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建设政治论文(通用8篇)
2019年,我镇按照县委、县纪委统一部署,狠抓政治生态建设,为推动全镇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现将主要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一、高度重视,精心安排
我镇认真贯彻落实上级有关政治生态建设的指示精神,成立了由党委书记、镇长任组长,班子成员任副组长的政治生态建设领导小组,研究制定了以讲干事、讲团队、讲形象、争先进为总要求,以树立鲜明的选人用人导向为核心的《实施意见》,并召开全体党员干部大会进行动员,号召大家牢固树立政治生态建设是生产力的理念,积极参与政治生态建设,努力营造“风清气正、政通人和、团结奋斗、创先争优”的政治生态环境。
二、立足实际,注重实效
我们紧密围绕《市政治生态建设2017工作要点》的要求,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扎实开展各项推进活动。
1.开展集中学习教育。我们组织党委委员认真学习市委领导关于加强政治生态建设的讲话,进一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然后通过党支部“三会一课”活动,组织党员干部围绕“什么是政治生态环境”、“加强政治生态建设有什么重要意义”、“如何在优化政治生态环境中发挥自身作用”等专题,深入讨论,充分交流,努力开创团结干事、用心谋事、和谐共事、事争一流的良好局面。
2、加强领导班子内部制度建设。我们按照“梳理淘汰一批、调整优化一批、配套充实一批”的要求,对领导班子议事规则、行为规范、决策程序、运行机制等内部制度进行修改完善,认真落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把制度建设的各项措施落到了实处。
3、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我们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在综合考察德、能、勤、绩、廉的基础上,把看表现、论实绩作为选用干部的重要导向,尤其注重选拔政治坚定、实绩突出、作风过硬、群众公认和科学发展意识强、推动“两个环境”建设有贡献的年轻干部。
4、提升干部素质能力。学校领导亲自进行培训,要求广大中层干部务必讲政治、讲原则、讲正气,发挥承上启下、协调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当好学校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和中流砥柱。我们还举办党员干部学习班,邀请市委党校两位专家进行专题辅导,进一步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技能素养。
5、健全考核评价体系。我们以实行全员绩效管理为契机,将主要业务指标和共性工作要求作为各处室及教职工的绩效考核任务,鼓励广大教职工大力发扬创先争优的精神,进一步弘扬正气、开拓创新。
6、开展正风肃纪行动。我们开展作风纪律集中整顿活动,重申了各项工作纪律,引导广大教职工切实改进作风、提高效能。我们按照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开展“吃空饷”专项治理工作,进一步严肃组织人事纪律和财政纪律。我们贯彻上级文件精神,对领导班子成员的办公用房进行调整,受到了干部教师的称赞。
三、自我加压,奋力赶超
然而, 林业生态建设在我国不是一项单纯的技术性工作, 其涉及到社会的多方面, 因而也就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要全面理解我国建设多年的林业生态, 需打开视阈, 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剖析与反思, 以更好地制定未来的发展计划。
1 现有的林业生态研究讨论
观察较为前沿的研究, 我们不难发现:从研究方法上看, 主要以实证、量化为主。党普兴 (2014) 通过构建综合后评价指标及指标权重, 经量化测算出三北防护林建设四期工程第一阶段的成效;龚传洋 (2005) 运用专业的统计学方法, 对林业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进行了量化处理, 包括建立指标体系、运用计价方法和量化程序等, 以福建省为实例进行量化核算。从研究内容上看, 则是以“是什么” (林业生态建设的内涵、建设现状、存在问题) 和“怎么做” (发展路径、对策、影响) 为主。几乎每篇经验文献都遵循“现状+对策”的思路, 如焦阳 (2014) 浅谈了宣汉县林业生态建设现状与发展对策;李小双等 (2012) 对昆明倘甸产业园区和轿子山旅游开发区的林业生态建设进行SWOT分析, 并讨论了发展对策。当然, 还有从林业之外的视角进行研究的, 如刘晓光、朱晓东 (2013) 从主体功能区的视角论证财政政策与林业生态建设的关系。但数量较稀少。
2 存在的若干问题
从中国知网的文献数量分布 (1) (以“林业生态”为关键词搜索) 上分析, 现有文献数量分别在2006年达到增幅最大 (约35%;增幅第2在2004年, 约26%) , 在2013年达到绝对量最大 (22047) 。根据这2个特殊的时间点, 我们考虑以下方面:中共中央在2004年首次提出了“和谐社会”理念, 在2005年更是将“和谐社会”作为执政的战略任务, “和谐”理念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价值取向———“和谐社会”中一条重要原则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另外, 在2012年十八提出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 再一次明确并提高“生态”的地位。考虑到政策传达执行以及学者媒体研究的反应滞后性, 我们不难推断“林业生态”的建设与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政策导向的。这有可能导致的结果是其落实执行及研究的热情偏向于“运动式”, 会随着政策宣传、传达的侧重变化而逐渐衰减。
具体看这延续了近10年的林业生态建设, 其成效或许并不尽如人意。从个人直观感受上讲, 最近的雾霾以及流行话语“逃离北上广”均是对林业生态建设成果的一种讽刺。从客观研究成果上看, 现有经验文献都或多或少地表明林业生态建设中存在不少问题:商航 (2014) 在对剑江河流域的研究中就提出了行政审批缺失、水土污染严重、补偿制度不健全等问题;李永慧 (2013) 对甘肃省的林业生态工程农户进行了满意度调查, 发现了诸如补偿机制僵化、农户积极性不高、配套设施不完善等问题。
以国家重点项目三北防护林为例, 讨论林业生态建设的实际情况。吴云 (2009) 对三北防护林作了一个基于MODIS的植被覆盖度提取与分析,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黑龙江省、辽宁省、北京市、天津市等4个省级单位的植被覆盖率 (2001~2007年) 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王强等 (2011) 基于GIMMS、AVHRR、NDVI数据对三北防护林工程区植被覆盖的动态变化进行的分析, 分析同样表明:大兴安岭两侧、呼伦贝尔高原西部、三江平原北部、科尔沁沙地和西北荒漠区南部、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北部等地区的植被覆盖面积有或显著或轻度减少。
以上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林业生态建设不理想的一面, 究其原因, 较多文献已从气候变化、过度放牧、城市化进程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以下尝试从新颖的角度来分析并反思我国林业生态建设。
3 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反思
如上所述, 政策导向的“运动式”林业生态建设有着潜在危机, 即丧失外在驱动力———执行力度会随着大政策的侧重变化而减弱。一个关键原因是, 外在驱动力是地方建设生态林业的唯一动力。当外在驱动力减弱, 林业生态建设的步伐自然减慢, 甚至出现回流。而真正强有力的内在驱动力则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或曰“唯GDP论”。GDP始终是统领地方政策执行的原动力, 任何不利于或无关于GDP增长的政策都不会被视为头等执行方向, 除非在某一时期有着政策倾斜压力, 如本文前述的“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不同于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 林业生态建设在短时期会耗费大量政府财力物力及人力, 却得不到有关GDP的回报———即投入产出比极低 (或零) ———因此造成内在驱动力的缺失。甚者, 在我国社会发展的现阶段, 林业生态建设与当地林业经济有着固有的张力:林业生态建设会阻碍林业经济的发展———投入产出比为负。林业经济发展主要还是粗犷型为主, 在思维上没有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在技术上缺少生态经济的经验, 造成了“要建设生态林业就会冲击林业经济发展, 继而减缓GDP增长”的局面。在理性驱动下, 衡量了短期的投入产出后, 林业生态建设也就难以持之以恒。
我国的政治生态长期以来都是一种“晋升锦标赛” (2) 模式, 而“晋升标准”则以GDP占大比例。在晋升利益的驱使下, 有限理性的地方政府在执行政策时不会关注长远收益———林业生态建设, 而往往着眼于当前实际收益———工厂、交通。近年, “绿色GDP”的理念被提出, 但却没有改变这一局面。“GDP”仍然是硬指标, 而“绿色”所占的权重极少 (就算有也不是“否定性”指标, 不足以影响晋升结果) 。于是, 即使迫于压力在某一时期把建设重心偏向林业生态建设, 地方在压力减少后仍会迅速回到“经济建设”上来, 把之前的投资当作沉没成本 (或继续建设生态林业, 只是占据的比例会大大缩小) ,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生态林业建设10余年但成效却不甚理想。
再者, “晋升锦标赛”是竞争性的, 也就是“差额”晋升, “参赛者”在提高自身政绩的同时也会理性地削弱对手。林业是一个无边界限制的领域, 要在建设生态林业的过程中必然会对周边地区产生正的外部性———等于帮助了对手的政绩, 这是理性“参赛者”所不愿意的。当大部分“参赛者”都选择理性时, 便会使得生态林业建设变得艰难———一个公认的悲剧的形成。
另外, 地方领导班子是流动的, 这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一次博弈”的局面:官员在特定地方任职最多不过10年 (由于调动, 大多数时候不到10年) , 而在任期之后, 官员与地方也就断开了联系 (异地为官) 。这种情况下, 博弈规则的约束性相当低 (“经济人”假设, 不考虑法律制度约束) , 这可能会导致: (1) 官员在任期内只完成执行看得见成效、且有利于政绩的政策, 而生态林业建设恰恰是一项长期回报工程, 其成果往往不归功于开展林业生态建设的人; (2) 即使在政策压力下开展了生态林业建设, 由于一次博弈的软约束, 官员在建设过程中谋求的不是成本收益最优化, 而会是成本最大化, 这都不利于生态林业的有效建设。
4 讨论与总结
限于篇幅等原因, 本文没有列举详尽的资料数据, 也对某些问题进行了简单化假设。但这不影响阐述的逻辑和视角的新颖。对于林业生态建设, 笔者尝试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其不甚理想的成效进行了简略的反思, 以求为日后林业生态建设的规划提供帮助。
注释
11 http://epub.cnki.net/kns/brief/default_result.aspx (截至2014年12月24日14::00)
22 见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关于“晋升锦标赛”的论述
关键词:政治新生态;困境;对策
中图分类号: D26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6)30-93-2
0 引言
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中共中央以“重构政治生态”为首要目标,不断持续的加强反腐败工作,坚持多措并举,继而构建出一个与“经济新常态”相适应的“政治新生态”。构建“山清水秀”的党内政治新生态,是全面从严治党的目标和追求,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动力和战略举措。构建“山清水秀”的党内政治新生态,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刻分析我党面临的严峻挑战、存在的严重危险和全面从严治党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中,得出的重大判断和科学结论。近年来,基层政治新生态建设越来越受广大人民的关注。为了对现阶段基层政治新生态建设状况及问题形成深入的了解,促使基层政治新生态得到良好的建设,射阳党校课题组在学习和参阅相关资料文献的前提下,深入探究了基层政治新生态建设难题的解决途径,进而得出了此调查研究报告。
1 基层政治新生态建设调查研究结果的概述
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和落实“从严治党”原则。在对“从严治党”进行探索和实践的过程中首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并且根据这一思想提出了一系列“从严治党”的举措。例如,出台了“八项规定”、组织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及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等。特别是中共中央强力反腐,打“老虎”、拍“苍蝇”等措施实施的效果十分显著。这些举措极大地振奋了干部与群众的精神,树立了良好的干部作风和改善了干群关系,大大净化了政治生态环境,促使风清气正的政治新生态得到良好的建设,进而营造了敢于担当、努力拼搏的精神新态势,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结合现阶段基层政治新生态实际建设情况,射阳党校课题组开展了问卷调查活动,通过调查问卷和专题访谈等形式围绕基层政治新生态建设对各级干部群体和相关单位的思想和观念进行调查。本次调研共发放526份调查问卷,陆续举办5场专题访谈会,并且在访谈会中与20多位相关领导进行访问和交谈,继而从中得到了大量信息和数据,促使课题调查和研究工作得到圆满地完成。
根据调查结果得知,大多数基层党员、领导干部对政治新生态建设较为关注。在调查者中,有95.6%的党员认为政治新生态是一种软环境和软实力,而83.4%的党员认为基层政治新生态建设与自身工作具有一定关系,而15.38%的党员则认为基层政治新生态建设工作与自身关系不大,或者认为政治新生态建设与自身工作没有直接关系。从调查整体来看,大多数基层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已经明确了政治新生态建设的重要意义,同时,他们更加关注基层政治新生态建设工作。这种情况从侧面说明了基层党员领导干部对政治新生态良好建设具有一定的期望。另外,部分基层党员和领导干部认为,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基层政治生态建设已经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他们认为若想促使基层政治新生态建设取得持久效果,应该充分把握党员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这个关键的少数。除此之外,大多数人认为基层政治新生态建设工作将会越来越规范和严格。总而言之,现阶段基层党员领导干部对治国理政方略具有绝对的信心,并且坚决拥护“从严治党”党建方针。
2 现阶段基层政治新生态建设的困境
因为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现阶段基层政治新生态建设遭遇了一系列新的问题,陷入了发展困境。借助对调查数据的全面分析,射阳党校课题组围绕选人用人、作风建设、反腐倡廉等方面探讨了基层政治新生态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
在选人用人工作中,选人用人工作的实效性对基层政治新生态建设工作质量和效率具有直接影响。选人用人工作的优化开展一直是党和人民群众重点关注的问题。一些基层单位或部门没有坚持使用正确的选人用人标准来规范选人用人工作。调查显示,大多数基层党员干部都反映了选人用人导向和标准问题,其中,较为明显的问题是跑官买官、关系圈子、论资排辈等,并且在前面三个问题中排在第一位的是“某些地方单位或部门在用人方面标准不一,凭借个人喜好选人或让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人的情况屡屡发生”。在调查中,64.28%的党员承认他本人或身边的同事都经历过干部选拔任用的恶性竞争。大多数人对于“能力不如关系,拼搏不如拼爹”问题的想法是关系与能力同样重要。然而,也有接近20.8%的被调查者认为关系比能力更加重要。只有少数人认为能力比关系更重要,而这些人的数量还不足整体人数的4%。调查显示,针对干得好不如来得早的论资排辈情况,38.4%的被调查者认为论资排辈现象对于年轻人来说非常不公平。针对干部逆淘汰现象,24.6%的被调查者认为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另外,针对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人得不到尊重和任用,相反,庸碌怠惰的人、在其职不尽责的人、不作为的人却得到重用和提拔等现象,绝大多数人都感到寒心和不平。
在反腐倡廉工作中,基层“小官贪腐”现象严重影响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地位和形象。在调查过程中,射阳党校课题组发现乡科级及以下党员领导干部中的“小官贪腐”现象较为严重,并且其内部问题较为复杂。虽然基层“小官”的级别较低,然而这些“小官”在拆迁征地补偿办理、城中村和农村危房改造建设、集体财产管理、土地征收流转办理以及低保证明办理等与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紧密相关的工作中,掌握着一定权力和资源,他们或冒领私分,或贪污挤占,或优亲厚友,在将惠民政策和相关项目落到实处的过程中,他们未能以公平、公正、公开的态度来处理相关问题。因为基层“小官”与基层人民群众之间的距离较近,常常需要密切接触,其权力行使直接关系到广大基层人民群众的个人利益,对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具有非常重要且直接的影响。因此,一旦发生贪污腐败的问题,将对党员形象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
在作风建设工作中,一些基层党员领导干部懒政、怠政,不作为、难担当等问题严重影响基层政治新生态建设工作的开展。从调查可知,88.6%的被调查者认为现阶段基层党员领导干部思想、工作作风较为求真务实。这个情况说明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从严治党”党建政策的全面推行使得基层党风、政风明显得到改善。然而,相对理想状态来说,基层作风建设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由于作风问题拥有较强的反复性和顽固性,仅仅依靠一次或两次的教育实践活动难以对其进行彻底处理。就当前形势来看,基层作风建设仍然任重而道远。
3 破解基层政治新生态建设难题的主要思路
政治新生态的良好建设为政党生存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前提,促使全体党员能够健康成长,对执政党的兴衰存亡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为了促进基层政治新生态得到良好建设,不仅应该系统的推动顶层设计,而且还应该求真务实的探索基层。同时,在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原则的前提下,对基层政治新生态建设问题进行综合处理,进而才能推动基层政治新生态得到进一步发展。
当前,全力构建绿色的基层政治新生态,必须坚持“治本之策”,着力立好选人用人的“风向标”。净化基层政治生态,关键是选人用人。因为各级领导干部作为我国治理朝政的主要力量,不仅要以领导作为主要的党风建设,还要在其中发挥其较大作用。在调查中,86.43%的基层党员认为强化基层政治新生态建设,要遵循正确的选人用人目标。因此,首先就要充分利用好基层领导,特别是工作一把手为关键的指导作用,以使在这种领导干部的积极引导下实现基层政治的新生态发展。而且,还要敢于打破传统方式,并积极传播现代精神,不仅要使党员领导形成现代化政治伦理意识,还要对“官本位”进行积极改进,在这种方式下,不仅消除了一些特权、思想作风,还实现了权利的公平利用,从而使公共权利在执行条件下,实现了自身的监督与约束。其次,改变选人、用人权利的垄断现象,保证在选人用人执行条件下能够实现一定的公开性、公正性特点,特别是对“一把手”选人、用人工作中,由于存在较为特殊的利益,因此,可以建立相关的用人选人责任机制,并对其进行明确划分,这样不仅能够促进相关人员在一定的职责范围下,还能使相关负责人主动参与监督。最后,严格解决党员干部存在的“能上不能下”的问题,其中,可以根据我国《关于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规定(试行)》的积极落实严格执行。不仅要选好用好党和人民需要的党员领导干部,而且还应该将那些具有问题或能力相对不足的领导干部调整下来,确保能者上、庸者下、优者胜、劣者汰,采用激励制度、奖惩制度、问责制度等促进基层政治新生态的选人用人工作得到优化和完善。
当前,全力构建绿色的政治新生态,必须明确重点任务,着力提高党内政治生活的质量。首先,要对各个部门的党组织政治责任进一步落实。其中,各个等级的党组织要对思想汇报工作、民主选举工作、组织生活等工作进行监督与检查,并对各个层次传递压力,以保证每个阶层都能落实好相关的政治责任。而且,还要使领导干部充分发挥其榜样,并形成一定的示范作用。各个领导干部要树立一种合理的党员意识,并做到“三带头”。其中主要包括:党内生活的12条准则、党内生活的具体规定以及党接受监督与约束。党员自身不仅要将其做好,还要敢于在队伍面前严格进行思想汇报、民主评议以及廉政建设等,以促进党内工作中内外压力的严格监管。其次,根据时代发展下积极实施,要实现创新性发展,就要建立相关的党内生活机制。根据党内生活中的发展规律,不仅要促进其激励机制的形成,还要提高党员的自身修养以及党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在该条件下,还要针对发展中存在的新情况,制定出合理的解决途径,其中,可以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工具作为载体,不仅要对其警示,还要利用多种方式积极改变党员的生活方式,这样才能促进党员生活的灵活性创造。
当前,全力构建绿色的基层政治新生态,必须不断拓展根本途径,着力以法律和制度构建“山清水秀”的党内政治生态。基层政治生态问题的产生具有一定的顽固性、反复性等特点,它并不能严格对当前出现的突出问题进行解决。因此,就要构建完善的长效机制,不仅要将严格作为主要标准,还要体现相关的实行要求。在这些情况下,不仅促进了制度的完善性,解决一些不配套问题,还使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得到有效构建。在具体实施期间,首先,要加强各个部门之间的友好合作,建立完善的基层政治生态危机预警机制。相关的组织部门、检查部门以及宣传等部门都要相互合作,并根据基层政治生态监督体系的工作指标,对各个部门在短期内发生的一些政治变化、长期慢性变化等进行检测,然后利用相关措施做好预警工作。然后,建立完善的、合理的政治沟通机制以及缓冲机制,并实现政府与社会等多个主体之间的积极合作。根据网络问政、部门约请等制度,设立相关的信息咨询库,然后对各个阶层群众之间的利益纠纷问题合理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能够促进上级与下级领导的有效传达,还要避免上下层出现的基层政治生态遭到破坏,从而维护社会与政治的稳定。而且,还要加强网民参与议政的相关机制、党政府领导与网民的对话机制、两者之间的沟通机制以及反馈机制等都能促进基层政治的生态性。最后,不断加强公务员职务、等级并行的工资制度,因为随着工资制度的不断改革,不仅要严格解决基层公务员的晋升现象、待遇低等问题,还要对现有的职业进行分流,以保证对基层公务员发展的“顶棚效应”进行破解。
当前,全力构建绿色的政治新生态,必须不断立足纯正党风,着力发挥优良党风的整体功能,自觉彰显本色,着力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根据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十八大会议,我国总书记习近平要加强各种制度建设,并促进制度执行工作得到有效增强,就要从以下方面对其积极改进。首先,要设置相关的党章学习日,全党要为学习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并根据党章中的执行标准,认真学习。因为党章是我党执行工作中的主要原则,也是党员执行期间遵守的主要规律。所以,我党可以将党章学习日设立在7月1日。根据党章中存在的《廉政准则》《纪律处分条例》等党纪规章列为主要的学习科目,以促进政治纪律的严格规范。而且,还要促进党员内部监督信息的有效整合,期间,不仅要将监督部门、执行部门统一起来,还要加强其制约,以保障权利的有效运行。同时,还要根据民主生活、个人报告等相关公开制度,促进其监督工作的时效性与规范性,以确保权利能够执行到正确轨道上。最后,加强基层的治理工作,主要解决基层中存在的贪污现象,以促进更为良好的准确性。
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共产党95年的历史,就是建设良好政治新生态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建党学说,就是探索和构建良好政治新生态的理论。
干部作风是政治生态的重要内容,对一个地方经济社会等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关系极大。组织部门作为党委的重要职能部门,必须紧紧抓住“人”这个政治生态中最关键、最活跃的因素,大力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为培育和打造良好的政治生态作出应有的贡献。
干部作风建设必须从思想源头抓起,切实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常言说,“境由心生”,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精神状态,对政治生态的好坏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建设良好的政治生态,必须高度重视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使广大党员干部始终保持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工作状态。培育和打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必须从队伍入口抓起,切实严把选人用人关。“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选人用人问题至关重要,它是政治生态建设的基石。任人唯贤,导向正确,就可以使干部积极性竞相焕发,使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态良性运行;任人唯亲,导向错误,不仅会挫伤干部的积极性,还会恶化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态。
培养和打造良好的政治生态,还要从干部作风抓起,大力加强干部作风建设。干部作风建设在当前的历史时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也是党和政府强调的一项重要任务和工作,胡锦涛总书记在视察安徽时强调,推动科学发展,必须有优良作风做保障。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上安下顺,弊绝风清”,干部作风,关乎党的形象,决定人心向背,攸关生态存亡。当前,干部队伍作风状况总体上是好的,但在一些干部中也还存在着漠视群众、脱离实际,弄虚作假、虚报浮夸,铺张浪费、贪图享受,以权谋私、骄奢淫逸等突出的作风问题。这些问题虽然发生在少数干部身上,但其对一个地方和单位的政治生态建设的消极影响和危害不容忽视。我们要深刻认识加强干部作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把作风建设作为政治生态建设的核心内容,摆上组织工作的重要位置。
传导约束压力,让干部始终绷紧作风建设之弦。要加强作风建设宣传,特别是加强典型案例的警示宣传,对作风腐败案件进行深入剖析,让广大干部切实认识到放松作风建设的危害性。要针对当前干部队伍中存在的突出作风问题,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民主生活会、密切联系群众以及廉洁从政等各项制度,以严格的制度机制来传递约束压力,切实增强广大干部作风建设的自觉性和紧迫性。
倡导实践新风,督促干部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干部作风建设的要求。要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大力倡导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 “八个方面良好风气”,教育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公仆意识、忧患意识、节俭意识。要大兴为民之风,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倾听群众呼声,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要大兴务实之风,鼓励干部深入一线调查研究,真抓实干,不喊“空口号”,不搞“花架子”。要大兴清廉之风,教育干部牢记“两个务必”,坚持勤俭办事,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侵蚀。
一、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生态定位规律
民主政治体系及其各要素各安其位,发挥自身的位置功能,通过各自的相互作用实现自身结构和功能优化,就会促进民主政治体系整合为有机整体,进而成为民主政治体系发展的动力。当代中国民主政治要实现其自身发展,就必须把握好民主政治生态定位规律。
(一)必须把坚持党的领导摆在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首要位置
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是在党的领导下建立并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为争取人民当家作主、建立人民民主制度而奋斗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天起,就以建立民主政治制度为己任,始终不渝地为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而奋斗。在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广大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卓有成效地对建立人民民主政权进行了长期和深入的探索,并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政权。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完善民主政治制度,不断丰富民主政治形式,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框架。
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离不开党的领导。民主政治建设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特别是在中国,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实现广大人民利益是一项既复杂又艰巨的系统工程,这样就必然要求一个既能够集中体现人民群众意愿,又能团结、带领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的政治核心。在当代中国,唯有中国共产党能担当这一重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民主政治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并且创造性地实现了民主与集中、民主与科学的统一,制定并实施了符合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愿望的政策和法律制度,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国家各项政策和法律制度就无法真正得到落实,人民当家作主就不会得以实现。
必须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党的领导的实质就是要支持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就要求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切实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要领导人民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社会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保证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切实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领导人民实行基层民主,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教育。领导人民严格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二)必须把民主政治建设的生态定位放在服务社会发展上
社会环境是民主政治体系运作的生态源。任何生态体系,都离不开其赖以产生的源头。在自然-社会生态关系中,自然生态乃是社会生态赖以产生的源泉,社会生态以自然生态为根基,没有自然生态的依托和奉献,社会生态就无以存在。同样,社会环境也是民主政治体系运作的生态源,社会生态就是民主政治生态的基础和氛围。民主政治体系绝不能跳出社会环境、脱离社会体系的制约。没有社会体系的规约,民主政治体系的生长就会漫无节制。民主政治体系寓于社会环境之中,同时民主政治体系也不可能拒绝社会环境的滋养。没有社会资源源源不断地输入,民主政治体系的运转就失去动能。离开一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实际,任何政治文明、政治形式都将失去存在的意义。
服务社会发展是民主政治建设唯一合法性前提。有什么样的社会生活就有什么样的政治生活与之相适应。民主政治也是如此,它随着社会形态的发展不断向前发展。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政治与社会关系中,国家处于绝对强势地位,强权专制政治使社会处于弱势状态,这种反生态的关系状态不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以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人的权利观念的强化以及社会民主运动的展开为前提,国家与社会有了明确的界分,民主政治体系与社会体系发展处于均衡状态,二者各自独立又相互合作,形成和谐相生的生态体系。而今,民主政治正向着更为高级和完美的、以社会为主体的生态和谐阶段发展,社会将处于主体性的强势地位,民主政治的社会工具性更加强烈,由社会领导者向社会服务者转变,为社会提供优质服务将成为民主政治体系的最大目标和政治合法性的唯一前提。
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必须紧紧围绕社会发展主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实际遵循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即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从中国民主建设的实践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经验来看,紧紧围绕社会发展主题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变化的多元需求,是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非常重要的一条成功经验。在20世纪50年代,党的八大就清楚地认识到,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和经济文化不能满足这一需要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迅速成为党和人民的共识,并写进我国新宪法,用更加明确的表述在党的基本路线中确定出来。
(三)必须把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及权利尊严作为民主政治建设的终极目标
人的自由与权利能否得到保障是检验民主政治合法性的试金石。当代英国政治学家戴维·赫尔德认为,民主已经成为当今时代政治合法性的基本标准[3](p.324)。民主政治,是当代世界主权国家诸种政治治理形式中最为先进的政治实践形式。在政治生态理论看来,民主政治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民主、权力具有无限膨胀的本性,因而不能离开对它的制约。政治生态理论认为,民主政治应当是以人类自由为价值追求的“有限民主政治”,即把民主、权力限定在人们——无论是民主多数还是民主少数均可接受的范围之内,这个范围不能超过的边界,就是人的自由与权利。民主政治的合法性来源于它对人的自由与权利的制度保障,一旦失去对人的自由与权利的制度保障,民主政治就丧失了其赖以生存的合法性基础。
切实保障人民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处于当家做主的地位。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这个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主权真正在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人民是国家主人。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受宪法保障,集中体现在国家机关由人民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并接受其监督。也体现在人民有权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管理国家事务、经济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关键在于制度建设,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必须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紧密结合,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制化。
把坚持以人为本作为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要求。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就是要扩大人民对权利的享有和对于权利自由的保障。要通过制度化和法律化建设,“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1](p.26)。要使公民政治参与有序扩大,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深入落实,全社会法制观念进一步增强,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新成效,基层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显著增强。要加强党的执政制度法制化建设,加强人权保障法制体系建设,扩大和完善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和公民相关权利的法制保障,进而推动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实现科学发展。
二、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生态平衡规律
民主政治体系生态平衡表现为民主政治体系内部各子系统之间以及民主政治体系与外部环境之间,在结构上有机关联和互动,在信息和能量输入与输出上处于均衡、平稳与开放的状态。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要遵循政治生态平衡规律。
(一)必须坚持发展党内民主、促进人民民主
党内民主直接决定着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从而对人民民主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发展党内民主是实现党的正确领导、提高党的执政水平与执政能力的重要前提。而要发展人民民主,首先必须发展党内民主。从党的地位看,党处于国家政治体系的核心,不少党员处在国家各级领导岗位上,这种情况决定了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必将对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产生制约并发挥主导作用。从党的任务看,党的中心工作也是国家和人民的大事,党内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能够按照民主化、科学化的程序进行,国家法律和各项具体政策的制定也就有了可靠的民主保障。
党内民主必然在全社会形成强烈的辐射和示范效应,带动并影响人民民主不断实现健康发展、科学发展。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领导核心地位,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都是全社会的表率。这种领导核心地位和模范表率作用,决定了党内民主是人民民主的基础和保障,人民民主的发展有赖于党内民主的发展。党内的民主思想、民主制度和民主作风,对国家和社会的民主思想、民主制度和民主作风有着直接巨大的影响。党内民主状况,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现程度。发展党内民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逻辑起点和内在要求。
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相互促进,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向前发展。经过新时期的实践探索,我们党明确提出“以党内民主来逐步推动人民民主”[4](p.236),并以之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效途径。为了推动人民民主,通过对党的章程进行多次修订和一大批党内民主法规的先后颁行,初步确立了党内民主的制度框架。与此同时,人民群众在民主实践中很多新的创造和经验也为党内民主提供了源泉和很好的启示,正是在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相互促进中,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向前发展。
(二)必须坚持民主政治建设与社会经济文化及生态建设协调发展
必须坚持民主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首先,民主政治建设作为上层建筑,归根结底决定于经济基础。也就是说,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民主政治的发展,民主政治也对经济基础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二者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需要民主政治的扩大,进而充分调动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促进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其次,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种民主经济,它要求资源配置和生产决策以价格为基础。市场经济还具有经营者的主体性、平等竞争、自由协约等特征,客观上为政治民主的发展奠定了相应的经济制度基础和思想观念基础。因此,坚持民主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相协调,才能使二者在相互促进中共同发展。
必须坚持民主政治建设与文化建设协调发展。民主政治的发展离不开其所处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环境。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环境主要表现为社会的传统文化及其政治价值导向、当前社会文化意识主流、当前社会文化发展趋向、民众的文化素养及其政治意识等。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消极影响较为严重;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已成为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指导思想;而西方文化的渗入,需要去伪存真,取其精华为我所用。文化对于民主政治建设起到引领、指导以及深刻的影响作用,必须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民主政治建设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推动民主政治不断向前发展。
必须坚持民主政治建设与生态建设协调发展。民主政治建设体系存在于社会与自然的大环境中,与其生存环境之间既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同时又相互制约、相互排斥。当人类合理开发、利用自然的时候,自然界就会为人类的生存提供源源不断的滋润和供养。当人们无视自然界的生态化存在和主体性要求,破坏自然界生存规律的时候,自然界就会通过其惩罚性的反生态手段报复人类,给人类以警示和教训。如果人类有关与自然相处的民主政治活动(包括民主决策等)符合生态建设规律,就有利于人类自身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否则,在破坏自然生态的同时,必然遭到大自然的无情报复。
(三)必须坚持民主政治建设与法制建设紧密结合
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是由民主自身的属性决定的。民主政治不仅是一种理念、一种文化,更重要的是一种制度,是约束、指导人们政治行为的政治制度。离开了制度,民主将失去自身应有的政治价值。民主制度就是以法律为支撑的政治制度体系。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就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5](p.168)要使社会主义民主通过法律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使人民当家作主、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民主政治制度具有普遍约束力和相对稳定性,得到法律的保障而不受任何侵犯。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保障。要用社会主义法制保证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使民主法律化、制度化,获得其国家意志的属性,具有任何人不可侵犯的尊严和权威,克服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等破坏民主的现象[6]。在立法方面,要根据社会主义民主和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建立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司法方面,要保持司法机关应有的独立性,切实保证其独立行使权力,不受外力干涉。同时要在全体人民中反复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努力使每个公民知法守法,同违法和犯罪行为进行斗争。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
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民主是法制的基础和内容,法制是民主的体现和保障。只有人民掌握了国家政权,赢得了民主,才能把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法律。也只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才能集中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制定出真正反映人民意志的法律,并保证法律的遵守和执行。只有人民认为是合法的规范,才能把它转化为内在的行为准则,并自觉地遵守和执行,法律的价值才能充分实现。同时,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又有赖于社会主义法制的健全。人民在国家中的地位,同这种地位相适应的各项权利,行使这些权利应遵循的原则和程序,以及制裁侵犯人民民主权利行为的方式和途径,都需要通过法律来确认和规定,并通过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实施。
三、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生态渐进规律
政治生态理论认为,任何一个政治体系都具有不同层次,每一层次都有各自的结构和功能。民主政治体系由低到高的发展,要遵循渐进规律,梯次发展,有序推进,分步实施。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也要遵循政治生态渐进规律。
(一)必须坚持民主政治建设梯次发展
质量互变规律要求民主政治建设应梯次发展。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一般是先通过量的积累,然后才能发展到质的变化,其中量的积累过程就是一个梯次发展的过程,民主政治的发展也是如此。一方面,民主政治的自身发展和完善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民主政治理念需要在实践中反复检验,民主政治形式需要在实践中反复探索,民主政治制度也需要在实践中反复矫正,这就决定了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梯次渐进的过程。另一方面,人们对于民主政治的接受也要经过一个从发现到认识到运用的过程,而且不同的人群对民主政治的认识水平、要求程度和参与能力存在很大的不同,这种过程和差异决定了民主政治建设必然要梯次渐进地向前发展。
经济发展不平衡要求民主政治建设梯次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发展,但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依然严重。这主要体现在:东部沿海地区地处改革开放前沿,地缘优势明显,经济发展较快,而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基础薄弱,自然条件较差,尽管享受大开发政策,经济发展依然缓慢;城市由于工业化程度相对较高,社会保障比较完善,收入和生活水平不断改善,而农村受到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整体经济状况与城市差距较大,一些老、少、边地区依然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另外,不同职业和不同行业、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等不同劳动性质的群体,经济差别也很大。不同经济基础必然要求不同的民主政治形式与之相适应。这也是民主政治梯次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知识文化素养差异较大要求民主政治建设梯次发展。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我国已经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文化教育体系。教育事业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丰富的主体资源。但是,我国文化教育事业与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需要还存在很大差距。由于受教育水平存在差距,人们的参政议政意识和能力差距也很大,对民主政治的要求客观上形成了层次性。这也要求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从实际出发,一层一层地梯次向前发展。
人口结构的复杂性要求民主政治建设梯次发展。我国是人口大国,这种人口数量因素制约着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决定了我国目前民主政治的主要形式是基层民主政治。民主的较高形式是直接民主政治,但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实现直接民主政治,目前还不具备条件。另外,我国还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都有不同的文化、习俗和信仰,势必对民主政治建设产生不同的影响,因而必须允许不同形式、不同进度地发展民主政治。
(二)必须坚持民主政治建设有序推进
民主政治建设必须有领导、有组织地推进。在当代中国,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真正让人民行使管理国家权力,单靠个人自发产生民主意识、自觉形成民主行为是不可能的,只有把全体人民组织起来形成强有力的人民民主政权,才能使民主成为一种制度来保障人民的权利和自由[7](p.79)。因此,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坚持有领导、有组织地进行。在当代中国,领导人民享有民主政治权利的只有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广大人民建立新型的民主政治制度,使国家的民主政治生活更加完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合理协调不同利益关系,营造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使民主政治建设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形成最广大人民的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
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必须遵循以下基本原则。一是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原则。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决定的。二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原则。共产党以宪法和法律为基本活动准则,通过对国家的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来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求。三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即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相统一的原则。四是保障公民权利原则。我国的民主制度不仅要求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且要求国家切实保障公民在各方面的权利。五是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国家立法机关充分发挥和行使其立法职能与执法监督职能,不仅要建构完整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体系,而且要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
民主政治建设必须按照程序规范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是一种理性、文明、有序的活动过程,其运行必须以法定的、可遵循的程序和时序为依据。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更好地实现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如何用好自身手中的权力,必须通过相应的民主程序来加以规范。民主政治建设主要体现在民主政治制度的健全和完善,同时包括各项民主政治制度的实施和运行,这些都要通过法定程序才能得以进行。民主政治建设还涉及各种政治资源的配置、各种信息的输入与输出、各种政治规范的形成等,都要通过法定程序有效进行[8]。民主政治建设如果不能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就一定出现无序和混乱,最终必然偏离正确的方向。
(三)必须坚持民主政治建设分步实施
民主政治建设不能急于求成、一蹴而就。当代中国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开展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经济文化落后的现状必然制约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这就决定了当代中国民主建设要经历一个逐步积累的渐进过程。当代中国是在经历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社会基础上进行民主政治建设的,尽管民主自由的理念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文化的主流,但封建意识和剥削阶级腐朽思想还将长期存在,这也是民主政治建设要逐渐分步实施的因素之一。民主政治建设总要受到国际国内环境的影响,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敏感度极高的改革,风险和难度很大,必须采取积极而稳妥的步骤,从实际需要出发,与各项改革相协调,有步骤地向前推进。
民主政治建设要适应社会发展分阶段进行。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阶段性社会特征,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民主政治建设也要遵循阶段性发展规律。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大体经历三个阶段。一是争取主权民主阶段。这是中国人民权力实现的开端。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争得了民族的独立和国家主权。二是实现经济平等。社会主义民主的真实性体现在将政治权利与自由权利置于经济平等的基础之上。通过实现经济平等,使最广大的人民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任务。三是在实现主权和经济平等的基础上,逐步扩大人民的个人权利与自由。这就是未来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努力方向。
民主政治建设要立足国情有计划实施。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多民族国家,政治体制在不断地完善和发展,经济增长较快但发展很不平衡,各种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呈多元发展,全球化、国际化趋势显著增强,进行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做长期准备和长远思考。民主政治建设是一个由低到高、由不完善到完善的发展进程。必须立足本国国情,遵循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内在要求,按照社会发展进程的总体安排,科学设计和制定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长远规划,有计划、分步骤地组织实施,不断朝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目标迈进。
四、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生态制约规律
政治生态理论认为,政治体系的内部各要素之间既相互关联、相互协调,同时也相互矛盾、相互制约。政治制度的制定充满科学的、合理的因素,都有其独到的优势,但必须进行不断地修正并加以制约,否则其优越性就难复存在[9]。民主政治尽管是当代世界主权国家诸种治理形式中最为先进的政治实践模式,但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其最大的局限就是民主权力——也是由民主权力转化而来的政治权力——具有无限膨胀的本性。民主权力的扩张和冲动,会给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带来极大伤害[2](p.343)。为此,必须采取措施,对民主政治进行必要的制约,弥补其不足,使其更臻完善。
(一)必须发挥法治国家的制约作用
坚持维护和树立宪法尊严。习近平指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10]。宪法是全国人民共同意志的体现,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基础。我国宪法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制定的,是党的正确主张和全国人民共同意志的统一,集中体现了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宪法与民主政治在本质上的一致性,是宪法成为民主政治的前提。维护和遵守宪法,有效防止公共权力对社会利益的侵蚀,从而为公共权力的自主性设置最高限度,这体现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政府。我们实施的依法治国是人民的依法治国,依法治国必然要求依法执政。法治的根本意义不在于治民而在于治权,必须通过法治使最易专断腐败的政治权力也能依法行事。在实施法治的过程中,必须规范行政权力。为了既保障公民权利,又使行政机关在管理国家公共事务中有章可循,必须加强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要通过法律规范政府权力,通过法律监督防止政府权力滥用。要发挥社会主义法治力量和监督力量,把权力彻底关进笼子里。
切实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随着依法治国的推进,我国已经建立比较完善的监督体系和监督制度。在新形势下,对执法活动的监督力度必须进一步加大,监督行为必须进一步规范。要形成工作机制,坚决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行为。要大力推进执法公开,提高政府、司法机关工作的透明度,加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力度,改善和加强新闻舆论对执法机关的有效监督。要把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作为重点,确保监督到位、有力、有效。要加强责任追究,真正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确保执法权力正确行使。
(二)必须发挥社会组织的制约作用
社会组织通过分担一部分公共权力发挥制约作用。英国政治学家杰拉德·克拉克认为:“非政府组织是民间的、非营利的专业性组织,具有特殊的法律特征,与公共福利目标有关„„非政府组织包括慈善基金会、教会发展机构、学术思想库及其他有关诸如人权、性别、健康、农业发展、社会福利、环境等问题的组织”[11](p.296)。社会组织相对独立于国家及其政府,又是国家及其政府的合作者。因为它来自民间,不是官办组织,因而不受制于政府,而且由于其公益性价值追求和公共属性,它还是监督政府行为的制衡性社会力量。通过将一部分公共权力分给社会组织承担,不仅会对公共权力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同时也是基层民主得以充分实现的有效形式。
全面做好社会组织的完善和自我发展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组织的发展程度,表征着社会的民主化程度。因此,大力推进社会组织的完善和发展,政府要摆脱传统封建“家长制”作风,从自身是公共权力唯一拥有者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与社会组织合作开展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多元治理。政府要把原本属于社会组织承担的社会管理职能和权力归还给社会组织,鼓励社会组织积极独立地参与决策,增强社会管理效应。此外,还要不断完善政策法规,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切实加强基层组织的民主建设。我国基层民主建设的基本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支持广大人民在城乡基层自治组织中依法直接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对所在基层组织的公共事务和公共事业实行民主自治。基层民主制度充分调动社会成员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有效地分担了一部分社会管理职能,对政治权力的制约发挥较大的作用。
(三)必须发挥民主政治体系自身的制约作用
充分发掘民主政治制度自身的制约功能,防止民主权力无限扩张。民主尤其是现代民主具有丰富的内涵,其中在人民对民主制度的安排中已经预置了“民主防腐剂”,也就是说民主本身就内含自我约束和监督的制度因素。在此意义上说,对民主制度的制约,是民主的内在规定性,是民主的实质所在。但问题还在于,好的民主制度并不一定产生好的民主效果。同样的民主制度,在此国运转良好,在彼国可能一塌糊涂。民主制度要收到实效,除了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础外,还取决于人民对其制约功能的发掘程度。把民主所具有的制约的内在规定性,转化为一种政治生态诉求,恰恰是政治生态理论的政治价值取向。
通过体制内部权力分解,使民主政治体系内部权力之间实现相互制约。宽泛地说,分权是指社会各阶级共享社会政治权力,以便利益均沾。狭义地看,分权是指政治体系内部的结构性权力分立。在总结和借鉴历史经验基础上,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国家权力的配置上实行合理分工,贯彻制约和监督的社会主义民主原则。人民代表大会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并接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在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在司法机关的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之间,既分工负责、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和相互监督。在各国家权力内部,也要坚持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相互分离,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
张红
我社根据上级的统一部署要求,及时召开会议,成立建设年活动领导小组,制定部门实施方案,研究提出贯彻实施意见,组织专题学习,开展讨论交流,提高对加强政治生态环境建设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政治生态环境建设年活动中,以建设年活动促进财政各项工作。通过第一阶段的学习讨论,如何加强我县供销社的政治生态环境建设,我认为要体现在三个着力解决上:
一是要着力解决思想作风问题。要坚持不懈地推进思想解放,真正把解放思想体现在分析问题、制定对策上,体现在解决供销社实际问题上,体现在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上,全方位加强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教育,尤其是公务员行为规范的学习教育,做到相互补台不拆台,积极补位不越位,齐心协力把工作做好。要深入开展领导干部的反腐倡廉教育和权力观、政绩观教育,不断增强宗旨意识,时刻规范廉洁从政行为,真正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二是要着力解决本领恐慌问题。要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时刻引导机关干部长存本领恐慌之忧,培养学习兴趣,体验学习乐趣,努力使学习成为工作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不断用学习获得的新知识、新思维来丰富自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既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又要本着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积极开展岗位培训和工作研讨,努力成为岗位工作上的行家里手和精兵强将。要善于开展调查研究,反思工作得失,借鉴先进经验,提高创新本领。
1. 解决生态问题的必然要求
在人类文明史上,迄今为止我们已经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三个阶段,其中以蒸汽机的发明为标志的工业文明,利用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带来了人类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但是“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带给我们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使人类陷入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困境,即生态危机。全世界气候灾害增多、全球气候变暖、冰川消融、海平面升高、沿海低地受到海水淹没的威胁、大气成分发生不利于人的变化、二氧化碳增加、臭氧层浓度降低、地球两极上空臭氧层出现空洞等等生态环境方面的问题出现,都日益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2.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是由布兰特伦夫人在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第一次提出,她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多年来这个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认可。实现“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求我们必须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而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的重要途径。“生态文明是人类在经历工业文明对大自然肆意掠夺与破坏、自然界无情报复使人类遭受惨痛损失之后,全面反思而提出的新思想,它是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发展为特征的文明,是自然界权利受到充分尊重的文明。”[1]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3.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把自然界比作人类的无机身体:“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来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形影不离的身体,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不可分离,就等于说,自然同自己本身不可分离,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首先,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物质保证,有了这个保证我们人类才能生存,才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机会。其次,优美的生态环境往往更能够使人心情愉悦,身体的各个机能处于最佳状态,激发了人无穷的创造性,为人实现全面发展的提供有利的精神支持。最后,良好的自然环境更加符合人类的生存发展的需要,而良好地自然环境必然是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
二、思想政治教育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作用
1. 培养人的生态文明素质
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是其行为习惯的主要因素,要想提高人们的生态文明素质,就必须先改变其错误思想。首先通过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导向和育人功能,使教育对象对生态问题的后果有所了解,在此基础上,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向人们传播生态文明知识,提高生态文明意识及其生态文明素质,培养和唤醒了人们自觉加入生态文明建设的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其次,通过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保证功能,使人们逐步认识环境对我们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为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保护环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和自然和谐发展形成共同认识。当这种共同认识长期影响人的思想,就会固化为人的行为习惯。
2. 转变人的生态文明观念和行为
近年来,我国的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自然资源严重匮乏,这些都已超出了自然的自我承受力和自我修复力的范围。发展中的困境,使我们认识到,只有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我国才能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认知和导向功能,让人们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呼吁人们尊重自然、自觉保护自然的观念变革。转变由于“粗放型”经济带来的以牺牲自然环境和消耗资源来满足自身利益的错误观念,引导人们树立以全人类的共同生存与发展为整体利益的观念。动员全社会成员从身边小事做起,争当生态文明建设者。
3. 引领合理消费观念的形成
马克思认为,人的基本需要首先就是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也就是消费。人类“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3]人要生存,就必须满足自身吃喝住穿等基本生存需求,而这本身就是一种最基本的物质消费活动。生产决定消费,但是消费反过来能够刺激人们创造出新的生产需要,即“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像、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4]从而推动生产的不断发展。当今导致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直接原因就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而过度的消费,导致打破生态系统原有平衡,无限制的向自然索取会引起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教育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地球的生物、矿产等资源都具有有限性,一切浪费资源的行为都是可耻的行为,它必然给人类后代的生存发展带来更大的危机。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对人们的教育,逐步使人意识到保护生态环境就是在保护我们人类自身,生态文明的建设是为人类自身争取生存机会。在这样的意识引导下,人们才会自觉珍惜和养成节约资源的习惯,引领其树立合理的消费观。
三、思想政治教育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途径
1. 加强生态文明和法制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加强生态文明教育和法制教育。首先,加强生态文明教育的理论灌输。一方面使生态文明的理念内化为人们生态文明素质和生态文明观念,另一方面在生态文明理念指导下,自觉自愿地外化为一种现实的行为,使讲究生态文明成为一个习惯和时尚。其次,加强法制教育。在加强生态文明教育的同时,思想政治教育还要加强生态法制的宣传和教育。通过法制宣传、教育,提高社会成员的生态保护法律意识,不但要人人懂法、守法、护法,而且还要有依法监督举报违法行为,严惩那些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不法分子,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搞特殊情况。
2. 创建生态文明教育环境
任何人都是一定社会环境的产物,思想政治教育应创造一个既包含家庭、社区等微观环境又包含社会、政治、舆论等宏观环境的生态文明建设教育环境。第一,充分发挥已经具备良好生态文明素质的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榜样作用。发挥榜样的感染力,使与榜样处在同一微观环境的其他人自觉的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其生活的家庭、社区等。实现从自身做起,通过感染你身边的人已达到大家一起的目的,从而建立起从学校到家庭再到社区的全方位生态文明微观环境。第二,思想政治教育应充分利用公益广告、各类演出活动、报刊、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各种传播手段,建立生态文明建设的宏观环境,通过各种传播媒介,广泛宣传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科普知识和价值取向,增强公众的生态忧患意识、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激励群众积极投生于保护生态的行动中,在全社会提倡节约、爱护生态环境的社会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由口号变为实际行动。
3. 依托多种载体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活动
思想政治教育应利用文化、活动、大众传播等载体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活动。首先,组织参观生态破坏地区实践活动。只有通过实践,让人们亲眼所见、亲身所感我们的环境被污染的多严重,我们的生态被破坏多严重,才能真正激发人们的生态忧患意识、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才能使人们自愿行动起来,保护环境,爱护环境,实现全民共建生态文明。其次,充分利用世界地球日、世界环境日、世界土地日、世界水日等活动载体,开展群众性生态文明科普知识和价值观的宣传活动,并利用这些活动的感召力,积极开展群众性生态文明实践活动,使全民共建生态文明观念深入群众。
摘要: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通过对全社会领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以加强生态文明和法制教育、创建生态文明教育环境、依托多种载体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活动等为途径,为达到培养人的生态文明素质、转变人的生态文明观念与行为、引领合理消费观念形成等目标实现良好的效果与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生态文明建设,途径
参考文献
[1]许冬梅.党的生态文明理念和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探索[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0(08):5-1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67,9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78-79.
【关键词】政治生态; 制度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多元化、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结构变迁,导致党的执政生态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也对传统的党的建设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党的制度建设显得重要而迫切。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制度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发表了“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的重要讲话,指出认真学习、严格遵守党章,是加强党的建设的基础性工作;提出建立健全党内制度体系,要以党章为根本依据。全党开展了对党章的学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的自觉性不断增强。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提高制度的执行力,一把手带头发扬党内民主、严格按程序和规矩办事,日益成为全党的共识。
一、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在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领导者和推动者。我国的市场经济是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它同样需要遵守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市场经济的规范性,必然要求党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领导方式,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方面,以及在内部体制方面都要尊重市场经济的规律和规则,加强自身活动和党的领导工作的规范性。党要成功的领导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做出适应性变革,找准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党经济功能的定位。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讲,就是明晰自身的“生态位”。生态位是指生态次体系或生态要素在生态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借鉴生态学的生态位概念用于政治学理论,我们可以说,“不同的政治次体系或政治要素,适应不同的政治生态环境,各自寻求适于自身发展要求的生态位置。诸次体系及其要素各有自己相应固定的“生态位”,并在这个位置上履行各自职责和功能。如果相关主体或角色“各就其位”,即处于一种良性生态。相反,如果政治社会体系中,由于某一主体或角色出现越位、错位或缺位,则会引发政治职能位移,导致政治生态的失衡。”①在党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中,党和市场经济可看做两个独立的主体,党要明晰自身的生态位。党的领导方式须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由原来计划经济条件下党统揽一切转向主要通过决策发挥作用,由对经济的直接干预转变为间接的协调和引导。所以,党对经济建设的领导功能主要定位在统揽全局,制定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发展战略,通过国家权力提供政策支持和社会保障政策等方面。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可以对党的权力边界进行有效明确的界定,实现党与市场经济的适度分离和两者功能的合理分化。所以说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以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来规范党的领导方式,界定党的权责界限是十分必要的。
二、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
中国走的是“以党建国”的国家构建路径,权力高度集中到党,党权是各种权力的核心。这对中国政治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享廷顿曾说过,一党制在大幅提升国家能力的同时,却会对后来的政治参与造成阻碍。因此,需要对党权进行分化。“正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提出,分权是一种民主形式,民主基本上都是分权与自治,因而凡是分权化改革都具有民主化性质。”政治生态理论认为,政治体系要保持长远稳定和充满活力,能够适时进行自我调适,那么政治体系内部组成和外部环境因素一定是多元和复杂的,是在多元和分化基础上的统一。根据生态原理,分化并不是意味着政治系统的分裂和不稳定,相反,体制内的分化具有激活政治体系机制、促进政治体系创新的功能。“稳定来自复杂性”。政治生态分化最本质的问题是政治权力的分隔与制衡。在中国,公共权力高度集中于党,在横向国家权力体系中,虽然存在着政党、人大、政府、司法(纪委)四种权力机制,但主要的控制力量是共产党机构,执政党的权力是权力结构的核心,党权往往以高度集中的权力干涉经济、司法、社会等各个独立活动领域,使很多结构不能产生自身的功能性。长此以往,形成党权的恶性膨胀,造成结构关系的僵化和变异,使社会处于一种权力垄断状态。为了实现政治结构功能的生态化,分化党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用制度来限定党权边界,确定执政党政治行为所及的范围,将其作用范围匡定在规定领域。用科学合理的制度来分化与监督党的权力,进一步调整党政关系,逐渐消除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机构重叠、职责混淆等问题,并进一步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的关系。因此,在宪法框架下,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制定科学合理的制度来规范党权,制约党权,监督党权,仍是改革的必由之路。
三、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是构建廉洁政治生态的治本之策
廉洁性是政治生态的重要表征,政治生态化与政治腐化不相容。腐化的政治一定是非生态的政治。在西方人性理论的发展中,“性恶论”始终占主导地位。代表人物有马基雅维利、斯宾诺莎、霍布斯、休谟、孟德斯鸠等。他们的观点共通之处在于认为人皆有私利和贪婪的本性,要制定社会契约,法律,规则等来抑制人的与生俱来的“恶”。孟德斯鸠曾断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人一旦掌握权力,便会将权力使用到极限。休谟和孟德斯鸠在设计政府体制和若干制约机构时对人性做了充分的考量。基于西方性恶论的理论支撑,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缺乏监督的权力容易滋生腐败。党在拥有高度的权力,而这种权力又缺乏有效监督同时,严重贪腐问题也就随之而来了。另外,任何制度本身都蕴含着一定的伦理追求、道德原则和价值判断,制度本身就是通过已经确立的规则方式,对政治生活的中利益关系加以固化,从而体现出制度的价值与利益取向。正如邓小平所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所以说,科学合理的制度才是反腐倡廉,建构廉洁政治生态的治本之策。
参考文献
[1]参见[德]可拉斯·卢曼系统是开放的,但系统又是有边界的观点.
作者简介
唐美红(1992—),女,黑龙江省五常市人,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专业,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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