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十三钗影评汇总（精选11篇）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影片总是给人十分沉重的感觉，从最早的《屠城血证》开始，阅读过相关南京大屠杀的相关史料，对这段悲伤的历史有很深的了解，也正因为如此，在南京呆过好几年，就是不敢去看近在咫尺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那个地方给人太多伤痛的记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一直不喜欢日本这个民族，如果看过《望乡》的原著，更加会觉得这个民族的残忍，不仅是对其它民族的，对自己的姐妹也要一样毫不留情。直到现在，日本国内的一些份子，依然不承认有这样一段历史，对中国人缺乏道歉的诚意，这才是真正令人愤怒的事情。
影片中最为打动人心的是中国人的抗争精神，佟大为饰演的李教官无疑是其中最悲壮的一笔，也只有看到他一个人在明知不可能的情况下，仍付出自己最后一丝努力，用自己的死来张扬了一个民族不屈的反抗精神，荡气回肠。是的，李教官是可以走的，如果他走了，可以活下来，但宁可站着死，也不愿意苟且地活下去，所以他选择了留下来，用自己最后一点力气，去保护那些正处于花季的女孩子们。
看过一篇文章，一个孤单的老人，在云南的小城，一个人孤单地活了一辈子，临死前，他伤心自己在战争中的苟且偷生，一世心理都无法安宁。诚然，是人都有求生的欲望，换作我们自己在当年的情况下，也不一定能够舍生取义的。也正因为如此，像那样的舍生取义的壮举才真正地令人感动，铭记于心。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像李教官那样的人，只是在当年抗日的战场上的无名英雄中的一个，当年，不知道有多少人为了保卫国土不受列强的控制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野心家们为了自己的私利而置普通的老百姓的生命于不顾，争来的江山又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呢？眼睛一闭，还不是什么都没了。为了暂时的一己私利留下了千古的骂名真的是太不值得了。不知道为什么妓女会留下千古的骂名，有需求才会诞生这样的产业的，那些光顾妓女们生意的人，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就跟明明是帝王昏庸无道，却偏偏把失城的责任推到一个小女子的身上的道理是一样的。“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把亡国的罪名加在了女人的身上。这才是千古奇冤呢！
风尘女子自古多侠义，当年李师师面对金兵的威胁，折钗自吞自尽。柳如是面对夫君无能，毅然变卖首饰，支持抗清的义军。而多年之后的南京，在日本人的刺刀下，为了挽救那些如花年纪的女学生们，一群身世坎坷的烟花女子，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别人的生存的机会。烟花女子也是人，一样是父母所生的，当初如果不是当时的社会黑暗，这些女孩子又怎么会坠入到烟花之地呢？玉墨就是被骗进去，无法回头，这十四个烟花女子中，有几个背后没有一段伤心的故事呢？
这真是一部好片子，不但让每一个中国人从深深记得曾经历史的苦难，“落后就要挨打，”整个民族需要自强不息的精神，才能历史的悲剧永远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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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尴尬的道德标准
在日军侵华的创伤记忆中, 妇女被强奸的惨烈总是被凸显, 她们受伤和死亡, 而性的羞耻感却由整个国族承担——国家、民族、男人, 没有能够保护属于它和他们的女人, 羞耻莫此为甚。然而, 当年被日军强奸过的女人们, 在被当做举国控诉素材的同时, 却因“失贞”而从社区开始承受着国人自己的歧视, 而这一面真相在过去多半个世纪中极少能被说出来, 更遑论被整个国家承认和检讨。这种对幸存者之声的极度压迫, 与对性暴行的极度羞耻, 正是一体两面。在这种语境下看《金陵十三钗》, 可见它其实是又一次试图从民族羞耻中自救的努力, 通过以无尽悲愤的口吻将这种羞耻放大演绎作为洗礼, 以及通过证明国家、民族和男人已经尽到了拯救“好女人”的责任;也是又一次压迫——通过把受害者刻划成一群“自愿”的坏女人。可是, 高贵的品格, 中国人当然也有。商女可以悲天悯人, 但同样的普通国人却未必有, 不要再带着有色眼镜说什么“连”“甚至”“妓女”, 还是那句话, 平等就是平等, 跟职业、出身、学识、经历等等无关。电影的潜台词还有一层意思:这些妓女的命不如女学生的命值钱, 她们该死, 她们死得好、死得值。这样的主题严重地践踏了人人平等的理念。13个人的生命在严和张的眼里就如同符号和草芥?妓女的生命就低贱吗?这个电影凭什么要做这样的道德暗示?因为张艺谋变态的“少女情节”?还是张严脑中残存的伪善的道理意识?或者他们根本就没有人人平等的起码常识。这对于崇尚自由平等的美国人更是不可理解!他们从来都知道人人平等这个基本道理, 所以他们知道妓女的命和学生的命是平等的!不可以用妓女换学生!在电影里, 约翰·米勒也曾发出疑问:“为什么要牺牲妓女去救少女, 难道生命不是平等的吗?”
生命是平等的。当危险来临的时候, 任何人都没有权力暗示说“某种人最好站出来, 把生命留给别人, 把死亡留给自己”!尤其是这两种人都是岁数相差不多的女人。张艺谋说他想以妓女的牺牲“展示人性美丽的一面”。可是, 张艺谋对人性的认识实在是肤浅的。人人天赋不同, 社会分工和职责就不同。杀敌报国不是妓女的职责, 而是政府、士兵、男人的职责。张导为了吸引眼球, 硬是让13个之多的妓女怀揣小剪刀去杀敌, 不知古今中外的战争历史可曾还有如此骇人听闻的事迹?
二、被设计的“真实”和突兀的角色与情节
整个片子的设计感太重了:恰好一群妓女和一群学生同时躲进了一个教堂 (妓女、处女、教堂, 多么神奇的组合, 重口味和小清新荟萃一堂, 而且还是教堂) ;又恰好有一个会化妆的洋“入殓师”可以为她们乔装改扮;恰好到最后关头妓女和学生的人数只差一个;又恰好有个在教堂打杂的小男孩愿意挺身而出男扮女装;甚至恰好日本人莫名其妙给了约翰一个“招财猫”作为“慰问品”, 所以当那个爱猫的妓女“小蚊子”, 最后在上车的时候哭喊退缩时, 约翰恰好就能把“招财猫”递到她手里……而且, 很多情感的转变也显得太突兀:一个唯利是图的“入殓师”在日军要强暴女学生的时候, 突然就大义凛然起来;本来被女学生瞧不起甚至跟女学生打成一团的妓女, 居然集体愿意为女学生赴死。当然, 我并不是歧视妓女, 历史上爱国、重情义的妓女也颇有几个, 但一个妓女挺身而出或许还能让我感到有些可信, 一群妓女“组团”慷慨赴死就显得有些滑稽了。也许, 张艺谋是想说, 战争能洗涤一个人的灵魂, 但他把战争的“洗涤剂”作用未免有些夸大了, 照此逻辑, 多来几场战争, 所有的人都成圣人了。张艺谋显然是想打“人性牌”, 所以在这部片里, “二流子”有人性、妓女有人性、汉奸有人性, 甚至连日本军官都似乎有几分人性, 但“人性泛滥”的结果却是真情贬值。男主角美国人约翰本是一好色、好酒之徒, 心中本无任何正义可言的小人, 他来教堂的目的就是能拿到钱, 但他在日本军队侵入教堂准备强暴女学生时, 突然就如“耶稣”附体, 完成了人性的重大转折, 他秉持着基督教爱与救赎的教义, 在日军面前大义凛然, 据理力争, 挽救了女学生的清白及生命, 后成为女学生及妓女两个群体共同的“神父”, 在外出寻找两名妓女的路上, 他本可随朋友去搭上最后一班轮船逃出南京这人间地狱, 但他凛然选择回到教堂去帮助那帮无助的女人。这种角色的置换让我觉得非常突然, 是什么力量让他能判若两人前后人性如此反差呢?直到看完我都没有明白。
很喜欢老谋子的电影如《红高粱》《秋菊打官司》他是那个时代电影创作的精神“符号”而从《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至《三枪》我是对他越来越感到陌生, 也许商业化的老谋子正应了张爱玲的那句话:“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可能老谋子是真的再也回不去了, 在他的影片中只残存着唯美的画面, 超赞的音响效果, 而其中的灵魂, 也就是对人性、社会的认识及反思已经在他的作品中已慢慢远去了。张艺谋求美轮美奂的画面, 从《英雄》到《十三钗》, 历10年之功, 为什么自认最好的《十三钗》片仍然不仅被有识的中国批评家而且被美国批评家一致批评为虚假、造作、错乱呢?技术层面讲, 是张导不会讲一个清楚的故事;意义层面讲, 张艺谋作为一个电影家, 尚没有觉悟到电影的美丽画面必须要由深刻的灵魂注入生命, 才能真实, 才能生动, 才能真正产生电影艺术的感染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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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中的故事在酥酥糯糯的南京方言里开始讲述。1937年南京沦陷，满目疮痍，只有一座天主教堂暂时未被占领，一群躲在教堂里的金陵女大学生、14个躲避战火的秦淮河上的风尘女子，以及2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国军伤兵，还有一个美国人约翰，都先后进了教堂，在这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他们共同面对一场生死浩劫，产生了各种各样奇妙的感情。然而，教堂也不是永远的净土，暂时的宁静很快被打破——日军冲进教堂并且发现了女学生，女大学生眼看就要被日军掳走凌辱，殊死抵抗的军人在千钧一发之际开枪救女学生，英勇牺牲。后来，日军又强征女学生去庆功会为日军表演节目，谁都知道，这将是一条凶多吉少的不归路。女学生们不甘被日军凌辱，准备集体自杀，却被以玉墨为首的12个妓女们救下，12个平日里被视为下贱的风尘女子和那个虽小却责任心强的小男孩，在侵略者丧失人性的屠刀前，激发了侠义血性，身披唱诗袍，怀揣剪刀，代替教堂里的女学生，去赴一场悲壮的死亡之约……
在商业上，日军和国军的南京攻防战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本片的开头，佟大为饰演的国军和日军打了无数激动人心的巷战，虽然我们都知道这样几个国军对几十个日本兵的打法大電影太不真实了，但依然会被佟大为那份充满血性的抗争所悸动。这也是电影带给观众的一种魅力。
随后在教堂的戏份里，偷鸡摸狗的贝尔、女学生和妓女们的对峙，大难临头的悲悯，日军的残暴、冷酷，乃至最后必然的结局……张艺谋小心翼翼的处理着每一段，都处理得很是不错。有缺陷的男主角，纯粹只是为了钱才去教堂，带着点痞子气的他在杀戮里清醒，从假扮神父到真的肩负起神父的职责保卫学生，虽然这个角色的心路历程和刻画模式相当的《辛德勒的名单》基本没有什么原创性。在第二段，妓女和学生的交锋里，情绪的延伸是非常自然的。叽叽喳喳见惯大世面的金陵十四钗，就算是躲到地窖里也能养猫打麻将；而唱诗班的女学生，则在瑟瑟发抖饱受恐惧的煎熬。两个特殊的群体产生了足够的戏剧冲突，再用厕所使用权的争执迅猛的切换到日军的强奸，接着带出冷酷的日本军官和殊死抗争的中国军人。从剧作角度，中间这段戏是非常出色的。
豆蔻寻琴一段戏是全片真正的高潮段落。这一段戏气呵成，拍得十分出色，最值得称赞的是从豆蔻被日军发现开始的长镜头，镜头先是从豆蔻的视角躲避日军，再到被日军发现跑进楼里，变成日军视角，再从楼上跳入河中，镜头从楼里跟随日军进入河里，这段长镜头非常完美的体现了命悬一线的紧张剧情。
最后的结局是注定的。玉墨带着妓女们，代替了学生，登上了没有归途的卡车。其中一个妓女最后的怯场和痛苦，贝尔无能为力的欺骗，还有对玉墨们最终下场的留白，都处理得很好。最后时刻人性的挣扎，使得玉墨们没有那么高大全，人会怕死，所以这一段，非常鲜活，更显得她们的伟大；最终悲惨结局的留白，避免了剥削式的消费，避免了拿日军的兽行来吸引眼球，更重要的是，玉墨们在影像上，留给了观众一个完美的形象，身着五彩缤纷的旗袍，婀娜多姿的背影，金陵十三钗们的风情万种，随着电影的散场，定格在观众心里。
玉墨在妓女中发起了代替女学生去接受强奸的运动，理由是这些女学生受不了强奸、被强奸后会活不下去，而“我们什么男人都见过”——同是女人，为什么妓女就可以不在乎被强奸?惟一的原因是她们已经没有贞操了，所以，强奸就不算什么伤害。这种千百年来曾解脱过多少强奸罪的蹩脚说辞，因通过女人的嘴说出而被再次正当化。而且，这些因为性污名而被践踏到底，连处女的茅厕都不能进的女人，看到了一个在主流道德框架中重塑尊严的机会，那就是，身为“婊子”，做件“有情有义”的事给人看看。为了这个机会，她们甘愿去死，当道德洗白被视为比生命更重要的时候，在导演的眼里，这群本来不知亡国恨的女人升华了。
妓女们以歌舞表演最后展现了一番妖娆风采，但告别妖娆开始改成朴素的女学生装扮时，她们却是多么惊喜，甚至想到自己的母亲也会高兴——为这个赎去堕落之罪的变身，她们深深自我感动着，而女学生怎么那么心安理得呢，只是生硬地叫了一声“姐姐”?她们连这些替死的女人的名字都不问，更没有阻止过她们这样做。这些以无能为理由安然领受保护、只送上几行眼泪的女学生相信这种替换是正当的。或许，这才是整部电影最可怕的地方：它以贞操为界限，离间了妇女的同命与共情。
导演也留下了两处裂隙，让贝尔想起“上帝说人生而平等”，让一个妓女在临走之前挣扎哀哭“我不是女学生，我不上车”。不过，这两处设置远远不够扭转整个情节的脉络，当消失的妓女们在女学生的想象中重现光华，那哀悼仍在点出，她们是注定的被毁灭者和悲剧角色，因为，她们外向自在的性魅力就源于不贞——所谓“奸近杀”，让放荡者在忏悔中死去而灵魂获救是最老套的脚本。
在日军侵华的创伤记忆中，妇女被强奸的惨烈总是被凸显，她们受伤和死亡，而性的羞耻感却由整个国族承担——国家、民族、男人，没有能够保护属于它和他们的女人，羞耻莫此为甚。这种无法修复的羞耻感，一直是民族自豪渴望重张时抛不下的包袱，虽然，羞耻也转为不忘的仇恨，成了强化民族认同的养料之一。然而，控诉和叙述，都只终于日军强奸那一刻，此后，再不见强奸幸存者的故事，仿佛，被强奸就是她们的社会生命的终结。其实，这终结就是另一面令人憎恶的真相的开始，那就是，当年被日军强奸过的女人们，在被当做举国控诉素材的同时，却因“失贞”而从社区开始承受着国人自己的歧视，而这一面真相在过去多半个世纪中极少能被说出来，更遑论被整个国家承认和检讨。这种对幸存者之声的极度压迫，与对性暴行的极度羞耻，正是一体两面。在这种语境下看《金陵十三钗》，可见它其实是又一次试图从民族羞耻中自救的努力，通过以无尽悲愤的口吻将这种羞耻放大演绎作为洗礼，以及通过证明国家、民族和男人已经尽到了拯救“好女人”的责任；也是又一次压迫——通过把受害者刻划成一群“自愿”的坏女人。总之，女人又象征性地治疗了一番无法愈合的民族自尊心，而且，通过通俗大片的操作，还提供了一次让观众围观暴力、消费性受害者惊惧哀惋之美的机会。
《金陵十三钗》也许是一部好电影，也许是一个好故事，但传达的却未必是一种值得赞许的价值观。西方信仰中相信生命都是平等的，佛家亦说“众生皆等”，即是如此，又为何妓女的牺牲换来学生的安全就是值得称道的“大义”呢?佛祖曾有“割肉喂鹰”，以期救赎他人，却在最后顿悟：肉体的重量也许可以不平等，灵魂与生命的重量却是平等的。这是大悟，而《金陵十三钗》里，显然体现的依然是俗世的、东方的价值观。这仍然是一部极具中国特色的片子，依旧没跳出近几年中国导演一贯的价值取向，那就是一个以命换命的故事，《集结号》是这样，《唐山大地震》是这样，《赵氏孤儿》也是这样，《金陵十三钗》还是这样。总是一方比另一方看似更有价值，或是更有权利活下去，然后看似卑贱的一方舍生取义，或者干脆连选择的机会都没有就做了炮灰，似乎不这样搞一下就不能散发出人性的光辉，就不能体现出大局和个体之间孰轻孰重的关系。中国导演永远拍不出像《拯救大兵瑞恩》那样的片子，用八个人的生命为代价去拯救一个士兵，因为我们永远要弘扬用一个人的生命为代价去拯救八个人，领导除外。现在看来的确如此，一个人这么拍，两个人这么拍，所有导演都这么拍，这就不仅仅是一个和八个的问题，说到底依然是一个生命能否用价值衡量的问题。大概中国历来地少人多，资源稀缺，养成了国人做什么精于算计的思维定势，即便是生命也能够通过换取得以实现最大化价值，于是在中国导演看来，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莫过于占到便宜，以一条贱命换一条贵命无疑正是占了大便宜。也许抛去历史的伤痛不提，在电影中比之外在侵略力量更加可怕与邪恶的是中国人内心的“卑贱之分”，比之禽兽一般的日军更加可恨的是那些貌似纯洁高贵的女学生们。这些女学生们心安理得毫不推辞的接受了这些因为性污名而被她们践踏到底，连处女的茅厕都不能进的女人的牺牲，因为她们也感到自己比这些妓女们高贵，值得她们的魉牲。而女学生们在电影中正是被隐喻为中国的未来希望，由此我们可知，这样的“希望”有多么的狭隘、自私，却披着圣洁的名义。或许在这个故事的最后，被强奸的并不是那些美丽妖娆、风情万种的女人，被强奸的正是所谓的“民族大义”，还有被假惺惺的挂在嘴边的“众生平等”。
作为非专业的普通影迷，一部片子震撼到心灵，或是让人有所启迪。就是一部好片子，可以说，这部感性色彩太浓的电影做到后者勉强了些，但无疑实实在在的击中了人心中柔软的角落，看得出影片在一贯的压抑情感和时不时的情感宣泄中左摇右晃，摇摆不定，结果就是我们的郁结难忍，憋到内伤。
有人批评影片最后戛然而止让人愕然，我却喜欢这种开放式的结尾。通过书娟的旁白，之前豆蔻香兰的结局，我们可以想到玉墨们面临的命运，这种色情加暴力的限制级难道您要再次直接展示出来？何况，就算希望渺茫，给人留点念想总是好的，我们可以固执的猜想玉墨们逃出了魔掌，甚至幻想她最后被约翰找到过上了幸福生活……whatever吧，我都不想再看一次类似豆蔻蹂躏惨死的情节了——这段男默女泪的场景简直让我从此心里有了阴影。
至于情节，约翰这个角色毫无疑问是辛德勒的翻版，但很明显表现力和转变过程都相对弱了一些，玉墨是一个亮点形象，妓女救国外加自己悲惨13岁的私人情怀，让她的行动倒是充满了说服力与英雄气息。只是这二位男女主的那个那个戏……实在好突然，他们间有惺惺相惜，有灾难下的些许情愫，但完全没到了滚床单的地步吧……如果非滚不可，可不可以情感发展再细腻些，给人一个可接受的解释呢？这样总觉得约翰变身神父是由于邪恶的肉欲。
鉴于老谋子摄影的出身，为了视觉效果适当牺牲情节合理性我倒也理解，比如女孩们逃亡归来全是灰头土脸，妓女们初来教堂时肿么能如此的光鲜亮丽，脸上的粉能刮下三尺厚就是不见一丝的灰尘，老谋子为了艺术着实YY了。
片子为数不多的理性光辉微亮于约翰和乔治探索“以命换命”的价值。我并不深谙西方文化，在西方人的眼中，这是一种怎样的交换？如果说这个残忍的救赎方法是妓女们个人的意愿，那么所谓的“神父”约翰无疑是这场壮丽悲剧的帮凶——他曾想到了这个问题，却很快把它抛之脑后，并没有反对这场交换。我甚至想，这场义举的成功幸好是站在约翰是假神父的基础上，如果真神父活着，他会这么做吗？妓女和女孩，在他眼中真的有贵贱的区别，值得这样的交换？
当然，这样的问题在中国简直不是问题，女孩们年轻纯洁，妓女们肮脏下贱，女孩们含苞待放，妓女们早已堕落，这么做只是留下了更优质的生命，所以当小蚊子在最后一刻哭喊退缩时，我听到有的观众不满的说：“上去吧你。“其实，她也只是个需要保护的柔弱女子，这样的担子放在她身上本就太重太重。可以说如果约翰是个中国人，或许
连那一闪而过的思想都曾不有过了，证据便是乔治。他是年轻的中国人，甚至只是一个孩子，但他面对这样的选择却只是简单说：“我们必须这么做。”这句话我玩味许久，我不知道凭什么这是“必须”的，人人生来平等不是基督教义吗？他这样的话对于妓女们来讲，实在有些残忍。我宁愿乔治叹口气什么都不说，或是表明自己要履行对养父保护女学生的承诺，这样他的“必须”行动就能归结为个人因素，否则，有什么是必须的？
当然，影片对于这个问题浅尝辄止是可以理解的。这本就是我们包括导演在内长久讨论却永远理不清的命题。《拯救大兵瑞恩》八个救一个的故事也面临过这样的拷问。或许生命本就无法交换，女孩们留下的是生命，而妓女们正因上演“商女也知亡国恨“，自我救赎了灵魂。
我们都说，战争片不是让我们记住仇恨，而是要通过展现战争残酷来讴歌人性中的光辉。《十三钗》的冠冕堂皇的革命任务也不外乎如此吧，那么六亿大洋是不是太耀眼了点？推荐冯小宁的《紫日》，同样抗日战争背景，500万的投资照样讲出了个震撼人心的好故事，照今天老谋子的拍法，可能又得出去三四亿了。我相信老谋子拍十三钗是有诚意的，可如今他的名字就是张好招牌，诚意就更不仅仅体现在请的大腕和投的money了吧。
电影《金陵十三钗》的故事发生在1937年的南京。
这里的楼歪歪斜斜只剩框架，这里的街巷尘土飞扬尸横遍野，这里的空气充满着硝烟与血腥，流弹穿梭在烟尘之中。这里还有一座教堂，一群正值青春的女孩子，一个洋人神父。还有，一群秦淮河的女人。
她们身负骂名，被世人唾弃，却为了女学生们挺身而出。我想起豆蔻为了小男孩蒲生冒死回去取琴弦，甚至临死前手中还紧紧握着琵琶弦，想起豆蔻对蒲生纯纯的疼爱，想起这些秦淮河的女人们心底的善良，也痛心于豆蔻被侵略者用刺刀留下的触目惊心的.伤痕。
长谷川大佐用不带一丝怜悯的口吻要求女孩子们去为他们的庆祝会助兴唱歌，而其实每个人都心知肚明绝不仅仅是唱歌，女孩子们的宁死不屈让让我担心。南京城已经尸横遍野，这些正值花季的女孩子不害怕吗?“我们替你们去。世人说我们无情，姐妹们就做些有情有义的事，来改改这千古骂名。”这是秦淮河的女人说出的话，也是这部电影中最让我震撼和难忘的话。
送死前夜，她们还是笑着。在身上藏着镜子做成的小刀，笑着说能赚鬼子一个眼珠子。剪去曾经打着卷的漂亮头发，和一个守护着女孩子们的神父养子陈乔治，来到了鬼子的庆功会。
电影《金陵十三钗》并没有交代结局，但这也足够了。这群秦淮河的女人如此美丽，令人仰视。
南京的硝烟还在飘荡，盘旋在南京的上空，盘旋在我们的史书中，飘荡在我们的心中，永不消散。它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和平世界，是革命烈士的肉躯和鲜血，也是卑微的秦淮河女人的肉躯和鲜血一点一滴，一砖一瓦的建造出的。赴死前，十二个女人展示着她们的风采，唱着中华民族的团结和不屈。“秦淮缓缓流啊，盘古到如今，江南锦绣，金陵风雅情啊。”
她们带来喧嚣、混乱、醉生梦死，大敌当前，她们还要吃要喝，嬉笑耍闹，卖弄风情。但她们的喧嚣透着生命活力，她们的调笑混杂着人性温暖。她们卑贱，却拯救了十二的女孩的生命。她们用自己薄弱的力量，为和平垒起一道墙。
与这些老成和世故的风尘女子相比，女学生们的稚嫩和孩子气证明了她们的确是十六个地地道道的女学生，不容怀疑。甚至她们的身上还有着，大城市中小地主子女的骄傲气息。她们拒绝，交出女人们的两颗麻将，是最初的表明她们下定决心要划定界限。后来她们她们醒悟的太晚了，在豆蔻死后，她们才想起曾经与她争执的一碗汤，可是这已经来不及了，这一切已经随着豆蔻和那四根握着的琴弦一同消失在南京城的上空了。书娟厌恶喝了泡阿顾的水，厌恶那些女人在李全有、戴涛和王蒲生面前搔首弄姿，厌恶徐小愚的善变和莫名的骄傲，甚至在小愚几乎要带她和父亲离开南京城的最后的眼光里，书娟仍用冷冷眼睛对视不肯透出丝毫的妥协，表现出小女孩之间最顽强的倔强，不顾生命的倔强，她甚至厌恶自己的父母对妹妹的偏爱把自己独自一人留在南京城里，每天呼吸着这里毫无生气的味道。但是他又是幸运的，她记录了从1937年12月13日开始发生的所有事，记录了南京的灾难。
如果说女人们的柔情使教堂一直弥漫着脂粉的香气，那么军人们的铁血和坚强就是这里最后的围墙，掩盖着所有的娇惯和小脾气。李全有和王蒲生是两个大难不死的战俘，被埋尸队的成员搭救了下来，和秦淮河的女人们一起躲在狭小的地窖里。他们也曾经期盼着重生，地窖里歌舞升平的那天晚上，书娟的目光里看见了豆蔻和浦生私定终生，可怕的是厄运并没有因为这样而逃离，因为有人秘密将他们的情况泄露给日本军官，浦生和李全有大难不死的生命又一次不出意外的经历了死亡，浦生和豆蔻就这样一前一后的离开了人世间。戴涛，曾经让书娟崇拜过，那是在他和赵玉墨跳舞之前。可是现在的戴涛早就成了赵玉墨的囊中之物，于是书娟不再期望反而开始唾弃。一天月光很清冷的晚上他和赵玉墨登上了房梁顶，坚定的说为了玉墨的邀请一定会活下去，也许是同阿顾和红菱说的赖活着很相似，可是玉墨并不知道这是最后的告别，她失望了，也许她并没有失望，她一直一直的活了下去。
历史是一种拥有时间的厚重感的东西，岁月使它和当代产生不同。中国人的历史大概只有中国人能懂，而威尔逊福音堂的历史大概也只有真正在教堂里生活过的人才能懂，或是玉墨，或是书娟，而我这个局外人只是观望而已。
20多年后,当张艺谋童鞋历尽千帆,拍尽各种类型片却始终没能得到奥斯卡的青睐,后来痛定思痛:我该如何去拍一部电影,才能让电影内容更容易为西方观众喜闻乐见,又能夹带着我独特的中国式的符号元素呢?于是,就有了《金陵十三钗》。
十三钗里的玉墨穿旗袍说英语,很符合西方观众的审美需要。甚至为了迎合某些对“蝴蝶夫人”有特殊爱好的西方男观众的恶趣味,还特意加了一场和新晋金像奖影帝贝尔的床戏。买一赠一,真可谓诚意十足。
前段时间听闻十三钗无缘最佳外语片,理由竟然是全篇英文对白太多。看过新闻我真想大笑三声,老谋子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更改了原著一切可以更改的部分,牺牲了一切原著可以牺牲的细节,只为了让影片口味更讨好西方观众的审美需求,结果死在了最基本的评选规则上,我只能说,这真是老谋子特有的黑色幽默。
电影《金陵十三钗》的主旨是在欧美电影中非常流行人性与救赎,整部电影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笑的命题—即施暴者认为对一个国家处女膜的征服就是对这个国家的最后征服。守卫者认为既然国家都被征服了,那么我们保护处女膜就是保护在这个国家的最后底线。臭帮忙的假牧师开始觉得我是老美我骄傲,这一切干我屁事,但是睡了玉墨一次以后觉得你们说得对,于是开启自我救赎模式,倾向于受害者立场。在这一主题下,影片中的各色人物在一场床戏后齐刷刷地开始了自己良心发现之旅,各种良心发现在交织之后达到平衡,大家终于在保护女学生们的处女膜这一深刻命题上达成了友好共识,从而完成了电影故事的讲述。
这个神逻辑是这样的:既然女性被侵犯是避免不了的,那么,就让我们派出一帮所谓的不正经的女人去羞辱侵略者吧。很是表面合理,细品匪夷所思,实则好笑的想法。
这也太符合中国矮丑矬的宅男逻辑了。我突然想起豆瓣上有个一句话影评说:“看了简介,终于明白十三钗讲的是个什么故事,就是十三个妓女被迫给日本人侵犯,主动给美国人献身,收钱给中国人的故事。”想想老谋子在影片中为迎合西方观众的观影喜好而对原作作出的种种改变之举,语言虽刻薄,恶毒,缺乏细节变化但仍旧一针见血。
其实,就我个人来说,是很喜欢小说改编的电影的。一方面把文字具象化是个很爽的过程;另一方面,可以从导演对原作的取舍中看到不同的艺术取向。
我没法猜测当严歌苓看到了一口英语差的闪光的圣母妓女玉墨以后是何感想,要是我的话,吐血三升是免不了的,刚烈点的话撞墙而亡也情有可原。因为老谋子这次是活脱脱的拿自己的伤痛去戳西方观众的笑点。
严格地说,原著和电影立意是差不多的,都是想表现在暴力征服之下弱势者群体自身的地位分化。
但在严歌苓笔下,用女性的角度来讲述大时代背景下女人的悲剧,显然更为合适。原著中的妓女们调侃男人们都放弃抵抗了,却总把罪过背在女人身上,对“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句代表着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的话颇为不以为然。玉墨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在妓女中说一不二,是因为她是那群妓女中的头牌,是妓女中最不像是妓女的,甚至可以冒充有钱人家的小姐。这样的描写里有着一个最为基本的等级概念,既即使在妓女们心中,有钱人家的小姐>像有钱人家的小姐的高等妓女玉墨>一般的妓女。战争的残酷打破了一切秩序,但这种发自内心的等级分化意识却一直维持着,这才是真正的悲剧。而最后促成妓女们代替学生们受辱的动机,绝不是什么伟大的情操,而是内心深处的绝望。教堂本该是个象征着众生平等的地方,可从她们进入教堂的那一刻起就没受过平等的待遇,在神父眼里她们是低贱的外来者,她们仍旧需要向教堂中低阶杂役出卖肉体来换取生存。当最后一直对收留她们持保留意见的神父以近乎驱赶的方式要求他们代替女学生的时候,也就粉碎了她们所有的尊严与幻想。即使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即使在这样一个小院子里,人与人的地位依旧是不平等的。那外面对她们来说,也就不过是个更大点的地狱而已。于是,严歌苓用一场涅槃完成了妓女们心中对于女学生身份的梦想,给了她们最后的尊重。
而糙老爷们张艺谋似乎并没有领略透这些,在他眼里当年自己成名既然可以得意于“我爷爷”对“我奶奶”处女膜的征服,那么套用一下,再夹杂点流行的西方价值观在里面,就出现了我上面说很强大的神逻辑,把对民族羞辱的自救,偷换成了处女与非处。其实无论你在电影中把妓女玉墨塑造的如何圣母如何伟大,都挽回不了关于那一段残酷历史中失去的民族自尊心。
我并不反对说这部电影很好看,我只能说,这仍旧是一部令人遗憾的对外输出变态价值观的中国电影之代表。表面光鲜亮丽充满各种关于人性的大道理,可真要较起真来却没有一点能经得住推敲之处。
关于张艺谋,我特别喜欢《看天下》杂志对他的一段评价:不管最后有没有获奖,这已经保持了张艺谋作为内地导演“一哥”的体面。对他来说,第一次如此接近好莱坞,这就够了。毕竟他的对手从来不是拍了《入殓师》的泷田洋二郎和拍了《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的丹尼鲍尔,而是陈凯歌和冯小刚们。
往后二十多年,每个人都无法预知未来的自己,可往前二十多年,能够坦然面对自己的又有几个?
其实张艺谋很强大,他用二十年时间摸清了自己,然后用《金陵十三钗》来向自己的《红高粱》致敬,不过致敬之物却是自己胯下28。至少,也算完成了一个轮回吧。
摘要：电影《金陵十三钗》的主旨是在欧美电影中非常流行人性与救赎,整部电影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笑的命题——即施暴者认为对一个国家处女膜的征服就是对这个国家的最后征服。
其实，教会保护中国难民的故事，抗战时期各地都有，包括海南，而在海南，最著名的在儋县的那大。
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在海南创办过两所中学，一所是匹瑾中学，原本是女中，改名后也以女生为主。抗战爆发后，日军空袭海口，为安全计，1937年10月，教会把匹瑾中学迁到西部的那大，租用了当地一家小学。当时，那大是人口一万的大镇（海口不过六万），也是海南长老会最早的传教站，设立已五十年，根基很深，建有教堂、学校与医院。教堂的塔楼三层楼高，站在顶上，可以俯瞰全镇。
顺便说一下，来华的传教士，女性很多，那大教会也如此。
1939年2月9日，春节前夕，日军登陆海南岛，海口与府城迅速沦陷。2月12日，那大教会开了紧急会议，遣散打算离开的学生，有五十个学生离家太远，留了下来。5月4日凌晨，日军进占那大。
那大沦陷后，教会陷入了尴尬。
作为中立的传教组织，他们必须跟侵略军搞好关系，否则什么也不能做，更别说性命操在人家手里。他们派人拜访日军司令，试探对方态度。日本方面很客气，还给他们送邮件，送柴送菜。但那大教会知道，不能跟日本人太热络，这会激起中国人的愤怒，毁掉半个世纪的传教事业。何况，他们在海南生活工作了几十年，感情上偏向中国，“中立”是表面的。这一点，日军当然也知道。
那大教会的医生布克沃（Burkwall），因为偏向游击队，跟日军多次顶牛，引起了教会的担心。然而，那大教会本身也不怎么“中立”。日军攻进那大时，中国警察把几十只枪丢在匹瑾学校里。教会通知日本人来取，日本人没来。他们一合计，让抗日学生悄悄拿走了。
除了这些，如何弄到食物，让三百号职员及学生吃上饭，也是一个大问题。那大教会一周两次到那大市场买菜。一位女传教士莫宁格尔在家信里就谈到：“这星期，我们买到了蘑菇干，米粉肠，和一袋日本面粉。我们现在得用日本军币付款，所以不得不到烟草店里换钱……现在我们倒是能够买到一些水果、蔬菜与鲜肉。”
这是日军入据初期的事，情况很快急转直下。
儋县民风剽悍，历来著称。日军入据儋县后，烧杀虏掠，民愤极大，各村纷纷成立抗战部队，“破产买械，筑垒迎敌”。没多久，日军调兵侵占法属越南，防守空虚，中国军队借机反击，切断了那大的对外交通，包围了那大。由此，国共军队会商，决定联合光复那大。
1939年11月上旬，围攻那大的战役开始。原先毫无危险的那大，成了最危险的战区，大批难民涌向教会。传教士们站着把门，只准老人、小孩与妇女进入，但挡不住，整个学校塞进一千多难民，满坑满谷。大批难民挤在那里，迫切需要水、食物与床。那大市场上的商人也转移阵地，改到教会里卖花生、饼干、蛋糕、蔬菜。白天，难民们在外面搭帐篷；晚上，那大教会打开教堂大门，让难民进去栖身。
有一个传教士发现，许多难民手拿陶罐，她傻乎乎问：是甚么？
答曰：夜壶。
那大保卫战，是海南岛抗战中的一场恶战，战役异常惨烈，那大先被中国军队光复，日军调军反扑，遣三架飞机助战，再度攻陷那大。那大的街道烧掉了，教会附近也成了鏖战点。日军机枪就直接架在教堂的塔楼上扫射。
战争期间，中日双方均尊重教会，未加打扰。日方甚至送了一箱浓缩甜牛奶以表敬意，教会则回赠一双兔子。但和谐是表面的，匹瑾中学的不少学生参加了中国军队，有的还是骨干，包括日后成为儋县著名女诗人的谢景巽。
那大教会的个别成员，甚至直接卷入了中日战役。六十年后，中国战士回忆，那大教会的一个医生“供给我们情报，指点我们进攻路线，每次暗开医院后门，让我军由后面进入，出前门趋敌据点”。这个医生是谁，不问可知。
医生的举动，使教会陷入了危险。一次鏖战，布克沃医生奋力救治一名受伤的游击队员。一名日军杀红了眼，追随而至，带着手榴弹闯了进来。女传教士们马上行动，过去夺下手榴弹，声明只有日军指挥官来了才能归还。很快，三个日本军官出现在大门口，他们关心的，不是归还手榴弹，而是攻击他们的游击队员哪来的？他们追问，是否教会允许游击队通过他们的学校？教会矢口否认。但游击队出现的位置太离奇，日军猜疑当然有道理。教会要求日军进来搜索，日军拒绝了。
从1939年8月起，那大教会便要求日军允许学生撤离战区，直到1940年3月才获批准。女传教士与学生们打着一幅美国国旗离开那大，在路上走了三天，遇到从海口来的一辆车，于黄昏抵达府城。
日军不是傻子，海南教会的种种亲华举动，当然看在眼里，只是法美为中立国，他们投鼠忌器，不敢下手。到了1941年的年底，珍珠港事件爆发，他们将美国传教士驱逐出境，查封了他们的财产，同时对本土的教徒动了杀戒。
昨晚，我看了中国投入最大的电影――《金陵十三钗》。
电影的三个主人公：美国人John、国民党李军官、风尘女子玉墨。John是个大英雄，救了十二个女学生;李军官宁死不屈，死前杀了一群日本人;玉墨也可说是救了十二个女学生，因为她带头让自己顶替女学生，参加日军宴会。
在1937年，发生了南京大屠杀，有十四女学生和十四个风尘女子幸运躲进了教堂，而教堂正好有个美国人，按道理日本人是不杀美国人的，所以这里比安全区还安全。虽然这里安全，但难免日本人也会闯进来，检查有没有中国军人，就在十四个女学生受到危害时，李军官出手营救，用智力杀死了一些日本人，最后和一群日本人同归于尽，总共杀敌五门十个，真是令人致敬，真是我们民族的大英雄。结果两个女学生还是不幸被日军逼死，后来日军长谷川军官来保证，不杀女学生，其实只是表面上好，实际不想让教堂的人出去，让女学生去日本人的宴会。当时女学生为保持自己清白一致准备跳楼，而十二个风尘女子为了报恩，当时玉墨主动提出让自己扮成女学生，到时再杀些日本军官，其他风尘女子也不畏死亡，但人少了一个，神父的养子也让自己的男扮女装，这样女学生就不想跳楼了，John也趁这时间带头女学生们逃出了南京。
这些人都有不畏牺牲的精神。虽然他们不是军人，但也有牺牲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这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身边也曾发现这样的精神。有一天，老师说每小组都要派代表上台展示手抄报。而我们小组没人选，却有一个手抄报做得很好，但不会解说。我们的小组长是语文的尖子，有一张能说会道的嘴，我们的目光全投向了她的脸上，她也明白我们的用意，似乎在做准备。我们不容争辩的目光使她坚毅地说：“行!”她关键时刻的勇敢精神使我终生难忘。
我和媳妇走出电影院，坐上104快车回家。车上媳妇让我说说观后感。我说：“好！”我又问媳妇电影怎么样？媳妇也干脆地说：“好！”
在《金陵十三钗》公演前两天（2011年12月14日），北京青年报C3版刊登，读家莲珥题为“筋骨不错，内力销欠”的文章。文章指出影片不足之处，现摘录几段：
一句话点评：小说借由战争这一极端环境对女性这一性别的思考和颂扬被人道主义与战争反思所替代，因此观者才觉得整部影片煽情太过、压抑太过、未留出口。
张艺谋肯花两个小时的银幕时间来品这故事的味道，但可惜最终也只借用了骨头，却将骨髓剔出，又填入新的作料去烹饪一道好莱坞菜单上常有的“人道主义+反战”的浓汤，实属可惜。
然而所道“可惜”者，则在于张艺谋为赶“战争史诗电影”这早非时髦的时髦而延展了电影的宽度，代价则是不得不牺牲和消减了本可深挖的原著所天然带来的厚度。
中篇原著的主要篇幅集中在女学生与秦淮女子的多次短兵相接中，她们之间复杂而暧昧的关系不断流动变化，直至高潮。
而张艺谋的这版电影虽筋骨不错，却也只能说是短一口气的战争史诗，没修炼好内功的江湖把式。
我认为，《金陵十三钗》的主题是让国人永远记住那段血的教训和对战争的反思，而不是以女学生与秦淮女子多次短兵相接为主调。
我还认为，可以对影片技巧做探讨，但不要说得那么不中听。
莲珥是专业影评，细读了严歌岺的原著，还能结合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与之对比，确实是读家。而我和媳妇是普通观众，以前都没听说过严歌岺，当然也没看过《金陵十三钗》，所以，就我们这类的观众来说，看到中国军人与日军的巷战，热血沸腾激情亢奋；看到灭绝人性的日军凌辱中国女学生，五内如焚心如刀割；看到风尘女子从逃命躲到教堂，却最终舍身相救女学生，肃然起敬泪盈眼眶。有这些就足够了。
《金陵十三钗》的故事原型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并且在多部文学及影视作品中以多种形式反复出现，因此这些作品从题材上皆被视为有关大屠杀的“南京”叙事。在“南京”叙事中始终未曾脱离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主流意识框架，作为救赎模式的经典故事，创作者要追求普泛化的情感表达并创造个性化的审美旨趣，其中人物身份背后的内涵延伸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在电影《金陵十三钗》中每个表层身份背后都熔铸了对于身份类型的深层内涵，对这方面的深入探讨更是解读这部电影的重要途径。
以玉墨为代表的秦淮河畔妓女是故事的核心角色，妓女形象自古有之，也是艺术作品中千姿百态纷繁复杂的表现对象，但在电影《金陵十三钗》中这些女子的身份背后首先隐藏的是侠女身份。她们是救赎主题的具体实践者和殉道者，并在此过程中一步步将自己的妓女身份淡化直至彻底置换，最后以侠女的精神本质走向传奇书写，从而在身份定位上造成巨大的审美落差，实现戏剧突转，完成英雄叙事。其实她们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具有连续性的身份结构，与尸骸遍野的悲凉景象和残暴骇人的杀戮氛围形成鲜明对比的热出场——扭捏妖娆的身姿、纷繁魅惑的衣着、烟花教坊式的怨怜喧哗，但其中主要视角又落在对玉墨内敛、含蓄、贵气、神秘等精神气质的呈现，俨然是对于传统“侠风”的摹写，这些都表明了她们身份的特殊性，也注定了她们夺目的主体表达，很大程度上消减了传统书写中常规的负面表达，也标志着对其身份的独特审视与肯定。十四个秦淮妓女华贵风情地大步走向教堂的镜语表达更是带着浓重的侠士情怀，与大气洒脱放荡不羁的青楼风范相结合，协调统一的情感契合把这些女子通过性和肉体去交换物质生存的现实尴尬遮蔽不见，同时隐去了对其社会身份和性别价值的公众认证，只剩下单纯美好的样貌与矛盾又神秘的欲望。
这种对于女性主体张扬的审美再现，绝不是片面的以隐去负面效应来突出正面效应。这些妓女也并非属于“恶之花”式放弃灵魂、欢纵肉欲、沉沦堕落的底层妓女，而在这种历史环境下反而更带有“同是天涯沦落人”般强烈情怀标识的人物群像，但又区别于经典文本《桃花扇》中李香君式“抨击奸佞热爱国家的妓女形象”［1］，而是将有情有义置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宏大主题之下，她们关心的核心问题与教堂里的教会学生一样。对于这些妓女的侠义书写姿态也是她们身份转变的开始，从妓女身份变为侠女身份的过程在经历了她们与教会学生的冲突之后随着日本军队的介入也变得清晰起来。教会学生在日军进入的刹那放弃钻入地窖而掩护她们的行为，让叙事关注从妓女们的外在样貌和身份转入其内心层面的深层探寻，她们被学生的义举所感染，也唤醒了外在社会身份掩盖之下的“情义”，虽然是被动改变，但无疑这种叙事逻辑是完全合理的。妓女身份也随之合理地走出传统的边缘定位，融入到主流的社会价值中，进入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直到最后选择代替女学生去赴一场生死未卜的灾难，舍身而取义。这种救赎模式，是典型报恩式的侠义表达模式。
一直被排挤在社会伦理之外的妓女形象，道德和政治责任是不必负的，她们的正常存在恰是威胁破坏社会正常秩序的因素，身份的重新编码是对地位和价值的置换。边缘化的有情有义的妓女本质上已经不再是妓女，她们的身上带有了很强的奇观性，地位和价值的提升使之一跃从被救者变为拯救者，她们身上被付诸了无限的希望。在教会学生面前，她们褪去青楼妓女的外在身份后，消解了显性与隐性的双层对立和障碍，成为年长的依赖对象，被动强硬地承担起拯救的重任，扶危济困落在一群妓女身上也具有了必然性，也成了“叙事奇观”硬性的审美需要。但这仅仅是妓女“情义”建构的第一步，成为教会学生的保护者和拯救者的“侠肝义胆”侧重表现性情中的“义”，要真正呈现其真实立体“重情重义”的真性情，对于“情”的建构则更为重要。作为女性身份下的最为本真的情感欲望的表达，固然离不开与男性的依恋和纠葛，如影片中豆蔻对小伤兵王浦生既怜又爱的复杂情感表现，她为了给临终的王浦生弹奏一曲琵琶，而舍生忘死地奔回妓院寻找琴弦，却不幸遭遇日军残暴奸杀，成了典型的殉情者；美花临赴宴的前夜拿出一副玉镯，交给女学生，流着泪后悔当年因为没信送玉镯的男人、没跟他一起走，这个并未出场的男人却一直藏在她的内心，这份含蓄的爱也不言而喻；玉墨的情感相比较更加清晰，无论是她对于军人身份的李教官的因为崇拜而衍伸出的情感依赖还是对于神父替代身份出现的洋人约翰浓烈直白的爱恋，都是铺垫起她赴难豪情的情感基础。因此，边缘化的社会身份注定的“婊子无情”式薄情观念得以纠正，也为后面十三位女子慷慨赴义提供了坚实保证，她们最终彻底化身为侠女形象。
妓女形象作为影片叙事书写的核心角色，内在的身份转变决定着角色塑造的成功与否。这种转变需要形象塑造的前期身份定位必须是多层次的，侠女的内在身份才是真正表现的叙事重心，救赎的主题内涵附着于她们身上才符合逻辑。
《论语•卫灵公》曾有言：“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仁爱作为儒家道德的最高标准，为了维护正义事业而舍弃自己的生命也成了历代儒士遵从的价值信仰。
影片一开篇就是中国士兵与日本兵的惨烈对抗，中国士兵已经死伤众多，就在此时一群女学生逃了过来，为了让女学生顺利逃走，这群本可以突围出城的中国士兵选择了留下保护学生，导致众战士阵亡，只剩下李教官和年轻的重伤兵浦生侥幸存活。这种价值选择固然带有鲜明的儒家色彩，然而对实现自我价值的壮烈要求极端化——毁灭自我，成就他人，丝毫不带有自我生存的欲求和对毁灭的恐惧感，反倒更为彰显拯救过程中的成就感，这是对儒家社会伦理秩序的充分肯定。中国军人身份的理想与抱负不像西方社会价值模式下的个人主义表达，而更集中表现其内在意识下的集体价值建构，使得故事要求对世俗目标的微观刻画变为对英雄信仰赞美的宏观追求。
军人形象的刻画在儒家社会伦理秩序的大背景下展开，逐渐呈现出以尊伦理懂道义为特色的儒士身份，因此在这些军人形象背后隐藏的“二律背反”也凸现出来：第一，这些军人身份的英雄形象非常勇猛，可以杀出重围出城求生，但同时却也并不能足够勇猛杀出重围，在保护学生的过程中绝非日军对手；第二，他们本应严守部队纪律保存战斗实力不被学生所打扰，但同时军队保家卫民的使命危急之下又使得部队纪律必须舍弃。这样的矛盾悖论，也决定了这样身份的英雄群像必然走向悲剧结局。儒士身份下的末路英雄李教官，既理性又充满智慧，他料定了结局却并不冲动行事，而是暂时丢下军人的尊严忍受妓女们对他的误会将生命危在旦夕的王浦生送到了教堂的地窖，王浦生作为一个被卷入战争的无辜者，不仅是年少的弱者，在身份定位上更不算是军人。除暴安良、抑强扶弱，作为中国古典英雄豪杰最突出的精神特质，无疑在这里也成为英雄塑造的主要情感基调。但更重要的是，在儒家观念仁爱的影响下，其人性温情细腻的一面顿时显露出来，令我们看到一位有血有肉、举智慧重情义的英雄义士。李教官安顿好王浦生之后，又来到教会学生房间的门外，默默掏出女孩子跑掉的一只鞋放在门口又悄然离去，这些细节刻画对于英雄塑造都起到正面的作用，但也不乏刻意之嫌。温情的表达在英雄主义呈现中属于张扬的氛围营造，而儒士身份的要求必须符合儒家的中庸之道，强调情感的节制和谨慎，［2］当李教官遇到被他英雄气质所吸引并产生依赖的妓女玉墨时，他们彼此的情感却显得十分隐忍含蓄，勇气和毅力俱佳的英雄面对女性魅惑，克己禁欲的传统伦理规范成了他们之间情感表达的无形障碍。
儒士身份超乎常情的极端英雄主义表达，是儒家英雄共同的归宿。李教官最后在教堂对面纸店对大规模日军的伏击，带有典型的英雄传奇色彩，是个人英雄主义最极致的呈现。神勇的武艺展示、深谋的战术安排、惨烈的战争场面，都为李教官轰轰烈烈的结局选择做足了铺垫，将带有史诗风格的英雄豪气渲染到顶峰，完成了军人形象背后儒士身份“杀身成仁”的救赎使命。但遗憾的是，军人角色救赎使命的完结并不是整体叙事救赎主题的实现，身份价值在整体叙事架构中得不到具有推动力的实质性延伸，导致军人群像的塑造在极端个人英雄主义呈现中显得更加单薄。
洋人约翰是一名美国入殓师，更准确地说他是一个贪利纵欲的底层混混。他作为一个局外人，因为企图得到英格曼神父的丧葬费用，来到教堂却发现并不能得到想要的利益，但仍然执拗地陷入这场灾难，却又继而完成自我内心救赎和对他人的救赎。可见，底层入殓师这样的身份动机设定是存在悖论的，冒着枪林弹雨的威胁和无情的杀戮，一个底层小人物出现在灾难现场，没有足够的诱惑动力驱使且在发现并无所获之后依然不曾离开，直到等待质变来临，这本身就是一种英雄书写中“欲扬先抑”的叙事手段。同时，底层混混贪婪世故的外表却依然掩饰不住约翰入殓师职业的特殊性，从事与生死相关的神圣性职业身份的隐喻暗示了他绝不是一位平凡英雄，但对于“上帝”式的英雄的塑造却是从底层小人物到平凡英雄再到上帝身份的转化开始，在约翰的双重救赎中完成的。
影片中约翰以先入为主的入殓师身份出场，却由于英格曼神父在轰炸中已经被炸飞无须入殓的黑色幽默导致这个显性的职业身份完全失效，这层预设的职业外衣一旦褪去，使得约翰形象塑造少了束缚变得自由起来，然而同时也造成了人物行动理由缺乏说服力的缺憾。底层小人物被动卷入灾难的叙事模式与陈凯歌的《赵氏孤儿》同车同辙，但对于约翰入殓师身份的暂时彻底割裂却导致人物形象也出现前后落差，因此在约翰开始自我内心救赎的时候仅仅依靠他穿上了英格曼神父的弥撒服就得以实现也显得非常生硬。约翰与玉墨的简单调情，很显然约翰出于肉体欲望的发泄远不及玉墨想利用洋人来求得活命更为合理充分，反倒不如着重塑造约翰对玉墨内心深处生出的一种着迷，如此设置或许可以解决前面约翰形象留下来的叙事不足。并且在中国军人李教官这个坚毅勇敢的儒式英雄面前，完全褪去职业身份的酒色约翰更加被动地被推到神圣的对立面，也使他实现“上帝”身份转换的上升空间达到最大化。约翰自我内心救赎的历程，实际上便是“上帝”身份的建构过程，他目睹了豆蔻和香兰被日军残杀后的惨状，并放弃了唯一可以逃离抽身的机会。李教官的牺牲和后路的断绝双重动力为约翰非一般救赎身份最终确立提供了充分的主客观条件，他终于扛起对他人救赎的旗帜，成为尊严和正义的最终庇护者。约翰“上帝”身份的确立对核心叙事即如何实现妓女主动替学生去赴宴提供了保障：他拥有了强有力的话语权，一跃成为所有人的精神向导，并同时入殓师职业身份的回归为其提供了重新塑造人外形与灵魂的万能本领，一切救赎都掌握在他的手中。玉墨与约翰的情感转变以及在充满隐喻意味的交合仪式，同样也是印证“上帝”的存在和对其神圣的救赎洗礼。最后的一场戏中约翰亲手将金陵十三钗送上赴死的卡车，再开动卡车救出了困在南京城的学生，这种绝妙的灵魂置换，只有“上帝”才能做得到。
另外，影片中的乔治是一个积极向上的角色，自始至终没有退缩。他的存在对于约翰身份的成功设定起着关键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小乔治其实是真正的神父，他继承了英格曼神父的衣钵，是典型的布道者，并成为“上帝”约翰的助手和信徒，最终殉道完成自我救赎和整体救赎。
注释
［1］刘道生：《古代文学作品妓女形象浅析》，《钦州学院学报》，201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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