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精神的基本内涵(精选7篇)
泰山精神是以泰山为载体的山岳文化精神,它是在悠久的文化积淀中形成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其基本内涵可概括为六个方面。
积极向上的攀登精神
“直上危巅休怯险,登天毕竟要雄才。”泰山高大雄伟,七千级盘道逶迤通达岱顶。从红门至岱顶,有多处以“登”为题的刻石,如“登高必自”、“勇登仙境”、“从善如登”、“若登天然”、“努力登高”和“共登青云梯”等。十八盘是登山盘道中最险峻最难登的一段,同时也是天门咫尺、希望就在眼前的一段,因此,在南天门下刻有“努力登高”以示鼓励。虽然千辛万苦,如果登上南天门,到达玉皇顶,给人的感觉则是“万里清风来”、“一览众山小”、“登高壮观天间”和“山为绝顶我为峰”。
朝气蓬勃的旭日精神
向往光明是全人类的共同期盼,追求光明在泰山文化中有着生动具体的体现。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泰山位于神州大陆的东方,主春、主青、主生、主震,为光明之源。泰山地区出土的大汶口文化陶器上有太阳纹图案,大汶口——— 龙山文化为少昊文化,少昊之“昊”字从日从天,其居民以鸟为图腾,而这个鸟是与太阳一体的三足乌(三足鸟)。民间信仰的泰山两大主神是东岳大帝和碧霞元君,东岳大帝原为“金虹氏”,“金虹”、“碧霞”都含有阳光之意。旭日东升是岱顶的一大自然奇观,“曙色俄开万里长”,表现了一种朝气蓬勃的精神。
海天之怀的包容精神
泰山处在长江中下游平原和华北大平原的中心地带,上古时期称之为“中央之山”。汉代御诏“五岳制”,泰山居五岳“宗长”。泰山为历代帝王封禅告祭之所,人民大众顶礼膜拜之地。但泰山融自然、文化于一体,“天人合一”,“和而不同”,有着博大的“海天之怀”,古人所谓“泰山不让土石,故能成其大”是也。民国年间邱山宁的《泰山颂》诗刻对此作了精辟的概括:“泰山何其雄,万象都包容。泰山何其大,万物都归纳。泰山何其严,万有都包含。一切宇宙事,皆作如是观”。重如泰山的奉献精神
司马迁曾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毛泽东主席在其著名的《为人民服务》一文中作了更为深刻的阐释:“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翻开泰山儿女的革命斗争史,都具有反抗黑暗统治的革命性质。爱国将军冯玉祥两次寓居泰山,积蓄力量,积极抗日。“平民生,平民活,不讲美,不讲阔。只求为民,只求为国,奋斗不懈,守诚守拙。此志不移,誓死抗倭。尽心尽力,我写我说。咬紧牙关,我便是我。努力努力,一点不错。”冯玉祥将军这首取名《我》的“丘八诗”以及“救民安有息肩日,革命方为绝顶人”等泰山题刻,充分体现了他爱国忧民的大志。和平建设时期,为人民利益而鞠躬尽瘁者则也不乏其人。
傲视风雪的松柏精神
古人所谓“泰山多松亦多石耳”,“松石为骨”是泰山的一大特点。“松柏为百木长”,泰山松
柏有着傲视风雪的倔犟性格,“汉柏凌寒”是泰安八大景之一,“烈风吹起孤高韵,犹作峰头梁父吟”。“处士松”卓然不群,不辱名节,明人刘宗岱在其《处士松跋》中对其名节大加赞扬:“独处士松依然无恙,岂物之荣枯有数欤?抑养素者终吉,怙宠者多败,固物之自取然欤?”现代京剧《沙家浜》中新四军官兵那段气壮山河的集体唱词更是道出了泰山松柏的人文内涵:“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八千里风暴吹不动,九千个雷鸣也难轰!”
顶天立地的担当精神
在中华文化典籍中,我们常见“稳如泰山”、“泰山北斗”、“泰山压顶不弯腰”等等。特别是“泰山石敢当”,意即泰山石有灵气,可抵挡一切,是中国古代避邪厌殃类大山和灵石崇拜的遗俗。关于“石敢当”的最早文献记载见之于西汉史游的《急就章》,而唐大历五年(770年)刻勒的《石敢当碑铭》全面而深刻地阐述了石敢当的精神内涵:“石敢当,镇百鬼,厌灾殃,官吏福,百姓康,风教盛,礼乐昌。”在长久的流传中,泰山石敢当在人们心目中成了正义的化身,誉为泰山平安文化的传播大使。2006年6月,“泰山石敢当习俗”被国务院公布为我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2009年举办的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吉祥物———“泰山童子”,也是从泰山石敢当幻化而来。
“创新争先”由“创新”和“争先”两个词语组成。创新是个舶来词, 争先源于中国汉语。
“创新”一词起源于拉丁语, 英文单词是Innovation。它原意有三层含义:第一, 更新;第二, 创造新的东西;第三, 改变。它既是一个很古老的词汇, 又是一个被提及率很高的词汇。创新最初是一个西方经济学概念。“所谓创新, 就是建立一种新的函数, 也就是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组合引入生产系统。”后来, 这一概念被彼得德鲁克引入到管理学领域。他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中提出, “创新是一个过程, 是一项组织、有系统且富有理性的工作;创新是企业家展现其创业精神的特定工具, 是赋予资源一种新的能力使之成为创造财富的活动, 创新本身就创造了资源。”此外, 还有从技术创新、思维创新等视角来定义创新概念。国内学者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以“一种推陈出新、追求创意的鲜明意识;一种积极改变自己及改变环境的应变能力”为代表的意识能力论。二是以“主体为了生存和发展, 在处理和客体的关系中弃旧图新、破旧立新的独创性活动”为代表的行为论。三是以“人的存在方式”、“反映了人们对社会发展的某种本质性把握”为代表的精神论。总之, “创新”不仅是一种不可缺少的行为和能力, 更是一种精神存在。
“争先”一词的意思是争着赶在前头, 要坚持, 不落后, 一种积极的表现。从词源来看, “争先”有两层含义:一是犹抢前。《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晋楚争先。”杜预注:“争先歃血。”唐孟浩然《送陈七赴西军》诗:“一闻边烽动, 万里忽争先。”金元好问《赠答郝经伯常》诗:“文阵自怜吾已老, 名场谁与子争先。”《东周列国志》第一回:“号令一出, 人人贾勇, 个个争先。进退周旋, 御车者出尽驰驱之巧;左右前后, 弯弧者夸尽纵送之能。”二是围棋术语:抢先手。在现代汉语中, “争先”一词一般以“争先恐后”的成语出现, 意思是争着向前, 唯恐落后, 与“争先”一词意思基本相同。“争先”主要形容动作, 也可形容人或物。总之, “争先”不仅一种不可多得的积极行为, 更是一种良好的精神状态。
“创新争先”一词由“创新”和“争先”组合而成, 意思也由这两个词汇的意思融合而成。“创新争先”精神既是广西人民勇于开创、锐意进取的不竭动力, 也是广西发展进步的奋斗目标和坚定方向, 它体现了广西人民坚定创新超越的信念和争创一流、敢于领先的责任、勇气与担当。“创新”是“争先”的手段, “争先”是“创新”的目标, 只有创新才能具有后发优势, 实现争先;“创新”是“争先”的条件, “争先”是“创新”的结果, 只有创新才能赶超、争先。“创新争先”是广西精神的重要特点, 既是广西人在改革发展中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善于创造、勇于突破的生动写照, 又是广西人民不甘落后、不怨天尤人、不因循守旧、勇于赶超的精神面貌的真实反映。“创新争先”是“改革创新、开拓进取、创先争优”时代精神的广西化, 是实现“富民强桂”新跨越的精神动力。“创新争先”体现了广西精神的时代特征。“创新争先”的广西精神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广西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它是“改革创新”核心价值观的地域化和具体化, 集中体现了广西人民务实与开拓的有机统一。当前, 广西的国民生产总值位居全国中下游水平, 远远落后与其他发达地区。广西人民正视这一差距, 不气馁, 始终保持不断创新、奋勇争先的精神状态, 实现新时期“富民强桂”新跨越。
二、“创新争先”广西精神的历史底蕴
“创先争新”精神是广西人文与历史的结晶, 也是当今时代精神的具体表现, 更是广西人民在开创历史的伟大实践征程中炼就而成的精神品质。对于一个民族而言, 首要的任务是生存。广西地处岭南, 自然条件恶劣, 历史上一直被视为蛮夷之地, 历代王朝极少眷顾。边缘的地理位置、恶劣的地理条件, 上苍赋予广西艰苦的农耕条件, 历史上大小不断的边防战事, 使广西人民长期处于困窘的生活之中。恶劣的生存条件, 困窘的生活环境, 淬炼出自强不息的生存能力, 孕育了“创新争先”的“广西精神”。
“创新争先”源于广西悠久的开拓争先、勇创第一的历史。
秦汉以前合浦古人首拓“海上丝绸之路”。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自合浦、徐闻南入海, 得大州, 东西南北千里, 武帝六年略以为儋耳、珠崖郡”、“自日南障塞, 徐闻, 合浦船行五月, 有都元国…自黄支国行船约八个月, 到皮宗;再行船约二月, 到日南象林交界。黄支国南面, 有程不国”。清朝嘉庆十一年, 柳州人杨廷理首拓台湾噶玛兰。在开发噶玛兰过程中, 他锲而不舍, 再三建议, 五入玛咖兰, 勘定城址;清代广西最著名的画家石涛, 画作题材、构思、意境, 求新求变, 不落俗套, 为“扬州八怪”之先驱;与之相媲美的还有清代广西第一大词人, 临桂词派的开创者王鹏, 风格独创, 首提“重、拙、大”词学理论;国学大师广西桂林人梁漱溟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以其“有独创的意义和可惊叹的思想力”以及教育救国的壮举, 被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视为“中国甘地”;中国获德国工学博士第一人马君武, 编著了中国第一部《德华字典》, 倡行以先进的思想文化“启蒙”国民, “改革社会、挽救国家”的“马君武精神”是广西精神的文化源头之一;广西永福人韦超, 是中国最早的滑翔家、滑翔运动创始人。广西蒙山人苏元春率领将士在12年时间内修建了以龙州、凭祥为中心长达1000里的军事公路运输网, 被誉为当时中国最现代化、最坚固的边防线;享有“体操王子”美誉的柳州人李宁, 以其“不服输、朝前走”的精神, 开创了中国体操史上的奇迹, 激励着一辈又一辈的壮乡体操健儿。在他之后, 在高低杠上苦练了十年的莫慧兰, 演绎出精妙绝伦的“莫氏空翻”, 江钰源的“踺子后手翻直体900度”为跳马项目世界最高难度, 至今无人能及;中国第一张人体解剖图, 世界最早成功试种籼型杂交水稻, 中国第一个村民自治组织……无数个首创都诞生于广西。诸如此类的勇创第一的历史人物、历史事迹共同构筑成“创新争先”广西精神的历史底蕴。
“创新争先”源于广西悠久的开放求变、创新发明的历史文化。
广西是西南地区最便捷的出海通道, 既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又是我国重要侨乡, 广西是全国唯一的沿海、沿江、沿边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广西独特的地理位置, 自古以来就成为了中原文化、岭南文化、少数民族文化、海洋文化、西方文化等各种文化的交汇、交流、交融、交锋之地, 为“创新争先”广西精神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广西又是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多民族聚居的地区, 世居民族有12个, 另有40多个其他民族成分, 具有多样化的民族文化优势。多样的文化是一个国家, 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保持活力的良好催化剂, 文化的多样, 有利于文化互动, 百家争鸣, 取长补短, 提高创新能力。
从早期的渔猎文明、稻作文明到后来的商贸文明、海洋文明, 都离不开江海水运, 形成了喜流动, 不保守、勇挑战的个性和本土文化。中华先民中的百越族生活在今天的珠江、西江流域一带, 从事海洋作业和海外贸易等生产。大海的胸怀及其变幻莫测对生命的挑战, 孕育海洋人的厚德载物、刚毅无畏、强悍机智、知难而进的精神。自古以来, 岭南人在不利于农业发展的自然条件之下、发挥出极大的主体能动性, 向海洋拓展, 体现了充分的敢拼精神, 形成了“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的价值取向和刚毅无畏、开拓探索的无畏精神的中华海洋文化。广西东兴京族是中国唯一的一个生活在海边的少数民族, 京族文化就是中华海洋文化的代表之一。海洋文化的本质就是开放性、外向性和冒险性。梁启超曾言:“海者, 能激发人进取之雄心。”长期向海而居的人们会被波澜壮阔的海洋激发出探索、好胜、争先之精神以及不甘落后、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而岭南文化中特有的“求变”精神, 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敢为天下先”气概, 为培育创新争先精神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从汉唐伊始, 岭南人就迎风破浪, 前往南洋、澳洲和南北美洲等地从事商业活动。即使明清海禁, 岭南人也敢冲破“寸板不许下海”禁令, 出洋贸易。
广西身处岭南文化的腹地, 广西人也是岭南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敢拼会赢”是岭南人极具创造力的文化个性与精神。历史上许多有志之士渴望走出广西、争锋中原。据谢启昆《广西通志·选举表》, 汉代“制举”者:申朔, 苍梧人, 建武初举孝廉科;养奋, 永元中举方正科;士燮, 苍梧广信人, 建安中举孝廉科, 又举茂才科。唐科举取士阳朔曹邺高中, 临桂赵观文成为首个广西“状元”。南汉时平南梁嵩举进士第一, 清代朱凤森中举……都是八桂弟子勇创第一的历史文化的代表人物。不仅如此, 岭南人最早走出国门, 吸纳西方文化, 如: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萧友梅、冼星海、马思聪等, 均直接接受过西方文化的浸染, 对于中西文化有着直观的亲身体验, 中西文化的优劣、短长均有着准确的鉴别、取舍。到了近代, 岭南得风气之先, 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津梁, 多种文化思潮交错而织成绚丽多彩的画面, 岭南文化成为中国政治、思想、文化革命和发展的先导。从洪秀全太平天国起义、康梁变法直到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 岭南文化都是中国近代政治革命重要代表和领导力量。这段时期, 岭南文化精神实质是战斗、革命、革新精神。求变、创新成为岭南民众的一种普遍心态。敢于冒险, 不安于现状, 站在潮头, 引领时代。20世纪20、30年代, 邓小平开创性地突破“城市中心论”的模式, 成功地发动了百色起义、龙州起义, 以自己的独特实践开辟了中国革命道路的新途径, 堪称革命理论创新与革命道路创新的双重典范。广西最有名的抗倭女英雄瓦氏夫人, 太平天国广西籍最著名的将领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等, 广西最早的农民运动领导韦拔群等, 就是引领时代变革的杰出英雄人物, 表现出广西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气概。它们与“百折不挠、奉献拼搏、团结务实、争先创新”的百色起义精神、龙州起义精神一起成为“创新争先”的广西精神的源头之一。
广西的陶瓷文化和水稻文明在历史上曾走在全国前列。在桂林甑皮岩洞穴发现的制用的绳纹夹粗砂红缸温度仅为680℃, 是我国发现的迄今为止最早的陶器。20世纪70、80年代在广西百色盆地发现的重型打制石器的“百色手斧”距今80多万年, 比欧洲出土的最早的手斧还要早30万年, 表明广西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明清以前, 广西水稻种植技术与管理技术已相当先进, 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2011年, 广西成功研制“特优582”水稻品种, 因其生育期短、成本低、产量高而被农业部确认为2011年超级稻谷种。广西的铜鼓文化、青铜文化在历史上也独树一帜。早在战国时期, 生活在广西的骆越人利用自己独特的冶铁技术, 结合地域特色、民族风情, 创造了举世闻名的铜鼓文化。商末周初时, 古代壮族祖先通过接受中原的青铜冶炼文化, 产生了自己具有浓厚的土著民族风情的广西青铜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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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管文化”概念提出的背景
(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市管理者防范城市运行风险任务和承担风险压力迅速加大
当前,我国正经历着快速城市化的过程,2011年已达到了51.27%,城镇人口达69079万,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我国只用了30多年的时间便完成了英国200年、美国100年、日本50年的城镇化人口超过总人口一半的城市化进程。长期以农村为主色调的中国已经完成了以城市为主色调的快速转换。但是这种快速的城市化在促进经济和城市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也给城市的正常高效运行带来了新的挑战。
固然,中国的城镇人口很多是“候鸟型”的,但无论是不是纯粹的城镇人口,长时间在城市居住生活,必然对城市功能产生依赖和需求,也对城市的正常运行形成新的压力。大量新增的来自农村的人口,从意识上还没有形成“市民”,绝大多数保留着原有的生活习惯。加上就业机会的匮乏,一些无法就业的进城农民将城市主次干道作为“营生”的主要“阵地”,从而增加了城市管理工作的难度。为了适应这种城市化需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迅速推进。然而在推进过程中,往往缺乏系统的规划和运行完善的保障体系,增加了城市基础设施的脆弱性,埋下安全隐患,造成了城市管理的压力日渐增多。
(二)社会转型期的复杂社会问题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了城市管理工作的开展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在诸多领域、诸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改革和变化,仅用30多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曾用上百年、甚至几百年才完成的社会转型进程,这种“赶超式”的转型极大促进了物质文明的发展,但是精神文明建设、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相对滞后,尤其贫富差距的拉大、社会阶层分化明显等社会矛盾使政府部门的公信力有所下降。同时,在复杂的社会转型期,价值观的不一和文化差异在城市中产生了碰撞和冲突,如,集体主义价值观与个体主义价值观、城市文化价值观和乡村文化价值观。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转型期不同程度地产生了信仰危机。经济和物质第一的理念不断渗透和侵入民众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各个层面,使功利化思想有抬头之势。人们易产生不安全和焦虑情绪。当前这些道德文化建设中的突出问题,不但影响着城市管理工作环境的优化,而且也影响着城市管理者的思想认识、价值观念、作风建设。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梦的提出,及时为“城管文化”建设提供了指引方向
正是看到了当前社会转型期积极向上的主流文化和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受到了严峻挑战,为了倡导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社会思想文化的内在和谐,明确思想文化的是非标准,党中央敏锐地将加强文化建设放在重要位置,党的“十八大”倡导培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梦的阐释,成为全国人民砥砺奋进、携手前行的价值标杆和行为准则。在这种大环境下,作为和群众关系最为密切、备受群众关注的城市管理者,必须积极构建符合新时期要求的“城管文化”,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化为新时期城管人价值判断的基本尺度,外化为城管人的基本行为规范,固化为城管人的价值理念,统领城管人的思想和行为,引导新时期的城管人不断提升为民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为实现中国梦而倾心尽力。
二、“城管文化”的基本内涵、构成、特征及功能作用
(一)“城管文化”的基本内涵
《易经》中说:“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梁启超指出:“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共业也。易言之,凡人类心能所开创历代积累起来有助于正德、利用、厚生之物质的和精神的一切公共的业绩都叫做文化”。鲁迅认为:“久浮文化,则渐悟人类之尊严”。《辞海》中将文化界定为:“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 参照这些定义,“城管文化”应包括“正德、利用、厚生”的价值,是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的“共业”,并经“久浴”而构成现代“城管人”的神圣尊严。可以定义为:是城市管理者特有的、共同遵循的一种价值观念、思维模式、职业道德、行为准则以及与之关联的物质表现的总和。包括城市管理者工作过程中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如服饰、徽章符号、组织机构、办公环境等)、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等。城管精神文化是以城市管理者为主体的围绕城市管理活动具有城管职业特性,反映城管群体意识特征的政治思想、工作信仰、理念、思维、方法、道德观念、价值取向等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反映了城市管理者群体的共同认识和追求,是“城管文化”的基础核心部分,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等都是精神文化的外在表现。
(二)“城管文化”的基本构成
1.城市管理者特有的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涵是“三树立一弘扬”,即树立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结合城市管理工作的职能,城市管理者的核心价值观可以归结为“为民、务实、文明、廉洁”。“为民”是城市管理的灵魂,是一切活动的落脚点和目标。“若保赤子,惟民其康”(《尚书·康诰》),“衙斋卧听萧萧竹,疑为民间疾苦声。”为民是由城市管理部门的性质决定的,城市管理者须时刻把群众利益放在心上,常以敬畏之心倾听群众的呼声,常以换位思考理解群众的感受,端正群众立场,增强群众感情。“务实”是基本,“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只有重实干、求实效,才能真正践行“为民”的城管工作理念。“文明”是主题,因为城市管理及执法工作时常和弱势群体打交道,如果失去了“文明”,那么就极易失去“民心”。“廉洁”是基石,“廉洁,韶华之树常青;贪婪,生命之花凋零。”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秉公执法才能赢得民心,形成全社会共创文明城市、共建美丽家园的强大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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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城市管理者应有的品行。正直、公正、忠诚、善良、谦恭、睿智等品行是城市管理者所应该具备的。面对违章的老百姓,要持有平和的心态、热情的态度、宽容的性格,通过管理者的人格品行来提高城市管理法规的执行力,使行为被规范、权利受尊重、利益有保障、纠纷可排解、秩序得维护,不能因自己的行为失当致使出现暴力抗法。“源清则流清,本固则丰茂,内修则外理,形端则影直”。
3.城市管理者的职业化技能。城市管理活动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工作,需要扎实的理论基础、精湛的专业技能、丰厚的文化素养。随着群众的诉求日益多元化,城市管理者不能仅局限于法律知识的武装,还应当尽可能具有广泛的知识结构,即不但要学习政治理论知识、法律知识,还要学习市场经济知识、文学历史知识,甚至心理学、哲学等。这对提高工作中的准确预判、果断决策、巧妙处置的能力是大有益处的。
4.城市管理的制度和办公环境。要通过一系列的内部制度来规范城市管理者的言行,建立健全管理质量评查体系和以德、能、勤、绩、纪、廉为主要内容的评价体系,从管理执法质量到行为予以监督和规范。在办公环境的设计布置、制度建设、文化氛围等各个方面,都要充分体现“城管文化”对城市管理者品格潜移默化的塑造作用,以提高管理者的自信力、责任感。
(三)“城管文化”的基本特征
1.时代性。“城管文化”是适应新时期城市管理工作更好地服务人民的需要,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尤其是将“城管文化”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国梦,紧跟时代脉动。
2.主体性。城管文化是以城市管理者为主体的文化,是城市管理者所共有的思想观念、行为模式,是维系城市管理者职业共同体的精神纽带,决定着城市管理者的价值取向,支配着城市管理者的行为选择,制约着城市管理者的思维和判断,影响着城市管理者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3.特色性。城管文化以其城管特色而区别于其他文化。从自身的工作目标、职能、特点出发,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
4.包容开放性。“城管文化”建设不是固守在管理执法理念、模式创新、制度建设上,而是不断从其他文化中汲取新鲜、合理的成分,在巩固自身的同时赢得动态发展,取得相对的比较优势。“城管文化”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培育和践行的过程,是一个逐步认识、积累、形成集体共识的过程,只有不断反省和超越自身,自觉融合先进的价值理念和文化精神,才能保持其勃勃生机。
5.实践性。即指导性。“城管文化”是指导城市管理者履行职能的文化,能够科学回答“我是谁”、“依靠谁”、“为了谁”的问题,只有将“城管文化”成为全体城市管理者的共识,并内化为城市管理者的言行标准,进而达到“信念”的层次,体现在实际行动中,才能够真正显示出“城管文化”的强大生命力。
(四)“城管文化”建设的功能作用
1.导向功能:“城管文化”的相关理念、道德标准通过教育引导转化为城市管理者内在觉悟和自觉行动,成为城市管理者内心利益平衡和价值选择的重要依托。
2.约束功能:通过“城管文化”教育熏染,使城市管理者克服自身弱点,提高抵御落后、腐朽文化侵蚀的能力。
3.凝聚功能:“城管文化”是整个城市管理者群体的“精气神”,必然对这个群体产生巨大的凝聚力,产生“气场”作用,成为凝聚城管队伍整体力量的黏合剂。
4.激励功能:通过价值观引导,使城市管理者更加明确自身在建设中国梦中的作用和价值,激发城市管理者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
5.辐射功能:春风化雨、润物无声,通过浸润、感化、陶冶人的思想情操,逐步塑造城管人的特有品格,看似过程轻慢,却能够释放出巨大的理论教育能量、精神道德引领能量、实践成果转化能量。
三、“城管文化”建设的基本目标及其实现的基本路径
(一)“城管文化”建设的基本目标
从个体层面,通过文化建设教育潜移默化地将科学的管理执法理性、高尚的人文精神、务实求真的实践作风融入到城市管理者的思维和行动中去,形成丰富的专业学识、清廉的操守品格、积极的理想追求、超然的职业风采、高超的职业技能。
从群体层面,城管文化可以促成城管人共同的思想基础——“共创为民城管”:“为民”是“城管文化”建设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共同的实践路径——“共谋高效模式”:以高效的工作效能来保障城市高效运行,在城管文化的指导下,以“敢于突破、敢于负责、敢为人先”的积极态度不断创新工作模式,不断提升工作能力和管理质量;共同的理想愿景——“同建美丽家园”:城市管理者要将建设美丽家园、美丽中国作为目标加以推进,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营造一个天蓝、地绿、气洁、水清的城市环境;共同的价值目标——“同享全面小康”。在营造和谐文明的城市环境中,公正文明执法,更加关注弱势群体的生活环境,营造一个和谐的城市环境,让全体市民能够同享改革发展成果。
(二)“城管文化”建设目标实现的基本路径
一是将“城管文化”融入到城市管理执法教育培训体系。应强化以教育引导为主的过程性疏导理念,从偏重“外部”灌输转向注重“内外共生”。要注重营造思想自由碰撞的舆论氛围,使城市管理者更理性地把握“城管文化”的科学性;要注重发挥典型示范作用,用科学的理论引导人,用先进的文化熏陶人,用高尚的精神鼓舞人,形成典型引导、以点带面、全面提高的良好局面;要注重城管物质文化建设,通过工作环境的优化,使之时刻影响城市管理者的思维和行为,使之净化人的心灵,陶冶人的情操,激发人的活力。
二是将“城管文化”融入实践中,使之成为衡量城市管理者工作生活的标准尺度。把“城管文化”渗透到城市管理各项工作中去,落到实处,更为重要的是将其渗透到具体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管理中,在城市山、水、园、林、艺术景观等建设管理中,让这些标志性景观承载“城管文化”精神内涵,一草一木皆有特色,皆有内涵,一砖一瓦皆有感情、皆有文化,形成一种文化向心力,一种自然和谐的生态之美,达到实用功能、审美功能和教育功能的有效统一。
三是将“城管文化”融入制度文化建设中,使之成为城市管理者的行为规范。要把“城管文化”具化为城管系统管理的规定和城市管理者文明公约,转化成具体的、可操作的日常行为细则,使其精神内涵外化为城市管理者的行为习惯、执法管理标准和自觉行动。
四是将“城管文化”融入城管队伍精神文化建设和人才成长培养过程中,使之成为城管队伍精神文化的灵魂。在培养人才、学风建设、作风建设等诸方面都要充分体现“城管文化”的内涵,将“城管文化”作为人才培养选拔使用的主要标准,将其内化为“德才兼备,以德为先”选拔标准中的“德”,增强其对“城管文化”的认可度、亲近感和践行的自觉性。
(责任编辑:赵静)
2008年1月中旬至2月初,灌阳县遭遇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雨雪冰冻灾害,灌阳仅冶炼行业一月产值将减少四千多万元,其它行业影响产值五千多万元,工业企业经济损失将达到一亿元,全部损失接近三亿元,使贫困县灌阳雪上加霜。损失最大的算是农业,我县两千多头猪、牛被冻死,四十多间房屋倒塌,一百二十多间房受损,三万多亩毛竹被冻雪折断,六十多万亩林木受灾,四万多亩蔬菜、油菜、果树受损,靠农业支撑的灌阳惨不忍睹。
灌阳农商行高度重视全县受灾情况,迅速启动应急方案,全力抗击雪灾。总行领导班子分二个组到各基层行指导抗灾救灾工作,布署灾区加强农村金融服务,要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层层落实防灾、减灾、抗灾、救灾责任制,采取有力措施,确保工作到位,人员到位,措施到位,资金到位,最大程度减少因雪灾所造成的损失,我行每一个信贷员又重拾农信人“背包”精神,在每一个村庄,在抢种的田间地头,都有我行信贷员对基层客户调查了解灾情,农户、企业一心帮助其恢复生产、生活,重建家园。
桂林康乐人粉业有限公司一直是我行支持的企业,它是桂林最大的干米粉生产企业,灾前年产米粉1.3万吨以上,产值达4000多万元,2006-2007年还被评为“灌阳优秀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在这次雪灾中,该企业的老厂房倒塌一
半以上。见此情况我行领导亲自与该企业联系,派专人负责解决康乐人粉业有限公司的资金短缺问题,协助康乐人粉业有限公司的重新建设。
我行因对受灾户的贷款需求做到了早计划、早安排、早满足,特别是对春耕备耕生产的合理资金需求优先满足,据新圩乡合睦村书记介绍由于资金得以满足和各方的帮助,大家万众一心,与前一年相比,2008年黑李产量相比有增无减,果农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B、既坚持建设高度发达的物质礼貌,又要建设高度发达的精神礼貌
C、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着力推进、重点突破
D、既要发展,又要解决人民的利益问题
答案:C
解析:
统筹兼顾是指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着力推进、重点突破。故本题答案选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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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兼顾就是要总揽全局、科学筹划、协调发展、兼顾各方。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个统筹”,实际上讲的就是统筹兼顾。“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党的十七大报告在“五个统筹”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要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群众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统筹兼顾是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观,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务必坚持统筹兼顾。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群众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用心性。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良好国际环境。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着力推进、重点突破。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必需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也是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毛泽东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就是“统筹兼顾,各得其所”。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进一步指出: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邓小平和江泽民也都十分重视这一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方法。利益协调是做到统筹兼顾的关键。统筹是建立在充分发挥各方面用心性和创造性的基础上的统筹;兼顾是一种整合和优化。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五个统筹”,实际上是农村发展与城市发展、区域发展与全国发展、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以及人与自然关系不断整合、不断优化和不断协调的过程。五个统筹的战略方针是妥善处理当前各方面突出矛盾、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所必需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统筹兼顾、协调好各方面利益关系,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是关系到加强我们党的执政潜力建设、提高领导水平的重大政策问题。
什么是写意国画基本元素?以笔者两方闲章概括,就是“无非点线面”,“不过笔墨水”,点、线、面是写意国画基本元素的视觉直接影像,或称作视觉符号;笔、墨,水既是写意国画的物质材料,更是鉴赏写意国画评判其艺术品类,具有理性分析,感性体验作品意韵的切入点。五代时荆浩在《笔法记》中从笔、墨、气韵三个方面,评品了几位画家。说张璪的作品“气韵俱盛,笔墨积微,真思卓然,不贵五彩”;说王维“笔墨宛丽,气韵清高,巧写象成,亦动真思”,说李(思训)将军“理得思远,笔迹甚精,虽巧而华,大亏墨彩”。他更具代表性的评论项容山人“用墨独得玄门,用笔全无其骨”。说吴道子“笔胜于象”“亦恨无墨”,笔、墨、气韵三全是荆浩认为作品完美的艺术标准。现代大师黄宾虹也说:“夫善画者,筑基于笔,建勋于墨,而能使笔墨变化于无穷者,在蘸如耳。”由此得知从传统到现代对写意国画的品评标准及内容是一贯的。
传统的书画同源论应当是写意国画元素有笔有墨的基点。人类的文字有表意和表音之分,而表意文字大抵发源于象形图意,简单说就是从画画到文字演化而成。汉字的演变是个范例,唐·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叙论》中说:“古先圣王,受命应録,则有龟字效灵,龙图呈宝……因俪鸟龟之迹,遂定书字之形……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创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天地圣人之意也,按字学之部其体有六:一古文,二奇字,三篆书,四左书,五缪篆,六鸟书。--在幡信上书端象为鸟头者,则画之流也。”《晋书·卫恒传》讲六书“指事,上下是也,象形、日月是也,形声、江河是也,会意、武信是也,转注。老考是也,假借、令长是也。”这是为后世公认的探究古汉字的生成发展规律性的总结。张彦远的说法把绘画与汉字的创立是同时产生的一对双胞胎,而六书的“象形”“指事”“形声”“会意”所举例字的构成元素就是画画简约化的符号。由此可见有一个从书画同体开始到文字创立书与画又逐渐分离的过程。不可忽视的是中国书与画的物质基础和工具的同一性,又把书与画的血缘关系紧密相连。我们知道在钢笔、铅笔等书写工具引入我国之前,我们的前辈始终在用一种工具--毛笔进行文字记录,书法和绘画创作,而布帛、丝绢、纸笺等等同是书法绘画的载体。这样便使写意国画的构成元素(符号),和书写文字的书法符号具有了共通的遗传印记。书写文字中的`提按转折,点横撇捺,行笔中的起止规律就会自然而然在绘画中表现出来,这种书法与绘画符号元素的相通性在作者笔底有意无意间的流露,便促成了古时文人的墨戏之作。
我们知道汉字从甲骨文、金文、石鼓文,篆隶发展到正楷行草。创造出风格不一形态各异意韵丰富的书法艺术。是我们的前辈并未把文字当作单一的语言文字信息传播载体,而是自觉不自觉地在探索文字的形体美,形式美及整体篇章的气象美的结果。有金石文字的古拙朴实、有篆体的庄重对称、有汉隶的飘逸洒脱、有魏碑唐楷的雍容典雅、有行草的潇洒放逸……从画字到书写又催生出书写的形态形式美,节奏音律美的法则,同时反过来又影响着绘画的美学法则。我们从公孙大娘舞剑和王羲之爱鹅痴迷鹅的故事中看到生活中的运动形态形象启发了书法家们对书写的形式和韵律美感的形成。
现在回到点、线、面和笔、墨、水的写意国画元素上来谈一点认识。书有书法画有画法,书写的元素符号就是点线,画的基本符号与元素也不例外,面就是点的扩大而已。书法和绘画中的点线都有从幼稚向成熟丰富演进的过程,都有从朦胧意识向自觉认识的循环提升过程,都有从形态美向形式美向意韵美探求的过程。
首先,书体的丰富如金文、石鼓文、篆隶、楷书、行草各种古汉字中的异形给点线的符号笔意多种形态提供了各种可能性。同时不同书体经不同作者的阐发又分离出多姿多彩的点线符号,如汉隶中、石门、张迁、曹全等。这些经后来学者解析、研探出不同的用笔法则,自然就丰富了点线符号的表现技巧和趣味意韵。
其次,不同载体呈现的点线质感也各有差异,如在绢本与生宣纸上,前者干湿差异的距离是超越不过生宣纸上所表现出来的差异。同样不同墨的品种其性能的差异反映在笔上载体上有不同的效应。如晋人尺牍中墨色变化和黄宾虹用宿墨、渍墨书写的金文楹联墨色变化的不同便是例证。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表现符号的应用,具有从具象、意象、抽象、联想的过程在演化。如楷书、行书到草书点线组合都各具风采,各有规范。在写意国画的演化过程中,也有从工整向写意到大写意或抽象、想象方向渐进的趋势。就是作者用具象符号与欣赏者直接交流转向用抽象符号来调动欣赏者间接的联想、想象的创造力,再升华到可以意会,难以言喻的意韵体验。也就是说写意国画中点线面形象越确定,其指向就越明确,对欣赏者联想方向的规范就越强力。也就越限定和束缚欣赏者参与创作的联想能力,使作品的意味意韵的深度广度得不到发掘和拓展。
一、 行为操作经验——有利于建立清晰的数学观念
苏霍姆林斯基说:“在手和脑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联系起两方面的作用:手使脑得到发展,使它更加明智,脑使手得到发展,使它变成创造的、聪明的工具,变成思维工具和镜子。”这一论述,阐明了操作是智力的起源,是思维的起点。操作对小学生数学学习确有独特的作用。首先,操作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激发学习兴趣。其次,操作可以促进学生数学思维的逐步发展,促进学生理解数学知识。再次,学生在操作活动中理论联系实际,增强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因此,我们要关注学生行为操作经验的积累。
例如,在教学“千克与克的认识”时,一位教师设计了如下的教学片断:
⒈认识千克。
(1)称一称。
请学生用台称称一下一袋盐的质量,知道1袋盐正好重1千克。
(2)掂一掂。
每位同学掂一掂一袋盐的质量,感受1千克有多重。
(3)估一估。
让学生拿出一个塑料袋装苹果,再掂一掂,估计一下大约几个苹果是1千克,然后再称一称,并在小组内说一说1千克大约有几个苹果。
(4)找一找。
请学生先在小组内找一找哪些物体的质量大约是1千克,并称一称,掂一掂,然后进行全班交流。
(5)猜一猜。
教师出示1千克棉花和1千克铁,让学生猜一猜哪个重,然后让学生称一称验证,引导学生再次感知1千克,并感受物体外形大不一定重。
(6)说一说。
教师让学生以千克为单位说说生活中熟悉的物品。
2.认识克。
参照“认识千克”的教学过程,通过让学生经历一系列的实践活动,感受并建立克的质量观念。
上述教学表明,动手操作活动是最基本的也是最有效的学习方法之一。如果单纯地用讲授的方法,教师很难讲清“1千克”、“克”,学生也很难明白。但上面这位教师却为学生安排了称一称、掂一掂、估一估、找一找、猜一猜、说一说等动手操作活动,较好地突破了教学难点。由此可见,动手操作就是为学生创设一个探索、猜测和发现的环境,使每个学生都参与到探求新知识的活动中去,通过操作积累起丰富的感性经验,从而建立起清晰的数学观念,最终达到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学会知识,理解知识,运用知识。
二、 探究合作经验——有利于理解数学知识的本质
苏霍姆林斯基说:在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这就是希望自己是一个发现者、研究者、探索者,而在儿童的精神世界中,这种需要特别强烈。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在《智能的结构》中倡导学生的学习方式应以主动参与、探究发现、交流合作为主。新课程改革很关注对学生探究合作能力的培养,认为学生学习数学的过程应该是学生亲自参与、丰富、生动的思维过程,是一个实践和再生的过程。因此,我们在数学教学过程中应让学生面对问题探寻个性化的方法,强调探究与合作,在探究与合作中经历数学知识的“再创造”,从而理解数学知识的本质。
例如,在“年、月、日”的教学中,一位教师设计如下教学流程:
⒈观察手中的年历卡:学生每人手中各有一张年历卡,分别是2001年~2012年及1800年、1900年、2000年、2400年,判断是平年还是闰年,并说说判断方法。
2.设疑:老师出生在1972年,判断是平年还是闰年?通过设疑,让学生产生寻找新的判断方法的欲望。
3.讨论:用什么办法来研究平年、闰年的判断方法?可以先统计每人手中的年份数,再寻找规律。
4.观察统计出的学习材料,小组讨论发现的规律。
5.反馈得出“4年一闰”的规律,并通过猜想树立假设“用年份数除以4,没有余数是闰年,有余数是平年”。
6.验证假设。
7.引导学生质疑:1800年、1900年的年份数除以4,也没有余数,为什么是平年。
8.阅读书本,知道“公历年份数是整百数时,须除以400”。
这样设计就留给了学生自主探究的时间和空间,尊重学生自主选择的权力,引导学生在合作中探究,在交流中发现,在过程中理解“闰年与平年”的本质。同时,在探究与合作的过程中还经历了一系列的思考过程,积累了学习经验,锤炼了学习品质,提升了数学素养。
三、 数学思维经验——有利于领悟数学学习的真谛
数学教学与思维的关系十分密切,数学教学实质上就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通过数学思维活动,学习数学家思维活动的成果并发展数学思维,使学生的数学思维结构向数学家的思维结构转化的过程。因此,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我们不仅要教会学生如何学习,还要培养他们的思维能力。只有这样,才能领悟比数学思维更高一级的数学思想,才能让学生真正领悟数学学习的真谛。因此,我们要重视数学思维教学,力求在教学的每一环节中加以渗透。
例如,在教学“平均数”时,一位教师经历了如下的教学片断:
教师出示三个笔筒,里面分别有6枝、7枝、5枝铅笔。
师:平均每个笔筒里有多少枝铅笔?不用举手,知道了就立刻站起来抢答。(教师的话音刚落,就有十几名同学一起站起来抢答道:6枝。)
师(故作惊讶):这么快呀,你是怎么算的?
生:我根本没有算,只要从第二个笔筒里移一枝笔到第三个笔筒里,每个笔筒里就都是6枝了。
接着,教师将笔筒里的铅笔的枝数改变了一下,分别放了l枝、2枝、15枝。
师:你能知道平均每个笔筒里有多少枝铅笔了吗?(学生计算后汇报)
师:你是怎么知道的?
生:我用的是计算的方法,先求出总数是18枝,再平均分给三个笔筒,每个笔筒里有6枝。
师:有没有用移多补少的方法?为什么不用?
生:这题用移多补少的方法太不方便,因为数字相差太大了。
师:说得真棒!我们要根据一组数的特点,灵活地选用方法。
师:如果我把三个笔筒里的枝数再移动一下,分别为6枝、2枝、10枝,你能迅速求出平均每个笔筒有多少枝吗?
生:我觉得根本不用再算了,因为总枝数没有变化,还是18枝,笔筒也没变,还是3个笔筒,所以不论怎么移动,只要总枝数和筒数不变,平均每个笔筒还是6枝。
……
数学是思维的体操,数学教学的核心价值是引发学生的数学思考,提升学生的数学思维水平。一道简单的实际问题,经这位教师“借题发挥”,巧妙改编,适度引申,就开启了学生的思考之门,将他们的思维一步步地引向深刻。第一次求平均枝数时,学生根本就没有算,在抢答中体会移多补少的价值;第二次求平均枝数时,学生用计算的方法体会求和平均数的普遍价值;第三次求平均枝数时,学生发现总枝数和筒数不变,根本就不用算,对比中深化对平均数意义的理解。可见,引发学生的数学思考是让学生积累数学思维经验的有效途径。
四、 综合运用经验——有利于提升数学学习的能力
朱德全教授指出:“应用意识的生成便是知识经验形成的标志。”作为数学基本活动经验的核心成分,应用意识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更多地加以关注和发展。《数学课程标准》设置了“实践与综合应用”这一崭新的学习领域,它顺应了数学课程与教学改革的要求,体现了“学习有价值的数学”的理念。为教师提供了新型教学方式的指导,为学生提供了一种实践性、探索性、综合性学习的渠道。让学生尝试综合运用已有的知识,经过自主探索、合作交流、解决与学生经验密切联系的具有一定挑战性和综合性的问题,以发展学生综合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知识的综合可以拓宽知识的范围,开拓学生的视野,增强学生的应用意识,从而相应地提升学生的数学学习能力。
例如,在学完圆柱体积、容积后,笔者设计了“巧测不规则物体的体积”这一活动课,让学生测量一不规则石头的体积。有的学生受《乌鸦喝水》的启发,有的学生受《曹冲称象》的启示,将石头投入盛水的圆柱形(或长方形、正方形)容器中,根据水面的上升高度计算出石头的体积。笔者又让学生测量一不规则的酒瓶容积,学生开动脑筋,把酒瓶盛满水,再倒入一个规则的容器中,同样测出了酒瓶的容积。最后,让学生测量自己带来的不规则物体的体积或容积。整个活动,不仅把生活中的问题和数学知识结合起来,将数学知识的各知识点综合起来,还把数学与不同学科的知识整合起来,使学生经历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从而提升学生的数学学习及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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