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农民工讨薪

为农民工讨薪（通用10篇）

为农民工讨薪 篇1

江苏省徐州市金山桥104国道旁边88号鑫皇铝业，办公楼大门前，数百人聚集在一起讨要辛苦一年多的血汗钱，一直未能得到厂方负责人出面调解，致使农民工在大楼前哭闹不停，据到达现场的派出所人员所讲此事不属于他们管，应与上面来处理，敢问上面讲的是什么，(徐州市政府吗?)。

徐州电视台记者到达现场后访问了农民工代表，代表们回答记者从2011年8月份开始进入鑫皇铝业装修办公楼到2012年4至5月份结束，工资一直未能发放，他们也从在这段内时间内找过多次。代表们拿出了所有的资料和施工时签订的合同。根据这些资料和合同已经说明了厂方应付农民工的工资，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

记者又问代表们有没有找过有关部门处理，（代表们回答）‘他们在这一段时间找过有关部门，部门领导都说这事我们管不了，你们去法院告状。

为农民工讨薪 篇2

公审大会的形式表现在突破了现代法治标志的法庭审理,组织一定的人民群众参加,将案件搬至法庭之外,在公开的场合进行审理。广义的公审大会一般包括三个主要环节:公捕、公审、公判。实务中,以“公捕+公判”的形式最为常见,即当公安机关宣布执行逮捕后,犯罪嫌疑人羁押至审理场所便公开宣布法庭审理结果,法庭审理和判决结果一般早于公判大会。

一、类型化的“公审大会”

通过实证的考察,法院适用“公审大会“这一审理形式没有出现泛化的现象,适用公审形式的案件呈现出了种类少数化、目的特定化、案件趋同化的发展趋势,这也就是所谓的类型化。下面我们将通过华容县公捕公判大会、陆丰市国际禁毒日万人公开宣判大会以及定安县系列禁毒公捕大会分析其类型化的特点:

(一)案件性质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性

这种广泛的社会影响性分两个层面,第一层面是指现实影响的层面,也即刑法所规范的直接危害社会的行为及其造成的危害结果。这种影响是现实的、可观测的,有直接的损害利益;第二层面是指这些危害行为会为社会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持续影响未来的正常社会秩序和善良风俗。

首先分析阆中市公审的农民工案件,影响性涉及到两个方面:其一、是“弱势群体”本身就是极具敏感性和影响力。其二、现今不断出现的非法非理性的诉求,这些诉求为社会秩序、司法公正带来了现实的和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在上述三个案例中虽并不涉及“弱势群体”、也不涉及严重暴力刑事案件,其主要针对的是毒品、抢盗、涉恶等案件。这类案件比不上故意杀人等严重暴力犯罪带来的直接性和严重性,但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社会造成广泛的、持久的危害,不断地威胁人民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损害社会良善风气,其中以毒品案件最为代表。

(二)公审大会具有强烈的目的性

目的乃一切行动之指南,以这种形式的审判更加偏向于教育、预防之意图。对组织公共审判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而言,其目的不在于重申惩戒,因为采用庭审制度完全能够达到惩罚的目的。目的之重心在于通过公开的形式,将某一犯罪的形式和结果公之于众,教育与会的广大群众这种行为的非法性和严重的刑事惩戒后果,向社会传递出一种观点:这种行为不仅要受到法律的诘难,更会受到整个社会舆论的诘难,也借以这种预设效果,预防震慑类似事件的发生。

农民工讨薪案以公审的方式举行,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教育社会群众不要再以非法的手段来表达诉求,也以震慑其他试图以类似方式表达诉求的潜在违法者。而教育意图最为明显的则是定安县展开的一系列“反毒品校园公审教育”,具有时间连续性和地点特殊性的特点,旨在将反毒品教育从学生时期抓起。

(三)公审大会召开时间具有特殊性

时间之特殊性源于某一时段所代表的特殊意义,在一个注重传统文化的国家,特殊时间的含义尤为重要。这些非凡意义时间会指导人们应该去做某事,逐渐地形成了“某一时间就该干某事”的思维模式。这种特有的模式受到国家传统习俗文化的深刻影响,其已潜存于脑海中,固定于国人的社会行动中,已是融入生活,自发而行。这种思维模式对于司法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古之有“秋冬行刑”,以应四时;现今在重大节日时,司法对某些轻微违法行为会显示出特有的宽宥。

这一思维模式显然在公审大会中得到体现,以华容县公审大会为例,恰逢上海世博会等重要活动,后两起毒品公审案均是举行在国际禁毒品日。而阆中市公审的“农民工讨薪案”看似没有明显的时间,但纵观全国,近年以非理性手段向政府、法院施压事件频繁爆出,法院恶性涉诉信访数量也是不断攀升,阆中市法院也借此案回应此时社会频繁的非理性诉求。

二、形式与法治

自将公众行刑作为羞辱囚犯方式的中华法系被打上“封建”的烙印,公审大会被视为法治到倒退、文明社会的野蛮。下面将具体分析公审形式与法治的矛盾:

(一)权力享有与正当程序之质疑

权力之来源应当分两个层面观察,从静态观之,权力之享有由宪法规制;从动态观之,权力之运行应由相应的程序法规制。也即为满足权力的合法性要求,国家机关行使职权之时,不仅要有法律的授权,行使职权的方式也应当有符合相应的程序法。依据我国《宪法》之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此条款即表明审判权由法院享有,并依照法律之规定独立行使。但纵观《法院组织法》到《刑事诉讼法》,乃至参考《行政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均未对法庭之设置、我国司法审理案件是否必须采取“法庭内”审理予以规定。出现最多的乃是“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而确定的公开审理原则。因此,是否会产生一个合理的推断:以何种方式贯彻公开审理原则乃是法院享有审判权的自由裁量范畴。至此,仅从公开审理原则入手无法得出法院做法刚性违法的结论。

从1988年由最高法等联合发布的《坚决制止将已决犯、未决犯游街示众的通知》来看,严禁游街示众由已决的死刑犯扩大至任何已决犯、未决犯。很可惜的是,这则唯一直接规定禁止游街示众的规定却无法应对当前的公审大会,其原因在于规范的位阶低,而现今的公审大会一般是由当地的政府、人大、政法委等机关牵头,两高一部的规范性文件只能管理内部,并不能从法律上约束他们的行为。最后,回归至《刑事诉讼法》之规定:执行死刑应当公布,不应示众。依据该条,采取“举重以明轻”的当然解释之法,死刑犯都不应当示众,对于比死刑犯更轻的犯罪也当然的不采用示众的方式。但此当然解释有其逻辑缺陷,社会危害的广泛性才是公审大会的特征,社会危害性严重和广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当然解释只能证成社会危害性小的不宜公审,却不能论证特征为社会危害性广泛的案件与公审之间的关系。

(二)禁止侮辱与罪刑法定之质疑

依据德国判例对人格尊严之性质描述:“对人的尊严的尊重和维护是宪法的立宪原理。自由人的人格和尊严是宪法内部秩序中最上位的价值。国家权力应当以各种形式来保障人的尊严”[1],从世界范围来看,所谓之人格尊严乃是一种基础性价值理论,而“人格尊严”一词在宪法中一般运用于人权保障的原则性的概括条款之中。[2]但从我国“人权入宪”而言,宪法一般性人权保护条款适用的是第三十三条第三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而非使用“人格尊严”。在一般性条款之下的第三十八条以“人格尊严”一词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由此观之,主流之观点还是认为宪法之第三十八条之“人格尊严”只是一项个别性的权利。[3]此种性质并不具备我国台湾学者李震山所说的“人性尊严居于人权保障的核心”[4]之地位,也无法形成指导国家权力运行的核心思维。而各具体贯彻宪法“禁止侮辱”的部门法也未对司法机关造成的侮辱有所规制,这种规范的缺乏也是造成“公审大会”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虽说禁止侮辱之宪法条款现今还未落实至指导国家行为,但结合罪刑法定原则还是足以约束刑事诉讼中的侮辱行为。有学者提出公审大会是一种羞辱刑[5],羞辱刑在我国来源已久,其滥觞于奴隶制五刑。依据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不仅要求各罪之刑罚由法律规定之,也要求科以之刑罚符合法律对刑罚种类的规定。因此,科以羞辱刑是严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行为。虽然在法院判决结果中没有直接表明判决了羞辱刑,但公审大会实则是一种变相的羞辱刑,而且采用判决在先,公审在后的模式更加坐实了羞辱刑的存在。从这种观点看,公审大会不符合刑法之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应认定为违法行为。

(三)权力适当性与司法秉性之质疑

引用韦伯对于权力描述的话语:权力就是在一种社会关系内部某个行动者将会处在一个能够不顾他人的反对去贯彻自身意志的地位上的概率。[6]然而,一个切实可行并有效的法律制度必须以民众的广泛接受为基础,而相当数量的不满和反对现象的存在所标示的则是法律的一种病态而非常态。[7]诚然,权力也是如此,权力之行使与后果如遭遇相当数量的不满和反对,这种权力现象也是病态的。因此,当法律将某一权力赋予某一机关后,权力之行使也应当以民众的广泛接受为其底线。回归到具体的案件之中,阆中市公审缺乏民众的广泛接受有一个根本的原因:他们本身就是受害者,在群众的眼中是应当受到帮助的人群。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所言:“公民讨薪是维权行为…对于维权行为,应当适当采取宽容态度,尽量避免动用刑法,为保护公民维权的积极性适当做出一些牺牲、割舍。”从媒体评论和社会舆论的关注点来看,都对科以刑罚的适当性提出了质疑。从性质的不对等开始延伸,公众会得出普通人的维权艰难、司法不公的结论,这与司法正义是背道而驰的。

抛却“讨薪案”的主体的特殊性,有必要来谈谈司法的秉性。所谓之司法秉性,是指司法所固有的性质和个性。法律是秩序与正义的综合体,旨在创设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8]在法律价值多元化的今天,秩序与正义不是法律的唯一价值,但其所代表的乃是法律之核心,其他价值无不蕴含在秩序与正义之中。秩序与正义总是并行,但是秩序存在着天然的保守,正义却是与时俱进,在与其他价值的互动之中甚至超前发展,超出了秩序未及反应的维度之外。此时,秩序与正义之冲突便会以各种社会冲突凸现出来。笔者以为,所谓司法,“司”乃主也,取执掌、执行之意,即执行、贯彻法律。法律之秉性也应当是司法之内在秉性,当涉及追求个案正义时,我们应当允许司法突破原有的秩序。除此之外的,司法应当遵循保守、谦抑的品格。公审大会之目的既然不在追求个案正义,那么法院就应当秉承保守、谦抑的原则,遵循一般庭审之保守。

三、形式与神韵

所谓之神韵,乃是以形式表达出来的内在精神和风骨。本文以“神韵”特指通过某一形式体现出一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和文化价值。下面我们将通过公审形式分析其中内在的一些中国传统与价值取向:

(一)有教无类

我国最早关于教之观点乃起源于孔子的“有教无类”。这种教之观点符合了中国几千年来的“礼”,正如费老所言:理想的礼治是每个人都自动地守规矩,不必有外在的监督。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这种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9]有教无类的观点在中国深深地扎下了根,礼教和家教至今是安身立命之本。关于刑罚与教育的关系,“惩前毖后”可认为是我国最早以罚寓教的观点。自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到如今教育之职权掌握在国家手中,教带上了浓重的国家官方色彩。但在实践之中,行政教育之职责仅落实在系统教育、办学育人,本应当由行政履行的社会之教的责任,却偏向了以司法教育社会。传统根植的教育观念结合教育之现状导致我国的司法带有浓重的教育意味。公审大会的形式便是这一结果下的产物,无论是其广泛的社会影响性,还是开展时间的特殊性,抑或是为达到一般预防或特殊预防的目的,都是围绕着了社会教育展开的,教育之目的不仅为了普及法律,也为了传达正确的价值观和社会正取向。这是庭审制度所缺乏的,通过法庭的审理可以达到惩戒犯罪分子的目的,但是其法治教育功能有限,法院这一国家司法机构所代表的正义观念无法有效地向社会传递。

(二)侠文化

在古代之中国,有一批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人物,他们被称之为侠客。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得赞:“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在此,我们不是为了评价游侠如何,而是从这一现象可以映射出两条潜在的中华民族特有的意识:第一、当某些行为符合朴素正义观的时候,即便是违反了法定的秩序,却会得到民众广泛的支持。第二、人们渴望在秩序无法规制的地方有人能主持正义。首先,“讨薪案”中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等性,这种不对等性已经超出国人的价值观,严重不符合朴素正义观的要求。因此,即便公审大会的形式符合法律的规范,也无法得到民众的遵从和支持,更遑论是否符合法律还在未定之数。而其他三起公审案件没有引起普遍的反感,是因为这些案件以公开审理的方式并没有超越朴素正义观的判断,群众理解和支持的也占多数。可以设想的是,当某一起充分符合民众正义观的案件被公审,舆论之偏好又会朝着赞同方一边聚集;其次,民众在“讨薪案”的关注点与司法机关是不同的,似乎司法机关有些一厢情愿地让民众的关注点集中在“讨薪工人是如何非法表达诉求,并且对社会带来严重损害”之上。但这并非是司法机关能够左右的,同情弱者乃是人之天性,民众更多地会去关注“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讨薪工难以讨得自己应得的利益”之上。人们渴望在秩序无法规制或规制低效的地方有人能主持正义,能主持正义的除了掌有行政权的政府、司法权的法院、立法权的人大,还能去指望“侠客”?伴随着一定的“青天情节”的影响,政府等国家机关的作为更备受关注。

四、余论

客观来说,公审大会在教育、民主、公开方面是能够起到比法庭审理更为贴近,虽然这种贴近是否有效则是另当别论,但是却是直观的。并且,公审大会在我国还是存在一定的市场,甚至通过文革时期“千人公审曾彦修”一案正面的反应出了公审的积极性[10]。笔者认为,我国现今正处于司法改革中,应当透过这一制度去探究其为何存在,其代表了何种的社会价值和当时人们的实际需求。即便法庭内审理是司法文明的唯一形式或代表,也应当对上述的问题进行研究,一味的“烙印”偏见和废除,这种类似的形式又会以这样或者那样的形式重新出现。

摘要：公审大会在我国审判实践中出现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性、强烈的目的性以及时间的特殊性的类型化特点。公审形式与法治的矛盾具体体现在权力享有与正当程序之质疑、禁止侮辱与罪刑法定之质疑以及权力适当性与司法秉性之质疑,然而公审却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我国的教育传统和对于朴素正义观的追求。

关键词：公审大会,法治,本土文化

参考文献

[1]德国无期徒刑与人的尊严案.Bverf GE 45,187,Urteil V.21.6.1977.

[2]韩大元,林来梵,郑贤君著.《宪法学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59.

[3]同上,第360页.

[4]李震山著.《人性尊严与人权保障》(修订版).3页1注.元照出版社,2001.

[5]赵晓耕,范依畴.《由中国传统的公众审判说开去》.中国审判新闻月刊(第77期),2012-7-5.

[6][德]马克思·韦伯著.《经济与社会》.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47.

[7][美]E·摩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371.

[8]同上,第330页.

[9]费孝通著.《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68.

农民工何时不用再“讨薪” 篇3

按理说，时近年关，琢磨着如何“欢喜辞旧岁，快乐迎新年”才是老百姓最愿做的事。然而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有一个特殊群体，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工等靠体力劳动生存的社会成员，为了能“回家过年”，为了讨要自己的劳动报酬，走上了艰辛的讨薪之路。湖北这42名农民工走遍了省、市、区8个主管部门，却屡屡遭遇一重又一重的“弹簧门”，艰难的讨薪“马拉松”一直在原地打转，看着这样的新闻，总会让人感到心酸和愤怒。

“劳动获得报酬”、“欠债需要还钱”，这些本是最基本的社会常识，但如今，应得的薪酬却要用“讨”才有可能获得，甚至需要农民工以极端行为为代价，不得不让人深思。形形色色的讨薪事件从何时开始出现，人们大都不记得了，但令人深思的是，这种现象却一直存在着，其原因大概离不开社会诚信的缺失。孔子说，民无信不立；孟子说，思诚者，人之道也。“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这些词我们至今仍挂在嘴边；“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这些理念曾是商人经营之本。但随着传统文化道德的作用被逐步削弱，一些人的价值观念悄然转变，“诚实守信”的经商原则在这些人心里渐行渐远。社会诚信正面临巨大挑战。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还缺乏必要的制度跟进。对于农民工讨薪难，我们也曾专门制定了配套的措施予以应对，帮助农民工维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比如，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由其进行处理；可以通过诉讼方式，与雇主对簿公堂；还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通过刑事手段追究欠薪雇主的刑事责任等等。诚然，配套制度可谓严厉，而且覆盖范围较广。但是，这样的配套制度只在外表设计上徒具观赏性，而不能产生较好的效果，根本不能受到农民工的欢迎。

因此，让配套制度适时跟进，并能够具有较好的执行效果显得尤为重要。在维权法律手段上，完全可以采用便捷、温馨的途径，在举证、诉讼、裁判、执行等环节中，向农民工适当倾斜。对于涉及农民工讨薪案件，劳动监察部门以及司法机关更需要人性化执法，以追求最终的处理效果为目的，采用灵活多样的手段和方法满足农民工的需求等等。

农民工如何讨薪 篇4

铁路为特殊行业，您应当到沈铁信访办投诉;从事地铁建筑的农民工应该到市地铁指挥中心去投诉。

二、如果包工头拖欠我们工资，但因刑事犯罪已被拘捕或已经死亡，我们应该怎么办?

死亡的债务人可起诉死者财产继承人。其他情况下，您主张民事权利是不受限制的。

三、我干活期间，老板不给上保险，该向哪个部门投诉?

如果您所在公司没有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您应该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登记后如果没有缴纳社会保险的，您应该向当地地税局投诉。

四、开发商与承建商因合同问题产生纠纷导致人工费无法分发给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办?

双方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您可向法院起诉。

五、在没有进行工商注册的‘黑工厂’打工，区、县劳动部门都不受理，我应该怎么办?

您应当向法院提供证据，起诉实际经营者，通过司法程序解决问题。

六、如果外企拖欠我工资，应该怎么办?

您应当向该外企注册地的劳动局申请仲裁;如果您对仲裁结果不服，可向法院提起诉讼。

七、如果我因家中有事，向老板提出辞职，老板扣掉我全部工资，这样合理吗?

不合理，因为您与老板之间已经存在了事实劳动关系，双方应协商解决。

八、如果老板以工程质量不合格为理由，拒绝支付我们工资，我们该怎么办?

您可以依法诉讼，在诉讼过程中，可以找工程质量检测部门鉴定，并出具相应的检测报告。

九、如果是市政工程拖欠我们工资，我们该向哪个部门投诉?

根据承建主体和雇佣关系，确定管辖范围，向有管辖权的部门投诉。

十、如果是路桥工程拖欠我们工资，我们该向哪个部门投诉?

先确定承包和雇佣的关系链条，如果您有证据，可以到工程所在地法院起诉。

十一、如果工程由部队开发，地方处理不便，我们该向哪投诉?

农民工讨薪应急预案 篇5

为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办法，预防和解决总包单位拖欠或克扣农民工工资问题，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保证工程建设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工资支付暂行规定》和《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冀政办【2008】6号》、《冀政办【2013】34号》等有关文件和规定，结合本企业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原则

预防和妥善处置民工群体性事件总的要求是：发现得早，化解得了，控制得住，处置得好。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建立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 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落实岗位责 任制，由引发事件的相关责任部门负责解决。

2、预防为主、防患未然。坚持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正确 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充分考虑民工利益，用足用活 保护民工权益政策，积极取得群众理解和支持；加强并规范民 工信访接待和调处工作，从源头上防止涉及民工切身利益的群 体性突发事件发生；建立健全社会稳定预警工作机制，做到早 发现、早报告、早控制、早解决，将事件控制在萌芽阶段，及 时消除诱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各种因素。

3、依法处置，防止激化。坚持依法行政、依法处置，注意 工作方法和策略，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和宣传、协商、调解等方法处置征收群体性突发事件，加强对民工的说 服教育，引导民工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解决矛 盾，防止矛盾激化和事态扩大。

4快速反应，相互配合。确定民工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后 及时启动应急预案，严格落实应急处置工作责任制，各有关科室要及时给予配合和支持，要相互协作、积极参与，并确保信息收集、情况报告、指挥处置等各环节的紧密衔接，在最短的时间内控制事态。对发生暴力行为、严重损害社会治安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的群体性突发事件，要及时、果断采取措施，坚决制止违法行为，尽快平息事态。

5、加强教育，正确引导。预防和处置民工上访突发事件，要将法制宣传、教育疏导工作贯穿事件处置的整个过程。教育民工遵守法律法规，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通过合法、正当渠道和方式反映问题。

6、连续性与阶段性相结合。事前处置做到信息反应灵敏，事中处置做到依法、及时、稳妥，事后处置做到精确处理，追踪掌控。

二、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丰润建筑安装股份有限公司因拖欠民工工资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民工上访突发事件主要包括下列严重扰乱社会治安秩序的群体性行为，以及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群体性行为：

1、大规模集体上访或越级集体上访；

2、人数较多的非法集会、游行、示威；

3、聚众阻挠世园会综合展示中心工程建设实施的；

4、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罢工事件；

5、聚众围堵、冲击党政机关、要害部门、重要场所的；

6、聚众堵塞公共交通枢纽、交通干线，破坏公共交通秩序或非法占据公共场所的；

7、其他因拖欠民工工资引发的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的活动或行为。

三、领导机构与职责

成立处置丰润建筑安装股份有限公司因拖欠民工工资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应急领导小组）。

主要职责：（1）统一领导、指挥、协调民工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2）决定事件处置决策和应对措施，指挥、协调有关部门、相关科室组织实施；（3）决定启动和终止应急预案；（4）对在预防和处置民工上访群体性突发事件工作中因失职、渎职或其他原因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员，依法依纪追究其责任。

四、现场处置

1、凡出现民工上访群体性突发事件苗头或群体性事件尚处在酝酿过程中的，由直接涉事企业责任人和项目部分管领导及相关科室负责人出面做好化解疏导工作，听取群众意见和要求，应当解决的要明确答复群众；不能解决的，要说明原因，讲清道理，并做好思想教育和法制宣传工作，化解矛盾，避免事态扩大。同时，要将工作情况及时上报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并准备好处置预案。

2、民工上访事件发生后，涉及的应急领导小组成员在接应急办通知后应迅速到达现场指挥、处置。现场的协调和秩序维护由唐山市路南区区域内城管局负责，现场公共财产保护由公安部门负责，现场接访对话由信访局、项目部分管领导、企业负责人负责。

3、尽快控制事态的发展。负责现场处置工作的人员应诚恳听取民工代表的意见和要求，面对面地做民工的工作，对民工提出的要求，符合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当场表明解决问题的态度；无法当场明确表态解决的，责成涉事企业限期研究解决；对民工提出的不合理要求，讲清道理，耐心细致地做好政策宣传解释和说服教育工作，稳定群众情绪，及时疏导化解矛盾和冲突，控制事态发展。

4、查明挑头人或组织者，现场处置领导要亲自与其谈话，表明态度，进行思想工作和法制教育。

5、对煽动群众闹事、散布谣言的，公安局要依法予以训诫，视现场情况进行处置，并及时收集证据，为事后处理做准备。

五、善后工作

民工上访群体性事件现场事态平息后，对已经承诺解决的问题，必须尽快解决到位，不得搞虚假承诺或者久拖不决。对法律法规和政策有明确规定而没有落实到位的，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强监督检查，督促加以落实；对群众因不了解有关规定而存在误解的，要说明真相，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和法制教育工作；对有关规定不够完善的，及时修改完善。坚决避免违背承诺、失信于民，重新引发群体性事件。

六、防范预警

1、定期开展企业不稳定因素的排查、调处、化解，及时发现和掌握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严格落实责任制，全力及时化解，切实将不稳定因素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要高度重视群众反应强烈的问题，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并依法按政策研究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

2、对存在不稳定因素的要落实责任人，提出及时化解、消除隐患的工作要求，并加以督促，切实做到责任不落实不放过，工作不到位不放过，隐患不排除不放过，限期解决问题，消除隐患。

3、对排查出的不稳定因素进行规律分析、研究处置对策，制定有针对性的处置预案，做到预防在先，全力防止和减少因拖欠民工工资而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

附：丰润建安因拖欠民工工资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应 急领导小组名单 组长：张宏魁 副组长：张国宽

组员：郭永平

陈立元

郭永占

杨兴付

2014申论热点：农民工讨薪难 篇6

2014申论热点：农民工讨薪难

【导语】2014年春节临近，众多农民工盼着自己能够带辛苦劳作一年赚的薪水奔回家乡，但却存在很多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的情况。农民工讨薪难的问题何时才能得以解决呢? 【背景链接】

临近2014年春节之际，各地农民工欠薪现象再呈高发态势。建筑领域更是重灾区，虽然全国各省市劳动监察部门加大了春节期间的农民工欠薪整治工作，但引发了众多信访问题，还导致不少农民工因工资拖欠而无法顺利回家过年。此事在社会上引起热议。

【标准表述】

综合分析：

时至今日，国家专项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已有十余年，但欠薪现象经常出现反弹。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受到外部形势变化、楼市不景气等因素影响。例如，一些房地产开发商自身缺乏资金，建好了房子卖不了，开发商资金回笼困难，就拿房子来顶工程款、劳务费，而一旦劳务公司卖不出房子，农民工就会面临欠薪。另一方面则在于企业开工手续不齐全、转包现象多、不签订劳动合同等问题。在建筑领域，用工不规范、不签合同的情况屡见不鲜，部分建筑施工企业按照工程进度拨付工程款，不依法按月发放工资，就容易引发欠薪事件。

更关键的是，由于建筑企业层层转包现象也较多，一旦出现欠薪状况，农民工往往讨薪无门。很多案件中包工头也是受害者，往往出现包工头组织策划农民工上访讨债的情况。

政府有关部门在处理农民工欠薪案件时，往往处于尴尬境地，甚至被迫充当“冤大头”，动用公共财政为无良工程承包商的违法行为买单。

表面上看，欠薪问题属于劳资纠纷，但问题的解决，往往不像勒令企业老板立马给钱那么简单。事实证明，每一份工资要进入农民工的腰包，并不容易。以欠薪问题最为严重的建筑行业为例，不签劳动合同的用工方式，使农民工陷入维权陷阱;层层转包的承包模式，使广西中公事业单位官方微信 ：gxsydw 广西中公事业单位官方微信 ：gxsydw

农民工处于利益链的最末端;垫资施工的运作模式，使农民工工资成了“连环债”中最脆弱的一环;项目结束才拿钱的结算方式，使农民工从一开始就进入“被拖欠”状态。

措施：

要彻底铲除欠薪顽疾，必须强化执法，规范企业用工，同时完善制度，注重源头化解。

一是切实规范企业行为，从源头上减少用工纠纷。尤其是规划、建设、房管等相关部门宜提前介入，确保开发建筑企业各种证照手续齐全，把农民工工资纠纷化解于萌芽状态。

二是强化法律威慑力度，将清欠工资纳入依法治理轨道。尤其是各行政部门处理劳资纠纷时应杜绝推诿扯皮，强化执法力度，改进执法手段，通过联合执法、公开欠薪“黑名单”等手段，提高对违规违法企业的威慑力度。

同时加强对重点企业和生产经营困难企业的实时监控、排查，发生欠薪情况后，工会、劳动监察等方面宜及时介入，将劳资纠纷纳入法律解决渠道。此外，劳动部门还宜与公安部门建立联动机制，严肃查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

三是设立欠薪保障基金，完善企业工资支付制度，即政府部门通过对用人单位筹集专项基金，用于垫付用人单位在经营不善、资不抵债等特定条件下拖欠劳动者的工资，保障职工权益。

“另类讨薪”呼唤制度救济 篇7

近年来, 从拜河神到跪求范仲淹像, 再到举行“网上讨薪发布会”, 农民工“另类讨薪”的方式不时出现。讨薪, 仿佛成了比拼创意的技术活儿。然而舆论总是喜新厌旧, 若非剑走偏锋的奇招、出其不意的怪招、动人心弦的狠招, 很难引起关注。无论高人指点还是自己出招, 这种吸引眼球的讨薪方式演绎下去, 恐怕越来越难以为继。

既然如此, 为什么“另类讨薪”仍然不断花样翻新, 并形成一定的路径依赖?这当中既有少数“成功案例”出奇制胜的示范效应, 另一方面, 也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无奈之举。比如, “苗翠花”录制视频到网上发布之前, “法律程序和上访程序都走完了, 没有用”。再比如, 一些农民工就是在欠薪者“法院判决就是一张废纸”的叫嚣下, 把求助的目光从现实投向了网络世界。

讨薪, 本该有理直气壮的底气, 而不是被屈辱所取代;本该有尊严, 而不是沦为悲情的代名词。“法律须被信仰, 否则形同虚设”, 如果欠薪方尊重法律, 如果职能部门守土有责, 如果农民工利益表达的制度化渠道有效, 农民工何须求助网络?正如有学者所言, 利益表达是要付出代价的, 坚持持续不断的利益表达, 其成本很高, 靠公民个人之力很难承担。“苗翠花”自陈不知“啥是外交部”, 却要模仿外交部发言人为自己讨薪, 这更说明, 对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来说, 他们不善于表达, 也不长于维护自身权益, 这就更加需要常态化的制度救济。

而对职能部门来说, 农民工“上网讨薪”, 未尝不是一种提醒。农民工既然可以通过网络表达诉求, 为何不顺势而为, 把网络变成制度性的维权渠道?在网络化时代, 通过网络机制维护群众权益, 正是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应有之义。目前, 一些地方已经在进行这方面的尝试。群众可通过登录相关网页、发手机短信等多种途径反映信访诉求, 而工作人员能直接在网上处理群众投诉。这些地方的创新实践说明, 只有铺设民意通达的“高速路”, 开通化解诉求的“快车道”, 社会矛盾才可能消弭于无形之中。

如何破解农民工讨薪困局 篇8

【关键词】破解；农民工讨薪；困局

一、形成欠薪的原因

（1）建设资金不到位造成拖欠。在工程在建过程中，有的工程由于建设单位资金紧张，无法及时足额支付施工单位工程款，施工单位在拿不到工程款的情况下，开始拖欠农民工工资；有的工程由于建设、施工双方在合同履行或工程质量上出现纠纷，施工单位也无法及时拿到工程款，继而造成拖欠农民工工资；还有的是由于个别施工单位不够诚信，即使拿到了工程款也故意拖欠农民工工资。（2）建筑分包体系还不够完善。一是建筑市场中的“包工头”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一些施工总包单位在承接到工程后，将工程交给“包工头”，“包工头”内部又层层转包，层层收取管理费。二是建筑劳务市场不健全。建筑施工总包单位虽然与建筑劳务企业签订了劳务分包合同，但实际操作中，由于劳务企业普遍还没有形成固定的专业化队伍，缺少必要的技术、管理人员，劳务企业往往也将工程转包给一些“包工头”，这些“包工头”内部也存在层层转包，层层收取管理费的现象。（3）失信惩戒机制还不够健全。目前，鹤壁市虽然已建立了一些诚信管理制度，但对没有任何资质、资格的“包工头”的管理，还没有很好的行政管理手段。一些“包工头”失信后，有的欠薪逃匿，往往还要依靠公安部门的力量来追讨。

二、采取的措施

（1）坚持日常投诉举报制度和案件督查制度。严格执行拖欠案件举报投诉制度。畅通举报投诉热线，明确专人负责受理日常投诉，坚持快速立案、快速查处的原则，切实加大了举报专查力度。对收到的拖欠投诉案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时下发《督办函》，进行跟踪督促，要求欠款单位制定还款计划，限期还款。对经书面催告，又无正当理由不制订或不履行还款计划的单位及法定代表人进行通报批评和公开曝光。对长期拖欠工程款和克扣农民工工资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和建筑施工企业，限制其在鹤壁的招投标活动；对恶意拖欠产生严重社会影响的企业，坚决清出鹤壁建筑市场。（2）坚持重点时段重点预防。一是要求各单位要提高认识，增强做好节日期间建设领域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工作的紧迫感、责任感。开发企业要对工程款的支付情况、建筑施工企业要对农民工工资的发放情况进行认真自查，发现拖欠问题要及时报告和处理。开通受理农民工投诉拖欠工资绿色通道，实行“24小时值班制”，完善应急预案，妥善解决农民工投诉举报案件。二是严厉查处拖欠行为。对拒不偿还欠款的建设单位和恶意克扣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施工单位，将采取列入清欠黑名单，责令其停业整顿，暂停房屋预售和工程竣工验收备案，降低缴纳民工工资保障金信用类别，停止其招标投标资格，外地企业清出鹤壁建筑市场，资质动态考核中降低或取消资质等方式进行严肃处理。三是严厉打击“不法讨薪”和“欠薪逃匿”行为。对于极少数企业或一些不法分子弄虚作假、伪造拖欠证据索取不当利益，或为达到其他目的，以讨薪名义敲诈勒索，制造群体事件，给社会带来负面、甚至恶劣影响的“不法讨薪”行为，要对有关企业及责任人给予严厉惩处，并予以曝光；触犯法律的移送公安司法机关处理。此外，对极个别“包工头”的“欠薪逃匿”情况，施工企业要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以便及时通过司法途径维护企业和民工的合法权益。四是由劳动、城建、公安等部门联合成立督导组，对各县区清欠农民工工资工作情况进行督导检查，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确保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得到及时解决。（3）坚持实行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制度。凡在鹤壁参与建筑工程项目施工的总承包企业和建设单位必须向市财政专户交纳农民工工资保障金。未交纳农民工工资保障金的工程项目，一律不予发放施工许可证。工程项目竣工后，施工企业和建设单位携工程竣工备案资料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退还保障金。建设行政部门会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核实该工程无拖欠行为的，方可办理退还手续；存在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的，保障金优先用于清偿农民工工资。（4）推行工程担保制度。工程担保是在工程项目招投标后，由项目的建设方和施工方与专业工程担保机构签订担保合约，包括投标担保、承包人履约担保、业主工程款支付担保和农民工工资支付担保四项。其中业主工程款支付担保是由建设方投保；投标担保、承包人履约担保和农民工工资支付担保是由施工企业投保。工程项目参加工程担保后如出现工程款拖欠问题，行政主管部门可以要求担保公司先行支付工程款，如出现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行政主管部门可以要求担保公司先行支付农民工工资。这样更有利于我们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对清欠工作的管理和调控。（5）制定农民工工资支付应急预案。为有效处置拖欠民工工资突发事件，及时化解矛盾，维护全市大局稳定，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了民工工资支付应急措施。出现拖欠民工工资突发事件后，经市劳动部门调查，认为有必要从民工工资保障金中强制支付的，由市劳动部门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出具《先予划支意见书》及《先予划支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审批表》。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收到《先予划支意见书》及《先予划支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审批表》后，由相关科室签署意见，交领导审批签字后，由市劳动部门开出收据，经市财政部门将划拨的保障金转入市劳动局账户，由市劳动部门负责监督发放到工人手里。（6）加大劳动执法力度。加大劳动争议仲裁调解及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力度，对各县区清欠农民工工资工作情况进行督导检查，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做到“快立案、快处理、快结案”。确保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得到及时解决。

三、建议

对农民工诉讼讨薪五难之探讨 篇9

一是农民工分不清法律关系，寻求正确的救济途径难。

到法院起诉，法院经过审查认为属于劳动关系争

议案件，需先通过仲裁程序解决的，农民工就认为法院不想管他们的事，向外推卸责任，因而对法院不依不挠，法院不处理就不走。雇佣劳务关系与劳动关系本身就有极大的相似性。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如果是劳动关系，则受劳动法等专门法律调查。因此，用人单位除了要支付农民工工资外，还要为农民工购买各种社会保障，比如工伤保险，医疗保险等等。农民工权益受到侵害时，法院对这样的案件不能直接受理起诉，应先经劳动仲裁部门处理，如果农民工与用人单位是雇佣劳务关系，则受合同法，民法通则等相关法律调整。而且劳动者享受到的权利就没那么多，主要是取得劳动报酬与安全卫生保护权利等。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两种关系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由于农民工文化素质普遍不高，法律知识也欠缺，往往分不清，弄不明这两种关系。

二是农民工举证、法院取证困难。

按照原告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证据对待，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而原告诉讼时往往是经过较长时间自行索要或经过多个部门处理没有结果后才起诉，导致因时间过长，有的证据灭失，证人难寻，证言失真，给法院查证带来困难，使法院裁判无据。农民工为雇主提供劳务，大多有不成文的规定，即没有订立书面合同，像工作量，劳动报酬等合同的重要条款也都通过口头约定来完成的。在完成劳务时，农民工平时只从雇主那里借取维持本人基本生活的费用，工作量及工资都是农民工与雇主分别记帐，年底结算时进行总对帐。由于这种记帐方式平时没有经过双方确认，年底对帐时雇主的记帐数量往往少于农民工的记帐数量，双方容易发生争议。而且，往往不论雇主何时与农民工结帐，雇主不会给农民工出具欠款条或结算清单，当农民工起诉时，就缺少了讨要工资的重要证据。按照民事诉讼法举证的有关规定，谁主张谁举证，农民工负有进一步举证证明雇主有继续付款的义务。否则，农民工将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法院按农民工举证不能裁判农民工败诉，无疑是将法院推向与农民工矛盾的对立面。

三是法院裁定先予执行困难。

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往往发生在春节前或农忙季节前，正是农民工急着回家之时。农民工起诉时往往申请先予执行，期盼尽快拿到部分现钱回家，法院面临的困难一是被告不在家，或无价值较大的财产可供执行；二是农民工无法提供财产担保。因为一旦案件经过审理后的判决结果是雇主不负有给付工资的义务，先予执行款就得依法执行回转，那么要将已经发到数名农民工手中的执行款要回来，其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四是诉讼文书送达难。

一些热点案件在短期内不能及时启动诉讼程序，必然导致农民工与法院的对立情绪激化，并可能产生上访，带来不利影响。原告起诉的义务主体不准确，或者有的承包主体在工程施工期间有住地和管理人员，但工程完工后，管理人员离开施工地点，组织机构也已经撤走；有的施工单位在施工结来后，通过有关部门在较短时间内将原单位注销或撤并后，在异地成立新公司等等，都给法院送达文书带来困难。

五是农民工工资案件执行难。

面对已经陷入经济困境不能自拔的政府部门，法院无法执行。造成这种后果的一部分原因是有的用工单位或雇工恶意侵占农民工工资。一些雇主或企业负责人无视国家法律法规，故意拖欠农民工工资，为达到侵占的目的而隐匿或转移财产，或纠集众人公然阻碍，抗拒法院执行。另一种原因是政府工程项目上拨款不到位，出现大量的资金缺口，短期内无法缓解，导致政府欠承包商，承包商欠包工头，包工头欠农民工的局面，形成恶性循环。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是农民，而适跃在全国各地，从事各行各业的农民工则通过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有效实现形式，发展农村经济，促进乡村文明，已经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生力军。最受农民工关注的拖欠工资问题的解决仅靠法院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建立长效机制，建立并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给农民工打工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

一广泛宣传，普及劳动法等基本法律知识，提高农民工的法律意识，增加自我保护能力。众多的农民工的工资之所以被拖欠，一部分原因就是他们在择业时警惕性不高，或被用人单位蒙蔽。所以，要在广大的农村，通过加大对劳动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广泛宣传，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应该如何解决，让他们知道只有通过合法正当的途径，才有可能成功地维权，讨回自己的工资。

二、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加大监督力度，经常进行检查，对发现的问题严肃查处。政府有关部门对存在严重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用人单位要严厉处罚。劳动行政部门应积极履行劳动监督职责，及时有效地制止和纠正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必要时应及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劳动行政部门可以会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经常开展突击检查活动，以有效地遏制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的发

生。

三、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尤其是对于涉及农民工工资问题的相关规定，做到有法可依。有关部门可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适当完善和进行必要的扩大解释。比如可以增加劳动法中与农民工工资有关条文的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扩大其适用范围，以适应目前难以遏制的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的经常发生。对于难以处理的转包或是承包工程最后由谁来负责农民工工资发放问题，明确确定最后的责任人，以防止相互推诿责任，对于农民工申请劳动报酬先予执行而不提供担保的，应该通过司法解释等形式，作为执法活动中的一种例外，允许法院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变通财产保全的方法，便于案件审结后执行等等。

对农民工“跳楼”讨薪报道的反思 篇10

议程设置欠妥

议程设置理论强调：受众会因媒介提供议题而改变对事物重要性的认识，媒体报道的重要事情会成为受众关注的焦点。

媒体对农民工报道的忽视，减少了整个社会对他们的关注和重视。在农民工形象塑造方面，媒体存在歧视，经常报道农民工的负面新闻如盗窃、犯罪等，使整个社会对农民工的认识存在偏差，完全看不到农民工本性的善良以及他们对城市发展做出的贡献。而在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方面，媒体的确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但关注的往往只是讨工资的形式，今天有农民工跳楼了，明天又有农民工砍人了，好像这只是一件媒体用来吸引眼球、赚取受众注意力的刺激事件而已，而对于事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以及问题的根本解决，媒体的分析往往浅尝辄止。报道没有把焦点放在促进问题的解决上，又何以引起受众甚至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以及反思呢？这种不负责任的议程设置必然会导致社会对这一问题的忽视。

媒体合理的议程设置，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安定。媒体应该关注，并且全面、准确地报道农民工问题，以引起社会的重视。在农民工“跳楼”讨工资的报道方面，媒体应该客观看待农民工这个弱势群体，给予他们充足的话语权，更应该以正确的舆论来引导社会反思这类事件，以求有效解决问题。

报道方式片面

媒体要坚持真实的报道原则，但是媒体在实际操作中往往会出现个别的真实和整体的真实之间的矛盾。例如，用跳楼来讨工资的农民工只是少数，但是媒体经常报道这些内容，就会让人们认为农民工都是以这样方式讨工资的。况且经过政府的干预、社会各方面的努力，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充斥在受众眼前的仍是大量农民工讨工资的负面报道。所以，媒体报道时不仅要坚持个别的真实，更要坚持整体的真实和本质的真实，客观、真实、准确、全面地报道农民工问题，给人们一种全面、客观的认识。

媒体片面报道农民工“跳楼”讨工资最后获得解决，这样容易给农民工造成错觉：一是认为“跳楼”讨工资能引起媒体关注，从而解决问题，从而纷纷效仿；二是误导农民工认为媒体是万能的，有问题不是去找有关部门，而是找媒体。所以，媒体应该呈现给农民工一个真实的媒体形象：媒体不是万能的，只是事件的报道者，而不是问题的解决者，更不能干涉司法成为审判者。

媒体只是单纯报道农民工“跳楼”事件，却很少告诉人们这种行为的违法性。农民工往往把“跳楼”讨工资看作是一件纯粹个人的事情，而没有意识到这已经违法了法律法规，破坏了社会秩序。所以，媒体有责任对农民工进行普法，告诉他们这是一种违法行为，违反了社会治安管理条例，破坏了社会秩序，应该受到处罚。只有这样，农民工才能认识到行为的破坏性，从而避免采用这种方法。向农民工宣传保护自己权益的法律、方法、途径等，做到途径的畅通，就能有效避免使用这种方法。

人文精神丧失

在农民工“跳楼”讨工资的报道方面，媒体严重缺失人文精神。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缺乏深度的有闻必录。现在媒体这方面的报道只是简单、冷漠的有闻必录，而没有深刻的思考。流水账式的报道不仅不能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反而会带来消极后果；第二，惨不忍睹的图片。这些图片虽然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但是同样带来很大的消极影响，体现了媒体的无情和冷漠；第三，功利性的事件炒作。农民工“跳楼”讨工资报道后，一旦事情最终能够解决，一些媒体就对事件进行功利性炒作。

人文精神对新闻从业人员来说至关重要。媒体在这方面的报道上，没有担当起社会守望者的责任，没有履行好新闻职业道德。农民工的辛勤劳动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承担着城市最苦、最脏、最险的工作，而他们的待遇与城市工人的差距还比较大。我们不应该歧视他们，而应该以平等的心态对待他们。作为传媒，有责任倡导人文精神，关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文目标的实现。人文关怀是媒体吸引读者的重要手段，同时也代表着大众传媒的发展趋势。媒体必须注重加强人文精神，以促进新闻理念和报道方式的改进。

媒体要有人文精神和责任感，要努力促使问题的解决。媒体报道农民工“跳楼”讨工资的最终目的是要帮助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首先，媒体需要督促完善立法、加强执法，制定相应的政策处罚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并严格执行；其次，媒体要督促农民工增强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和能力，例如组织工会等；再次，新闻媒体要加强监督力度。要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新闻媒体的监督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媒体在报道这类事件时不能简单地就事论事，而有责任呈现给受众有深度、有分析、客观全面的报道，让受众明白这是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全社会各有关部门、有关人士都应该为此类事件的解决承担起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而不仅仅是冷漠的旁观者。

小结

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是一种恶劣的违法行为。但是，一些农民工以跳楼等方式讨工资，这种极端行为是不可取的，农民工们可以与有关部门好好配合，通过合法途径解决工资问题，因为目前农民工讨工资的问题已经走到法治的轨道上了。

媒体在关于农民工“跳楼”讨工资的报道方面存在很多不足，需要媒体的反思。媒体在这类题材的报道方面应该注意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媒体注意合理的议程设置和全面的报道方式，呈现给受众一个真实、全面、深刻的农民工生存现状。媒体应该努力从本质上促使问题的解决，努力促进创造一种民主、平和的社会环境；其次，媒体报道要讲究社会利益，不能只追求收视率和刺激。媒体有责任关注弱势群体，给他们充足的话语权。媒体要以人为本，有终极关怀，体现出对人的尊重、对生命的重视和对弱者的同情。而且媒体有责任努力促使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解决，多为农民工做些实事。媒体要做的不仅仅是简单地报道农民工“跳楼”事件本身，而更应该在农民工们走上楼顶之前为他们做更多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