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民主

美国的民主（精选8篇）

美国的民主 篇1

听说过“幽暗意识”论的我们也许会认为西方政治的成功之处在于：靠制度而不是靠人心。不能寄希望于改造人性，只能用制度约束人的行为。因而，好的制度不需要人民是天使，即使是一群魔鬼也可以，只要他们有足够的智慧进行成本利益的核算，好的制度就能恰到好处地使他们的自私融合成社会的大善。而中国的政治的失败之处在于始终重视人心高过制度，强调思想教育，强调人情，这是要不得的。

托克维尔对中国的评价却是“有严格的制度而无公共的品德”，这与我们头脑中的惯性思维“西方政治重制度，中国政治重人心”正好相反。托克维尔是个西方的理论家，但他却认为对于现代民主平等基础上的社会的维系中，民情的作用要大于制度。

事实上，强调制度独立于人性之外，是对全面改造人性的乌托邦革命纲领，或是对“好人政治”、“魅力型政治”的回应。因为改造人性或相信人性带来的灾难已经足够，才应该强调制度必须不信任人，把人作为无差别的“标准人”或“平均人”，作为无差别的、自私的、一有机会就要为恶的魔鬼来看待。用统治一群无差别魔鬼的制度去统治复杂得多的实际的人，自然达不到最好——连赞扬民主的理论家们也承认“民主只是最不坏的制度”。托克维尔也是承认这点的，而且他对民主本就没有天然的好感。但他更为仔细地观察到制度与人心民情的三个关联点。第一，美国缔造者们优秀的工作为美国提供了设计精巧的制度，制度是特定的人为特定的人而定的；第二，制度能怎样实施下去，达到怎样的效果，取决于民情在多大程度上允许。比如前述美国宪法允许总统连选连任本来隐含了危险，但是在美国没有造成真正的危险，是由于民情不允许终身领导的存在。这个制度后来的发展，又凸现了人心与制度的第三个联结点：罗斯福在非常状态中三次连选连任总统，而后，宪法修正案立即从制度层面堵上了这个缺口，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美国传统，这一切或许只有美国人才能做得到吧。制度本有缺陷，是民情防止了危险；民情也可以转为正式的制度，制度化后更加强化了民情。在这个过程中，鸡与蛋式的互塑关系昭示着一种“美国传统”，至于被问到是法律还是他们的心让他们这样做的，美国人或许会回答，法律就在他们的心中。

二、论自由

看看托克维尔是如何看待自由的。托克维尔，法国人，他25岁的时候去美国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后，回国写就了令他的获得蜚声世界的荣誉的《论美国的民主》。替他的《回忆录》写序的作者说：“他只要谈到自由就一定提到人的自尊，认为前者必须求助于后者。自由，人的自尊是评价人有理由存在的最高标准。”我是赞同这种说法的。

王小波说：“尊严不但指人受到尊重，还是人的价值所在。”要获得他人的尊重，首先就要自尊和自爱，在如何获得自尊上，亚当•斯密告诉了我们一个办法，他说：“对于我们自身行为适当性的真诚的关注，是德行真正的精髓。”对于自身行为的检点，是一条通往自由之路。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可是很多人会觉得这简直是胡扯。

试想在一个社会里，每个人都对自己的自由行为和言论作出适当的反省与克制，因为他人的自由正是自己的自由，那么自由似乎并不那么玄乎！这种对于自身行为的检点出自个体内心对尊严的需要。一个随地吐痰的人内心是没有渴求的，他的尊严像痰一样在地上任人践踏。倘若吐痰者只要有一丝的尊严，他或她首先会感受到这种做法是否雅观，更深一步考虑，就要想这种做法是否影响了他人呼吸纯净空气的自由。所以说这种自我反省和克制对于自由是十分必要的。这种存在于个体心中的自由的观念就是一种信仰和道德的观念。信仰是自由的源泉，道德是自由的动力。

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后半身都在为自由社会而著述。其《通往奴役之路》、《自由宪章》和《法律、立法和自由》成了这方面的不朽著作。他认为一个社会的自由应该靠制

度的进化和法律的经验积累。在一个社会的不同阶段，法律和宪政对于自由具有不同的意义。在一个混乱的社会里应该加强法律的强制性，宪政的专制性在一定范围内是被允许的；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则法律应该逐步退出公共生活，宪政应该具有高度的民主性。在哈耶克看来，社会自由的终极理想状态是形成一种其所谓的“自发秩序”，也即自由社会是并不是人为创造的，而是一个自然发展的结果。那时并不是由法律来形成制度和社会秩序，而是由“自发秩序”来形成法律和制度。

三

“在美国，人们从来不会服从一个人，只会服从正义或法律。但同时，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律能够预先定出一切，没有一个国家的制度能够代替理性和民情。”这一段名言阐述了法律、制度与民情之间的关系问题。

托克维尔认为，美国人民已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立法、司法与行政三权分立的制衡体系，从而使得国家的权利掌握在人民手中，而并不服从于某个领导者的一意孤行。法律同样也是如此，由多数人来制定，反映多数人的利益。这种法律的制定和实施过程慢慢地形成了一种习惯，它使得这个国家的公民自觉遵守、崇尚甚至是服从于他们自己所建立与维护的道德与正义基准，并且最终在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文化与传统，即民主的传统，法制的传统，所以说“人们从来不会服从一个人，只会服从正义或法律”。

但同时，托克维尔指出“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律能够预先定出一切，没有一个国家的制度能够代替理性和民情。”这也是他在详细考察了美国的民情之后做出的论断，可分为两句来一一阐述：

1、一个国家的法律，可以反映一定的历史阶段内，这个国家集中力量所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和本阶段的发展目标，从而为其贯彻落实提供一种法制上的保障。但是法律毕竟是由人来制定的，无论科学研究如何发展，人类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完全预知未来所要面临的问题和矛盾，所以说，法律也就不能预先定出一切，而让后辈人去无条件地遵守与服从。在不违背宪法基本利益的基础上，美国宪法修正案的不断出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矛盾的变化和当当时的政府对于上层建筑层面上的调整与优化。这些都回应了托克维尔的论断——“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律能够预先定出一切”。

2、国家的制度一旦确定，便具有了一定时期的稳定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取代这个国家的理性与民情，同法律一样，制度的制定也是用来框定这个国家的一些原则性问题的，它与民情之间实际上具有着微妙的联系，彼此不可分离。托克维尔仔细地观察到制度与理性民情的三个关联点。

第一，美国缔造者们优秀的工作为美国提供了设计精巧的制度，制度是特定的人为特定的人而定的；

第二，制度能怎样实施下去，达到怎样的效果，取决于民情在多大程度上允许。比如美国宪法允许总统连选连任本来隐含了危险，但是在美国没有造成真正的危险，是由于民情不允许终身领导的存在。这个制度后来的发展，又凸现了人心与制度的第三个联结点：罗斯福在非常状态中三次连选连任总统，而后，宪法修正案立即从制度层面堵上了这个缺口，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美国的传统。

这一切或许只有美国人才能做得到吧。制度本有缺陷，是民情防止了危险；民情也可以转为正式的制度，制度化后更加强化了民情。在这个过程中，鸡与蛋式的互塑关系昭示着一种“美国传统”。至于被问到是法律还是他们的心让他们这样做的，美国人或许会回答，法律就在他们的心中，这句话也就更加印证了托克维尔“在美国，人们只会服从正义或法律”的论述。

四

“在未来的黑暗中，人们已经能够洞察三条非常明显的真理。第一条是，今天，举世的人都被一种无名的力量所驱使，人们可能控制或减缓它，但不能战胜它，它时而轻轻地，时而猛烈地推动人们去摧毁贵族制度；第二条是，世界上所有社会中，长期以来一直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恰恰正是那些贵族制已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会；最后，第三条真理是，没有哪个地方；专制制度产生的后果比在上述社会中害处更大，因为专制制度比任何其他政体更助长这种社会所特有的种种弊端，这样就促使它们随着它们原来的自然趋向朝着那个方向发展下去。

“在这种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人们原先应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

“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糜堕落。然而，专制制度从本质上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对专制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浑身战栗，只有专制制度能给它们提供秘诀和庇护，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若无专制制度，这类感情或许也会变得强烈；有了专制制度，它们便占据了统治地位。

“反之，只有自由才能在这类社会中与社会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滑下去，事实上，惟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促使他们彼此接近，因为公民地位的独立性使他们生活在孤立状态中。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并一天天联合起来，因为在公共事务中，必须相互理解，说服对方，与人为善。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摆脱金钱崇拜，摆脱日常私人琐事的烦恼，使他们每日每刻都意识到、感觉到祖国高于一切，祖国近在咫尺；只有自由能够随时以更强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对幸福的沉弱，使人们具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事业心，并且创造知识，使人们能够识别和判断人类的善恶。

“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可能变得富裕、文雅、华丽，甚至辉煌，因其平头百姓举足轻重而显得强大；在那里可以看到私人品德、家庭良父、诚实商人和可尊敬的产业主；甚至还会见到优秀的基督谜，因为他们的祖国不在尘世，而他们宗教的荣耀就是在最腐败的时尚中，在最恶劣的政府下，造就优秀基督徒；罗马帝国最腐朽的时代就曾充斥着优秀的基督徒；但是我敢说，在此类社会中是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的，而且我敢肯定，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

五

在美国，负责领导国家事务的人，在才德两方面都不如贵族国家的执政者，但他们的利益却是与大多数同胞的利益相同和一致的。因此，他们可能常常不忠于职守和犯重大错误，但他们决不能把敌视这个大多数的方针贯彻下去，他们也无法使政府具有独断独行和令人生畏的形象。而且，在民主制度下，一个行政首长的不良政绩不过是孤立现象，只能在其暂短的任期内发生影响。腐化和无能，决非来自可以把人们经常联合在一起的共同利益。一个腐

美国的民主 篇2

一、历史上的自然地理环境

按照政治地理学的看法, 政治与地理息息相关, “它特别关注政治进程和政治现象的空间布局和结果。”1亚里士多德曾说过, “气候决定政治命运”。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最初形态, 必然要受到自然地理环境的限制和影响, 并且是在适应这些因素的基础上达到的一种政治妥协。

在北美的历史中, 大西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航海技术尚未十分发达的15世纪以前, 大西洋把美洲大陆和欧洲大陆分割开来, 广饶的大陆上只有印第安土著人过着最原始的生活。在欧洲文明在历史长河中滚滚前行的时候, 美洲大陆依然沉浸在原始蒙昧状态之中。

大西洋沿岸平原曲折而狭长, 其土壤成多样化, 北部、中部、南部的不同土质促进了不同植被的生长。除了地形, 对农业社会而言, 无霜期的长短和降雨量的多寡等气候要素也是重要的条件。大西洋沿岸平原无霜期和降雨量决定了这里是农业种植的绝好地带, 这对农业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实际上, 英国人在考虑向美洲殖民的时候, 希望能找一个在气候上相近的地方。他们认为大西洋两岸的气候有相似性, 这是促使他们殖民的一个原因 (即使两岸的气候有许多不同) 。一块地大物博、自然地理环境复杂多样的闭塞土地, 养育了一个还未开文明开化的民族;当文明的脚步走向这片大陆的时候, 势必会给原来的社会带来剧烈的冲击, 由此一个全新的民族与国家将被建立起来。

正如19世纪初法国政治家托克维尔所说:“美国人的一切, 从他们的社会条件到他们的法律, 都是特殊的;而所有一切中最特殊的则是养育美国人的土地。”2

二、最初的人——清教徒

在哥伦布于15世纪末踏上美洲大陆之前, 北美大陆早就存在, 它的丰饶资源条件也早就存在, 这块土地上稀稀落落地分布着近百万的印第安人。3印第安种族散落分布在平原、草原、森林、沿海及地土地带, 这使得他们的生活方式出现采猎、捕鱼与农耕、牧业的区别。印第安人曾建有三大古老文明, 即玛雅文明、阿兹特克文明与印加文明。即便如此, 印第安种族在殖民者到达之前尚处于氏族公社末期, 其野蛮与残酷非今日可以想象。这种落后性为欧洲的殖民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

1492年10月12日, 哥伦布率领的西班牙船队到达美洲。美洲的发现不仅是世界地理史的重大事件, 而且由此开启了英裔美国人的民主历程。真正掀开英国移民大潮的事件是1630年由温斯罗普率领上千名清教移民到达新大陆, 并成立了马赛诸塞湾殖民地。美国的民主启蒙就和这批清教徒息息相关。

“当清教徒在17世纪自动离开美国的时候, 他们寻找的是一个新世界, 可以不受不虔诚的皇权和不纯洁的国家教会的阻挡, 在那里建立这种基督教联邦。他们认为北美是应许之地, 所以为了神与神的国度, 他们要占领北美。”4清教是新教的发展, 在当时英国国内与国教进行着激烈的抗争。相比较国内的同行, 北美的清教徒也许有一个更好的环境来实践他们的理论:因为那里一片空白, 不受外界干扰, 毫无历史遗留问题, 更因为这是一个经过自我选择的群体, 有共同的信仰, 愿为同一目标奋斗牺牲。1清教中包含的民主因素, 成为影响美国民主的重要传统因素。

这种民主因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5

第一, 对个人的尊重。首先每个信徒都有阅读《圣经》的机会, 这是对信徒个人权利的承认和尊重;其次, 清教徒强调人的罪恶、受罚和赎罪, 同时强调拯救是个人的事情。清教徒的个人意识因此极为丰富;再次, 清教中关于职业观念也包含着人的尊严和平等观念。

第二, 契约论。契约论包含着民主的基本要素, 双方自愿签订的契约使双方分享权力与义务, 即便是上帝, 也有遵守契约的义务。把上帝与人的契约加以延伸, 便形成了人间的契约。

第三, 政教有别的思想。清教在欧洲受过迫害, 因此对政府干涉宗教戒心十足。他们对权力保持高度警惕, 使其难以扩大自己的统治范围, 这为美国以后的权利制衡奠定了基础。

三、“自由”观念的传统

“美国是由一个观念产生的国家;不是这地方, 而是这观念, 缔造了合众国政府。”对最初的欧洲移民者来说, “自由”是他们最为重要的东西。扎根于早期移民者头脑中的自由观念主要来自盎格鲁—撒克逊传统, 正是对“自由”的追求使得他们选择背井离乡来到这相对荒芜的新大陆。早期殖民者把旧大陆的新观念带到这片尚未开化的新大陆, “自由”观念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不断成长。

“自由”观念在早期殖民者之后一直被传承下去, 成为后代子孙血液里流淌的物质。正是由于对“自由”的渴望与追求, 美利坚民族开始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并最终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自此, 美利坚人民带着“自由”观念开始了民主的新征程。

“而新的事物还没有来得及完全成熟以取而代之;它在种族对立还未开始根除之前就使全国各民族发生了密切的交往;它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充满变幻莫测的命运和赋予戏剧性插曲的历史”。5民主作为美利坚民族的永恒追求, 在当今美国社会依然焕发着勃勃生机。在世界民主化浪潮中, 美国式民主的成功使得许多国家和民族心向往之。但任何事物的产生与发展都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 而其能否能为自己所用还要结合本国的实际状况具体分析。

参考文献

[1]李剑鸣.美国通史 (第一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罗荣渠.美国历史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

[3]钱满素.美国文明散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 2010.

[4]周毅.美国历史与文化[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0.

美国民主的除魅 篇3

一、民主大旗下的神话

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资本主义和科学理性兴起之后的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便是“世界的除魅”(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那便是破除了中世纪遗留下来的种种迷信,巫术和神话。韦伯认为,在一个由科学理性统治的世界里,超自然的神,神启的真理或任何神秘的势力将没有存在的余地。韦伯不仅远远低估了人的轻信,而且他没有认识到科学技术本身便提供了制造神话的无限威力, 启发了人们制造神话的想象力。事实上,任何社会都离不开神话,韦伯本人提出的“克里斯马”人物便是因为大众相信他们的神启的品质;同样,现代韦伯学者希尔斯指出了传统或制度也拥有人们所赋予的克里斯马的神圣成分,就像天主教仪式中的酒和面包变成了耶稣基督的血和肉身一样。每个不同的社会只是以不同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神话而已。土著人以巫术来表达他们的神话,后现代的美国人则以后现代的广告来表述种种神话。

沃林说,现代广告所形成的文化初看起来似乎是世俗的和物质至上的,是福音主义宗教的反面,然而它却正好强化了福音主义的教旨:

每个产品广告都保证能改变人们的生命,使你变得更为美丽、清洁、成功,充满性的魅力,仿佛是人的新生。这些寓意所包含的关于未来的许诺是无限乐观的、夸大的和奇迹般的——它们正是导致公司经理阶层夸大利润、隐藏亏损的同一种意识形态,但总是戴着阳光的面具。广告商的虚拟现实和福音主义者的“美好福音”正好是相互补充的一对天作之美。它们那种想要超越俗世的热忱及其无边的乐观主义两种倾向都助长了超级大国的傲慢。两种势力互相勾结。福音主义者盼望着“最后的末日”,而公司的经理们则系统地掏空世界的稀缺资源。(《民主大公司》,12—13页)

这种商业神话不过是其“民主之施魅”(Enchantmentof Democracy)的一个侧面,它的另一侧面则是关于民主的政治神话。新保守主义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便是最为典型的两种作为“民主之施魅”的现代政治神话。福山是现代新保守主义之父列奥·斯特劳斯的再传弟子,也是亨廷顿的真传弟子。“历史终结论”的基本含义是,随着苏联的瓦解,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代表民主政治的“自由意识形态”将是未来世界无可抗衡的旗帜。有人曾问他,伊斯兰文明是否可以视为一种与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对抗的意识形态?福山竟答曰:“伊斯兰的势力还构不成一种意识形态。”(参阅伯纳德-亨利·列维在《美国的晕眩》一书中对福山的访谈)同样,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指出,未来世界将不再是“自由民主和集权主义”的冲突,而是欧罗巴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之间的冲突,其中隐含的潜在命题是,西方的民主宪政是一种代表人类普遍真理的不可抗拒的趋势。历史的讽刺在于,这些以民主为旗帜的神话却恰恰给小布什政府的反向集权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合法化论证。福山和亨廷顿都是伊拉克战争的积极支持者;然而小布什政府的虐待伊战囚犯和滥杀无辜的政策最终竟导致福山都出来声明与之划清界限了。

沃林指出,神话呈现为多种形式和规模。他所关心的是那种巨大的宇宙神话,以及那种宇宙神话与世俗神话合为一体的特殊神话,它是关于两种不可协调的终极势力之间的决战,每一方都声称它的终极力量来自于超自然的源泉。反向集权主义把恐怖主义描绘为世界的终极邪恶和混乱(即小布什所称的“邪恶轴心”),并以此来合法化政府无限扩张的权力。

二、管制的民主和反向集权主义的幽灵

“管制的民主”便是按照大型股份公司的模式来管理国家。用大型公司里那种管理技巧来控制民众的选举过程,从而实现其集权的目的。“管制的民主”不是通过把领袖的意志强加在民众之上,也不是用国家机器取消反对势力,而是通过促进整合、理性化和财富集中的经济而实现的;伴随着这种经济而来的是一种包括医疗保健、政治危机和信仰本身在内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加以有效管理和控制的信仰,就像任何产品都可以按合理的成本预期生产出来一样。选民就像消费者一样可以预测,一所大学的结构就像公司的结构一样,而公司的管理科层则与军队的指挥系统如出一辙(《民主大公司》,47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沃林说,选举已经不简单的是一个投票行为,而是被重新塑造成一个复杂的生产过程。像所有生产运作一样,它需要不间断的监督,而不是不间断的公众参与。没有管理好的选举就会出现紧急状况,就像管理层所碰到的产品控制出了问题。一个确保控制的方式便是不停地做政党宣传,雇用一批充满智慧的博学之士摇唇鼓舌,以便达到一种使公民兴味索然的“公民懒散症”(Civil Lassitude),只有“公民懒散”才能使“管制的民主”兴盛(140页)。

“管制的民主”由下面几种要素构成:一曰由媒体和其他政党宣传机构散布的民主神话;二曰“金钱权力”;三曰“选民冷淡症”;四曰“政治公德的失落”。首先,脱离于强大民主实践的民主神话对反向集权主义者非常有用。在民主实践已经失去其实质之后,民主神话可能还会延续存在,使轻信这种神话的人形成一个被动的、异化的大众。民主神话不仅由各种智囊机构传布,私人的媒体巨头则更为有效地给公民灌输一种统一的舆论。媒体与政府以及私人的保守组织散布“剂量化”的“恐惧谣言”有效地控制了选民的心理。反向集权主义者把选民当做“病人”,而不是公民;病人就得沉重地忍受病魔的痛苦折磨(58、60页)。其次,金钱说到底是“管制的民主”之核心。沃林指出,在美国的政治现实中,各种利益集团利用其巨大的资源不停地运作,它们与国会的议事日程安排紧紧相扣,占据了政治程序的战略要点;这说明“代议”政府的含义已经改变了。沃林说:“公民体已经发生了错位,同那些本应是‘代表’的立法机构失去了(与公民的)直接接触。如果选举的主要目的不过是提供让游说人塑造的立法代表,那么这种制度只能称之为‘门客政府或误民政府’。同时,这是导致公民不关心政治的一个强有力因素,也是将这种制度概括为反民主体制的理由之一。”(59页)人人都知道,法制化的政治捐款是一种变相的腐败;这种政治捐款几乎不受或很少受到法律的限制。就连《公共知识分子的衰落》一书的作者波斯纳(芝加哥地区上诉法院保守派法官)都在《资本家民主的危机》中指出,美国的政治捐款是一种“准贿赂”。但是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二○一○年一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公司给政党的竞选捐款不受数额的限制,推翻了几十年来已经习以为常的一项重要政治惯例。既然巨大的竞选捐款是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既然大公司用金钱作后盾的政治游说是种权利,既然各种法律漏洞可以使大公司的权力不受宪法或民主程序的限制而成为立法者和决策人的商业伙伴,那么又何必像古典集权主义那样推翻宪法呢?

沃林颠倒马克思的话说,集权主义第一次是悲剧化的闹剧,第二次则是闹剧化的悲剧(51页)。

再次,与古典集权主义靠大众的狂热不同,反向集权主义靠公民的政治冷淡而兴盛。在当今的美国,大约有一半到三分之二合乎资格的公民不去参与投票,从而形成类似于托克维尔所说的“私人化的公民体”,不关心政治。这些不关心政治的公民又大都是社会下层人员,因而让代表富人的共和党更加容易控制选民。选民的政治冷淡也不单是缺乏政治意识或电视文化造成的,同时也是多次政治挫败或社会福利被取消的结果。最后,在今天美国的政客哲学中,已经没有“天下为公”的理想。既然管理国家不过是管理一个大公司,政治理想不免受商业文化影响,竞争的压力促使经理层把法律和伦理规范推到极限。那种导致经理层犯法的傲慢也使超级大国无视国际法规。其结果便是公共伦理的衰落。“天下为公”作为一种公德已经不为人们所赞颂,更不用说身体力行了。它成了无情的理性化整合的牺牲品。不偏不倚的美德是以受保护的独立性为前提的,就像学者、科学家、陪审员或公共知识人都必须独立于市场和政治的是非之地一样,以便服务于整个社会的公益。可是在公司文化统治一切的时代,这种不偏不倚的公德已成了昔日的黄花(135页)。

沃林关于美国民主的论证看似偏激,然而在笔者看来,他不过是在提醒人们(至少是那些有识之士),从法治下的民主走向不管是古典的还是反向的集权政体,只有一步之遥:当年一部完善的魏玛宪法并没有阻止纳粹的兴起,法国一八四八年革命后在全世界最先实行的普选和完美的民主宪法,不但未能防止专制,却促成了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一个保持理智和公德的公民体实在是民主和法治的最基本的根基。笔者以为,这些法治的根基至少可以归纳为下列几种主要的精神要素。

三、民主的四项精神支柱

(一)心灵的习惯(Habits of the Heart)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一直提到的Mores。这个词所指的相当于国人平时所说的“人心”,笔者以为译成“民心”较为合适(董果良的译本《论美国的民主》将“Mores”译成含义模糊的“民情”)。托克维尔说:“我这里所指的‘民心’也就是古人所称的‘风尚’;我不仅仅用它来指风尚本身,即人们所称的心灵的习惯,而且还用它来表达人们所拥有的各种不同的见识,在人们中间盛行的种种舆论,以及心灵的习惯所构成的观念之总和。”(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Harvey Mansfield,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年,275页)美国学者贝拉等指出,“心灵的习惯”这一概念是托克维尔从巴斯卡的著作中借用来的,归根结底具有宗教的含义:它最终可以追溯到《圣经》中所谓“铭刻在心灵上的律法”。托克维尔进而指出,维持一个法治和民主政体,物质的因素不如法律重要,而法律不如民心重要(《民主的美国》,295页)。

(二)重叠的共识(OverlappingConsensus)

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一九七八年在《牛津法学研究学报》上发表的《重叠共识的理念》一文,指出了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在多元文化中存在着种种“重叠的共识”。“正义观由重叠共识所支撑即意味着,各种对立的宗教、哲学和道德教条都被包容在一个支持这种正义观的共识之中,这种共识由正义观约制的社会中一代传一代兴盛不衰。”(《罗尔斯论文集》,哈佛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430页)

而在当今美国的政治中,这种重叠的共识正在流失。这种共识的流失不仅体现在对于恐怖分子是否也要给予基本人权,而且更为普遍地表现在国会中的共和党反对所有民主党提出的议案,不管是振兴经济,增加就业,还是医疗改革。美国共和党越来越以意识形态高于一切,实行党内专制,主张目的伦理,放弃责任伦理。美国共和党沦落为一个只会“说不”的政党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它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反向集权主义”的政党。按照约翰·迪恩(John Dean)的说法,任何行为违规的议员或其他党内领导干部,都会受到共和党严格控制的选举经费分配时财经上的惩罚。同时,约翰·迪恩在《失去良心的保守派》一书中还指出,新保守派的共和党完全失去了社会的良心或曰责任感。法国学者列维揭示了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核心便是“观念的政治”。美国国会也越来越缺乏重叠的公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尔·克鲁格曼在《一个自由派的良心》一书中指出,五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共和党还有社会的责任感,九十年代之后则只有党派私利了。前副总统阿尔·戈尔的《对理性的践踏》一书,指出了共和党煽动美国人民对恐怖事件的恐怖感无所不用其极,就像当年(上世纪五十年代)煽动对共产主义的恐怖感一样。罗尔斯的正义论建立在“人是理性的和讲道理的”(Rational and reasonable)假设之上,而戈尔恰恰证明了当今共和党已经是反理性的和不讲道理的。

(三)公共美德(Public Virtue)

美国建国创始人之一约翰·亚当斯在批驳法国人的绝对自由观念时指出,绝对独立于公共美德和制度习惯的自由是不可能实现的。自由就像一颗脆弱的植物,即使用烈士的鲜血来浇灌还是营养不足。自由必需在法律之下受到保护;不受法律保护的自由就像狼群中的一只羔羊一样脆弱。然而仅仅是法律还是不足以护卫自由:在可以想象的最好的法律的保卫之下,如果没有公德,自由还是可能受到侵犯(参阅科克:《保守思想家:从伯克到艾略特》,Russell Kirk,Conservative Mind: From Burke to Eliot,Regnery Publishing Inc, Washington D.C.,7th Edition, 2001年, 100页)。历史的嘲讽在于,这样的话就是应用到二百多年后的小布什时代的美国,仍然得到了印证。

现在共和党的许多国会议员都丧失了基本的伦理行为准则:有国会议员在今年的总统国情咨文讲话期间骂总统是“撒谎者”,还有一位共和党议员眼看医疗改革案将要在国会通过,骂一位最后改变立场的民主党议员是“杀婴者”。这些都被美国的有识之士看做明显的对“总统职位”和民主程序的亵渎。此外,各种以权力换取金钱的政治腐败也达到了十九世纪后期镀金时代以来的高潮。

(四)民主的态度——公民一视同仁

美国本来就没有世袭的贵族制度,上至总统下至普通的选民在日常生活起居上都是一样的待遇。然而自从十九世纪后期的镀金时代以来,尤其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第二次镀金时代开始,美国的贫富差距急剧拉大,随之而来的则是那种古老的精英主义思想的复兴。新保守主义创始人列奥·斯特劳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成了鼓吹精英主义的思想家并不是偶然的。精英主义来自于古代希腊贵族的传统,含有对大众或多数人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但是沃林发现,七十年代后兴起的保守精英主义,较之古典的精英主义,具有同样的不信任平民的高贵姿态,同时却丧失了古典精英主义所注重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公德。选择杰出人才的考评制度是古典精英共和思想的一个衍生产物。沃林说:“古典共和主义是以纯政治的言语来构想精英的:它所注重的是代表公共利益的不偏不倚的公仆服务,而不是聚集财富。公司革命却按照公司经理层的形象重新塑造了共和理想。在此过程中,大众与精英,民主与共和之间的联盟出现了破裂。”(146页)其结果是,共和党政府肆无忌惮地追逐财富不平等,政治公德则丧失殆尽。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六十年代越战时还有“征兵制”,意味着富人子弟也要承担卫国的义务;可是两届布什政府却实行了志愿兵制度,让那些为了生存的穷人去卖命。

美国共和党政客们大都失去了作为“人民公仆”所必需拥有的“天下为公”的古典共和主义美德。令人宽心的是,自奥巴马当政后,尤其是自“医疗改革”案成为法律后,天下为公的政治美德经由某些美国民主党人的努力而又有所回升。奥巴马在“医改”案投票前的星期六下午,没有用讲稿给民主党议员所做的最后一番鼓动便体现这种政治公德。他在讲话的结尾说道:“人生中总有那么一些时刻,让你有机会见证所有你所拥有的关于你自己和我们国家的最美好的希望,让你有机会兑现你的那些良好许诺。现在就正是实现那种许诺的时刻。我们并不是注定会胜利,但是我们要注定坚守真理。我们并不是注定会成功,但是我们注定要让我们的信念之光普照。”我在想,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激动人心的言辞不仅是在鼓励对方,同时大凡也是在激励自身。

《论美国的民主》读后感 篇4

法国政治思想家夏尔·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1805年7月29日生于今伊夫林省塞纳河畔威尔内伊，1859年4月16日病逝于纳。家庭是诺曼底贵族。1823年由默兹的高级中学毕业后去巴黎学习法律，1827年出任凡尔赛初审法院法官。1830年与好友古斯达夫·德·博蒙商定，借法国酝酿改革监狱制度之机，向司法部请假，要求去美国考察其受到欧洲各国重视的新监狱制度。经过一番周折和亲友的斡旋，请求获准。其实，这只是表面的目的，他们真正目的是到这个国家去考察民主制度的实际运用。

1833年，他与博蒙写出《关于美国的监狱制度及其在法国的运用》的报告。这个报告后来被译成英、德、葡等几国文字。1835年，托克维尔成名之作《论美国的民主》上卷问世。1840年，《论美国的民主》下卷出版。1841年，他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1851年写成的《回忆录》，详述了二月革命的内幕。1856出版的《旧制度与革命》，也是一部名著，有多种文字译本。二 写作背景和由来

托克维尔认为，建立一个新世界，必须有新的政治理论，而这个政治理论就是关于民主的基本原理。他没有根据过去和现在的政治体制的历史对比分析去创制这个民主理论，也没有像当时的一些学者引用古希腊城邦和共和时期罗马的历史去说明当时资产阶级民主的过程，而认为当代的民主原则主要应当从当代的具体历史条件去总结和解释，不能用某种一般规律去总结和解释。

在托克维尔那个时代，这样能够最全面的表现出发展规律的民主的国家只有美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从经历过这场革命的国家中找出一个使这场革命发展得最完美和最和平的国家，从而辨明革命自然应当产生的后果；如有可能，再探讨能使革命有益于人类的方法”（见本书上卷第17页）。这才是托克维尔去美国考察的真正目的，也是写作《论美国的民主》的由来。他希望客观地描述美国的民主，将其所见所闻忠实地报道出来。他在美国搜集大量资料，向权威人士请教，访问过广大地区。结果，利用他在社会学中首创的“访问法”，依据其明察秋毫的观察力，只在美国逗留九个月，就写出至今仍被世人赞誉的名著《论美国的民主》。这本书是世界学术界第一部对美国社会、政治制度和民情进行社会学研究的著作；也是第一部论述民主制度的专著。

托克维尔在写作《论美国的民主》的过程中始终没有忘记他的祖国。“我深信，这样在默默之中经常与法国对比，也是本书成功的主要原因”。他对19世纪30年代法国的政治风气表示愤慨。这个时期的法国社会，在他看来是最反常的：居于人民之上的贵族对待人民的命运就像对待牲口那样只是同情而关心不足；一些人集财产、权势和悠闲于一身，另一些人终身劳动、粗野无知；人民拥护自由是他们把自由视为一切最大福利的源泉等。面对虽被七月革命打伤但仍很强大的君主政体，他以“身份平等、民主”毫无畏惧地提醒公众注意他的著作，希望共和制度岌岌可危的法国把视线转向美国，从中吸取更大的经验和教训；学习美国并不是为了亦步亦趋地效仿它所建立的制度，而是为了更好地学习适用于我们的东西，比如借鉴其法制原则、遵守纪律原则、保持政权均势的原则、实行真正自由原则。三 著作内容简介

《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讲述美国的政治制度，总共有八个章节；依次介绍北美的外貌，英裔美国人的社会情况，美国的人民主权原则，美国的司法权及其对政治社会的影响，美国的政治审判，联邦宪法等

第二部分是对美国的民主进行社会学分析，这一部分有十个章节；作者分析了合众国的政党和政治社团，美国的出版自由，美国的民主政府及社会从中获得的真正好处，多数对美国无限权威及其后果，法制、民情、宗教等原因对美国维护民主共和政治的影响，概述美国境内的三个种族的现状及其可能出现的未来等。

这部书的基本思想，在于承认贵族制度必然衰落和平等与民主的发展势不可挡。托克维尔对这两种制度进行比较时说：“民主的法制一般趋于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因为它来自公民之中的多数。公民之中的多数虽然可能犯错误，但它没有与自己对立的利益。贵族的法制与此相反，它趋向于使少数人垄断财富和权力。„„因此，一般可以认为民主立法的目的比贵族立法的目的更有利于人类。（见本书上卷290页）”但他又认为，贵族制在治国和立法上优于民主制度。“贵族制度有自我控制的能力，不会被一时的冲动所驱使。它有长远的计划，并善于在有利的时机使其实现。”即使如此，他也承认美国的民主制度优于英国的贵族制度。

托克维尔认为，美国民主的发展得利于联邦宪法的制定者，说麦迪逊、威尔逊、富兰克林、华盛顿、汉密尔顿等人品格高尚，有爱国精神；对联邦成立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规定了权力分享的原则与“控制与反控制”的制度，司法权的独立但又有限制，法院只能在审判当中抵触违宪的法律。托克维尔说，美国的宪法虽好，但不能夸大它对民主制度所作贡献，墨西哥照搬美国宪法并未使墨西哥富强。他认为，有助于美国维护民主制度的原因有三：自然环境、法制和民情；按贡献对它们分级，自然环境不如法制，法制不如民情。美国的民主的民情扎根于历史上形成的新英格兰乡镇自治制度，这一制度经过发展壮大，促进了美国独立运动的发展，提高了人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觉悟，并为后来中央与地方分权的制度奠定基础。托克维尔把乡镇自治传统看成是人民主权和美国人在实践中确立的公民自由原则的根源。

但是，无论是良好的法制，还是宗教信仰和乡镇自治的民主传统，都未能使美国从托克维尔继亚当斯、麦迪逊等人之后指出的“多数的暴政”状态中解放出来。托克维尔特别指出法学家在缓和“多数的暴政”的一些因素中作用。法学家在美国民主条件下是一个特殊阶层；从他们的思维方式、作风和爱好来说，他们是贵族；但从的利益和出身来说，他们又是属于人民，所以他们受到人民的信任。他还谈到陪审制度的政治作用，把有陪审员参与的法庭看成是免费的学校，向人民传授治国的艺术，培养公民的守法精神。其实，托克维尔并不想夸大陪审制度的影响和法学家的作用，因为这种影响和作用并没有遏制“多数的暴政”下的私刑。

资产阶级民主的最主要弊端是个人主义。托克维尔认为，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不同，它是资产阶级民主的直接产物，是整个民主运动所固有的力求社会平等的意志。在民主制度下，平等的社会价值高于自由。平等和个人主义可能产生促使权力集中和权力独自再生的作用。随着平等的日益发展，人们的相互依赖关系虽有扩大但不够密切了。个人主义有使公民们逐渐拒绝参加社会生活的消极作用，人们总是很难放弃私事而去担任公职，于是把公益工作都推给国家，使国家走向集权道路。但是，美国人用“正确理解的利益”的学说来反对个人主义，而这种利益又使他们习惯于结社和合作。享有政治结社的无限自由，是美国能够出现各种社团的基础，使美国人从结社中了解自己的使命。另外，言论和出版自由也对抵制个人主义起了一定作用。美国人以自由抵制平等所造成的个人主义，并战胜了它。

作者在本书绪论中想象出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人都把法律视为自己创造，他们爱护法律，并且毫无怨言地服从法律；人们尊重政府的权威是因为必要，而不是它神圣；人们对国家首长的爱戴虽然不够强烈，但出自有理有节的真实情感。由于人人都有权利，而且他们的权利得到保障，所以人们之间将建立起坚定的信赖关系和一种不卑不亢的相互尊重关系。人民理解自己的真正利益之后，自然理解：要享受社会的公益，就必须尽自己的义务。这样，国家也会避免出现暴政和专横。我想，作者所设想的社会在今天的美国是真正实现了，这就是美国的民主。

四 关于中国与美国政治制度的几点比较与思考

托克维尔说他之所以考察美国并不单纯出于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尽管好奇心有时也很重要，是希望从美国找到我们可资借鉴的教训。夸奖美国的全部统治形式也不是他的全部目的，因为他认为任何法制都几乎不可能体现绝对的善，作者是想弄清民主的究竟。笔者在阅读本书上卷之后，结合美国民主得以统治的原因以及中国现在的政治制度，运用自己所学专业知识，探究两国政治制度的区别，希望从中找到我们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原则。

中美立法制度分析比较。美国联邦政府的立法机构由参议院和众议院构成。调和的精神，使这两个议院得以按照不同的原则组成。州独立的原则在组建参议院方面取胜，而国家主权学说在组建众议院方面占上风。每个州都向国会选派两名参议员，而众议院的议员人数则按人口比例规定。美国立法机构只代表人民立法，而没有将人民组成单一制国家任务。根据美国宪法规定，美国实行三权分立与制衡原则，立法权属于国会，但制衡原则又导致了事实上总统在立法方面拥有重要权力，以至于同国会分享联邦立法权。中国的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国宪法明确规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的立法权。在中国现行的立法制度中，司法机关不具有立法主体地位，最高人民法院只能对属于审判工作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进行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只能对属于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进行解释。两国在立法方面的差异还有很多，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从美国乃至西方国家立法制度中我们可以获得一定的经验和启示：立法主体和立法权限向多元化发展；鼓励社会公共组织和其他政党社团参与立法，发挥其特定作用；发展立法监督制度，合宪性审查机构专门化和程序司法化并不断加以完善；加快推进立法人员的职业化和立法技术的科学化。

中美司法制度分析比较。英裔美国人保留了各国在司法权上通有的特征，他们严格把司法权局限于有章可循的范围内。美国保存了司法权的三个显著特征：第一特征，表现在所有国家都是对案件进行裁判，只要没有依法提出诉讼的案件，司法权就没有用武之地；第二特征，是审理私人案件，而不能对全国的一般原则进行宣判；第三特征，是只有在请求它的时候，或用法律的术语来说，只有在它审理案件的时候，它才采取行动。司法权本身不是主动的，要想使它行动就得推动它。美国的法官跟其他国家的司法官员完全一样，但他们被授予巨大的政治权力，美国的法官有权宣布法律违宪。原因在于，美国人认为法官之有权对公民进行判决是根据宪法，而不是法律。换句话说，美国人允许法官可以不应用在他看来不违宪的法律（见本书上卷第123页）。我国的司法权包括审判权和监察权两部分，分别由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行使。在司法体制上，根据法律的规定，人民法院是国家机关的审判机关，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这样我国就有了两大司法机关，这是我国司法体制的一个显著特色。我国司法制度是建立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体现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在总体上是各种司法制度中最为先进的历史类型，但也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所以我们还需要借鉴西方的某些司法原则，比如司法公正、司法独立、审判公开、司法合法、无罪推定、罪刑相适应、以及独立适用于控方的起诉便宜主义、起诉状一本主义等。

中美行政制度分析比较。美国的立法者当时面临的一项难以完成的任务，就是创设一种既倚靠多数，又有足够力量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自由行事的行政权（见本书上卷第148页）。为维护共和制度，要求行政权的代表服从全国人民的意志，总统就是经过民意选举产生的最高行政官；宪法规定总统是联邦行政权的唯一代表，并防止他的意志从属于一个委员会的意志，他要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力报答人民。而且他在行使这项权力的时候，又受到国会和法院的监督和制约。参议院有权使总统的某些法令无效，但不能强迫总统采取行动与总统分享行政权，立法机构对行政权采取的行动是最直接的，但美国人总是设法不这样做。中国的行政制度是依据“议行合一制”原则建立和运作的，它根本不同于西方国家政府所实行的“三权分立制”原则。中国采取的议行合一制的基本特征是：由人民直接或间接选举的代表机关统一行使国家的权力；国家行政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由人民代表机关产生，各自对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并受其监督。议行合一制实质上是“无分权，有分工”的制度。它比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制更能体现人民意志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但是，二战以后美国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掀起的行政制度改革对我国行政制度改革有诸多启示：遵循市场法则，服务经济建设；明确改革目标，兼顾效率与公正；注重专家咨询意见，整合不同利益要求；把握分权规律，正确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加强法律制度建设，保障改革顺利进行。五 读书小结

20美元上的美国民主故事 篇5

史蒂夫·英斯基普 2015年05月10日

华盛顿——1928年，美国财政部(Treasury Department)首次发行印有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头像的面值为20美元的纸币——原来的是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后，杰克逊得让位了。这次将换成切诺基族领袖约翰·罗斯(John Ross)的头像，他在一场争夺印第安土地控制权的战争中与“老核桃树”（Old Hickory，杰克逊的绰号。——译注）为敌。

杰克逊不光彩地赢了这场战争，他使用的手段是美国荣誉的一个污点。罗斯失败了，但是是在顽强抵抗20年之后。在面值为20美元的纸币上印刷罗斯的头像，将象征性地为美国历史上一个重要事件主持公道。

这远非第一个改变20美元钞票头像的提议。时常有人提出用美洲印第安人和非裔美国人的头像替换奴隶主杰克逊；今年有人发起了一场非常妙的活动，要求将20美元纸币的头像换成女性，引来不少关注。但我们这么做时，不应该忽略20美元纸币现在所代表的不可思议的时代：独立战争和内战之间的时间是美国的成形期。

那是一个缔造国家的时代，杰克逊是一名国家缔造者。在参加总统竞选之前，他是一名战士，他的开拓行动改变了美国的版图。在他镇压克里克族印第安人之后，亚拉巴马成为美国的一个州，这里的大部分领土原本由克里克族印第安人控制。佛罗里达州原本属于西班牙，直到他侵占了这部分领土。

问题在于，在缔造我们所继承的这个国家的过程中，杰克逊使用的手段。他领导的军队屠杀印第安人。他迫使美洲原住民接受不平等条约，交出领土。1830年，杰克逊签署《印第安人迁移法》(Indian Removal Act)，支持将所有原住民迁往密西西比河以西的政策。一个结果是迫使1.3万名切诺基族人在1938年走上血泪之路，被迫离开了阿巴拉契亚山的家园。另一个结果就是导致与佛罗里达州塞米诺尔人开战，这场战争的持续时间几乎与伊拉克战争一样长。

这个故事实际上比通常听到的版本还要糟糕。杰克逊和他的朋友将切诺基族人的部分土地占为己有，将它们变为棉花种植园谋取利益，并役使奴隶耕种。

约翰·罗斯的反抗，是对这个美国故事的一种救赎。作为一个混血的切诺基族人，罗斯以一种今人所熟悉的方式在不同的文化间穿越。年轻时期，他曾是杰克逊军队的一员。后来，他成为杰克逊的敌人，反抗杰克逊在乔治亚州北部及周边各州夺取切诺基族人土地的行动。

切诺基族人决定适应白人文明，接受了白人的衣着风格和农业。包括罗斯在内的一些人开始采用奴隶制。（这个故事中没圣人）。1828年，根据以美国宪法为摹本制定的新宪法，罗斯当选邦部首领，这是对白人文明的全盘接受。罗斯领导的政府开办了报纸，揭露切诺基族人的白人对手。他与白人联盟合作，包括女性。切诺基族人甚至提出控告，要求美国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承认他们拥有管治自己土地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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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对他们有利的裁决遭到了无视。但切诺基族人不单单只是受害者。他们丰富了我们的民主传统。罗斯希望切诺基族成为联邦内的一个区域或一个州，几代人之后，这部分领土确实成为俄克拉何马州的一部分。

罗斯有资格成为货币头像。但这并不意味着杰克逊应该完全消失。他的头像应该留在20美元纸币上，但应该在另一面——因为故事还有另一面。

杰克逊同样也丰富了我们的民主传统。他的父母是有苏格兰和爱尔兰血统的贫穷移民，年少时便成了孤儿的他开始时几乎一无所有。他当选为总统是一座里程碑：在当时的美国，从未有出身如此卑微的人上升到那么高的地位。

他赢得了1812年战争中的新奥尔良战役，用一支由白人拓荒者、黑人民兵力量、墨西哥湾沿岸地区的海盗和印第安人组成的军队，拦下了英国入侵者。考虑到杰克逊对印第安人房产和地产的贪婪，读到他在1817年的一封信时会让人感到吃惊。杰克逊在信中坚持要求，自己带领下的切洛基士兵领取和白人士兵相同的工资和福利。

考虑到他曾买卖人口，杰克逊在奴隶制的最终灭亡中所起的作用，也同样让人感到奇怪。他在自己冲突不断的总统任期内阻止了联邦的分裂，并且他的坚韧也树立了榜样。几十年后，当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在内战期间竭力挽救联邦时，他的一面墙上就挂着一幅杰克逊的画像。

在面值20美元的纸币上同时印上罗斯和杰克逊的头像，会为其他纸币树立典范。各种面额的纸币都应该印上两个不同的人的头像，他们一起讲述着同一个故事，阐释着我们的民主经历。

面值5美元的纸币上，除了林肯还可以印上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的头像。作为一名逃跑的奴隶，道格拉斯促使林肯加快行动以结束奴隶制。尤利西斯·S·格兰特(Ulysses S.Grant)可以和哈丽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一同出现在面值50美元的纸币上。斯托的反奴隶制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对发起内战的意义，与格兰特领导的军队对结束内战的意义相当。

配对甚至还能为新故事创造出空间。在当下七种面值的纸币上，有四种印的是开国先贤。可以让他们两两出现在两种纸币上——华盛顿和富兰克林一起，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一起。（后面这一对在联邦权力和州权力的问题上交锋激烈，这个冲突现在依然让我们的政坛充满活力。）这样，剩下的两种纸币就可以印上距今更近的人物头像了。想象一下，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和塞萨尔·查韦斯(Cesar Chavez)出现在一张反映民权时代的纸币上。

观点相异的人的头像，也会揭示一个更重要的真理：民主是利益和理念的冲突。很多参与了这种冲突的人都被证明是大错特错。但我们现在知道，在他们斗争的路上，我们的先祖常常是朝着光明的方向奋力前行。

史蒂夫·英斯基普是美国NPR电台的节目“Morning Edition”的联合主持，同时著有即将出版的书籍《杰克逊大地：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切诺基族领袖约翰·罗斯，和一场美国大地本文内容版权归纽约时报公司所有，任何单位及个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转载或翻译。

的争夺》(Jacksonland: President Andrew Jackson, Cherokee Chief John Ross, and a Great American Land Grab)。

美国的民主和法治都在倒退分析 篇6

作者：何兵

大概在20年前，我写过一篇论文发表在《中外法学》上，题目叫《从美国民事诉讼的困境看我国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当年学力不够，精力也不够，但是敏感具足，我认为美国的司法我们不能模仿。经过这么多年的观察和研究，我越来越坚信我是正确的。很多学者都认为美国的司法代表着公正、永恒和正义，其实不是这样的，我想用数字清楚地跟大家来证明。

美国的律师太多了

美国司法制度的问题，第一是案件堆积。美国人每万人里面有3300个案子，中国是几百个；美国一年的诉讼案是1亿，我们现在还不到2000万。我们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如果我们学美国，一年就有4亿的案子。为什么美国人这么健讼呢？就因为法律创造了太多的权利。

美国上个世纪50年代只有20万律师，现在有在职律师130万，1万人里面有43个律师。我国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应当有520万律师，而现在实际上只有30万律师，那我们的律师要增加10多倍，这对中国来说是法治之福？是民主之福吗？肯定不是的。律师多，就会制造矛盾和诉讼，所以一定要未雨绸缪，一旦律师太多了就控制不住了。美国现在就没有办法控制了，律师们不断的创造权益和纠纷。比如说房屋合同必须请律师，没有律师是不行的，请问这叫合同自由吗？这符合契约自由原理吗？这是律师为自己创收。

我担心，中央关于进一步发挥律师作用的文件出来以后，现在部委、政府要聘律师，大企业要聘律师，所以律师很快有一个发展，但是千万不能失控，如果失控这个利益团体会绞杀市场经济，绞杀其他的利益团体。律师多了以后，案件更多；案件更多，律师就更多了；律师更多，案件就更多了„„这就是美国。美国法官人均案件3300件，我们的法官一年才70多。美国的法官3300件也没有累死，我们的法官为什么喊累？美国的法官案子很多，但是法官是比较逍遥的，尤其是联邦法官，他们让助理干活。我们的法官没有什么助理的，还有1/3的法官不办案子，院长、副院长是管业务的，和有关部门联系。所以一线的法官累到吐血，一线越累到吐血，越不愿意审案。

法官太多了，所以工资涨不上来。现在法官流失不可怕，不流失，法官改革肯定是失败的。法官走了，然后让助理进来，给法官涨工资，助理他也服。现在很多法官，其实才20多岁，30多岁，大量法官审理的是事务性的案子，不需要进行深刻的思考，为这些一般性的案件，给他们高工资没道理啊。所以，大部分活给助理干，法官主要负责一些大案子，比如说言论自由之保护，互联网管理怎么管„„像这些大案考虑让大法官来做。一般性的案子哪需要什么智慧啊？就要一个熟练工。法官助理干了几年后，再出去当律师，我们下一步的重心就是法官助理制度和律师制度，把大量的事务性工作赶到律所去。

美国的司法不好，其实好的司法在日本。日本治理的那么好，全世界犯人最少。监狱人很少，说明国家制度不靠强制去推，人民愿意自觉的遵守，制度合理。通过不断地把人给抓进去来推行一个制度，这个制度就是有问题的。日本的法官很少，全国大概不到3000名法官。

我国法官处理的案件，是美国的1/4，澳大利亚的1/6，日本的1/3，印度的1/19，很多法官根本不当法官用，一些大法官天天在那儿编书。人家的大法官靠什么名世？靠案子。我国的法官与律师比，是1：1.4，所以我跟我的学生说，毕业了不要去当法官，去当律师，有一些学生不信，到了法院去，现在基本上都跳槽了。在可以看见的10年到20年中间，各位不要去当法官，因为待遇提不上去，法官太多了。

美国监狱的规模过于庞大 美国司法的第二个问题是，监狱人口世界之首。一个号称自由的国家，何以关进了最多的人？美国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严打，打了几十年了。美国的监狱数不清，不仅有国家的联邦监狱，州监狱，还有私人公司开的私人监狱。以至于有私人监狱为了保障入住率，勾结法官把人往里面关，最后被攻击了。

美国人口只有世界5%，监狱人口是世界的20%多。每100个美国人，就有1个关押在监狱里面。40年时间，美国监狱人口增长了5倍，在押人口高达220万到230万。按照美国的比例，我国应当有900多万人在监狱里面，可是官方公布的数字是180万，翻一番也比美国差得远。

美国高居榜首，每年要花多少钱？800亿美元。监狱人口越多，只可能培养社会的掘墓人，没有哪个人被关押了五年之后说感谢政府，他总是有仇恨的态度。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向监狱送人。要用经济刑，而不用自由刑来治理国家。我们最近犯了错误，大量的企业家给推入监狱，官员被拖入监狱，这就是学美国。我非常痛心，美国的好东西我们没有学，可是用监狱治国学到了。美国的服刑期1991年是2.1年，2009年是2.9年，北欧的挪威和丹麦，平均服刑期是3个月。

美国的各类看守所，每年还有1100万人进进出出。此外，还有85万人处于假释，390万人缓刑。关于美国监狱规模过于庞大，美国现在从总统到议会，从检察长到法官全部都承认这个事实。

美国出了这么大的纰漏，法律越是多，罪犯越多。大家看一下，一个14岁女孩被捕，因为在华盛顿地铁吃薯条；一个60岁的大爷被捕，因为他在家里面签订兰花买卖合同，据说不符合国际条例。美国州监狱的犯人，年人均财政支出3.1万美元，联邦监狱2.9万美元。最便宜的是印第安纳，年1.4万元；最贵的是纽约，年6万元。而你读普林斯顿大学一年也才3.7万美元，培养一个犯人的费用比培养大学还要多。

在瑞典，我被他们的理念深深的感动了，他们的口号是，多办一所大学，少办一所监狱。小学不要钱，中学不要钱，大学不要钱，研究生不要钱，读博士给你钱。所以我们应该拿办监狱的钱去办大学，而不是拿钱去办监狱。美国的监狱大学培养的是什么呢？大家知道伊斯兰恐怖势力IS，首领叫什么？巴格达迪，巴格达迪是哪儿毕业的？美国监狱大学毕业的。美军占领伊拉克以后设了布卡监狱，里面关了很多人。这些人在监狱里面互相传授经验，所以现在IS的核心成员就在美军监狱里面达成的，美国自己也承认。

上世纪60年代，黑人监禁率是白人的1.5倍，2010年黑人的监禁率是白人的6倍。你要是黑人，你被抓进监狱的概率是白人的5倍。看看平均犯罪，2005年美国30个州释放了40万犯人，跟踪研究显示，三年内重新被捕率67%，五年内重新被捕率76%多。很多人终生住监狱，进去了放出来几天又进去了，再放出来两天又进去了。布卡监狱关押了10万人，据国际组织秘密报告，90%属于误抓。

北欧的法官把入狱作为最后一种手段。2004年后，监狱人口每年下降1%，到了2010、2012年下降了6%，监狱人口从5722人降到4500人，到了2013年，瑞典关闭了56所监狱中的4所。瑞典监狱的犯人跟监狱的管理人员基本上1：1，我去考察过瑞典监狱，140个犯人，120个工作人员，这样稀释犯人的浓度，就像一个正常社会。犯人如果选择上班干活，会给钱，2004年一个月是4000克朗，约合5千人民币。你也可以选择上大学，自己去上就可以了，没有人跟着你，你的同学没有人知道你是犯人，你自己知道你自己是犯人，晚上回来睡觉就可以了。北欧人认为监狱要开放，让普通人帮助我们教育犯人。他们成功了。

辩诉交易让美国的司法变形

第三个问题是司法变形。

美国的陪审制也出问题了。美国全国州法院服务中心前主任明斯特曼（Thomas Munsterman）给出了十三个州的重罪陪审数据显示，1976年，5.2%的重罪案件由陪审团审理，2002年，这一数据降到2.2%。威斯康星州数据表明，2003年，1.04%的刑事和0.53%的民事案件，经过陪审。2012年，1.25%的刑事和0.23%的民事案件经过陪审。不仅陪审团少见，法官也琵琶犹抱，很少开庭。1962年，联邦地区法官人均年开庭39次，到2002年，降到13.2次。每位法官每年花在开庭的时间，不足300小时。法官不开庭，律师没庭开。弄得法官不像法官，律师不像律师。一位律师，半夜忽然心中犯疑：七八年没开庭，我还算律师吗？

美国法官不能在最低量刑标准下量刑，但是检查官可以在标准之下，进行形形色色的交易。比如涉毒案件，检察官起诉交易，我查到你贩了100克的海洛因，我可以只起诉你50克，我认为这50克证据不足，不起诉你，行了吧？这叫做事实上的裁量。

国际“人权观察”组织总部在纽约，在世界范围内推进人权。2013年，他们公开了一份长达82页的调查报告《无法拒绝的出价：美国联邦检察官如何强迫毒品犯认罪？》。美国法官不得低于最低标准量刑，但检察官可以在标准之下，与被告达成形形色色的交易，法律是门好生意，被告只要接受检察官的出价，放弃开庭，检察官可以变通起诉，让被告获得较轻处罚。

检察官要想做好这门生意，必须重刑在手，武装起来。如果刑罚都在三年以下，检察官没本钱，被告没劲头。若想生意兴隆，最好是“抗拒从严，加你十年”。国会果然如愿，出台诸多“上不封顶，下有保底”条款。身怀利器，杀心自起。“人权观察”组织的报告称：1.案涉最低量刑的毒品犯，请求庭审的案犯比接受交易的罪犯，量刑多11年；2.案涉最低量刑但无前科的毒品犯不涉武器，请求庭审的案犯所获刑期，是接受交易案犯的两倍（117.6个月对59.5个月）；3.有前科的涉毒犯，请求庭审所获刑期，是接收交易的8.4倍。接受交易的案犯中，只有23.6%被追究前科，76.4%不追究。请求庭审的案犯，72.3%被追究前科，27.7%不追究；4.涉及武器的毒品犯，请求庭审的案犯，受到多项罪名指控的可能性，是接受交易案犯的2.5倍。2004年，一位22岁无犯罪记录的青年，因为拥有毒品并试图出售（拥有武器，没有使用），因为不接受交易，被判四十年，其中的三十年，因为拥有武器。这里有一个案例：2005年，艾弗里拥有并试图出售50克毒品，最低量刑标准十年。她拒绝和检察官交易，因为给出的交易条件也不少于十年。结果检察官以艾弗里有两次前科，请求最高量刑。她被判终生监禁，不得假释，只有老死监狱。接受人权观察组织调查时，她说，她此前三次拥有毒品总量，不过100克，当时受到的处罚是社区监管（community supervision）。这样的前科，检察官可以不追究。当人权观察组织问检察官：她被判终生监禁，是否公平？检察官拒绝评论。

美国的检查官把陪审团玩废了，还把法官的庭审玩废了，真是太神奇。大法官肯尼迪有气无力地抱怨：“将量刑的裁量权从法官手中，转移到通常比被告还年轻的检察官助理手中，是误导。”我实在不理解美国最高法院为什么不重新夺回量刑权，它可以把最低量刑标准宣告违宪，或者用其他的方法它可以夺回来，但是它没有，因为这样当法官比较舒服。

美国联邦资深法官杰德·拉科夫，201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在美国法律界引起热议。拉科夫法官，现年72岁，哈佛法学院毕业，执业律师多年，曾任七年联邦检察官，1995年，经克林顿提名为联邦法官。2014年，入选《财富》杂志世界50位最有力量的领导者。他所写文章的题目叫《无辜的人，为什么认罪？》据他的文章说，美国监狱里面应该有3万完全无辜的人。所以，如果认为美国是没有冤案，那是个笑话。

美国警察的对敌思维太强

美国警察一年大概打死多少人？据民间数据表明，每年被警察击毙的人数在1000以上。如果按照我们的人口规模的话，每年警察用枪打死的应该在4000多人，平均每天10个人就得死。我们在这方面能学美国吗？即使按照FBI的数据，2011年，警察合法击毙人数为404人。作为比较，同年澳大利亚警察击毙6人，英国2人，德国6人。据《华盛顿邮报》跟踪，2015年前5个月，警察已击毙385人，平均每天超过2人。现在2015年数据出来了，去年美国警察击毙了1100多人。美国的民间大约有3亿支枪，大概一半以上的家庭里面有枪。美国警察机构军事化，联邦政府让国防部将大量的武器给了警察，这些都是免费的。人口680万的亚利桑那州，通过联邦政府获得了防弹服、冲锋枪等各种装备。而2008年数据显示，这个州只有576个执法机构，1万多警察。

还有，就是大量使用的特警队。70年代，美国每年出动特警队三五百次，80年代增到了3千次，2006年增到了4万次，2015年特警队使用了5万次。人口5万以上城镇，90%以上有特警队，是80年代的4倍以上。大量的特警干什么呢？日常毒品案件，向私人住宅送达法律文书。毒品案件跟反恐没关系，也没有真正危险性，但是警察愿意这么干。所以军人们说，我们即使在阿富汗这么危险的区域，也没有像他们这样装备。2013年12月份的Reason-Rupe调查发现，58%的美国人认为警察军事化“过头了”。

在警察的训练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对敌训练思维，警察如临大敌，不带枪支就觉得很慌乱。有的人警察来了以后说趴在地上他就趴在地上，手举起来就举起来，然后还被打死，问为什么还要打死他？警察说，我从他身上滑过去的时候走火了，这个人竟然被无罪开释了。

美国人自负而且封闭

很多人认为，美国一直在进步。其实，美国这几年无论民主还是法治，都是在倒退。**教授认为是败坏，所以我跟他之间有认同。民主制度，并不能一劳永逸地克服专制和暴政。专制和暴政，完全可能不经意地，在民主国家的一些领域复辟。民主国家的自由和人权，并非永远在进步之中。当多数人拥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多数人暴政”可能在多数人自我喝彩声中，改头换面，润物无声地降临。

美国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它的互联网是开放的，但是美国人是封闭的。美国人极其自负，你跟美国人聊天，你要说美国好，那就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你要说美国有毛病，就不行了。一位纽约人问我对纽约的观感，我说：“纽约人民，热情友善”，她满脸喜色。又追问：“你对纽约的饮食有何高见？”我直言相告：“不行，吃出那么多胖子！”老太太立即面露不愉之色。我用眼角瞄了一下，她肥大的裙子下遮掩着富态的躯体。还有一位纽约人，问我对纽约的城市建设有何评论？我说，北京的城市建设比纽约不差，地铁比美国好多了。她显然怀疑，吃惊地问：“是吗？是吗？”纽约的地铁，陈旧灰暗，不守时。

美国人为什么会越来越胖？美国为什么不解决这个问题呢？因为美国人普遍不认为自己胖，这才是问题。我有一次在纽约的街头上，三个老师里面，两个大胖子，一个小胖子，学生里面大概有一半，中学生都是胖子。而美国的市民用大量的广告宣传，向孩子们销售垃圾食品，所以美国有全世界最严格的食品安全制度，但是它有全世界最多的胖子。

当然你跟美国人说他不行，就不高兴了。我讲一个例子。美国法律人讨论中国的行政拘留制度，他认为我们的制度侵犯人权，一个人不经过法官就会剥夺自由。我说，这个制度通过修改行政诉讼法，将拘留变成诉讼停止执行就可以了。警察说拘留15天，不服从可以告，一起诉，立即停止执行。我跟他们说，这个制度他们应该学习，中国的治安处罚解决了很多的问题，用15天就把事办齐了，又没有犯罪记录，也不影响职业，美国应该学习中国，但他们全部嘲笑。所以，美国实际上是封闭的。

把案件大量导向法院是错的

我们的最高法院大概有五六百个法官，美国才9个人，日本有15个人。最高法院的案子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越精越好。比如说，公民有没有土葬的自由，这就是最高法院需要审判的，因为我国宪法规定，各民族有保留本民族善良风俗的权利。通过这样的判决来解放人民，解放市场。

还有，高院要国家化。高院的法官由全国人大认命，属于国家，在高院巡回，三年一个地方，三年一个工作。最高法院的法官到高院去，高院的法官到中院去，中院继续往下，用法官的巡回替代纪委的巡视组。老百姓千里迢迢到北京干什么，找京官；官员到北京干什么？也找京官，与其原被告都到北京找京官，不如把京官送出去，这样老百姓不用上访了。

地方法院也要地方化，因为地方法院解决具体的事务问题。另外，立法要规定，所有报考国家法官的，必须具备八到十年地方法官、检察官或律师经验，否则一律不得报考。这样，所有的职业法律人、法官都到基层去，矛盾在基层，京官在基层，解决在基层。基层法官有希望了，干完了以后就可以报考国家法官。

一个国家法官，一年需要多少钱？应该在30万到50万元之间。外国的法官，待遇很高。一个国家法官，一年给个三五十万，不算多。基本待遇高了，法官没有后顾之忧。

美国的民主 篇7

一、“分权制衡”的原则———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用分权制衡的原则来组建“三权分立”的国家机构。

早在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时代，奴隶制城邦国家雅典就有了“分权制衡”的思想，产生了“三权分立”的国家组织形式。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民众法庭是雅典最主要的国家权力机构。公民大会是雅典最高权力机关，掌握立法权;五百人议事会是最高行政机关，掌握行政权;民众法庭是最高司法机关，掌握司法权。虽说这三个权力部门的权力有些交叉(如公民大会兼有司法职能———“陶片放逐法”的实施)，但三权分立、各行其职已经非常明确。雅典的民主政治主要通过这三个机构的权力运作表现出来，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美国独立战争的元勋，熟知古希腊政治文明、接受欧洲启蒙思想的麦迪逊在设计美国政府架构时说：“必须首先使政府有能力控制被统治者;其次要强制政府控制自己。”麦迪逊、汉密尔顿、华盛顿等美国的这些开国者制定的1787年美国宪法，为了防止任何形式的个人独裁和政府滥用权力，设计了一整套的分权制衡的机制。按照美国宪法，美国联邦政府由国会、总统内阁、最高法院三个部分组成。立法权属于国会，国会负责立法;行政权属于内阁总统，总统负责实施法律;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法院负责审查法律。

美国国会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总统无权解散国会;国会立法，但总统可否决国会的立法，而国会则可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总统否决的法律;法院有权宣布国会制定的法律违反联邦宪法。

美国总统由选民间接选举产生，总统直接对选民负责而不对国会负责;国会不能罢免总统，除非国会弹劾总统且确定总统有罪;总统组织内阁，但行政机构的设置与所需经费(联邦政府开支的每一分钱)都须由国会批准，且由国会监督内阁的行政行为与经费的使用;总统可以发布拥有法律效率的行政命令，但法院也可以宣布总统的命令违反宪法，法院还可以通过案件的判决对宪法作出新的解释，扩大或限制总统的权力。

美国联邦法院的法官由总统任命，但必须经过参议院确认;最高法院法官的人数和联邦其他法院的设置均由国会决定;法官只要忠于职守，可任职终身，非经国会弹劾不得免职;国会可以通过批准对法官的任命或弹劾的办法来改变法院的组成;国会还可以通过宪法修正案推翻最高法院的裁决。

美国的国会、总统内阁、最高法院这三个权力部门既各自独立又相互牵制，在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中又形成了美国的两党制。这些权力的制约与平衡的机制，有力的保障了美国民主政治的运作，有效地防止了专制的出现。

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这是现代社会民主政治的一个普遍原则，无论什么性质的国家，无论什么政体的国家，都普遍采用这一原则。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最早提出来的。希罗多德是古希腊雅典伯利克里时代的著名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他的名著《历史》中详尽叙述了雅典的民主政治。他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保障雅典民主政治的重要原则，这一原则通过雅典民主机制的运作比较充分的体现出来。

雅典的一切成年男性公民，在立法与政治公共事务上都享有平等的权利。每个公民都有权参加公民大会，都有在公民大会上辩论与表决的权利。而为了保证公平和公正，雅典人设计了一整套辩论的章法。议案表决时，一般议案举手表决，重大议案则采用专用票表决。五百人议事会的议员在30岁以上的公民中经由抽签选举产生，其名额依据每个基层行政单位的公民人数按比例分配。为了以示机会的平等，每个公民一生只可当选两次议员，且每次任期只有一年。民众法庭的陪审员也是在30岁以上的公民中抽签选举产生;不仅如此，陪审法庭的各分庭庭址、法庭主持人、发言人水计时器的监督者、监票人等的产生，都是当堂经由抽签产生，并且其职责是一次性的，下次开庭则需要再次抽签。

另外，雅典还制定了对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措施;在雅典民主政治鼎盛时期，国家的各级官职向所有成年男性公民开放;为了保障广大平民参与政治的权利，雅典给贫苦公民从事公共活动以津贴补助，如陪审津贴、观剧津贴等。这样，雅典的民主政治就尽可能地保证了公平、公正，在一定范围内实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雅典民主政治的这一原则首先被资产阶级广泛采用而逐渐成为人类社会的普遍原则。

美国号称资本主义世界最平等的国家，早在《独立宣言》中就有很精彩的“人人生而平等”的论述。熟读希腊古典作品，又广泛阅读启蒙思想家的著作而从中汲取了大量思想营养的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的就职演说被后人誉为“阐释民主哲学的经典之作”。他认为：“多数人的意见虽然都应采纳，但也必须合理;少数人的意见也应受到尊重，受到平等的法律的保护。”这是典型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体现。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也体现在美国的联邦政府与州、市的最主要官员与议员的产生上，他们平等竞争，由选民公开选举产生。如总统由间接选举产生，只能连任两届。美国的国会分为参众两院，参议院议员由各州选派2名议员组成，众议院议员按各州人口数的比例分配。国会每两2年一届，参议员任期6年，每2年改选三分之一;众议员任期2年，届满全部改选。这样，国会议员的组成既体现了州权平等的原则，又体现了众生平等的原则。

《1787年美国宪法》自颁布至今，共有27条修正案，这些修正案既保障了妇女的选举权，又保障了广大黑人等有色人种与白种人同等的公民权与选举权等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美国社会生活中可以说无处不在。

三、“主权在民”的原则———主权在民还是主权在君，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政权民主与专制的重要标志。

“主权在民”就是国家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人民建立政府自己管理自己，就是“人民统治”。检测与实施主权在民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选举制度，其核心在于国家各级官职的选举：人民通过手中的选举权，选举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人担任国家各级官职，包括国家最高领导人;反过来，就是这些被选举上的有一定任期的民意代表者代表人民掌握国家各级权力，即这些权力不是掌握在世袭的君主，以及贵族或君主任命的官吏手中。

雅典最著名的政治家伯利克里认为：“……雅典的制度之所以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国家的权力不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是属于全体公民;……选举某一个人担任某个公职时，所凭借的不是他的出身，而是他所拥有的能力;……每一个人不只是关心自己的事情而已，还以关心国家事务为己任……”在伯利克里时代，雅典的各项事业兴旺发达，国力鼎盛，赢得了希腊各邦的仰慕，被称为雅典的黄金时代。这不能不说与伯利克里全面推行民主政治有很大的关系。

雅典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公民大会由所有成年男性公民组成，决定国家大事。雅典的各级各类公职人员，包括将军、执政官、议员、陪审员等，都是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用抽签或投票的方式从公民中选举产生的。这些公职人员与专制国家的不同就在于，他们的职务与权力是来自于公民群体的委托，而不是君主的任命。

雅典为了使每个公民都有参政的能力，特别重视公民的教育，因而规定雅典青少年必须学习各种知识与技能。雅典还用陪审津贴、观剧津贴等来保障与提高公民参与政治的热情与素质。这些无一不体现了“主权在民”的思想。雅典民主政治的主要精神就是重视公民的民主权利与社会责任感。

在美国现行的政治制度下，美国的某个政党赢得政治权力的唯一合法途径，就是推选出自己的代表即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并获得选举的胜利。政党的命运取决于选票。这样，美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为了争夺民众而不得不竞相提出符合选民利益的政治主张，这就客观上反映了一定的民意。不仅总统，美国的国会议员、州长市长、州市议员等都经由人民通过选举产生。并且这些官员与议员，一般都有一定的任期，对违背民意与少有建树者，人民会通过自己的选票使其实行轮替。每个选民都有一票，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民众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渠道，人民的意愿与呼声能够很大程度地影响政府的施政。通过选举，美国政治较充分地体现了“主权在民”的思想原则。美国的强大为世人所敬仰，我们也不能不说这与美国人民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积极参与国家政治有很大的关系。

四、其他原则，如雅典的集体领导的原则、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轮番而治的原则、自由的原则、服务社会的原则等，这些也是现今人类社会民主政治的普遍原则。

雅典民主为人类提供了一种集体管理、民主管理的新模式，创造出了法治基础上的差额选举制、比例代表制、表决制、任期制、议会制等民主的运作方式。这些民主原则与民主运作的方式等是对人类社会的伟大贡献。

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和聪明才智发挥的程度。雅典的民主政治为人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它的发展繁荣也得益于公民聪明才智的施展。

现今的美国，现今的世界，民主政治的原则与民主政治的运作的方式，深深打下了雅典城邦民主政治的烙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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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晏绍祥.国外雅典民主起源研究综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1989, (2) .

清教传统与美国民主的精神 篇8

一、北美殖民地时期的清教传统

清教起源于十六世纪初英国的宗教改革。英国宗教改革后的教会称为英国国教或圣公会，属于新教的一支。英国国教虽然本质上是反对罗马天主教的，但它在教义和教仪方面的改革很不彻底。因此其中一部分激进的教徒宣布脱离国教，要求清洗国教内保留的天主教旧制和繁琐礼仪，提倡过简朴的生活，他们另外组成了新的宗教派别——清教。

严格地说，清教并不是一种派别，而是一种态度，一种倾向，一种价值观，它是对信徒群体的一种统称。清教徒是最为虔敬、生活最为圣洁的新教徒，他们认为“人人皆祭司，人人有召唤”，认为每个个体可以直接与上帝交流，反对神甫集团的专横、腐败和繁文缛节、形式主义。清教徒只承认《圣经》是信仰的唯一权威，强调所有信徒无论平民还是国王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他们信奉加尔文“成事在神，谋事在人”的预定论，主张建立无教阶制的民主、共和的教会，反对国王和主教专权。他们接受加尔文教教义，要求废除主教制和偶像崇拜，减少宗教节日，提倡勤俭节忍，反对奢华纵欲。他们赞许现世财富的积累，提倡节俭、勤奋的进取精神。在反对国教圣公会的宗教迫害与精神压制的过程中，清教徒继承了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新生的个人主义，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必然带来广泛的社会结构的调整。

随着清教主义的发展壮大，清教徒的改革要求不再局限于礼仪方面，他们还要求进行制度方面的改革，要求废除“教阶制”，这就严重地触犯了既得利益者，因而受到了英国王室和国教圣公会的严厉迫害。清教的活动由此转到地下，许多清教徒选择了背井离乡，去寻找他们心中的“希望之乡”。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来到了北美这块可以保持其信仰的土地。

二、清教传统塑造下美国的政治文化

开拓北美殖民地时期的英国清教徒的信仰，极大地影响了美国的政治文化。正如美国政治学家梅里亚姆所说：“清教徒的政治观念和道德观念在美国国民特征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基督教，特别是新教中的清教，是美国文化最主要的源头。清教主义具有浓厚的民主主义倾向，“清教的教义不仅是一种宗教学说，而且还在许多方面掺有极为绝对的民主理论和共和理论”。除了政治制度上的偏好外，清教教义还强调个人的自主和社区的共同性，强调上帝面前人与人之间的平等，重视现世的生活秩序。这样就构筑了美国社会政治的道德基础，对于形成美国特色的政治文化“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一）崇尚自由、追求平等——美国民主的灵魂

崇尚自由、追求平等是清教主义的内在要求。他们“崇尚真正的自由——这种真正的自由涵盖了广泛的道德的涵义。他们把一切破坏和蔑视这种自由信念的行为一概斥责为对权威的亵渎。因此，他们认为自己是一群称之为美国人的新人，命定要建立一个新的世界，为人类建造一座‘山巅之城’。以清教主义为特点的、美国化的基督教改革运动从一开始与社会改革运动结合在一起，力主个人积极自愿地参与政府的活动。在美国，清教主义是与民主联系在一起的，它赋予了美国民主独特的特点”。

在美国，宗教虽然没有向美国人提倡爱好自由，但它却使美国人能够极其容易地享用自由。这里，宗教的精神和自由的精神结合得近乎完美。美国的神职人员都一致主张自由，甚至那些不同意信仰自由的人也不例外。托克维尔指出：“美国人在他们的头脑中把基督教和自由混为一体，以致叫他们想这个而不想那个，简直是不可能的。”以致有人说，“自由主义只不过是没有上帝的新教而已”。

移民北美大陆的新教徒正是那些不堪忍受本国教会统治和繁琐的国教礼仪而坚持保持自己和上帝进行直接交流的教徒，他们身上体现的是一种要求个人独立和自主的精神。他们把这种精神带到了北美大陆，并在这里生根。在这里，个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是一个不需要再去讨论的问题。重要的是自由主义使每个人都拥有一份同样的权利，这就形成了美国这样一个多元的社会。在美国社会，拥护自由即拥护多元；多元的价值观只有在自由的社会中才能繁荣，个人的自由也只有在多元的社会中才能昌盛。价值多元主义也由此成了一种与民主社会密不可分的学说。在自由主义者看来，自由主义与多元主义在根本上是并行不悖的。如果一个社会的价值是多元的，那么，每一种价值都有其存在的正当理由。政权本身的使命就是保护这种多元的存在。政治权力的行使基于被统治者的同意，社会和政府的目的只是为了保护个人的自由、权利和利益。

（二）契约精神——美国民主的黏合剂

清教社会组织以教会为内涵，以契约为形式。“契约说”源于上帝与亚当之约——起初上帝创造了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让他们在伊甸园幸福地生活，但要顺从上帝。但亚当和夏娃违背了这个约定，偷吃了禁果，犯下原罪，亚当的后代人类因而苦海无边，世代忏悔，以赎其罪。但清教徒所信仰的加尔文教义“因信得救说”又告诉人们，人能够通过上帝造物的安排理解神旨，争取获得解救，这就是恩典契约（Covenant of Grace）。尽管人性邪恶，但上帝是仁慈的，仍会引导少数选民最终超越罪恶，获得永生。“契约说”包含了清教思想的全部核心。清教徒自认人类罪孽深重，呼吁教徒反省自身的劣根性和堕落本能。他们认为自己肩负上帝使命，要为人类做出榜样，引导其向上帝赎罪，获得拯救。当他们到达北美新大陆这一尚未被“玷污”的蛮荒之地时，更认为是上帝的旨意要他们在此重建“伊甸园”，做全人类的典范。

同样，从“契约说”产生了清教的人权思想。清教思想家们把皈依契约说发展为“教会契约”与“殖民地契约”，以契约来建立教会和殖民地政府。清教徒深知，教会过于庞杂，有损清名，难以控制；而教会若置大群非教徒于不顾，他们又会另立神坛，供奉邪说。必须有一种无所不包、政教兼顾的宽大理论，明确规定每个移民的责任和自由范围，协调社会管理与个人权益的关系——这便产生了被称为“联邦神学”的清教契约思想，即教会契约。

清教主义中的契约论明显地包含着民主的要素。《摩西律法书》中写道，如果以色列人遵循上帝在“十诫”（Ten Commandments）中制定的戒律，上帝便对他们作出某些承诺。在这些契约中，上帝与人们订立协议或合同，并以恩典回报人们所付出的代价。这种思想具有很大的民主性，既然全能的上帝也会遵守保障双方权利与义务的契约，更何况人间统治者呢？统治权的合法性在于被统治者的认可。“所以统治者实际上不过是执政者，必须经过选举产生，这就决定了选民具有很高的参与权与参与意识”。人民不只是臣民，不仅是处于臣属或附庸的地位，而是作为参与者以契约为依据对统治者进行监督，执政者的权力应受到选民权利的限制，不能独揽大权，为所欲为。选民的投票就是在分辨谁是上帝选定的有能力的统治者，而当人们发现罪恶的统治者时，他们有权把他推翻，因为他违反了契约。王权的威严消失了，代之以契约的尊严，这显然非常接近现代民主。

清教契约论也为后来英属北美殖民地人民奋起反抗英国统治提供了强大的理论依据。《独立宣言》的开头即宣称：“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可以说，教会契约是后来的《独立宣言》的发轫，《独立宣言》是教会契约的政治性翻版。契约论是美利坚革命和立国的理论基础。

（三）个人主义——美国民主的基石

个人主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年代。古希腊民主政治中就包含有对个人人生的尊重。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期间，尊重个人人生的思想得到了长足发展。在当今世界的许多国家，特别是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个人主义思想都有相当大的市场。但是，学者们普遍认为，个人主义是美国政治文化的一个主旨和特色。“个人主义构成了美国文化模式的基本特征和主要内容。它最雄辩地、实在地、直接地表述了美国思想。它所包含的内涵与外延真正扎根于美国本土，既不同于希伯来和希腊传统，也不同于十八世纪的欧洲思想”。可见，个人主义在美国政治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韦伯认为，只有清教伦理才能孕育出典型的个人主义，传统的基督教虽具有超越价值，有利于普遍主义和平等的形成，但个人必须通过教会组织与上帝沟通，个人的意志与观念不可能拥有独立地位。新教改革主张“因信得救”，个人可以与上帝直接进行交流，这就降低了教会组织在个人得救中的作用，提升了个人的地位。同时也加强了个人的自律精神，因为当一个有形的人面对无形的上帝时，就必须自省和慎独。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的意志就有了独立性和神圣性，个人主义就有了哲学的和宗教的基础，这种体现了个人意志独立性和神圣性的个人主义正是自由主义的核心。

个人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讲的是个人与社会及国家之间的关系，其对立面是集体主义。这种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并不是自私自利的代名词，后者实际上指的是利己主义或极端个人主义。作为美国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个人主义，其要义是：“个人先于社会而存在。个人是本源，社会是派生的。社会、国家是个人为了保障自己的某种权利或利益而组成的人为的机构。除了个人的目的之外，社会或国家没有任何其他目的。”一位外国政治哲学家也持相同看法：“个人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把个人当作人来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范围内承认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无上的。”在英属殖民地时期，各种教会誓约和殖民地誓约都充斥着个人主义的理念。美国《独立宣言》提出的不言而喻的“真理”，开始也是讲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建立政府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这些权利”。

三、清教传统下美国民主政治的实践

（一）“政教分离”：美国民主的立国原则

首先，由于来到北美的新教派别林立，从来就没有形成一个统一、强大的教会，教会也不像欧洲那样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然，这是与清教徒在北美大陆的实践以及清教主义的相关教义不可分离的。正像美国学者所指出的：到十八世纪初期，北美宗教的舞台已经是一个复杂多样的舞台。英国国教在南方各殖民地和纽约的某些地区建立。公理会教会在新英格兰各殖民地中的三个殖民地里建立了起来。但是，甚至在有这样占统治地位的教会的地方，一些持不同意见的教派也越来越大胆地闯进来。在其他殖民地里，从来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教会，而且一开始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教派……大多数殖民地居民都是新教徒，大多数人都受到加尔文教派的鼓舞。其次，从社会政治的作用来看，清教徒都反对在这片新的土地上建立统一的国教，唯恐建立一种统一的国教会像在英国那样对其他教派的信徒进行迫害。因此，北美的清教徒从一开始就处于分散、独立的地位，并和官方保持着相当的距离。由于教派林立，又没有经济基础和官方的一统，所以北美的清教始终成为专制主义政治势力的对立面，结果是在思想领域中民主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展。

因此，在美国，清教主义能够成为美国民主政治的保障得益于政教分离。美国的普通民众和神职人员无一例外都认同政教分离。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在许多问题上的意见是不统一的，但在政教分离这一点上则是一致的。他们所需要的政府是能够力行上帝戒律和维护纯正宗教职责的政府。但他们强烈反对牧师参加政府，因为在清教徒眼中，让一个牧师行使任何一种政治权力，都是向罗马天主教会迈出的危险一步。至今，这种观念还深深地影响着美国民众，没有一个神职人员在美国担任公职，在参议院和众议院也没有他们的代表。在许多州里，法律向他们关上了仕途的大门，舆论在所有的州里都不同意他们从政。美国人看待他们的牧师，就像看待他们所选举的代表一样，要求牧师为他们服务，而不是统治他们。而教士也认识到想要取得政治权力，就必须放弃宗教的影响力。政教分离使得宗教能够远离政治权力带来的偏好、仇恨、激情，能够将其建立在所有人都一心向往的永生愿望上，并且获得了普遍性。

（二）“地方自治”：美国民主的社会基础

在美国有个有趣的历史现象，那就是清教徒在美国的殖民过程中，是先有社群和社会，而后有政府和国家。他们靠着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宗教信念生活在这片广袤而荒凉的土地上。这是一块除了当地土著人外再没有其他人烟的土地，也是一块没有权力压制的土地，因此，当清教徒到这片土地定居后，没有任何既成的政府能够管辖他们，他们是基于共同的理想和信念结合和生活在一起的。如果要履行在其他地方由政府履行的那些职责，就完全要依靠成员间的协商、自觉以及个人的主动精神。我们看到，在北美大陆定居的移民虽然建立了自己的社会，但它们通常不是从宗主国或由宗主国委任的总督那里去寻找权力的根源，而是自己建立起自我治理的机构，独立自主地行使权力，他们自己任命行政官员，自己缔结和约和宣战，自己制定治安条例，自己为自己立法。

清教的教义在很多方面都具有绝对的民主共和色彩。这些清教徒在英国时早已比其他的欧洲人更熟悉权利观念和真正自由的原则，而这也就使自由制度的萌芽即地方自治深深地渗透进了美国的习惯之中，并在美国开出了绚丽的花朵和结出丰硕的果实。托克维尔在考察美洲时说：在新英格兰，人们按照乡镇自主的原则行使自己的权利，凡涉及全体居民利益的事务，都在公众场合所召开的公民大会上讨论决定。比如作为现代宪法基础的一些基本原则：人民参与公务，公民自由投票决定赋税，为行政官员规定责任。像个人自由、陪审团参加审判等都未经讨论而在事实上确定下来，新英格兰在美国的诸州中形成的作为今天美国政治文化基础的主要思想逐渐扩展到其他领土上，并最终被整个殖民地借鉴和采纳。

地方自治的思想给美国社会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反映了自由主义理念在国家与社会这一问题上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小政府，大社会”，政府在这样的社会只能扮演“守夜人”的角色。同时，地方自治提高了公民的政治判断力，促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因为全国的政治形势比较复杂，不易为一般民众所理解，而地方事务通常能为当地人民所理解，民众在参加地方事务的决策过程中，可以培养民主素养和政治能力，增强参加政治活动的兴趣，从而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提高普通民众的自主能力和独立精神。这种地方自治实践为美国民主政治的构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现实的模式。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