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家庭教育的得失

我国家庭教育的得失（推荐8篇）

我国家庭教育的得失 篇1

中国社会科学院今日发布的2012年《房地产蓝皮书》指出，2012年，我国房地产政策将继续巩固已有的调控成果，调控政策将不断优化和提升，但调控难度也不断增大。

1、“要切实满足居民家庭首次购买自住普通商品住房的贷款需求”。今年央行于2012年2月18日首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增加了市场对资金的流动性，对房贷有支撑，银行对首次置业者的房贷或有更多优待。

2、“严格执行并逐步完善抑制投机，投资性需求的政策措施”。主要包括：⑴“新国八条”： 各地的第一季度要公布房价控制目标；增加公共租赁住房供应；住房不足5年转手按销售款全额征税；二套房首付款比例提至60%；土地两年不开工要收回使用权；暂停省会城市居民购第三套房；未完成调控目标政府将被问责；⑵限购政策；⑶限价政策；⑷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对贷款购买第二套住房的家庭，首付款比例不低于60%，贷款利率不低于基准利率的1.1倍。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可根据当地人民政府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和政策要求，在国家统一信贷政策的基础上，提高第二套住房贷款的首付款比例和利率。⑸调整完善相关税收政策，例如房产税等，加强税收征管。

3、建设廉租住房、保障性住房的惠民政策。财政部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于2012年5月18日下达了2012年中央补助廉租住房保障专项资金105亿元，以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度。

下面就调控政策中的限购政策进行分析。

目前，国土资源部对土地市场的监控范围正在扩大到全国所有县级及以上城市，中央政府已在考虑对部分房价涨幅较快而购房支付能力不足的中小型城市推广限购政策。诚然，限购政策直接控制住了房产需求扩张,在房价依然坚挺之时,坚持行政措施严管的确有其必要性，但是作为一种行政调控手段，限购政策在抑制了投机性购房的同时，也限制了一部分有刚性购房需求的人群，影响了市场的正常发展，可谓治标不治本，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即便将来限购政策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仍然无法从根本上遏制投机资金四处蔓延的问题。更为严峻的是,限购政策作为一项行政措施,早晚必然要被调整、甚至是被取消。彼时,如果炒房资金趁机卷土重来,所带来的市场冲击就更加不容小觑了。

我国家庭教育的得失 篇2

一种货币的价值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本国商品的购买力;二是对外国货币的兑换率。一个国家的货币对内价值的高低是通过购买力来体现的,而衡量购买力的是一般物价水平指数(通货膨胀率);货币的对外价值则是以汇率的形式来表现的。这样货币的内外价值关系便可以总结为通货膨胀率与汇率之间的关系。在当今理论界流行的“一价定理”看来,在经过汇率折算后,除了运输成本以及其他必要的费用,一国货币的对内价值和对外价值应当一致。尽管外汇市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短期汇率由供求决定,但从长期来看,一国货币价值是其经济健康程度和长期增长能力的体现,因而内外价值的升贬方向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体现在汇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关系上为两者的变动是反向的。然而,我国近年来的实践表明,人民币的内外价值走向出现了差异,并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实质上实行了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2002年以后,在全球经济回暖的背景下,伴随着国内生产率的提高,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开始显现。受到来自各方的不断加大的人民币升值的压力,2005年我国实施了人民币汇改,人民币汇率一次性上调了2.1%。其后,人民币进入了持续升值阶段,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从2005年末的18.07直升至2010年末的1∶6.62。与此同时,国内人民币的购买力却出现了背离升值的现象。我国的CPI一路攀升,2008年2月CPI高达8.7%,成为近年来单月最高通货膨胀率。往后因政府干预,加上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CPI指数有所回落,一度出现负值现象,但随着经济金融的逐步复苏,国内的CPI出现了升温的迹象,从2009年11月的0.6%直升至2010年1月的5.1%,人民币对内正在经历一个贬值的过程。

近年来,业界与学者们也围绕这一问题做了大量研究,主要围绕在人民币对外升值及对内贬值的原因分析上,形成的观点包括:国际收支双顺差、外汇储备急剧增加、中国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Balassa-Samuelson effect)及国际政治压力等均导致人民币的对外升值;而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全球流动性过剩、汇率制度的矛盾体系、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以及国内经济发展失衡均是导致人民币对内贬值的原因。而封北麟(2006)、赵大平(2006)、毕玉江和朱钟棣(2006)、吕剑(2007)等则充分利用VAR、协整等计量方法对通货膨胀与汇率之间的传导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但大家对当前该如何处理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矛盾,是以稳定人民币汇率为第一要务,抑或是坚定地控制通货膨胀更重要,却是各有观点和看法。回顾二战后的日本和德国经济高速成长期的表现,可以发现它们也遭遇了持续的贸易顺差和随之而来的货币升值压力,与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大环境有相当的类似之处。面对升值压力,日本和德国采取了不同的对策,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对日元和马克的升值过程进行具体分析,并从中找到值得我国借鉴的一些经验。

二、日本的经验

(一)稳定汇率政策下的经济飞跃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经济经过几年的重建,逐渐从战火的废墟中恢复过来,到1948年底,国民经济就有了明显的复苏。1949年初,美国财政专家道奇作为总统特使来到日本,拟定并实施了旨在恢复日本市场经济的“道奇计划”,该计划主要包括实行财政紧缩政策、减少赤字融资和补助、恢复市场价格机制等,这为日本经济的长期增长奠定了良好基础。

此后,以朝鲜战争的“特需”刺激为契机,日本经济开始步入快速的恢复时期,设备投资旺盛,出口持续增加,国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这一时期,日本实行的固定汇率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1949年4月起,日本宣布日元兑换美元官方汇率为360∶1,汇率浮动范围为0.5%,这种严格的固定汇率制一直保持到1971年,持续时间长达20多年,使日本产业获得了战后重返国际市场的绝好机会,日本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因此大幅增长。日本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从1946年的10%左右迅速提高到1960年的38.8%。此后,日本的出口产业发展更为迅速,整个60年代日本出口的年均增长率就高达16.8%,是同期世界贸易增长速度的2倍以上。出口贸易的飞速增加带动了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在1951～1970年的20年间,其经济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9.7%。日本经济的这种长期、持续高速增长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上也是罕见的,故被称为“日本奇迹”,其中日元汇率的稳定功不可没。

(二)国际因素影响下的浮动汇率制度改革

在日本经济崛起的过程中,一方面因为日本贸易顺差加大,另一方面由于美元难以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1971年尼克松总统彻底中断了美元和黄金的兑换承诺,市场预期美元贬值。尽管当时日本对资本账户还保持严格管制,但日本银行在短期几周内因为吸纳美元超额供给使基础货币供给增长了50%,360∶1的汇率水平再也难以维持,日元开始走上升值的道路。1951～1970年日本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9.7%,贸易持续顺差,外汇储备大量累积,日元产生了明显的升值压力。1971～1972年日本连续三次出台日元对策,期间还多次对日元汇率进行调整,但每次开始不久又进行新的重估。1973年2月12日,日美间达成了日元对美元升值17%～20%,并让日元汇率自由浮动的协议。随后,除两次石油危机冲击外,日元总体呈现升值态势。1985年日本由于经常项目长期顺差,成为世界最大债权国,美国沦为世界最大债务国。日本采取了多种措施增加进口、自愿限制出口,但效果不大。1985年9月22日,美、英、德、日、法五国达成“广场协议”,日本主动提出同意日元升值10%～20%。9月23日至10月1日的一周内,日元升值11.8%,当年升值25.2%。1986年5月“七国集团”召开东京会议,再次确定日元继续升值的原则。到1987年底,日元已累计升值103.3%。

(三)日元升值背景下两次重大的货币政策调整

为抵消日元升值的影响,日本降低利率,抑制日元过快升值。低利率造成日本流动性过剩。在生产过剩、缺乏投资渠道的情况下,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和股市,造成严重的资产泡沫。为抑制泡沫,日本央行从1989年开始紧缩信贷,将贴现率逐渐提高到1990年8月的6%。大藏省和日本银行还通过禁止发放房地产贷款和“窗口指导”等措施,限制房地产投机。资金链条的断裂导致日本房地产和股票泡沫破灭,银行坏账猛增。1981年日本银行业坏账仅为1万亿日元,1995年升至100万亿日元。其中150家规模最大的银行坏账率达12%,日本储蓄银行和信用合作社坏账率达17%,农业银行达20%,住宅信贷公司则高达85%。日本经济也伴随泡沫的破灭陷入长达十余年的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

(四)小结

从上面的事实不难看出,当日本决定被迫采取浮动汇率制度、允许日元汇率大幅度升值的时候就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埋下了祸根,过度扩展的货币政策助推了日本经济泡沫的形成,而过度紧缩的货币政策又捅破了日本经济的泡沫。日本经济泡沫在形成和破灭的过程中,政府对汇率制度的盲目乐观改革和宏观货币政策的两次重大失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德国的经验

(一)经济高速发展背景下的浮动汇率制度选择

20世纪60～90年代,德国经济和日本经济有非常相似的地方,二者都成了战后世界经济最突出的亮点,也都经历了持续的贸易顺差。德国经济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了较快复苏,对外贸易持续顺差。因此,德国马克较早就开始面临持续的升值压力问题。起初,德国采取干预外汇市场、对资本流入征税和缴纳无息存款准备金、抑制出口、扩大进口等方式来回避本币的升值。但外汇储备大幅增加、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增多,加剧了国内通胀的压力。为缓解国内通胀威胁,德国央行紧缩银根,这又进一步加剧了资本流入。为此,德国央行不得不从1961年3月起多次对马克汇率进行重估,到1972年底已升至3.20马克兑1美元。1973年初美元危机再度爆发;3月1日,德国央行一天之内就买入了27亿美元;3月2日被迫关闭外汇市场,到3月19日重返市场时,德国政府放弃了固定汇率制度,转向浮动汇率制。此后,除1979年底到1985年初期间马克对美元出现阶段性贬值外,总体呈现升值趋势。1985年9月,根据“广场协议”,马克一次性大幅升值7.8%,其后兑美元汇率基本保持稳定。

(二)浮动汇率下的货币政策独立性

实行浮动汇率安排后,德央行更看重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从1974年起,货币政策目标转向货币供应量,并每年预先宣布次年的货币增长率指标,以让公众相信央行确定的物价水平和通胀均在可控范围内。除在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时通胀率曾达到7%外,其他年份大都控制在4%以内。国内物价稳定反过来更好地维护了德国马克的稳定,并促进了国内产出的稳定。同时,尽管1973～1999年德国马克兑美元累计升值78%,但期间除个别年份外,德国货物贸易持续顺差,而且顺差规模逐步扩大。但和日本不同的是,德国的对外贸易更多地在欧洲国家占据较大比重,对美国虽然也有大量贸易顺差,但远不如日本贸易顺差那样集中。在持续贸易顺差的推动下,马克持续升值。从1960～1990年,马克对美元的名义汇率从4.17∶1升值到1.49∶1,期间内累计升值2.79倍。无论是对美元的双边名义汇率,还是贸易加权的名义汇率,同期内马克升值的幅度都超过了日元。尽管马克升值,但是德国的贸易顺差并没有因此减少,持续的贸易顺差不断推动马克的进一步升值。

(三)小结

德国货币当局的政策旗帜鲜明,重心是国内,尤其是国内物价和产出的稳定,马克汇率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在独立货币政策、资本自由流动和固定汇率三难选择之间,德国货币当局同样选择了独立货币政策和资本自由流动,让马克汇率自由浮动。德国货币当局旗帜鲜明地贯彻货币政策独立性。同时,借助欧洲区域内的货币联动机制,德国马克汇率较少受到投机资本的冲击,欧洲其他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马克升值的压力。欧洲货币联动机制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把对马克升值的投机资本转移到了那些货币联动机制中相对较弱的货币上。借助马克与美元的自由浮动,马克升值反映了国家间相对实力变动对汇率调整的要求。借助于欧洲货币联动机制,德国实现了与欧洲主要贸易和投资伙伴国之间汇率的相对稳定,同时还把投机资本引向了欧洲其他国家。

四、对我国经济及政策的启示

在本币升值背景下,日本与德国所采取措施的差别在于德国的货币政策首先着眼于国内宏观经济的稳定,放开汇率的波动,从而更好地控制了本国的宏观稳定和经济增长。而反观日本,政府试图阻止和缓解日元升值压力,但结果是日元仍然急剧升值,而且不当的货币政策促成了日本高通货膨胀和泡沫经济。综观以上对日本、德国汇率波动的历史回顾,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一)人民币汇率升值是必然趋势

一国在经济崛起的过程中,会自然而然地遇到汇率升值的压力,汇率必然要随着这种趋势进行调整。日本、德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带来其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的增强,贸易顺差也随之扩大。贸易顺差增加不仅会带来外部升值压力的诉求,对国内货币政策也造成压力,汇率升值在所难免。汇率升值一方面反映了平衡外部收支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重新调整国内经济资源配置结构(由贸易品部门转向非贸易品部门)的需要。

(二)坚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十分重要

从日本和德国的经验看,日本当局为了缓解日元升值而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以牺牲国内物价稳定和带来资产价格泡沫为代价;德国货币当局则坚持以国内物价和产出稳定为目标,容许马克汇率有较大的浮动。结果是,日本进入了90年代的“失去的十年”;而德国在度过流动性冲击后,仍然维护了本国经济的稳定。

(三)在坚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的同时,实现缓慢渐进式汇率改革

中国在2005年以前一直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制。但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长带来的持续顺差,人民币升值预期的越演越烈,维持固定汇率制度越来越困难了,大量的外汇占款给国内带来了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使得中国不得不对现有的固定汇率制度进行改革。但汇率的调整最好是缓慢渐进的,这样的调整过程最符合经济基本面变化的要求,最有效率。另外,渐进的调整过程有利于国内经济资源在贸易品和非贸易品部门之间的重新配置。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面临非常突然的大幅汇率调整,国内投资会一下子找不到出路,这部分资本如果大量涌向资本市场,很可能引发泡沫经济。

(四)区域货币合作有利于区域内强国减少投机资本冲击,减少汇率升值对贸易品部门的负面影响

利用欧洲货币区的汇率联动机制,德国把投机资本引向了区域内那些弱国货币的身上,同时又借助于区域内的汇率联动减少了该国货币在区域内的升值,保持了区域内的贸易和投资稳定。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进程中,也必须寻求亚洲乃至更大区域内的经济金融协作,否则将困难重重。

(五)加快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型,促使内外经济均衡发展

卸任之际谈美国高等教育政策得失 篇3

问：您在联邦教育部部长办公室的时光，可能会因为您任命高等教育委员会一事而为人们所记住，该委员会花了一年的时间，寻找改进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负担得起学费和问责制的办法。一方面，许多高校抱怨说，您批评它们未能改进它们早先启动的问责制的努力，另一方面，许多高校觉得您对它们施压太紧，过于严厉，最终它们只好让国会出面来阻止你的做法。您是否是带着如下这种感觉，即大学尤其四年制私立大学中那些直言不讳的批评者，真地懂得以资质而不是声誉为基础的这种竞争的必要性而离开部长办公室的？

斯佩林斯：正如我所看到的，高等教育界的很多人都看到,我们必须向消费者提供更好、更多有用的信息。我为彼得·麦克弗森（Peter McPherson）（全国州立大学和赠地学院协会主席）和他发起的自愿性问责制而感到自豪。现在共有300多所学校参与其中。我们动用了中等后教育改进基金赠款，以确立各种问责制的模式等。因此，这是我所希望的向消费者提供更多、更好信息的一个开端。

是否有恶意的批评者呢？当然会有的。但是，无论什么时候，当你尝试作出改变时，尤其当标准的作业程序是“要么给我们钱，要不就别管我们”时，总会产生一些不愉快。但是，我确切知道的一点是，家长和学生都希望并理应获得有价值的信息，这是很合理的。

问：如果您让美国那些最负盛名的四年制私立大学都靠各自声誉过日子的话，您能否让它们做一些可能使得它们看来好象并不是这个星球优胜者的事情吗？

斯佩林斯：眼下我们有一项正在进行当中的自愿性活动，我感到自豪的是，它是由那些通过土地拨赠方式建立起来的高校领头，值得一提的是，它们正在展示高等教育经验是一种多么伟大的价值，尤其在经济紧缩时期，当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拥有一个产出能力基本上是现有体制两倍的高等教育体制时更是如此，这并不是在中伤其他高校。至于不少脱离这种体制的孩子，我们需要找到更好的方法来加以解决。除了精英私立大学外，还将通过其他类型的高校来填补这种差距。

问：负责中等后教育的联邦教育部助理部长戴安·奥尔·琼斯（Diane Auer Jones）于5月辞职，此后，她曾说过，她需要逃离一个高层根本不重视文科、相信大学应该专注于培养对产业具有特定价值毕业生的教育部门，这是对您的一些高级顾问的准确描述吗？你觉得大学课程应在多大程度上追随商业的主要议题？

斯佩林斯：我只想说的是，我自己的女儿就上了一所很杰出的人文学院，学费相当昂贵，让我感到兴奋的是，她拥有了这种经历。她正在接受很棒的艺术教育。因此，至少就我自身的经验来说，作出那样一种评价似乎有点儿奇怪。

问：至于那些向您提供建议的其他人呢？

斯佩林斯：我不可能提到联邦教育部其他人的个别态度。很显然，我们全都有我们自己的经历，我们都有自己的观点。

问：在您卸任之际，另外一个研究小组刚刚发表了一项报告，该报告指出，大学教育费用的上涨速度超过了通货膨胀率。您是否同意这样的看法，即大学各种费用的增速超过了它们本应有的增速，要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费用问题一再藐视控制它的各种努力？为自身利益着想，高校是否将此看作是它们需要解决的一件事情？

斯佩林斯：这是一个共有三个部分的问题。第一部分是，这是一个问题吗？你已经见过了相对于卫生保健费用，不断增加的高等教育费用和生活以及其他项目费用之间的比较。高等教育费用7%~10%的涨幅，远远超过了其他项目费用的涨幅。我的确认为这是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这种情况有着许多原因，其中之一便是州援助和其它形式外部支持的减少，这就意味着高校不得不靠学费来弥补不足。

更为重要的是，在强调纪律的高校体系当中并不存在任何的刺激因素，本身也不存在任何控制费用的内在动机。

问：您是否认为高校已认识到它们走上了不可持续的道路？

斯佩林斯：许多大学都已认识到了这一点。回到问责制这个问题，当然，我们在幼儿园到12年级这一阶段也看到了这一点。我认为，这些问题是相互强制施行的，而不是相互不一致的。换句话说，更多的透明度和更多的问责制，有助于描绘一幅顾及各种资源水平的图景。但是，我认为，当我们的经济正处于收缩时期，为了更多的人，我们将不得不寻找更为有效的办法，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问：虽然布什总统确实签署了大幅度增加佩尔助学金的法案，但是一直拖到2006年。学生资助的倡导者对于学术竞争助学金和智慧助学金（SMART Grant）项目是否明智提出了批评，说它们将以资质为基础的各种因素引入至联邦援助方程式里，从而削弱了政府所作出的帮助尽可能多的学生上大学的承诺。您将您对援助的处理方法，看作是对符合获得联邦助学金资格的高校学生人数进行限制吗？

斯佩林斯：我绝对不这样看待此问题。学术竞争和智慧助学金项目适用于获得佩尔助学金资格的孩子。这些对于贫困学生来说是额外的刺激计划，我始终相信他们是联邦财政援助的重点并理应如此。对于这个体系是否能够更好地运作，我认为，当然可以正像大家都知道的，佩尔计划应该是联邦援助主要推动力。而事实是，我们还有16个其他项目，它们具有各种不同规则和条例，我认为这削弱了佩尔作为联邦财政援助主要推动力的目标。

布什总统在2000年呼吁大幅度增加佩尔助学金，我们每一年都朝这个目标努力。的确，当我们想出一种利用强制性的基金和自由决定的基金相结合的办法，国会批准其运作起来时，佩尔助学金的数量获得了最大幅度的增加。

问：当布什政府上台之时，他被普遍看作是以银行为基础的保障学生贷款制度的朋友和监护人。然而，随着政府逐渐放松管制，这套以银行为基础的系统正处于危机之中。这种系统没落的好多部分，跟最近经济的不景气有关，这场危机也可能是由于各个部门的政策和工作人员，以及在国会中产生的对这些政策和人员缺乏信心所致的。政府问责办公室（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和联邦教育部的监察长，对于联邦教育部对监督学生贷款公司所作出的各种承诺，一再提出质疑。我们已碰到了类似这样的事件，其中一个涉及利玛窦·丰塔纳（Matteo Fontana），这名联邦教育部官员被控在一家他受委托监管的贷款公司中持有股票，在这个向某些放贷者保证他们的贷款有9.5%回报的项目中存在各种漏洞，据估计造成了10亿美元的损失。当涉及学生贷款问题时，联邦教育部是不是没有留意到学生和纳税人的最佳利益？

斯佩林斯：不对，不对，我们不是这样的。正如你可能知道的，就在不久之前，直接贷款的数量出现了极为显著的增加，并已新增了大量的学校。另外，由于提高了贷款限额，在大学理事会所属的高校中，贷款的数量已经增加了，我们一直是这些项目出色的“管家”。

至于联邦教育部监察长的报告，我采纳并施行了他所提出的大部分建议。我们着手开始工作，并清理了需清理的东西，我们极为自豪，我们是这两个项目很出色的“管家”。

问：在9.5%回报这一事情上，每次提到它时，总会听到有人问道，为什么我们不忘记这件事呢，因为联邦教育部部长已经解决了它。我知道您认为已经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件事，但是，基于其所涉及的金额数量以及幕后的问题，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此事未获解决？

斯佩林斯：我的好处是知道事实。作为这些项目的一位决策者和管理者，我被赋予为美国政府调查这些项目优缺点的权力和处置权。在审核了大量的事实之后，我断定政府为这些费用所承担的潜在风险，肯定超过了这起案件获得和解实际支付的数字。所以，我坚持这一决定。很明显，当时的事实与目前的事态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呼声。我当时这样想，我现在还是这样想。如果在现在这个时刻，同样的事实摆在我的面前，各种条件都是一样的话，我将不得不采取相同的方式。但是，同样重要的是，要将此案的和解置于这些贷款项目的规模非常庞大这种性质的背景之下。您知道，这是价值850亿美元的融资项目。在安排各种事情的过程当中，我认为这是绝对正确的呼声。

问：布什政府增加了用于基础科学研究的联邦资金，其中许多获得了高校的认可。然而，布什政府各种科学政治化的行为，已招致人们的反复投诉，其中包括2004年一封来自60多位著名科学家的联名信，该信批评政府有系统地歪曲在有关环境、卫生健康、生物医学研究和核武器等问题上的科学事实。联邦政府是否应该继续成为美国大学校园所从事的基础科学研究的一个主要资金来源？大学是否应该在没有任何指导结果的政治考虑因素情况下自由地展开这类研究？

斯佩林斯：我将会回答该问题的第一部分，答案是肯定的。这是在我的脑海里辨别美国高等教育有别于其他国家高等教育的东西，在美国的高等教育中，有关研究，我们拥有非常牢固的公私伙伴关系，这些研究随后在我们的高等院校之内被孵化，接着出口至私营部门。这就是使得美国高等教育伟大的东西，这就是使得我们的国家富有创新和伟大的东西。一点儿也没错。

现在，围绕着有关美国纳税人支持力的事情，肯定存在着各种界限。很显然，我并未参与那些建议或那些具体的决定。联邦教育部并不掌管着研究经费，我会让我的同事来回答那些事情的具体情况。然而，无论什么时候，当你跟联邦纳税人的钱打交道时，肯定存在着政策公平性的问题。

问：您在这里是否还想提到其他事情？

斯佩林斯：我并不想让人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首先，我想说的是，我感到自豪，我花费了较多的时间并身体力行地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思考、谈论美国高等教育的各种问题并提出各种倡议。这些都未兑现。我认为，在这个话题上，我们刚刚处于一个真正的公共论述的开始时期。20世纪50年代的高中毕业文凭，越来越类似于今天至少两年的中等后教育。如果我们打算让很多人以及更多的人——尤其是不同肤色的人——获得入学机会、受益、负担得起并完成美国高等教育的话，我们将不得不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正象我们打算要达到《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的各项目标，并让每个孩子到2014年时在阅读和数学这两门核心课程中达到既定年级熟练水平，我们将不得不去做的事一样。那些并不是不谦虚的目标，它们不是我们以前曾做过的事。这将需要更为大胆和敢想敢做，它将动用各种资源，我想让人们知道，有重大的政策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这些问题对于个人和我们的国家来说至关重要，而我们只不过刚刚开始着手这些工作。

问：在这个国家，存在着这样一种观念，即大学就是你去那里并在学生宿舍住上四年这种传统经历。我们需要让美国人民摆脱这种思维方式吗？

斯佩林斯：我认为，我们有这种需要。靠自己的辛勤劳动过上美好生活的日子，目前在全国各地已渐近黄昏。这意味着，有更多的美国人不得不接受中等后教育。我们需要改变这种状况，这是极为紧迫的事。

问：您可能不想猜测当选总统奥巴马将会挑选谁，或他应该挑选谁来取代您，但对于什么样的特殊素质对一名联邦教育部部长极为重要，您是否可能提出一些建议？例如，有些人说，作为一名内阁部长，更多的是一项管理工作而不是政策工作。因为您这个特殊的内阁职位，更多的是有关从幼儿园到12年级的事，而不是有关高等教育的事，因此存在着许多意见，对此您有想法吗？

斯佩林斯：每个时期，一系列的政策挑战要求某一特定类型的人，而这并不总是同一个人。有时高等教育问题更加紧急，有时候从幼儿园到12年级的事更为紧迫。有时候，管理问题要比其他问题更为复杂。在某些方面，时代将决定需要什么样类型的人。对于他在教育方面想做的事，当选总统奥巴马有责任进行思考，从而使得时代的各种挑战与他的目标相一致，并寻找拥有符合这两套标准所必不可少的各种能力和技能的相关人选。

问：在您即将卸任之际，您认为，教育这个职业更多的是一项初中等教育的工作，还是一项高等教育的工作？

斯佩林斯：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教育现在被公认为一个更为重要的专业，并理应如此。它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必须做各种事情。我们必须让更多从中学毕业的孩子做好参加中等教育后工作的准备。不过，很清楚，由于各种原因，处于联邦一级的高等教育，其地位要比我国历史上任何其他时候显得更加突出。

问：最后一个问题，在1月20日您卸任之后，您今后有何打算？

斯佩林斯：我打算休息一段日子，以便开始新工作，理出个头绪来。但是我将会呆在华盛顿特区，一直到我女儿在2010年高中毕业。所以，我希望从事各种活动：或许有一些演说和咨询活动，以及其他活动。我的确希望并计划将继续成为从事教育这项重要工作的一名勇士——让更多的人获得、接受并能够负担得起高质量的教育。

问：我们会更多地在初中等教育舞台上，还是在高等教育舞台上看到您的身影？

斯佩林斯：你只能等着瞧。

“限娱令”面前的得失评估 篇4

事实上, 每一次行业政策的出台, 不管其直接关联者有多少, 受影响的最终是整个行业的每一个竞争主体, 只不过所受影响的大小程度不同, 正负方向不同而已。同时, 这种影响最终将转化为利益格局的某种变化, 从而产生洗牌效果。给出具体的例子就可以说得明白些。

比如, 这次“限娱令”的发布, 最先感知到这一政令背后价值指向的省级卫视们, 早早开始了各自的谋划。以综艺娱乐节目为旗帜的湖南卫视, 对节目编播格局做了及时改变, 上海东方卫视和浙江卫视的新年节目调整计划悄然出台, 山东卫视则是在10月28日让大型娱乐节目《歌声传奇》“震撼发声”。从这表面可以看到的变化可以判断, 卫视经营者们已经对这项政策给自己的频道所能带来的究竟是否“利好”, 发生的损失可以通过何种方式加以消化, 在新的竞争格局中, 又有怎样的机会, 已经有了隐约的感觉。但是, 要将这种感觉清晰地转化为得失评估并不容易, 它必须建立在对频道定位、频道的观众结构和收视需求、频道所处的竞争环境等有充分认知和准确判断的基础上。对于电视经营者而言, 每一次重大的战略选择, 实际上都是在解一道复杂的函数题, 在多元变量的情况下, 当一种变量发生重大改变时, 如何应对才能保证最终的函数值不会出现下跌。或者, 在重大变化出现之前, 就做好准备, 最终从变化中获利。

从各种公开或半公开的渠道获得的消息看, 这次“限娱令”之后反应快捷的频道, 都是长期以来对自己的市场定位、频道核心价值、目标观众需求等有充分了解和认知的强势频道。不管是节目播出方式的调整, 还是新节目的研发, 都必须建立在对新政策带来的利益格局改变程度的有效评估上。我们现在还无法判断反应迅捷的几家卫视是不是基于充分评估之后的理性选择, 而那些暂时还没有明显反应的卫视是不是在采取“以不变应万变”的坐等策略。但可以肯定的是, 得失评估一定是节目进退的依据, 否则, 盲人骑瞎马式的冲撞结果是可以预见的。

肾病激素治疗的利弊得失 篇5

原发性肾病确诊以后，多选用肾上腺皮质类固醇激素(以下简称激素)进行治疗。继发性肾病的治疗虽也有用激素疗法的，但因原发疾病而有所不同。尽管激素从50年代起就已应用，但它在目前依旧是治疗肾病最有效、价格最便宜、到处可以取得、副作用又比较小的一种药物，所以仍应把它作为治疗的首选药物。常用制剂为强的松和强的松龙。只有当激素无效、或出现严重副作用、或发生频繁复发／激素依赖等情况时才应改用免疫抑制剂或抗代谢药物。

使用激素治疗肾病的第一阶段是诱导缓解。给予足量激素持续4～8周，如属有效，在用药几天以后就可开始利尿消肿，接着蛋白尿也随之减轻，终至消失，也就是尿蛋白转为阴性，疾病达到缓解。接下来是巩固、脱离阶段，此时间歇用药(每周用3天停4天)或隔日清晨顿服(即两天的药并在一起在第1天早晨一次口服，之后第1天和第2天不再服药，直至第3天早晨又把第3、4天两天的药顿服，如此继续进行下去)，现多采用后法。然后逐渐减少激素剂量，直至停药。在离脱过程中要注意不使减量幅度太大，即每次不减药过多，或减药间隔时日太短、次数过频，否则就容易导致病情反复或复发。第二阶段是用药剂量不断改变的过程，而且持续时日较久，如国内最常用的中长程疗法就需时半年以上。在这期间，病儿家长要有耐心和信心配合医生进行治疗，应严格按照医生的安排和嘱咐给患儿服药，切忌自作主张，抱无所谓的态度，随意增减激素剂量，延长或缩短减量的间隔期限而改变规定的疗程。

如上所述，肾病经过激素治疗，如产生效应，病儿就会利尿、消肿、蛋白尿转阴而疾病获得缓解，达到了治疗的目的。自五十年代中期强的松和强的松龙问世以后使肾病的治疗发生了很大的变革，疗效大为改观，肾病的治愈率明显增高，死亡率也相应降低。激素为此建立了巨大的功勋，使千千万万个肾病患儿受益不浅。

融创收购路上的得失 篇6

可以说，孙宏斌是一个优秀的并购者。他深知在地产红利锐减的今天，要做大已经无法靠传统土地盈利的原始积累，何以解忧，唯有并购。

绿城和佳兆业最初都会选择融创，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据说在中交之前，绿城也与万象地产、东方资产等谈过，最后都没谈成。而佳兆业出事时，传说万科等多家房企都找过郭英成。如此之多的人选里，宋卫平和郭英成都选择了孙宏斌，其中一个原因，必然是孙宏斌决断能力强的因素。从并购绿城和佳兆业上看，融创都能在最短时间内给出方案，而且股价准确，以至于后来没有过多细节上的修改。这不但说明，融创有一套非常成熟的并购战术，也说明孙宏斌在地产行业大浪淘沙之際，留出了足够的资金和精力去做并购这件事。

而反观两次失利，或许孙宏斌失去了一些机会成本，但其并没亏本，与绿城合作迅速占领上海，最终获得了上海融绿平台，与佳兆业合作，也有望取得郭英成旗下四个项目，并始终没让收购佳兆业一事拖累融创分毫。

孙宏斌是个头脑清醒的并购者，在两次收购中，动机明确，目标清晰，那就是绿城和佳兆业的优质资产。但在收购与融入过程中，却缺少妥协精神，显得有些急于求成。

并购虽难，只要出得起钱，谈得拢事情，就有希望。但最难的，恐怕在于并购之后的融合，尤其是大鱼吃大鱼，更要讲究文化与基因的融合。这或许需要更多的以退为进，潜移默化的改革，而这，或许正是优秀的并购者孙宏斌日后将会更加注意到的问题。

我国家庭教育的得失 篇7

关键词：三支一扶,新教师,得失

一、“三支一扶”计划—支教

2006年3月, 中组部、人事部、教育部、财政部、农业部、卫生部、扶贫办、共青团中央等八部委按照中办发[2005]18号文件精神, 下发了《关于组织开展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作的通知》 (国人部发[2006]16号) , 正式提出实施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 决定“按照公开招募、自愿报名、组织选拔、统一派遣的方式, 从2006年开始连续5年, 每年招募2万名高校毕业生, 由地级财政全额负担大学生的生活补贴和社会保险, 主要安排到乡镇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作, 服务期限一般为2-3年, 招募对象主要为全国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到2010年, 全国31个省 (区、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选拔14.3万名大学生参加“三支一扶”服务, 取得显著成效。2011年, 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农业部、卫生部、国务院扶贫办、共青团中央联合下发《关于继续做好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 (人社部发[2011]27号) , 决定继续组织开展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 从2011年起, 每年选拔2万名, 五年内选拔1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三支一扶”服务。

二、从事支教小学新教师的得失

但“三支一扶”小学新老师作为一支新兴的人才队伍, 在其建设的过程中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主要涉及“三支一扶”计划支教的部分, 以笔者2011年曾任教的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某镇某小学及其笔者的同学等“三支一扶”新老师为例, 从以下三方面分析从事支教小学新教师的得失。

1、思想认识

支教新教师大多刚刚大学毕业, 对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农村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其落后的经济文化环境、农村的生活环境、教育环境认识尚浅, 对枯燥单一的生活以及编制问题、教师同工不同酬、同校不同酬等现象没有思想准备。

“做一名好老师”是许多老师一生追求的目标, 也是支教新教师的目标。虽然他们需要面对以上现实问题, 但仍然以“师德”规范自己的教育教学工作, 为了提高思想觉悟, 他们积极参加政治学习培训, 为了能被学生、家长、同仁接受, 他们时时提醒自己做到言传身教、为人师表。在思想上, 首先支教新教师积极要求进步, 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 积极参加学校的各类政治学习, 并认真做好学习笔记, 及时总结反省, 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 不断完善自我。其次, 他们端正自己的服务态度, 教书育人, 为人师表。我和许多支教教师经常利用课余时间跟同事和学生交流。他们都严格要求自己, 服从领导的各项安排, 在工作中坚持做到事事讲奉献, 服从安排, 以学校利益为重, 不计较个人得失, 理性地处理好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 尽心尽职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他们这样做才不会被一些现实问题束缚, 才能真正地提升思想认识, 做到响应国家的号召, 到基层去, 经受锻炼, 健康成长, 为促进农村基层教育事业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谐社会做出贡献。

2、教学工作

根据“三支一扶”计划支教政策的有关规定, 招募对象主要为全国普通高校应届师范毕业生, 由此可见支教新教师在现实的教育教学中凸显出诸多问题。

(1) 支教新教师以应届师范毕业生为主, 教学经验比较缺乏, 教学技能、技巧仍比较生疏

支教新教师虽然有岗前培训, 但从为期一天到一星期不一致的培训情况看, 主要是政策性教育、观念意识教育之类, 没有关于教育教学效果及其各教育教学环节的培训, 这些对大多数支教新教师来说是一种缺失。

(2) 支教新教师“教非所学”“教非所选”现象尤为突出

支教新教师的招聘, 某些岗位有专业要求, 但支教新教师“教非所学”现象相当普遍。大多现实情况是支教新教师到岗后基本服从学校安排, 安排的科目大多并非所学专业, 而是学校缺什么教师就教什么, 甚至身兼数科。这样就存在应聘者所学专业与农村中小学教师需求的对接, 及其能否胜任的问题。

(3) 支教新教师教育教学理念、教学方法与农村教育现实的矛盾

当前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相对落后, 学校硬件设施滞后、配套不到位, “应试”“知识至上”的落后教育理念, “填鸭式”的陈旧单一的教学方式等。接受了现代化、信息化、多样化等教育教学理念方法的支教新教师缺少关于农村教育与文化的了解学习, 他们掌握的知识及学历上的优越感与农村现实教育形成巨大反差, 不免陷于理想与现实的教学矛盾中的不适应甚至无所适从。

虽然支教新教师在教学工作遇到以上诸多问题, 但校长教师及家长对他们的帮助与理解对他们有很大影响。校长对支教新教师工作安排的重视及其生活上关心照顾会使对环境不熟悉的他们非常感激, 他们会积极主动快速地调整自己到工作中。在教学中遇到问题, 他们会得到本校教师的帮助, 再加上他们虚心请教有经验的教师, 慢慢地克服各种困难, 工作慢慢适应。他们能够做到认真分析教材, 根据教材特点及学生实际情况设计教案, 认真备课、上课、听课、评课, 及时批改作业、讲评作业, 做好课后辅导工作, 广泛涉猎各种知识, 努力形成比较完整的知识结构, 严格要求学生, 尊重学生, 发扬教学民主, 力争把他们的所学教给学生, 引导学生并交朋友, 这样他们不但能提高教学水平, 而且能顺利完成教育任务。

3、学习提升

因志愿者特殊身份领导不敢放手交予工作。志愿者属“编外”身份, 与正式教师有区别, 很多基层单位不愿把重要任务放手交给志愿者, 包括许多外出及校内的听课培训机会。支教新教师除完成原本的教学任务外, 还会被安排一些他们会做而不应由他们做的工作。由于他们特殊的身份及其在政策落实中出现的问题, 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

他们在这其中能够做到加强理论学习,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以及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时刻鞭策着他们。他们毕竟初为人师, 因此还要下大功夫进行业务方面的学习, 对所教的课从内容到方法都应不断加强学习与研究。作为大学毕业生, 知识对他们来说并不是难事, 他们缺乏足够的方法与经验使其与教育教学结合起来。因此, 他们只有不断督促自己学习, 不断向那些有经验的教师请教, 再结合原有的知识技能, 从而能够不断提升教育教学水平。

三、结语

有多少付出, 就有多少收获。支教工作是辛苦的是忙碌的也是充实的。支教生活给了他们一段深刻体验和感受, 不仅磨砺了他们的品格, 锤炼了他们的意志, 而且让他们亲历了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 让他们在人生这条漫漫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这经历让他们在各方面看到了自己的潜力, 在今后的日子里他们一定能创造出更好的成绩。

参考文献

[1]李抗.“三支一扶”高校大学生就业政策调查研究[J].学术视点, 2012 (05) .

[2]陆岸岸.农村特岗教师的困境探析[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 2011 (03) .

试论“艺术书法”的得失与影响 篇8

新中国建国60周年来，书法经历了复苏、低落、复兴和书法热几个阶段。近30年是中国书法复兴和形成热潮的重要时期。这是尽人皆知、不容争辩的事实。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书法创作界相继走红的书风有中原书风、简牍书风、书谱风、手札风、制作风、流行书风等。就其出现的流派中，有所谓现代派、学院派、新古典派、新文人派、前卫派、观念艺术、流行书风等。全国范围内频繁的展赛事一波接一波，一浪高过一浪。其间不能说没有狂澜巨涛，但也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伴随着创作和展赛的书法批评和书法思潮也此起彼落。这时期书法学的兴起、建构和趋于完整也是有目共睹的。

本文笔者要讨论的是近几年书坛出现的较有典型意义的所谓“艺术书法”的书法思潮和创作现象，并试图剖析其得失与影响。

大家知道，“艺术书法”是以王镛为代表而集当代一部分有典型风格的中青年书家如何应辉、沃兴华、石开、于明诠等书家的艺术观点(或艺术视点)而提出的。虽然在理论上缺乏强有力的支撑且没有经过深入的挖掘，然其态势却足以影响整个书坛，尤其是对当代中青年书家的创作起到了一定的导向性作用。不容忽视的是他们的创作实践确足以代表中国当代书坛的相当实力。

与其有不同的审美主张且公开打出鲜明旗帜的则是“文化书法”，代表人物是北大的王岳川(包括比其年长资深的金开诚先生)，其主要观点在《北大书法》头几期已有阐述。遗憾的是他们自己很难身体力行，尤其在创作上难以服人，且理论上也显得大而空泛，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列。

一、“艺术书法”概念的出现

2004年“湖湘艺术月”中有一项“北京·湖南艺术书法展”，其中代表北京参展的作者20人，代表湖南参展的作者计23人。随后出版了展览作品集，并由沃兴华、石开主持召开了研讨会。这是“艺术书法”概念的第一次出现。据说当时提“艺术书法”只是对“艺术”起强调之意。

含有思潮意义且主张较鲜明的是2005年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晋江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首届全国中青年名家百人艺术书法展”(并出版作品集)的正式启动。王镛作为中国书法院院长，在展名中再次提出“艺术书法”这个概念，一时引起广泛关注。接着不久，王镛接受了书法媒体采访，再次提出“以艺术的立场审视书法”的观点。其主要观点如下：

1艺术的书法

以往都说“书法艺术”，现在提出“艺术书法”绝不是文字游戏。艺术的概念明显比书法大得多，而“书法艺术”这个词组颠倒了从属关系，忽视了书法的艺术属性，容易被误解为“书法技艺”。而“艺术书法”强调的则是书法的艺术本质，有别于“实用书法”。

2书法的“实用性”与“艺术性”

由于书法的实用性与艺术性自古以来就纠缠不清，因此上个世纪50年代当时文化部长拒绝承认书法是一门艺术，于是长久以来艺术院校无书法专业。书法真正成为艺术大家庭的一员，书法被承认作为一门艺术学科，是2004年中国艺术研究院宣告成立中国书法院才刚刚开始的。我们书坛的一些人物，常常从自己的“出身”或一点“优势”出发，对书法的本质随意解释，无意中却否定书法的艺术性。其表现为：首先不是站在艺术的立场上审视创作和评价书法作品。

3批评以“文学”“文字学”“技术”的立场来审视和评判书法

常见的是站在“文学”的立场来观照书法。典型的理论是要当书法家，先要当文学家、诗人。书法的视觉形式风格，要服从文字内容的情感。持此种观念的人，显然是把书法沦为文学的附庸。怪不得许多地方的书法专业是从文学专业中诞生的。

更严重的是，至今众多的理论家是站在“技术”的立场来审视书法的。技术第一论者肯定把技术的标准定位在前人已经确立的技术规范上，而绝对不敢以发展的眼光来建立新的技术模式，其结果是一味模仿。“艺术书法”以审美为目的，与实用无关，与其他学问有间接关系。

4艺术创造力

“艺术书法”就是站在艺术的立场来审视书法，就是要以艺术第一的理念来判断书法作品，就是要以艺术创作的普遍规律来创作书法。所以“艺术书法”最为关注的是艺术创造力。

5功力

其实功力够不够，与年龄并非成正比，只要路子对，中青年时期就可以解决功力问题。

6“流行书风”

其实“流行书风”的宗旨与“艺术书法”的含义最相吻合。“流行书风”提出的“植根传统，立足当代，张扬个性”正是站在艺术的立场上，是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提法。(按：“流行书风”的宗旨本来有四点，这里只提前三点，“引领时风”不敢提或有意避开?再者，“流行书风”实际上就是“艺术书法”的创作实践。从展示上看比“艺术书法”的提出要早两三年。)

二、“艺术书法”的得失与影响

“艺术书法”的出现，绝不是仓促和偶然的，它是以王镛为代表的一大批有相当实力的中青年书家长期艺术实践的结果。尤其应该指出的是有相当一批风格较为典型且具艺术原创力的中年书家，有的在名份上并未真正加入到“艺术书法”的行列中，但他们的艺术取向和审美追求已足够明显，只是在理论上未予挖掘或未曾发表而已。

正如何应辉先生所说的：…艺术书法的提出，是以中国书法在现、当代的发展为背景的。……‘艺术书法走向完全独立和主体对艺术创造的空前自觉，是20世纪以来中国书法发展最重要的成果，是近20多年当代创作最基本、最重要的特征。”并说：“‘艺术书法的提出，在今天具有认识的意义，又具有实践的意义!”(以上参看《书法报》2005年第39期第三版)

“艺术书法”的提出至今也有S年的时间了，最初也曾引起书法界不小的争论和轰动一一“一石激起千层浪”。但至今尚未见到就“艺术书法”本身进行有理论深度、学术价值和思想价值的评论文章出现，这是否可说是书法理论界的麻木或悲哀。难道“艺术书法”仅仅只是为了强调书法的艺术性才被提出来的吗?但问题是艺术书法作为一种理论主张的提出且有一大批追随者(特别是“流行书风”派)的创作倾向，已在当代书坛上，实际形成了一股“艺术书法”思潮。

要在理论上对“艺术书法”进行一番剖析是极其费时和费事的。就像要在大浪淘沙后看清水底一样困难。以王镛为代表提出的“艺术书法”，如我们上面所说的其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且其影响必有所得有所失。针对“艺术书法”的几个主要艺术观点，我们不妨把受其影响的当代书法创作现象和“艺术书法”本身的艺术主张联系起来分析，不难看出其中的得失与影响。

历史的事实是在千年道统笼

罩下的书法文化语境，一直是承载着实用和艺术的双重功能。从物质层面上考虑，古代的任何活动都离不开笔墨，用毛笔写字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天经地义的，犹如人有双眼，否则被视为“盲”。时代发展，使钢笔代替了毛笔，键盘也继而要替代了钢笔，便捷的需求使得毛笔退居二线甚而退隐。中国的汉字正如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里所说的具有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正是有这种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书法载体加上中国特有的毛笔，书法艺术在中国才能经久不衰。而实用功能的消退，则让书法重寻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转而强调其艺术性，甚至提倡“艺术书法”。这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一点也没有错。但实际情况是并不能完全把书法的实用功能抛开。正如任何门类的艺术都服务于社会、人类和国家一样，书法在强调其艺术功能外，永远也无法摆脱其实用功能，从这点说，“艺术书法”的倡导者提出的“无用说”是错的。虽然当今书法的实用功能已经退化，但近十年来随着书法热潮的兴起，也确实使书法的审美属性重新得到重视。加上书法艺术的专业、学科逐步建立，也完全有条件使我们回到侧重艺术的立场来解读书法传统，从而建立新的相对独立的书法观，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引导人们对书法本体进行更深地认识和创新研究。“艺术书法”的提出，为构建新的书法本体和书法美学理论体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专业研究视角。这是“艺术书法”所起到的积极正面的影响。然而要做出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典型艺术书法，恐怕为时尚早。

首先我们从近年书法创作现象来看，不管是全国展或中青展(随后改为青年展)抑或是各种专题展(如行草书展、隶书展、楹联展、扇面展等)都会出现两种明显的现象：一是所谓回归传统，大量作品(其实是习作)由于缺乏扎实的内功，更缺乏对书法传统和传统书法的深刻理解，多数作品只停留在临摹阶段或者靠制作、拼凑、粘贴、用色等来弥补艺术质量的欠缺，没有个人风格可言。二是流行色，绝大多数作品应该说比前一二十年在技法上有突破，尤其体现在青年一代书家身上。他们接受信息能力极强，往往易于速成，经过很短的几年训练就可入展甚至获奖。但奇怪的现象是获奖者的更迭甚至比体育比赛还快。功利欲望使得多数作者静不下心来，热衷于追风、跟风，又试图张扬个性，实则是个人风格的泯灭，问题就出在缺乏深厚的积淀和自信力、原创力。

第一种情况存在着对书法传统和传统书法的误读，也为“艺术书法”主张者所不屑，因此不在我们讨论之列。第二种情况说好听点是要回到书法艺术本体，说难听点是追随者和追风者没有主心骨。一个个都要张扬个性，但不是靠自己独特理解、深入探索，而是盲目跟风，结果就如多数流行歌手一样，发不出自然真切的声音。这种作品往往让观赏者视觉疲劳，大都千人一面，而好的作品是让人经久不忘，甚至让人魂牵梦绕的。这些流行作品恰恰多数是受所谓“艺术书法”影响。

笔者很佩服当代少部分典型风格的原创书家，他们的艺术创造力是值得推许的。尤其是“艺术书法”的原创者，如王镛、何应辉、沃兴华、石开、于明诠等人，他们的艺术探索精神、历史使命感和创作实力，确实称得上能立足于当代书坛而无愧于这个时代。如王镛先生能依靠自己几十年艰辛的追求，执著的探索精神和较全面的艺术修养，艺术思想，一直朝着大、拙、古、野、率的审美方面发展，其根源是他本人的气质和性格以及他特殊的人生经历所决定。这其中最可贵的就是他不重复别人甚至是古人，不迎合世俗，而是强烈地抒发、诉说、表现自己的精神世界，宣泄心中之块垒。他能站在历史的高度，努力开拓书法的新疆域。尤其能继南帖北碑之后，对民间书法进行梳理、整合、吸取直至锻铸出自己强烈典型的艺术风格。他能化俗为雅，化小为大，去芜存菁，他的一双慧眼和铁手是令人敬佩的。

同样何应辉先生也能以罕见的定力坚持着自己的艺术信念，自信而清醒，真诚而虔诚地在书道上勇猛精进，一直沿着“宏博清超”的大格局探索、创造。他的“高、大、深、新”的艺术气息为人称道。沃兴华先生那常被世人讥为“丑书”的近于怪异边缘的作品，为“流行书风”开辟了新路，提供了样板，且其发表阐述其创作的大量文章又使其审美取向很快流行开去。石开先生是一个没有学历依靠的近乎“鬼才”的职业艺术家，骨子里却是一个“传统派”，但其“思想随时代，处世仰高风”的主张也确实使其不泥于古，能化古为新，故其创作也很具典型性。还有如于明诠等较为年轻的书家都是很有个人风格的典型书家，但他们在创作上的负面影响恐怕也是世人所始料未及的。

鲁迅先生曾说过，只有当具有个体尊严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被确立起来，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的崛起和强大才是可能的。否则，针对于书法，则是欺世、媚俗或奴性。

由于“艺术书法”的原创者和主张者排斥用“文学”“文字学”的立场来审视和评判书法，也使得很多中青年书家不重视自身的文化修养，漏洞百出，这种情况当然在不受“艺术书法”影响的较老一代书家中同样存在。

举个很明显的例子，在《第三届全国楹联书法大展作品集》中有一个中国书协领导层的人物，写了一对楹联：“阮生放旷；老庄齐物。”连起码的词性相对都没有，“放旷”怎么对“齐物”呢?上下联的第二、四字都是平声、仄声，且又是按楹联的格式排列，实难服人。能说文学(包括音韵学)不重要吗?还有一个大书画家、大名人在电视台书画频道开讲座，解释“集”字，说上面是一个“佳”字，“佳”就是“鸟”，鸟停在“木”上，方为“集”字，照这么解释，“才子佳人”不就成了“才子鸟人”了吗?你能说文学、文字学不重要吗?大名鼎鼎的老书家尚且如此，何况是中青年书家。

以王镛为代表站在批判“文学”“文字学”的立场来审视、评判书法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起码很不公允。按理说，不管是站在文学、文字学，还是技术的立场和角度来看书法，都未尝不可，因为书法本身就与文学、文字学、技法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全国书展增补把握文字关的评委目的也无非于此。很难想像一个搞书法的人，文学、文字学根底很差而书法水平却很高。就像一个批评者从史学、哲学(包括美学)、心理学、生理学甚至宗教的立场或角度来看待审视、评论书法都未尝不可一样。一个书法家所具备的综合知}只当然是越多越好。问题是怎样落实到书法艺术本身。独具慧眼的人自然能透过书家和作品看出其艺术、文化内涵，主要从其艺术意蕴、艺术精神和文化精神，判断出境界高低、格调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