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济途径

救济途径（精选12篇）

救济途径 篇1

行政救济的途径主要有：行政机关救济和司法机关救济两种。

一、行政机关救济：

也称内部救济，是指行政管理相对方依法向有权的国家行政机关请求对行政主体的行政违法或不当行为进行纠正或追究其行政责任的一种救济途径。在我国，行政机关的救济主要是通过行政复议实现的。

二、司法机关救济

也

称外部救济，就是行政诉讼，是指作为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接受行政管理相对方的诉讼请求，依照法定程序和审判职权，通过处理和裁决行政争议，纠正行政违法，维护相对方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主体的行政活动。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受案范围内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以及合理性进行审查。

行政诉讼的启动以行政管理相对方的救济请求为前提，提起行政诉讼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1、提出诉讼请求的管理相对方必须是认为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直接侵害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2、被诉讼的对象是行事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行政主体，即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

3、必须是法律、法规明文规定行政管理相对方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的行为争议案件；

4、必须在法定的期限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行政诉讼有着严格、健全的法定程序，包括提起诉讼、受理、审理、判决、执行等，并对各个环节规定了具体的保障制度。

三、行政赔偿也是行政救济中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当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时，受害人有权依照《国家赔偿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救济途径 篇2

我国行政法学者普遍认为, 我国最早的行政合同可以追溯到上世纪的家庭联产承包合同, 农民通过签订农业承包合同获得了土地的使用权, 是用“合同”方式代替行政命令的开始。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 “无论实行哪种经营责任制, 都要运用法律手段, 以契约形式确定国家与企业经营者之间的责权利关系”。这为其他行政管理领域运用“合同”方式提供了基本依据。1988 年, 国务院先后发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和《全民所有制小型工业企业租赁经营暂行条例》, 标志着我国开始用“合同”的管理方式来处理国有企业、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责权利关系。行政合同逐渐成为行政管理的重要方式, 并在行政管理领域中广泛使用。

从上述行政合同的产生和发展的情况来看, 最初行政合同的出现多数是不明确的的, 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的界限也不清楚。只有明确行政合同的性质及其救济途径, 才能使行政合同法律制度独立于其他合同制度之外。

二、我国行政合同研究存在的争议

行政合同在我国实践中的存在已经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理论界对于行政合同的认定标准及其性质存在很大争议。

( 一) 对行政合同的认定标准存在争议

“主体说”认为, 对于行政合同的认定应当以当事人的实际身份为标准, 当合同的一方或者双方都是行政主体时, 那么此合同就是行政合同。

“目的说”认为, 对于行政合同的认定应当以此合同建立的目的为标准。以国家、社会的公共利益为目的而建立的合同则是行政合同。

“合同监督权说”认为, 当合同建立以后行政主体拥有监督权时则为行政合同。在行政合同中, 虽然双方当事人是平等的地位, 但是基于行政合同特殊的行政性, 行政主体应当具有监督权, 民事合同则不具有。

( 二) 对行政合同性质的认识存在争议

我国法律中没有关于行政合同的任何立法, 当然也没有关于行政合同的概念规定。因此, 对于行政合同的性质也存在诸多争议。

第一种观点认为, 行政合同的契约性是其本质所在。行政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 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对等并不能否定其法律地位不平等; 行政合同的签订是双方当事人相互选择的结果, 以双方当事人的事先合意为基础, 并不是行政主体强迫而成的, 不具有行政强制性。

第二种观点认为, 行政合同的行政性是其本质所在。首先, 行政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中行政主体是特定的, 行政合同的特征之一就是当事人中必有一方是行政主体, 这是行政合同的形式标准; 其次, 行政合同具有公益性, 以增进公共利益为主要目的, 这与普通的民事合同是不同的; 再次, 行政合同享有行政优益权。

第三种观点认为, 行政合同兼具行政性与契约性, 是独立第三种。认为行政合同属于第三种的学者认为: 公法领域属于第一种, 私法领域属于第二种, 那么公私法相结合的领域便属于第三种。

三、行政合同的性质

目前, 不同学者对行政合同的定义多有不同。行政合同的定义取决于行政合同的性质。行政合同的性质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 行政合同产生在双方或者多方当事人中, 但无论是有多少当事人, 其中必须有一方是行政主体, 这是行政合同的最基本的特征。

第二, 行政合同出现的目的是提高国家行政管理效率。行政合同的内容具有公法性质, 主要涉及国家和社会事务。

第三, 合同的最大特征便是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的一致性, 行政合同也是如此, 以意思表示为成立要件, 而不能是像行政命令具有强迫性。

第四, 行政合同虽然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为基础, 但是在行政合同的履行、变更或解除中, 行政主体享有行政优益权。行政主体在行政合同中扮演双重角色, 既是行政合同的当事人, 同时又是此行政合同的管理人。行政合同可以依法变更解除, 条件就是变更和解除必须基于公共利益, 但是行政相对人就不存在这种特殊的权利。

( 一) 行政性是行政合同的本质体现

首先, 行政主体拥有行政职权是行政合同建立的基础。之所以称行政合同为行政合同, 最基本的就是作为当事人之一的行政主体必须享有行政合同所涉及到的行政职权, 如果没有这种行政职权, 那么合同就变成了私法上的民事合同。所以, 民事合同不具有行政性, 而行政合同具有行政性, 这是行政合同的本质所在。

其次, 行政性是行政优益权存在前提。虽然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是基于平等法律地位建立行政合同, 但是平等的法律地位不意味着权利义务的对等, 这种权利义务的不对等体现行政合同中行政主体的主导作用, 体现着行政合同不同于民事合同的行政性。 ( 1) 在整个合同行使的过程中, 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有监督权和指挥权, 必要的时候要求行政相对人履行相应的义务。行政合同签订的目的便是有效的实现公共利益, 所以如何实现公共利益以及实现的标准是什么, 这些都是由行政主体裁决的, 所以行政主体就拥有对行政合同的监督权和指挥权。而在民事合同中双方民事合同主体是双方监督, 不存在指挥的问题; ( 2) 虽然是以平等法律地位签订合同, 但是对于合同的主要条款是由行政主体来提出, 虽然有些内容可以允许双方协商, 但是协商的内容也必须由行政主体事先允许, 而不能依行政相对人的意思改变; ( 3) 对于行政合同的变更和解除, 行政主体依法可以享有变更解除权, 行政相对人便不享有此权利。在民事合同中无论是合同的成立、变更甚至是解除都需要双方协商, 而不能任由一方变更。

最后, 行政合同适用的原则主要是行政法原则而不是民事法原则, 最明显的体现是行政主体只有相应的行政权限或者被具有行政权限的主体授权后才可以签订行政合同。

( 二) 合同性是行政合同的形式体现

第一点, 行政合同的目的是社会公益的实现, 因此行政性是行政合同的目的, 而合同是实现社会公益的手段, 是为了实现行政管理的灵活性, 是私法和公法相互结合相互影响的结果。合同性之所以会出现在行政管理领域, 是因为这样的合同性使行政管理的行使不仅是有效的而且是有效率的。

第二点, 合同的签订是以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为前提的。这是普通合同的基本原则。在行政合同签订中, 关于合同的款项、形式、内容虽然不是行政相对人完全自由的规定, 但至少是双方自愿的签订, 而不是任何人的强制。所以在行政合同中所谓的契约自由也仅仅是合同成立时的自由。

四、行政合同救济存在的问题

行政合同性质的不确定导致行政救济方式的混乱。目前我国的行政合同救济虽然已有初步的框架, 但是没有统一的规定。实践中解决行政合同纠纷存在许多问题, 主要表现在:

( 一) 法律规定不完备

我国现行法律中, 没有任何一部是关于行政合同制度的, 更没有关于行政合同纠纷的法律。在《行政强制法》中虽然有关于行政强制执行的规定, 但是对于行政合同的纠纷解决也是避而不谈。法律的不完备使行政合同纠纷的解决陷入困境, 不仅解决时间长, 还会导致纠纷解决成功性降低。基于此, 我国的行政合同制度和行政合同救济制度的完善, 首先必须立法。

( 二) 救济方式多样但不充分

实践中解决行政合同纠纷的方式主要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 其中行政诉讼是解决行政纠纷的主要途径。行政相对人对于行政人的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但是我国的行政诉讼法没有对调解加以肯定, 导致通过行政诉讼解决行政合同纠纷的效率降低。

( 三) 过分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权利

行政主体在行政合同履行中享有行政优益权, 这使很多人认为这是偏袒行政主体, 其实这只是为了更好的实现行政合同建立的目的。我国的行政合同纠纷解决过程中实际上是过度保护了行政相对人的权利, 不仅是我国, 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对当事双方权利的保护应当是平等的, 偏袒任何一方都不能高效实现行政合同的功能。

五、行政合同救济途径的新选择

目前我国的行政合同纠纷解决机制仍旧面临很大的问题, 行政合同仅仅是在实践中得到了认可, 但是没有立法上的认可, 行政合同的救济也没有统一的立法, 即使有零星的法律对此有所规定, 也都是低位阶、小范围的规定, 不足以弥补立法上的缺憾。是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从而使行政合同纠纷的解决漏洞百出, 得不到当事人的信服。

行政合同是一种新的行政管理模式, 其救济途径应当既满足行政性的核心, 也应当照顾合同性的形式。从上文可知, 行政合同相对于民事合同来讲具有强制性, 不能够简单适用《民事合同法》, 更不能仅仅适用《行政法》。至少应当在当前解决纠纷的主要途径中加入双方调解、协商的因素。针对目前我国行政合同制度和行政合同纠纷制度的现状, 个人认为应当从以下两点完善行政合同救济方式:

( 一) 完善行政合同救济途径的立法

立法的缺失是行政合同纠纷难以解决的根本, 因此关于行政合同的立法是必要的。

首先, 应当在宪法中承认行政合同, 为行政合同的救济打下立法基础。宪法是母法, 只有当宪法承认, 才能使行政合同的相应立法具有权威。当行政合同在宪法上得到认可, 那么行政合同相关规定也会一并得到其他法律的认可, 这是行政合同获得有效救济的基础。

其次, 应当制订行政合同法, 将行政合同纳入行政法体系, 而不是简单应用民事合同法。行政合同是一种不属于民事合同的特殊合同, 有自身的属性, 如果其救济途径单独适用到民事合同或者行政法, 都会使行政合同失去本质的属性, 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

( 二) 将民事合同救济途径融入到行政合同的救济中

现在我国的行政合同救济方式主要是行政诉讼, 而不是通过协商、调解来解决。首先, 对于不是依法需要强制执行的, 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可以采取协商的方式来解决行政纠纷, 以求快速解决问题。通过协商解决纠纷, 有利于纠纷解决后的执行, 使双方都能够信服协商的结果。其次, 我国的行政诉讼不存在调解, 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行政合同不是一般的行政行为, 其应当像民事合同救济一样, 允许调解的存在, 这种调解首先要双方当事人自愿调解, 其次要依法调解, 要让调解具有和判决一样的约束力。

在我国现在的行政管理中, 行政合同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行政主体通过行政合同来实现行政目的越来越多, 行政合同纠纷也越来越复杂。只有根据我国国情, 借鉴各国经验, 确认行政合同的地位、性质和救济途径, 才能保护行政合同双方主体的权利, 才能进一步推进我国行政合同的发展。

摘要：行政合同又称行政契约, 作为行政管理的一种新手段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对于行政合同的性质以及行政合同的救济方式没有统一的认识, 存在很大争议。本文认为行政合同的本质是行政性, 合同性仅仅是行政合同的外在形式。行政合同性质的确定对于其救济途径有指向性的作用, 分析行政合同救济现状存在的问题, 探究解决纠纷的途径, 以期行政合同救济不仅有效率, 更有效果。

关键词：行政合同,性质,救济途径,行政性

参考文献

[1]王克稳.论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的分离[J].行政法学研究, 1997 (4) :16-20.

[2]杨解君.中国行政法的变革之道—契约理念的确立及其发展开[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13-16, 36-37.

论公司设立瑕疵及救济途径 篇3

关键词：公司设立；公司设立瑕疵；救济途径

一、公司设立瑕疵的概念及特点

所谓公司设立瑕疵，即介于公司合法成立与公司设立失败之间的一种非常态形式。存在瑕疵的公司虽然在外观上取得了公司的注册登记，但实质上并不具有与其外观相适应的抵御风险的能力。公司的设立会发生三种法律后果：公司合法成立、公司设立瑕疵、公司设立失败。公司合法成立的条件是公司的设立行为完全符合国家法律的规定，反之则公司设立失败，即不能完成公司的设立。而公司设立瑕疵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种非正常形态的公司存在形式。其具备以下法律特点：

首先，公司已依法登记注册，并领取营业执照，取得了法人资格，此时公司已经成立。

其次，公司设立过程中存在瑕疵。在公司的设立过程中，或因发起人自身及意思表示存在的缺陷，或因公司设立行为违反法定条件或程序要求而发生瑕疵行为。

最后，公司设立瑕疵会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其主要表现是对公司法人人格的影响，使公司法律地位处于不稳定或不和谐状态。表现类型主要为：①设立人主体瑕疵；②公司设立资本瑕疵；③公司设立章程瑕疵；④公司设立目的瑕疵；⑤公司设立程序瑕疵。

二、公司设立瑕疵出现的原因及其完善必要性

在现实生活中，即使再严密的法律制度也是由复杂的社会群体去执行和操控的，这样就会存在主观或客观方面的原因，使得公司设立不能完全符合的实体条件和程序条件。从而导致公司设立瑕疵问题的产生不可避免。首先公司设立瑕疵的存在源于公司对设立人的巨大利益引诱与公司设立条件难以满足之间的矛盾。其次，设立人的疏忽或出于违法犯罪的目的。最后，关于公司设立的法律规定本身不合理也是导致公司设立瑕疵出现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

公司设立过程中的瑕疵会导致非常态公司的出现，其所存在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特别是在市场交易中，不仅给利害关系人造成了风险和损失，而且还会有损于其他债权人及其相关主体的利益。另外，公司设立瑕疵问题的客观存在，显然会破坏市场原有的安定秩序，有损于商事交易秩序和经济社会生活的稳定。因此，必须完善公司设立瑕疵救济途径，保护市场交易安全，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运行。

三、国内外公司设立瑕疵救济模式

世界各国关于公司设立瑕疵的救济模式分为两种：英美法系国家的原则承认主义，大陆法系国家的原则否认主义。在对公司设立瑕疵方面，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对于设立瑕疵公司的法律救济模式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和不同。相比较而言，英美法系国家关于公司设立瑕疵救济方式更偏重效率的价值取向，通过保证商事交易的确定性，而有效地保护相关主体的利益。这样既有利于鼓励投资，又相对好的维护了交易秩序。但就其交易安全的保护来说，相对不足。而大陆法系国家更注重对商事秩序的维护和交易公平的保障，其救济模式更有利于依市场准入机制对市场主体进行宏观调控和良好经济秩序的形成。但是，大陆法系国家的这种救济方式容易降低交易效率，造成较大的社会成本的损耗。

我国现行《公司法》对公司设立瑕疵问题的解决，并没有给于足够的关注，对公司设立瑕疵立法也没有完整的、系统的、详尽的规定，相关规制仍只是散见于《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或司法解释中。显然，如此的立法，难以规范和解决我国公司在设立过程中经常性出现的瑕疵问题。主要立法缺陷如下：①公司设立瑕疵的法律规范界限模糊；②公司设立瑕疵的事由范围过于狭窄；③公司设立瑕疵的补正制度不完善；④缺乏司法救济途径。

四、我国公司设立瑕疵救济途径的完善建议

（一）建立健全公司设立瑕疵的责任制度

我国公司法应当完善公司设立瑕疵的责任制度。我国公司立法很少规定民事责任，这将不利于保护相关利害关系人的利益。而且，我国公司法也缺乏对瑕疵制造者，如发起人，股东等责任主体的规定，而只是笼统的规定了对公司处以责令改正和罚款等责任。

（二）扩大公司设立瑕疵的事由范围

我国公司法关于公司设立瑕疵的事由过于狭窄，仅规定了虚假出资和提供虚假文件或采取其他手段骗取登记等形式，不能涵概现实生活中瑕疵设立之多种表现形态，不利于对公司利益相关者的的维护

（三）完善瑕疵补正机制

公司设立瑕疵的行为仍然是违反法律或其他强制性法规的行为，维持公司法律效力并未使公司违法行为合法化，需要实施矫正制度消灭存在的瑕疵，使违法变成完全合法。设立瑕疵的补正与裁量应慎重，尽量阻却瑕疵公司实际被宣告无效和解散，并鼓励和促成瑕疵补正。

（四）建立行政和司法的双轨救济途径

对于公司设立瑕疵的救济途径，应该在进一步完善行政救济途径的同时，加强司法力量的介入，建立行政和司法的双轨救济途径，不仅完善对利益相关者的救济，同时也可以对行政权力起到有效的监督作用。

五 结论

本文首先从公司设立瑕疵的基本概念论起，阐述了公司设立瑕疵产生的原因及完善救济模式的必要性，比较了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关于公司设立瑕疵救济模式的区别。然而即使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其制度的形成也因其其国情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差异，我国在进行完善公司设立瑕疵救济途径时，对国外先进的理论不能单纯的移植，必须根据本国自身特点和实际情况，，选择适合我国国情且合理的救济途径和措施。所以，笔者在诸多前辈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了针对我国目前所存在立法缺陷和不足的一些粗浅建议：第一，建立健全公司设立瑕疵的责任制度；第二，扩大公司设立瑕疵的事由范围；第三，完善公司瑕疵补正机制；第四，建立行政和司法双轨救济途径等。同时，希望我国应尽快完善关于公司设立瑕疵的各种救济途径，这不仅有利于相关利害关系人利益的保护，而且对于稳定我国市场秩序以及提高市场交易的安全都将具有重大而现实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罗时成.公司瑕疵设立的法律调整——论我国公司瑕疵设立制度的完善.法制与社会，2008，（10）：15-17

[2]翁孙哲，孙效敏.公司瑕疵设立救济制度的法律成本分析.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7，（1）：53-55

[3] Dennis S.Karjala.An Analysis of Close Corporation Legis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Ariz St.L.J.，1989，663

[4]陆介雄，周建伟.我国公司瑕疵设立的救济程序探讨.当代法学，200（2）： 42-43

[5]王树玲.论公司设立瑕疵及救济途径的完善.硕士学位论文.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11.3.

作者简介：

岳晓冉 ，女，（1988.09～）吉林四平人 辽宁大学法学院在读研究生。

救济途径 篇4

俞达祥

2006年03月23日13:06 【字号 大 中 小】【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人皆生而自由；在尊严及权利上均各平等”。这是《世界人权宣言》的核心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充分显示了中国对人权保障的高度重视。这一规定不仅适用于普通公民，同时也从根本上维护在监狱、看守所等监管场所被羁押罪犯依法享有的合法权益。

一、我国罪犯人权保护的特点及内在要求

在我国，罪犯是一个庞大的特殊群体，用保护普通公民的人权方式来保护罪犯人权，是不科学也是不实际的。要从根本上解决罪犯人权保护问题，首先要分析研究罪犯人权保护的特点和内在要求。笔者认为，我国罪犯人权保护的特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罪犯人权保护具有主体的特殊性。监管场所在押的罪犯，曾在社会上违反法律，他们被限制人身自由，是他们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和自由应当付出的代价；但同时他们面对的是强大的国家机器，又成为弱势群体，他们又希望自己的人权受到保护。第二，罪犯的人权保护与普通公民相比具有不完整性。由于罪犯所处的特殊地位，他们作为普通公民应享受的权利，有些被依照法律的规定剥夺了，有些虽然在法律上没有被剥夺，但由于罪犯人身自由受到一定范围的制约，而人身自由，是公民享受其他一切权利和自由的基础，与之相关的权利实际上也受到了制约。第三，罪犯享有的人权具有间接性。普通公民可以完全自由地通过自身的行为，直接使自己的权利得到实现，而罪犯只能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法律程序，通过监管单位和监管人员、驻所检察官的允许和帮助，才能使有些权利得到实现，其中包括辩护权、上诉权、申诉权等。尤其在我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普通公民的生存与发展权还没有得到完全保障，让罪犯比普通公民享受更多的权利，显然不适合国情。但罪犯作为基本公民的一部分，他们的人权理应得到有效保护。为了适应这一内在要求，我们为罪犯人权保护设立了一系列特别的救济措施，为罪犯人权受到侵犯时实现自我保护铺平了道路。

二、我国罪犯人权受到侵犯时的救济措施

1.通过立法赋予罪犯人权保障。在政治权利方面，除了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以外，罪犯享有我国公民同等的政治权利。刑事诉讼法规定了罪犯在诉讼活动中的十二个方面的权利。监狱法规定，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其人身安全不受侵犯；罪犯的辩护、申诉、控告、检举以及其他未被剥夺或限制的权利不受侵犯。在生存与发展权方面，刑事诉讼法专门设立了死刑复核程序，对被判处死刑和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案件由高级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法院复核，防止定性不准确，量刑不当，或者程序不合法等问题发生。监狱法规定，监狱应当根据监狱生产和罪犯释放后就业的需要，对罪犯进行职业技术教育，经考核合格的，由劳动部门发给相应的技术等级证书，监狱鼓励罪犯自学，经考试合格，由有关部门发给相应的证书，有的地方在监区设立国家自学考试考场，为罪犯自学成才创造条件。这些规定，不仅保障了罪犯的生命权，同时也为罪犯出狱后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关于劳动权，监狱法规定，监狱根据罪犯个人情况，合理组织劳动，使其矫正恶习，养成劳动习惯，学会生产技能，并为释放后就业创造条件；监狱对罪犯的劳动时间，参照国家有关劳动工时规定执行，罪犯有法定节日和休息日休息的权利；对参加劳动的罪犯，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报酬并执行国

家有关劳动保护的规定。在民事权利方面，我国法律对罪犯的财产、婚姻、通信、生活卫生等方面都有相应的规定。监狱法规定，监狱人民警察不得索要、收受、侵占罪犯及其亲属的财物，不得侮辱罪犯的人格；罪犯在服刑期间可以有条件的与他人通信，会见亲人、监护人，等等。

2.规范监管单位执法行为，通过公正执法为罪犯提供人权保障。为了确保罪犯在监管场所人权得到有效保护，国家通过制定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法规、规章，用各种制度规范监管单位的执法行为。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司法部2003年制定的《监狱教育改造工作规定》、《监狱提请减刑假释工作程序的规定》等。各省、市、自治区还结合各地实际制定了一整套规定。这些规定使监管工作进一步公开、公正、公平，确保罪犯的人权得以保护。

3.设立法律监督机关的派出机关监督罪犯人权保障。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明确“检察官是刑事司中重要一环，担负着调查和起诉犯罪、法律监督方面的重要职能，在保护人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宪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执行是否合法实行法律监督；监狱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监狱执行刑法的活动是否合法，依法实行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规定，看守所的监管活动受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因此，在我国的人权保障机制中，检察监督保障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检察机关恢复二十多年来，各级检察机关对监管场所的检察监督不断加强，并使之走向规范化。突出表现在：一是充分发挥职能作用，通过对刑事判决、裁定的执行和监管改造场所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纠正超期羁押等违法行为，切实保护在押罪犯的合法权益；二是充分发挥在押罪犯及其亲属自身的自我保护，自我救济作用，使在押罪犯在自己受到错误裁判时，提出申诉，对监管执法人员的违法行为检举控告；三是通过派驻检察院、检察室的检察官，督促监管场所疏通投诉渠道，为他们解决涉法、涉管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人权保护要求，为罪犯的人权提供厂可靠保障机制。四是加强对监管场所的安全检察，严厉打击发生在被监管人员之间的刑事犯罪、监管人员虐待被监管人员犯罪、监管人员职务犯罪，有效保障被监管人员的生命权、健康权、财产权等权利。

三、罪犯人权受到侵犯时实现自我保护的途径

有了保障罪犯人权不受侵犯的措施，并不能确保侵犯罪犯人权的情况绝对不再发生。由于我国的法制建设仍处在一个不断健全和完善的过程之中，对罪犯的人权保护也基本与此同步：我国立法机关一方面通过立法，使整个执法活动逐步做到有法可依；另一方面通过党的领导机关不断加强对司法机关干警的教育，如2005年在全国政法机关开展的“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专项整改活动，就是针对执法不规范给群众合法权益造成的侵害，包括对罪犯人权造成的侵害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专项整改，进一步完善制度，把执法行为全部纳入法制化、制度化轨道。由于执法大环境在不断改善，罪犯在人权受到侵犯时的自我保护途径是基本畅通的。

一是通过监管警察的帮助实现自我保护。由于罪犯是一个复杂的群体，他们情况各不相同，有的是在监狱外曾无恶不作，品行恶劣，被监管以后仍不思悔改，在监舍内成为牢头狱霸，胡作非为，给其他罪犯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同一监舍内的其他罪犯遇到这种情况，或者罪犯有新的情况需要交代，有新的证据需要清律师辩护、申诉，或者需要控告、检举，而又长期处于无人会见、家人长期不与其联络时，可以要求与监狱、看守所人

民警察个别谈话，提出有关人权保护要求。这种谈话可以是例行的，也可以是特别约定的。目前，我国监管部门已为畅通这一渠道制定了许多规章。如司法部2003年发布的《监狱教育改造工作规定》中对罪犯入监教育、个别教育规定了具体的谈话制度，不仅使罪犯入监就了解自己的权利义务，而且知道什么情况下可以得到个别谈话的机会。这样，监舍内不正常的秩序等都可以得到及时反映，使监管单位可以随时采取行效措施消除侵犯人权的隐患，使罪犯应该得到的帮助及时得到实现。

二是通过驻监所检察官的监督实现自我保护。为了确保监管场所执法的公正性，避免侵犯罪犯人权现象的发生，各级人民检察院根据刑事诉讼法、监狱法等法律的规定，向各级监狱、看守所、少年管教所派驻检察院或检察室。在规范化的建设中.这些驻监所检察机关发挥的作用越来越规范，越来越全面，驻监所检察官的执法水平越来越高，经验越来越丰富。他们通过罪犯入监所时的个别谈话，告诉罪犯的权利义务，为方便罪犯举报和投诉，在监所设立了举报箱，每周定期接待罪犯家属的来访和控告，定期进行安全检查，消除可能对罪犯造成人生安全的隐患，在监所设立检务公开栏，向罪犯和亲属公开投诉、举报的方法和途径等等：罪犯在监所内受到执法人员侵害，或者执法人员“不作为”造成了人生安全受到威胁，以及应该享受的优待、奖励得不到落实，都可以通过驻监所检察官的监督得以实现。驻所检察官对罪犯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认为监管执法人员确有违法或“不作为”行为，首先通过口头提出整改建议，对严重的侵犯罪犯人权的行为，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要求监管单位认真查处，如果监管单位仍不能纠正，驻所检察官还可以通过同级或上级人民检察院要求党委政法委及人大常委会进行执法监督，确保罪犯人权在监所内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

三是通过罪犯自身的行为实现自我保护。罪犯在服刑期间接受改造的自身行为，是考察罪犯表现的基本内容。同时罪犯自觉遵守惩罚和改造相结合，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坚决和自觉地执行基本规范、生活规范、学习规范、劳动规范、文明礼貌规范，达到自觉接受刑罚，尽快使自己改造成为守法公民，又是罪犯人权实现有效自我保护的重要途径。在监管改造过程中，监管单位认真执行部门和行业规章，并根据这些规章制定了一系列的内部奖惩制度，狱政公开制度，罪犯自觉地遵守这些制度，往往会得到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优待。（俞达祥，现在安徽省滁州市人民检察院任职）

大病救济申请 篇5

尊敬的领导：我是武汉工务大修段换二车间职工陈荣祥，本人于2017年8月28日在武汉同济医院住院开刀（甲状腺癌）又于2016年2月27日在武汉天佑医院住院植入心脏支架2根，（冠心病）。同时还患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脑萎缩。平时每月吃药需要1000元以上。这个月，段劳人科按照铁路局【2010】243号文件精神，“职工修病假的当月，计发后的病假工资如低于最低工资标准80%的，按最低工资标准的80%支付。为此我9月份在医院住院的病假工资只有1240元。为了生存，我恳请各位领导，出于我的实际情况，酌情考虑解决困难，感激不尽。

申请人：

困难救济申请书 篇6

成都市律师协会：

我所执业律师**，（身份证：****，执业证：151*****）因上月突发疾病不幸离世，家中留有高龄病母，两岁半的小女儿，和怀孕待产的妻子***，其家属现居住成都市金牛区*****一出租屋内，该律师突发疾病离逝使得本已积贫积弱的家庭更添寒霜，死者早年丧父，而现患有重病的老母也已丧失部分劳动能力，待产的妻子，一家孤苦弱女仅仅依靠亲朋好友暂时的慷慨资助，且家中尚欠3万余元外债，家中已无任何经济收入来源，生活极度陷入困境。在万般无奈情况之下特向贵协会领导提出申请，申请给予及时救助，我单位及逝者全家将不甚感激！

此致

敬礼

逝者家属（签字）：

四川*****师事务所

2015年1月19日

浅析大学生网购维权救济途径 篇7

( 一) 责任主体难确认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之规定: “经营者应当标明其真实姓名和标记。”然而网络交易的虚拟性强, 很多卖家都用虚拟网名注册, 而且成本低廉, 仅对交易商品进行简单的说明和图片展示, 有些甚至用美工做图, 导致消费者产生误解并进行交易。经营者的真实身份、住所、是否注册登记、资金规模以及履行偿付的能力等重要的信息, 消费者大多无从知晓。所以追责时也难以落实到人。

( 二) 网上支付安全堪忧

现如今诸多第三方支付软件刚刚起步, 无论是技术还是相关法律制度都亟待完善、有很大欠缺。网络的虚拟性也对网购的安全性增添了极大的风险。一旦登陆支付软件被病毒入侵, 普通人难保信息不被泄露。

( 三) 诉讼难

其一由于虚拟交易性质特殊, 经营者不需要进行工商登记, 致使消费者无法获得经营者的真实信息, 难以确定追责主体。其二诉讼成本也非常高。

二、大学生网购维权现状

( 一) 网购商品质量问题严重

据调查, 网购纠纷主要是由商品质量引起。其中, 认为商品与卖家描述不符的大学生占总数76. 4% , 商品质量低劣的59% , 买到假货的占19. 7% 。由于不能实际看到商品, 所以对商品的质量无法保证和确定, 导致买到劣质产品而无法满足实际需要的问题。

( 二) 事前规避风险手段效果不佳

很多大学生也试图采取手段避免受到侵权, 但是商家经常存在刷信誉度的情况, 好评率也可以靠雇佣刷单提升, 客服更是将商品描述的物美价廉, 导致大学生买家的判断被混淆, 使得买卖双方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性, 所以买到不理想商品的情况依然存在。由此看来, 这些事前规避风险的手段在实践中还是效果不佳。

( 三) 大学生放弃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作为消费者,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是自己的权利, 应该好好行使。然而有很多大学生在网购过程中遭受侵权时会主动采取维权措施, 却在其初步实施是受到阻碍, 例如卖家局部退货换货、要求买家另行支付邮费等情况, 这样大学生就会产生一种“嫌麻烦”的心态, 从而放弃维权。

三、大学生网购可能侵权情况及维权救济途径

( 一) 网购一直未收到货

当消费者在网上提交了购买商品的订单, 并支付了所有款项, 可以视为已经与卖家之间成立了买卖合同关系。而事后卖家并没有交付商品, 是违约行为。《合同法》的一百零七条规定: “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规定的, 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但是, 如果消费者根本无法联系到商家,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 消费者通过网络交易平台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 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可以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要求赔偿。在消费中, 一方是消费者, 一方是经营者, 在发生了类似情况后, 消费者有理由找经营者要求其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在合同内的义务, 例如告知订单的信息, 在卖家无法告知订单信息的情况下, 可以及时退款, 以保护自己的消费权益。

( 二) 网购商品的宣传质量与实际不符

根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 “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产品, 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起七日内退货, 无需说明理由。消费者退货的商品应当完好。经营者自收到退货商品之日七日内返还消费者支付的商品价款。退回商品的运费由消费者承担, 经营者消费者另有约定的, 按照约定。”由此可见, 消费者如果收到货后不满意, 完全可以无理由退货。此外, 如果消费者认为收到的货物与卖家在网上描述的不一致,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 经营者以广告、产品说明、实物样品或者其他方式表明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状况的, 应当保证其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与其表明的质量状况相符。

( 三) 网购送货人员不允许买家打开数码产品包装查验

网络购物交易一般都支持验货签收, 快递员如果以数码产品不准打开产品本身包装查验直接拒绝, 其行为是不符合网络交易规则的。同时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 “买受人收到标的物时应当在约定的检验时间内检验。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 应当及时检验。”消费者要求及时检验商品, 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快递员拒绝也是不合法的。但是目前大多数网购买家并不能自发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在发生快递员拒绝查验的情况下, 绝大多数人选择了沉默, 但是我们为了自身权益的实现也应该懂得拒绝。

四、结语

网络购物的发展有赖于一个系统的、完善的制度的构建, 在建设这样一个制度的过程中, 应充分考虑到网络购物有别于普通行品交易的特殊性, 将消费者权益置于利益权衡天平的偏向方。同时又要从发展的角度, 更好地保证天平的长久稳定, 推动网络购物的更高层次发展。大学生消费者作为众多网络购物消费者中的一个弱势群体, 应该勇于拿起法律的武器, 及时寻求救济,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教育救济是最根本的救济 篇8

陈光标委员被称作“中国首善”，无论在政协会议上建议对富人征收高额遗产税的提案，还是汶川地震后对灾区的慷慨捐助，都体现了他很强的社会责任意识与关注弱者、同情穷人的朴实情感。但是，救济方式的不同往往决定着救济效果的好坏。有些救济方式，虽然初衷很好，但是结果未必就好，他的“大学高额招收低分富家子弟”的建议，大概就属于此种情况。

没有慈善就没有和谐社会。当今社会贫富差距已经较大，对于富人来说，关注穷人不仅是一种义举，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必须。如果任分化的趋势发展下去，那么结局就不仅是穷人的生活难以为继，而且社会的安定也将面临挑战。个体发展机会的分布极不均衡，从社会和谐的角度出发，在政府遏制两极分化的措施不够多、效果不够好的时候，富人主动救济穷人，类似于“交钱购买安全保险”，虽然不见得改变分化的趋势，但是可以缓和两个阶层之间的对立，作用不可小觑。

但是，若从长远着眼，授之以鱼，莫若授之以渔。要让富人主动救济穷人，更要让穷人主动开展自救，而他们自救的前提是获得良好的教育。只有在教育方面给予穷人子女足够的救济，这种分化的趋势才能得到有效地遏制。虽然不能立竿见影。但是关乎子孙后代。某种程度上说，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就是优越生活的进身之阶。虽然目前大学生就业非常之不景气，但就发展的出路来讲，高等教育仍然是多数人走向成功的必经之路。在国家对大学的教育投入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大学提供给学生的教育机会是有限的。大学高额招收低分富家子弟，无疑就挤占了非富家子弟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使得他们通向优越生活的道路变得狭窄了。

社会学家布尔遮厄认为，教育具有阶级复制的功能，富人可以使得他们的后代享有优质的教育，从而让他们的后代获得较强的谋生能力和赚钱本领。而穷人无法让他们的后代享受很好的教育，所以只能呆在原有的阶层里面。鉴于此，在一些西方国家，政府对弱势阶层的救济，不仅仅局限于救济金的发放，而且扩展到对他们后代教育的优待。比如在美国，一些州政府为了改变本州黑人教育落后的局面，对一些大学明确规定，它们必须在录取时给黑人留有一定的名额，保证黑人的后代即便分数较低，依然可以获得读大学的机会。

目前，我国遭遇了和美国类似的贫富分化困境，并且教育复制阶级的趋势逐渐显现。今年一月初，新华社播发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署名文章，文中的这样一段话——”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激起了学界的热议，后来有专家表示，目前农村孩子在大学生源中的比例与上个世纪80年代相比几乎下降了近一半，另有一所大学的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农村孩子进入重点高校人数逐年减少已经成为一种趋势，选种现象值得警惕。

农村孩子上不了大学或上不了好大学，一方面是由于贫穷交不起学费，另一方面由于贫穷而享受不到优质的教育，早早地被抛在日益”贵族化”的教育之外，这些在高中，甚至在初中、小学阶段就已经被劣质的教育所决定了。如何减缓贫富日益分化的趋势，美国的经验或许可以借鉴。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不是应当对富家子弟低分录取。而是应当对穷家子弟低分录取。前一种做法，暗藏了加剧分化的隐患，后一种做法，某种程度上避免了教育对阶级的复制。当然，在我国，国家难以界定真正的穷人和富人，因此对穷人进行教育救济的做法也就无法实施，既然如此，继续保持大学教育的形式公平，而不是再让大学教育资源进一步市场化，也是让日益分化的社会不会急剧变坏的唯一选择。

失业救济金标准 篇9

（一）失业救济金标准的确定

1.失业会员领取失业救济金的标准按其本人失业前12个月平均缴费基数的40％确定。失业救济金的标准最高不超过苏州市区最低工资标准，最低不低于苏州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

2.会员在领取失业救济金期间重新就业后再次失业，并且前次失业核定的失业救济金未领完的，其领取失业救济金的新标准，采用前后两次合并计算领取失业救济金总金额后得出的月平均值作为领取标准。如两次领取期限相加超过24个月，将月金额低的月份舍去后计算出平均值。

（二）失业救济金的调整

苏州市区最低工资标准、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调整时，会员失业救济金标准将从调整的次月起作相应调整。

（三）领取方式

失业会员按月领取失业救济金。

（四）列支渠道

救灾救济科工作职责 篇10

2.负责查灾核灾和灾情上报工作;组织协调抗灾、救灾工作和抢救、转移、安置、慰问灾民。

3.指导灾后重建和灾区生产自救；管理和分配救灾款物，承担国内外对市政府救灾救济捐赠款物的接收、分配工作。

4.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督查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使用和管理。

5.负责城乡社会困难户和其他特殊对象的救济工作;组织和指导扶贫济困等社会互助活动。

6.负责对福利单位资助方案确定的前期调查和申报工作。

不是“救济”是“救赎” 篇11

十九世纪末，一股被后人称为“手工训练运动”的潮流在美国公立学校兴起，许多学校开始引进手工劳动以及相应的职业教育。当时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上俄罗斯一所工业学校展示的工业教育也使美国人大受刺激，伍德沃德（Calvin M. Woodward）甚至开办了一所手工训练学校。到1900年时，全美已经有100座城市在中学里开设了手工训练课程。这大概可以算是美国综合中学的滥觞。尽管美国人在意识形态上否定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更愿意使用杜威的“经验”一词，但这样一种整合了普通教育、手工劳动和职业教育的新型教育形态却在一定程度上符合马克思提出的“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

使教育与劳动结合得更好的当然是共产党人。苏联把苏霍姆林斯基的帕夫雷什中学树为教育改革的典型，在这所学校里学生不仅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还要参加各种生产劳动，也学习了一些与未来就业相关的职业教育课程。中国共产党人从建党一开始就批判资产阶级的教育与劳动分离的教育策略，在根据地进行了各种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实践；1949年后甚至一度抑制职业学校的发展，理由是只要是学校就应该坚持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原则，所以不必再分什么普通学校与职业学校。

尽管分属两大意识形态阵营，上述三国教育改革的基本逻辑却是相似的：教育应同社会生活与生产相结合，至少要在普通教育中引入职业教育，使包含较多社会生活与生产元素的职业教育某种程度上成为社会生活与生产的替代物。从这个意义来说，普职融通不是对职业教育的救济，而应成为对普通教育的救赎。所以，今天的教育界应该重拾马克思当年的主张——通过教育与劳动的结合培养完整的人（马克思所谓“全面发展的人”是指既能从事体力劳动又能进行脑力劳动的人，这个目标被后人庸俗化地理解成德、智、体、美、劳平行发展）。这正是“普职融通”最根本的意义与目的，而不是为了提升职业教育学生的文化水平或促进普通教育学生的就业。

上述主张在今天的中国教育界多少有些离经叛道，因为这个主张如果继续演绎下去，职业教育就成了改造普通教育的工具，成了普通教育的助手，从而使它没有必要作为一个不同于普通教育的教育类型而存在，建设一个独立的职业教育体系也就没有必要。但这个主张至少在字面上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1年修订的《关于技术与职业教育的建议》的认同：职业技术教育也是普通教育的一部分。

也许有人会说，这个主张即使有教科文组织的支持，在现实中也是无法实现的。其实，这一思路可能才是最容易实现的。案例中的佛山南海以及南京江宁等地都曾经试图在普通高中与职业中学之间建立起沟通渠道，实现学生在两种学校间的学习跳转。各地试点的结果基本差不多：桥梁建好，但走上大桥的学生寥寥无几。这种失败当然是可以预期的：在两类学校存在地位差、学习内容存在难度差的时候，学生的流动必然只能是小范围的。消除这一困境的办法大概有两个，一个是消弭两类学校、两类教育的差异，目前这似乎还难以做到；另一个是让职业学校改变身份，从学生的输出或接受者变为课程、师资、教学资源的输出者，职业学校在普通学校中开设若干与生产劳动或就业相关的课程，甚至作为普通学校一部分校本课程集群的外包者，使普通学校中现有的劳动课程进一步发展成为具有一定就业导向的职业教育课程。这样，在不挑战现有普通高中体制与高考机制的前提下，职业教育可以顺利地走进普通高中，为普通高中学生提供更加多元的教育服务。

也许有人又会说，这个办法只能保证普通教育中有职业教育元素，不能保证职业教育中有普通教育元素，无法实现真正的普职融通。其实，相比普通教育中几乎为零的职业教育元素，职业教育课程体系至少有三分之一课程与学分是通识的，是普通教育化的，何必再引进普通教育那些故作高深的课程与教学？当然，我们也不否认职业学校中也有学有余力的学生愿意接受更为普适的教育，这在中、高、本贯通的立交桥已经建立起来的今天早已不是问题，更何况为这些学生建立如南海或江宁的特殊通道也不存在任何困难。

需要重申的是，我反对通过学制的转换或衔接，而支持通过课程融通的方式来实现普职融通。这里的课程融通与许多人所提出的“构建普职融通课程体系”的想法是有区别的：不是要给普通学校与职业学校提供相同进度、相同难度、相同教学过程的课程，而是把职业教育课程“楔”进普通教育冷冰冰的体系中，给普通教育带来些许生气。

在这一点上，美国人又走在了我们前面。美国各地都有一些“生涯教育中心”（career education center），它们既有自己的注册学生，也会向一般的公立或私立学校提供职业教育课程。这些学校的学生根据课程表坐着校车赶到生涯教育中心学习职业教育课程，结束后再坐着校车回到自己的学校。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一般的综合中学无法提供高水平职业教育课程的问题。

美国这套做法最核心的经验就在于普职间的课程融合、课程共享。我们把融通的基本手段和基本单位降到课程层面，说不定也能解决目前“卡壳”的问题。

救济途径 篇12

在新型城市化的过程中, 城管承担着服务广大市民的重任, 担负着诸多城市管理的职责, 在城市管理与建设中日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 要求城管履行文明执法义务的呼喊声日益高涨, 然而, 与城管义务相对而言的权利, 则被赤裸裸地忽视了。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城管在受到非法或不正当侵害时, 有得到救济的权利。对城管的权利救济, 符合现代民主法治的发展, 更是保障人权的要求。作为政府公权力的最直接代表, 城管的合法权利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 工作积极性会被削弱, 无疑会影响政府公信力的提高、城市秩序的维持和人民利益的实现。

而现有研究多关注执法相对人的权利保障而忽视城管的权利保障, 对城管权利保障的研究也多从内部行政行为出发, 少有关于城管在外部行政行为中的权利保障研究。为促进城市建设与管理并保障城管的合法权利, 本文从城管在外部行政行为中的救济权出发, 以广州天河区为例, 采用深度访谈的方法, 调查城管的权利保障现状, 并提出对城管在外部行政行为中的权利救济途径的几点思考。

2 弱势的城管———权利受损现状分析

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法, 主要围绕城管的执法困扰以及目前的权利保障现状, 对广州市天河区的20名城管进行实地调查。调查发现, 城管一改从前“强势”的面貌, 点滴都在接受公众的评判, 承受着责难和呵斥, 合法权利摇摇欲坠。经整理,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2.1 执法环境复杂, 保护措施不力, 生命健康遭威胁

由于城管的职责所在, 为维护城市秩序, 就不可避免地要剥夺弱势群体最基本的生存权, 难免遭来小贩的以命相搏, 街头暴力抗法事件不胜枚举, 城管的生命时刻遭受着威胁, 舆论的偏向、市民的不理解更是使城管受到的生命威胁雪上加霜。在问及最希望给予的权利保障时, 大多数城管都谈到, “还是安全的问题, 总担心会出现暴力抗法。”更让城管为难的是, 遇到暴力抗法, 稍有不慎, 处理不当, 很容易被贴上暴力执法的标签, 而舆论的偏向、媒体的放大则更容易使城管本人和其隶属的城管局身败名裂, 导致城管执法压力重重, 在暴力抗法面前也不敢好好地保护自己。在问及“遇到暴力抗法时你会采取什么措施”时, 城管A答道:“我们不能还手, 我们一还手就是我们不对。”城管B则抱怨“每次都是被动防卫”, 句句显现出城管在舆论面前的无奈, 再加上城管的防护措施不足, 正当防卫权变相地受到损害。城管C悲观地说道:“说得不好听, 我们就是往枪口上撞。”可见, 城管执法人员的生命保障状况实在令人堪忧。

2.2 缺乏执法保障, 执法工作遭受困境

经调研发现, “执法条例不清晰, 相关法律不到位”是目前城管们工作的一大困扰, 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执法权限不明晰, 执法权的合法性遭质疑。在问及城管最大的执法困扰时, 城管D说:“职权不清晰, 没人管的都是我们管, 但法律却没有明确规定我们有权去管。也就是说, 我们有去管的责任, 却没有去管的权力”, “你又要我管又不给我权力, 我怎么工作, 你说是吧?”城管A反问道。正是职权职责的不统一导致城管在执法时缺乏合法性, 或者说是合法性被削弱了。城管E反映, “有时候我去执法, 还没走到摊贩的摊位, 他们就嚷嚷“土匪来多管闲事了”, 我们也很无奈。”二是程序立法不到位, 执法工作困难重重。城管F谈到, “关于收小贩的东西, 目前的政策都没有说清楚, 导致我们在执法过程中遇到一些难缠的小贩不知道该怎么办, 赶又不走, 收又不给你收, 自然就会起冲突啦。”

2.3 社会舆论一边倒, 名誉权、公民权遭蔑视

长期以来, 由于对城管的刻板印象和同情弱者的国民心理, 社会舆论总是倒向对城管不利的方向, 网络时代信息的飞速传播和恣意渲染, 更推动着对城管的非理性舆论生态在中国的逐渐形成。首先是摊贩为阻碍城管执法使用各种招数, 诽谤和污蔑事件时有发生。部分城管反映, 有些“走鬼”会采取耍赖甚至自残的方式来反抗城管的工作, “有时候他们就自己撞一下我们, 然后就马上叫城管打人啦。”其次, 媒体避重就轻的报道加剧城管名誉权的受损。城管D:“新闻报道事情都不提起因是什么, 只说发生了暴力抗法, 结果市民都以为是我们先动手, 我们也很无奈”, “摊贩动手他就不拍, 我们 (城管) 动手他就拍”城管G补充道。城管I倾诉, “每次城管和摊贩发生点什么, 市民永远觉得小贩是对的, 就算他们了解整件事情的经过他们也会觉得小贩是弱势群体。”谈到保护城管名誉权的措施时, 城管们态度都不乐观, “那些走鬼乱搞乱说, 网络舆论乱拍乱发, 可你知道是啥人啊”。诚然, 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考虑, 在舆论监督权与名誉权的冲突中, 政府侧重保护公民的舆论监督权而对公务员的名誉权加以适当限制[1], 也由此导致城管的名誉权时常受损。

2.4 社会认同度低, 身份合法性遭质疑

“其实工资待遇还是小事, 我们就是希望自己的身份能明确, 至少身份明确了, 我们在执法过程中才能够名正言顺。”一名城管在接受记者时如是说[2]。城管上访只为“名正言顺”, 城管的身份认同问题再次露出端倪。首先是社会对城管的认同度不高, 其次是城管自身认同感不高的问题。显然, 社会对城管的低认同度直接导致城管自身认同感的不高。“我们这个职业是少有人关心的, 因为我们这个行业本来就不是应民心、应名声而建立的。”城管D说道。当问到“你是否愿意告诉别人你是城管”时, 大多数城管直言不愿意, 一些说“尽量少说”, 还有一些开玩笑, “我会说自己是扫大街的”。多年来, 城管暴力执法的新闻屡见报端, 媒体导向使城管时常处于风口浪尖, 长此以往, 民众无形中便形成了对城管的“刻板印象”, 一提起城管, 人们总一副咬牙切齿的样子。然而, 也正是由于身份认同问题使城管工作积极性大大降低, 在他们看来, 秉公执法日渐成为了一种负担。

3 我国城管权利救济的制度设计和现状分析

针对以上出现的问题, 目前的权利救济主要有:第一, 针对城管在外部行政行为中生命健康受损, 目前我国相关的权利救济主要是参照我国公务员工伤保险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77条规定是目前我国公务员工伤保险制度的基本法律规定, 也是城管在外部行政行为中生命健康权受损之后权利救济的基本法律规定。第二, 针对城管执法工作的法律保障, 我国的基本法律依据为1996年3月颁布的《行政处罚法》第16条规定。而地方为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 制定了大量的地方政府规范性文件。城管是根据诸多国家法律、国务院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政府通知等文件来执法的, 并没有专门的法律依据。第三, 针对城管名誉权受损, 我国目前的做法主要是通过民事途经解决, 少数情节严重者援引刑法来解决。针对情节严重且被侵权者维权意识坚定的案例, 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 有权要求停止侵害, 恢复名誉, 消除影响, 赔礼道歉, 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但考虑到公民诽谤公务员的行为多涉及公共利益, 不能一味采取高额赔偿金, 以免阻塞公民言路, 限制公民监督权的行使。故城管的特殊身份使他们名誉权的保护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然而, 针对城管身份认同的问题, 涉及到执法相对人、市民、媒体人等的主观判断, 无法通过法律机制来加以干涉。

总结目前城管在外部行政行为中的权利救济制度特征, 呈现救济意识不强、救济措施不足、救济效果不佳的现状。在实际适用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在于, 关于执法类公务人员权利保障的专门法律规范缺失、相关执法工作的法规不完善、目前的权利救济措施不足、权利救济缺少监督机制等。

4 对城管执法人员的权利救济渠道的思考

4.1 司法救济

有权利, 即有救济。”著名的法谚向我们揭示了强化司法救济是保障我国公民权益的重要途径。对城管的司法救济渠道, 可以从事前保障和事后救济两个方面考虑。事前保障方面的立法主要包括执法前的权利保障立法和执法过程中的具体法律条文规定。前者主要是厘清城管的职能, 加强对城管执法合法性的法律保障, 包括明确规定执法权限、装备器械的使用权限以及对城管的相关执法培训措施、激励办法等。后者则包括细化执法工作条例, 明确规定执法的正当程序、执法装备器械的规范化细则, 加强对暴力抗法和“软”反抗行为的可操作性空间立法等。

而针对事后救济, 笔者认为, 我国应加快对包括城管在内的执法工作人员在外部行政行为中的权利救济立法, 形成包括权利侵犯的界定 (包括被侵犯的权利种类、被侵犯程度等的界定) 、分别的救济处理办法、权利救济的受理程序以及相关受理机关和监督机关的设置在内的一套较为完备的执法类国家公务人员的权利救济办法, 让国家执法工作人员在受到非法或不正当侵害后的权利保障有章可循。

4.2 上级管理部门内部救济

作为国家公务员, 城管执法人员是行政主体的代表, 以行政主体的名义实施行政管理活动。相应地, 城管在外部行政行为中权益受到侵害时, 也应该根据法定程序, 向行政主体寻求救济。而上级管理部门是城管执法人员直接接触的行政主体, 也是城管执法人员寻求权利救济的首要途径。城管的上级管理部门应该对城管的权利保障和救济给予相当的重视, 尤其是在对城管生命健康权的保障上, 加大对城管权利保障的财政投入, 并建立起一套符合地方实际的、切实有效的城管工作保护办法。其次, 在机构的设置上应建立专门的城管执法调解委员会, 专门负责帮助城管解决在外部行政行为中遇到的困扰和难题。在管理机制上应探索人性化的管理机制, 相关领导人员要有担当之义、呵护之责, 引导员工正面对待执法困扰, 而不是泰山压顶似的给下属施加压力。在人员的培养上应建立起以人为本的激励机制, 以思想激励为主, 物质激励为辅, 提高城管工作的积极性, 并为城管执法人员提供相关的执法培训, 提高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的事件处理能力。

4.3 外部力量的救济

外部力量的救济是相对于司法的救济和上级部门的内部救济而言的。除以下的两种救济渠道———新闻媒体的救济、社会团体的救济外, 对城管执法人员的权利救济还依托于提高城管个人的权利救济意识、广泛普及法律知识、改善国民心理等来实现。

4.3.1 新闻媒体的救济

在现代社会, 新闻舆论、媒体报道是公众获取信息、表达意愿的主要渠道, 日益成为公民权利救济的一种可供选择的渠道。城管执法人员可以通过接受记者的采访、参加电视节目、发表澄清说明等途经来对自己的合法权利加以维护。新闻媒体也可以通过客观、公正的报道来减少社会对城管的误解, 加深群众对城管工作的了解, 改善社会舆论“一边倒”的情况。新闻媒体不仅可以有效地监督城管的执法行为, 还可以保护城管合法的执法行为, 且呈现出传播迅速、及时、影响力大等优点, 不失为城管在外部行政行为中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权利救济渠道。

4.3.2 社会团体的救济

城管作为公权力最直接的代表, 其身份的特殊性导致其通过政府的力量获得权利救济比较困难, 而通过社会团体的作用, 介入独立于司法和上级管理部门之外的第三方力量, 可以达到运用政府力量所达不到的效果。然而, 要发挥好社会团体的积极作用, 不仅应该发挥好目前工会的相关保障城管权利的职能, 还应该鼓励和引导成立专门维护执法类国家公务人员合法权利的组织, 如执法工作人员协会, 城管之家等, 并给予一定的发挥空间, 不仅使社团成为维护城管合法权利的渠道之一, 也让社团成为城管执法人员分享执法经验、反映执法意见的平台, 以提高执法工作效率, 推动城市管理与建设。

参考文献

[1]郑文兵.舆论监督中的公务员名誉权保护与限制:兼论公务员名誉新闻侵权责任的认定[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27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