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的政府机构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的政府机构改革（共8篇）

改革开放以来的政府机构改革篇1

温故而知新。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政府机构改革历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17大之后的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一、1982年——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实行干部年轻化

1982年的政府机构改革，主要是为了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实现干部年轻化，其历史性进步可用三句话来概括：一是开始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二是精简了各级领导班子，三是加快了干部队伍年轻化建设步伐。第一次改革之后，国务院各部委正副职是一正二副或者一正四副，部委的领导班子成员的平均年龄从64岁减到60岁，局级干部的平均年龄从58岁降到50岁。本次改革没有触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政府职能没有转变。

二、1988年——“转变政府职能是机构改革的关键”

198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是在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出现的，其历史性的贡献是首次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是机构改革的关键”这一命题。由于后来一系列复杂的政治经济原因，这一命题在实践中没有及时“破题”，原定于1989年开展的地方机构改革暂缓进行。国务院在调整和减少工业专业经济管理部门方面取得了进展。如，撤消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组建新的国家计委。撤消煤炭工业部、石油工业部、核工业部，组建能源部。撤消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和电子工业部，成立机械电子工业部。撤消劳动人事部，建立国家人事部，组建劳动部。撤消国家物资局，组建物资部。撤消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组建建设部。撤消航空工业部、航天工业部，组建航空航天工业部。撤消水利电力部，组建水利部。撤消隶属于原国家经委的国家计量局和国家标准局以及原国家经委质量局，设立国家技术监督局。

三、1993年——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首次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1993年我国进行了第三次政府机构改革。其历史性的贡献在于，首次提出政府机构改革的目的是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但从学术观察的角度，1993年的政府机构改革“目的清楚、目标不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改革任务就是要减少、压缩甚至撤销工业专业经济部门，但从1993年机构设置来看，这类部门合并、撤销的少，保留、增加的多。如机械电子部合并本来是1988年改革的一个阶段性成果，1993年改革时又被拆成两个部——机械部和电子部；能源部本来是在1988年撤消了三个专业经济部门的基础上建立的，1993年改革又撤消能源部，设立了电力部和煤炭部。给人的印象是，目的与目标背道而驰。

1993年改革的一个重大举措是，实行了中纪委机关和监察部合署办公，进一步理顺了纪检检查与行政监察的关系。1993年实行中纪委机关和监察部合署办公的这种做法，是统筹党政机构设置的重要方式之一。

四、1998年——消除政企不分的组织基础

鉴于当时机构设置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的现实，1998年中央人民政府实施了2008年之前涉及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大的一次政府机构改革。1998年改革的目的与目标高度协调。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是目的，尽快结束专业经济部门直接管理企业的体制是目标。1998年改革历史性的进步是，政府职能转变有了重大进展，其突出体现是撤销了几乎所有的工业专业经济部门，共10个：电力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冶金工业部、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地质矿产部、林业部、中国轻工业总会、中国纺织总会。这样，政企不分的组织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消除。到目前为止我们都还在享受这个成果。

为什么说撤销工业专业经济部门就是消除政企不分的组织基础呢？众多的工业专业经济部门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工业专业经济部门可以说是资源配置的载体，是落实经济计划的依托。但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这类部门的存在不利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不利于充分发挥企业的微观经济主体地位。在一定意义上说，撤销工业专业经济部门就是取消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二道贩子”，消除了政企不分的组织堡垒。

五、2003年——目标：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

2003年的政府机构改革，是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大背景之下进行的。改革的目的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推进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改革目标是，逐步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健全金融监管体制，继续推进流通体制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监管体制建设。这次改革重大的历史进步，在于抓住当时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突出问题，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比如，建立国资委，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建立银监会，建立监管体制；组建商务部，推进流通体制改革；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调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为国家直属机构，加强食品药品安全与安全生产监管。

1982年以来的这五次政府机构改革实践，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坚持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目标，把转变政府职能作为机构改革的关键；坚持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把精兵简政和优化政府组织结构作为机构改革的重要任务；坚持机构改革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相结合，优化干部队伍结构；坚持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分步实施，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进行改革。当然也有一些教训。最大的教训在于，忽视了政府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

2003年抗击非典以后的政府机构改革是一个转折点。之后的政府机构改革，以科学发展观为价值导向，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目的，以全面促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为目标，以全面履行政府的社会经济职能为基本途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的17大报告中提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2003年以前的改

改革开放以来的政府机构改革篇2

关键词：政府职能,转变,社会管理,公共服务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领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这对原有的政治体制提出了挑战,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改革的机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党的十八大适时地对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要求,对政府职能转变做出了新的部署。

一、政府职能的界定

政府职能是指行政机关承担的职能,是国家行政机关因其国家公共权力主体的地位而产生,并由宪法和法律加以明示规定的国家机关各种职责的总称。为了更好地理解政府职能,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管理四个维度来进行阐释,四者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政府职能的外延,共同构成了政府职能的全部内容。政府职能转变,是指在并不完全放弃原有职能的基础上调整具体职责之间的位次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政治、经济形势也会发生相应的变革,这对政府职能转变提出了机遇和挑战。对于政府来说,只有对当时所面临的社会矛盾做出科学地判断,并以此为据合理地安排四大职能之间的先后顺序,才能有效地履行政府职能,才能赢得广大群众的支持。

二、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职能转变的历程

第一阶段(1984—2002年),政府的首要职能是调动一切积极的因素发展经济。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差距大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政府的首要职能是发展经济,先把社会财富这块蛋糕尽量做大,一切工作都围绕经济建设展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在这一战略决策指引下,各级政府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了政府职能重心的根本转移,即由原来重阶级统治职能转向重经济管理职能。改革开放以来,历届政府都把发展经济置于中心地位,政府工作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7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有系统、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9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过去的五年,党和国家在处理国内外一系列复杂问题时,始终坚持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这是顺乎潮流,合乎国情,深得民心的。天下事错综复杂,风云变幻,遇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能偏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各项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党的十四大后,为了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央政府在经济领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切实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现象大为减轻。第二阶段(2003年至今),经过若干年的经济积累,社会财富这块蛋糕已被充分做大,但是如何分配蛋糕以及原有经济发展模式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日益凸显,群体性事件呈现多发、频发的趋势。党的十六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在综合考量世情、国情、党情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构想,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特别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受到高度重视。2004年3月,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各级政府要“在继续搞好经济调节、加强市场监管的同时,更加重视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在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历程、经验和成功做法的基础上,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要通过改革,实现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转变。根据十七大和十七届二中全会部署,2008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从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目标出发,统筹兼顾,在一些关键领域迈出了重要步伐。2012年党的十八大对转变政府职能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三、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的建议

1.进一步明确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边界,着力建设有限政府。新中国成立以来,受特殊国情和国际环境的影响,我们借鉴了前苏联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建立了与此相适应的政治体制。这种政府全面干预经济社会事务的模式,在短期内对于集中有限的资源迅速提高综合国力,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时过境迁,该模式的弊端也逐渐显现,主要表现为政府“越位”、“错位”、“缺位”现象层出不穷,配置资源的效率过低,不利于调动各社会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首先,要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凡是属于经济领域的事务,要充分遵循市场规律办事,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对经济事务放任自流,而是要转变角色和管理方式,由直接干预转变为宏观调控,着力为市场经济的良好运转创造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其次,要明确政府与社会的边界。在原有的政治体制下,政府不仅直接干预经济的发展,而且也全面、直接地干预社会事务。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社会组织会不断壮大,公民的参与意识会逐渐增强。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应把公民和社会组织能够自己解决的社会事务交还给社会,充分调动公民和社会组织的积极性,为其履行社会管理职责保驾护航。

2.着重履行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建设有效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是现代政府的基本职责,也是政府获得政绩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在强调规制政府权力,建设有限政府的同时,也要避免类似的误区,即把所有的经济和社会事务交由市场和社会组织来办理。因为,不论是市场还是社会组织都不是万能的,都不足以有效地应对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我们强调政府职能转变,是指“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不为,即凡是通过市场和社会组织能够解决的事务,政府应该及时“放手”,交由相关的主体来完成,而政府主要负责保障、监督;有所为,是指凡是市场和社会组织没有能力解决的事务,政府应该紧紧“抓住”,并且尽全力做好。诸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具有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排他性等特点,只能由政府来承担。因为,与一般的经济或社会资源的配置追求效率不同,公共服务的配置追求的首要目标是公平,而要保障公平这一目标的实现,代表公众利益、行使公共权力的政府无疑是最合适的角色。随着经济的发展,公众对公共服务的要求会越来越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党中央适时地提出了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在履行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等职责的同时,政府还要承担最主要的职责即提供令广大群众满意的公共服务。

3.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抓手,为政府职能转变打开一个突破口。行政审批是政府支配社会资源的一种方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随着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边界逐步明晰,政府直接干预资源的分配已经不合时宜,而且其弊端也日渐显现。突出表现为:一方面,政府配置资源的效率过低,造成了大量公共资源的消耗;另一方面,由于政府掌握资源配置的绝对主导权,使得其他社会主体想方设法地迎合政府的喜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权力的寻私。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地位的奠定,公民和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应逐步、大幅度地削减需要行政审批的事项,除攸关国家公共安全、公民生命财产等的事项需要强化审批外,凡是一般经济性或社会性事务,都可交由市场或社会组织自行调节或自主决定。对于必不可少的或者是暂时不能取消的行政许可项目也要依据高效、为民、节俭的基本原则,减少不必要的审批环节,简化烦琐的审批手续,及时主动地接受社会的监督。

参考文献

[1]张国庆.行政管理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84.

[2]朱光磊,等.建设服务型政府是转变政府职能的新阶段[J].政治学研究,2008,(6).

改革开放以来的夫人外交篇3

自江泽民担任国家主席以来，国家领导人夫人陪同出访方式渐成惯例。江泽民夫人王冶坪、胡锦涛夫人刘永清等，都曾在各类外事活动中频繁出现。当王冶坪公开出现在媒体上时，距离王光美作为国家主席夫人最后一次公开出访，已经28年。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国家领导人的夫人们在外事活动中扮演的角色同样越来越重。实际上，家宴茶会、慈善活动等方式，是领导人的夫人们经常选用的沟通媒介；学校、医院等，则是夫人们展现自我魅力、宣示友好态度的惯选之地。

1994年9月2日，江泽民携夫人王冶坪飞赴欧洲三国。中国观众从电视上第一次看到了这位第一夫人。香港的一份刊物描述王冶坪“内向、仁慈、善良、热情”，“天性好静、不好声张、衣着朴素，不用化妆品”。这些都被库恩写入江泽民的传记：王冶坪的座右铭是“老有所为”，尽管颈椎病给她带来痛苦，并妨碍了她的日常活动。她认为陪同丈夫是一种“负担”，因为她说她有点“力不从心”，而且她从来不喜欢“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江泽民担任国家主席时，国家领导夫人陪同出访开始成为常态。王冶坪陪同江泽民访问了俄罗斯、日本、法国、越南、美国……最受瞩目的两次是，王冶坪在布什家的农场里与小布什夫人劳拉一同品茶；在日本与日本前首相小渊惠三夫人一同观看和服表演。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变化篇4

转眼之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早已有了32个年头了。在这32年当中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新的伟大革命。不错，要是没有当初的邓小平一声令下喊出来改革开放的口号，谁又能知道今天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呢？

首先，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中国改革开放30年，保证了和平稳定，建立起全面的物质生产体系，经济建设取得显著成就。

沿海地区，从南到北，形成了广阔的前沿开放地带，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建立了以珠海为中心的经济特区，使工业规模显著扩大，产业结构渐趋合理，所有制结构日益完善，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形成了行业分类广泛、技术含量较高、外向度突出的工业格局。按照近几年统计显示，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已达246.97亿元，比1978年增长8.1倍,平均每年递增11.7%增长.改革开放不仅仅使国内的生产总值达到了大幅度的提升，也使得农村经济全面发展。

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推行了以家庭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他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使农村经济由单一的农业生产发展为农林牧渔业全面发展，农工建运商服综合经营的新局面。农民们的大力发展畜牧业,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步伐。畜牧业是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容忽视的就是中国的工业的建设，充分发挥了工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为全市经济发展起到了主导作用。

中国通过调整工业结构解决轻重工业的比例失调问题，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上了正确的道路，从而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可以促进三大产业的协调发展，进一步的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

其次，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得到了大大的提高。自从2001年中国申请加入WTO组织来说，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发生了不可忽视的变化。紧接着就是2001年中国的申奥成功2001年7月13日北京时间22：00，万众瞩目的2008年奥运会举办城市终于在莫斯科国际奥委会第112次全会中揭晓。萨马兰奇雄浑的宣告声中只有一个名字：BEIJING!中国北京凭借其过人的优势，完美的陈述报告，在五个2008年奥运会申办城市中脱颖而出，夺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也是世界给中国最大的肯定。之后神州五号，六号乃至七号的升天，是中国成为继俄罗斯和美国之后，世界上第三个将人类送入太空的国家。都证明了中国无论是在经济上面还是在科技上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一切的一切都证明中国不再是停留在1840年鸦片战争时期那个任人宰割的中国了。

再次，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城乡居民和城镇职工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吃的方面，人们由量的满足向质的方面提高，人们饮食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并趋于优化。我国商品早已告别短缺，进入物质资料相对丰富的年代，七、八十年代“吃粮凭供应，副食要票证”的状况一去不复返了，人们的生活消费总量增加，在质量上面也是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穿的方面，人们穿着向“成衣化”、“多样化”和“个性化”方向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生活中人们印象最深刻、最直观、最生动的变化莫过于衣着服饰的变化。十几年前，人们服装主要以“灰白”、“军绿”为格调，样式陈旧。可如今，人们穿着成衣化大大提高，衣着讲究美观、舒适，款式繁多且变化快。以往注重服饰厚实耐穿的观念，遂嬗变为追求衣著新颖雅观，部分高收入阶层的妇女日就华丽。黄金项链、脚手镯，以至袒肩露胸的上衣和超短裙，已在部分青年女子身上出现。

住的方面，住房成套率明显提高，居室环境大为改善。随着城市住房制度的改革，城市住房建设速度的加快，一批“安居房”、“解困房”和居民小区相继建成，居民住房条件明显改善。甚至在中国的部分地区出现了小洋楼或者是别墅形式的楼房。

居民日常耐用消费品由“实用型”向“享受型”方向发展。手表、缝纫机、自行车，这个在六、七十年代曾代表富有标志的“老三件”，曾经是多少人的向往和梦寐以求，并且成为人们追求的奢侈品，时过境迁，居民家庭的耐用品演绎了两次更新换代。

最后，国民预期寿命明显提高

预期寿命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指标，预期寿命提高不但意味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也意味着社会保障能力的提升。根据中国人口普查数据，1982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是67.77岁，2000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上升到71.40岁，增加了3.63岁。

国民的寿命的提高和改革开放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正是因为改革开放。人民的生活有了保障，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也进入一个与世界同步的时代。人民的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

改革开放以来达州的变化篇5

调查地点：四川省达州市渠县（农村）调查时间：2015年5月调查方式：实地调查，上网查询

两年前，随着升学的缘故，我背着简单的行囊来到这座陌生的城市—安康，虽然远离家乡，但故乡的山，故乡的水，故乡的土地，故乡的一草一木，在我的心里永远是那么的熟悉。随着改革开放的这些年，家乡的人们的生活条件及生活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四川渠县，渠县隶属于四川省达州市，位于达州市西南部，与广安、南充、巴中山水相连，地理坐标为：东经106°38′ —107°15′，北纬30°38′—31°16′，截至2004年，渠县辖15个镇，45个乡，幅员面积2013平方公里。截至2010年，总人口为148万。早在新石器时期，这片土地便有了人类活动。殷商时期賨人在今土溪镇城坝村建立了国都城，周赧王元年（公元前314年）设置宕渠县，明洪武九年（1376年）定名渠县，还曾建置郡、州治地，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是川东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渠县人民创造的巴渝舞、竹枝歌、彩亭、耍锣、花园歌、竹编等民族民间文化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虽然出门在外不经常回家，但每次回家我都会惊奇地发现家乡也在变化着，并且，近几年来我发现家乡的变化越来越大了，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下面就是我发现的家乡的一些变化：

一、交通

家乡很多年前就铺水泥路，基本都通到家门口，所以家乡的交通可以说是很便利的，上次回家我还发现村里还出资弄路灯，晚上出门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黑漆漆的一片，晚上出门还要拿着手电筒，黑夜行车也相对更安全了。并且在路上基本不见自行车了，人们骑的更加多的是电动车和摩托车，这也反映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更高，环保意识也相应加强了。

二、住房

家乡基本每家每户住的都是楼房，几年前人们很少装修，但现在基本都装修的很漂亮它们不仅外观新颖漂亮，而且室内装璜考究、设施齐全、美观舒适，改变了原来基本不装修、室内没摆设的状况。生活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三、人口素质

以前家乡出一个大学生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家乡的孩子基本都是读完初中就去工作了，但现在人们的思想觉悟更高了，家长都努力督促子女读书，现在大学生已经不是稀奇的了。虽然家乡的人们都是务农为主，但人们经常读一些关于致富之类的书，所以家乡木材厂、养猪场越来越多，这也相应给家乡的人们在农忙之余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人们的收入也会相对更多一点。

四、穿着讲时尚

过去家乡的人们不富裕是一衣多季，现在家乡的人们富裕了是一季多衣，而且非常注重讲究服装面料、款式和品牌。过去的布鞋、胶鞋也被各式皮鞋、波鞋所替代。再也不会出现穿着不合时宜的衣服，小孩子的衣服也不会买更大的以备长大了还能穿，而是穿的更加讲究了。

五、家电

随着收入的稳步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特别是现在国家实行家电下乡和城乡用电同网同价政策的落实，家乡的居民买到了实惠的家电，一改过去买得起家电而用不起电的状况，冰箱、洗衣机、空调等高档家用电器已不再是奢侈品，正成为家乡居民生活要素的重要内容。

六、文化娱乐丰富多彩

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日益改善，家乡居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越来越高。家乡办起了自己的歌舞团，并且，去年家乡也建好了一个室内的娱乐中心，在娱乐中心里可以打篮球，也有一个大大的舞台，平时谁家有喜事只要交100块钱的水电费就可以在娱乐中心办酒席，并且还会请一些歌舞团来助兴，这样子就算下雨天也不会愁。

七、医疗卫生

现在家乡卫生条件改善，卫生所增多，解决了农民看病难的问题，医疗设施也相对齐全。近年，由于国家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农民从中得到更多优惠。

八、食

在“食”的方面，从最初的填饱肚子就算富裕人家，到现在的每日必吃得健康、营养的食品，食品供应现在根本不在话下，以前人们基本是在过节或是集市日才能吃到肉，但现在人们基本每天都能吃到肉，冰箱里基本都会有备好的肉菜，并且人们更加注重食品的安全，不会像以前那样专买便宜的菜而不注重食品安全。从泥路，到水泥路；从瓦房，到楼房；从生活困苦，到逐渐改善，再到如今的经济宽裕。看着家乡的改变我感到很高兴，我也确实感受到了我家的幸福生活在蒸蒸日上的发展着，我感到很欣慰。虽然家乡各方面都在慢慢的改变，但我还是有一点小建议：

 我发现虽然家乡有很多娱乐场所，但很少开展娱乐活动，所以我建议多开展一些娱乐活动，可以在各个节日的时候开展，如篮球比赛，拔河比赛等。这样不仅可以增加节日的氛围，群众之间也更多的交往。

 在农闲时期人们经常聚在一起聊天，所以我觉得在村里应该开设一些报亭和农家阅览室，多鼓励人们了解时事，了解一些科学。这样人们将会知道更多外面的事，整个村的文化内涵将会的很大提高。

 麻将风和扑克风在村里基本是很流行的，虽然赌注都很小但赌博有害身心，我希望家乡的政府可以加大各方面的教育，多作一些宣传，特别要注重下一代的教育，以免这种赌风泛滥开来。

改革开放以来家乡的变化篇6

在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推进和落实下，家乡的变化一年比一年大。原先村民们挤在狭小阴暗的老式木房子里面，此刻住进了宽敞明亮的红砖青瓦房，并有了卫生厨房，卫生厕所，有的还建起了两层以上的楼房。以前窄小的土路，一下雨泥泞不堪，此刻转成了宽阔的水泥大道，下雨天也不怕出不去了，此刻我回家能够坐着小车直接就到家门口了。小康示范村使整个村子焕然一新。此刻的孩子们都做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上课，并且国家免减了书杂费，村子里的每一个孩子都高高兴兴地去上学，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村民们都有均衡饮食。还能够随便挑选自己喜欢的衣服。

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村里开始有了电视机。夜幕降临，忙碌了一天的村民们聚集在电视机前，看着电视里播放的精彩节目，也仿佛看到了自己精彩的明天。

改革开放以来的政府机构改革篇7

认真地、实事求是地回顾与反思,盘点近30年猪产业的发展,分析近30年猪产业的变化,总结近30年猪产业发展的经验,找准猪产业目前存在的问题,对于按照科学发展观、实现猪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从而为实现畜牧业现代化、为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1 盘点近30年猪产业的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逐步推行,中共江西省委将农户家庭养畜放在了首位,自主经营。接着国家较大幅度地提高了收购生猪的价格。1983年省委、省政府把畜禽良种、配合饲料、防疫灭病并列作为提高畜牧业经济效益的三大因素,列为工作重点,要求逐步建立起完整的体系。1985年省政府决定逐步放开生猪经营,1986年决定取消生猪收购上调计划,实行自由购销,市场定价,这是猪产业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一步。1985年开始,在国家发改委、农业部、财政部的扶助下,建设国家级商品瘦肉型基地,实施红壤开发项目、吉湖开发项目和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等,扶助专业户养猪,连片形成了商品猪基地带。并且大力推广普及适用技术,组织实施“丰收计划”和“星火计划”项目,显著地提高了养猪科学技术水平。20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规模经营,建设生态养猪小区,推行标准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所有这一切体制创新、政策扶助、科技推广、投入增加,都有力地促进了养猪产业迅速崛起、健康发展。1987年全省出栏肉猪超过1 000万头,1994年超过2 000万头。到2005年全省出栏肉猪达到2 333.1万头,年末存栏1 485.4万头,猪肉产量182.2万t,人平占肉42.26kg。2006年虽受猪价大幅度下滑和严重疫情影响,但比2005年还略有增长。2006年和1978年相比,出栏肉猪从574万头增加到2 357.4万头,增加3.1倍,年均递增5.17%;年末存栏从944.3万头增加到1 387.1万头,增加46.9%;猪肉产量从24.85万t增加到185.3万t,增加6.5倍,年均递增7.44%;人平占肉从7.8kg增加到42.71kg,增加4.5倍,年均递增6.26%。

从生产水平分析,尽管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江西养猪生产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有了长足的进步,但1978年养猪生产水平还是很低的,生猪出栏率仅有63.5%,屠宰猪头平胴体重仅43.3kg,存栏猪头平产肉量26.3kg。

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年,江西和全国一样,养猪生产水平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979年发达国家生猪出栏率150%左右,屠宰猪头平胴体重70~80kg,存栏猪头平产肉120kg左右,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为101%、69kg和70kg,江西仅有69.2%、45kg和29.3kg。到了1995年,江西养猪生产水平虽仍然低于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但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05年接近一些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详见表1),但是由于猪场建设、疫病和饲养管理等方面的因素,母猪的生产水平仍然较低,从每头母猪提供的商品肉猪数量和产肉量比较,我国和一些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仍然很大。

改革开放以来,江西养猪产业出现过2次超常规、跳跃式快速发展的时期。第一次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中期,1985~1989年的5年全省增加出栏肉猪435.7万头,平均每年增加87万头,年均递增9.1%;1992~1995年的4年增加出栏肉猪948万头,平均每年增加237万头,年均递增13.7%。这一次较长时间的超常规、跳跃式发展形成的原因:一是在生猪主产省、市中,江西率先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1985年决定逐步放开生猪经营,1986年6月(比其它生猪主产省市提前2~3年)决定取消生猪收购上调计划,实行自由购销,市场定价。在这一正确决策推动下,生猪流通出现了“四个转变”,即由单一经营渠道向多渠道转变,由多环节向少环节转变,由国有食品系统为主渠道向农民营销为主体的转变,由政府定价向政府宏观指导下的市场定价转变。1985年东乡县农民带头闯市场,把江西生猪运到广东、福建等地销售,至1994年不完全统计,全省有运销专业户9 000余户,拥有各种运输车辆3 000多部,活跃在千里运输线上,把江西生产的1 000多万头活大猪运往广东、福建等东南沿海市场销售,市场的拉动调动了农民养猪的积极性;二是大力普及推广科学技术,把先进的、成熟的、适用的技术,组装配套,技物结合,向农村推广。除了各市县自行组织的技术推广项目外,由省畜牧兽医局组织实施的“丰收计划”、“星火计划”项目有:1985~1987年在22个县“推广瘦肉良种及人工授精技术”;1989~1990年推广预混料、浓缩料(辐射面达到95%的县、市);1990~1992年在40个县推广良种、良料、良法和防控疾病相结合的适用配套技术。这些技术推广项目的实施,有力地促进了传统技术向现代技术转变,大大地提高养猪经济效益,支撑着广大农民不断高涨的养猪积极性。这一次超常规、跳跃式发展,除了千家万户分散养猪数量增加外,主要是靠年出栏是30~50头和100~200头的专业户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专业户养猪成了主要的增长点。

第二次跳跃式发展出现在近2~3年。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养猪生产在持续快速增长的情况下,结束了“短缺经济”的局面,猪肉总量相对有余,加上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和国内国企改革正在进行,城市下岗工人再就业出现困难,农村农民增收难度也加大了,这些都影响城乡居民对猪肉购买力的进一步提高。特别是我省农村的劳动力大批量外出“打工”,农村养猪户大量减少,出现30%~40%,有的县甚至达到60%~70%的“空栏户”,而规模经营的发展抵不上千家万户养猪的减少,因而1998年开始,全省养猪数量减少,2000~2003年的4年间出栏肉猪均降至2 000万头以下。但从2004年开始,养猪业出现新的转机,2004~2006年的3年,增加出栏肉猪425.4万头,平均每年增加141.8万头,年均递增6.86%。这一次跳跃式发展形成的原因,除了2004~2005年上半年猪肉价格好的因素外,主要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规模经营,建立生态养猪小区,推广标准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的结果。据不完全统计,2006年底全省建立由多户聚集的养猪小区413个,年出栏万头以上的养猪场150个,还有几百座年出栏5 000~10 000头的中型养猪场,20个生猪主产县规模养猪的比重超过70%。很明显,这一次跳跃式发展的增长点就是靠规模经营。

2 总结近30年猪产业的变化

近30年来,江西猪产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

2.1 在农村经济中的地位上升为支柱性产业

改革开放以前,江西农村畜牧业始终是作为农村的副业而存在,户均出栏1~2头猪,养十几羽家禽,几户合养1头耕牛(合作化时期耕牛归集体所有),所谓“养牛为耕田,养猪为过年,养鸡养鸭换点油盐钱”就是当时畜牧业地位的真实写照。养猪是江西畜牧业的主要项目,历年来猪肉占肉类总产的70%~80%,最高90%左右;在畜牧业产值中,生猪的产值约占70%。因此畜牧业产值的比重大体上反映生猪在农村经济中的比重。1978年全省农户养猪平均2.9头(指饲养量,包括全年出栏和年末存栏),以猪为主的畜牧业产值按当年价格计算为6.26亿元,仅占农业总产值的12.8%;按相同口径计算2005年畜牧业产值为365.09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31.9%(1994年达到33.7%);1978~2005年,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重的变化(详见表2),按1990年不变价计算,1978年畜牧业产值20.77亿元,2005年为163.97亿元,增加6.89倍,年均递增7.95%。而同期农业总产值递增的幅度小,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畜牧业快速增长为农业支柱性产业的事实。

注:按当年价计算

从畜牧业产值指数的变化情况看,按可比价格计算,1978年各业产值指数均为100,2005年畜牧业产值指数上升到770.3,是农业内部总产值指数增长最快的产业之一,也说明近30年来畜牧业逐步上升为农业内部的支柱性产业(见表3)。

注:可比价格,1978年为100

从20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规模养猪迅速扩张,作为一个农户,要么不养猪,要么养得多,年出栏少则几十头到几百头,多则3 000~5 000头甚至几万头。因此对于养猪户而言,养猪自然就成了主业(当然也有兼营其它产业的),以至形成了一支经营猪产业的农民企业家队伍。

2.2 在空间布局上形成了优势产业带

改革开放以前,畜牧业既然作为种植业的附属,就不可避免呈现出哪里有种植业,哪里就有畜牧业,全省农村几乎家家种田产粮,户户养畜养禽。当时的农村,农产品的商品率很低,除了交“皇粮国税”外,基本上是自给性生产,各地的多数农户,生产小而全,结构雷同。随着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逐步向专业化、集约化方向发展,一部分农户从事种粮、种棉或种菜,一部分农户专门养猪、养禽、养牛,而且追求最大的规模效益,规模越做越大。尝到规模经营甜头的农民,逐步从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技术特长、品种资源、市场需求、物流条件等出发,不同县、乡发展为不同产业的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基地,以至形成为优势产业带,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地区独特的区位、技术和资源优势,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目前已形成“两线一片”的区域化养猪产业带,即沿“京九”、“浙赣”两线和赣中一大片的20个生猪主产县,这20个县出栏肉猪占全省的44.5%,其中有10个县饲养生猪超过100万头。例如上高县2006年出栏肉猪72.9万头(按农业人口计算人平出栏3头),年末存栏35.3万头,建成生态养猪小区33个,年出栏万头以上的养猪场3个,出栏200头以上的养猪户1 032户,其中年出栏1 000头以上的36户,全县规模养猪场的比重达到85%。东乡县2006年出栏生猪76.3万头(农业人口人平出栏2.5头),年末存栏38.8万头。建成生态养猪小区41个,年出栏万头以上的养猪场12个,年出栏5 000~10 000头的8个,年出栏1 000头或存栏母猪50头以上的养猪户300户,全县规模养猪比重达到了70%。余江县2006年出栏肉猪54.6万头(农业人口人平出栏1.95头),年末存栏29.7万头,建成生态养猪小区18个,年出栏万头以上的养猪场12个,年出栏5 000~10 000头的15个、出栏1 000~5 000头的28个,出栏200~1 000头的养猪户160余户,全县规模养猪比重达到80%。

2.3 在经济增长方式上逐步实现规模、效益、质量三同步

近30年来养猪业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体上可归纳为呈现“四个转变”:一是从散养、混养转变为规模化、专业化饲养。改革开放前以至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江西养猪以小规模零星分散饲养为主,人畜混居,猪牛同栏,鸡鸭鹅同圈。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专业户、重点户大量涌现,开始发展规模经营和专业化生产,大专业户在村庄的一角建设小型养猪场,初步实现人畜分居和不同畜(禽)种单一饲养。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新世纪,养猪生产以规模经营和专业化生产为主,远离村庄建设大中型养猪场和由多户聚集的生态养猪小区,生猪主产县规模经营比重超过70%,一般县也超过50%;二是从追求存栏转变为提高出栏率。改革开放前以至改革开放初期,考核养猪成绩的主要指标是生猪存栏增长多少,饲养“长寿猪”的现象到处可见,相当一批数量的肉猪包括岁末年初要养3个年头,1953年生猪出栏率为57.6%,1961年降至45.8%,1978年也只有63.5%,而生猪存栏量从1949年至1978年增加725.1万头,增长3.3倍。直至1993年生猪出栏率才突破100%(达到109.7%),2005年达164.2%。从1978年至2006年全省出栏肉猪增加3.1倍(年均递增5.17%),而生猪存栏仅46.9%(年均递增仅有1.38%)。这一转变集中反映了猪个体生产能力的大幅度提高,凸现了养猪效益的巨大变化;三是从满足猪肉数量的需求转变为数量、质量、安全、卫生、风味全面需求。新中国成立之初,人均仅有5.4kg猪肉,到1978年人均也仅有7.8kg猪肉。在肉食匮乏的情况下,能吃一次红烧肉算是很好的享受。当时各级政府和畜牧兽医管理部门不得不把精力放在了追求增加猪肉数量上。而且当时饲养的肉猪基本上是地方品种,胴体瘦肉率为38%~40%。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初期,提倡中约克与地方品种杂交,胴体瘦肉率大体上为45%左右。当时的猪肉,其脂肪含量接近40%,人体需要的蛋白质含量不足,而单位增重消耗的能量增重脂肪是增重蛋白质的2.6倍,这也显示养猪经济增长方式不合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人们迫切需要供应瘦肉,全省大力推广瘦肉型猪,到了新世纪,商品猪的主体是瘦肉型猪杜×长·大或杜×大·长三元杂种,基本上完成了从脂肪型猪向瘦肉型猪的转变。随着瘦肉猪满足要求后,肉食品的安全、卫生、风味问题凸现,近几年人们在追求瘦肉数量的同时,转向要求猪肉的安全、卫生和风味,这个转变目前正在进行,尚需时日才能达到较为理想的状态;四是从粗放的资源消耗型转变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规模经营发展后,基本上用精饲料养猪,采用单位面积产量较多(折算成能量计算)的青饲料养猪大量减少,猪粪尿作为资源充分利用也不够好,环境污染问题凸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猪人从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科学发展观指导养猪生产的内涵,提高了节约资源、循环利用的理念,增强了环保意识,越来越多的养猪场安排生产高产青饲料,特别注意让母猪采食一定量的青绿多汁饲料。多数大中型养猪场根据不同的条件,采用有效、廉价的措施、选择“猪-沼-果”、“猪-沼-粮”、“猪-沼-菜”、“猪-沼-渔”等不同的方式,处理粪污,沼气作能源利用(发电、煮饭、仔猪保暖),沼液作有机肥料利用。这一转变目前还正在进行,任务还十分艰巨,但已经有了良好的开局。

2.4 在技术应用上逐步向现代科学技术转变

这个转变举世瞩目,效果显著。从猪种、饲料、饲养、疫病、栏舍、个体生产力诸多方面分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

2.4.1 猪种的变化。

20世纪60~70年代,江西农村饲养的肉猪,基本上是地方品种纯繁的后代,脂肪型猪占主体。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初期,以中约克与地方品种二元杂种为主。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大量采用瘦肉型公猪与地方品种母猪(或含有地方品种血缘的杂种母猪)进行二元或者三元杂交。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新世纪,瘦肉型猪所占比重达到70%以上,基本杂交模式是杜×长·大或杜×大·长,还有一部分配套系杂优猪(如PIC、斯格),有30%左右的含地方品种血缘的杂种。

2.4.2 饲料的变化。

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前,农村养猪饲料单一,有啥喂啥,基本的饲料是泔水、米糠、青饲料,催肥期加喂些红薯、大米,以煮馊熟喂为主。20世纪80年代中期推广预混料、浓缩料,在农家自有饲料的基础上按比例增加一定量的“料精”,因含有较高的蛋白质、维生素和各种微量元素,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猪的生长速度显著加快。20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在规模养猪场以全价配合饲料养猪为主,近几年注意在母猪群中加喂青饲料。而零星分散饲养户,大体上保留用泔水、青饲料、米糠加浓缩料的饲料结构,既充分利用了分散零星甚至可能被丢弃的饲料资源,又注入了“浓缩料”,提高了饲养效果。

2.4.3 饲养技术的变化。

集中表现为由“吊架子”育肥转变为“一条龙”育肥。20世纪80年代以前,农村养肉猪基本上采用“吊架子”饲养,即在仔猪阶段喂给较好的饲料(如煮稀饭喂小猪),断乳后长时期“吊架子”(饲料浓度很低),最后催肥,提高饲料浓度(主要增加碳水化合物,如红薯、大米等),并采用与“吊架子”育肥相适应的其它饲养管理技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逐步推广“一条龙”育肥,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基本上全面采用“一条龙”育肥,并采用其它相适应的饲养管理技术。

2.4.4 疫病防控的变化。

集中体现在兽医工作对个体的诊断治疗为主转向对群体建立全方位立体的防控体系为主,着力做好引种检疫、生物安全,严格消毒、免疫注射、定期驱虫,发生重大疫病后采取应急预案,以预防疫病发生,发病后能够较快控制和扑灭。这一转变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目前疫病仍然严重威胁猪群健康生产,影响人类的安全,搞好疫病防控任重而道远。

2.4.5 栏舍的变化。

传统养猪人畜混居,猪牛同栏,栏舍条件很差。20世纪80年代开始推广工厂化养猪,是一个很大进步。但当时建养猪场,追求提高饲养密度,采用限位栏饲养,未按“全进全出”要求设计,与“动物福利原则”相悖,且导致生猪疫情更加复杂。近几年来提倡建设生态养猪场和生态养猪小区,选择场地符合生产“安全猪肉”的要求,控制饲养密度,设计“全进全出”栏舍,以小群饲养为主,建设环保工程,科学治理粪污。这个转变仍在进行。2.4.6个体生产力的变化。过去养肉猪,日增重300g左右,料重比5~6∶1,饲养1年左右出栏,胴体瘦肉率38%~40%。现在规模养猪场以杜×长·大或杜×大·长为主,日增重700g以上,料重比3∶1(比较好的可达2.5∶1),饲养6个月左右出栏,瘦肉率60%~66%。散养户或小型专业户,以饲养含地方品种血缘的二元或者三元杂种猪的条件下,日增重500~600g,料重比4∶1,饲养8个月左右出栏,瘦肉率50%~55%。全省商品猪个体产肉量78.1kg,比1978年43.3kg增加34.8kg。总体看,改革开放近30年来,猪个体生产力的变化是十分显著的。

以上6个方面的变化,标志着江西养猪从传统技术向现代技术相结合的转变,迈出了很大的步伐,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

2.5 由单一的政府服务转变为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化服务

改革开放前以及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农民养猪的服务渠道单一,如提供良种、技术指导、疫病防治等依靠各级畜牧兽医系统及其所属的种畜场,收购生猪靠各级的食品公司。近30年来,社会化服务的理念发生变化,服务功能得到加强,服务领域得以拓展,服务方式灵活多样。

服务理念的变化,主要是逐步明确了现代猪产业的全面发展必然要求以健全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为支撑,包括产前、产中、产后的全面指导,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发布,良种、饲料、兽药、机械的供应,猪场建设的指导,肉品加工、市场开拓和产品营销,监督检测体系的建设和监督检测的实施等。政府管理部门技术支撑体系扮演宏观管理和公益性服务的职能,合作经济组织和行业协会承担本组织和行业的自我服务职能,企业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实行赢利性服务。

2.5.1 各级畜牧兽医技术支撑体系服务的变化。

指的是省、市、县、乡(镇)四级畜牧兽医技术支撑体系服务的变化。省、市、县三级机构除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冲击,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外,其余时间一直比较稳定,功能不断转换和强化,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包揽一切”向公益性的监督检测方向变化。乡(镇)畜牧兽医站在经过几次“折腾”后,逐步走向规范,将公益性服务与经营性服务分离,技术推广、防疫检疫、监督检测等公益性服务由公共财政负担,而兽医临床、阉割、营销饲料兽药等经营性服务,则由经考核合格的从业者自负盈亏、自收自支。

2.5.2 良种繁育供应体系的变化。

在20世纪70年代末,全省共有种畜场100余座,几乎县县办场,小而全。每个场仅有几十头母猪,兼有种鸡、种鸭等,设施简陋,供种能力很差。1982~1983年筛选了29个场作为省联系场,给予重点扶助,实行“三定”(定饲养品种,定种畜规模,定供种任务),还先后新建18个规模较大的场,这些场均为国有,按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在20世纪80~90年代这个历史阶段中,对全省养猪生产曾经起过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由于体制、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活力不强,效益一直不够理想。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新世纪,民营或股份制种猪场蓬勃发展,成为良种繁育、供种的主体。到2006年底,全省已建成(包括扩建和新建)原种场和一级场、二级场共183个,地方品种资源场8个,保有基础母猪约8.4万头。原种场和一级场规模较大(保有生产母猪少则五六百头,多则几千头)栏舍规范,设施先进,经营有方,供种能力很强,除本省需要外,还面向全国供应种猪。

2.5.3 行业协会、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和服务。

省养猪行业协会建立于1992年,尔后,多数设区市、生猪生产县和部分乡(镇)先后建立养猪协会,具有法人资格的非盈利性社会团体。协会建立以来,为农民养猪提供信息、技术、营销、培训等服务,加强行业自律,维护会员和行业利益,起到很好的作用。协会成立之初,具有很浓的“官办”色彩,其领导成员多数为在职官员和各市、县畜牧兽医站的在职干部。现在的协会,以养猪企业为理事会成员单位,领导成员多数为养猪企业家的代表,在政府与会员之间充分发挥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上接政府,当好参谋,下连会员,当好“娘家”,促进了全省养猪产业的健康发展。与行业协会不同,近年来新建立(目前正在酝酿较大的发展)的农民养猪专业合作社是一个紧密型的利益共同体,它是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由养猪生产经营者或为养猪业提供服务的同行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向其成员提供种猪、饲料、兽药、器械的购买和生猪的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以及技术和信息服务。最近成立的上高县牧业合作社,除上述合作项目外,还为社员融资,合作社与县信用社签定合同,由县信用社提供6 000万元贷款额度,利率以原贷款利率为基础下调15%,由县牧业合作社为社员贷款提供担保。2.5.4养猪相关企业的发展、国外公司的进驻以及对农民的服务。这是近10年来为农民养猪提供最灵活、最便捷、最富有活力的服务。省内饲料企业已发展到405家,双班生产能力550万t,预混料生产能力33万t,2006年饲料工业产值达94亿元,可以生产饲料原料、全价料、浓缩料、预混料、教槽料等多系列产品。已有兽药企业45家,2006年兽药销售收入7亿元。已建立养猪设备加工厂多家,初步形成了供应养猪设备的能力。省外一批与养猪相关的企业纷纷来赣落户,国外公司在赣建立子公司,极大地拓宽了为养猪服务的领域和提高了服务的效果。特别是龙头企业对养猪户的带动,为养猪人提供的全方位服务,代表了产业化经营的发展方向,例如江西正邦集团、江西五丰公司、江西国鸿集团等,与养猪小区专业户签定合同,专业户自行建设养猪场,由公司提供猪源、提供饲料、指导技术、防疫灭病,大猪由公司按双方议定的价格收购包销,使养猪户获得一定的纯收入,受到农民的欢迎。今后,将企业、合作社、农户进一步联合起来,实现龙头企业的优势、合作社的优势与农户的优势互补,组建企业集团,打造在市场经济中具有更强大竞争力的“航母”,前景将是无量的。

3 站在新的起点实现猪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回眸过去,成绩斐然,令人欣喜;分析现状,问题严重,急待解决;展望未来,前程似锦,充满希望。我们要清醒地、冷静地分析猪产业的现状,切实解决饲料资源紧缺、疫病形势严峻、猪肉安全隐患、粪便污染环境等严重问题,构建与国际标准接轨的健康养殖理念和健康养殖标准体系,建设现代猪产业,走中国特色的畜牧业现代化道路。

3.1 加强宏观调控

我国对畜牧业的宏观调控力还很薄弱,政府的相关部门对全国养猪总量是否与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以及当前城乡购买力的水平相适应,猪的品种结构是否符合人们生活多样化的需求,缺乏宏观研究并及时发布相关信息,经常交替发生猪价格大幅度跌宕起伏,农民养猪盲目地跟随市场,现行猪价潮起潮落,而且饲养者、经营者利益失衡,既损害生产者的利益,也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人们对绿色、优质、具有特色风味猪肉的需求也不能得到满足。今后要加强政府的宏观管理和宏观调控的职能,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有效地运用宏观调控的手段,及时准确地发布相关信息,有效指导养猪产业健康发展。要适时建立和不断完善生猪期货市场,发挥期货市场和期货交易套期保值的功能,规避现货市场的价格风险。要大力推行生猪保险,保护生产者的正当利益。

3.2 创新良种繁育

目前我国饲养的猪种,主体来源于国外引进,甚至把“良种化”误解为“洋种化”,缺乏自主创新的良种,又不注重选育提高,陷入“引种-扩繁-退化-再引种”的怪圈,技术路线不重视数量遗传原理的运用,将有限的科研资源集中用于分子育种技术的研究。

良种是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载体,今后要以提高种猪质量、创新具有江西特色的多元化种猪结构、保护品种资源、扩大良种繁育和供种能力为目标,采用数量遗传原理与分子生物技术相结合的技术路线,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良种繁育的基础设施,进一步推进联合育种,构建与现代猪产业相适应的育、繁、推广一体化的选育、生产、供应体系。

3.3 全面控制疫情

近年来,生猪疫情形势十分严峻,原有疫病死灰复燃,肆虐猪群,新的疫病不断出现,扩散蔓延,多种病原混合感染、交叉感染、诱发感染,此起彼伏,不仅给养猪生产造成惨重损失,许多人畜共患病还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安全。今后要调整疫病控制理念,养重于防,养防结合,构建符合江西实际并与国际接轨的动物疫病预防和控制体系,建立疫病监测预警、预防控制、防疫监督、兽药质量以及防疫技术支撑和物资保障等系统,控制疫病的技术需要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并增加重大疫病防控的专项经费,实施官方兽医体制,建立执业兽医资格认证制度。对于规模养猪场和养猪小区来讲,要尽快形成养殖环境动物福利、引种检疫、生物安全、严格消毒、免疫注射、规范驱虫等全方位立体的防控格局,预防发生群体性重大疫情。一旦发生重大疫病,要采取应急预案,及时予以扑灭,以保护健康养猪,保护人类安全。

3.4 确保猪肉安全

国际、国内多起食物中毒事件引起人们对食品安全的忧虑和关注。目前江西生产的猪肉总体上是安全的,居民可以放心食用。但也有个别不法之徒使用“瘦肉精”喂猪,抗菌素作为添加剂使用,尚有不够规范的情况,兽医临床用药未能全面严格按有关规定执行,致使出现药物残留现象。这些虽然是个别现象,也必须高度注意。食品安全,人命关天,猪肉只能百分之百的安全,不能出现千分之零点一的问题。今后要建立可追溯系统,并从源头抓起。首先饲料和饮水要符合安全、卫生要求,采用无污染、无药残、无毒副作用的新型饲料添加剂。兽医临床用药严格执行有关规定,禁用有损人安全的药品,允许使用的药品要严格执行休药期。生猪屠宰、肉品加工、贮藏运输、市场营销等环节,也必须确保猪肉安全。严禁病死猪作为正常肉在市场销售。行政执法和检测检验的有关部门,要全程负责,加强管理,实行失查追究制度。

3.5 发展生态养猪

规模经营要求对猪场选址、分区布局、栏舍建设、粪污处理、环境保护有更高的要求,还要注意“动物福利”原则。而目前猪场建设还存在诸多问题,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建设的不少养猪场不符合规范要求,尤其是一些中、小型养猪场,凸现对环境的严重污染,栏舍设计也不符合“全进全出”饲养的要求。还有些乡村畜禽饲养总量超出土地承载粪便的负荷,造成“畜产公害”。所有这一切,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环境保护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要按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要求,发展生态养猪。首先要严格划分禁养区、控养区和可养区,今后规模养猪主要在饲养密度较小的丘陵、山区发展,以土地承载粪便的能力作为总量控制的标准。养猪场内分区布局,栏舍设计符合“全进全出”的要求,还要考虑“动物福利”原则。环保工程要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不达排放标准不得将粪尿对外排放。目前不符合上述要求的养猪场,要限期进行技术改造,使养猪产业的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

3.6 推进产业化经营

江西涌现出一批龙头企业,产业化经营有了一定基础,农民组织化程度逐步提高。但是总体看,龙头企业规模偏小,带动能力不强,农民组织化程度不高,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水平不适应现代养猪业发展的需要,特别是肉品屠宰加工滞后,目前以活猪销售为主。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是保障产业发展和实现利益均衡的必要条件,也是实现“小生产”与“大市场”对接,提高江西猪产业在国际国内市场竞争力的前提条件。要加快发展农民养猪专业合作社,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通过强强联合,实现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培育一批带动能力强、带动机制好、带动农户多的大型企业集团,实行“企业+合作社+农户”利益联结共同体;要加快建设和改造屠宰加工厂,在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和与农户联接机制上给予指导和扶助,逐步从活猪销售为主转变为以冷鲜肉、熟制品、精深加工品销售为主。通过龙头企业的带动和有效的监管,严格规范饲养者的生产行为,建立标准化生产体系,积极发展绿色、有机、风味猪肉,创立品牌,提升畜产品竞争力,形成特色猪业经济。

江西发展猪产业,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是全国生猪主产省中唯一同时毗邻长三角、珠三角、闽东南经济发达地区(也即是猪肉的主销区)的省份,肉猪及其制品送往销区运输半径小,运输时间短,途中损耗少,运输成本低,出境也有非常便捷的通道。而且,现代养猪业越来越受到土地和水资源制约,江西丘陵山地面积大,雨量充沛,地下水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高,建设生态养猪场具有广阔的空间。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目前已经形成了很好的产业基础,只要思路明确,努力拼搏,认真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江西养猪业一定会又好又快地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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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志文编译.1995年世界主要国家畜牧生产统计资料[J].中国畜牧杂志,19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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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江西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江西调查总队编.2006年江西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7.

改革开放以来的政府机构改革篇8

关键词：中外合作办学；中外合作项目；中外合办学院；中外合办大学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大众化的快速发展，中外合作办学已成为跨境高等教育在中国的主要实现形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外合作办学在中国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的改革也不断取得新的突破，中外合作办学的国际化水平也不断得以提升。研究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的改革历史，既可以明晰不同类型的中外合作办学模式如何优化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方式，又有利于探析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的改革如何助推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

一、中外高校合作办学模式的改革历程

自1980年8月中国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举办中美管理培训合作项目以来，中外合作办学至今已有30多年的发展历史。以1985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签署的《服务贸易总协定》为分界点，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的改革历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的探索阶段（1980-1985）、初步发展阶段（1985-2001）和规范发展阶段（2001-2015）。这两个重大事件直接促进了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的较大发展和快速改革。在探索阶段，中外合作办学最主要的办学模式是中外合作项目；在初步发展阶段，中外合作办学最突出的办学模式是中外合办二级学院和中外合办独立学院；在规范发展阶段，中外合作办学最显著的办学模式是中外合办大学。

（一）第一阶段的改革：中外合作项目的形成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高校较为保守，在中外合作项目上居于被动地位。1979年4月，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为促进经济发展，曾致函美、日、德、英、法等国驻华使馆，选派工业技术和管理人员出国进行对口培训[1]。1980年，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着手建立第一批企业管理培训中心。1980年8月18日，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成立，根据中美两国科技合作计划而建立的中美合作管理培训项目，在大连工学院（1988年更名为大连理工大学）内举办了第一期工商管理研究班的开学典礼，开启了中外合作培训企业管理人员的先河[2]。之后，北京、天津、上海、大连、广州等城市的企业管理培训中心，先后与日本、德国、加拿大、美国等不同的国家开展了中外合作管理项目。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与欧洲共同体（欧盟前身）于1984年9月在北京合作举办的中欧管理项目。

在这个阶段，中外高校在中外政府的主导下配合中国全国性的企业管理培训活动。从外方合作高校的情况来看，中外合作办学是以外方资助为主的，这种援助形式大多数不以营利为目的，而是为了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以进一步进入中国的经济市场和教育市场。从办学特点来看，这一阶段的中外合作办学处于探索时期，主要以交流办学为主，较少涉及学位、学历等内容。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外合作办学模式发生了新的变化，由设立在高校内部的企业管理培训中心承办国家分配的中外合作管理培训项目，发展到高校独立自主地与国外高校合作举办中外合作项目，尤其是国内急需的管理类专业的合作项目。这个转变得益于两个政策的颁布，一是1984年9月中国签署的《亚太地区高等教育学历、文凭和学位相互承认地区公约》；二是1985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此后，我国高校尝试与国外大学举办长期性的合作办学项目。

（二）第二阶段的改革：中外合办学院的形成

国际国内稳定的政治局势使20世纪90年代成为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一个分水岭。总体来看，这个阶段的办学主体由政府主导逐渐转变为政府和高校合作，高校的主体地位逐渐凸显出来，并由被动配合国家的安排转为主动探索中外合作办学的模式。例如，1986年南京大学与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合作举办的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和1987年天津财经学院与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城市大学合作举办的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班等。前者成为中外合作办学的一种新模式，使两国高校间的交往由一般的学术交往发展到长期稳定的合作[3]。然而，1989年6月的政治风波一度几乎使全国范围的中外合作办学活动全部中断。90年代的两件大事使得中外合作办学活动出现了转机，一是1991年底苏联解体，美苏冷战结束，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二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与之相对应，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对中外合作办学的指导方针在1992-1993年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原则上不接受”转变为“慎重开放”。

在此背景下，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在东部沿海地区得到快速发展。与此同时，一种新的合作办学模式——中外合办二级学院诞生了。中外合作项目的优势虽然很明显，但其缺点也很突出，于是中外合办二级学院在克服合作项目的不足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中方母体高校下属的中外合作二级学院，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是设置在中方母体学校内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以上海市为例，仅1994年就成立了多所中外合办二级学院，如上海交通大学和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合办的上海交通大学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上海大学和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合办的上海大学悉尼工商学院、上海理工大学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合办的上海斯隆商学院等多所中外合办二级学院。其中，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在1994年建校时，是上海交通大学下属的二级学院，并没有完全独立。1995年1月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布的《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中，把中外合作办学作为中国教育事业的补充，对中外合作办学持“促进开放”的态度。在此政策背景下，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于1999年从上海交通大学独立出来，成为独立设置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中外合办独立学院。这种独立的办学模式既结合了中外双方母体高校的教育品牌、声誉，又融入了社会中的流动资本。这种办学优势使得两位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的研究者王剑波和胡亮才，都把中外合办独立学院模式作为理想的中外合作办学模式。[4]

（三）第三阶段的改革：中外合办大学的形成

中外合办大学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外高校合作办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突破了以往高等教育的办学模式，是在经济全球化、高等教育国际化和大众化的背景下对高等教育办学模式进行的大胆尝试。随着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政府对中外合作办学持扩大开放的态度，并在2003年3月的《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中把中外合作办学的地位提升到“中国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的高度。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中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中外合办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在2004年成立并开始招生。中外合办大学是通过整合中西方教育优势，探索独特的国际化教育的模式。[5]

目前全国共有7所中外合办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2004年）、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2005年）、西交利物浦大学（2006年）、上海纽约大学（2012年）、温州肯恩大学（2012年）、昆山杜克大学（2013年）和香港中文大学（深圳）（2014年）。这些中外合办大学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中英高校合办大学；第二类是中美高校合办大学；第三类是大陆地区和香港地区的高校合办的大学。从创立的时间来看，教育部在2003年颁布《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和2010年颁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之后，才有了第一批和第二批中外合办大学。中外合办大学以其独特的办学模式、投资模式、管理模式和教育教学模式，赢得了较高的的社会认同。曾走访过西交利物浦大学、上海纽约大学和联合国际学院的杨东平教授认为，这些中外合办高校的管理体制、培养方式、课程内容、教师评价标准，甚至是学生面貌都与公立高校不同。这些学校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因有较好的就业和深造机会，而使他们的招生形势越来越好。[6]

总的来看，上述不同类型的中外合作办学模式，在内在关联方面具有依次递进的逻辑关系。从中外合作项目到中外合办学院再到中外合办大学，是以不同的方式来配置高等教育资源，提高现有高等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促进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的深入改革促使中外合办大学和中外双方母校之间形成了一种协同创新的关系，这既可以最大限度地使用现有高等教育资源，又能以多种方式引进国外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我国中外合作办学形式的不断提升，国际化水准的日益提高，主要得益于国际国内稳定的政治环境、快速发展的经济水平和日益宽松的文化氛围等多个因素的综合作用。

二、中外高校合作办学模式改革中

存在的问题

（一）中外合作办学定位不清

虽然中外合作办学目标定位为培养国际化的人才，但是，非独立设置的中外合作项目和中外合办二级学院，独立设置的中外合办独立学院和中外合办大学，在横向的高校类型和纵向的高校层次的选择中，都需要有各自不同的定位。不同类型的中外合作办学只有在明确办学目标、层次、规模等的前提下，才会在同一坐标位置的中外合作办学中办出特色。以中外合办大学为例，各层次、各类型的中外合办大学有着不同的办学定位，它们的基本职能都是以育人为本，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协调发展，其区别在于科研和社会服务所占的比重不同。

对比现有7所中外合办大学办学许可证上的基本信息之后发现，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属于教学研究型大学，在进行本科学历教育的同时，重在培养某一领域的高级专门人才。联合国际学院、上海纽约大学和温州肯恩大学属于教学型大学，以本科学历教育为主，主要培养适应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应用型人才。上述中外合办大学虽然都明确了各自的办学类型和层次，但在实际的办学过程中却又有不同的定位和追求。例如，西交利物浦大学致力于成为研究导向型的高水平大学[7]。研究型大学重在培养学术型和科研型人才，研究生占很大比例。另外，在经营策略的选择方面，中外合办大学具有较大的选择权。中外合办大学虽然可以选择不同的经营策略和管理方式，充分利用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源提供教育服务，但中国学界目前对营利性中外合办大学的认识存在较大的分歧。有些学者认为非营利性高校要优越于营利性高校[8]，这种认识非常不利于营利性中外合办大学的建立和发展。

（二）中外合作办学质量监管乏力

为对中外合作办学的全过程进行质量监管，教育部门或其委托的社会中介机构需要建立准入机制、监督机制和评估机制，并对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实施认证与注册制度[9]。评估、审核和认证是国际上通行的三种教育质量保障形式。2007年，教育部为加强对中外合作办学的行政监管，建立了“两个平台”和“两个机制”，即依托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开通中外合作办学监管工作信息平台和中外合作办学颁发证书认证工作平台，同时建立中外合作办学质量评估机制和中外合作办学执法、处罚机制。其目的在于向社会公布经批准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名单等相关信息。[10]

此外，政府部门还需要加强对国外高等教育机构的资质认证，并建立国外学位和办学机构信息查询系统。在中国，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的评估和认证体系仍在探索中，目前主要是通过国际上认可度较高的认证机构进行评估和认证，以提高教育质量。比如，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和管理学院目前都已通过三大国际认证机构的认证，即英国工商管理硕士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MBAs，AMBA）、欧洲质量改进体系（European Quality Improvement System，EQUIS）和国际精英商学院协会（The 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 International，AACSB）的认证。

（三）中外合作办学可持续发展后劲不足

有学者指出，要实现中外合作办学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遵循中外合作办学的基本规律，坚持引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原则，坚持公益性原则，完善评估机制，加强质量监控与管理，坚持规范办学，严格依法管理[11]。但从本质上看，中外合作办学的最大问题是可持续发展问题，即中外合作办学的经费支持问题。[12]

中外合办二级学院是中外合作项目和中外合办独立学院之间的一种过渡形式。与非独立设置的中外合作项目和中外合办二级学院相比，中外合办独立学院和中外合办大学对办学经费的需求更大，更需要构建多元化财务支撑体系以促进可持续发展。这既需要争取国家财政支持，又需要创新财政来源渠道。当前公共财政尚未惠及中外合办大学，国家应对中外合办大学给予直接的财政资助，以促使不同类型的高校之间能够公平竞争。[13]

（四）中外合作办学良性竞争环境缺失

理清各种形式的中外合作办学的性质可以更好地认识它们的权利，以保证其正常存在和发展[14]。从制度层面来看，保障制度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外合作办学的良性发展。

首先，中外合作办学的相关问题在法律和制度层面上很容易引发歧义。由于《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的相关界定和分类不明确，一些定位为研究导向型、非营利性独立法人机构的中外合办大学无法以事业单位的法人资格登记注册，本应投入持续发展的盈余却要缴纳税款[15]。对于缺失国家公共教育资金分配份额的中外合办大学来说，这种政策上的纠纷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外合办大学的快速发展。

其次，中外合办大学在教育上的平等地位尚未引起各方的高度重视。有学者把中外合办大学看作是“既非公办高校，亦非民办高校，而是独立于公、私立高校之外的第三种高校类型”[16]，“是介于公办高校和民办高校之间、介于国内与国际之间的特殊办学实体”[17]，是一种“非公非私、亦公亦私的办学模式”[18]。“这类学校可以在公与私两套制度规则之间进行运作，可以跳来跳去，进可攻退可守”[19]。这些观点表明中外合办大学具有不同于传统高校的特殊地位。中外合办大学的特殊性很容易破坏中外合办大学和公立高校、私立高校之间的公平竞争机制。

最后，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招生自主权不足、办学自主权较弱和产权不明确等问题，也制约着中外合办大学的进一步发展。

三、中外高校合作办学模式改革的反思

（一）政府应尊重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规律，逐步下放办学自主权

从权利理论的角度来看，我国公民具有开办私立高校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和第三十六条规定，公民具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基本权利[20]。从本质上来看，私人开办的私立高校属于公民的自由结社，这是受到《宪法》保护的权利。本文通过考察各种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的形成、发展和变革的历程发现，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的改革并不是自主进行的，而是在国家政策的规训下逐步进行的。每种办学模式的形成，都是以教育部门颁布的新政策为前提的。中外合作办学模式改革的认识在思想文化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但其实际的改革行动滞后于国家颁布的重要教育政策。这种政治文化生态环境不利于公民办学权的实现，也不利于中外合作办学的前瞻式发展。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指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正极力吸引国外高校到本国开设分校。目前，马来西亚、中东等主要的教育进口国家或地区，都允许国外教育机构入境办学，而且大多数没有强制规定必须和国内的教育机构合作办学[21]。与之相比，我国教育的开放程度有待提高，国家应该对教育持更加开放的态度。

（二）政府要创造多元和谐的文化环境和良性的竞争机制

中外合作办学的健康发展需要一个良性的文化生态环境。从中外合作办学的内部发展来看，需要清除并突破影响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政策性障碍，为促进中外合作办学营造更有力的支持性政策环境。从中外合作办学的外部环境来看，国家的教育政策需要尽快完善对不同类型和层次的高校的资助方式，合理分配公共教育资金。另外，从地域来看，现有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绝大部分都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偏少。例如，现有的7所中外合办大学都分布在经济比较发达的省市，即江苏省、浙江省、广东省和上海市。地理分布极其不平衡的背后，是生源的“大城市情结”和中国高校发展中的“马太效应”。中央政府应采取积极措施，改善地域发展中严重的不平衡现象，以帮助不同地区各类型的高校形成良性竞争机制。

（三）政府应鼓励发展中外合办大学，发挥其助推教育改革的“鲶鱼效应”

与中外合作项目模式和学院模式相比，中外合办大学模式最大的优势是其独立性，主要体现在6个方面：独立的法人资格、独立的校园和教学设施、独立的财务核算、独立的招生、独立的教学队伍和管理队伍、独立颁发学位。这种独立的办学自主权克服了中外合作项目模式和学院模式的天然局限性，使中外合作办学由依附走向独立，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较之其他两种中外合作办学模式，中外合办大学模式在人才培养、体制创新、国际交流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因此不少学者期望中外合办大学能发挥示范作用，并凭借体制外的办学经验推动公立高校的改革创新[22]。截止到2015年5月，全国共有2845所高校[23]，但中外合办大学只有7所，仅占总数的0.25%。这意味着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要及时转变观念，采取各种措施大力鼓励中外合办大学的建立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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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席酉民，郭菊娥，李怀祖主编：《中国大学国际化发展特色与策略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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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林金辉.论中外合作办学的可持续发展[J].教育研究，2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