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体制改革工作要点

司法体制改革工作要点（精选8篇）

司法体制改革工作要点 篇1

2012年，XX司法行政工作要围绕市司法行政系统工作会议精神和2012年XX司法行政工作要点，紧紧围绕XX镇工作大局，充分发挥司法行政工作职能和资源优势，全力维护地区社会和谐稳定，为2012年斜桥镇“四个年”工作顺利推进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一、工作目标

始终贯穿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保平安、促稳定的这条工作主线，全力发挥司法行政工作职能，全力维护全乡社会的和谐稳定，实现以下工作目标：

1、充分发挥人民调解职能优势，构建、规范并实施XX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体系，调解纠纷成功率达到95％以上，基层调委会调处的案件不低于案件总数的80%。

2、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工作规范，制度健全，措施得力；全面实施《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社区矫正人员和刑释解教人员处于稳控状态，争取全年工作无脱管、漏管，无再犯新罪。

3、法律服务业持续健康发展，制度规范，监管得力。法律援助渠道不断拓展，努力实现应援尽援。

4、普法宣传立足根本，打破常规，创新普法方式，完成省级民主法治村和市级诚信守法企业的创建工作。坚持每月一主题的法制宣传，坚持多部门联动宣传，坚持法制宣传与平安综治、新居民、禁毒等宣传相结合。

二、工作重点

（一）发挥调解优势，全力维护地区社会和谐稳定

1、进一步加强司法所规范化建设。加强制度和机制建设，确保司法所依法、全面、正确履行职责。按照司法所规范化建设的标准体系，不断提升司法所各项业务工作水平，进一步发挥司法所作为基层调解的指导者、调解志愿者队伍的组织者以及社会大调解格局的基础平台的作用。

2、着力推进XX镇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体系建设。加强两个平台的建设，夯实基层人民调解员、调解志愿者和调解信息员队伍建设，广泛动员、挖掘社区资源，聘请有调解工作经验的人士加入调解组织，扩大调解组织的群众性和社会性参与面。今年着力推进“老娘舅”调解员工作。

3、做好人民调解工作的总结和宣传。组织召开人民调解工作会议，进一步扩大人民调解工作的社会影响，明确开展人民调解工作的目标和任务，总结新鲜经验，鼓励基层积极开展人民调解手段和方法的创新。

（二）实施管教并举，稳步推进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工作

1、继续深入探索管理社区矫正人员的科学方法和手段。深化分类分阶段分级矫正工作，丰富心理矫正内涵，加强个性化教育矫正工作。

2、建立健全各项工作制度，加强安置帮教工作的宣传。使社会各界更多地了解、支持并参与安置帮教工作，初步形成社会化帮教体系，为落实安置帮教各项工作、提高帮教效果提供有力的支持。

3、深入推进社会回归人员和社区矫正人员未成年子女关爱工作。牵头协调相关职能部门为关爱工作的开展创造条件，进一步促进社区矫正人员的思想教育和改造。

（三）突出创新发展，营造开展“六五普法”的浓厚氛围 进一步推进“法律九进”活动。围绕提高领导干部和公务员依法执政、依法办事能力，着力深化“法律进机关”活动；以提高青少年法律素质为重点，开展“依法治校示范”的创建工作，扎实开展“法律进学校”活动；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和谐乡乡为目标，开展“民主法治村”的创建评比工作；以“诚信守法企业”创建为契机，推动“法律进企业”活动。

（四）深化服务管理，推动司法行政工作全面协调发展

1、发挥优势作用，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组织引导法律服务工作者密切关注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做好党委政府的法参谋。

2、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进一步加强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有针对性地解决司法行政工作和队伍建设中的一些突出问题。

司法体制改革工作要点 篇2

一、提升工作意识,完成法院档案管理工作标准化建设

自建院以来,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高度重视档案管理工作。一是改善档案存储环境,完善基础设施建设。2014年底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搬迁至新的审判综合大楼,为档案信息化管理提供了方便条件和基础。目前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档案库房面积为581平方米。有档案密集架432列5 184组。现有30万余册卷宗,还能够容纳未来30余年30万册的卷宗档案。档案库内配备了先进的防护设备,达到了档案十防要求,确保了档案安全。为适应科技强档的要求,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为档案室配备了独立使用的档案专用数字化加工计算机和高速扫描仪等先进设备,既保障了档案保管的安全可靠,又发挥了现代科技在档案管理工作上的优势。二是重视档案业务管理,加强监督整章建制。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高度重视档案管理工作,由常务副院长具体分管市县两级法院的档案信息管理工作,每年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都召开司法政务工作专项推进会议,具体部署全市法院的档案信息管理工作,对档案管理情况进行通报。由办公室主任和专兼职档案员和各业务处室内勤组成档案管理网格,形成了档案管理工作从上至下齐抓共管的局面。针对法院业务日益繁杂,档案门类日益增多的现状,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先后建立了《立卷归档制度》《档案借阅制度》《档案库房管理制度》《档案保密制度》。特别是2006年以来加大档案安全管理力度,严禁信息工作人员在微机或网域上下载处理的档案信息,禁止非档案人员进入库房,电子扫描信息处理的档案严格执行审批、登记手续,并要求与分管档案管理人员办理好交接手续。通过制度建设切实加强了档案管理的安全保障和安全维护工作。三是配齐档案管理人员,提高档案工作专业化水平。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由办公室主任和专兼职档案员和各业务处室负责综合工作的副职、内勤组成档案管理网络,形成了档案管理工作从上至下齐抓共管的局面。法院诉讼档案专业性强,专业技术型管理人才使档案管理工作更加专业化、现代化。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档案室配备档案专业专职档案员2人,临时工作人员2人,保持档案管理工作的相对稳定性,其中1人为专门招录的档案管理专业统招本科大学毕业生。

二、促进司法公开,打造法院档案管理工作信息化格局

作为齐齐哈尔市数字档案室试点单位,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结合审判工作实际,大力推进法院诉讼档案数字化工作。一是历史档案数字化。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从2006年着手开展档案信息化工作,购进了诉讼档案和文书档案微机管理系统,要求市、县两级将诉讼档案和文书档案全部电子扫描,将纸质档案转变为电子档案,提升档案管理的电子化水平,提高案件档案阅读效率,有效避免了卷宗在借阅过程中出现遗失、损坏等情况的发生。通过几年来的不断努力,16个县区法院扫描录入电子卷宗1 101 589册,中院扫描录入电子卷宗301 256册,合计1 402 845册,全市法院已经全部完成历史档案数字化扫描工作。二是数字管理规范化。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数字档案管理基于开放档案信息系统,集成管理诉讼档案、文书档案、法医、财务等各门类数字档案资源,具有收集、登记、分类、编目、存储、检索、统计、权限管理等基本功能,为电子档案的真实、完整、可用和安全提供了保障。针对网上归档、扫描加工的格式标准、管理系统的流程和操作方法,特别是对电子档案远程调阅卷的操作流程及查阅范围等,制定了16项档案数字化工作规范,使得法院电子档案从生成到利用的操作过程,有据可循,实现了规范化管理。同时,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还加强了对基层法院的档案信息管理工作的指导与监督,多次到基层法院召开档案信息工作现场会,多次对基层书记员、法官助理进行系统的业务培训,对档案管理工作进行抽检评比,奖励先进,督促落后。三是档案资料多元化。健全档案门类,全面记载法院机关的发展史。针对长期以来档案管理工作只注重对诉讼和文书材料归档,而对于声像资料、荣誉资料、基建资料缺乏积累这种现状,将声像资料、荣誉资料、基建资料相继存入档案库房,形成多门类、多载体的档案资料。

三、依托诉讼服务中心建设,开展档案管理工作便民化服务

司法体制改革工作要点 篇3

关键词：司法改革 司法责任制 检委会

建立和完善司法责任制，是深化司法改革的关键性任务，也是新形势下推进检察改革的核心。在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作为检察权运行机制改革重要举措之一的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正在各试点单位积极推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核心的要求是突出检察官在办案中的主体地位。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指出：推进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改革，总体目标是实现“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确保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随着司法进程的加快，在面对以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为先导的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检察委员会（下称检委会）作为检察机关的最高业务决策机构，其与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之间的矛盾冲突逐渐显现。因此，在日益强调依法行使权力、保障检察权独立行使的语境中，如何破解司法责任制与凸显检察一体化特征的检委会体制的冲突，促使两者平衡和融合有着重要意义。

一、现行检察权运行机制与司法责任制之间的不协调

长期以来，检察机关办理案件实行“三级审批制”，即采用典型的由“检察官承办，部门负责人审核，检察长或者检委会决定”的行政运行机制。一段时间以来，这种层层审批、上命下从的办案机制对保证案件的办理质量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近年来，随着法治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和对司法规律认识的深化，承办责任与决定权的完全分离，不符合检察权的运行规律，“审者不定、定者不审”，审定脱节，造成一线办案人员缺乏责任心与荣誉感，导致办案权责不明，责任分散，错案追究很难落到实处，这与检察权运行规律的内在要求存在矛盾，也对检察官的职业化建设及检察机关建设十分不利。[1]

上述弊端，检察中人早有体会，早在200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部门全面推行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这项制度的推行，对改善检察权的运行机制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由于配套措施未跟上，权、责、利相结合的问题未能有效解决，使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早已名存实亡。2013年，启动本轮司法改革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7个省的17个检察院试行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这是检察机关继实行主诉检察官制度后的又一重要改革措施。改革文件要求，“依法赋予主任检察官执法办案相应决定权，使检察官在执法过程中能够真正做到办案与定案的有机统一”。[2]

二、司法责任制改革视野下检察委员会的定位

2008年《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组织条例》和2009年《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议事和工作规则》是现行的与检委会工作最密切、最具指导意义的两个文件，其立法背景和司法实践已经与司法改革不断深化的今天相去甚远，内容也与正在进行的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存在矛盾脱节之处。因此，配合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改革，检委会的相关规定必然需要修正。检委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其决策符合我国将检察权的行使主体赋予检察院整体统一行使而非检察官独立行使的实际，与司法责任制并不相冲突，虽然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在目前情况下，该制度的存在仍然具有合理的因素。因此，有必要保留这一制度，但应进行相应的改革和完善。

三、正确厘清检委会与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之间的关系

建立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充分发挥检委会的议、决事作用，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司法公正，必须正确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

（一）检察官独立行使检察权与检委会行使决策权的关系

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改革方案中，检察官是案件承办人而不是以往审查案件的部门负责人。以往承办人在办案中若遇到难题，可以先征询部门负责人的意见或者提交科室集体研究，将问题在科室内部消化。而扁平化管理模式下的检察官就办案活动直接对检察长负责，当案件遇到困难，可能直接将问题提交检察长或检委会研究决定。尤其在检察官办案责任加重的情况下，检察官为了避免承担过重的责任，提交给检委会的议题可能会更多。这将导致一部分本应在科室解决的问题被提交到检委会来解决，可能大幅度增加检委会的工作量，将后者拖入无休止的会议之中。因此，理顺检察官独立行使检察权与检委会行使决策权的关系，明确它们的职责范围，设置相应的案件协调机制亦是当务之急。

其实，检委会决策制与检察官行使检察权并不相悖，从主体上讲，检委会委员都是法律意义上的检察官，而在检察机关内部，检委会决策制是集体行使检察权，检察官则在检察长授权之下相对独立的行使检察权，这就意味着检察官行使检察权是作为检察长权力下放的一种形式，是一种内部的独立。[3]笔者认为，充分赋予检察官对其所负责的案件行使相关权力，使之成为行使真正检察权的主体，成为办案的主角，才能真正激发办案者的责任意识。应该注意的是，“放权”并不是突破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取消检察长、检委会的权力。因此，检察官行使检察权并不能成为否定检委会作为决策领导机构存在的理由。

（二）检委会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之间的关系

有权力必有责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就是要强化办案人的办案责任。而扁平化管理模式是一种分权的管理模式，它虽然使检察官办案的独立性得到增强，但如果一味强调独立性而忽视对其监管，可能导致检察官个人的权力过大。因此，在突出检察官办案主体地位、赋予检察官相应权力的同时，对其设置相应的监督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从现行法律和制度上来讲，检察官对于应当提交检委会讨论的案件，必须依法提交，不能擅自决断，如果对检察官的权力不加以限制和监督，可能产生权力滥用的风险，甚至导致冤假错案，造成恶劣影响。因此，检察官的独立办案必须受到检委会的监督制约，检委会有权力也有义务对检察官办案情况进行监督，以保证其公正执法，而检委会对案件的最终决定，检察官必须执行，他没有对抗检委会的权力和程序。

四、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与检委会制度改革之间的融合及路径选择

事物的逻辑不等于逻辑的事物，即使一个总体上来说是有用的、有益的制度也不是万能的，不存在只有好处没有缺点的制度。[4]检委会制度自产生之日就处于不断变革之中，本次司法责任制改革也对检委会运行机制提出改革要求。《意见》围绕检委会工作机制中与司法责任制相关的内容，从职权范围、人员结构、程序运行、监督管理、责任追究等方面提出改革措施，为检委会功能的有效发挥进行了完备而详细的制度架构。

在检察改革和试点推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大背景下，如何做好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与检委会决策制之间的协调和衔接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检委会决策制与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并不对立，推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并不是为了否定检委会决策制的存在价值，二者并不是对立的关系。无论是司法责任制的落实还是检委会制度自身的完善，都不能削弱或者改变现有检委会制度的地位和功能。应从以下三个具体路径去做好两者之间的融合：

（一）修改法律文件，调整明晰职责权能

应通过修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检察官法》及《检察机关执法办案基本规范》，进一步明确检察官、检察长和检委会在检察业务工作中的权责界限，确保各自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实现办案决定主体与风险责任承担主体的一致性。在突出检察官办案主体地位的同时，相应地，分管副检察长、检察长和检委会的个案决策权必然要收敛限缩。实践中基层检察院检委会讨论较多的案件是拟作不起诉处理的案件，为防止权力的滥用，目前这项权力尚不宜交由检察官独立决定。但不交由检察官自主决定并不必然意味着直接提交检委会决定，可以由检察长、分管副检察长决定，只有争议较大的不起诉案件才有必要提交检委会讨论研究。因此，检委会改革的方向，是将检委会的工作由目前的讨论个案为主向宏观指导为主、讨论案件为辅的方向转变。检委会应关注检察工作中全局性、方向性的问题，主要决定有关业务方面的重大问题、总结检察工作经验及研究贯彻执行法律方面的重大事项。此外，还应拓展内部监督职能，在尊重检察官相对独立办案权力的同时，设置适当的监督机制，抵制检察官行使权力的随意性，并以此为手段，及时发现不当行使权力的行为。[5]当检委会发现办案检察官在办案中有重大疏漏或者徇私枉法等重大问题的，检委会有权及时纠正和监督。

（二）构建专业的组织结构

在分类管理下，各类检察人员均应当实现职业化发展。首先要保证检委会委员的职业化素养。检委会委员首先是作为检察官而存在，其履行委员职责首先必须具备检察官的身份资格，不能让不具有检察官身份或不胜任检察官工作的人员占据委员职位，也不能将检委会委员作为超越检察官的特殊存在。因此，检察官员额制改革之后的检委会委员除履行参与检委会议事决策职责外，还应当与其他检察官一样，参与一定数量的司法办案工作，并对自己办理的案件自主做出决定、独立承担责任。其次要强化委员的专业化要求。应当允许未担任领导职务但业务素质能力较强的优秀检察官，通过考试、考核等方式公开竞争，择优选拔为检委会委员，以改善检委会的结构，提高其专业化水平。同时，需要加强检委会委员的专业培训，坚持定期集中学习制度，提升委员的专业素质和理论水平，保持检委会议事决策的专业化程度。此外，还要进一步完善检委会委员的选任、任期和退出机制。

（三）严格司法责任承担追究

原则上，检察官应对所办案件质量负终身责任。但本着“谁决定、谁负责”和“谁改变、谁负责”的原则，对检察官提请检委会决定的案件，检察官应对所办案件的事实和证据负责，如果检察官独立做出决定错误的，应当承担全部责任；检委会同意检察官意见导致案件决定错误的，检察官应当承担同等责任；因案件事实、证据认定导致检委会决定错误的，检察官承担主要责任；检委会对检察官的决定改变或部分改变的，检察官对改变的部分不承担责任。但是如果因检察官隐瞒、遗漏案件证据等情况导致检委会集体讨论焦点的偏离和结论的错误，检察官仍然应当承担办案过错责任。此外，通过进一步完善组织条例和相关责任追究办法等方式，明确检委会委员执法过错责任的认定、责任的划分和追究程序，做到追责有据；同时要加强检委会记录的效力，将集体责任分解兑现到个人，明确责任链条，做到追责有效。检察官的正常职务行为不应受到责任追究，由于办案活动具有很强的内心裁量，需要明确不能因办案认识分歧、适用法律见解不同而追究检察官包括检委会委员的司法过错责任，从而鼓励委员在恪尽注意义务的前提下，独立自主地做出决定。

总之，在检察改革的背景下，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并不是要废除检委会的领导，而是更合理地界定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与检委会决策制之间的关系，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构建公正高效的检察权运行机制和公平合理的司法责任认定、追究机制，不断提高履职能力，积极探索构建检委会议决事机制与主任检察官独立决定相协调统一的机制，让二者在统一的改革框架内进行协调、磨合，实现有效衔接，充分发挥各自在检察权运行中的作用，并为新形势下检察工作的需要产生更大的合力，落实好谁办案谁负责的改革任务，从而推进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顺利实施。

注释：

[1]龙宗智：《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相关问题研究》，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1期。

[2]徐盈雁、许一航：《依法赋予主任检察官执法办案相应决定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7个省份17个检察院试点检察官办案责任制》，载《检察日报》2013年12月27日。

[3]张自超：《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与检察委员会决策制的冲突与协调》，载《河南社会科学》2015年第9期。

[4]苏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3页-第55页。

司法体制改革工作要点 篇4

2011年，华泉司法所工作总体要求是：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突出人民调解工作，竭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总抓手，紧扣“求实、创新、建功”三大主题，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全力服务党委、政府工作大局，全面提升司法所工作的发展层次和水平，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

（一）围绕一个抓手，明确指导思想。人民调解工作是今年工作的总抓手，也是整个司法所工作的核心。

认真学习贯彻人民调解法。人民调解法以宪法为依据，完整地规范了人民调解的性质任务和工作原则、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员、调解程序、调解协议等内容，明确了司法行政机关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职责，加强了对人民调解工作的经费保障，规定了人民调解与其他几种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关系，明确了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等。人民调解法进一步完善了人民调解制度，提升了人民调解的法律地位，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法制保障。

要进一步强化人民调解化解民间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能，更好地发挥人民调解的特色和优势，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怀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面对面地与群众交流沟通，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真心为群众化解纠纷、排忧解难，真正把调解矛盾纠纷的过程变成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从而化解矛盾纠纷，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二）突出“三大主题”，理清工作思路。“求实、创新、建功”是今年和今后一个时期司法所工作的主题：

第一，求实。求实是司法行政工作的基础和根本。乡司法所必须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把司法行政工作置于党委、政府最为关注，人民群众最为期待的工作中来思考和谋划，找准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以有为求有位，在为党委、政府分忧和为人民群众解难的过程中促进司法行政工作地位的提高，地位提高了，说话才有份量，推动工作才有力度。

第二，创新。创新是司法所工作的灵魂。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方面，进一步创新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方式方法，定位要往前移，工作要往前靠，注重源头防范和处置，既要及时调解个案，又要积极参与建立各种有效机制，从事后补救、末端治理转向分析研判、事中干预和事前预防上来。特别要突出人民调解的主体龙头作用，把其作为参与政法综治工作的重中之重，作为为党委、政府分忧解愁的重中之重，作为发挥党委、政府参谋助手作用的重中之重，预防矛盾纠纷的发生发展；在普法依法治理机制方面，要整合利用各方面资源，努力实现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主体多元化、内容专一化、方式协同化、效益最大化；在司法行政体制机制方面，在用好国家有关司法所建设的优惠政策、加强硬件建设的同时，着眼于司法所对外协调、工作运行机制和基层司法行政业务建设，积极开拓创新，破解基层司法行政工作发展难题；努力构建教育改造、社区矫正、帮教安置一体化体系，在组织机构、工作机制、工作方式方法等方面加以创新，切实解决帮教安置难的问题。

第三，建功。建功立业是司法所工作的目的。司法行政部门所承担的人民调解、法制宣传、法律服务、法律保障职能渗透于整个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在预防矛盾冲突、保障人民群众权益中发挥着治本性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和矛盾凸显期，各种社会矛盾呈易发、多发态势，司法行政工作应当站在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前沿，在排查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中发挥独特的、不可替代的治本性、长效性作用，以此来体现司法所工作的价值和地位。

（三）打造“五个第一”，夯实基层基础。

第一，加大人民调解工作力度，打造服务群众、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平台”。自2011年起，全力配合“人民调解攻坚年”活动的开展，努力把各类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始发状态，为党委、政府分忧解难，切实维护人民群众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大力宣传贯彻实施人民调解法，全面把握人民调解的本质特征、工作原则、队伍建设、规范程序以及法定职责等方面的基本要求，积极争取党委、政府制定落实人民调解工作经费、人员、培训等保障机制，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健全完善“形同虚设”的各级人民调解组织，真 正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密如蛛网”并能真正发挥作用的人民调解工作网络，做到“哪里有矛盾纠纷，哪里就有人民调解组织和人民调解工作”。

第二，加大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力度，创新弘扬法治、传播文明的“第一课堂”。结合华泉实际，科学制定“六五”普法规划，加强宪法以及与经济社会发展、群众生产生活、维护和谐稳定密切相关的重点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扎实开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主题的法制宣传，在全社会营造尊崇法治、依法办事的良好风尚；加强分类指导，推动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农民等重点对象学法用法工作；创新法制宣传教育形式，促进工作载体由虚变实、工作内容由浅及深、工作方式由表及里，提高针对性和实效性，发挥网络、电视、广播、报刊等大众传媒优势，扩大法制宣传教育的覆盖面和渗透力。

第三，加大法律服务工作力度，拓展维护权益、关注民生的“第一需求”。不断提高法律援助工作水平，适度放宽经济困难标准，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建立完善法律援助案件联动转办机制，加强法律援助与人民调解、律师信访接待及相关部门的协调联动，积极为化解重大疑难矛盾纠纷提供便捷、高效的法律援助。以法律援助工作纳入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为契机，加大法律援助经费保障力度和加强法律援助电子网络信息系统建设，提高为民办实事的水平和质量。第四，加大安置帮教工作力度，落实教育挽救、巩固安稳的“第一责任”。加强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推进安置帮教基地建设，使其成为促进刑释解教人员就业安置的重要载体，积极落实刑释解教人员就业安置政策，加强对特困刑释解教人员的帮扶；积极稳妥推进社区矫正工作，进一步完善社区矫正工作协调配合、衔接接收、监管教育、考核奖惩、解除矫正等制度规范，不断提高社区矫正工作队伍的专业素质，努力实现“管得住、矫正好”的工作目标。

司法局年工作要点 篇5

司法局年工作要点 ,我县司法行政工作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七大精神和全国、省、市县政法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导，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维护和保障社会稳定为核心，以服务于全县经济大局为主线，进一步抓好“规范、创新、求实”，促进法律宣传、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职能作用的有效发挥，为促进县域经济发展、构建和谐县做出新的贡献。

一、扎实推进普法宣传

1、全面实施“五五”普法规划，继续推进普法依法治理向纵深发展。大力开展以宪法为核心，以与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等方面密切相关的法

律法规的学习宣传。要组建普法讲师团，采取多种形式，提高普法效果。

2、深化对领导干部、司法人员、行政执法人员、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以及青少年等重点对象的法律宣传教育，在领导干部学法用法上要有新进展，制定工作意见，完善各项规定和制度。年内组织2次普法考试。

3、深入开展“法律八进”活动。重点开展“法律进乡村”、“法律进校园”、“法律进企业”、“法律进机关”等活动，努力扩大法制宣传覆盖面和社会影响力。成立项目建设律师顾问团，为企业发展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4、加强对外出务工人员的法制教育，增强其依法维权意识，让外出劳务人员在取得劳动报酬、签订就业协议等方面能够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5、开展依法治县，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深入推进“民主法治村”创建活动，推进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的

提高。

二、强化人民调解工作

6、继续规范调解程序、调解档案、调解情况上报分析。按农村矛盾纠纷发生规律，安排开展2--3次大型排查调处活动。按月汇总分析通报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情况。全年调处各类纠纷3000件左右，调解成功率达到95%以上。

7、全面加强人民调解组织和队伍建设。狠抓组织、制度、工作、场所、经费、报酬“六落实”，进一步调整、充实调解队伍，优化调解队伍的知识结构，争取县财政支持，分两期对村级骨干调解员进行培训。同时，通过现场观摩、参加陪审、召开现场会等形式，丰富调解工作经验，增强调解能力。

8、继续培树基层人民调解先进典型，总结推广调解经验做法，不断扩大人民调解的社会认知度。

9、积极推进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有机结合。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和办法，积极介入社会难点、热点问

题的解决。成立县人民调解指导中心，发动基层所站更多地参与人民调解，鼓励乡镇领导、县直部门亲自主持或参与人民调解。

三、继续抓好司法所规范化建设

10、在督促完成司法所建设扫尾工程，顺利通过上级验收的同时，争取利用国债资金新建8个司法所，并基本实现现代化办公。

11、加强对司法所的管理和指导，帮助2--3个后进司法所改变面貌。进一步健全司法所内部管理机制，切实做好人民调解、安置帮教、社区矫正和法律宣传等工作。

12、建立经费保障机制，改善司法所办公环境，提高司法所装备水平，增强司法所整体工作效能。

四、巩固安置帮教工作

13、严格帮教责任，及时登统刑释解教人员情况；深入开展五年回访活动，确保重新犯罪率不超过5%。对刑释解教人员实行微机管理。

14、创新帮教形式，充分发挥刑释解教人员就业推荐办公室作用，继续走访企业，在推荐释解人员就业方面有新的突破。

15、培树2—3名安置帮教改好典型，开展现身说法活动，发挥以点带面作用，动员全社会关注帮教工作。

五、组织开展社区矫正工作

16、制定社区矫正工作意见，明确工作职责、流程、制度和计划等，成立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协调各乡镇摸清矫正对象底数。

17、落实工作机构、人员和经费；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业务培训，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思想、道德、法制等教育，使他们悔过自新，逐步成为守法公民。

18、加强档案规范化管理，探索总结社区矫正管教工作新方法、新模式、新机制、新举措和新经验，帮助社区矫正对象解决就业、生活、法律、心理等方面遇到的问题，努力提高教育改造质

量。

六、深入开展法律服务工作

19、适应新形势对法律援助工作的新要求，充分发挥联系点作用，以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为重点，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争取法律援助经费，降低法律援助门槛，扩大法律援助范围，提高援助质量，每个司法所、每名律师、每名法律工作者每年必须办理两件法律援助案件，全年法律援助案件力争达到150件。

20、充分发挥公证工作的预防和服务功能，规范公证办案、结案程序，提高公证质量和水平；落实责任追究等制度，强化公证员业务素质，防止错证、假证情况的发生；深入推进《公证法》贯彻实施，强化公证执业监督，杜绝投诉、上访现象的发生。

21、引导律师、公证员不断拓展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新领域，成立律师顾问团，促进政府依法行政，减少行政纠纷。

22、严肃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纪

律，清理整顿法律服务市场，调动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积极性。

23、积极引导全县法律服务工作参与处理涉法涉诉信访突出问题的解决，建立律师协调机制，围绕占地、拆迁、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提供及时便捷的法律服务。

七、抓好廉政、行风和机关效能建设

24、认真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完善领导干部述职、述廉、谈心等制度，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总结工作，交流思想，增强班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25、严格执行上级禁令，落实利民、便民措施，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严格政绩考核，奖勤罚懒。

26、充分利用网络信息资源和现代化办公手段，加大司法行政工作宣传力度，提高工作效率，不断扩大司法行政工作社会影响力。

八、提升队伍整体素质

27、机关实行月工计划、周工作安

排和工作督察考核通报以及责任追究制度，各股处中心每周作出工作计划，成立督察考核领导小组，定期对工作落实情况进行考核通报。

28、以建立“学习型机关”为载体，坚持集中学习日制度，认真学习政治和业务知识，年内对干警进行1次集中培训和考核。

29、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要把学习领会十七大精神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任务。要大力开展争先创优活动，教育广大干警树立敬业勤政、锐意进取、奋发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

九、努力完成县委政府的中心工作任务

2013县司法行政工作要点 篇6

1、大力开展集中整治影响发展环境的干部作风突出问题活动。加大深入推进“发扬传统、坚定信念、执法为民”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力度，围绕“建一流队伍、创一流业绩、树一流形象”的工作要求，强化司法所内部管理与建设，加强全系统人员的业务培训，不断提高履职能力。

2、创新法制宣传教育形式，提升公民法制化水平。深化法律“六进”活动，办好1-2期的全县法制宣传骨干培训班，利用各种节假、纪念日和县委、县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为平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法制宣传活动，使全县公民的法律意识得到大增强。

3、进一步加大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构建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第一道防线的作用。夯实人民调解队伍建设，建立职责明晰、规范有序、成效明显的人民调解工作体系，全年组织乡镇人民调解员业务培训2次以上。

4、深入推进社区矫正，完善安置帮教与无缝对接工作。加强社区矫正监管平台建设，规范教育学习和公益劳动管理操作流程，实现社区矫正工作规范化、标准化。探索安置帮教新的形式，做到帮教率100%，安置率95%以上，省内刑释解教人员接送率100%，实现落实高风险刑释解教人员和社区服刑人员人员户籍地与居住地“两头包”、“双管制”、“不失控”的工作目标，防止和杜绝刑释解教人员和社区服刑人员人员重新犯罪，危害社会。

5、做实做好民生工程，提高法律援助工作水平。坚持依法援助，应援尽援，注重实效。规范法律援助行为，提高法律援助办案质量，树立法律援助良好社会形象。全年完成办理法律援助案件260件，代写法律事务文书360件，解答法律咨询1600人次。

重树司法正义指引司法改革 篇7

一、西方正义观的演变

(一) 古希腊的正义观

古希腊的哲学家往往把正义看作是对个人的一种美德, 对社会的一种行为规范, 这表明哲学家经常把正义与法律联系在一起看待。他们认为正义是法律之魂, 而法律就是正义的表现形式。正义的实现依赖于权威性、普遍性和规范性, 这就必须依靠法律在实践中贯彻实施。正义是法律信仰的源泉, 无正义则无法律, “恶法非法”是西方自然法传统的基本思想内容。

在西方思想史上, 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 正义观念强调的是对同等情况给予同等对待, 具体说就是平等的维护人们的权益, 平等的履行各自的义务, 合理的分配相关的责任。[3]这些正义的观念属于实质正义的内容, 因为大家评价是否正义的标准是正当性与合理性, 即只要结果公正, 过程是不受重视的。

(二) 近现代西方的正义观

近现代正义观所讨论的范畴与古希腊时期的正义观是很不同的, 从各自所追求的价值趋向来看, 古希腊人追求的是社会秩序的安宁和人的美德, 近现代正义观追求的是个人的最大化的自由解放。如果说麦金太尔的美德正义论代表古希腊的正义观在当代的思维方式的话, 那么罗尔斯的分配正义论无疑代表了现代另一全新的正义观念。

美国学者约翰·罗尔斯在他的名著《正义论》一书中详细论述了程序正义的三种分类:纯粹的程序正义、完善的程序正义以及不完善的程序正义。罗尔斯指出, 正义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应该是如何对每个人的权利和义务作出合理分配的问题, 并在此基础上对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现象进行适当的调节。纯粹的程序正义观念的提出就是为解决这一问题的, 他认为设计纯粹的程序正义的目的, 就在于在保证程序正义的前提下, 结果能总是正义的。[4]纯粹的程序正义的魅力就在于:结果正义的标准是不确定的, 但程序是否正义是可确定的, 这样的话, 只要大家都遵守了正义的程序, 那么得出的任何结果都应该是可接受的, 并被认定为结果是正义的。

将纯粹的程序正义应用于法律, 就产生了法律上的程序正义。法律上的程序正义强调在适用法律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正义性, 这种正义是具有独立的价值的, 并且与案件审理结果的实质正义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美国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正当程序革命将司法正义所要求的程序推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并驾齐驱也成为现代司法正义观念的主题。

日本学者谷口安平认为, 为了实现实质正义必须不断的强化程序的重要性, 但是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 每个人的认识和实践能力都是有极限的, 而且什么是实质正义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于是妥协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就成为必然。这种妥协的结果就是, 当实质正义难以确定时, 程序正义便成为衡量是否正义的主要标准。[5]

二、中国传统的司法正义观

(一) 中国古代的司法价值追求目标

西方法律所追求的最终理想就是实现正义, 这是从古希腊到今天都不曾动摇过的理念, 与之不同的是, 传统中国的法律文化崇尚的是无讼的思想。在传统中国, 法律虽然以刑杀为核心, 但这不是目的, 它追求的是取消刑杀的无讼。这是因为无讼联系着和谐, 联系着大同世界的实现, 对中国人来说, 这才是幸福的源泉和生活意义的所在。[6]但这并不否认中国古代的法律也是要求实现正义的, 这种正义观念主要体现为儒家的正义论。

(二) 儒家的正义论

儒家的正义论是血缘伦理正义论。它的理论起点就是父母子女的血缘关系, 依据自然规律, 儒家指出真正良好的家庭秩序应该是“父慈子孝, 兄友弟恭, 夫敬妇顺”的模式, 把这种家庭伦理模式推到社会层面上, 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人际关系, 这样就形成了整个社会的一套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由于每个人的成长过程都会经历从子女到父母的过程, 而且基本上每个人都会通过婚姻形成夫妻关系, 那么每个人在其一生中的权利义务就是相对等的。故不能说古代中国没有平等, 确切地说, 是不表现为个人平等。

由此可见, 传统儒家的正义观念不是简单的每时每刻的人人平等, 而是一定时间范围内的平等者间的相互平等和不平等者之间的不平等, 而且这两者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反映在法律上, 即是法律承认一定程度上的不平等是正义的, 它的正当性来源于血缘伦理正义论。这种植根于道德伦理的传统中国法的正义观念决定了人们追求的只能是实质正义。

在整个古代中国, 即使依法作出的判决, 只要它不符合道德习惯, 就会被认为是不公正的裁判, 程序正义意识是缺失的, 而且正义是被高度抽象化了的。由此可见, 在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中, 正义观念侧重的是对正义的精神实质的把握, 即对实质正义的孜孜不倦的追求。而西方国家的司法机关, 尤其是英美法系的法官, 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 就非常看重法律程序的每一个步骤, 一旦程序正义缺失, 即使审理结果是正义的, 这一裁决也会被认为是无效的判决。在他们看来, 违反了程序正义的判决会导致非正义的出现。

三、中国法律的现状

在目前的司法改革中, 总的趋势是加强程序正义, 许多人认为中国现行的法律实践是对程序重视不够的, 尤其是与英美法系的法律程序规则相比, 似乎中国的法律是很落后的。因此, 我们大量的修改程序法, 以使通过完善的程序规则更好的实现正义。但问题是, 我们是否要像英美法系那样真正做到只要程序是正义的就应当认为案件结果是公平正义的呢?中国人会接受这样的程序正义观念吗?在现实的生活中, 人们会不会因为程序的正义就认可了案件的结果正义呢?

事实上, 在当下的中国人看来, 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法律专业人士, 都认为当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产生矛盾和冲突的时候, 服从实质正义是天经地义的。虽然在过去的百年中, 中国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反对儒家法学思想对我们的干扰, 但每一个生活在当下中国的人都能感觉到, 几千年的儒家法律文化和法律正义观念的渗透, 早已成了每一个中华儿女自身无法改变的文化基因, 这种基因存在于我们的潜意识里, 当遇到结果不正义的案件时, 马上会集体性的爆发出来。[7]

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 我国司法追求的正义的确是有别于西方的正义, 中国当下的正义观念与传统的儒家正义观念区别反而不大。主要表现在, 正义本身是个非常复杂的概念, 它囊括了许多其他的社会因素来作为自己的衡量标准。这种正义观是寻求社会整体和谐效果的大正义观, 只要通过法律达到各方满意了, 实现社会和谐了, 案件的判决就是正义的, 相反的, 无论程序多么规范, 只要大家都接受不了这一判决结果, 那么这个案件就会被翻案。

四、对当下司法改革的指导作用

(一) 对重大案件的审判结果的影响

李昌奎残忍的杀害姐弟二人的案件近年来关注度很高, 云南省高院声称, 根据最高法院的要求, 对因民间矛盾、婚姻家庭矛盾或邻里纠纷引发的案件, 适用死刑要十分慎重, 这是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 而李昌奎恰好属于这种情况。云南省高院审判委员会有27名委员, 过半人数表决同意判处死刑的话, 才能最终下判决。因此, 李昌奎案的判决程序是合法的, 结果也是公正的。

二审改判死缓后, 受害者家属委托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代理本案的申诉委托。受委托的代理律师表示, 单从二审判决书来看, 二审程序和法律的适用上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但是他们仍然向云南省检察院申请提请最高检察院抗诉, 结果竟真的翻案了, 李昌奎最终被执行了死刑。

此案被广泛关注的原因在于, 无论是广大民众还是专业的法律人士都认为该案有违正义, 不能接受。这就说明中国人重视实质正义的心理穿越千年后对当今仍然有巨大影响。类似的案件无疑唤醒了中国人对自己民族数千年传统司法文化和法律正义的记忆。

云南高院的法官说“如果李昌奎死了, 王家可以解气, 但两家必成世仇, 冤冤相报, 而李昌奎活着, 李家还有赔偿王家的可能, 破裂的社会关系还有可能修复。”针对这一现实问题, 中国古代是如何避免的呢?古代法律明文规定, 这种情况下, 一方要迁徙到一千里以外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当然这种方式对当下可能不再适用了, 但是不可否认, 在传统社会中, 相应的配套措施是齐备的。由此可见, 缺少了相应的配套措施, 就会使法律实施起来就不那么完美了。

同类案件的一再发生表明, 英美法系流行的程序优先主张并不符合中国当下的国情, 对于当事人来说, 很难想象参加诉讼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获得程序上的正义, 他们肯定更关注实体结果是否对其有利。实际上, 当事人上诉、申诉的主要动因是实体不公, 这就要求我们在当下的司法改革中, 不能一味的强调英美法系似的程序正义, 同时也要重视我们自己的传统法律文化, 做到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并重。而且, 笔者认为在二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 还是要首先考虑符合实体正义, 这样才能更好的让广大人民群众接受。

(二) 信访制度的存废问题

不可否认, 信访制度并不完全等同于古代的直诉制度, 但我们仍可以明显地看到二者之间众多的相似之处, 这在某种程度上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连续性。

直诉制度, 即我们通常所说“告御状”或者“京控” (顾名思义就是到首都去控诉, 与今日到北京上访如出一辙) 。如果地方司法机关审断不公, 当事人通过正规渠道解决问题变得几乎不可能时, 就可以赴京呈控, 称为京控, 俗称告御状。京控的地方有通政司的登闻鼓厅、都察院、五城察院 (类似于今天的各信访单位) 等处。这里的不公明显的指的是实质上的不正义, 而不仅是程序上的不正义, 相反, 如果结果是公正的, 则没有几个人会纠缠于程序的不正义。由此可见, 无论是古代的直诉还是今天的上访, 无疑都是对实质正义的追求的一种较极端的方式, 但是, 我们也应该看到, 这些制度之所以能跨越几千年而一直存在着, 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传统的法律文化中对实质正义的追求是一直延续下来的。

笔者认为在当下, 想彻底的废除上访制度是不现实的, 因为它仍然有存在的客观原因, 而且深植于中国的法律文化传统中, 因此, 如何使上访制度更好的完善才是我们当下要考虑的重点。

(三) 调解制度的发达

在古代中国, 调处息讼是一项有着深远历史传统的制度。调处息讼满足的一方面是无讼的要求, 另一方面也满足了对实质正义的追求, 所以几千年来保留了下来。我国传统的调处息讼制度为民众提供了一种非对抗性的矛盾解决机制, 既减少了累讼对当事人造成的经济压力, 也能及时有效的修复已遭到破坏的人际关系, 大大缓和了社会矛盾, 使整个社会朝和谐的方向迈进。这种纠纷解决方式为中国人几千年来情有独钟, 可见它的确有巨大的魅力。

在当下的司法调解中, 各方妥协尽管充斥着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之间的矛盾, 比如有观点认为司法调解会损害程序正义的实现, 但是笔者认为由于各类矛盾是在司法制度的框架内展开的, 这就能保证控辩双方能够在充分考虑自身利益的基础上达成满意的处理结果, 进而实现各自所期望的实体正义, 在此过程中, 只要不是对程序正义的严重损害, 各方就是可以接受的。

五、司法改革的方向

人们已经发现并明白, 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 对当下的国人来说, 古老的中华文明是不能被抛弃和割裂的, 因此只能在不断的扬弃中求得发展进步。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正义观念虽不拒绝参考, 但并不可能等同于西方抽象自由主义的正义观念。今天的正义观念应该在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和长远利益的基础上, 兼顾与依法治国并不必然对立的某些传统的, 民族的乃至地方的价值和习俗, 并应该与中国社会和文化背景相适应。

这要求我们要立足中国的现实问题, 充分考虑传统法律文化和制度对当下的影响, 在吸收传统的优秀文化基因的基础上, 借鉴国外的先进制度, 并做好移植本土化的过程。移植西方的正义价值和包括程序正义在内的正义规则时不能简单地照搬, 必须经过仔细选择, 必须经过长期的消化吸收和艰难的创新融合, 这样才能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融会贯通。

摘要：司法正义是司法改革所追求的重要目标, 如何实现司法正义关乎着司法改革的成败, 本文通过将中国传统的正义观念与西方的正义观念进行对比后, 认为应该以当下中国人广泛认可的司法正义观来指导司法改革, 并指出尤其需要重视的几个方面, 以期对司法改革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

关键词：实质正义,程序正义,无讼

参考文献

[1]埃德加·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2]缪蒂生.当代中国司法文明与司法改革[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

[3]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4][美]罗尔斯.正义论[M].谢延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1.

[5][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M].王亚新, 刘荣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

[6]张中秋.传统中国法的精神及其哲学[J].中国法学, 2014 (2) .

司法体制改革工作要点 篇8

【关键词】司法职责；保护机制；物质保障；激励机制；群众支持

一、物质保障

为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提供保护的物质保障机制，主要包括技术支持和后勤保障工作。技术支持的重中之重是司法活动摄录技术及安全保障技术。前者有助于明晰司法人员的责任边界，防止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没有如实供述犯罪行为、翻供串供或作伪证等原因而使司法人员受到诬告陷害，也可以防止司法人员在司法活动中因担心受到诬告陷害而不敢采取必要的防卫、自我保护措施。后者则可以针对司法人员在司法活动中可能遭遇的危险而提前为司法人员做好必要的安全保护，也可以通过安检、事先排除危险因素等方式使正在司法机关办公区域内正常工作的司法人员免受部分不法分子的骚扰甚至伤害。例如前不久在安徽某法院发生的一起法官受伤事件，起因即为一名当事人突然冲入法官办公室，和法官发生争执的过程中抓起室内热水瓶乱打，导致一名劝阻法官被严重烫伤；湖北省某市也曾发生过当事人亲属携带汽油、打火机闯入公诉检察官办公室，将该案出庭公诉的检察官严重烧伤的事件。这些严重事故，显然系司法机关安全保障机制不到位所致，如果监控及时，使情绪激动的当事人能够立刻得到劝阻而不至于直接闯入法官、检察官办公室，或在进入办公区域之前接受细致的安全检查，都不至于导致严重后果的发生。又如目前执行庭法官面临的各类“执行难”问题，其中之一便是部分被执行人无理取闹，引发群众对法官的误解，不仅使法官无法进行执行任务，还有可能使法官受到当事人及不明真相群众的辱骂、殴打、伤害等。此时，如果技术保障能够及时跟上，例如为执行庭法官配备数量足够的执法记录仪等，就能够消除群众的误解。

此外，对于需要经常外出办案的司法人员（例如检察院自侦部门工作人员、需要时常外出取证的公诉、侦监人员、法院的执行人员等），在食宿、医疗以及必要时的工勤人员替换方面，建立各地联动的完善的后勤保障机制，至关重要。例如，重庆某县曾发生优秀的反贪检察官为保证办案质量而带病侦查，致使病情加重，又因未能及时就医而不幸殉职的事件，如果医疗保障能及时跟进，也许就不至于发生这种导致失去办案骨干的事件。此外，部分外出办案的干警为省时省钱“天天吃泡面”，或因缺少替换人手而疲劳驾驶等，都为干警们的健康甚至生命安全埋下了隐患。建议进一步完善各地司法机关在异地办案时的联动机制，对异地办案时当地司法机关需要提供协助的具体内容作出详细的规定，以防因后勤保障机制不到位而影响干警的健康和安全，甚至影响到案件的正常办理。

二、激励机制

建立司法人员激励机制，其核心与目的在于留住人才。目前人才流失成为检察官、法官队伍面临的较为普遍的问题。从收集到的相关信息看，导致司法队伍人才流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目前许多司法人员（特别是基层、边远地区司法人员）工作压力并不比律师或其他公务人员小（甚至更高），但在薪酬等方面却远远赶不上律师，上升空间较狭窄，同时还面临着高房价、夫妻异地等难以解决的现实问题，从而产生了强烈的不平衡感；二是目前群众掌握的法律知识仍有不足，法律观念仍有滞后之处，这使得部分群众在司法人员履行职责的过程中，片面注重自己的利益而忽视他人利益，对司法人员和司法活动缺乏必要的尊重，甚至试图通过哄闹、侮辱司法人员等方式来满足自己的诉求，这也导致部分司法人员因缺乏最起码的尊严感而离开司法队伍；三是部分一线司法人员（如司法警察、法官以及自侦、公诉、侦监部门检察干警等）为秉公办案而招致当事人甚至亲友们的不满，不仅自身安全受到威胁，甚至连家人也受到来自当事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的恐吓、报复或疏远，且这一问题未能得到及时解决，导致司法人员无法承受精神上的巨大压力、无法抵挡家人的强烈不满和不理解，最终离开司法队伍。

因此，建立司法人员激励机制关键在于努力解决司法人员面临的物质、家庭、上升空间等方面的现实而迫切的问题，同时保障司法人员得到足够的尊重。当前国家正在大力推进的司法人员工资待遇调整，旨在提高司法人员特别是一线司法人员待遇，是一项相当重要的举措。在边远地区，这一举措还可以考虑与解决司法人员面临的迫切问题（例如夫妻异地等）相结合，尽量减少司法人员的后顾之忧。当前法官、检察官员额制对于提高办案质量固然是一项有利的措施，但在具体落实中，应当不断完善相应的考核与提拔机制，并且确定合适的员额量或选拔比例，并着重加强对年轻司法人员的锻炼与培养，以免导致年轻司法人员因对自身的上升空间缺乏信心而退出司法队伍。此外，司法机关与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的互动协调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可以设置专门的调节区域，以防相关人员因情绪过激而做出损害司法人员人格尊严之举。

同时，还必须考虑到司法工作的特殊性。审判、法院执行、职务犯罪侦查、公诉、侦监等一线司法工作，不可避免地会触及当事人的利益，而且有一部分当事人还曾拥有较大的权力，或一直拥有在当地较为广泛的社会关系、较强的宗族势力等，这就给一线司法人员及其亲友带来了一定的风险，例如受到恐吓、诬告陷害甚至暴力报复等。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必将对司法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及其家庭、社会支持造成极大的破坏。建议建立旨在保护一线司法人员的保密和防控机制。例如，一线司法人员的私人电话、家庭电话和家庭住址应对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严加保密，以避免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私下与司法人员或司法人员的亲属密切接触；加强监督和安全教育，防止相关人员对司法人员的跟踪、监视等。总而言之，尽量避免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在司法工作活动以外有私人性质的接触。

三、群众支持

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司法人员亲属的支持，共同构成保障司法人员有效履行法定职责的群众基础。当前阻碍司法人员有效履行法定职责的原因之一就是部分司法人员的家庭以及部分群众对于司法活动缺乏足够的了解，进而对司法人员缺少有力的支持和尊重。在家庭支持方面，除加强针对司法人员家属的宣传教育工作外，还必须着力帮助司法人员及其家庭解决现实的、急迫的困难，这一点在上文中已经加以论述，此处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