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生协会规章制度

养生协会规章制度（推荐7篇）

养生协会规章制度 篇1

武当太极养生协会成立于2009年9月9日，是由武当山道教协会高道大德、太极名家和养生行业资深人士共同创办的；由国内、外从事太极、养生、中医药、营养师、健康师、大学学术机构和科研开发单位的专家、学者、及生产经营健康产品的企业家、社会名流等自愿组成的群众性、专业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的；是搭建中国武当太极养生文化的交流、研究挖掘整理的合作平台，具有国际性、全国性、联合性的行业促进、指导性专业管理服务机构；致力于发展武当太极养生事业，弘扬太极养生、传承道家文化，愿天下英豪延年益寿为宗旨，组织和团结太极养生爱好者和研究者，拥护党的领导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遵守社会道德风尚，使积淀几千年的道家养生精华更好的为现代社会服务，大力推动养生事业的发展，弘扬传统养生国学文化，为减少人的疾病，提高人类健康水准为己任、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

武当太极养生协会通过将武当太极养生道文化推向世界,从而实现让人类共同享受太极养生文化的道修长寿、福寿康宁为生活理念的人生境界.把武当太极养生这一古老运动健身体系结合现代人生活特点，整合出充满活力的太极养生健身保健体系, 符合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和学习习惯，达到下修身、中修性、上修心超然物外的健康长寿境界.同时将推广武当山道家理念，内外兼修、阴阳平衡的和谐思想,。创立国内外太极养生行业的一面旗帜。、良好的政府关系和媒体支持

养生协会规章制度 篇2

关键词：农民协会,公共治理,农民专业合作社

民国时期国共两党都曾发动过农民成立农民协会来进行革命, 农民协会发动农民进行自治从而对农村进行政治经济社会深层变革。[1]而现今我国农村存在的许多在民政局注册的技术性农民协会, 大多数都是半官方的组织。因此, 农民利益的维护和表达需要一个统一的农民组织。从农民协会的建立考虑, 可以规范引导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社, 这样有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 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民协会的存在有着自己的制度基础, 是制度变迁的结果, 是制度需求的产物。鉴于此, 笔者结合农民协会发展的历史, 对农民协会的概念进行了辨析, 并从国家权力制衡以及政府、市场、社区的角度, 进一步借鉴了日本发展的经验, 对农民协会的发展作以下制度分析。

一、农民协会的发展与界定

1.我国农民协会的发展历程

农民协会从产生开始就具有综合性, 既融入了生产、生活各个部分, 也融入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功能。它在战乱年代既能为革命所用, 也能在和平年代进行发展生产、发展经济、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我国农民协会的发展最早可以追溯到宋朝乡村人自己发动的乡约。这个乡约由村人自我发起, 大家汇集一起, 作了承诺, 加入了这个组织, 以此邻里互相照应。邻里约定“人之所赖于邻里乡党者, 犹身有手足, 家有兄弟, 善恶利害皆与之不同, 不可一日而无之。不然, 则秦越其视, 何与于我哉!大患素病于此, 且不能勉, 愿与乡人共行斯道。惧德未信, 动或取咎, 敢举其目, 先求同志, 苟以为可, 愿书其诺!成里仁之美, 有望于众君子焉!”[2]。

近代中国的农会是与近代社会自治思潮联系在一起的, 在清末“新政”改革期间就产生了。1898年, 清光绪皇帝在部分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倡导和影响下颁布上谕, 命“省、府、州、县设立学堂, 广开农会, 刊农报, 购农田, 由绅商等有田者试办, 以为之率”。民国元年, 国民政府农林部公布了农会暂行章程, 要求各县成立农会, “以图农事之改良发达”。也就是说, 在清末和民国初, 中国最初的农会是一种社会经济自助组织, 其宗旨是推进农业的发展。

大革命时期, 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曾把农民协会作为组织和发动农村社会革命的一种手段。国民政府在民国初期曾广泛组织农民协会以开展北伐, 进行国民革命。由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协会则是在国家权威发生危机的情况下, 通过农民协会来开展农村的革命工作。这个时期的农民协会, 事实上不仅团结了一般农民, 包括手工业者、小学教师和小商人;就是一部分脱离大地主影响、而对农会表示同情之小地主也已经联合在农民协会之内。[3]所以, 农民协会在当时就是乡村中的贫苦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政治联盟、农民政权。由于农民协会对传统的乡村秩序进行了猛烈的冲击, 因而加剧了革命阵营的分化。代表地主利益的国民党右派对农民协会的行为极为不满, 力求将农民协会纳入到传统之中。而共产党中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 也希望通过规范农民协会的行动来换取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因此, 农民协会也随着第一次大革命失败而失去了合法生存的空间。

这之后, 在国统区的农会组织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 即以1928年《农民协会组织条例》和1930年《农会法》为标志的重建阶段, 以1938年《各级农会调整办法》为标志的整顿阶段。[4]其中, 国民政府颁布的《农会法》就规定, 农会以发展农民经济, 增进农民智识来改善农民生活, 而图农业之发达为宗旨。当然, 这时的农民协会实际上是国民党同共产党争夺农民领导权的组织, 是农村基层政权的补充形式。而共产党则使农民协会变成了其扎根农村进行革命的一级政权组织, 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更是具有很大的发动力量, 并以此赢得了新中国的建立。直到1949年建国之后, 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民协会还在土地改革中发挥了作用, 并于20世纪60年代演变为贫下中农协会。之后随着社会化改造运动的开展, 农民协会被“合作社”、“大队”所代替。但同时还有农民专业技术协会和农产品行业协会及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等农民组织的存在。这种历史状况表明, 农会既可以成为破坏农村社会秩序的武器, 又可以成为社会整合的工具。事实上, 建立农民协会并不是为了建立一种社会对抗组织, 而是在寻找一种社会协商和整合组织。现阶段的农民协会则主要是农民利益的整合和表达组织, 是与政府沟通协商的政治参与组织, 而且融合了经济、文化等功能。

2.现今农民协会的界定

目前, 农村存在着广泛的农民组织, 比如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农产品行业协会及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

农村专业技术协会是为了适应农村经济商品化、市场化和专业化生产的需要, 在科技示范户、专业大户的带领下, 同一专业生产的农户自发地组织起来, 成立了自己的专业技术经济合作组织。这类组织统称为农村专业技术协会 (研究会) , 简称农技协。[5]全国性的专业技术协会为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 其各地方都有地方农村专业技术协会, 挂靠单位为当地科委, 为典型官办组织。农产品行业协会, 即以主导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为基础, 在自愿的基础上由法人、其他组织或公民组成的民间性、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它是在某类农产品上做大做强的联合, 其技术共享、信息交流, 最早的形式是基于农村专业户的联合, 该组织中的经济部分逐渐向农民专业合作社转化。而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 即以主导农产品生产为基础, 由专业商品生产者参加的合作经济组织。它如今被规范称为农民专业合作社, 是企业的一种类型。其合作原则与国际上对合作社的原则认同趋向一致。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可分为供销、金融、保险等职业性专业合作社和以农产品某一类为核心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目前, 对于农民协会的理解不同而出现不同的称谓, 其名称含糊, 分类也不统一, 从而表现出政出多门, 多头管理。这些农民组织的注册也比较混乱, 有些在民政部门注册, 有些在工商部门注册, 现在, 从这些组织中抽出了经济部分, 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范为农民专业合作社, 并在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登记, 而技术功能类则仍在民政部门注册, 称之为协会。

现今的农民协会是指农村专业技术协会或农产品行业协会, 因为农民维权性协会是注册不下来的。协会属于非营利组织, 要求在民政局注册, 但目前我国许多农民协会大多从事经济业务, 自身角色多样性, 表现出综合特征, 因而直接以农民协会命名进行注册的不多, 大都是注册为技术协会或行业协会。[6]中国政府很重视面子, 不轻易撕破脸皮, 下级对上级阳奉阴违也是有的, 不便违抗, 但又不认真执行或变相执行。国家的意义更在于中央政府的政策, 而地方政府的执行则可以削减或扭曲这种政策的执行, 农民所认同的国家中央政府层面与地方政府层面是两个层面。然而, 农民协会却能强化农民主体的作用, 以中央政府文件精神伸张自己的利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民协会构成了相互制衡的三个主角。农民协会在主张中央精神方面有关键作用。农民通过农民协会直接对中央政府认同, 便有益于形成国家统一的概念。由此推理, 农民协会与国家中央政府可直接发生关联, 社会其他行业团体也可如此, 大的集团比如工人协会等团体协会都可以国家精神主张自己的利益。

农民协会不同于其他行业团体组织, 虽都是利益代表集团, 但其他行业团体组织的主张对国家发展影响没有农民协会影响深远, 农民协会在中国是代表占人口大部分的农民, 农民协会的发展能促进农民增收和福利增长。以Mancur Olson所论, [7]虽同是阶层集团, 它们也有所差别, 小团体是为了分利, 到处游说, 结成卡特尔, 对国家发展不利, 虽壮大本行业利益, 但也损失了国家的整体利益。然而, 对于大的团体如农民协会是代表某一阶层的人群, 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对于国家很有裨益, 因为民间的繁盛也是国家的繁盛。也就是说, 农民协会的壮大对国家发展有更大的好处。

因此, 农民组织起来, 通过农民协会直接与国家对话, 主张国家精神, 上升到宪法, 把国家理念和精神融入宪法当中。农民协会可通过自我治理来使地方政府规模得以消减, 有利于民族融合、消除地方观念、增进对国家的认同。并坚持国家精神, 以中央政策和国家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中国是中央集权国家, 地方虽听令中央, 但时有有令不行或变相执行, 地方政府常借中央政策渠道截留资金, 打着政策旗号乱收费。中国的体制自上而下, 缺乏从下到上的反馈互动, 民间组织的繁荣可以平衡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力。中国政治体制要使人人对应于国家, 主张国家精神, 在民主体制上改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使农民更能直接地反映自己的利益诉求, 而我国农村民主进程则需要在农民结成农民协会的利益主体上进行探索实践, 使农民以宪法精神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当然, 农民组织的发展也应摆脱目前仅仅在经济方面发展的限制。由于农民协会具有综合性, 农民协会的发展是代表占中国总人口80%农民的利益, 对国家发展有利, 因此, 农民协会应反对地方政府扭曲中央政府政策, 增加农民对国家的认同。可以说, 农民协会的发展不是敏感性问题, 而是如何发展的问题。

2.农民协会的政府、市场、社区多元社会构筑视角下的解释

政府、市场、社区是构成社会的三层力量, 它们共同推动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与国家比较起来, 政府是不断变化, 有不同形式, 而国家却是保持长久, 国家精神应该不断升华, 并有历史积淀, 有深厚文化内涵。人们把公共权力以契约形式委托于政府, 政府代表国家利益, 但作为全体人民利益代理人的某一政府也会有自利行为。代理人——委托人理论也可解释国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与难题。从政府的发展过程角度来说, 乔耀章教授认为, [8]政府有国家机构政府和非国家机构政府两种类型, 在社会中结成契约关系的社会团体也有政府作用, 可以被看作一种准政府。由此可以看出政府产生于社区, 是民间组织的转换, 民间组织和政府有着公共治理的共同目的。

政府作为公众的调停人, 提供公共物品。当然, 同时还有非国家机构政府的民间组织来调解。集体行动的不同联盟有的会结成卡特尔, 在政府政策制定上进行游说, 结成利益集团对政府进行施压。为防止利益集团对于其他人的侵害, 政府要出面调停和进行利益平衡, 但如果行政不透明、信息不公开, 政府出于自利性质, 容易倾向与利益集团捆绑一起。市场机制是在自利人基础上可以平衡有无, 整合资金、人力、技术, 使不同资源禀赋地区交换有无, 优化资源。在有民主经验丰富的国家里, 法律有种种防范, 市场机制可以发挥作用, 能起到资源配置优化作用。而民主机制不健全的国家, 信息不对称、权力寻租等因素借助市场机制使不公平得以扩大化, 产生出诸如马太效应的现象, 富者愈富, 贫者愈贫, 交易在无令或有令不行的法律虚空下进行, 弱者被蚕食鲸吞自然厉害。更进一步, 政府与市场的结合形成官商利益共同体, 官商勾结起来形成市场垄断, 破坏交易规则。利益集团参与政府决策的制定, 分散的农民参政成本大于参政收益, 农民不易行动起来, 导致农民对政治冷淡, 不能参与进来。而对利益集团左右政府决策的解决, 布坎南认为, 只有通过建立宪政体系来保证政治参与公平, 通过改进参政技术使农民参与政治的决策。[9]

政府、市场、社区, 从大到小, 后者更重视地方性。市场是一个通过非人格化的价格手段协调追逐利润的人们之间竞争的组织, 社区组织个人关系密切, 相互信任, 而政府则利用强制性力量干预资源配置。[10]从理论上讲, 市场在私有品供给上是有效的, 社区的比较优势是在“地方性”公共品供给上, 受益者局限在本地, 而诸如基础科学研究和司法体系等“普通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则应该由国家承担。在市场不完善的国家与地区, 公共物品无人提供, 就需要发挥社区作用。政府、市场、社区的三种模式究竟采用哪种, 这对于不同国家或一个国家不同地区都有所不同。由于文化和社会传统不同, 有的可能是市场效率相对高一点, 可加强市场作用;有的基于社会资本的社区, 组织能力强一些, 可扩大社区作用;政府作用表现在对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上, 政府保护和界定产权, 提供公众所需的公共物品和服务。

由于政府、市场之外的社区更重视协作精神, 社区中的农民所依赖的是一种社会网络的信任。以农村中的金融为例, 农民缺乏资金, 银行不愿意参与农村中的金融市场。农民大都借助社会网络关系进行融资, 社区里的乡规民约通过舆论制造道德压力。社区是一种经济政治社会大熔炉, 政府指令和市场规则在这里发挥不了作用或根本不起作用, 这就得依靠构筑农民自己的组织——农民协会来促进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农民协会作为一个农村中的民间组织, 具有社区的作用, 它的发展是个逐步过程, 具有很深的信任力量和社会资本在里面, 不能以行政命令或市场机制的模式来套。它是个农民自发创造、自发行动的集合物。农村经济的组织形式需发挥社区作用, 农村社区与农村城镇化是个同步过程, 应待市场机制成熟, 再结合公司制的相关优点逐步发展。以发展的视角, 发达国家中的发展经验在不发达国家地区有所限制, 不发达国家不能照搬照抄。西方国家的市场理论在不发达国家中推行也常常失败, 并带来多种问题, 加剧了不发达国家地区的贫穷。在农村当中发展经济, 推行市场组织下的公司制, 由于农村资金人才制度缺失, 农民组织便空有公司的外壳, 农村的发展被限制于通令通行全国的市场法律条文之外, 农村弱者受制于人, 只能愈是落后。社区性质的农民协会是内公外私的治理结构, [11]不排除内部治理中的舍私为公、无私奉献的现象, 这些都是农民协会自己解决的问题。农民协会内部的公益精神的维护, 成员之间产权的明定是农民协会自己的事情, 其中所有的血缘、地缘关系是农民协会的社会资本, 这种社会资本能促进农民协会的形成, 但血缘、地缘的狭隘性和封闭性也限制了农民协会的发展。未来随着农民协会的发展, 传统的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社会资本需转变为以协会发展远景为中心的社会资本上来。

3.农民协会的日本经验进一步解释

日本“农协”的全称是“日本农业协同组合”, 在日文中的意思是日本农业合作社, 因而它主要是日本农民的经济组织。但日本的农协也是履行诸多综合功能的经济组织, 如当国家的农业政策与农民的利益发生冲突时, 农协就会代表农民的利益, 替农民说话。日本农业协同组合是由中央、都道府和市町村三级农协组成的合作社网络体系, 几乎所有农户都加入农协。农协的宗旨就是为成员提供生产和生活方面的方便和服务, 并组织农协成员之间开展互助。中央和都道府县都是一种联合协作关系, 不具有行政命令权。日本农协是靠其独特的组织原则和经营原则组织发展起来的特殊法人。其原则是自愿加入、民主管理、协作、限制出资配额、促进教育发展和剩余资金分配等, 其最高权力机构是由各基层联合推荐, 并经全体会员选举产出总代表大会。由总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理事会和监事会, 再由理事会选举产生最高领导层。理事会及领导成员接受监事会的监督检查。会员分正式会员和准会员。会员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 准会员不从事农业生产, 但可以融资并通过农协做生意。农协服务范围很广, 无所不包。

日本农协的组织体系离不开日本整个经济体制, 有日本经济组织的相互关联融合特点。以速水佑次郎的研究来说, 日本经济的发展是学习西方, 但不同于西方。日本企业引进西方管理技术并本土化。金融集团与产业集团形成紧密结合, 财阀制度, 相互参股, 在金融支持下工业发展迅速。[10]日本企业在资金、人才、技术上相互关联, 上下游生产要素行业便需相互参股, 互相合作。这种参股形式更是一种相互的合作。如日本各大商社都为综合商社, 资本相互参股, 利益绑结一起, 业务联系紧密, 依托社会关系组成紧密组织。[12]财阀也是如此, 商社和财阀捆绑一起。商社和财阀对外“军国主义”, 对内“军团主义”。二次世界大战便是他们实力展示的证明。但对其他国家的侵略掠夺最终导致了他们自己走向覆灭。当然, 财阀和商社是独特的东方经济模式, 它有东方的文化基础, 而不是脱离自己的根基盲目地学习西方的结果。

日本经济的发展得益于明治维新变革运动, 而民治维新则受中国阳明学派的思想影响。日本公司治理现今还是很受中国先前思想的传扬主张, 唐代的《贞观政要》则是对日本影响深远。中国清末洋务运动开展, 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 以求民富国强。日本比中国先行了一步, 自明治维新开始就学习西方, 国力大增, 走向世界前列, 并已经翻译了大量西方著述。当时, 清政府认为学习日本比学习西方更容易些。郑观应所著《盛世危言》认为, 中国与日本在语言文化有所渊源, 日本与中国国情相通, 通过学习日本而学习西方, 学习日本更是适合当时中国。[13]目前也是如此, 虽然日本土地私有, 但中国与日本都是地少人多、农户规模小经营分散, 中国需要发展综合性农民协会来解决农民公共产品短缺、分散农民难以对接大市场从而难以实现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随着中国土地流转进程的加快, 中国发展综合性农民协会的环境越来越成熟。

三、结论与启示

通过对农民协会发展的制度基础分析, 笔者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 农民协会发展的前提是农民协会不是国家的对抗性组织, 它可以促成农民参与政治, 增进农民对国家的认同, 能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权力平衡, 维护国家宪法精神, 主张中央政府政策, 利于国家创新体制, 利于社会化大生产。

第二, 农民协会能有效促进社区治理, 农民协会更应该具有综合性, 促进农民在生活、生产方面进行合作;农民协会离不开政府支持, 政府提供公共物品, 农民协会自我发展, 通过市场导向, 利益促使, 农村社区更应该让农民协会参与进来进行自我治理。

第三, 日本与中国具有许多相同之处, 农业也具有相似性, 如地少人多、农户规模、经营分散等。中国在加快土地流转前提下, 有必要成立有中国特色的综合性农民协会。通过自下而上的农民协会的自我发展与自上而下的政府引导相互结合, 使农民协会从地方到中央有相应的指导部门。

第四, 农民协会的发展基于中国现状对农民专业技术协会、农产品行业协会、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等农民组织进行整合, 从而构筑农民协会的广泛社会体系。

养生协会规章制度 篇3

关键词：行业协会；制度异化；组织边界；运行空间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7)12-0030-03

行业协会，英文为“Trade 13'tomotlon Association”、“Trade Association”、“Business Asseciafion”等，在不同的国家地区对其有不同的理解和定义。如美国《经济学百科全书》认为：“行业协会是一些为达到共同目标而自愿组织起来的同行或商人的团体”；英国学者斯坦利·海曼认为，行业协会是“独立的经营单位组成、保护和增进全体成员既定利益的非盈利组织”。等等。在我国，对行业协会的定义也缺乏统一的认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的定义，即“行业协会是同行业企事业单位在自愿基础上。为增进共同利益，维护合法权益，依法组织起来的非盈利性、自律性的社会经济团体”。虽然说人们对行业协会的理解多种多样，但就其制度特性而言，主要有非营利性、经济性、非政府性、自愿性和行业自治性等较为明显的组织属性。

一、我国行业协会发展中的制度异化现象

异化出自拉丁文alienation，具有让渡、转让、疏远、差异、分离等之义，在17、18世纪被运用于哲学理论研究。作为哲学的一般性含义，异化是指人通过物质活动或精神活动所创造出来的产品，如商品、宗教、国家和各种意识形态等等，在一定条件下和人的主观愿望相背离，成为与人相对立的异己力量对创造者进行排斥和危害。。后来，异化理论逐渐被运用到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相对于制度而言，所谓制度异化。就是指由于某种原因造成的制度的实际运行与制度设计初衷或制度本质相背离或对抗。虽然说目前我国行业协会发展迅速，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行业协会的发展也伴随着一系列不翻谐的声音，如行业协会的“二政府”现象、行业协会的社会公信力较差、行业自律性较弱等，使得我国行业协会面临组织失灵的危机。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一个根本原因在于我国行业协会的制度建设滞后。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发生制度异化，与行业协会的本质特征相背离。

1.行业协会行政色彩浓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业协会的生长途径大体有体制外和体制内两种：体制外的由民营企业自发形成，以期通过行业协会的自律管理和自我服务，求得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体制内的由政府行业主管部门改制而成，在政府的授权或委托下，承担部分行业管理职能。一方面，就体制内生成而言。这些由政府行政部门改革而来的行业协会，其组织、管理仍然照搬了原来的政府模式。甚至其领导人绝大多数就是原来的部长、局长，它们与政府之间依然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政府把行业协会看成是政府的附属单位或下属单位。就是行业协会本身也觉得离不开政府，没有主管部门就觉的无所适从。实质上。这些行业协会就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二政府”。另一方面。从体制外而言，随着我国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一些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如温州等地由民营企业自发形成了许多地区性的行业协会，很多学者认为这是一种“真正的民间商会”，官办色彩很淡。但是，由于目前我国对行业组织管理的“双重管理体制”、“一业一会”等制度，这些“自下而上”成立的行业协会很难在民政部门登记，即便已经登记取得法人地位的行业协会和商会也是经过重重手续，付出很大代价才得以登记的，因而其成功组建主要看官方的态度。没有政府的介入和推动，这种自发性的自我组织的“民间团体”是很难获得合法的权力来源的，因而这种行政许可之下的行业协会不仅自主性受到很大的约束，而且必然带有典型的政府主导的倾向，无法真正实现行业的自律和自治。

2.组织目标的营利化倾向

从行业协会的职能可以看出，它不可能像政府那样以国家强制力通过税收等形式获取必要的资源，因而目前我国大多数行业协会面临经费紧张的困境，许多行业协会被形象地称为“三无”组织，即“无编制、无经费、无场地”。即便是体制内形成的行业协会。由于国家的投人有限。也面临经费不足的难题。在这种情况下。与其坐在原地“等、靠、要”，不如主动出击、拓宽筹资途径。国家法律条文也在一定程度上允许非营利组织建立营利性“给养”组织或对社会服务收取费用。因此，许多行业协会并不是把主管单位的拨款和向会员收取各种费用作为惟一的经济来源，而是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各种营利活动。行业协会在创收方面虽然体现了它自主性的一面，但以商业活动赢利可能使非营利组织将注意力和兴趣点放在营利活动上，在国家法律没有强制规定所有非营利组织的这部分利润要全部上交的情况下。仅有“利润不得在组织成员间分配”的原则性规定还不足以抵挡市场的诱惑，行业协会这种非营利组织就有异化为营利组织的可能，最终把追逐利润确定为组织的目标。实际上，行业协会作为一种经济治理机制。一旦异化为营利性组织，偏离公共服务价值取向，其片面地以功利主义为取向的信念、行为给消费者、社会、生态带来了负效应。

3.行业自治和自律机制缺失

行业协会作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桥梁，一个重要的职能就是行业的自治与自律。但是，由于我国行业协会本身功能不健全，专业人才缺乏，使得其在行业规划、行业自律、行业标准制定、行业争端协调和涉外案件调查与公诉等方面工作很不到位。无法满足企业的现实要求。如我国企业目前经常面对的反倾销指控。很少听到代表企业的行业协会的强有力声音，导致我国企业在反倾销指控中应诉不力。根据有关数据显示，我国出口企业被诉倾销案件胜诉极少，近10年来，败诉率高达62.5％，致使大量国际市场份额丧失。正是由于行业协会服务职能的缺失，使得行业协会无法在企业中树立威信，应有职能得不到充分发挥，特别是在行业管理、行业自律和价格协调中的作用不大，约束力不强，导致行业内恶性竞争严重，不利于本行业的健康发展。

4.行业协会社会合法性的普遍缺失

作为一种合作机制，一个行业协会社会合法性的取得主要在于它可以增进企业的共同利益。只要某一个行业或职业的从业者在竞争中存在着共同利益，对调整其自身行为的规则能够达成共识，而且相信合作行动能够带来自身的发展和经济效益。那么自愿组建的行业协会既具备了最基本的合法性，也具有最本质的生命力和最强烈的发展动力。问题在于我国的行业协会是在向市场

经济转轨时建立的，行业协会大都延伸了部分政府的管理职能。且大多数行业协会的领导由政府主管部门任命，行业协会在生存发展上依赖于政府而非企业，从而更多地关心其对政府意图的贯彻。由于行业协会必须为政府负责，这就必然会忽略行业内各企业的利益，不能很好地发挥其信急、协调以及服务的功能，为企业提供服务的作用会被淡化，对企业的各种呼声不愿意或是难以向包括政府在内的有关部门或机构反映，久之也就必然难以得到企业的认同。另外，由于我国行业协会原来的成员主要是大型国企，行业协会的一个很重要的职能就是协助国企改制及进行管理，服务的重心不是全行业的所有企业，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的蓬勃发展和中小企业加入行业协会，忽略中小企业的地位和影响，只让中小企业做陪衬显然是不合适的，难以获得广大中小企业的认同。这就导致我国行业协会的覆盖面过小，社会基础较差，即使是行业协会发展较好的浙江温州，太部分行业协会的会员覆盖率也仅在20－60％之间，这与发达国家行业协会80-90％的覆盖率有较大差距。因此，即使我国行业协会拥有政治合法性和法律合法性，但如果行业协会的社会合法性不断弱化的话，在其失去经济属性后。面临的就将是生存危机。

二、行业协会运行空间的理论分析

1.行业协会提供的产品类型

从理论上讲，社会产品可以分为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从行业协会的性质和职能可以看出，它既不同于纯粹的市场组织，又不同于纯粹的非市场组织，具有市场组织与非市场组织的双重特征。这就决定了行业协会的产品供给既包括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俱乐部产品)也包括私人产品。

一是私人产品——针对性培训、个别信息等。行监协会在对会员或会员企业员工进行劳动技能培训的过程中。边际成本不完全是零或相当情况下大于零。消费上具有一定程度的竞争性，而且主要是这种功能的发挥过程中受益范围有限，受益对象明确，绝对可排他，所以在供给过程中往往没有“免费”午餐，包括一些针对性很强的技术或市场信息，也是付费才享用的产品。目前的众多行业协会在这种产品的供给中很有积极性，因为不存在“搭便车”，所以可以通过收费经营来实现一定的盈利。

二是准公共产品。即俱乐部产品——组织展销展览会、国内外经济交流和合作、行业信息、办刊咨询。协调维权等。行业协会在提供这类产品的过程中。一般来说主要是会员享用，对于非会员具有其他性。该类准公共产品的供给是通过集体正式维织而实现了供给规模效应。降低了生产和交易成本。这种产品的存在正是对潜在会员的最大吸引力，所以成熟的行业协会都比较注重该类产品的供给，来扩大实力，赢得会员的信经。

三是行业性公共产品——行业规划、行业管理、政策游说、发展行业和社会公益事业、行业统计和信息公开等。行业协会作为一种重要的市场治理机制，提供公共产品的供给是其核心功能之一，以此来保障整个行业的健康规范发展。但是，该类集体物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决定了最容易出现供给不足，奥尔森的“数量悖论”就是很好的例证。

2.影响行业协会组织边界的因素

一是行业协会规模。一般而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行业协会的规模越大，会员企业越多，那么，行业协会可支配的资源(如会费收入)就越多，商会提供的产品总量也越多。特别是行业性公共产品的供给。随着行业协会规模的不断扩大，加入行业协会企业数量的增多，其控制的资源越来越大，社会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再加上各类会员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大规模的行业协会会更加关注公共产品的供给，因而公共产品的供给数量也将随之增加。我国行业协会一般规模偏小，因而其社会影响力还相对有限，限制了其产品的供给。

二是会员企业趋同度。会员企业趋同度(即同质性)也会影响行业协会提供产品的数量和结构。一般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会员趋同度与行业协会提供的产品总量呈同方向变化，因为会员趋同度越高。表明协会会员共性越大，共同利益越多。从而会员企业之间在达成合作协议时决策成本更低，且不会轻易违背协议，因而协会更容易协调会员的集体行动。把更多的资源用于提供产品方面；而会员趋同度越低，表明协会会员共性越小，共同利益越少。协会就越难组织集体行动提供对全部会员都有利且仅对本会会员有利的产品，且由于异质集体比同质集体的决策成本要大得多，因而行业协会也就只有较少的资源投入到提供产品方面来。一般来说。行业协会会员趋同度主要取决于会员企业的规模、地域分布、行业属性、产权性质等四个方面。一般情况下。这四个衡量指标越相近则会员共性越大，共同利益越多，在达成合作协议时更少讨价还价，协会更容易协调会员的集体行动，也就能更好的提供俱乐部产品和公共产品。就我国而言，由于行业协会会员企业在规模、地域分布、产权性质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导致协会会员趋同度较低。从而影响到俱乐部产品和公共产品的供给，而这些产品的供给不足，使得行业协会对未人会企业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即使是已人会企业也有不少主动退出，使得行业协会规模越来越小。这又将进一步限制其产品的供给，导致行业协会陷入一种发展的恶性循环。

三是政府职能定位。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行业协会相对政府部门是一种制度互补品，能满足企业对不同制度安排的偏好，以节约企业与政府部门、企业与市场的交易费用。从这个角度讲，行业协会是一种组织替代另一种组织(政府)的制度安排。因此，行业协会与政府之间存在一种职能的转换，主要包括行业性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俱乐部产品)由谁供给、供给多少的问题。从世界各国的实践来看，政府与行业协会的这种组织边界划分主要取决于市场经济的发达程度。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一般都是“大市场、小政府”，行业协会提供的公共产品较多，在市场经济相对落后和不完善的国家，比如经济转型时期的我国，政府掌控了众多职能和资源，协会无法承接行业管理和自治的职能。因而行业协会提供的公共产品相对较少。

四是法律制度。从发达国家发展行业协会的经验可以看出，法律制度对行业协会的组织边界即职能定位至关重要。一方面，通过立法，可以明确行业协会的法律地位，确保行业协会的相对独立性，以保障行业协会的正常运行。另一方面，通过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可以规范行业协会的行为。使其不错位、不越位。我国在这方面的建设还存在很大的缺陷，比如法律建设滞后，没有专门的法律来明确、规范行业协会的发展，使得我国行业协会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缺位、错位、越位，有些行业协会甚至只是虚有其表，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三、简要的对策建议

从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行业协会作为一种政府与企业、企业与市场的中介组织，对一国经济发展起着相对重要的作用。因此。应该针对我国行业协会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大力发展我国的行业协会，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1.完善立法，加快行业协会方面的立法建设

目前，我国相关行业协会已经出台了《行业协会法(草案)》，但还未进入正常的立法程序，国家应该加快这方面的建设进程，以明确行业协会的法律地位，从法律上保障行业协会的正常运行。

2.加快政府职能的转换

要根据我国各地区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选择行业协会的发展模式。对于市场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可以适当加快政府职能转换的步伐，引导协会本身通过健全内部组织体系，引入市场机制，提高服务质量，增强对企业的吸引力，不断促进承接行政职能转移的时机加快成熟，从而逐步建立政府与行业协会之间新型关系，真正达到市场经济体系下借助行业协会实现对_企业调控体系；对于市场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行业协会组织还刚刚起步，基础薄弱，只靠自身力量一时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组建初期尤其需要当地党政部门的关心支持，特别在参与经济活动中需要政府及有关部门给予引导、支持和帮助，采用由政府引导为主的“官办＋引导”型关系，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成熟，逐步向体制外关系靠拢，形成完全由市场组织和个人自发组织起来的行业协会。

3.加强对行业协会的管理

要规范行业协会的行为，使其既不错位、不越位，又能在组织空间内合理运行，从而增强对企业的吸引力，不断扩大自身规模，这又将进一步增加行业协会的运行空间，使行业协会步入发展的良性循环。

养生协会规章制度 篇4

休宁县中医养生协会的成立背景及初衷 随着人们饮食结构的改变和社会工作节奏的加快，疾病谱在变化，亚健康人群在扩大；人们需要健康、需要养生，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在关注、重视、研究养生，同时越来越多的媒体在传播养生知识，越来越多的养生相关产业兴起。“养生时代”已然到来。

但现在社会上各种养生概念频出，养生理念良莠不齐，而非专业人士对其很难识别真伪，容易被误导。如何让养生科普科学有序以及让公众正确养生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了引导群众采用正确方式保健养生，避免被错误观念左右，对健康产生危害。政府、专家、企业、媒体、百姓都应做出相应努力。首先要加强养生行业自律，包括养生专家的自律、媒体宣传者的自律、养生相关企业的自律，只宣传科学发展到今天被完全认可的养生知识，而非一家之言，积极引导养生行业健康发展；其次要普及全民科学养生知识，引导居民理性消费。面对养生需求，加强养生引导，在关心全民健康素质发展的政府领导支持下，休宁县中医养生协会汇粹养生行业多方面的专家教授、有识之士，特别是省内外各大医院、教育机构等的医疗、营养、中医药、心理、运动、药膳、营养厨师等方面的专家、媒体科普宣传工作者及经营养生相关产业的成功人士，整合养生行业的资源和力量，建立一个为传播科学养生知识、指导养生活动的专家学者、媒体工作者、经营相关养生产业者相互沟通交流自律的平台。同时它将加强学术交流，推动养生科学的发展，力争突破单一的中医养生理念，把营养、运动、心理、中医药等科学养生理念有机整合在一起，形成统一的体系；将西医与中医保健养生理念有机融合，为公众提供权威的、科学的、准确的科学养生知识。为构建和谐型社会、健康型社会和长寿型社会做出积极贡献。

协会规章制度 篇5

一、总则

（一）本社团的性质为：全校学生社团，非营利性机构

（二）遵守国家 宪法、法律和学校各项规章制度，服从校团

委的管理并受其监督。

（三）凡承认本章程且对体育舞蹈有兴趣者，在每学年初招新

时均可申请加入体育舞蹈协会，会员入会须填写体育舞蹈协

会登记表并缴纳会费5元。

（四）本章程自体育舞蹈家协会成立之日期起实施。

二、宗旨

传播体育舞蹈文化，传授体育舞蹈技能，丰富我院的校园文娱活动。锻炼同学们的兴趣爱好与特长、陶冶情操、锻炼身心培养气质。

三、会员的权利和义务

（一）权利

会员有权参加协会组织的各项活动。有权随时了解协会的动向、监督协会的活动情况。有权随时提出与协会有关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体育舞蹈培训的权利。有被评选为学期优秀会员的权利。会员有退会自由。

（二）义务

自觉遵守协会章程，服从组织工作安排。积极、热情、高效地参加协会活动，认真对待舞蹈培训，不得迟到和早退，请假严格遵守请假制度。会员之间建立团结、友爱、互助良好关系。

四、机构的设置及职权

（一）管理机构的设置及职权

1、设会长一名，负责各部门工作的领导、协调、组织、制定

协会的工作计划，有权召开全体会员大会处理相关事宜；对外代表协会。

2、副会长：负责日常公共事务的管理，协助会长开展各项工

作，会长不在时负责起会长责任。

3、财务部：负责协会各项开支、收入等财务工作，并做明确

记录，在每学期的工作总结中汇报给会长。

4、宣传部：负责海报、传单的编辑制作、协会活动时信息的收集（如拍照）工作及协会的宣传工作。

5、外联部：负责联系各兄弟社团之间的活动，主持大型会议

以及拉赞助。

6、各部部长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并辅助两位会长做好协会各

项工作。各部长负责本部门具体工作的落实。

五、章程修改协会章程不当或不尽之处，日后由会员大会讨论通

过后修改。协会章程与校团委章程出现矛盾之处，以校团委章程为准。

协会规章制度 篇6

一、经费来源：

(一)会员缴纳的会费

(二)社会(主要是企业公司)赞助

(三)学校资助

(四)其他合法收入

二、经费使用

(一)本协会举办活动的费用

(二)本协会日常管理所需费用

(三)其他正当合理的开支

三、财务审批

本协会的财务使用实行严格的管理、分层逐级审批制

(一)各部门财务报销，必须持有相关的合法的正规国家统一发票，特殊情况应向理事会(董事长)通报后根据收据报账。发票和收据必须有经手人的签字，并注明相关时间、地点及使用事项。

(二)各部门经费使用必须首先经过部门负责人审批，报账时需负责人签字核实，最终上报理事会(董事长)，经财务处报销。

(三)超过预算的经费报销，需事先向本部门负责人汇报，然后上报至理事会(董事长)。理事会审议后再经财务处核实报账。

四、财务(产)管理

(一)本协会财务使用需严格遵守相关的管理制度并有理事会及全体成员给予监督，做到经费使用合理，真实，透明;管理和监督要求严格执相关财务条列，按章办事。

(二)协会经费开支定期以公开形式向会员报告，并上报社联，再由社联向校团委老师汇报。

(三)所有部门在报账时，除出示相关发票及收据外，还需另附一分详细的经费使用明细表报财务处，接受理事会的.监督核实。

(四)协会换届时，协会财务有本届财务负责人移交给新一届财务负责人，并出具年度财务清单。同时需在换届大会上做本届的财务汇报，向广大的会员说明协会财务使用状况。

(五)协会所有财产为协会集体公共所遇，任何人不的随意占有或挪用，一经发现将予以严惩。

(六)经费使用要从实际出发，讲求实效，力求节俭。并定期公布经费使用情况。

五、财务处职责：

(一)本协会财务以董事长为主的理事会处理相关事宜。

(二)财务处需严格把关各级部门的经费使用，严格控制经费使用范围，掌握开支情况，并及时的做出合理调整和调度。

(三)财务处需严格的审查各级部门的财务报告，真实无误的登记财务使用情况，并记录在册、存档。

养生协会规章制度 篇7

1 巴马国际旅游区多元民族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现状分析

原生态民族文化是巴马国际旅游区的优势资源。旅游区是壮族、瑶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 这里是壮族始祖布洛陀文化的发祥地, 是世界长寿养生资源富集区、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国家级铜鼓文化生态保护区。建筑文化有壮族、瑶族的干栏式民居, 多彩的民族服饰和独特的饮食风俗、壮族的蚂拐节、壮瑶歌舞等民族演艺、“三月三”歌节和瑶族的祝著节等代表性民族节日都是本地区少数民族的重要表征符号。壮族、瑶族的挑花、刺绣、绣球、蜡染等民族手工艺品的制作技艺为高端文化旅游纪念品的设计和品牌推广提供了技术保障。总的来说, 巴马国际旅游区在民族文化与旅游融合方面, 处于较为初期的发展阶段, 民族文化的优势资源没有得到充分挖掘。

目前巴马国际旅游区的主要问题在于专项规划缺失, 导致多元民族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缺少纲领和发展目标。为推动巴马国际旅游区健康有序地发展, 当地政府成立了管委会, 但管委会在旅游区发展的决策和监管中处于弱势, 在行业管理上与各县旅游局关系无法理顺, 在与文化、住建、发改等部门的协调上, 也存在诸多障碍, 在推动巴马国际旅游区多元民族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中的作用无法得到充分发挥。虽然巴马国际旅游区管委会组织编写了相关文化保护的规划, 但在与旅游的融合方面, 十分欠缺, 不具有指导性。旅游产品方面, 民族文化旅游产品体系尚未形成, 产品以观光旅游为主, 体验性民族文化旅游产品缺乏特色, 还停留在“上刀山、下火海”的初级状态, 不能满足日益多元化、个性化的旅游者需求, 旅游产品设计也没有将原真性的壮瑶等多元民族文化特质和文化理念展示出来。从旅游产业链来看, 食住行游购娱、商养学闲情奇等各链条上的旅游企业联动性不强, 没有形成“一条龙”服务, 旅游供给效率有待提高。在旅游宣传推广上, 重点凸显长寿文化的同时, 也应强调多元民族文化特色, 特别要改善互联网媒体旅游信息不全、不准的现象。最后, 与民族文化旅游发展相关的配套设施难以满足旅游者需求, 如交通基础设施和公共交通服务设施, 到达旅游景区的“最后一公里”问题解决不了, 影响景区经济效益。

2 巴马国际旅游区多元民族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提升策略

2.1 注重多元民族文化的原真性保护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和商业化对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冲击, 年轻一代被外面的精彩世界所吸引, 很少有人愿意传承传统的手工技艺, 民间手工艺例如挑花、刺绣等壮瑶民族手工技艺面临失传的危机。为了保护多元民族文化, 应做到以下几点:第一, 应根据当前形势, 引入市场机制, 对巴马国际旅游区内少数民族文化进行整理、收集, 辅以适当的宣传, 让民族内部重视本民族、本地域文化传承;第二, 吸收影响力较好的传承人, 开展技艺培训, 使这些文化能够稳固地传承下去;第三, 建立品牌, 使本土文化、民族文化的产品走出去。

2.2 建立保护、发展民族文化活的“文化生态环境”

在巴马国际旅游区组织开展恢复活络民族民俗文化的活动, 让各少数民族、“候鸟人”、旅游者、旅游企业等各旅游利益相关者重视多元民族文化的保护。政府应建立壮族、瑶族等多元少数民族保护试验区, 对优秀的民族文化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保护, 既要保护物质文化遗产如民居建筑等, 又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如传统礼仪、节庆、戏曲、舞蹈等。此外, 通过举办民族文化摄影大赛, 让生活、旅居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寻找美、发现美, 共同创造一个“保护美”的、活的“文化生态环境”。

2.3 重视民族文化的再造与创新

巴马国际旅游区的独特品牌是长寿文化, 巴马县世居的百岁以上长寿老人70%以上是少数民族, 这说明长寿文化是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长寿文化也就成为巴马国际旅游区多元民族文化再造与创新的出发点。以长寿为核心开发养生旅游及养生旅游商品, 既能丰富旅游产品体系, 又能宣传少数民族养生文化和风俗习惯, 让更多的旅游者了解巴马一带的“补粮”习俗, 将“长寿文化”进一步内化为地域民族文化。

2.4 创新开发民族文化旅游商品

将能够表征多元少数民族文化的图腾文化元素、建筑装饰文化元素以及藤编、绣球、铜鼓、刺绣等工艺文化元素融入到民族文化旅游商品中[1], 大力发展特色手工艺品、旅游工艺品、旅游文化用品;整合民族民俗资源和桑蚕资源, 创新开发民族绣品、民族服饰, 作为高端定制旅游商品。依托丰富的农产品资源, 积极发展以食品、食材为主的深加工, 开发长寿养生食品, 利用“巴马”的长寿名号, 推出“巴马伴手礼”, 并培育和提升一批大型商贸服务企业和老字号品牌, 鼓励在线推广销售, 通过便利的现代物流体系, 可将市场延伸至旅游客源地, 真正发挥旅游对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

2.5 发展民族村寨社区参与旅游

舞台化的民族演艺, 容易产生学者们担心的文化失真现象, 为了保护多元民族文化的原真性, 应开发带有社区参与性质的民族村寨游产品。开发民族文化主题民宿, 让游客住在村寨之中, 真正贴近民宿主人的生活, 体验民族重大节日和活动。发展民族村寨旅游, 要避免同质化经营带来的恶性竞争现象, 成立合作社, 采取规模化经营, 社区居民可以资金、土地、人力资源入股的形式参与进来。

2.6 开展修学旅游传承传播优秀民族文化技艺

历经岁月的磨砺, 巴马国际旅游区内留存了壮医药、绣球、蜡染、刺绣、挑花、木雕、民族餐饮、民族服饰等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和技艺, 为了使这些民族文化遗产得到传承、弘扬, 开展修学旅游, 在一定程度上能打破这些优秀文化传播的地域限制, 既传承、弘扬了传统民族文化, 又达到了文化、旅游相互融合、相互发展的良好效果。通过发展民族技艺修学旅游, 可以培养新的技艺传人, 为民族技艺的创新注入新鲜活力, 进一步推动传统手工技艺的繁荣与壮大。

2.7 形成复合型民族文化旅游产品体系

深入挖掘巴马国际旅游区多元民族文化资源, 在旅游业发展中加入民族文化元素, 与民族节庆和重大节日、民族演艺等结合起来, 发展节事旅游、演艺旅游, 增强国际旅游区的整体吸引力。民族节庆都是在特定的时间举办, 其吸引力具有季节性, 一旦形成一种演艺模式便失去了节庆文化的原真性, 不利于民族文化本身的延续。在这种情况下, 当地具有地域特色的集市文化可作为一种有效补充, 集市是利用短期时间差来换取市场的一种方式, 发展集市旅游, 不仅可以向游客展示本地特有的饮食、特产, 还能增加游客停留时间, 让游客更深入地认识巴马。

3 巴马国际旅游区多元民族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制度创新

3.1 建立与融合发展相适应的管理体制与管理制度

首先要解决少数民族文化产权“所有者缺位”的状态[2], 巴马国际旅游区管委会可作为推动多元民族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主体机构, 为民族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和公共服务, 推动建立各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开发的管理模式, 对民族文化产权进行合理安排。进一步明确民族文化旅游开发中的统一管理权问题, 在管委会设立“兼职委员”, 由文化、文物、发改、住建、国土、林业、宗教等部门分管领导兼任, 建立部门联席会议制度, 协调民族文化旅游开发中的问题, 破解过去因条块分割管理模式带来不成规模现象, 统一解决民族文化旅游发展中的文化传承保护及其旅游开发、旅游公共服务等问题。鼓励相关政府部门、行业协会、旅游或文化企业、文化技艺传承人、当地居民、旅游者等利益相关者参与到民族文化学习、保护和旅游开发中, 并且保障各个主体的切身利益, 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产权主体, 如传承人和当地居民, 要保证他们在旅游开发中获得稳定、对等的收益, 这样才能使民族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具有可持续性。

3.2 真正发挥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

政府的主要作用是发挥公共服务职能, 从过去的“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型。政府不直接参与到多元民族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市场运作中, 而是对其提供政策支持和行政指导, 对旅游企业经营进行行政监督和管理, 保障旅游企业经营权的独立性。但是, 由于政府的态度和政策导向对巴马国际旅游区域多元民族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中的重要性, 有学者呼吁政府应具有企业家精神, 以便更好地发挥创新能力、判断能力、寻求机会、承担风险和协调的作用, 具备更好的战略决策能力, 制定和实施最有效的保护策略[3]。需要强调的是, 培养政府的企业家精神并非让政府承担市场主体的角色, 其题中要义是让政府站在企业和市场的角度, 真正服务于旅游企业和旅游市场。从政府的角度讲, 在制定巴马国际旅游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时, 应充分考虑民族文化与旅游业融合发展需求, 在发展方向、发展目标和发展思路上, 都要牢牢把握本地多元民族特色、文脉地脉, 为两者融合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和人才支撑。

3.3 促进多元民族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保障体系

大力扶持保护民族文化发展与传承, 注重基地和队伍建设, 鼓励组建各类民族歌谣、舞蹈及其他曲艺表演队伍;与当地高校联手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习所, 研习所可作为修学旅游的依托, 培养传承人并举办遗产展演;重视平台建设, 设立多元民族文化保护发展基金, 为保护、挖掘、整理、传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工作提供资金支持。注重民族特色村寨如巴根瑶寨等整体环境的优化, 强化民族文化旅游各利益相关者在民族文化保护方面的社会责任, 特别是旅游者的保护意识和行为对旅游目的地影响很大[3], 旅游企业不仅要培训从业人员的旅游资源保护意识, 还要加强对游客的教育, 旅游者作为向外传播的主体, 他们的正确认识和行为有助于对旅游地民族文化广泛传播。有针对性地出台民族文化旅游发展的支持性政策, 大力引进和培养创新性人才, 制定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鼓励各类市场主体通过承包、特许经营、股份制等各种形式的合作进入民族文化旅游事业, 并实施优惠的财税政策, 根据公平、效率相结合的原则, 建立互利互惠的收益分配机制, 保障少数民族居民的根本权益;中央和地方预算内资金对民族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类项目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优先配套如民族村寨旅游、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旅游工艺美术产品的设计制作等。

参考文献

[1]李丰延, 耿葵花, 杨永福.广西民族文化特色和民族旅游商品开发[J].桂林航天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1 (03) .

[2]范莉娜.对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产权制度中所有者缺位现象的探讨[J].旅游论坛, 2009 (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