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公共服务党课

政府公共服务党课（精选8篇）

政府公共服务党课 篇1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明确界定了服务型政府的内涵，提出要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一、政府公共服务的基本内涵

政府公共服务，简单来讲，即政府满足公共需求的行为，是为公共利益提供的一般性或普遍性服务，其突出特点就是体现在“公共”二字上。

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优先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是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迫切需要，也是我国公共服务发展的必经阶段。2012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规划》指出，基本公共服务，指建立在一定社会共识基础上，由政府主导提供的，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相适应，旨在保障全体公民生存和发展基本需求的公共服务。

二、我区群众对公共服务的期望及满足现状

让公共服务的阳光照耀每一个角落，是经济发展的要求，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需要，更是百姓的热切期盼。公众对公共服务的关注度是改善民生的晴雨表。为了进一步了解我区群众对公共服务的期望及现状，我从服务种类的角度，在城区X社区内做了一次小范围的公共服务关注度调查，调查项目为八大类基本公共服务，调查对象为50名社区居民代表。调查结果显示，群众对社会保险、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的关注度最高，约占调查人数的七成。因为调查范围小，获得的数据具有局限性，但社区是社会的一个缩影，调查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区群众在公共服务方面的需求程度与满意程度。

一是社会保险。今年3月初，松陵镇直港村村民陈阿姨交了2万多元，把自己的农（土）保转成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从4月份起，她每月就领到近700元的养老金了，以后还可以享受养老金的正常上调。农民也可以领退休金，这是陈阿姨的心愿，也是我区社会保障体系日益完善的真实写照。

二是医疗卫生。家住**小区的周阿姨，每月定期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量血压、测血糖，不出小区门便能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免去了市区医院排队挂号的麻烦。目前，我区城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覆盖率已达100％，居民能在15分钟内步行到达附近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就诊。在扩大站点覆盖率的同时，对困难人群的医疗救助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受益人群不断增加。此外，吴江各镇（区）职工医疗报销窗口于今年年初实现全覆盖，普通门诊费用和低于1万元的住院费用都可以直接在各镇（区）劳动和社会保障所办理。

三是住房保障。如果一个人奋斗一生买不起一套房子，或终生就为一套房子奔波，那么就很难谈得上幸福生活。小杨，是汽车租赁公司的一名职工，一家三口与父母同住在73平米的房子里，家庭人均收入1980元，符合我区经济适用房申请条件。2012年，小杨通过审核公示，申请到了一套经济适用房，实现了买房的梦想。

三、我区政府在推进公共服务上的实践亮点

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近年来，区委区政府从服务举措、服务理念等多个层面不断完善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将改革成果实实在在地转化为百姓自家房檐下微小却又确定的生活一部分。1.人性化网络互动，打造公共服务新窗口。政府网站作为政府运用信息化手段向社会提供管理和服务的平台，已经成为电子政务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

在《吴江读本》上有这样一段故事：

“远离就好！昨天的雨和风太大了，还是要为气象鼓掌！”——网友“xjiji2”

“嗯，新闻发言人很积极，赞一个！”——网友“zangma100” 这是“吴江气象”在东太湖论坛上发布的帖子“‘海葵’实时动态信息”中网友的热烈回复。台风“海葵”袭击吴江的三天内，吴江气象局持续发布了“‘海葵’实时动态信息”等帖子13篇，为吴江网民提供台风最新动态和预防建议。论坛上网友反响热烈，点击率超过15000，有关回复近300条。为迎战5年来波及吴江的最大台风“海葵”，吴江市气象局除了利用媒体平台、气象局网站、预警显示屏、短信、传真等多种传统途径向社会公众发布预警信息和应对措施外，还使用了手机全网发布、气象局微博、东太湖论坛等新手段加强信息的发布，为市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驾护航。

2.多元化主体参与，吸纳公共服务新力量。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实现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的多元化，既吻合中央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精神，又是在深入推进社会转型进程中，吸收各国社会管理先进理念的创新之举。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莫于川以志愿者为例说，“一个社会没有志愿者，那是不可想象的。

**年，**注册成立区志愿者总会，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志愿服务事业逐步发展、志愿服务领域不断拓宽，志愿者活动呈现出积极、活跃的态势，不仅促进了吴江社会公益事业发展，也成为吴江精神文明建设一个有力支撑点和推动政府公共服务建设的巨大力量。在城中社区，就有这样一支由党员同志及热心居民组成的民情志愿者队伍。3.统一性求助平台，增添公共服务新色彩。“12345便民服务热线”在吴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四、关于公共服务方式创新的几点思考

首先，强化服务意识，把微笑带回家。公共服务不是一个时髦的标签，也不是一个运动的口号，它是实实在在满足公众需求的活动。作为政府的一项职能，它所体现的是政府执政理念和伦理文化的更新，既要有硬件的建设，也要有软件的建设。一支公正廉洁、乐于奉献、一心为民的服务队伍是软件建设的核心部分。

其次，优化供给模式，让优势显出来。近年来，公共服务的供给不断规范化、合理化，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同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相比，公共服务的供给还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

政府公共服务党课 篇2

服务型政府就是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指导下, 在整个公民民主秩序的框架下, 通过法定程序, 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 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着服务责任的政府。

第一个词是公民本位和社会本位。本位这个词一定是用来表示两个事物关系的。一个为本一个为末。公民本位一定是用在公民和政府关系的判断上的。以社会为本是指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中, 以社会为本, 以政府为末。这是服务型政府建设过程中、推进过程必须遵循的理念。第二个词是民主秩序。政府形态要在建立到运行再到开展工作中都体现以民为本, 如果没有民主化程度的提升、没有民主秩序作为支撑, 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一定要求提升中国民主化程度。第三个是为公民服务。我们提到的更多的是“为人民服务”或再加上修饰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全心全意为公民服务”, 只有两个字的差别。人民是政治学范畴的概念, 一部分是人民, 那么另一部分就是敌人。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 强调的是政府的政治色彩, 政治统治色彩。为公民服务, 公民是法学范畴的概念, 想到的是权利和义务。用一个法学范畴的概念来定义, 强调的是政府的公益性。一个强调的是政府的政治统治性、一个强调的政府的公益性。第四个是服务责任。服务型政府最大的外在特征就是服务。服务型政府最大的责任是服务。政府产生是因为公民个人要求政府去替大家实现公共利益, 这就是公共管理。服务型政府是政府的一种形态, 所以实现公共利益是不能丢掉。

政府能力指政府实际能够履行职责和功能的程度, 它要解决的是政府如何去做、通过什么方式去做的问题。

政府能力的构成是经济管理能力、政治和社会管理能力、行政组织管理能力。

中国政府最强的能力是经济管理能力, 推动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维持税收和保持公共财政收支平衡的能力、有效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政治和社会管理能力, 维护社会基本秩序的能力、达成社会谅解和实现社会整合的能力、实现和维护社会公正的能力、促进社会均衡发展的能力;行政组织管理能力, 有效的反应和应变的能力 (社会感应、分析判断、迅速决策、预测政策结果) 、适应环境创新发展的能力、改革和自我更新的能力。

二、建设服务型政府, 提升政府服务能力

党的十八大报告从全面推进改革、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明确提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把建设服务型政府确立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继续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和方向。

建设服务型政府, 提升政府服务能力。要坚持以人为本,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从政府管理理念、管理职能、管理方式方法等方面, 加强制度和机制建设,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重点应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 基础是理顺行政管理体制, 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 突破口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继续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加快建设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要进一步合理界定和调整政府职能, 集中精力抓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要继续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政社分开, 坚决把不该由政府管的事交给企业、市场、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要认真贯彻《行政许可法》,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进一步清理、取消妨碍市场开放和公平竞争以及实际上难以发挥作用的审批事项。

坚持依法行政, 规范政府行为。执政之要 (下转237页) (上接217页) 在于为民, 行政之要在于依法。坚持依法行政, 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的根本要求, 也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由之路。各级政府机关都要严格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 善于依法管理经济社会事务和其他行政事务。要以强化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重点, 加强行政立法, 提高行政立法水平。要改善行政执法, 促进严格执法、公正执法和文明执法。要继续坚持各种行之有效的民主监督制度, 确保公共行政权力的公正、有效运行。要强化政府机关问责制, 树立责任政府形象, 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完善公共财政体制, 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公共财政体制改革, 把生产投资型财政转变为公共服务型财政, 是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根本基础。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加大对公益性、基础性领域的投入。建立严格、高效的财政支出管理体系, 建立政府统一预算, 增强预算的透明度和约束力。规范政府投资行为, 合理界定政府投资主体和投资领域。规范政府收支管理。完善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政府资助体制, 提高政府资助的公开性、公正性和经济社会效益。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 完善社会保障特别是社会救济、社会福利机制。全面推行政务公开, 加快电子政务建设, 增强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提高行政效率, 降低行政成本, 改进行政质量, 是加强政府行政能力建设的有效途径, 也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目标。要大力推行政务公开, 使其成为各级行政机关施政的一项基本制度, 贯穿行政权力运行的全过程。要加快电子政务建设, 改善政府管理结构和方式, 重塑政府业务流程, 构建适应信息时代社会发展需要的政府组织形态。要建立高效政务服务体系, 继续完善各级政府及部门的“政务大厅”, 推行“一站式服务”, 在基层建立“政务超市”。要创新行政管理方式, 更加重视行政规划、行政指导和行政合同在政府管理中的作用, 探索政府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新途径。要积极创造各种条件, 让社会组织、企业和公民更广泛地参与公共事务管理。

概括来说就是, 在管理理念上, 服务型政府是以人为本, 以追求公民的最大福祉为宗旨。管制型政府是以权为本, 以追求政权稳固和社会、经济有序运作的秩序为宗旨。在管理职能上, 服务型政府以向社会、公民提供服务 (公共产品) 为基本内容, 管制型政府以规制公民行为, 监控社会、经济主体活动为基本内容。在管理方式上, 服务型政府以公民参与、公民合作以及说服、指导、协商等为基本方式, 管制型政府以命令、审批、许可、强制、处罚为基本手段。

摘要：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已成为当前中国政府改革的重要举措。建设服务型政府成为提升政府服务能力的必然途径。从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出发, 分析政府职能转变与提升政府服务能力的关系, 探索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新模式。

政府公共服务党课 篇3

关键词:服务型政府;公共服务型政府;关系

中图分类号:D630.1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13—0058—02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并对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在学术界与服务型政府同样流行的是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概念,从已有的文献来看,两个概念在相关著述中出现的频率几乎等同。但对于服务型政府与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关系,学术界仍然存在着分歧,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分析研究以便统一认识。

一、两者提出的背景

服务型政府的概念源于西方。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爆发的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危机,市场失灵,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接受了凯恩斯主义,资产阶级国家政府由以往“守夜人”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当时的政府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社会管理者。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政府干预也开始遭遇危机,受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开始了对自己行为的反思,重新思考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问题,确立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明确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补充地位,理顺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西方国家政府逐步转到了创造和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为市场主体的发展提供优质的服务上来,正如乔治·弗雷德里克森所说,“长期以来,效率和经济是美国公共行政理论的两个支柱……把效率和经济作为公共行政的指导方针是必要的,但仅此是不够的。必须加上社会公平作为公共行政的第三个理论支柱,使公共行政能够回应公平的需要。”[4]服务型政府的创建便成为西方国家政府追求的目标。我国服务型政府概念的提出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建国以来直到改革开放,由于受外部环境和对形势判断的影响,我们一直沿袭着建国以来的执政理念,计划经济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制,与之相适应政府的定位自然成为了经济、社会的主导者、管理者。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党和政府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有政策都围绕这一中心来制定,经济发展水平成为此时衡量工作好坏的唯一标准,此时我国经济虽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随着改革的深入,难度越来越大,主要是改革开始触及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一般说,这些问题不再是改革初期政府职能范围大小的问题,而是政府角色的定位问题,即政府在与市场、社会以及公民的关系中,到底应该处在什么样的地位[3]。很显然,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角色定位就是一个为市场、社会发展提供秩序和服务的服务者。正如张成福教授在分析中国公共行政体系内部的深层次问题时所指出的,公共行政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冲突表现之一就是“管制行政”与“服务行政”的冲突,因此,中国行政现代化的目标取向就在于建立市场化或亲市场的政府行政,使公共行政由国家权力的载体过渡到为公众提供服务的实体[5]。要实现政府管理模式由“管制行政”向“服务行政”的过渡,就意味着必须真正将政府角色定位在一个服务者的位置上,也必须实现政府管理模式以政府为本位向以公民为本位的方向转变。这样,学界对中国行政改革的目标定位就开始由服务行政的概念,改为直接的服务型政府概念了[2]。

而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概念则是2003年“非典”过后才出现的一个新概念。 2003年“非典”疫情出现时,广州和北京等大城市出现了公众极度恐慌的局面。中央及时采取了措施,特别是对工作不力的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两位高官的撤职,开始了对高官实施问责制的先河。虽然疫情很快就得到了控制,但也引发人们开始反思。人们的理性反思集中到了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定位问题:即政府全部工作的重点是不是只有一个经济发展指标,包括保护人民的生命健康在内的各种公共服务职能,政府是不是更应该承担起来?考察一个政府工作绩效、决定政府官员职位升迁与否的指标是不是主要是经济指标?而要改变这一状况,就必须对政府职能定位进行彻底的改变,即政府不仅要关注经济发展指标,更应该关注社会发展和公共服务指标,并将社会发展和公共服务指标作为考核政府绩效和决定官员能否升迁的主要指标,以迫使政府及官员更加关注这些领域的发展[1]。温家宝总理就明确指出,“非典疫情的发生和蔓延,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要在继续增加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职能的同时,更加重视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这样有学者就提出了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概念,认为要想使政府职能更多的作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就必须实现政府改革的实质性转型,即要由原来的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也就是政府应该从经济领域中退出,把主要职能定位于诸如公共教育、医疗、公共卫生以及研究和发展等公共服务领域。

二、学者的观点

对于服务型政府与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关系,学术界仍然存在着分歧,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

1.两者是平行关系。持此种观点的研究者在自己的相关著述中都是采用两个概念中的一个,平行使用这两个概念,并未有意识地将服务型政府和公共服务型政府这两个概念进行对比分析过,研究者们各自表述、平行而用,两个概念之间缺乏有意识的交汇。谢庆奎认为,这两个概念并不是对立的、矛盾的,可以同时使用,只是它们的侧重点有所不同[6]。

2.两者是等同关系。此种观点明确将两者等同,认为服务型政府就是公共服务型政府。等同使用这两个概念的现象在学术界非常普遍,许多学者在自己的著述中就是交替使用这两个概念的,认为它们之间没有什么不同,其实就是同一概念。比如,陶学荣等就在引用刘熙瑞关于服务型政府概念界定的基础上讨论了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途径问题,事实上也就是将两个概念等同起来[7]。

3.公共服务型政府优于服务型政府。此种观点从政府历史类型演进的角度出发,认为政府的发展是有阶段性的,呈单线历史发展趋势,是一个从统治型政府、管制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并最终向公共服务型政府逐步转变的过程,从而将服务型政府与统治型政府、管制型政府并列为同一类型的传统政府形态,认为公共服务型政府才是服务型政府的发展趋势,是更符合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政府模式。王艳认为,服务型政府仍然属于传统公共行政范式的范畴,因此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可能出现服务行政的三种异化形态。突破传统公共行政范式,建设以公民、公民权和公共利益为核心的新公共服务型政府才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选择[8]。

4.服务型政府优于公共服务型政府。井敏在对这两个概念的产生背景和研究视角进行对比分析后指出,服务型政府与公共服务型政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井敏认为,从产生背景来看,提出服务型政府这一概念的理论背景是我国学者对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角色定位的长期思考,现实背景则是中国加入WTO后对政府产生了一系列新的要求;而公共服务型政府则是在2003年非典危机过后才出现的一个新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主要源于相关学者对非典疫情的反思。从研究视角来看,在这两个概念中,公共服务型政府主要是基于政府职能结构调整的视角,只是抓住了服务型政府的外在表现,而服务型政府才是整个政府管理模式从管制向服务的根本性转型,因此不能用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概念来代替服务型政府的概念[9]。

三、笔者的观点

我认为,两者是宏观与微观、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服务型政府是一种全新的政府治理模式,它将涉及执政理念、职能配置、组织结构、运行机制、行为方式和监督体系等一系列的制度创新。是政府转型时期党执政理念指导下的政府定位。服务型政府是由法治型政府、参与型政府、责任型政府、公共服务型政府、有限政府、高效政府、透明政府、学习型政府、节约型政府等一系列具体政府形态组成。公共服务型政府只是政府职能重点的调整,属于“服务型政府”的具体形态。

参考文献:

[1]谢庆奎,佟福林.服务型政府与和谐社会[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高尚全.政府转型[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

[3]刘星.服务型政府:理论反思与制度创新[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4]李景鹏.政府职能与人民利益表达[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6.

[5]张成福,党秀云.中国公共行政的现代化——发展与变革[J].行政论坛,1995.

[6]谢庆奎.服务型政府:政府改革的目标选择[J].人民论坛,2006.

[7]陶学荣.论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途径[J].甘肃社会科学,2005.

[8]王艳.服务型政府的异化与转型:论建立新公共服务型政府[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4.

[9]井敏.论服务型政府与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区别[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6.

党课心得志愿服务基层活动 篇4

目前正值在建六所学校工程项目进入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重点局党组以此为契机，在工地开展“两学一做”专题党课教育，“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亮身份、作承诺、当先锋、树形象，鼓舞工人士气、凝聚队伍力量，做到党课教育、施工生产两不误。

秦军结合重点局党组开展“两学一做”教育活动有关要求及重点局党组的部署，就提出的“四个全面”发展战略，从深化 “三个认识”进行了深刻阐述。一是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二是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三是对遵循全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认为结合共产党的执政历史、执政经验和执政理念，综合国际共运史的发展规律提出的四个全面，是我党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伟大探索。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下如何从严治党，提出了“三严三实”，即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

秦军强调，严以修身就是修身养性、修身养德，培养良好的道德情操，追求高标准的道德境界，党员、党员干部都要有自己的道德底线。

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在严以修身廉洁自律上，要从中华民族的深厚文化中，从中国伟大的先人、革命先烈、模范人物中汲取营养。

严以用权，权力是党和人民给的，是职工群众给的，不能乱用权力，要时刻珍惜权利，不越红线、珍惜底线，经得住诱惑、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严以律己，就是遵守纪律，遵守法纪，廉生明，公生威，只有以身作则群众才能服气。谋事要实，做事一定要从实际出发，抓工作要有如履薄冰的责任感，要各尽其职，各负其责。创业要实，干工作一定要实实在在，不摆样子，不走过场。做人要实，对组织要忠诚老实，对同事要襟怀坦白，坦坦荡荡做事，老老实实做人。

秦军结合当前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实际和项目工程严峻的施工生产形势，对“三严三实”活动提出的背景、内涵引经据典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对目前工作中不严不实的表现，结合实际、有的放矢进行了深入剖析。要求大家对照标准找不足、自觉查摆抓整改，努力提升自身修养，转变工作作风，励志为企业发展做贡献。

政府公共服务党课 篇5

汇报人：林静璇 08教育技术一支部 20082801036

敬爱的党组织：

2011年3月31日，我开始了第一次党课的学习。经过此次学习，我加深了对我们党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带领各族人民开创社会主义新生活。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增强民族自尊、自信和自强精神，抵御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扫除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努力使我国人民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民。党员更要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在提升自身的专业知识素养的同时，自觉增强社会主人翁意识，做一个真正对社会有用的人。这不仅体现在文化知识的学习上，更表现在对社会的服务意识上。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立党宗旨的高度概括语言。遵从这一原则，决心要把理论落到实处，2010年12月，我报名参加了在广州举办的亚运会。经过了一系列的培训和考核，最终成为一名真正的交通服务志愿者。能成为万人瞩目的亚运盛会上的一名志愿者，我是何其幸运。把握每个锻炼自己的机会，以此增强自身的综合能力和素养，是党对当代大学生的要求，也是我对自己的要求。我一直告诉自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以最大的热情和最负责的态度去对待。每一份工作都有其独特的存在意义，这也是我们做好服务工作的意义。在这个服务的大团队里，我深深地感受到协作的巨大力量和付出所获得的精神回报，是无法用物质来衡量的。

在大学短短的四年时间里，我们要学习的不仅是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更重要的是全面提高自己的综合素养，增强思想觉悟，用实际行动来展现自我风采。党课培训不只是以上课讲授的形式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也是我们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了解我们党的党性、党纪和党的基本知识的重要途径。党课是我们大学生入党的先行课，是每一位中共党员的必修课。认真对待党课培训，对我们自身先进思想的培养，对共产党的精神内涵，以及其先进性了解有极大的提升作用。而思想汇报，可以使党组织更好地了解自己，更好地接受党组织的教育和监督，积极主动地向党组织汇报自己的思想、学习和工作情况，也有利于我们进行定期的自我反思，是培养自己的组织观念、提高思想觉悟的有效途径。因此，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会在党课培训和思想汇报中不断提升自己，努力成为一个合格的准党员。

林静璇

政府公共服务党课 篇6

这部电影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只是简单的讲述着一名国产党员踏踏实实的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办实事，引领着人民走向富裕。其中最感人的情节莫过于村名集体给沈浩妻子电话百年的场景，我相信，这个时候沈浩的妻女，是为着他感到骄傲而自豪的。以前对他不顾家人，一心一意为小村事业殚精竭虑的埋怨也消失殆尽，因为，他们懂得了国产党员，就是为着人民无私服务的那一种人，中国***员就是具备着这样党性的一群人。

电影以沈浩的猝然长逝开头，以女儿的一段深情而坚强的告白结尾，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故事情节紧凑、真实可信；没有口号、没有标语，没有说教，但是，我们从这部电影中获得的却是不少，也有着不少的感悟，我认识到了一名真正的中国***员的应该有着怎么样的觉悟，该做些什么，应该具备着那些光荣品质，看完以后，我在党性的培养上，有了很大的进步。

平凡的人生闪耀***员的魂，坚定的信念成就辉煌的小岗村。沈浩同志鞠躬尽瘁、一心为民、不计较个人得失，他的人格魅力深深影响着我，沈浩同志身上，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人的政治本色。他的感人事迹将凝结成一座丰碑，不仅立在小岗村，立在广袤农村，更立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心里。

政府公共服务党课 篇7

一、小城镇公共服务目标分析框架

公共产品的层次性和地域性,影响不同层次政府的支出,也决定各级政府的相关事权。中央政府不能包揽一切公共产品的供给,地方政府不能、也无力承担不该由他们提供的公共产品。从提供公共产品的范围看,不同层次的政府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应该不同。从理论上讲,政府职能决定了政府间公共服务事权划分。首先,政府的公共服务事权是政府为履行其公共服务职能而被赋予的行政权力,政府公共服务事权的边界完全取决于政府职能的内容及其实现方式。其次,对每一层级政府而言,事权必须与职能严格对应,如果有职能而无与之对应的事权,则要么政府职能无法履行,要么政府为履行职能只能越权行事;反之,如果有事权而无与之对应的职能,则要么事权不被使用,形同虚设,要么使用事权必然导致职能边界的扩展,变相赋予政府新的职能。因此,无论从事权划分的内容来看,还是从事权划分的结果来讲,政府间公共服务事权划分取决于政府职能的界定和分工。

作为小城镇政府选择公共服务目标,首先要区分公共服务目标的市场属性;其次要明确国家对公共服务的基本要求,从而明确其服务目标最适宜提供的政府层级;再次,要了解公共服务的现状和居民实际需求特点;最后,要分析小城镇自身公共资源能力、社会效益等,合理选择小城镇政府的公共服务目标,以及公共服务目标的优先顺序。

二、公共风险分析法的引入

从公共风险出发,2002年,刘尚希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界定公共支出范围的两种方法:风险归宿法和反向假设法。这项成果发表在我国经济学界的权威杂志《经济研究》,为解决政府财政长期存在的“越位”和“缺位”问题提供了一条新思路。刘尚希认为,公共风险是指那些产生“社会性影响”的风险,它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其主要特征表现在:一是内在关联性(传染性)。二是不可分割性。公共风险对每一个企业和家庭来讲,是必然的,不可逃避的。三是具有隐蔽性。公共风险很难正面识别,往往累积到了快要爆发的程度才被发现、才引起重视。

(一)风险归宿法。

其理论依据来自“公共风险决定公共支出”的原理。风险归宿法的基本思路是:在现实生活中,面对经济、社会中各种各样的风险,我们难以直接判别其究竟是公共风险还是私人风险。但是,在现实中任何风险总是有一个最终的归宿,总要有一方要为风险的发生承担最终责任。这就是风险归宿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风险归宿是市场;政府;或者两者共同承担。

(二)反向假设分析法。

其理论依据来自“公共支出的使命是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的原理。其基本内涵是:如果政府不承担某项支出责任,结果会变坏——导致公共风险;不变或变好——没有导致公共风险。若是前者,表明政府承担的支出责任是正当的,符合上述原理;若是后者,则表明政府承担的支出责任是不正当的,因为它违背了公共支出的使命。

(三)公共服务与公共财政支出关联性。

公共服务目标的选择与公共财政支出有很多的关联之处:首先,公共服务方向的支出是公共财政支出重要方向之一;其次,公共服务目标的选择面临着和公共财政支出同样性质的问题;再次,公共服务目标存在着市场失灵领域、市场发挥主导作用的领域和市场政府共同发挥作用的领域;最后,如果政府放任公共服务目标的自由发展存在着风险,其风险的归宿也是市场、政府或者双方共同来承担。所以,可以借鉴公共风险分析的方法来分析判断政府的公共服务目标。此外,还可以通过对公共风险内容的重要性、影响程度等的排序分析,来确定公共服务目标提供的优先顺序。

三、公共风险分析法的应用

(一)确定公共服务提供中的政府责任。

一是假设我们面对的所有风险都是私人风险,没有公共风险,都可以交给市场去防范和化解。通过风险归宿法,判定政府在公共服务提供中是否“缺位”;二是通过反向假设分析法,假设所有的公共服务提供都是不当的,判定政府在公共服务提供中是否“越位”。

(二)明确小城镇政府在公共服务提供中的责任。

税费改革前,乡镇自筹和统筹资金是农村公共产品及社会事业投资的主要来源。随着税费改革深入,乡镇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正在逐步消失。同时,国家转移支付的数额有限,不可能对乡镇所有项目都照顾到。小城镇政府职能向提供公共服务转变的政府体制改革目标缺乏有力的公共财政制度支撑。尤其是在城镇化和国民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那些吸纳外来人口较多、承担农村劳动力转移任务较重、较有可能成长为区域经济中心的小城镇,政府职能转变严重滞后于市场发育程度,很难提供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配套公共服务。因此,明确小城镇政府的财权和事权是做好小城镇公共服务规划的重要前提条件。

(三)明确小城镇政府的适宜公共服务范围。

每一项公共服务目标都有自身的独特性,有些公共服务目标提供质量和效果可能不会受到范围的限制,有些公共服务目标则需要在一个相对较大的范围或者人群中才可能取得一个较好的效果。例如:社会保险、合作医疗保障等只有在一个相对较大的区域内,才可以有一个较好的平衡。因此,确定一级政府的公共服务目标必须要考虑到公共服务目标自身的特性。在确定小城镇政府的公共服务目标时,有必要对小城镇适宜提供和不适宜提供的公共服务目标做出分析。

(四)明确小城镇政府的公共服务目标

通过文献资料、问卷调查等多种方式,了解居民的公共服务需求和公共服务提供现状,通过纵横向比较,确定小城镇政府公共服务的目标。

(五)确定公共服务目标的优先顺序

1. 公共服务目标可能风险内容分析

风险内容细化,就是假定政府在该项公共服务提供中不承担任何责任,分析由此可能会引起的一切不良后果。比如:如果政府在基础教育的提供中不承担任何责任,那么他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就会有:文盲增多、劳动力素质下降、国民素质下降、扩大贫困等。

2. 公共服务目标风险内容发生可能性分析

专家范围要包括:小城镇政府官员、当地居民(城镇和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专家、公共管理部门人员、规划研究人员等。在打分以前,专家组人员必须要对当地的发展情况,公共服务现状等有一个相对充分的了解,同时,还要遵从一个公共服务目标选择的基本原则。

说明:(1)风险内容重要性:是指该项风险内容的发生所带来的后果,对社会的影响程素,影响越大分值越高,重要性分值在0-100之间。(2)风险内容发生的可能性:该项风险内容发生的概率,概率值在0-1之间。

I1,I2,I3,…,Ii,…,In,是公共服务目标的可能风险内容;

T1,T2,T3,…,Ti,…,Tn,是公共服务目标;

P1,P2,P3,…,Pk,…,pn,代表第k个专家给风险内容重要性的分值(0～100);

S1,S2,S3,…,Si,…,Sn,代表第k个专家为风险内容发生可能性打的分值(0～1);

3. 公共服务目标重要性求和

对每项风险内容的专家打分求和,(j=1,2,…,n)

对公共服务目标重要性求和,Tj=q k=1ΣIk(j=1,2,…,N)

4. 确定公共服务目标提供优先序

根据得分高低顺序,确定公共服务目标提供的优先顺序。

四、关于公共风险分析法的几点说明

(一)风险内容。

风险是指如果该项公共服务完全推向市场,即完全按照市场规律决定提供该项服务的数量和种类时,可能会出现的不良状况。风险内容则是由于这种状况的出现,可能衍生的一切不良后果。

(二)风险属性。

风险造成不良后果的可转移性,如果可以转移,则意味着公共服务目标的提供责任在于政府和市场双方。如果不能转移,则意味着只能由政府来承担提供责任。

(三)风险归宿。

是指不提供这种公共服务所造成的损失,最终回落到谁的头上。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确定所有风险的归宿。若风险仍回归到政府,也就是说,政府现在不承担支出责任,将来还得承担,则表明这种风险是公共风险,需要政府“马上行动”,现在就必须做出支出安排去防范和化解。

以基础教育为例:如果政府不把基础教育作为提供的公共服务目标,那么由它所带来的风险内容最终仍会回到政府身上,即风险归宿是政府,属于公共风险,因而政府在确定现行的公共服务目标时,应承担起基础教育的全部支出责任。

五、结束语

学者普遍认为,我国公共产品短缺的原因,是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与公共财政的发展相对滞后于经济发展。应逐步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建立中国特色的公共服务模式和公共服务体系,这是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着力点。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一个长期目标,不可能一步到位、一蹴而就,需要通过设置明确的时间表分步实现。但是,只要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努力方向,建设人民满意的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就不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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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研究 篇8

摘 要：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有利于政府和体育行政部门对体育管理方式的转变，有利于促进社会体育组织的发展，有利于满足社会公共多元化和异质性的体育锻炼需求。以上海市体育局购买市民体育大联赛承办单位服务为个案，分析个案的模式、特征以及意义，总结个案的基本经验，以期对二三线城市开展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提供借鉴。

关键词：公共体育服务；政府购买服务；群众体育赛事；上海

中图分类号：G80-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076（2015）05-0004-05

Abstract：Government purchase of public service of sport is helpful for government and sport administration to transform management mode，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organizations of social sports and meeting the diversity and heterogeneity needs of people for sport activities.By taking Shanghai Sports Bureau purchasing service from social organizations for Shanghai mass sport events as a case，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urchase patterns，characteristics and significance and summed up the basic experience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econd- and third-tier cities to carry out government purchasing public sports services.

Key words： public service of sport；government purchase of public service of sport；mass sport events；Shanghai

1 问题的提出

政府购买服务起源于西方国家福利制度改革，反映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中角色和地位的变化。西方发达国家政府购买服务模式在近半个世纪的实践中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我国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才有部分发达省市开始试点这种模式[1]，但近年来在政府深化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推动下，这种模式在国内二三线城市逐步得到推广。特别是2013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组织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的出台，要求各级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要更多地利用社会力量，加大购买公共服务力度，到2020年全国基本建成比较完善的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制度[2]。在这一政策的引导下，各级地方政府开始积极推广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由于实践时间较晚，发展历程较短，大部分二三线城市缺乏购买服务实操经验，在实践中难免会存在一些问题。

上海市作为最早开展政府购买服务的城市之一，经过十余载的探索，购买服务的范围从刚开始的养老服务逐步拓展到慈善教育、就业扶助、司法矫正和问题青少年教育等诸多领域，并且也延伸到公共体育服务领域。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相当多的宝贵经验，对正在实践和将要试点的其他二三线城市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以上海市体育局购买市民体育大联赛承办单位服务为个案，总结上海市在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方面的优秀经验，以期对全国二三线城市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提供经验和指导。

2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理论阐释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是政府购买服务模式向公共体育服务领域的成功延伸，两者有机结合源于这种模式的活力和优势，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提出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理论思考：

第一，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思考。西方政治经济学自由主义学派认为，市场是最优的资源配置方式，市场自身调节功能够实现对各种资源的优化配置。诚然，在资源配置效率方面市场呈现出无可比拟的优势，但是市场解决不了社会公平问题。履行公共服务是政府的基本职责，从政府的立场来看，除了要考虑资源配置的效率还要关注资源配置的公平问题，仅凭市场机制难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因此，在市场出现资源配置失灵时，就需要政府站出来进行干预。然而政府在克服市场失灵过程中有时候发挥不了预期的调节作用。原因可能在于，首先政府克服市场失灵的首要前提政府是“道德人”[3]，政府是大公无私的，但事实上政府存在自身利益诉求，有与民争利的风险。其次，政府一方面不能准确洞悉公众的真实需求，存在供给与需求契合度风险，另一方面政府作为单一供给主体不能满足社会公众的个性化、异质性需求。最后，缺乏竞争和成本控制手段也都会造成政府失灵。因此向社会公众提供公共服务既不能放手市场去办也不能让政府一家去独揽。考虑到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风险的存在，新公共管理理论给出了答案，其认为政府可以转变单一供给主体的思路，引入市场和社会共同提供，通过丰富供给主体，充分利用市场和社会的优势，发挥政府的协调作用，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合作联动机制，克服各自缺陷，放大各自优势，在供给服务过程中便可以形成合力和提高效率。

第二，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思考。向社会公众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基本职责，但政府作为生产主体直接向社会公众提供公共服务存在较多的弊端，最为明显的问题就是政府作为单一生产主体，公共服务生产成本高，经济效益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将供给主体和生产主体相分离无疑是一个较好的治理举措。从经济学角度出发，是否应该将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和生产主体相分离，原则上取决于成本收益分析。引入市场手段和社会力量生产公共服务，发挥竞争机制诚然能够提高公共服务生产的经济效益，然而完全依赖市场和社会力量生产公共服务又会产生资源配置不公平问题，但是政府通过向市场和社会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既可以提高公共服务生产的经济效益，又能够保障公共服务配置的均等化。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优化结合无疑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主要诉求之一。

第三，社会福利多元化的思考。自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出现福利国家危机，西方发达国家都在收缩福利规模，大多数国家没有能力完全承担社会福利，各国政府都在寻求多方提供社会福利。福利多元主义认为，国家作为社会福利供给的重要主体，但绝不是对福利的垄断。社会总福利应该由公共部门、非盈利性组织、盈利性组织、家庭、社区共同提供，让政府独自承担社会福利是完全错误的做法。政府应该成为福利服务标准和规范的制定者、社会福利的购买者以及对其他从事提供社会福利服务的监督者，非盈利性组织和盈利性组织应该成为社会福利的主要生产者，家庭和社区应该成为社会福利配置过程中的协调者。只有各方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做到不错位、不缺位，才能实现社会福利有效生产和优化配置。

为了全面提升上海市市民身体素质和幸福感指数，上海市体育局从2013年起每年举办上海市民体育大联赛。截至2015年8月，上海市民体育大联赛已经成功举办了两届，第三届联赛也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当中。同时，上海市体育局为了提升全市社会体育组织适应市场竞争及规范化运作的能力，以市民体育大联赛为平台，2014年和2015年连续两年引入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模式，把市民体育大联赛的承办服务转交给社会体育组织，以此培育和扶持社会体育组织的发展。

在2014年上海市民体育大联赛承办过程中，上海市体育局通过公开招投标的方式向全市社会体育组织购买市民体育大联赛承办单位服务，参与投标的36家社会体育组织，有30家社会体育组织中标，并与上海市体育局签订了购买服务合同[4]。在2015年市民体育大联赛承办过程中，全市87家社会体育组织，其中55家社会体育组织参与投标，最终51家单位中标[5]。

在整个购买过程中，上海市体育局作为市民体育大联赛的购买方，中标社会体育组织作为承办单位的供给方，购买内容为市民体育大联赛承办运作管理。招标采取第三方委托代理的模式，上海申权招标咨询有限公司作为上海市体育局招标委托代理方，招标采取“单一来源采购”和“竞争性谈判”两种方式。为了确保整个招投标过程公平、公正和透明，上海市体育局不仅在相关网站公示了应标和中标的单位，而且允许媒体全程介入到招投标工作中，不仅邀请媒体代表参与评标，而且向各大媒体开放招投标现场。

4 个案审视

4.1 个案的模式与特征

关于政府购买服务模式研究，当前较为主流的观点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王名提出的依赖关系非竞争性购买模式、独立关系非竞争性购买模式和独立关系竞争性购买模式[6]，另一种是韩俊魁提出的竞争性购买和非竞争性购买模式[7]。尽管在划分形式上两位学者对政府购买服务模式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实际上他们对划分所依据的标准是趋于一致的，从划分标准来看，他们的焦点都聚集在社会组织与政府两者之间的独立性程度以及社会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的竞争性程度两个方面。

因此，可以从购买服务“买卖双方”独立性程度和“卖方”间的竞争性程度两个维度去考察上海市体育局购买市民体育大联赛承办单位服务的模式。在个案中，从“买卖双方”独立性程度来看，作为买方的上海市体育局与卖方的社会体育组织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关系，上海市体育局是政府部门，体育协会和体育俱乐部是社团性质的民间社会体育组织，双方是不同的法人代表，“买方”和“卖方”是建立在不同主体契约关系基础上达成的购买协议。从“卖方”间的竞争性程度来看，上海市体育局采取“竞争性谈判”和“单一来源采购”两种招投标方式来选择购买服务的承接方，也就是一部分项目供给主体具有竞争性，另一部分项目供给主体具有非竞争性。所以，基于“买卖双方”相互独立程度和“卖方”间的竞争性程度可以将上海市体育局购买市民体育大联赛承办单位服务的购买模式界定为独立关系竞争性购买和独立关系非竞争性购买的混合模式。

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设计层面来看，上海市体育局购买市民体育大联赛承办单位服务具有鲜明的规范性特点：

第一，竞争性购买和非竞争性购买。西方学者认为存在供给主体竞争市场是购买服务三大基本条件之一[8]。我国也有学者提出类似的观点，认为政府购买服务首要前提就是市场存在大量的服务供给主体[9]。国内外学者一致认同竞争市场在政府购买服务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因为良性竞争机制可以降低服务生产成本，确保和提高服务质量。在上海市体育局购买市民体育大联赛承办单位过程中，既存在竞争性购买也存在非竞争性购买。上海市体育局考虑到各项目供给主体竞争环境的实情，对多数具有供给主体竞争市场的项目，通过招投标“竞争性谈判”的方式从众多竞标社会体育组织筛选出最佳的承办单位，对于缺乏供给主体竞争市场的项目采取“单一来源采购”指定具有承接能力的社会体育组织作为承办单位。

第二，体制外购买。体制外购买是指购买服务建立在不同主体契约关系上。在个案中，上海市体育局在2014年和2015年与多家中标社会体育组织签订了购买服务协议，中标的体会社团和体育协会都是在民政部门登记的具有独立法人的社会体育组织，社会体育组织和上海市体育局是相互独立的关系。体制内购买是指政府出于单位编制有限，通过出资建立民办非企业单位，招聘社会工作人员来承担公共服务事务，如上海市杨浦区延吉街道政府购买社区体育赛事服务就属于体制内购买这种情况[10]。

第三，购买过程公开透明。上海市体育局购买市民体育大联赛承办单位服务从发布招投标信息到最终确定承办单位，整个过程具有公开透明性。首先，在相关网站发布招投标的信息，组建包括政府、媒体等多方评标机构。其次，在网站公示应标单位让群众参与监督和审查，并且在竞标过程中邀请媒体全程报道，最后，对中标单位在网上进行公示。

第四，第三方代理招投标。购买市民大联赛承办单位服务过程中，为了避嫌，做到公正和权威，上海市体育局没有亲力亲为招投标工作，而是采取第三方代理招投标的方式，委托上海申权招标咨询有限公司作为上海市体育局招标代理方。

4.2 个案的意义

在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模式中，政府、社会体育组织和社会公众是三个最为重要的核心要素，在理论设计上，这种模式对三个核心要素的作用体现在“一石三鸟”方面。因此，本文从三个核心要素方面考察个案的意义。

4.2.1 政府层面

第一，有利于政府和体育行政部门对体育管理方式的转变。一直以来，我国体育管理体制偏向于政府主导型，“官办”体育色彩较浓，政府和体育行政部门在体育发展过程中扮演着“家长”的角色，包办了体育发展的方方面面。诚然，这种体制的优越性给我国体育发展带来的巨大成功，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以及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成功申办，但我们也不能忽略这种体制的不足，一方面使政府和体育行政部门容易陷入微观管理事务当中，另一方面抑制了社会办体育的空间。而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这种模式有利于弥补政府主导型体育管理体制的短板，能够实现政府和体育行政部门对体育的管办分离，形成政府和社会共同治理的格局。在个案中，上海市体育局一方面把“办”的职能分离给社会体育组织，将市民体育大联赛的直接承办过程转交给体育协会和体育社团等社会体育组织机构，另一方面把“管”的职能延伸到协同治理，充分发挥政府的决策、购买、监督和评价职能，积极调动社会体育组织的专业化承办能力。因此，通过购买服务方式可以有效实现政府和体育行政部门对体育的管理由微观管理到宏观治理的转变。

第二，有利于降低政府提供公共体育服务成本，提高服务效益。传统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模式是政府作为直接生产者向社会大众提供，但是这种模式存在两个弊端。首先表现在供给成本方面，大部分公共体育服务的生产过程具有专业化，需要在专业技术人员和专业管理人员的配合下才能顺利产出，但实情是政府在公共体育服务的生产过程中不占据专业优势，倘若政府要直接生产公共体育服务就需要投入足够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提高生产专业化程度，但同时这也让政府生产公共体育服务的成本高出于市场的平均水平。其次表现在服务效益方面，政府直接生产服务实则是政府对公共体育服务生产的直接垄断，竞争机制的缺失，容易造成政府机械的重复生产一种公共体育服务，满足不了公众多样性和异质化的需求，而在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模式中，通过将公共体育服务的生产工作转交给具有专业化优势的社会体育组织，就可能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较高的效率和效益。

4.2.2 社会体育组织层面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组织采取“分级登记，两头管理”的登记制度，即凡是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包括社会体育组织）需要有相关的主管机构。这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政府监管，但是也存在一些弊端。一方面社会组织受到民政部门和主管部门的双重领导，导致自我独立发展能力较差。另一方面登记注册需要有相关的主管机构导致大多数社会组织寻找行政庇护，对政府依附性较强，致使职能和定位不清晰，使得社会组织发展缓慢，活力较低[11]。但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采取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这种方式能够有效提高社会体育组织的活力，改善政府与社会体育组织之间的关系，为社会体育组织的发展提供动力[11]。就个案具体而言，实施购买服务这种机制至少在两个方面有助于提升社会体育组织的活力，首先表现在拓宽筹资渠道和增加收入方面，社会体育组织在完成承办市民体育大联赛工作后，上海市体育局需要按照合同规定向社会体育组织支付承办服务费用，这便可以增加社会体育组织的收入，保障这些社会体育组织的良性发展。其次体现在专业化承接服务能力提升方面，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实则是一种契约式购买，社会体育组织需要按照合同内容按质按量完成承办工作，如果上海市体育局认定承办单位承办工作服务不合格就会终止购买合作，不予以资金回报，这就迫使社会体育组织主动改善管理，提高专业技能，进而提升各自的专业化服务能力。总体而言，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模式可以改变以往社会体育组织“等靠要”的发展模式，提高自身的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

4.2.3 社会公众层面

社会公众作为公共体育服务的受益者，不论是传统模式下的政府直接供给方式又或是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模式下的多元供给模式，对于社会公众而言，他们关注的焦点是由“旧模式”到“新模式”的转变是否迎合了他们在体育锻炼方面的诉求。当前，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社会公众对公共体育服务业的需求一方面体现在规模化层面，另一方面体现在异质性层面。而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模式使大量且多样的社会体育组织参与到公共体育服务生产与供给中，一方面解决了政府直接供给在数量方面的不足，另一方面弥补了政府供给内容单一的短板。在上海市体育局购买市民体育大联赛承办服务过程中，上海市市民毋庸置疑是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机制改革红利的最大受益者。通过竞争性购买模式，上海市体育局挑选出服务最佳、专业性最强的社会体育组织来承办市民体育大联赛，从而整体上提升了市民体育大联赛的含金量，市民通过参与市民体育大联赛获得最佳的公共体育活动服务。

4.3 个案的基本经验

4.3.1 结合实际采取竞争性和非竞争性两种购买机制

在个案中上海市体育局采取竞争性购买和非竞争性购买两种机制向多家社会体育组织购买市民体育大联赛承办主体服务，采取竞争性购买方式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大部分项目存在承办竞争市场，另一方面通过引入竞争性购买机制可以挑选到“价廉物美”的承办主体，“价廉物美”顾名思义就是较低的承办成本和较高的承办服务质量。由于承办竞争市场的存在，上海市体育局就有可能在众多的竞争供给主体中通过比较挑选出承办成本低且服务质量好的承办方：而采取非竞争性购买方式主要鉴于少数项目缺乏承办竞争市场，上海市体育局承办这部分赛事又不占有专业优势，直接承办势必需要支出较高的成本来弥补自身的专业短板，但是让具有专业优势的社会体育组织去承办这部分赛事便可以降低承办成本。因此，从承办成本来看，对于缺乏承办竞争市场的项目采取表面看似是折中办法的非竞争性购买方式，也不失为一种较佳的选择。

4.3.2 采用公开招投标方式

为了确保招投标工作的科学规范和公平公正，在购买服务中，上海市体育局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开展招投标工作。现行招标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公开招标，另一种是邀请招标。公开招标是指招标单位通过公共媒体向不特定的组织或法人发布招标项目信息内容，并在符合要求的多数投标人中选择出最佳的一个。而邀请招标是招标人根据承包商的资信和业绩，首先挑选一定数量的组织（不低于3家），然后邀请他们参与投标[12]。这两种招标方式主要区别在于：第一，发布信息方式不同。前者采用公告的形式，而后者采取的是投标邀请书。第二，投标人选择范围不同。前者采取公告的形式，面向的投标人是市场上所有对招标项目感兴趣的组织，并且不清楚潜在投标人的数量；后者招标对象是“知根知底”的组织，并且事先已经知道投标人的数量。第三，竞争范围不同。前者面向的是符合条件的所有组织，但凡符合要求的组织都可以参加投标，因此竞争范围较大；而后者因为投标人数量有限，因此竞争范围也较小。第四，透明程度不同。在公开招标中所有活动都要按照既定并为大家熟知的程序和标准对外公开，因此公开透明程度较高；而邀请招标透明程度相对较低，易产生作弊行为。通过以上对两种招标方式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公开招标具有两个方面的优势：一是公开招标可选择的投标人数量较多，可以通过竞争机制甄选出最佳的投标人；二是公开招标的透明程度较高，降低作弊风险。因此，在个案中上海市体育局采取公开招投标的方式向全市所有具有资质的社会体育组织购买市民体育大联赛承办服务有利于在最大限度内选择承办方，一方面兼顾了公平公正，另一方面也确保了效率。

4.3.3 积极引入第三方监督机制

第三方监督机制是区别于政府部门自身监督的外部监督形式，是监督主体多元化的体现，一方面可以提高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外部制衡机制，可以有效弥补政府内部监督的缺陷。在上海市体育局购买市民体育大联赛承办服务过程中，上海市体育局就充分利用第三方的独立主体的特点，积极引入了第三方监督机制开展购买服务工作。在整个购买服务过程中，第三方监督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招投标方面采取第三方委托代理的方式进行招投标，委托上海申权招标咨询有限公司作为上海市体育局招标代理方开展和监督招投标工作。第二，全程邀请媒体代表介入监督。全程介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邀请媒体代表参与评标工作，其次整个评标过程对所有媒体开放，再次将评标结果在媒体上公布。

5 结语

与传统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模式相比较而言，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在理论设计上，一方面有利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实现政府对体育微观管理到宏观治理的转变，另一方面有利于促进社会体育组织的发展，增强社会体育组织的活力，再一方面有利于满足社会公共多元化和异质性的体育服务需求。但从这种新型模式在各地方的具体实践来看，政府购买体育服务实操仍存在一些问题，如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领域有待深入，购买程序有待规范，社会体育组织承接服务能力有待加强。因此，二三线城市在准备开展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前，有必要向已取得成效的一线城市借鉴经验，如上海和广州。“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积极学习他人的成功经验，可以避免走弯路，走错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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