业的经营活动影响甚微是其基本特征。尽管96年开始在全国300户国有大中型企业(97年增加为512户)进行了主办银行制的试点,中国人民银行还发布了《主办银行管理暂行办法》,但时至今日,主办银行制只是为企业找到了相对稳定的金融支持和保障,而且只是确定了银行的义务和责任,几乎没有涉及银行的权益和保障。银行对企业的监督仅限于掌握和了解企业经营情况,包括产品销售情况、回款情况、贷款使用情况,向银行汇报重大的经营活动情况等,但银行没有任何有效手段影响企业经营者及其决策过程。在这样的情况下,银行没有监督企业的动机和压力,造成对企业的金融服务大打折扣。而且主办银行制本身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往往由政府指定贷款扶持的对象。加上金融体制改革滞后、主办银行没有建立正常的资金保障机制、对企业的金融服务不规范等原因,使主办银行制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按照十五届四中全会的精神,今后国有经济的主要投资领域是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这些行业都具有投资量大、投资期长等特点,其中有的不宜实行股份制,因此国有独资公司同银行等金融机构联系的机会和可能性都大大增加,银行与公司的关系无疑会更加紧密,银行以公司债权人的身份加入公司的董事会,并在其治理结构中发挥重要作用也就成为一种可能。此外,刚刚开始的“债转股”的改革,也为这种转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正是基于这些可能和现实,缔造一种新型的银企关系就成为国有独资公司治理结构目标模式的必然选择,并由此形成治理结构的核心。
(二)新型治理结构中权利的重新安排。
国有独资公司新型治理结构包括四个层级,第一层级为公司治理结构的外在部分,即由各级人大授权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第二、三、四层级为治理结构的核心部分,包括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经营班子)。各个层级有明确的权属关系和职责分工,并形成层级的委托代理关系,由此构成国有独资公司治理结构完整的系统。通过新的权利安排,形成一种多层级的从内到外的监督控制机制。
1.国资委代表国家行使所有者的职能,全面负责国有独资公司所属国有资产的经营和管理,其主要权限有:负责国有独资公司治理结构的构建及对其效果进行评价,根据政府的提名批准董事长和董事会成员的任命,批准对董事长业绩的考评和奖惩,有权罢免不称职的董事长或董事会成员;负责组建监事会,提名并批准监事会主席;对涉及公司国有股权变更以及有关合并、分立、解散、增减资本和发行公司债券等重大问题具有最终表决权,等等,但不介入公司的经营决策和经营管理。国资委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组建,直接对人大负责,工作业绩也由人大考核。组织部门主要是配合国家产权代表,负责党员干部在任职期间履行党员义务和责任等方面的监督和管理,并根据相关的组织原则对其进行表扬或惩处。
2.充分发挥银行在治理结构中的重要作用。新型治理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原有主办银行的基础上建立新型的银企合作关系。为此,首先要加大金融体制和投资体制改革的力度,特别是要“政资分离”,实现政策性银行向商业化银行的转移,通过商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来防止银行持股造成的银行业风险和银企合谋,在此基础上允许银行视贷款额度大小持有公司的股份,从而使银行具备对公司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的利益动机。第二,在银行持有企业股份的前提下,相关银行可以向公司董事会派出代表并担任董事或监事,其人数视持股或债权的多少而定,但董事会中的银行董事不能低于三分之一。公司的重大投资决策都应得到贷款行董事的认可。第三,由监事会中金融机构的董事推举一人(一般应为最大的贷款行即主办行的代表)担任公司的财务总监,公司的总会计师应向其报告有关重要的财务决策,其目的在于使银行具备监督的责任动机。同时银行还可根据具体情况从银行选拔具有丰富经验的干部进入公司担任职务,这样一方面可以加强银行和公司的联合,另一方面还可以移植银行在规避金融风险和回收贷款等方面的经验。
3.董事会决策。董事会作为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对公司的发展战略、重大投资决策、财务预决算、利润分配等重大事项负有全责,同时享有《公司法》规定的其它权利。董事会每年要向国资委作经营报告。董事会开会期间,应保证至少有三分之二以上的银行董事参加,以充分体现银行的意见。根据公司的业务特点,董事会中还应有来自相关产业和行业的代表,使董事会真正成为一个高效率和具备专业
能力的决策班子。党管干部的原则要和董事会依法选择经营管理者以及经营管理者依法行使用人权结合起来,党管干部主要体现在对党员行为的监督和对党员义务的履行方面,这样,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并行不悖,可以从根本上改变经济责任“弱控制”的局面。同时,总公司董事会对下属全资子公司、控股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人选有最终的决定权。
4.监事会监督。国有独资公司监事会的设置可以借鉴德国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创新,即把监事会作为国资委常设的派出机构,直接隶属于国资委,其地位甚至可以高于董事会,至少应与董事会平级,这样可以从根本上改变监事会形同虚设的状况。这就需要对现行的《公司法》进行修改。监事会与国资委之间也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他们受国资委的委托,根据委托代理协议对董事会和经理进行监督,主要职责是通过对公司财务和董事、监事行为的监督,防止经营决策失误和代理人的营私舞弊行为,使董事会和经理的行为从总体上符合所有者的利益。为了强化监事会的监督作用,监事会成员应主要来自公司外部,其成员的任免、收入、福利以及执行监督的费用统一由国资委决定。同时要大力提高监事会成员的综合素质和专业知识方面的能力,配备专门的财务、审计、法律、工程等方面的专家。监事会主席可由金融机构的权威人士(主要为主办银行的高层人士)担任。这样,监督的权利就牢牢掌握在国资委的手中,有利于对国有资产营运主体的管理。
5.经理负责日常经营管理。经理及经营班子的主要工作就是按照董事会的决议组织实施和落实。由于经营班子具体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工作,同外界的联系特别是和客户的联系比较密切,因而一般能够获得比董事会和监事会更多的信息,从而可能造成自身行为和利益取向的偏差。因此,对经理来讲,重要的是约束和激励。约束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外部的约束,即成熟的证券市场、成熟的经理人才市场以及聘任机制的形成,从而产生对公司控制权的争夺,对经理形成压力;二是内部的约束,主要是通过董事会的控制和监事会的监督以及规范的管理制度来实现。在激励方面,应当改革现在的报酬制度,对于国有经济必须具备控制力的产业或行业,要加快年薪制的试点和推广,同时高级管理人员可以以自身创造价值的能力作为获得相应报酬的资本。当约束和激励能够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委托代理关系就能够产生出一种好的结果。对于处于垄断行业和主要依靠政策获得经营收入的的国有独资公司,则不宜实行年薪制,可以根据资产增殖的幅度制定具体的年功工资和奖金标准。
6.继续推行重大项目稽查特派员制度和实行“司务公开”。由于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稽查特派员制度推行以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今后要进一步加强特派员工作小组的力量,要吸收有关行业和部门的专家加入,以提高工作的质量和水平。目前我国广泛实行“厂务公开”、“村务公开”制度,是开展基层民主监督的一种有效形式。国有独资公司也可以借鉴这种形式,以丰富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形式和内容。国有独资公司“司务公开”最主要的内容是财务公开和审计公开,前者主要说明公司经营的日常运转情况,后者则表明公司合法经营的情况。为此,必须提高审计部门的地位和权威,可以将其作为董事会的派出机构,直接向董事会负责。
五.新型银企合作关系发展前景
国有独资公司与银行间的新型关系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对公司来讲,政府投资主体的地位本身就是一笔无形资产,具有广泛的号召力,在联合其它投资主体从事大规模的生产建设方面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如果再加上银行的支持,在融资方面就有了更加稳固的渠道;其次,银行等金融机构参与对公司的管理,可以利用其丰富的专业经验和金融信息,增强公司抗风险的能力;第三,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公司还可以和银行共同发起成立财务公司,其业务范围可以延伸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公司,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公司对下属公司及企业财务状况的监管能力和水平,同时还能提高公司财务系统的整体效率,促使资金得到更为有效的配置。第四,和银行的合作还可以大大加强公司资本经营的能力,特别是在兼并、联合等有关公司或企业资产重组的过程中,银行可以充分利用其在资产评估、企业资信调查、银行债务状况调查等方面的有利条件,从而达到减少中间环节,降低兼并成本的目的。
对银行来讲,今后国有独资公司的业务大多集中在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这些行业和产业虽然投资期较长,有的具备较大风险,但有比较稳定的投资回报,因此通过和这些公司的合作,不仅使银行的存款找到了一条比较好的投资渠道,而且可以取得对项目较多的贷款份额并从中获得稳定的收益。更为重要的是,银行还能够从价格竞争充分的市场中的超比例贷款以外的银行业务中不断获得各种形式的费用和租金类收入,还可以通过把握客户企业的支付结算网,与客户企业的业务伙伴,如供应商和销售商开展有利可图的业务。上述合作成立财务公司的设想也可增加银行的收入,并通过财务公司提供的金融服务增强和扩大主办行的竞争优势。
关键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问题,思考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我国全面迈向小康社会的“必经之路”。农民的基本生活、医疗等方面有了保障, 农村社会才能稳定, 小康社会才能顺利实现。
一、我国农村现行社会保障体系面临的问题
1) 农村人口老龄化严重。据2005年2月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省级老龄办主任会议资料显示, 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到1.34亿, 超过总人口的10%, 其中65岁以上人口1.1亿, 占总人口的85%。目前, 全国70%以上的老龄人口分布在农村地区, 农村老龄化问题非常突出。人口老龄化导致社会劳动人口减少、社会负担加重等—系列问题, 客观上进—步加重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压力。2) 农村税费改革遗留问题需要解决。农村税费改革整体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但也带来了—些新问题。税费改革后, 原本就处于“吃饭财政”状态的县乡两级财政实力进—步削弱, 村级集体经济趋于瓦解, 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又相当有限, 致使原由乡镇统筹和村级集体经济负担的部分五保户和其他一些农村贫困对象失去了救济保障。3) 医疗保障体系脆弱。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目前覆盖面还太小, 并且主要限于经济较发达地区, 而经济欠发达和落后贫困地区约7亿农业人口依然处于医疗无保障的境地。农民因长期过度劳累, 日晒雨淋, 缺少劳动保护, 往往落下一身疾病。但在医疗费用日益高昂的情况下, 相当多的农民无钱治病, 有病难医, 不少农户“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特别是在边远地区, 疾病实际上已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
二、我国农村现行社会保障的几个主要模式
1) 五保供养。我国五保供养制度始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根据国务院于2006年1月公布的最新《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规定, 老年、残疾或者未满16周岁的村民无劳动能力、无生括来源又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 或者其法定赡养、抚养、抚养义务人无赡养、抚养、抚养能力的, 享受农村五保供养待遇。对未满16周岁或者已满16周岁仍在接受义务教育的供养对象, 保障他们依法接受义务教育所需费用。2) 社会优抚。这是—种比较特殊的保障, 其保障对象为老红军、复员军人、烈军属、伤残军人等。根据有关政策, 对这些人给予不同的优待抚恤, 其业务由民政部门负责主管。严格意义上讲, 优待抚恤不是—般意义上的农村社会保障, 它是支持国防建设的特别社会保障措施。3)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1992年1月, 民政部颁布了《县级农村社会养养保险基本方案 (试行) 》, 按照“个人交纳为主, 集体补助为辅, 国家给予政策扶持”的筹资原则, 以个人账户积累方式为主的农村养老保险工作, 以县为单位, 开始在各地推广开来。2002年11月, 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使这一工作又逐步得到发展。4) 计划生育奖励扶助保障。2004年, 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开始在全国5个省市和10个省的地级市试点。2005年, 试点范围扩大到25个省 (区、市) 。从2006年起, 这项制度将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其主要内容是, 农村只有—个子女或两个女孩的计划生育夫妇, 每人从年满60周岁起享受年均不低于600元的奖励扶助金, 直到亡故为止。5) 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2002年我国开始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即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 农民自愿参加, 政府、集体、个人多方筹资, 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6)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对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农村贫困人口, 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进行差额补助的制度。近年来, 一些有条件的农村地区已开始探索建立这—制度。
三、进一步完善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对策
(一) 着重建立健全三项农村基本社会保障制度
目前我国农村现行的各种保障制度既分散覆盖面又不广泛, 有时候资金也难以得到保证。应整合各种制度, 建立体系明晰、覆盖全体农村人口、资金能够切实得到保证的全新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现阶段, 应着重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合作医疗制度。
1) 应优先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以保障公民基本生存权利为目的的社会救助制度, 是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最后—道“安全网”。制定时应科学确定保障标准, 不同地区依据其经济发展水平可以有所不同。另外, 也要考虑农村生活费低于城市的实际情况, 同一地区农村标准应适当低于城市标准。2) 逐步建立灵活多洋的养老保障制度。养老保险的形式可以多样化, 主要有基本养老保险、补充养老保险、商业养老保险等。—般地区普遍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经济发达地区, 在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之外, 鼓励农民个人按照自愿原则, 缴纳补充养老保险费和购买商业养老保险。3) 大力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具有以下几大特点:—是突出大病统筹为主, 重点解决农民“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的问题;二是政府给予资助, 发挥资金利益导向作用, 激发农民参与的积极性;三是将过去以乡村为统筹单位改为以县为统筹单位, 增加抗风险和监管能力。
(二) 拓宽农村社保资金来源渠道
建立广泛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必然要求以雄厚的资金作为基础。如何筹措资金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成功与否的关键。除农民个人应缴部分外, 还要广辟融资渠道, 多种形式筹措农村社保资金。—是中央财政、地方财政都要适当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加大对农村社保资金的投入。同时, 中央财政、地方财政要明确各自责任和投资分配比例。二是借鉴福利彩票、体育彩票的经验, 发行社会保障彩票, 从社会广泛募集资金。三是开征社会保障税。税制法定, 一般具有稳定性、规范性、强制性等特征, 是相对比较固定的筹资渠道。社会保障税作为附加税, 由税务机关统一征收, 一方面可以减少征收成本, 另一方面富者多缴, 穷者少缴, 起到“抑富济贫”的作用, 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 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把解决“三农”问题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紧密结合, 强调要“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这是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是对发展实践和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 是对全党工作的重要要求, 是对中央高度重视“三农”工作思想的新发展。破解三农问题,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是—个我们不能够绕开的话题。只有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起来并真正发挥作用, 农村的其它各项改革才能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王国军.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变迁[J].浙江社会科学, 2004.
关键词:公司治理;消费者
一、问题的缘起
公司治理泛指公司管理层对股东和利益相关者负责的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和商业实践。[1]消费者作为市场关系的重要一方,作为公司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最终承担者,是公司重要的利益相关者。而在当前,我国消费者市场混乱、食品安全、产品缺陷、劣质服务等消费者权益屡遭侵犯事实不得不让我们反思。笔者认为,通过完善我国公司治理,让消费者通过一定的途径参与公司治理有利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定的消费者各项权益的实现,同时也有利于督促公司诚信经营与健康发展,实现公司与消费者的共赢。
二、公司治理关注消费者权益的理论基础
1、基于消费者主权理论。消费者主权是指当生产最终产品的资源稀缺时,作为自由人的个体消费者通过社会资源的监护人而拥有的选择最终产品的控制权。[2]亚当·斯密在1776年的《国富论》中就指出“消费是一切生产的唯一目标和目的,必须照顾生产者的利益和消费者的利益”。在产品的生产、销售或服务的提供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生产者而是消费者。在接受产品或服务时,消费者通过自身或他人的经验、认知等来实现自主选择权,可以用其拥有的“货币选票”来表达对各种产品或服务的满意度。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消费者的“货币选票”决定了公司生产经验的方向,同时发挥了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
2、基于公司社会责任理论。公司社会责任指的是公司在实现公司利益最大化的首要价值目标之外应考虑其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并承担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责任。[3]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在第5条第1款中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该款首次在公司立法中明确公司应当承担社会责任,被称为中国公司法中的社会责任条款。强化公司社会责任有助于吸引认同公司社会责任的消费者。消费者是公司的衣食之母,公司越是善待消费者,越是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公司社会责任理论要求公司应全面尊重消费者的一系列的权益,及时对消费者关注的问题、价值和目标作出反应和调整,尽可能多的向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实惠、便利和承诺。
3、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1984年弗里曼的论著《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管理的分析方法》中明确提出利益相关者的理论,其认为利益相关者是指“可以影响公司目标的实现或者受公司目标是否实现影响的团体”。[4]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提出是对传统股东利益至上原则的反思与削弱,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公司作为投资者的逐利工具具有营利性,但其作为社会组织的一种更具有社会性,其社会性要求其在经营过程中在追求股东利益的同时,应兼顾债权人、消费者、供应商、社区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生产的最终目的是消费,只有通过消费者购买产品或接受服务才能完整的实现公司的产销过程,公司才能获取利润并投入新一轮的生产与发展,因此消费者是公司的重要利益相关者。
三、公司治理关注消费者权益的现实考量
1、“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的过渡。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正逐步由“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的过渡,目前已呈现出产品过剩的现象。与此同时,公司经营者在市场中的主导地位逐渐被削弱,竞争的重点也逐渐转向对消费者群体的争夺。
2、消费者信心的低迷。2008年三鹿奶粉“三聚氰胺”事件、2011年达芬奇家具事件以及2013年的肯德基后厨黑幕、央视曝光人造鱼翅、新西兰牛奶含有毒物、宜家瑞典肉丸被查出含马肉、“毒校服”事件等已严重挑战了人类良心的底线,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更为严重的是消费者已失去了对企业尤其是民族企业的信心,同时也给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敲响了警钟。
3、消费需求日益个性化与多样化。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也日益呈现出新的消费特点,除了对产品品种、质量、价格等传统要素的要求外,更多的表现出时代性、个性化,特别是环保因素。这些新的特点要求公司顺应消费者的个性需求、时代需求,不断创新,这就要求公司能及时获取对市场消费需求的变化。
四、我国公司治理的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实现途径
1、设立消费者董事、监事及消费者委员会
为了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与有效地保护消费者权益,有学者主张建立消费者董事制度,理由为“消费者作为公司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之一,可以在董事会中占据一席之地,通过有效参与经营决策来维护消费者群体的合法权益,消费者代表入选董事会,列席董事会会议,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作出决策,建立消费者与公司之间的长期联系,有利于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促进公司的持续经营”。[5]也有学者主张同时建立消费者董事制度、消费者监事制度,“通過建立消费者监事制度,可以把公司产品生产与销售的监督置于消费者直接监督之下”。
笔者认为,通过设立消费者董事或者消费者监事制度的方式让消费者参与公司治理的方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设立公司的目的是追求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公司关注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前提是将股东利益的保护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即在实现股东利益的同时兼顾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在公司中的利害关系是不同的,每一种利益相关者实现其利益的方式也是不同的。股东可以通过选举董事实现他们的利益,但其他利益相关者不必也不可能通过派驻董事实现自己的利益。如果每一种利益在董事会中都有自己的代表,看似“一律”,但难以应付瞬息万变的市场,缺乏效率,结果将是谁的利益也没有保证。基于公司治理效率与治理成本的考虑,笔者建议是否设立消费者董事或者消费者监事应由公司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而定,尊重公司自治,由公司章程自行规定。
笔者认为,公司处理股东与利益相关者关系的原则是“平衡利益”,为此公司应与消费者建立一种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鉴于消费者对公司发展的重要性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必要性,无论是否设立消费者董事或监事,但应设立消费者委员会。通过公司对市场数据的分析,在对消费者进行细分的基础上,选择长期使用本公司产品或接受本公司服务的消费者,并按一定的标准对消费者自身的专业知识、经验、能力、个人素质等方面进行评价,由此确认消费者委员会的成员。由消费者委员会组织消费者市场需求调研、组织消费者听证、征集消费者的利益诉求、代表消费者向董事会提出经营建议等职权。消费者委员会成员的数量可以由法律规定最低人数,最终由公司章程确认。具体构建及运行可以参照董事会其他专门委员会。
2、建立与消费者相关的信息披露制度
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是消费者参与公司治理与权益保护的重要前提。公司在保障商业秘密的前提下,应该尽可能多的为消费者提供与产品或服务有关的真实信息,以便消费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作出理性的选择。阳光下的信息能够提供公司的诚信形象,有利于赢得消费者的广泛信任。笔者建议法律应明确规定公司对消费者相关信息的披露义务及相关法律责任,提高公司的透明度,切实保护消费的合法权益,实现公司发展与消费权益保护的互动。(作者单位:1.天津商业大学;2.武汉海事法院;3.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参考文献:
[1]刘俊海:《现代公司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6月。
[2]陈启杰、田圣炳:《论从消费者主权到可持续消费的转型》,载《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8年10月第10卷第5期。
[3]胡晓静:《论公司社会责任:内涵、外延和实现机制》,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年第2期。
[4][美]R.爱德华.弗里曼著,王彦华、梁豪译:《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第58页。
摘要: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股份公司得到较大规模的发展,大量的国有企业经过现代企业制度改造,新型国有企业不断产生。本文对我国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提出完善我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对策。
关键词: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改革、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治理结构是现代公司的典型特征,这在股份公司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由于出资者众多且分散,因而出资者难以像业主制和合伙制企业那样直接经营管理公司,而代之以公司治理结构,即为了保护公司法人资产能有效运营,在组织管理和领导体制上作出的权利安排。具体而言,它主要是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以总经理为代表的经理阶层组成的一种企业组织结构。通过这一结构,所有者将自己的资产托管给公司董事会。董事会作为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拥有对高级经理人员的聘用、奖惩及解雇权;高级经理人员受雇于董事会,组成董事会领导下的执行结构,在其授权范围内经营;股东大会作为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在选举产生董事会的同时,为了保证董事及经理人员按其意志合理经营,还选举产生监事会,以期其负责监督公司的财务、经营、投资分配等。显然,在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各权利要素各自具有自己的权利重心和权利边界,公司所有权、决策权、经营权与监督权,四权分立,三会一总,各司其职,相互制衡。
公司治理结构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所在,公司治理结构完善与否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具有重要影响。在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重大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我国国有企业大多处于公司化的改制进程中,由于历史遗留问题以及经济转轨时期的一些制度性原因,我国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造中存在许多问题,对此,我们必须作出深刻的认识,才能改进和完善我国国有公司制企业的治理结构,促进其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一、我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存在的问题
1、资本市场不健全
近几年我国股票市场虽有很大发展,但存在上市公司少,市场容量小,不规范等问题。主要是:第一,股权结构不合理。在股份公司中,国家股和法人股所占比例过大。可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太小,相当一部分股份不能流通,失去了股票的生命力,也使股票市场调配资源的功能得不到发挥。第二,股票市场分割严重。中国一家股份公司的股票可能在不同的市场上流通,如A股市场、B股市场、H股市场或N股市场,而且在各个市场上流通的股票发行条件也不一样,造成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利,同股不同价。第三,证券市场上机构投资者少。没有机构投资者的股市是一个不成熟、不完善的股市。证券市场包括广泛的内涵,包括股票市场。只有股票市场发展了,证券市场调配资源的功能才能得到真正发挥,才可以说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证券市场。
2、外部监控机制不健全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银行等作为债权人对公司实施的监控作用较小。尽管我国建立了较为良好的银企关系,但是现行法律禁止商业银行向证券业和非金融行业进行股权投资,这些行业的公司董事会中没有任何来自商业银行的代表。第二,外部的公司控制权市场或者是并购市场对公司实施的监控作用也非常有限。股权分置改革启动之后,国有股和法人股理论上讲可以逐步流通,对国有控股企业的业绩考核也逐步转为以公司的股价为主,这在未来将会为加强外部控制提供条件。第三,完善经理市场是另一个从外部监督公司的重要机
制。我国资本市场的现状与目前的股权结构极大地限制了经理市场在约束公司经营者行为方面的作用。由于没有建立起评价经营者管理才能的制度,经理市场培育在我国也并不具备现实可操作性,所以经理市场对公司的监控作用也非常有限。
3、董事会的独立性不够
我国公司法规定,企业的一切重大经营决策由董事会决定,公司董事会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但一些公司股东大会根本没召开董事会就产生了,董事长的选举多是上级任命或选举之前与主管部门协商,征得上级主管部门的同意;董事的任命或解聘也不是召集股东大会决定,实际上董事会的产生具有相当大的随意性。由于董事会产生的不规范,没有立法及合理的报酬,董事会往往不敢或无意发挥独立行事的职能,使董事会变成承转上级行政命令的中介,失去了董事会应有的作用。
4、监事会的功能非常有限
我国的公司制企业采用的是单层董事会制度,与董事会平行的公司监事会仅有部分监督权,而无控制权和战略决策权,无权任免董事会成员或高级经理人员,无权参与和否决董事会与经理层的决策。同时由于我国《公司法》等法规在规范公司治理结构方面以股东价值为导向,只重视了董事会的作用而忽视了监事会的地位,监事会实际上只是一个受董事会控制的议事机构。
二、完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对策建议
从全球公司治理结构发展的趋势和我国实际情况来看,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
1、进一步完善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
所谓出资人,就是向企业投入资本的人,即企业资本的拥有者,也就是股东。任何人的财产(资本)一旦投入企业,就变成企业的法人财产,投资者就享有出资人的权利。这些权利主要包括资产受益、按照法定程序参与企业的重大决策和聘请经营者、转让股权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的资产必须同其他所有制资产一样,具有明确的出资人代表。同时,国有资产也应该具有一般资产的产权要素: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和处置权。
要完善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必须进一步明确:国资委不是政府的行政机构,与所辖企业的关系也不是行政隶属关系,更不是上下级关系,而是以国有股权为纽带,是股东与企业法人的关系,委托与代理的关系。国资委作为出资人代表,既要做到依法行使股东的权利,又要保证不越位、越权,对所辖国有资产享有收益权、重大决策权和经营者选择权。否则,如果还继续沿袭隶属关系式的行政干预,“老板加婆婆”的现象就会愈演愈烈,就会将企业管死,退回到改革的原点。不仅如此,由于国资委比过去政府部门的权力更大了,问题也可能变得更加复杂,一旦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将更加严重。
完善出资人制度,还必须建立相应的责任机制。国资委每年必须向人大报告国有资产经营情况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各级人大必须设立专门的审计、监督机构,对国有资本经营绩效进行评估、检查与监督。同时,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对由于决策失误造成国有资本经营损失的,要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2、重视并推进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
尽管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理论本身并不完善,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的途径也处于实践探索中,但利益相关者治理已日渐成为各国公司治理发展的一种趋势。在我国公司治理的实践中,包括中小股东、债权人、职工等在内的利益相关者受到侵害的事件时有发生,因此,探讨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的机制与可行途径,已成为我国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紧迫任务。
3、继续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建立合理的公司股权结构
合理的公司股权结构,是建立公司内部制衡机制和有效监督机制的基础。我国上市公司
普遍存在“一股独大”的状况,控股股东极易利用其控股地位侵占上市公司的资金,严重影响上市公司的经营,直接损害了上市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必须积极推进股权多元化,改变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状况。然而,国际经验表明,股权过于分散也会导致内部人控制等问题。因此,我国企业产权改革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充分考虑我国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多年累积形成的现实的产权状况,提倡和推进国有企业之间以及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相互持股,在此基础上实现股权多元化、分散化、法人化。
4、建立具有监管动机的外部监管机构
这些机构在日本和德国典型的是银行,而在美国,主要是机构投资者,例如养老基金。近年来,我国的机构投资者也获得了较大发展。但总体规模不足、种类单一,在参与公司治理方面仍属于“沉默的大多数”,并没有在公司治理改进的事业中发出应有的声音。在目前的中国股市中,机构投资者还只是一个“用脚投票”的交易者而远非以公司治理为导向的投资者。因此,创造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动力机制并探索其参与公司治理的有效途径,发挥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是我国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所面临的重要任务。
5、建立良好的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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