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法之保险利益原则案例（推荐10篇）
被告：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湖南省永顺县支公司(以下简称永顺人保)。
1995年10月30日，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永顺县支公司为本单位6名女职工(包括王X顺之妻陈X兰)投保妇科癌病普查保险，保单号95-018，投保人和保险人均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永顺县支公司，被保险人和受益人是这6名女职工，保期3年，保险金额1万元，保费每人40元。该保费已由永顺县保险公司工会经费中出资一次交清。
6月，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永顺县支公司分立为人寿保险公司和财产保险公司两个单位，陈X兰被分到永顺人保工作。7月，陈X兰从永顺人保调往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吉首分公司工作。同年8月5日，永顺人保作出业务批单，以陈X兰不具有可保利益为由解除了保险合同，没有书面通知陈X兰。1月，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医院诊断陈X兰患癌症，后又经湖南肿瘤医院确诊为子宫膜腺癌。陈X兰患癌后，曾于191月和5月两次向永顺人保递交了给付保险金的申请。永顺人保以陈X兰调离后已不具有可保利益，保险合同时效为由，于同年7月21日给陈X兰下发了保险金拒付通知书。
保险利益是指在当保险人与投保人约定的保险事故发生之后, 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可能遭受的损失或者失去的利益, 保险利益必须满足合法性、确定性、可计算性。保险利益原则可以消除保险合同可能出现的赌博行为, 若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没有保险利益, 那保险合同无外乎就是一张数额较大的彩票而已;其次, 它能防止道德风险, 通过确定投保人与保险标的之间明确的保险利益关系, 使得投机分子无法滥用保险权利进行牟利;再者, 它也保护了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基本权利, 确保保险利益的可计算性, 可以保护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保险利益的执行力。
二、保险利益原则的法条分析
从上文可见保险利益原则对于保险市场具有重要作用, 2009年我国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以下简称《保险法》) , 现行的《保险法》在第12条和第31条中对保险利益原则做了规定。
《保险法》第12条规定:“人身保险的投保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 对被保险人应当具有保险利益。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发生保险事故时, 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人身保险是以人的寿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的保险。财产保险是以财产及其有关利益为保险标的的保险。被保险人是指财产或者人身收保险合同保障, 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可以为被保险人。”被保险人是保险合同的直接受益人, 因此其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是原则性的规定, 我国的《保险法》中对于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做了不同的规定。在财产保险中, 保险利益是以经济利益为限的, 其实际价值决定其经济利益, 只要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存在保险利益即可。而人身保险则不同, 这种利益不一定体现在经济上, 只要双方订立合同时存在保险利益即可, 而且发生保险事故后保险金的给付在法律上也没有具体的明确的规定。保险法从总体上, 明确了主体是被保险人, 标的是财产和人身, 而主体和标的之间的衔接———保险利益原则就成为了不可缺少的部分。
《保险法》的31条规定:“投保人对下列人员具有保险利益: (一) 本人; (二) 配偶、子女、父母; (三) 前项以外与投保人有抚养、赡养或者抚养关系的家庭其他成员、近亲属; (四) 与投保人由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除前款规定外, 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订立合同的, 视为投保人对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订立合同时, 投保人对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的, 合同无效。”该条采用列举的方法对我国保险法中属于人身保险的内容做出保险利益方面的规定, 指出了投保人保险利益的范围。但是, 本条中却有未明之处, “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订立合同的, 视为投保人对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 被保险人的同意是可以排除本条的列举项还是只是在本条列举项之外的一个辅助, 对此学界尚有争论:第一, 有学者认为这种法律后果应当以利益原则为基础, 以被保险人同意为条件;第二, 也有学者认为只要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投保即视为有保险利益。笔者认为, 保险利益原则的设立目的在于防止保险市场混乱, 保护被保险人和保险人的保险利益安全, 既然如此从扩大保险利益的角度上说, 无论是法定的保险利益关系还是约定的保险利益关系都应当受到保护。另外, 保险合同的订立其实也是民事行为, 在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和民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 应该最大限度的承认当事人自治, 充分保护当事人的自主地位。
三、保险利益原则的法律完善
(一) 对于保险标的缺乏明确的规定, 未明确区分保险标的与保险利益
保险标的与保险利益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 我国法律尚未对此有很明确的分解。特别是当对于人身保险的时候, 表述更加模糊。笔者认为, 以保险标的为轴心来看, 保险合同的成立需要符合以下三个要件:适合的投保人, 保险标的和保险利益。保险利益其实是投保人和保险标的之间的桥梁, 是判断投保人是否适格的标准, 因此决不能与保险标的混淆。
(二) 对于保险利益的界定
我国采取的是保险利益概括主义的立法体系, 虽然已经明确指出了财产保险利益的主体和时间, 但是没有对财产保险利益的概念和种类做明确的规定, 造成了操作中的困难, 无矩可循。而在当今中国, 法制理念相对落后的情况下, 规定不明确的法律文件的会使保险利益原则的初衷大打折扣, 导致保险行业市场紊乱。因此, 我们应该在法律明确规定财产保险的相关类型。
(三) 缺乏违反保险利益原则的惩罚性法律
我国《保险法》明确指出对于人身保险利益, 只要投保人在投保时具有保险利益即可。这种规定过于宽泛, 如此一来则产生了法律的漏洞, 当投保人利用漏洞违法投机之后也没有相应的惩罚性措施, 虽然刑法上有关于骗保的罪名, 但是对于不能以刑法规制的行为则只能以合同无效加以限制, 缺乏威慑力。应该在保险法具体条款中规定事故发生时保险人资格的审查和确定, 避免保险利益原则成为保险人诈骗和骗保的工具, 使保险利益原则更为严谨和完善。
参考文献
[1]任自力.保险法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13.
[2]易峰.保险利益的本质[D].中国政法大学, 2007.
关键词：保险利益；性质；意义
一、保险利益的性质
保险利益原则的确立目的是为了防止保险人以经营保险为名义从事博彩行为，危害公共利益，也是为了防止投保人或被保险人通过保险投机行为获取不正当利益。可以看出，保险利益原则的确立并不仅仅是为了保护保险人的利益，更是出于对公共利益的保护。
（一）价值说
价值说，又称作经济利益说。即是填补所灭失或所减损标的物上的价值，也就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所具有的经济利益，因为有利益，所以当有所损害时才需要补偿，因此，称为保险利益。价值说可以对财产保险中的保险利益进行科学的解释，国内大多学者赞成此学说。该说强调保险标的的价值因素，价值因素也反映了保险合同的经济补偿作用。
（二）关系说
在人身保险中，因为人的生命、健康为人格权的内容，无法用金钱或价值来衡量，所以，价值说则无法用来解释人身保险中得保险利益。关系说的产生解决了这个问题，它指出保险利益是指被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具有的利害关系，包括经济上的利害关系，也包括精神上的利害关系。德国和我国地区台湾学者都赞成此学说。
二、保险利益的构成要件
（一）必须是合法的利益
保险利益必须是被法律认可的利益，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符合社会公共利益。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等权能，该行为必须是依法或依照有效的合同而取得的，不得违反法律、法规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而取得的利益，此种利益不受保护。
（二）必须是经济利益
保险利益必须能够以货币、金钱来计算和衡量的。投保人如果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人的赔付责任就无法兑现。经济利益包括所有权、债权和担保物权等等，而人的生命、健康是无价的，无法用金钱来衡量，但可按投保人的要求和需要约定一个确定的金额来确定其保险利益的经济价值。因此，在人身保险中，保险利益是否可以确定为经济利益，也有待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人身保险利益是隐藏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之间的法定关系之后的经济利益关系。通过投保和被保险人之间的法定关系，推定人身保险中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
（三）必须是确定的利益
保险利益必须是已经确定或者可以被确定的利益，也就是说该利益可以以货币、金钱来计算和衡量的事实上或客观上的利益。该确定的利益也包括现有的利益及预期利益。已经确定的利益为现有利益，尚未确定但是可以确定的利益为预期利益，也成期待利益，这种利益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法国曾经在《海事条例》中禁止适用期待利益的保险，但是，世界各国现在已经普遍承认该利益。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14条规定：“要保人对于财产上之现有利益，或因财产上之现有利益而生之期待利益，有保险利益”。
三、保险利益原则的意义
（一）防范道德风险发生
道德风险是指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为了骗取保险金而故意制造保险事故或在保险事故发生时使保险损失扩大的行为。如果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没有保险利益，那么就有可能发生投保人为获得保险赔偿金而任意为被保险人购买保险，甚至故意制造保险事故，增加了道德风险事故的发生。保险利益的存在，使得投保人与保险标的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其自己不会故意制造保险事故或扩大保险事故损失，这样投保的目的便不单单是一种经济保障，投保人从根本上是不希望保险事故发生的，也就不会诱发道德风险了。
（二）杜绝赌博行为的发生
英国颁布的《1746年英国海上保险法》和《1774年英国人身保险法》中最早规定了保险利益原则，保险利益原则的确定，促进了保险事业的健康发展，也防范了赌博行为的发生。保险与赌博是基于偶然事件的发生，具有射幸性，赌博是以投机取巧为手段牟取不当利益的行为，而保险是以保险利益为原则，投保人必须证明自己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所以，保险利益从本质上把保险与赌博区分开来。因为在赌博的场合当事人无须证明自己具有保险利益，而在保险则须证明保险利益的存在，该功能为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所共有。
（三）便于计算赔偿金额
保险合同保障的不是保险标的物本身不受损害，而是保障保险标的发生事故后所造成的损失，即保险标的遭到损失后被保险人的利益，补偿的是被保险人的经济损失。而赔偿金额以投保人对保险标的的现实利益及可能实现的预期利益为限，也就是说保险人的赔偿金额不能超过保险利益。以保险利益作为保险人承担赔偿的最高限额，既可以保证被保险人获得足够的补偿，又不会使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的发生而获得额外利益。因此，保险利益是保险人计算赔偿金额及被保险人获得赔偿的依据。
四、我国保险利益原则的完善
（一）对被保险人的概念进行重新界定
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或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以财产作为保险标的时，具有保险利益的人都可以作为被保险人而获得保险赔偿金额。通过保险原理可知，保险合同保障的是保险利益，而非保险标的本身。
（二）明确保险利益原则的适用范围
保险利益原则并非使用一切类型的保险，在部分货物运输保险和海上保险中并不适用，伴随我国被保险人概念的重新界定，与英国的被保险人概念大致相同，因此，也应设立与英国相近的保险利益原则的适用范围。(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渤海学院)
参考文献：
［1］ 梁宇贤：《保险新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 汤俊湘：《保险学》，台北：《台北三民书局》，1984年版；
7月24日，原告汽车运输公司与被告保险公司签订机动车保险合同，车辆损失保险金为15.2万元，同时原告还投保不计免赔附加险及玻璃单独破碎险，保险期间为一年。当年12月底，原告驾驶员周某驾驶的大型客车与张某驾驶的摩托车发生剐蹭，后当地交警大队认定周某与张某承担事故同等责任。该起事故，原告共支付修车费30415元、施救费3350元。之后，原告要求保险公司赔付保险金，而保险公司则称，因周某与张某承担事故同等责任，故依照合同约定，应按投保方的责任比例赔付，即只赔付原告请求的50%的金额。
该案被告保险公司对修车费、施救费金额并无异议。法院一审认为，即使保险公司在车辆损失险和玻璃单独破碎险的保险条款中约定了按照事故责任比例赔付，但该条款违背了最大诚信原则，而且依照我国保险法的相关规定，保险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中，也排除了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主要权利，即充分地获得保险赔付的权利，故该条款无效，保险公司应全额赔付。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宣判后，原、被告双方在法定期限内均未提出上诉，目前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院判决及理由
广州海事法院经审理认为，提单具有货物所有权凭证的法律效力，进出口公司在对提单作了空白背书后交给GYIT，构成了提单的合法转让，提单项下的货物所有权随之转让给了GY-IT;同时，风险也已在货物装上船后转移给了GYIT。因此，只有GYIT才有权依据提单向承运人索赔。尽管保险公司已向进出口公司实际支付了保险赔偿金，并取得了进出口公司出具的权益转让书，但因进出口公司不具有对承运人的索赔权，保险公司并没有有效取得代位求偿权，不能向承运人提出货损索赔。法院据此判决，驳回保险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中，作为保险标的的集装箱货物因为实际承运人启通公司的过错受到了损失，进出口公司没有直接向启通公司索赔，而是向湖南保险请求赔付，湖南保险也实际给付了保险金，表面上似乎符合上述保险代位权取得的条件。然而，我们仔细分析后却可以发现，湖南保险对进出口公司的赔付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决定，它根本不可能因此获得保险代位权。因为，第一，进出口公司本身无权向承运人索赔;第二，进出口公司在损失发生时已经不是被保险人。下面我们就围绕CIF价格术语来具体分析这两点。
保险代位求偿权的取得
〔四〕有关重复保险之问题
保险利益如上所述有其多样性，因而在财产保险合同中，既如一投保人亦有可能对同一标的有多个保险利益。若同一投保人就保险标的之不同保险利益投保则表面观之不违有关重复保险之规定而有超额得赔之可能。因而如此情况应依权利混同或吸收之原则，仅得就较大一项之利益而为投保。但多数学者并未考虑，应予讨论认定。
本章重点：本章重点是对最大诚信原则、保险利益原则、近因原则和损失补偿原则的含义的理解及在实践中的运用。
基本要求：了解最大诚信原则的含义、规定原因，熟悉最大诚信原则的基本内容；了解保险利益的含义以及各类保险的保险利益，理解保险利益的变动、适用时限 ；了解近因及近因原则的含义，掌握近因原则的应用； 了解损失补偿原则的含义及坚持此原则的意义，熟悉并掌握补偿原则的派生原则。
本章内容
第一节 最大诚信原则
本章为大家介绍有关保险的原则，这些原则是在保险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并被大家公认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作为人们进行保险活动的准则，始终贯穿整个保险业务。坚持这些基本原则有利于维护保险双方的合法利益，更好地发挥保险的职能与作用，有利于保障人们的生活安定、社会进步。
一、最大诚信原则的含义
保险合同当事人订立保险合同及在合同的有效期内，应依法向对方提供影响对方作出是否缔约及缔约条件的全部实质性重要事实;同时绝对信守合同订立的约定与承诺。否则，受到损害的一方，可以以此为理由宣布合同无效或不履行合同的约定义务或责任，甚至对因此而受到的损害还可以要求对方予以赔偿。
二、最大诚信原则形成的原因 保险经营的特殊性 保险合同的附和性 保险合同的射幸性
三、最大诚信原则的基本内容 告知
（一）告知含义
保险合同订立前、订立时及合同有效期内，投保人对已知或应知的危险和与标的有关的实质性重要事实向保险人作口头或书面的申报;保险人也应将对投保人利害相关的实质性重要事实据实通知投保人。
（二）投保人的告知
1、投保人告知的主要内容
（1）在保险合同订立时根据保险人的询问，对已知或应知的与保险标的及其危险有关的重要事实进行如实回答。
（2）保险合同订立后，在保险合同的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增加时，应及时告知保险人。
③ 保险标的发生转移或保险合同有关事项有变动时，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应及时通知保险人，经保险人确认后可变更合同并保证合同的效力。④ 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应及时通知保险人。⑤ 有重复保险的投保人应将有关情况通知保险人。
2、投保人告知形式
询问告知――是投保人仅就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的询问如实
告知；凡保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情况，保险人未询问的，投保人无需告知。
无限告知――是法律上不对告知的内容作具体规定，只要实际上与保险标的的风险状况有关的重要事实，投保人都有告知的义务。
（三）保险人的告知
1、保险人告知的主要内容
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应主动地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条款的内容，特别是免责条款的内容须明确说明。
在保险事故发生时或保险合同约定的条件满足后，保险人应按合同约定如实履行赔偿或给付义务;若拒赔条件存在，应发送拒赔通知书。
2、保险人的告知形式
明确列示――在明确列示是指保险人只需将保险的主要内容明确列明在保险合同之中，即视为已告知投保人。
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不仅应将保险的主要内容明确列明在保险合同中，还必须对投保人进行正确的解释。• 案例一 投保告知不实的法律后果
• 2000-12某保险公司承保某纺织厂企业财产险，保额10亿，期限1年。保险公司在承保时曾以风险询问表的形式询问该厂是否安装消防喷淋设备，被告知“已安装”。2001-2，该厂告知其存放成品仓库未安装消防喷淋设备，并强调因产品特性仓库不能安装该设备，同时声称已采取其他消防措施，请求保险人按原条件承保。
• 保险公司接到申请后，以批单形式同意按原保单条件续保。2001-9，该厂发生火灾，损失严重。该厂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保险公司以该厂在订立合同时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拒赔。保险公司的做法是否合理？说明原因。保证
（一）保证的含义
是指保险人要求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对某一事项的作为与不作为，某种事态的存在或不存在作出的许诺。
（二）保证的形式
按保证事项是否存在：
确认保证：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过去或现在某一特定事实的存在或不存在的保证。
承诺保证：是投保人对将来某一事项的作为或不作为的保证，即对该事项的发展作保证。按保证形式：
明示保证：是以文字或书面的形式在保险合同中载明，成为合同条款的保证。
默示保证：是指并未在保单中明确载明，但订约双方在订约时都清楚的保证。一般是国际惯例所通行的准则、习惯上或社会公认的在保险实践中遵守的规则。
案例１：保险人是否应对免责条款明确说明？
（一）案情简介
1999-11-12,张某因患肝腹水住院，同年12-6，张某与保险公司签订两全保险，保额3万元，并附加医疗保险合同一份，保额3万元，受益人为张妻何某。张某交了保费。2000-9张又因肝腹水住院。2001-9张病故，张妻提出索赔，遭保险公司拒。张妻遂向法院起诉。•
（二）争议
• 原告：被告未对免责条款进行明确说明，原告没有被询问肝病情况。• 被告：张某在投保前已经被确认为患有肝腹水等疾病，但却故意隐瞒事实，违反如实告知，肝腹水等疾病属于合同规定的免除事项，因此，被告不因承担责任。• 法院应如何处理？
弃权和禁止反言
（一）含义
弃权――是指保险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放弃其在保险合同中可以主张的权利，通常是指保险人放弃合同解除权与抗辩权。
禁止反言――是指合同一方既已放弃其在合同中的某项权利，日后不得再向另一方主张这种权利，也称为禁止抗辩，在保险实践中主要约束保险人。
（二）保险人弃权或默示弃权的情形
1.保险人已知投保人违背按期交费的情形，仍旧收受补缴的保险。2.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明知拥有抗辩权，但仍要求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提出损失证明。
3.保险人明知投保人损失证明有纰漏和不实之处，但仍无条件予以接收。
4.保险事故发生后，保单持有人应在法定时期内通知保险人
5.保险人在得知投保人有违背约定义务后仍保持沉默，视为弃权
四、违反最大诚信原则的法律后果
（一）违反告知的法律后果
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违反告知义务有四种情形: 一是漏报;二是误告;三是隐瞒;四是欺诈。法律后果：
1、投保人违反告知的法律后果
我国《保险法》１７条：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后果主要有三种情况：
① 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或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提高保险费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
（2）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给付责任，不退还保费。
③ 投保人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给付责任，但可退还保费。
2、保险人违反告知的法律后果
① 如果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未尽告知义务，如对免责条款没有明确说明，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② 保险人如果在保险业务活动中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或者拒不履行保险赔付义务，如构成犯罪，将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如未构成犯罪的，将处以罚款。
③ 保险人若阻碍投保人履行告知义务，或诱导投保人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或承诺给投保人以非法保险费回扣或其他利益，都将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
（二）违反保证的法律后果
1)凡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违反保证，无论其是否有过失，也无论是否对保险人造成损害，保险人均有权解除合同，不予以承担责任。2)对于保证的事项，无论故意或无意违反保证义务，对保险合同的影响是相同的，保险人仍可以违反保证为由使合同无效或解除合同。
3)下列情况，保险人不可以被保险人破坏保证为由使保险合同无效或解除保险合同： ① 环境变化使被保险人无法履行保证事项 ② 国家法律法规变更使被保险人不能履行保证事项
③ 被保险人破坏保证是由保险人事先弃权所致，或保险人发现破坏保证仍保持沉默，也视为弃权。
第二节 保险利益原则
一、保险利益的含义
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投保标的所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
注意：保险标的与保险利益之间的关系。保险利益的性质
保险利益是保险合同的客体。 保险利益是保险合同生效的依据。 保险利益并非保险合同的利益。
二、保险利益确定的条件
保险利益必须是合法的利益。
保险利益必须是客观存在、确定的利益。 保险利益必须是经济上的利益。
三、保险利益的适用
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
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
（一）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
① 现有利益。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财产已享有的利益。投保人如现时对财产具有合法的所有权、抵押权、质权、留置权、典当权等关系继续存在者，均具有保险利益。
② 预期利益。因财产现有利益而存在确实可得的、依法或依合同产生的未来一定时期的利益。包括利润利益、租金收入、运费收入利益。
③ 责任利益。是被保险人因其对第三者的民事损害行为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因而，因承担赔偿责任而支付赔偿金和其他费用的人具有责任保险的保险利益。如对第三者责任、产品责任、公众责任、职业责任、雇主责任等。
④ 合同利益。是基于有效合同产生的保险利益。如义务人不履行义务，使权利人遭受损失，权利人对义务人的信用存在保险利益
（二）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
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取决于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关系
① 人身关系。投保人以自己的生命、身体为保险标的。任何人对自己的生命身体具有保险利益。
② 亲属关系。投保人的配偶、子女、父母等家庭成员。投保人对承担赡养、收养等义务的人也具有保险利益。
③ 雇佣关系。企业或雇主与雇员之间具有经济利益关系。因此前者对后者具有可保利益。
④ 债权债务关系。债务人的生死存亡关系到债权人的切身利益，所以，债权人对债务人具有可保利益。
第三节近因原则
一、近因原则的含义
引起保险标的损失的直接的、最有效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它直接导致保险标的的损失，是促使损失结果的最有效的或是起决定作用的原因。但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它不一定是最接近损失结果的原因。
二、近因原则的应用
1、认定近因的基本方法 从原因推断结果；从结果推断原因
2、近因的认定和保险责任的确定
损失由单一原因所致 损失由多种原因所致 ① 同时有多种原因并存 ② 多种原因连续发生 责任确定：
③ 一连串原因间断发生 ④ 若同时发生导致损失的多种原因均属保险责任，负责。⑤ 若同时发生导致损失的多种原因均属除外责任，不负责。
⑥ 若同时发生导致损失的多种原因均不全属保险责任，区分对待。不能区分着，不予赔偿。
⑦ 最先发生的原因属于除外责任，其后发生的原因属于保险责任，则近因是责任免除，不负责。
⑧ 当损原因有多个，他们是间断发生，在一连串连续发生的原因中，有新的独立原因介入，使原有因果关系链断裂，并导致损失，案例：
英国曾经有一仓库因敌机投弹而起火受损，于是，该仓库投保人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保险人赔偿。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造成该仓库起火的近因是战争行为，不属于一般的火灾保险范围，因此判决保险人不予以赔偿。
第四节 损失补偿原则
一、损失补偿原则
（一）含义
指当保险标的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时，被保险人有权按照合同的约定，获得保险赔偿，用于弥补被保险人的损失，但被保险人不能因损失而获得额外的利益。
（二）坚持损失补偿原则的意义
能维护保险双方的正当权益，真正发挥保险的经济补偿职能。 能防止被保险人通过保险赔偿而得到额外利益。
能防止道德危险的发生。
（三）被保险人请求损失补偿的条件 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必须具有可保利益。 被保险人遭受的损失必须是在保险责任范围内。 被保险人遭受的损失必须能用货币衡量。
（四）损失补偿原则的补偿限制
损失补偿以被保险人的实际损失为限。 损失补偿以投保人投保的保险金额为限。 损失补偿以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所具有的保险利益为限。
二、损失补偿原则的派生原则
（一）重复保险的损失分摊原则 1.重复保险的损失分摊原则的含义
指在重复保险的情况下，当保险事故发生时，通过采取适当的分摊方法，在各保险人之间分配赔偿责任，使被保险人既能得到充分补偿，又不会超过其实际的损失而获得额外的利益。
重复保险：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同意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分别向两个以上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的保险。其保险金额综合超过保险价值。 复合保险： 投保人以保险利益的全部或部分，分别向数个 保险人投保相同种类保险，签订数个保险合同，其保险金额总和不超过保险价值的一种保险。
2.重复保险的损失分摊方式 1）比例责任分摊方式
由各保险人按其所承保的保险金额与所有保险人承保的保险金额的总和的比例来分摊保险赔偿责任的方式。其计算公式为: 2)限额责任分摊方式
假设没有重复保险的情况下，各保险人按其承保的保险金额独自应负的赔偿限额与所有保险人应负的该赔偿限额的总和的比例承担损失补偿责任。3）顺序责任分摊方式
由先出单的保险人首先承担损失赔偿责任，后出单的保险人只有在承保的标的损失超过前一保险人承保的保险金额时，才顺次承担超出部分的损失赔偿。
（二）代位原则 1.代位与代位原则的含义
代位在保险中是指保险人取代投保人获得追偿权或对保险标的的所有权。
代位原则是指保险人依照法律或保险合同约定，对被保险人所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后，依法取得向对财产损失负有责任的第三者进行追偿的权利或取得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所有权。2.代位原则的主要内容 权利代位——代位追偿原则
是指在保险标的遭受保险责任事故造成损失，依法应当由第三者承担赔偿责任时，保险人自支付保险赔偿金后，在赔偿金额的限度内，相应取得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
代位追偿实施的条件
被保险人对保险人和第三者必须同时存在损失赔偿请求权；被保险人没有放弃向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保险人履行了赔偿责任。
代位追偿的金额限定
保险人在代位追偿中享有的权益以其对被保险人赔付的金额为限。而被保险人获得的保险赔偿金额小于第三者造成的损失时，有权就未取得赔偿部分继续对第三者请求赔偿
代位追偿原则的适用范围
代位追偿原则主要适用于财产保险合同，在人身保险中仅对涉及医疗费用的险种适用。除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者其组成人员故意造成保险事故以外，保险人得对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者其组成人员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
（三）委付
1、委付的含义
委付是被保险人在发生保险事故造成保险标的推定全损时，将保险标的的一切权益转移给保险人，而请求保险人按保险金额全数予以赔付的行为。推定全损
指保险标的遭受保险事故尚未达到完全损毁或完全灭失的状态，但实际全损已不可避免;或修复和施救费用将超过保险价值;或失踪达一定时间，保险人按照全损处理的一种推定性损失。
2、委付成立的条件
委付必须以保险标的推定全损为条件。 委付必须由被保险人向保险人提出。 委付须就整体的保险标的提出要求。 委付须经保险人同意。 委付不得附有附加条件
3、委付成立后的效力 被保险人在委付成立时，有权要求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全额赔偿;另一方面保险人将被保险人对该保险标的的所有权利和义务一并转移接收。
4、委付与代位追偿的区别
取得代位追偿权利的保险人无须承担其他义务;而保险人在接受委付时，则是将权利和义务全部接收。
在代位追偿中，保险人只能获得保险赔偿金额内的追偿权;而在委付中，保险人则可享有该项标的的一切权利。
5、代位原则的意义
首先在于防止被保险人因同一损失而获得超额赔偿。
还在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代位原则的实行，还有利于被保险人及时获得经济补偿。课堂讨论：
作者：李钊
一、案情简介
被保险人河南通源高速公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下称通源高速）在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安邦公司）为其所有的沥青混凝土摊铺机投保了机动车损失保险，保险金额2600000元，保险期限2007年11月15日至2008年11月14日。
2007年11月26日，被保险车辆在连霍高速三门峡段施工时，被天津市津城物流货运有限公司（现变更为天津津城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津城集团）所有的津AD0770（津AN762挂）斯太尔重型半挂车追尾撞击，造成被保险车辆严重损坏。该事故经三门峡公安交警大队处理，认定津AD0770（津AN762挂）斯太尔重型半挂车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被保险车辆无责任，后经三门峡价格认证中心评估认定，此次事故造成被保险车辆的损失135.6万元，路产损失50余万元。
2008年4月28日，通源高速向郑州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安邦公司在机动车损失保险(特种车)项下赔偿其车辆损失1356770元。郑州仲裁委员会于2008年6月16日开庭审理了此案，并于08年11月1日做出了仲裁裁决，依法裁决安邦公司向通源高速支付保险赔偿金1356174元及承担仲裁费26434元。
裁决生效后，通源高速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09年7月11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09）郑法执一字第196号执行裁定书，从安邦公司银行帐号扣划相关款项148万元。
在对通源高速的损失进行赔偿后，安邦公司依法行使代位求偿权，向陕县人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要求事故侵权方津城集团以及其承保公司平安财产保险公司等依法赔偿相关事故损失135万元，经过开庭审理，2010年5月6日，陕县人民法院做出了一审判决，判决：
1、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宁河支公司给付安邦公司津城集团津AD0770（津AN762挂）斯太尔重型半挂车在第三者责任险项下保险理赔款78万元；
2、津城集团、石月安赔偿安邦公司经济损失576174元；
3、案件受理费1812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共计23120元，由第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宁河支公司承担10000元，被告石月安、天津津城集团有限公司承担5350元，安邦保险公司河南分公司承担2420元。
平安财产保险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到了二审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开庭审理，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7月26日作出了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追偿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之规定，行使代位求偿权。
三、追偿思路
1、确定案件管辖法院
案件追偿第一步，首先要做的事就是立案。理论上讲，三者方的住所地是在天津市，其承保公司平安财产保险公司也是在天津本地，安邦公司应到天津提起追偿诉讼，但考虑到司法实践中广泛存在着的地方保护主义和行政干预因素，在天津法院立案起诉显然对安邦公司不利，于是安邦公司在事故发生地三门峡市陕县法院提起了诉讼。陕县法院对此案司法管辖权的确立，为追偿工作的展开奠定了基石，也为后期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调查三者方财产情况及投保保险公司，及时申请财产保全
诉讼工作甫一展开，安邦公司即根据从被保险人处获取的三者方的资料和信息，赶赴天津，对三者方的经营情况、股东构成、关联公司以及财产状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同时根据调查的结果，迅速向陕县法院递交了财产保险申请书，并协同陕县法院的法官二度赶赴天津，对三者方的银行帐号进行了冻结，对肇事车辆进行了查封，更重要的是，冻结了三者方在平安财产保险公司的保险理赔款1245000元。
上述工作的展开，不仅使安邦公司在诉讼中处于优势地位，同时也确保安邦公司在胜诉后能够顺利实现诉讼利益。
3、寻找有关司法判例，为法院判决提供理论支持和案例参考。
在诉讼过程中，存在两个争议焦点：
（1）涉及被保险车辆的损失数额问题，一共有两份评估、鉴定报告，安邦公司持有的是三门峡市价格认证中心出具的《价格认证书》（估损数额1356770元），平安保险公司持有的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天津有限公司出具的《鉴定报告》（估损数额474811.5元），究竟该以哪份鉴定报告做为认定被保险车辆损失的依据？（注：安邦公司以1356770元的损失数额向被保险人支付了理赔款）
2、侵权车辆津A－D0770/津A－N762挂斯太尔重型半挂车在平安财产保险公司主车投保三责险500000元，挂车投保三责险500000元，全车三责险保险金额共计1000000元。
平安公司的保险合同条款在第20条约定，“挂车投保后与主车视为一体，发生保险事故时，挂车引起的赔偿责任视同主车引起的赔偿责任，本公司对挂车赔偿责任与主车赔偿责任所负责任之和，以主车赔偿限额为限。”
那么，平安是应该以500000元作为赔偿限额还是1000000元作为赔偿限额？
作为基层法院的法官，如果不了解保险，不熟悉保险法律实务，在审理案件时就会有失偏颇。此案安邦公司依法享有求偿权无疑，但上述两个争议焦点都会影响安邦公司可能获偿数额，基于上述忧虑，我们认为，仅仅靠开庭时的观点陈述和论辩是不够的，法官或许更需要类似的判例作为参照物。于是在庭审前，我们搜集了多份司法判例，在庭上进行引用、陈述，并且在庭下作为非证据材料提供给审判人员，这使得审判人员在考虑此案时省心、省力，并且认为，做出对安邦公
关键词: 保险合同;最大诚信原则;诚信原则;披露义务
内容提要: 保险法学说和理论不妨对“最大诚信原则”予以淡化和去魅，因为该原则的普通法渊源并不明确，其与大陆法系民法中的诚信原则也并无历史关联，且已有学说和司法认为其语义浮夸误导。不仅如此，保险商洽中的披露义务并不依附于“最大诚信原则”;这也意味着该原则在保险法上并非必要。
通说认为：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最大诚信原则是保险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投保人告知义务是该原则的典型表现。[1]35-36 此外，由于诚实信用原则在大陆法系合同法乃至整个民法体系中具有至高地位，因此大陆法系中的保险法学者通常容易纯粹从逻辑上倾向于认为最大诚信原则不过是诚信原则在保险合同领域的强化。但是，仔细深究可以发现最大诚信原则在判例法中渊源不明，也与民法法系中的诚信原则没有历史关联，其意义本身空虚矛盾，而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足以涵盖之。
一、“最大诚信原则”的判例法渊源并不明确
虽然保险制度滥觞于欧洲大陆，但现代意义上的保险法乃是伴随着英国近代历史上发达的海上贸易而肇始于十八世纪的英格兰。因此，追溯保险合同法“最大诚信原则”的渊源，首先应该从英美法着手。最早以成文法明确保险合同为“最大诚信”合同的法律是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17条)，但该法主要是对此前英国保险领域判例法的法典化编纂。[2]20 因此，追溯“最大诚信原则”的渊源时不能止于该法，而应进一步上溯至相关判例。在此方面，英国1766年Carter v Boehm案[1]在“最大诚信原则”的学说史上似乎具有里程碑意义，因为不少论著举凡论及“最大诚信原 1
则”的判例法，必然会先从曼斯菲尔德勋爵(Lord Mansfield)就该案的判词开始。无怪乎有学者指出最大诚信原则最早源于该案。[3]47
但是，曼斯菲尔德勋爵在Carter v Boehm案中“只是强调保险合同需要当事人的‘诚信(good faith)’”[2]，并未言及“最大诚信”。在审理该案时，曼斯菲尔德勋爵指出：“保险乃是基于投机的合同。赖以估算事故之偶发概率的特殊事实主要仅为本案被保险人独自知悉;本案中，承保人信任被保险人的陈述，相信被保险人为了使承保人误以为本案所涉情形并不存在而隐瞒其(被保险人)知道的事实。在此基础上，承保人对风险进行评估，以为并不存在风险。实际上，被保险人隐瞒本案所涉情形，此为欺诈，故保险单无效。尽管此种隐瞒可能由于错误而发生，尽管被保险人并无诈欺之意，但合同依然无效：因为承保人实际承担的风险完全不同于其合同订立时所理解、评估并拟承担的风险。如果承保人隐瞒事实，则保险单同样无效。比如，承保人承保一艘航船，但其暗中已知该船已经安全到港。此种情形下，被保险人可起诉请求承保人返还保险费。这一原则适用于一切合同和交易。依据诚信(good faith)，任何一方当事人都不得隐瞒仅为自己暗中已知的情形、并从对方的不知情和误以为真这一状态中获得交易。„„ 这一规则旨在防止欺诈、鼓励诚信(good faith)。”[3]
显然，曼斯菲尔德勋爵在此并未明示或者暗示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对此，已有学者指出：对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课加如此严苛的“最大诚信”义务并非曼斯菲尔德勋爵之本意;此后的英格兰法院长期以来对上述判决的理解脱离了判决书的整体语境，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法院从此以后通过判决错误地使被保险人负担了远远比Carter v Boehm案中更加严格的义务。[4]616-617
最早直接在字面上言及“最大诚信”的判例是1798年 Wolff v Horncastle案，[5]435但是主审该案[4]的布勒(Buller)法官并未进一步说明什么是“最大诚信”，也并未说明这一原则更早 2 的渊源。这是一个关于保险利益的判例，法官只是一言带过提及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contract uberrimae fide)，在这一点上其甚至并未援引被奉为圭臬的1766年Carter v Boehm案。这样看来，“最大诚信”的渊源似乎是一桩无头案。也有文献指出：[2]105 Carter v Boehm案之前更早的关于最大诚信的判例是普通法院审理的Seaman v Fonereau案[5] 和衡平法院审理的 De Costa v Scandret案[6]。经查，这两个案例中的主要法律问题的确都是关于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告知义务，但是法官在判决书中并未提及“诚信”或者“最大诚信”原则。
就“最大诚信(utmost good faith)”这一表述，著名保险法学者R.A.Hasson 教授曾经在其论文的篇首直接指出：“一个具体法律规则的‘名头(rubric)’是决定该规则之命运的重要方式之一。„„拉丁文Uberrima Fides 自然比英文 utmost good faith 更加动听、更能令人铭记于心。”[4]615 “最大诚信”这样一个普通法渊源不甚明确的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沿着一些法官对Carter v Boehm案的片面理解、并凭借着拉丁语的华丽外表而在过去几百年里一路传承下来，并最终被编纂成为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17条和澳大利亚《1984年保险合同法》第13条和第14条。尽管普通法系的成文保险法是对判例法的确认，但既然“最大诚信”原则的判例法渊源并不明确，则其在成文法中的确认看似言之凿凿，实则似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最大诚信原则”与 “诚信原则”并无实质历史关联
十八世纪以来，曼斯菲尔德勋爵在保险合同领域作出了大量裁判。这些裁判确立的保险法规则随着英国的殖民扩张而广泛适用于其他普通法系国家，最终成为现代保险法的基础，其若干基本原则亦为现代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的主要法域所共同继受。
但是，追溯英国(英格兰)合同法的发展轨迹，我们会发现“最大诚信原则”与大陆法系民法学界耳熟能详的诚信原则并没有历史关联。十八世纪以来，英国合同法从未在一般意义上认可诚信原
则。曼斯菲尔德勋爵在Carter v Boehm 案中提出的“诚信适用于一切合同”这一主张实际上也并未为后世英国司法所采纳。[7] 几百年来英国合同法的绝对主流是不承认诚信原则，只是以一些具体规则应对当事人的不诚信行为。[6]58-59
既然英国合同法上并无诚信原则，则何谈“最大诚信”原则是合同法诚信原则在保险合同领域的强化?英国尚未一般认可诚信原则，因此凭借“最大诚信”这一术语来确定当事人的义务既无益处也无必要。[7]341 美国合同法大体上确立了诚信原则，但其不适用于合同商洽阶段，而是仅适用于合同的履行和执行(performance and enforcement)。[8] 美国合同法中的诚信原则既然不适用于保险合同的商洽或者订立阶段，则难以认为其是保险合同最大诚信原则的基础。
英国保险法的渊源固然可以追溯至十七世纪地中海沿岸欧洲城市国家的商人法，但现有研究尚不能表明最大诚信原则源于彼时的欧洲商人法。虽然早有意大利注释法学时代的法学家维维亚诺·托斯科(Viviano Tosco)对《优士丁尼法典》的规定“合同中的诚信即公平”注释到：“在所有的合同中都存在诚信，而不仅仅存在于诚信诉讼中。”[8]5但是，难以确定其谓“所有的合同”在当时是否包括保险合同。考虑到在“注释法学”时代(11世纪末至15世纪)后期，即从14世纪开始，意大利城市国家的保险事业已经比较发达，[9]6 因此不妨假定其谓“所有的合同”包括保险合同。但这也只是意味着保险合同是诚信合同，并不意味着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两个多世纪之后的1681年《路易十四海商律》(Maritime Ordinances of Louis XIV)中，“最大诚信”依然阙如。该法是其时最有影响的法典化保险法，其明确指出了商业保险的重要性、并详实规定了保险法的诸多规则，[9]10比如其第38条、第39条和第40条的规定类似于被保险人告知义务，[10]417但其并未言及“最大诚信”，甚至“并未严格适用最大诚信原则”。[10]418该法关于实答义务的规定也可被理解为凸显了诚信原则，[10]418 但始终并未明确提及或者规定“最大诚信”。
众所周知，诚实信用原则在大陆法系合同法乃至整个民法体系中具有至高地位。鉴于此，在逻辑上固然可以推论认为“最大诚信原则”不过是诚信原则在保险合同领域的强化。遗憾的是，这种纯逻辑推论并不符合二者发展的历史脉络。简单说来，当“最大诚信原则”在英国被逐渐奉为保险法基本原则时，诚信原则尚未在民法法系的法典中得到确认。因此，难以认为前者是对后者的强化。具体而言，英国保险法在十八世纪中期开始成长时，现代意义上的欧洲大陆诸国民法尚未产生。从1756年曼斯菲尔德费勋爵就任王座法庭首席大法官(Lord Chief Justice)开始，英格兰普通法才开始关注保险法。被封为圭臬的Carter v Boehm案判决形成于1766年。到1788年曼斯菲尔德费勋爵退休时，英国保险法的基本原则已经确立。这都远在1794年普鲁士普通邦法和1804年《拿破仑民法典》颁布之前，更遑论1811年奥地利普通民法典、1865年意大利民法典和1896年德国民法典。1756年巴伐利亚民法典虽然是欧洲在启蒙时期里最早的一部民法典，其以优士丁尼的《法学阶梯》为蓝本。但是，罗马法有诚信原则却并无“最大诚信”原则。[9] 因此，在法制史上，1756年巴伐利亚民法典不太可能是最大诚信原则的渊源。综言之，很难断定民法法系合同法的诚信原则是保险法“最大诚信原则”的历史渊源。如果说“最大诚信原则”是对诚信原则的强化，则意味着“最大诚信原则”的确立须晚于诚信原则，然而历史正好与此相反。
这一结论，也可在当代英国司法中找到支持。英国上议院克莱德勋爵在2001年指出：“更令人觉得为难的是该法(《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17条的范围漫无边际。‘最大诚信’这一表述似乎源于该法律文本边注中的拉丁文uberrimae fidei，但是这个拉丁文的渊源无从查证。不过，这一概念似乎并非源于民法法系，而且其被认为在民法法系地区并无存在之必要。实际上，南非共和国上诉法院在1985年Mutual and Federal Insurance Co Ltd v Oudtshoorn Municipality案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这一概念应该被摒弃。布莱克斯通在1876年第四版《英格兰法律述评》第二卷指出，海上保险合同之本质在于其‘遵循最纯粹的诚信(the purest good faith and
integrity)’，但是在Carter v Boehm案中，曼斯菲尔德勋爵只是强调保险合同需要当事人的‘诚信(good faith)’”。[10]
三、“最大诚信”并不比“诚信”具有更丰富的实质意义
已故英国学者Raphael Powell教授在1956年解释英国合同法为何不要求合同当事人积极遵守一般性的诚信义务时指出：“有一类合同须当事人‘最大诚信’。这类合同的存在暗示着所有其他合同应该要求普通诚信。但是，使用‘最大’这一表示最高程度的词汇，实在有些夸大其词(hyperbole)。实际上，不妨只说投保人必须诚信投保，因此必须披露所有重要事实。”[11]26
此类反思至今未曾中断。在具有民法法系传统的英国苏格兰地区，也有学者提出诘问：为什么保险合同必须为“最大”诚信?难道诚信有程度之分、从而有(一般)诚信、“最大”诚信乃至“最小”诚信?难道不可以简要认为保险合同须为诚信合同、从而要求当事人互相告知一切重要事实吗?[11] 另有学者指出：“最大诚信” 这一术语“不过是以一种简洁、方便的方式表明保险合同要求当事人双方互负披露义务”，是一种“并不令人满意的原理”;[12]86 “最大诚信”是“一种便宜的表述，其通常并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准确性”;[13]255 “这种表述可能并非审慎精选的结果;认为诚实具有程度之分可能并非明智。”[14]4
不独学者如此反思保险合同的最大诚信特征，司法界也有类似的反思。在以“混合法域”为法制特色的南非共和国，上诉法院法官米勒(Miller)在 Mutual & Federal Insurance v Municipality of Oudtshoorn案指出：“不应过于从字面上理解‘最大诚信’这一表述。一个人可能不那么诚信，但不可能比诚信更加诚信。” [12]因此，在米勒法官看来，诚信就是诚信，诚信无程度之分。审理该案的另一名法官儒勃(Joubert)也持类似观点。他在查找罗马法和荷兰法渊源的基础上指出：
“罗马人熟知bona fides 和mala fides，但从未将uberrima fides 作为另一种诚信。我在罗马—荷兰法中找不到任何渊源能够支持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这一命题。相反，其无疑是诚信合同。?? 而且，‘最大诚信’这一表述并无魔力。诚信并无程度之分。一丁点儿诚信、较大诚信或者最大诚信这种区分完全不可想象。唯一的区分就是诚信和非诚信。我们的法律中并不存在将最大诚信作为第三类诚信的空间。??‘最大诚信’并不是一个具有准确内涵的法律术语，故不能将其作为具有准确法律意义的标准而予以适用。??我认为，‘最大诚信’是一个外来的、模糊的、误用的表述，其在法律中没有任何意义。如我所述，我们的法律不能以‘最大诚信’作为保险合同缔结之前的就重大事实履行告知义务之法律基础。我们的保险法并无保留‘最大诚信’原则之必要，现在将之予以抛弃是适逢其时。”[13]
根据徐国栋教授的研究，“在中世纪产生了商人法和建立了商人法院的物质基础上，法学家对于客观诚信的研究贡献了‘最大诚信’的概念和‘商人的诚信’的概念。噶依尔(Gaill)说：‘在商人中必须尽最大诚信的注意’。”[8]6徐教授认为噶依尔“无意中提出了诚信的级别问题”并认为“在诚信的领域,其中也分为许多等级”。[8]6这样看来，诚信似乎果真有程度或者级别之分。
不过，徐教授也接着指出：“有的行为对诚信要求比较低，有的要求比较高，乃至于最高，商人们的行为即属于此类。”[8]6徐教授这种进一步的理解表明，对诚信要求存在程度之分的是交易行为，而不是诚信本身。笔者认为，有的行为要求诚信“低”一些，有的行为要求诚信“高”一些，实际上因为不同行为关涉的价值不同，或者是行为的性质不同，而不是因为诚信本身有程度高低之分。日常用语经常描述某人在某事上“有点不诚实”、“具有最大诚意”;这似乎表明诚实/诚信有程度之分，但这不过是表明该事项或者行为所涉客观经济价值较小、或者其对行为相对方的主观价值判断的影响力不一样而已。集贸市场的菜贩卖菜时缺斤少两，其只会被斥为“有点不诚实”。金品店出售金品首饰时在纯度方面欺骗消费者，则金品店大概会被斥为“很不诚实”。两种
情形下的不诚实并没有程度之分，本质上都是不诚实，只不过前者涉及的价值小，二者涉及的价值大而已。因此，反过来并不意味着金品店应该比菜贩具有更多的诚信：他们应该无差异的具有诚信，有差异的不过是客观上的交易价值、以及由此形成的对双方的心理影响程度。
具体到保险合同，通说认为其要求“最大诚信”的主要原因在于被保险人与保险人之间信息不对称。但是，信息不对称在现代许多种类的合同、即使是在司空见惯的买卖合同中也极为常见，却不见买卖合同和其他许多合同被认定为“最大诚信”合同。司法确认的“最大诚信”合同的范围和种类极为有限，[14]其在早期仅包括土地买卖、保证、合伙、债务免除与和解、婚姻与分居协议。[14]89
四、保险合同中的披露义务并不依赖于“最大诚信原则”
如前所述，通说认为：保险合同是典型的“最大诚信”合同;这方面最典型的规则是被保险人的“披露义务”(duty of disclosure)。[15] 但是，“最大诚信”合同并不仅限于保险合同。依据英国早期的学说以及判例，最大诚信合同还包括土地买卖合同、保证合同、合伙合同、债务免除与债务和解合同、婚约与分居协议、以及其他在商洽阶段存在披露义务的合同，因为这些合同都与保险合同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在合同商洽阶段至少一方当事人须向另一方披露重要事实。[14]89尽管土地卖方确实负有披露其权利瑕疵之义务[16]，且保证关系中的债权人有义务向保证人披露主合同关系中可能不利于保证人的不寻常事实[17]，但后来的司法判例仍将土地买卖合同[18]和保证合同[19]排除在前述最大诚信合同的种类之外。这便引出一个逻辑上的追问：披露义务是否依附于“最大诚信”原则?如果在学说上抛弃“最大诚信”原则，披露义务是否会出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困境? 8
前述司法判例概况显然表明英国的司法和学说在这一问题上并没有统一的具体认识。但一个一般共识是：“最大诚信”合同的范围相当有限[20]，故不得将其作为一项原则扩张适用到新型案件中;即使对屈指可数的这几种合同，也“应该视不同合同的具体情形而在不同程度上适用最大诚信原则”。[14]92
笔者认为，这种所谓“不同程度上”的“最大诚信”，在思维上便有悖形式逻辑的矛盾律。如果“最大诚信”实际上就是指最大程度的诚信，那么岂能有“不同程度上”的最大程度的诚信?!这种悖论产生的原因在于对“最大诚信”这一本身无实质意义的术语被赋予了司法适用的意义。可以说，在英国的学说和司法中，“最大诚信”和披露义务的关系处于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结。
然而，只要能洞悉“最大诚信”的无意义，这种关系便“理得清、剪得断”。在逻辑上，“最大诚信”原则与披露义务的关系有三种可能：其一，以“最大诚信”为因，以披露义务为果;其二，以披露义务为因，以“最大诚信”为果;其三，“最大诚信”主要就是披露义务，披露义务是“最大诚信”的具体化。但是，如前所述，相对于“诚信”而言“最大诚信”并无实质意义。因此，前两种情形意味着没有实质意义的原因或结果。第三种情形则不过是为先合同披露义务造设了一个没有实质意义的同义词而已。如此种种，不如索性摒弃“最大诚信”这一没有实质意义的表述和“原则”而直面披露义务的具体规则。
余论
综上所述，“最大诚信原则”的法律渊源并不明确。相对于“诚信”原则而言，其并没有更多的实质意义，因为诚信本无程度之分。给“诚信”这一“帝王原则”冠以“最大”这一最高级修饰，并不会造就一个 “王中王”，不过是在王冠之上加戴一个草帽。
偏好于在论证中形成诸种法律原则，是民法法系的特点之一。因此，我国学界基本一致认为“最大诚信原则”是保险合同法的一项重要基本原则。但值得注意的是，国家立法机关在2002年修订《保险法》时特意增订形成的第5条表述为“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该条并未采用“最大诚实信用”这一表述。2009年修订《保险法》继续沿用了七年前的表述。立法机关如此“罔顾”法学专家的共识，并非毫无道理。“如果存在一般性适用于一切合同的诚信原则，那么这类‘最大诚信’合同便毫无特别之处。”[11]26既然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已经明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那么此规定中的“诚实信用”原则足以适用于保险合同。《保险法》第5条也重述了这一原则。因此，在被保险人披露义务这一规则上，我国具有现成的、自足的法律基础，不需要再借鉴一个来历不明、夸大其词、甚至有些哗众取宠的域外法原则，否则便有画蛇添足之憾。所幸的是，我国立法者避免了这一遗憾。德国的情形也是如此，其《2008年保险合同法》并未一般规定“最大诚信原则”，而是设定了相关具体规则。如果“最大诚信原则”果真是保险合同法中具有普适性的基本原则，那么德国学界和立法者断然不会对之熟视无睹。
张某是一家私营企业的老板，与弟弟5年前就分家单过了。为经营需要，张某购买了一辆金杯车，并且投保了某保险 公司的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金额为10万元。两个月后的一天，张某正开车在路上正常行驶，经过他弟弟工作的工厂 门口。恰好张某的弟弟出门，一眼看到哥哥开车经过，就 想搭乘哥哥的车进城办事。他一边喊哥哥一边迎着车跑过 来，张某虽然紧急刹车却没能及时停下来，一下撞到弟弟 身上。后来经过抢救，弟弟终于脱离危险，张某共花掉医 疗费近20万元。但当张某向保险公司索赔时被拒绝了，因为保险公司认为张某撞伤的是他的弟弟，不属于“第三者”，所以不能理赔。
本案该如何处理？（本案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张某弟弟是否属于第三者？）私有、个人承包车辆的车主或其授权的驾驶员及其家庭成员，以及他们所有或代管的财产，属于责任免除。判断受到损害的一方是不是属于“家庭成员”非常关键，如果属于“家庭成员”，那肯定就不是“第三者”，反之，就应该是。这里有一个原则—— 三者险不能让肇事者获得保险赔偿。也就是说，保险公司给付的保险金最终不能落到被保险人的手中。也就是说，之所以将 家庭成员列入被第三者责任险排除的四种人，主要目的就是为 了防止骗保。因为保险公司不能判断驾驶车辆撞伤自己的家庭 成员和撞毁自有财产是否存在故意，是否骗保，虽然认定当事 人是否有骗保行为可以通过公安机关进行调查，但时间长，手 续复杂，因此，许多保险公司干脆就在保险合同中开列出排除名单。
因此，这里的“家庭成员”应该包括两种情况，一是配偶，一是居住在一起的父母、子女或兄弟姐妹。对于配偶来说，无论他 们是否居住在一起，都应该互为家庭成员。对于后者，如果在财产上已经分割，经济上各自独立，那么，就不应该看做是家庭成员了。在上面的案例中，张某和其弟弟早就分家单过了，经济上各自 独立，因此，其弟弟应该属于“第三者”，保险公司应该给予理赔。但是，如果换一种情况，张某的弟弟还没有成年，要依赖 哥哥为生，那他就不应该属于“第三者”，保险公司也就不必赔偿了。
案例2 车上还是车下？
李某为自己的私家车投保了第三者责任险。不久前，李某约了几个朋友到郊区游玩。到达目的地后，几个朋友都下了车，李某将车开进停车场。在李某倒车的时候，不慎 将一位朋友撞倒，这位朋友受了重伤。李某赶紧将伤者送 往医院，并支付了所有医疗费用，共计４万余元。
后来，经过公安交通部门裁定，李某应当对此次事故付全部责任。李某对这个裁定没有异议，愿意承担伤者所有 医疗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李某向保险公司提出理赔申 请，但保险公司认为，伤者应当属于车上人员，所出的保 险事故应当属于车上责任险的理赔范围，而不属于第三者 责任险的理赔范围。由于李某没有投保车上责任险，所以 保险公司不承担赔付的责任。李某对保险公司的做法非常 不满，就向法院提出起诉。
本案该如何处理？
分析：本次事故的受伤者虽然在发生事故之前乘坐了李某的车辆，但并不影响其“第三者”的身份。当其在李某车上时，他属于车上人员；在发生事故的时候伤者已经下了 车，这个时候就应当是“第三者”了。所以保险公司应当按照第三者责任险的条款给予李某赔偿。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比如，有的运营车辆将乘客送到目 的地后，在倒车或者拐弯的时候把刚下车的乘客撞伤了，这时，第三者责任险也应当负责赔偿。因为乘客其实是一 个特定的概念，凡是购买了车票并乘坐了车辆的人员都是 乘客。那么，当乘客在车上的时候是乘客，下了车，这种 特定的身份就没有了，就应该属于“第三者”的范畴了。因为，乘客这时和运营车辆的乘运关系已经结束。但必须注意的一点是，如果伤者是正在上下车的过程中受到的伤害，那就不属于三者险赔偿的范围了。
案例 3 读懂“特别约定”
10月中旬，车友温女士找到某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欲购买商业车险。由于是早已熟识的朋友关系，温女士提前将保费交 给对方，对方次日为她打印出保单。拿到保单后，温女士仔 细阅读后发现，保单上有一栏“特别约定”项，上面注明本保险车辆行驶区域为：广西壮族自治区。
“为什么有限制行驶区域范围的条款呢？之前为何没有告诉我？”温女士质问对方，对方解释称指定行驶区域的保险保费较低，所以私下为温女士选择了这一类型的保险。对于这类 保单客户，他们公司是这样规定的，如果车辆在区内发生保 险责任事故，保险公司按条款规定核定标准赔偿，而如果车 辆在区外发生保险责任事故，保险公司按核定标准的90%赔偿 损失，车主则自行承担10%的损失。
温女士称，她购买保险前并不知道有行驶区域的限制。她查看了该公司的保险条款赔偿处理细则，上面注明：“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车辆实际行驶区域超出保单约定范围的，增加 10%的绝对免赔率。”温女士认为，上面只注明了增加10%的免赔率，并不代表保险公司会赔偿90%的损失。
点评：
南宁保险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郑锡称，温女士的保单上已经注明了车辆行驶区域为广西，那么如果车辆在区外出了交 通事故，保险公司最多赔偿核定损失的90%。
南宁某律师事务所曾海山律师认为，保单上注明车辆的“行驶区域为广西”，与保险条款上“保险车辆实际行驶区域超出保单约定范围的，增加10%的绝对免 赔率”，实际上是有冲突的。前者意味着车辆如超出行驶区域，车辆发生事 故时就得不到赔偿，但后者又标明车辆在超出行驶区域范 围发生交通事故是可以得到一定赔偿的。因此，不排除车 辆超出行驶区域发生事故时，保险公司会拒绝赔偿。一旦 打起官司，就要看法院如何判决了。
案例4 及时履行“约定事项”
今年上半年，刚购买了新车的杨先生在保险公司投保了包括全车盗抢险在内的几个商业险种。不久后，他到有关部 门办理好车辆的行驶证、号牌等。投保时，保险业务员曾交待 他，上好号牌后要及时到保险公司办理批改手续。因此，他办好车辆号牌后就及时通知了对方。办理这项批改手续，需要提 供行驶证的复印件，杨先生当时因忙于出差，没来得及把行驶 证复印件提供给对方。后来，保险业务员称，不需要行驶证复 印件也可以在他们公司内部的网络上批改。
杨先生出差返回南宁后，曾致电这位保险业务员，询问对方是否已经为自己办理了批改手续，是否需要将保单拿到保险公司 批改。对方答复称，已经为杨先生办理了批改手续，杨先生本 人不需要拿保单到保险公司批改了，因为“每辆车的发动机号、车架号都是固定的”。杨先生认为，既然车辆已经上了牌，而且手中又有了保单，就没有到保险公司办理批改手续。然而，两 个月后他的车辆被盗，当他到保险公司理赔时，保险公司称他 的保单根本就没有办理过批改手续。而按照保单上的约定，新 车没有办理批改的，保险公司有权拒赔。杨先生就此向广西保 险行业协会投诉。
点评：投保人在拿到保单后，应认真阅读上面的“特别约定”。有些保险公司在特别约定中强调：“车辆应自保单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核发行驶 证、号牌并通知保险人办理批改，否则保 险人有权拒绝承 担保险赔偿责任。”
因此，新车主投保时如果还没有办理上牌手续的，上牌后一定要及时到保险公司办 理批改，以免被拒赔而因小失大。
案例5 车损险保费也为购置税“埋单”？
今年9月中旬，车友徐先生花5.2万元购买了一辆汽车，办理入户手续时他交了2000多元的车辆购置税。随 后，他在购买商业车险时，车损险这一项的保费，被要求 以车辆实际价值加上车辆购置税为保额进行投保。对此，他感到非常疑惑：“我的车明明就值5.2万元，凭什么保险公司却要求我以5.46万元的保额进行投保？”他认为，保险公司要求车主以高于车辆实际价格的保额进行投保，是 为了获得更多的保费。更让徐先生难以接受的是，他购买 的全车盗抢险这一项，保险公司却要求他以车辆的实际价 值5.2万元为保险金额交保费。“也就是说，如果我的车被盗抢了，只能从保险公司拿回5.2万元的赔偿。”徐先生认为，既然保险公司要求车损险金额包含购置税的成本，那 么盗抢险这一项，也理应包含购置税成本。
点评：车辆投保车损险时的保险金额定价分不同的三种方式：
一是按新车购置价，即新车的车价加上购置税的费用，因为购置税也是算入新车价值的，因此新车在投保车损险时，保险金额都要将购置 税成本纳入其中。当然，如果新车投保车损险后，发生了不可修复的 损失，得到的赔偿将是包含购置税成本在内的保险金额。比方说，如 果徐先生的车发生交通事故，车辆不可修复的，就可以得到5.46万元 的赔偿，而非5.2万元。
二是现车价，指一年以上车辆按照一定的折损比率计算现在的车价，作为保险金额。
三是双方协商定价，在特殊的情况下车主可与保险公司协商车辆的保险金 额。
新车按新车价加上购置税为保险金额是经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制定、中国保监局审批的保险条款里注明的，因此该保险公司的做法没有违规。至于全车盗抢险这一项，各个保险公司的核保政策并不一样。
案例6 免赔范围要知晓
案例：11月1日早上，车友鲁先生到自家楼下取车时，发现车辆的右前门被撞出了一个大凹坑，而肇事车辆已经逃逸。因为事情发生在半夜，小 区保安也没有发现肇事车辆。保险公司定损员为 车辆损失定损为3000元。鲁先生说，因为自己的爱车价格不低，为了能把损坏处修复得更好些，他希望到4S店维修。然而，定损员却称如果到他介绍的修理厂维修，鲁先生可以获得全赔，而如 果到4S店维修的，保险公司就免赔30%的损失。对此，鲁先生感到很气愤。
点评：按照有关规定，保险公司是不能为车主指定车辆修理厂的。按照保险条款的约定，发生保 险事故时，应当由第三者负责赔偿，但确实无法 找到第三者的，实行30%的绝对免赔率。根据保险条款的规定，保险公司可以免赔鲁先生30%的损失，但定损员所说的“到4S店修车免赔30%，到指定修理厂修车全赔”的说法是没有依据的。
另外，在不少理赔案例中，往往出现定损员定出的损失金额，不够支付车主的车辆在修理厂尤其 是在4S店维修的费用的情况。保险公司对此应该进行认真审核，在确认维修工时费后，还要核对 维修企业的配件成本。
案例7 未缴足保险费如何赔偿？
某地个体运输户高某，于2008年12月份将一辆16 座的面包车向当地保险公司投保车辆损失险和第 三者强制险，保险金额为12万元，应付保费2850 元，当保险单填妥向高某收费时，高某声称钱未 带够，因急于出车，要求先将保险 单给他，下午 再将其余的钱缴足，接着在征得经办人同意后，交了保费1000元，将保险单带走。
但事后高某并未如约补交保险费，保险经办人曾多次催收，并表示如拖欠不交，出事后就不负责 赔偿，均被高某敷衍搪塞，一直未收到余款，直 到2009年4月，保险车辆在行驶途中翻车，造成6 万余元的损失，高某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
保险公司该如何做？
1.保险合同成立是否以缴纳保险费为前提？ 2.保险合同成立是否等于保险责任开始？ 3.缴纳保险费是否是投保人的义务？
• 没有特别约定，保险合同成立时全额缴纳保险费。• 有特别约定的，支付方式按预定履行。
4.违反缴纳保险费义务（未全额或者未支付）是否承担违约责任？ 5.本案中保险人是否有过错？
对于投保人不按约定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应采取： 书面形式的催收；催收无效的，应及时终止保险 合同。
法院处理
法院按混合过错处理，投保人有未足额支付保险费的过错，保险人有未书面约定分期缴费的过错。
由保险人按所收保费占全额保费的比例，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给予被保险人部分经济补偿。
启示：保险合同为双务合同，保险人与被保险人既享有权利又要承担义务，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根据民法通则中有价有偿的原则，高某交纳了 1000元 的保费，履行了一定的义务，理所当然要享有一定的保障权利，保险公司应根据高某履行 保费义务的比例承担相应的保险赔偿责任。
案例8 等南方省份遭遇强暴雨天气袭击，很多车库里的轿车都被水淹，例如 5月10日，广州中海康城小区两层地下停车场内，经过近4天的排水，370多辆车陆续从车库中被拖出来。这些车全身泥土，车内也被“黄泥汤”灌满，不论车外壁、内饰、座椅还是中控台，到处斑驳破旧。车被水浸后价值大幅度缩水，价格降两到三成。据广东保监局统计，5月7日开始的暴雨，使广州有35个停车场遭受水淹，1400多辆车被浸受损。广东省保监局的相关数据显示，“仅仅两天就接到水浸车车险报案超过1.3万例，预计暴雨造成的损失赔付将达到1.39亿元，其中车险赔付占了近90%，超过1.25亿元”。5月19日，广州又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豆大密集的雨点夹杂着电闪雷鸣从天而降。对不少有车市民来说，砸在地上的暴雨，仿佛砸在他们心上一般。
问题：（1）车被水淹保险公司是否理赔？为什么？
目前，人保、平安、太平洋等各大保险公司的车损险都规定，因雷击、暴雨、洪水、雹灾、海啸等造成保险机动车的全部损失或部分损失，保险公司将负责赔偿。需要注意的是对暴雨的界定，未达到暴雨级别(每小时的降雨量达16毫米以上；或连续12小时降雨量达30毫米以上；或连续24小时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情况下汽车受损则不能获赔。大面积的降水不需证明；非大面积暴雨，需车主去开具证明。
水浸车后，理赔一般分两种情况：一是未启动发动机，这种情况能享受车损险，只要买了车损险，因水而造成的任何车辆损失（除发动机外），保险公司都赔，一般是对车进行清洗、烘干，如果有车内电脑受损的情况，也会赔偿。另一种情况是强行启动发动机导致发动机损坏，这种情况下车损险不赔，必须 是购买了发动机涉水险的才享受赔偿，但发动机涉水险不是每个保险公司都开设的附加险种。
（2）如果能够理赔是否可全赔？为什么？
不能够全赔。水淹车后，保险公司只承担汽车清洁保养以及电器元件受损的赔偿费用，这都属于车损险。即对于车内的东西，比如座椅坐垫、地毯等物件只提供清洁费用，不可索赔。保险公司也不会对改装新增加的设备进行赔偿。车内的私人物品的损失也不属于车损险赔付范围。另外，如果发动机内进水了，那机油就必须得更换，机油保险也不赔。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保险公司都不可能赔付车主的全部损失，其中的一部分甚至是较大部分，还要车主自己“埋单”。这主要是因为在理赔中既要考虑车辆的实际价值，又要扣除残值的费用。
（3）车主如果是在积水路面强行涉水行驶、或遭水浸后在水中启动造成发动机部分损失，保险公司是否赔偿？在什么条件下赔偿。
如果想给发动机上保险须购买发动机附加险，亦即涉水险。涉水损失险属于车损险附加险种，车主必须先投车损险，才能再投涉水损失险，该保险每次赔偿会实行15％-20%的绝对免赔率。
有些保险公司则规定，发动机的保险需要额外投保“发动机特别损失险”，如中国人保、太平洋保险、阳光财险等公司规定，若赔付“水浸车”发动机损失，车辆必须事先额外投保了“发动机特别损失险”这类险种。
即使车主所有涉水险种都购买齐全，保险公司也不会按照修理费用进行全额赔付，而是根据该车的市场现有价值进行一定赔付率的计算。
（1）一些车主认为，楼盘物业管理单位收了车位费或停车费，理应担负起相应责任，汽车的损失由物业赔。你认为物业是否应当赔偿，为什么？ 这更多的是意外的自然灾害，停车场通常也会买保险，车辆的部分损失保 险公司会赔偿，当然依据的不是车损险。此外，物 业公司应当尽到的主要是通知义务，因未尽到 通知义务所赔偿的部分也是较少的。此案例中 给我们的启示主要有二：一是当大面积面临保 险赔偿时，保险公司的赔付机制问题；二是城 市的应急机制，包括排水等自然灾害应急机制 的建立和城市本身排水问题、停车问题等。
四、简答题：窃贼无照驾车造成第三人损失保险公司有无赔偿责任？ 谈谈你对下面案例的看法。
刘某购得一辆夏利轿车自用，并向市保险公司投保了车辆损失险和第三者责任险。投保后一个月，刘某车被盗走。不久，市交通部门通知刘某：他的车被盗后在某县与他人轿车相撞，刘某的车翻下山崖，全部报废（窃车贼跳车逃跑）；他人轿车被撞坏，司机受伤。这起交通事故系窃贼驾驶技术不良所致，窃贼应负全部责任。但是窃贼逃跑后一直没有下落。事故发生后，受伤司机要求刘某赔偿经济损失1.2万元；刘某同时也向保险公司要求赔付轿车全损及第三者损失。保险公司同意对刘某的轿车全损进行赔偿。同时认定：窃贼盗车后，在外地肇事撞坏他人轿车，并致司机受伤，这不属于《机动车辆保险条款》中规定的第三者责任险，保险公司对此不负赔偿责任。
《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第一条规定：由于碰撞、倾覆、火灾、爆炸等原因造成保险车辆的损失，保险公司负责赔偿。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保险车辆发生保险事故遭受的全部损失，按保险金额赔偿。本案中，刘某轿车被盗并由窃贼驾驶该车肇事，致使该轿车翻下山崖并造成全损，符合该条规定的“碰撞倾覆”责任，故保险公司应予以赔偿刘某汽车的全部损失。
《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第十条规定：“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员在使用保险车辆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的直接毁损，被保险人依法应当支付的赔偿金额，本公司依照保险合同的规定予以补偿。”根据这条法律规定，保险公司对窃贼盗车后驾驶中肇事造成的第三者损失不予赔偿是正确的。这是因为，本案汽车相撞事故是由窃贼驾驶偷来的轿车与他人轿车相撞造成的，窃贼即不是《机动车辆保险条款》中规定的被保险人，也不是经被保险人允许的驾驶人员，所以由此造成的第三者责任损失，保险人当然不能予以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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