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申请表

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申请表（精选11篇）

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申请表 篇1

据了解, 海口市检察院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于2006年设立, 目前已经有15家行贿犯罪单位被列入系统。近日, 最高检出台规定, 扩大行贿档案查询范围, 取消原来录入和查询范围的限制, 由建设、金融、医药卫生、教育、政府采购等五个领域扩大到所有领域。该院以此为契机, 把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作为深入推进海口市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重要抓手, 努力扩大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的覆盖面, 努力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据海口市检察院有关负责人介绍, 2008年海口市检察院出台了有关行业和系统单位贯彻行贿犯罪档案查询有关规定, 但查询工作开展以来情况不是很理想, 海口市检察院接受查询仅8次。

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申请表 篇2

检察机关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推行之初也颇受冷遇，如查询系统刚启动的2009年，该院总共才接受查询23批次。针对这种现状，该院认为要充分发挥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的功能，需要相关职能部门的密切配合和共同努力，形成预防合力，才能达到优势互补、社会联防的目的。为此，他们着眼建立查询工作对外协调机制，进一步拓展查询领域，促进建立健全市场廉洁准入制。

一是多方主体参与，强化协作配合。2010年4月，该院与崇川区住房和建设环境保护局、市水利局、市招标办、城市建设工程管理中心等多个部门和主管单位共同商定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实施意见，围绕重大建设项目招投标、市场主体监管等方面，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作为上述部门开展业务活动或工作管理的必经程序。同年5月，又与区发改委等有关部门和行业加强沟通和联系，明确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作为政府采购和国企采购的重要环节，加强了对商业贿赂的防控和治理。

二是查询领域适当拓展，强化监督检查。按照高检院的统一部署，该院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的范围由原来的建筑、教育、金融、医药卫生、政府采购五大领域拓展到所有政府参与的招投标领域，并加强监督检查、严格把关，将是否开展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列入年度考核范围，与业务目标同部署、同考核、同落实，确保在招投标活动中开展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落到实处。

三是查询结果处置明晰，强化跟踪落实。他们与政府、行业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协调沟通，依照法律法规和行业自律規定，对经检察机关查询有行贿犯罪记录的给予取消准入资格等必要处置，促进执法执纪和行业监管部门密切配合。由于协调机制完善，联系渠道畅通，辖区建设招标方（招标代理机构）、投标单位主动向检察院申请查询，使得行贿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和减少。

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申请表 篇3

汤阴县人民检察院：

我公司从日发布的招标文件获悉，将进行（工程名称）项目建设招标，我公司拟参加该项目投标，特向贵院申请行贿犯罪档案查询。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号：手机：

项目经理：身份证号：手机：

授权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号：手机：

（申请人公司全称）（盖章）

年月日

授权委托书

本人（法人名称）系（公司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委托为我方代理人，办理（项目名称）工程的招标事宜。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单位名称：（公司全称）（该单位章）

签字或盖章）

签字）

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申请书 篇4

怀柔区人民检察院：

我公司是XXX（公司名称）组织，组织机构代码证号是XXXX。因参加X年X月X日，XXX项目招投标（或其他原因），需要提供检察机关出具我单位（及法人、项目经理等，注明身份证号）X年X月X日至X年X月X日期间无行贿犯罪记录的证明。

特此申请。

XXX（单位名称）

（盖章）

X年X月X日

主办单位：北京市人民检察院

篇二：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申请书

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申请书

无锡市崇安区人民检察院：

江苏省科佳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将于 2011 年 11 月 08 日在海安县开展 2012年海安县乡道维修工程勘察设计投标 工作。根据招标公告要求，现向你院申请查询 江苏省科佳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有无行贿犯罪记录。

特此申请！

江苏省科佳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盖章）

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申请表 篇5

关键词：行贿犯罪档案,制度设计,对策,建议

一、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制度设计理念

2006年3月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颁布的《关于受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的暂行规定》中明确提到“为了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作用, 遏制和防范职务犯罪, 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打击商业贿赂违法犯罪行为, 服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决定建立行贿犯罪档案系统, 并对外受理查询。当时规定行贿犯罪档案的录入的范围为:1997年刑法修订实施以来, 由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并经人民法院裁判的发生在建设、金融、医药卫生、教育和政府采购领域的个人行贿、单位行贿、对单位行贿、介绍贿赂犯罪案件的档案。

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制度设计的目的是把采用贿赂手段从事不正当竞争的人员依法曝光, 为社会各行各业进行相关查询搭建资源平台, 以使行贿者付出应有的代价、承担应有的风险, 使诚实守信、依法办事、依法经营者得到保护;健全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 用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充实社会信用体系的内容, 实现信用体系与司法工作的有机结合。

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自2006年1月开展以来, 取得了显著进展, 受到国内外高度关注和肯定。三年来共受理查询57311次, 涉及被查询单位60505家, 个人48741人。其中有254个单位和224名个人分别受到相关部门的处置。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对防控职务犯罪和商业贿赂发挥了积极的警示和威慑效应, 有力促进了市场经济秩序的规范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中共中央2008年颁布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明确指出, 建立和完善商业贿赂犯罪档案查询系统, 把是否存在不正当交易行为尤其是行贿行为作为市场准入和退出的重要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中央部署要求, 认真总结三年来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情况, 认为取消行业领域限制的时机已经成熟。2009年9月1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规定》颁布实施。新规定取消原来录入和查询范围的限制, 由建设、金融、医药卫生、教育、政府采购等五个领域扩大到所有领域。取消限制加大了贿赂犯罪成本, 发挥更强的警示和震慑犯罪的作用。此次新规定对查询范围进行修改, 是检察机关建立防控贿赂犯罪长效机制的有益探索, 体现出检察机关运用非刑罚手段, 推进反腐败斗争的现代法治理念要求;也有利于健全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 用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充实社会信用体系的内容, 实现信用体系与司法工作的有机结合。同时, 这一系统成本低, 使行贿犯罪行为付出代价, 客观上也是对守法经营者的弘扬和保护, 以促进市场竞争的规范有序, 彰显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

此外, 新规定对国家公职人员有更强的警示作用, 使之远离贿赂行为, 廉洁从政。还可以促进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与行政执法、行业监管的优势互补和力量整合, 形成遏制和防范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贿赂犯罪的合力, 进一步推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二、制度的实践操作

凡进行行贿档案查询的, 由查询申请单位、个人所在地的人民检察院负责受理, 由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部门负责承办。向检察机关提出查询申请时, 单位应当出具书面申请和单位证明, 个人应当出具书面申请和有效身份证件。检察机关应当对受理的查询申请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 应当在受理后三日内书面告知查询结果;对不符合条件的, 应当及时告知对方并说明原因。检察机关对有行贿犯罪记录的单位或者个人, 应当向申请查询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以下内容:

(一) 行贿犯罪行为实施的时间和犯罪数额;

(二) 判决的时间和结果;

(三) 共同实施行贿犯罪中的被查询对象的相关内容。

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对检察机关提供的查询结果有异议的, 可以向提供查询的检察机关请求复核。受理复核的检察机关应当在三日内反馈复核结果。检察机关不干预、不参与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对查询结果的处置。

三、罗湖区检察院近年来开展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的情况

2006年罗湖区检察院按照高检院的要求, 省院、市院的部署, 购买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软件, 派笔者到省院参加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操作学习班。笔者来后严格按照《关于受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的暂行规定》对案件领域、性质的要求, 搜集了我院立案侦查并经法院作出生效裁判的案件共3起, 录入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库。

2006年底我院初步建立行贿犯罪查询档案库。2007年5月我院首次受理某企业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申请, 预防部门工作人员高效的完成查询工作, 及时出具了查询结果告知函, 为企业到外省竞标创造了条件。此次查询是深圳市检察系统受理的首例查询申请, 自此我院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正式开始对外接受查询。2007年当年共受理查询申请5起, 分别是企业参与云南昆明以及重庆工程招投标所需;2008年受理查询申请5起, 除个别增加新的企业外, 还是2007年来申请查询的企业。2009年9月1日起,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规定》开始实施。新规定取消原来录入和查询范围的限制, 由建设、金融、医药卫生、教育、政府采购等五个领域扩大到所有领域。按照高检院这一要求部署, 我院将档案文件里所有涉及行贿的立案案件查找出来后录入行贿犯罪档案库。此次修改, 可以加大贿赂犯罪成本, 发挥更强的警示和震慑犯罪的作用。

截至目前我院录入的15条行贿犯罪案件信息, 都是充分利用我院的司法资料, 对1997年以来立案侦查提起公诉或者不起诉处理的全部行贿犯罪记录的总括, 主要集中在建筑以及政府采购方面, 除一起是单位行贿外, 其余全部是个人行贿案件。与此同时2009年申请查询的数量突飞猛增到20宗, 比2007、2008年增加了三倍, 申请的企业数量也有所增加。

四、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1.对非罪行贿行为的打击不力。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查询工作管理规定 (暂行) 》第六条中明确要求对人民法院生效裁判认定受贿犯罪的相对行贿行为、人民检察院作出撤案和不起诉处理但有证据认定的行贿行为, 不得录入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提供对外查询。但事实上, 随着近几年各地经济走上快车道, 行贿受贿的行为逐年增多了, 对社会风气的危害极大, 特别是在商业领域的行贿犯罪日益猖獗, 在整个社会来说行贿从过去的生产经营、建筑工程、金融证券、商品流通、房地产等经济热点领域, 向医药卫生、文化教育等多领域多行业渗透极大的危害了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运行。

但行贿案件数量却增加不多。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开的一组统计数字显示:2009年1月至6月, 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商业贿赂案件6277件6842人, 涉案总金额人民币9.18亿余元。这其中, 涉嫌受贿犯罪4849件, 占到立案总数的77.25%;行贿罪1197件, 占19.07%。从逻辑关系来看, 有受贿必有行贿, 可在这组对偶犯罪中, 受贿犯罪与行贿犯罪查处率, 却显得悬殊。究其原因, 是我国司法实践以打击受贿为主, 为了获得受贿案件的定案而把行贿犯罪嫌疑人作为证人对待, 并没有作犯罪处理, 最后很多行贿人因为具有从轻或者减轻的情节, 案件多作了不起诉或撤诉处理。这样一来, 很多事实上实施了行贿行为的人并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 行贿案件的数量就没有与行贿行为数量的增长成正比。

这种社会价值在行贿上的颠覆, 产生的负面效果一是在不少人看来行贿并不可耻;二是对人们预期心理的威慑力很弱, 即人们预期知道自己行贿后也没有太大法律上的危险或触犯法律的“成本”不大。由于行贿犯罪档案库对这样一类“行贿行为”并不录入和提供查询, 这样一来, 行贿档案查询对威慑商业贿赂的力度就被无形中削弱。

2.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情况不公布不利于群众知晓信服。不论是2006年行贿档案的初次“局部试水”, 还是现如今的全面推开, 最高检目的非常明确, 就是要通过对向公众公开商业贿赂的实际情况, 来加大当事人贿赂犯罪的成本, 从而对商业贿赂形成更为强大的威慑。也就是说, 在最高检看来, 通过对三年来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情况的认真总结, 证明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确实起到了威慑当初设定的五个领域商业贿赂的作用, 因此有必要对商业领域行贿犯罪档案查询范围进行“扩容”。

但是, 对于最高检来说似乎理所当然的行贿犯罪档案有效性, 对于公众来说并非一个不证自明的结论。这也不难理解, 既然最高检也只有在认真总结三年来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的基础上, 才作出修改《工作规定》的决定, 不掌握三年来实施情况的公众自然也就没有深信不疑的理由。对于行贿档案查询是否有效, 从一开始就伴随着争议, 直至如今修改后的《工作规定》开始实施。在没有实证证据的前提下, 对行贿档案查询是否切实有效的结论, 我们都无从得出。

3.地区间未实现联网互查。目前广东地区的查询还仅限于查询广东地区的行贿犯罪记录, 不能对全国其他地区选择查询, 不利于在全国范围内对行贿犯罪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和遏制。

五、对策和建议

1.扩大行贿档案的录入范围。行贿档案录入的范围应当扩大到以下几种情形:一是经法院生效裁判确认构成行贿罪的单位和个人;二是经检察机关认定构成行贿犯罪依法不起诉的单位和个人;三是经法院生效裁判确认有行贿行为的单位和个人。检察机关可以以检察建议等形式向有关单位或者重点建设工程等进行信息披露和预警提示。

2.对三年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情况进行公布。公开是澄清疑虑最好的方式, 而且公开地回应公众的质疑, 可以让一项举措的所有可能存在的漏洞提前暴露于阳光之下, 有利于制度的完善和推广。既然三年来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情况总结, 是最高检据以修改《工作规定》的重要依据, 那么向社会公布开展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的情况, 不仅有助于消除公众对制度有效性的疑虑, 而且也会让公众相信制度和参与制度建设。

法治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 而要靠一点一滴的努力和进步, 这就更需要公众参与其中。有学者曾断言, “一定程度上说, 对行贿罪的宽纵程度足以成为衡量法治水准的一个指标”, 那么, 若要提高我们社会的法治水准, 就要有更为有力的数据和例证来让公众相信行贿档案查询的有效性, 并自觉地使用查询系统而且将查询的结果用于支配自己的行为, 这样才会真正加大行贿的成本。

3.完善相关程序推广应用行贿犯罪档案查询

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建立和应用, 是具有司法监督属性的犯罪防范手段, 所录入的行贿犯罪数据, 是客观真实的记录, 具有不可删除或变更性。检察机关通过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的引领, 使社会各个方面都能高度重视对不良信息的监测, 加强对不法行为的监管和及时纠正, 共同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健康发展。

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申请表 篇6

最高检的统计数字显示，2011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行贿记录查询63万次，533家有行贿犯罪记录的单位和887名个人受到了限制准入、取消投标资格、降低信誉分或资质等级、中止业务关系等处置。

“在工程建设领域和政府采购中，涉及招投标环节的行贿多发易发，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可以成为阻止此类犯罪、确保工程质量的一把利剑。”最高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厅厅长宋寒松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他对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的运作模式和实际成效等问题作了解析。

选择1997年作为节点

早在2002年时,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等一些基层检察院就开始探索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尝试在建筑工程等招标活动中，对有不良记录的行为人的投标活动进行限制。

2004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建设部、交通部、水利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工程建设领域开展行贿档案查询试点工作的通知》，确定在江苏、浙江、重庆、四川、广西五省区试点。

2006年1月1日，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在全国各级检察机关正式启用，与之配套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受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的暂行规定》于2006年3月4日施行，对行贿犯罪档案的录入范围、申请程序、查询内容、处置办法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

该规定向社会各界明确了检察机关行贿犯罪档案可供查询的范围，即：1997年刑法修订实施以来，由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并经人民法院裁判的，发生在建设、金融、医药卫生、教育和政府采购五大领域的个人行贿、单位行贿、对单位行贿、介绍贿赂犯罪四类案件的档案。

“选择1997年作为节点，主要是刑法修改后，在犯罪认定上有很多变化。”宋寒松說，而选择建设、金融等五个领域，“主要是它们的需求最大。当时系统也在初创期，担心出现不良现象，就考虑先在特别需求的领域试一试，看看效果到底怎样。”

2008年中共中央颁布《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明确指出“建立和完善商业贿赂犯罪档案查询系统，把是否存在不正当交易行为尤其是行贿行为作为市场准入和退出的重要依据。”

据此要求，最高检将三年多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情况进行总结，认为取消行业领域限制的时机已经成熟。“经过试验看到效果很好，社会确实需要，虽然出现个别的比如伪造查询告知函等现象，有些人成立中介，号称专门做查询的，拿这个卖钱，但整体试点过程没有太大的不良反应，而对威慑行贿犯罪却起到很大作用。”宋寒松说。

2009年9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规定》实施。新规定取消原来对录入和查询范围的限制，由建设、金融、医药卫生、教育、政府采购等五个领域扩大到所有领域。

突破局域限制

在全国联网查询前，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还一直受到地域限制，各地档案系统仅能查询本省、市、自治区范围内的行贿记录，不能查询全国其他地区，致使一些行贿者或者行贿单位转到其他地方继续通过行贿方式竞标。

“比如一家黑龙江企业曾有行贿记录，跑到四川去竞标，四川当地要查清楚就非常费劲。这是网还没织密，还有逃脱的可能。”宋寒松说，而如果全国联网的话，就能堵住漏洞了。

为此，最高检一直尝试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实现全国联网。2010年1月1日，华东六省一市行贿犯罪查询系统完成了区域联网，实现了互联互通。

两年之后，2012年2月16日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终于实现了全国联网。检察机关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得到很好响应，一些地方行业主管(监管)部门陆续出台文件或规定，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作为招投标和政府采购的必经程序，要求凡是参加投标或政府采购的企业必须经过行贿犯罪档案查询这一关，比如山东省济宁市检察院与济宁市金融部门联合规定凡100万元以上的贷款，全部纳入行贿犯罪档案查询范围，一旦发现行贿劣迹，一律拒绝放贷。

申请程序不是门槛

“一般是电话咨询，这几天主要以常识性咨询为主，有人打电话过来问如果人在外地，是不是要到北京来查，有的问要提供哪些材料，有的问多长时间能够答复。”最高检行贿犯罪档案管理查询中心的工作人员对《瞭望东方周刊》说，目前还没有接待具体的查询。

“最高检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管理中心主要职责是管理，当然也受理部分查询，主要是中央部委机关、中央企业的查询。”最高检行贿犯罪档案管理查询中心主任柳晞春对本刊记者说。

目前使用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软件由高检预防厅组织研发，系统包括所有的行业和领域。所有社会单位和个人都可申请查询。查询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接到人民检察院查询，二是申请人可通过电话预约查询。

查询人向检察院申请查询，需要提交相关材料，如书面申请要包括查询事由和查询内容，同时单位查询要提交介绍信，公司、企业应提交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个人查询需提交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等。

对申请查询的程序设置，有人质疑存“门槛”之嫌，认为行贿犯罪记录不属于个人隐私范围，而是公共信息应该公开的一个组成部分，应直接全部公开，让公众知晓，没必要设置“申请查询”环节，对此宋寒松认为：“不能是凑热闹或出于好奇来查询，首先要有查询需要，申请程序是为明确查询需要而设，我们不设其他门槛。任何人或单位提出申请，比如要参加政府采购或者竞标投标或者贷款等，然后出具身份证明，就可以来查。”

“但是来最高检查询是有一定限制的，主要向中央国家机关开放查询。我们也不是特意设门槛。北京市所有招投标项目在北京市都能进行查询，最近的是东城区，没必要非到高检来。”宋寒松说。

“不得纳入查询范围”的内容

对于符合查询条件的，检察院会向对方提供“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告知函”，告知函中包括行贿的时间、行贿犯罪的数额、法院判处的刑罚。目前系统开放查询的信息主要是1997年10月以来经法院生效裁判确认构成行贿罪的单位和个人，系统还包括一些行贿行为、受贿犯罪的信息，但这部分资料目前只是作为检察机关内部信息掌握，有关主管（监管）部门在干部管理监督、市场主体诚信状况调查监管等方面内部掌握使用。

对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规定》第十一条有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裁判认定的受贿犯罪对应的行贿行为、检察机关作出撤案和不起诉处理但有证据认定的行贿行为信息，应当由预防职务犯罪部门集中实行严格管理，不得纳入查询范围对外提供”。

宋寒松解释：“这个系统叫行贿犯罪档案查询，有些是行贿行为，可能因为行贿数额小，或认罪态度好，或是他人索贿，自己被逼无奈，不行贿就办不成事，存在‘被行贿’的情况，这些不构成犯罪，但也录入系统，仅是作为一种分析资料使用，这就不宜纳入公开查询。”

“检察机关只提供查询服务，对于查询之后的处置，属于行政管理的职权范围，检察机关不作干预。”宋寒松说，行政监察部门、行业主管监管部门和业主单位通过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发现某单位和个人有行贿犯罪记录，会根据不同的情况，依法、依规作出处置，“目前处置办法主要包括：取消投标资格、中标资格，降低资质等级，扣减信誉分，一定时期内限制准入，吊销资质证书、营业执照，以及中止业务等等。”

2011年，江苏省吴江市检察院参与对全市513家中介机构信用评级，其中21家因有行贿行为而被禁止中介服务，对31家建筑企业和38名从业人员做出降低信用分或纳入“市场准入黑名单”的处分。

这是行贿犯罪查询系统起到作用的例证，但宋寒松认为，仅有一个查询系统是不够的，还需要各项制度形成体系，“查询系统建起来了，有关部门要是不用，照样使那些有过行贿犯罪记录的人或单位参加竞标等，这就起不到作用。”

为了避免只查不用的现象，最高检已与住建部、交通运输部等9个部委形成纪要，规定在相关行业和领域内，例如招投标、贷款和政府采购等关键环节，有关部门和建设单位将向检察机关进行行贿犯罪档案查询，作为监管工作的必经程序之一，并将处置的结果反馈给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将主动对应用情况进行跟踪。

堵住漏洞

虽然最高检与其他部委形成纪要，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作为监管工作的必经程序之一，但最终如何避免这种程序流于形式，宋寒松认为，查询工作逐步法制化是努力方向。

“现在有17个省级人大都做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把行贿档案查询作为一个内容纳入条例当中。但覆盖全国的立法规定现在还没有，还要进行推进。”宋寒松说，比如通过国家预防腐败联席会议机制，协调推动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制度纳入到相关法律法规之中。

“立法推进之外，还是要立足查询系统本身。”宋寒松说，比如跟踪监督“行贿黑名单”，“有的企业十年前有过行贿记录，经过这些年的变化，建立了完善的企业制度，也很守法，但实际中还遭到壁垒，无法参与竞标或采购，若能将这些信息也纳入查询系统，就可以为相关主管部门考察企业能否参与竞标时提供更全面的参照。”

除了避免将某些企业“一棍子打死”，堵住一些被列入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的公司“洗白”犯罪记录的漏洞，亦是防范重点。南京市检方曾对“行贿犯罪档案”中3家犯有单位行贿罪的企业进行了跟踪，结果发现，其中有两家重新成立了新的公司，并以新公司的名义开展经营。

“其实我们很早就已经注意到有些公司可能会采取重新注册的方式来掩盖自己的行贿历史。”最高人民检察院预防厅副厅长陈正云曾公开表示，最早对单位进行查询主要根据单位名称，现在逐渐推行单位查询以组织机构代码为准、以单位名称为辅的方式，不再完全根据单位名称来查询，以保证被查询单位的唯一性，便于进行甄别，只要公司没有注销，就无法通过改名的方式逃避查询。

“此外，我们很注重与工商、税务等部门的联系和配合，及时了解企业或个人的背景信息，关注有行贿犯罪记录的个人或单位申请注册公司、公司名称变更、法定代表人变更等情况。”陈正云说。

单位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申请书 篇7

蜀山区 人民检察院：

合肥市凌飞林业调查规划设计有限公司（申请查询单位名称的全称）为了 颍上县2016年林地变更调查服务采购项目（投标项目等项目名称的全称）需要，现委托本单位员工 刘奉强（经办人的姓名全称）向你院申请查询本单位、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姓名全称，无此项查询需求的不填）、项目经理（项目经理姓名全称，无此项查询需求的不填）有无行贿犯罪记录。

特此申请。

申请人：（公章）

法人代表：（盖章）

遏制贿赂犯罪须严惩行贿罪 篇8

一、重受贿轻行贿的司法现象

据统计①，2007 -2012年間北京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涉嫌贿赂犯罪（包括受贿罪、行贿罪、单位受贿罪、对单位行贿罪、介绍贿赂罪和单位行贿罪）的案件809件（索贿276件），其中涉嫌行贿罪291件、涉嫌单位行贿罪190件。809件涉嫌受贿的案件中移送起诉655件，起诉率为81%；291件涉嫌行贿的案件中移送起诉198件，起诉率为68%。截至2012年底，受贿罪做出判决342件，4件免于刑事处分，110件被判处缓刑，缓刑适用率为32%；行贿罪做出判决92件，7件免于刑事处分，52件被判处缓刑，缓刑适用率达61%。数据反映出，不仅行贿罪与受贿罪受查处的数量相差悬殊，而且在对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时，缓刑适用率较高。

二、对行贿罪惩治力度不足的原因探析

1.刑事立法对行贿罪刑事责任的规定较为轻缓

导致司法实践中重受贿轻行贿的原因首先源于立法上对行贿罪刑事责任的规定较受贿罪轻，易给司法人员释放一种错误的“信号”：对受贿罪要严厉查处，对行贿罪可以从轻处罚。并且，立法有些规定不完善，限制了实践中对行贿罪的打击范围。

一是行贿罪和受贿罪的入罪标准和量刑幅度不同。依据我国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行贿罪的起刑点是10000元，受贿罪是5000元；在量刑上，对于“情节严重的”，行贿罪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受贿罪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此外，行贿罪没有死刑的规定，受贿罪的最高刑为死刑，等等。综上，刑法对于行贿罪的入罪标准较受贿罪高，量刑比受贿罪轻。

二是对具有自首情节的行贿人处罚较轻。刑法第三百九十条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而对受贿人的自首情节没有特殊规定。这意味着行贿人愿意作证受贿人的犯罪事实，可以免除处罚，而受贿人即使交代了犯罪事实也不会得到法律赦免，可见法律对具有自首情节的行贿人处罚较受贿人轻缓。

三是“为谋取不正当利益”②的规定缩小了行贿罪的处罚范围。该条规定考虑了行贿人的主观恶性大小，不主张对为谋取正当利益而不得已行贿的行为判处刑罚。但是按照刑法学教授张明楷的观点，即使行为人为了谋取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也属于钱权交易行为。③这种不得已的行贿行为只要没有达到被胁迫的程度，就是采取了一种不正当的程序来谋取所谓的“正当利益”。如果对此不予科刑，那么就会造成法律上允许为了正当利益而行贿的后果。因此，“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规定不仅易对何为不正当利益产生歧义，而且限制了对行贿罪的打击范围。

2.刑事司法活动影响行贿罪的处罚

刑事司法活动虽然受制于立法的规定，但不是对立法的机械翻版，某件事实是否认定为犯罪需要司法人员在深入领会法律精神，严格把握法律事实的基础上进行主观判断，对犯罪进行再定义。④就惩治行贿罪而言，如对“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法律规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而不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是否减免需要司法人员来判断。在这一过程中，司法人员对刑事政策的理解、对行贿罪的认识以及对侦查策略的考虑等都会成为影响行贿罪立案、追究的重要因素。

由于当前的侦查技术水平有限，加之贿赂犯罪具有较强的隐蔽性等原因，致使侦查人员在很大程度上仍需依赖行贿人的口供获取犯罪事实。侦查人员心有顾虑，如果严格打击行贿犯罪有可能影响行贿人主动作证，最终影响案件的查证。于是，侦查机关通过对行贿人从轻处罚甚至不处罚来获取行贿人的积极配合。多年来，这种做法已经成为侦查贿赂犯罪特有的策略。笔者认为，在侦查水平有限的客观情况下，通过对行贿罪的适度让步分化瓦解贿赂犯罪同盟，便于更有力地打击受贿罪，这可以理解为时代背景下的权宜之计。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形势政策有很明显的副作用：虽然从表面上看有利于遏制受贿罪，但纵容了行贿罪，随着行贿罪的猖獗必然引发受贿罪的蔓延。司法实践中对行贿罪的查处过于宽缓不仅不能有效的遏制腐败，最终还会损害法律的威严和执法的公信力。

3.社会公众对行贿行为过于容忍

“人情社会”是我们民族的性格特征。可以说自古以来中国人的许多社会关系都是靠着隐性的“人情”来调节和处理。人们普遍不信赖法律规则，认为依法办事不如靠“关系”更稳妥。发展至今日，行贿行为已经演变成一种潜规则，几乎充斥了各行各业。老百姓一边基于正直感对贿赂现象普遍持痛恨态度，一边又积极融入人情社会为自己谋取利益。受到社会环境以及自身利益的影响，公众对行贿行为的“习惯”、“模仿”使之逐步丧失了正直感，对行贿行为的危害性认识不足，表现出过度的容忍和屈从。

三、严厉惩治行贿罪的意义

1.严厉惩治行贿罪有利于减少和抑制贿赂犯罪的发生

一是刑法理论通说认为，行贿罪与受贿罪属于对合犯。“对合犯，是指因处于相互对应位置的双方的对应行为配合而构成的犯罪。”⑤通常情况下，行贿与受贿作为给予方和收受方，是处于对应位置的双方，缺少了一方，犯罪就无法实施。行贿人的目的是利用受贿人的职权获取某种利益，是“以钱换利”，受贿人是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从中收受或索取他人财物，是“以权换利”。尽管双方位置对立，但是就对合行为而言，犯罪行为得以完成，必须以对方的行为配合为条件，即行为相互配合，相互依存，一方的行为是另一方的行为的基础和前提。如果行贿行为被拒绝，受贿罪就无法成立。按照张明楷教授的观点，虽然仅成立受贿罪而不成立行贿罪的现象存在，如索贿，但是行贿罪和受贿罪属于对向犯，在通常情况下，双方的行为均成立犯罪。司法机关不能仅处罚其中一方。不能因为行贿人如实交代了行贿事实配合司法机关追查受贿行为，就将行贿行为认定为无罪。⑥如果受贿人索贿，这种情况下应当对行贿行为规定较轻的刑事责任。但除此之外，如果行贿人为了一定的目的，主动向他人行贿，则是一种收买国家工作人员的投机取巧行为。此种情形下，行贿和受贿是一种对合行为，对行贿行为予以放纵，无疑是加大了对受贿行为的刺激和引诱，不利于抑制贿赂犯罪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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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按照美国芝加哥大学加里·S·贝克教授提出的犯罪经济学理论，假定每一个行为人都是谋求自我利益极大化的理性主体，是自我利益的最佳判断者，能够在各种不同的机会面前做出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选择，那么犯罪也是行为人经过理性判断后作出的决策。犯罪人决定是否犯罪时会从风险和成本的角度予以考量。当风险和成本小于通过犯罪所获得的利益时，就会选择犯罪。反之，就会放弃犯罪。如果行贿给行为人带来了很高的回报，而其犯罪行为没有受到法律追究，那么行贿的风险就很低，行贿人对行贿犯罪的畏惧心理就会减弱，再次犯罪的可能性就会增强，并且会对其他社会成员产生示范效应。因此，从抑制犯罪的角度讲，必须对行贿罪依法查处并加大惩处力度，才能减少和抑制行为人行贿的冲动。行贿行为减少了，受贿犯罪的数量必然有所降低。

三是严厉惩治行贿罪是应对当前贿赂犯罪高发态势的迫切需要。通过对2007-2012年北京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当年度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涉嫌刑法分则第八章规定的贪污贿赂案件）进行统计可知，贿赂犯罪呈现高发态势。自2007年以来，贿赂犯罪整体上呈现出增长趋势，其在职务犯罪中所占的比例高于贪污罪，最高达到64.2%，成为职务犯罪最为集中的罪名。由于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制度日益规范，利用管理漏洞贪污公款的空间逐渐缩小，发生贪污罪的几率不会大幅上升，近年来该罪名在职务犯罪中所占的比例维持在25%-42%之间。与此同时，基于当前很多资源配置还没有完全交给市场，政府在市场资源配置中依然具有决定性的主导权，在缺乏权力约束机制、政府官员自由裁量权较大等原因的影响下，利用权力换取金钱、利益的空间较大，容易滋生贿赂犯罪，并且在短时期内这种现象难以根治，贿赂犯罪将维持高发态势。

面对贿赂犯罪持续高发的态势，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陆续下发了《关于各地在办理受贿犯罪大要案的同时严肃查处严重行贿犯罪分子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大查办严重行贿犯罪力度的通知》、《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对打击行贿犯罪重要性的认识逐步增强，对行贿罪的打击力度日益增大，这是应对当前贿赂犯罪高发态势的迫切需要。

2.严厉惩治行贿罪是遵循罪行相当原则的要求

我国刑法第五条规定了罪刑相当原则，“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按照该原则，行贿人承担的刑事责任应当与犯罪构成事实的性质和社会危害性相适应，而立法中对行贿罪刑事责任的规定较为轻缓，司法实践中对行贿罪的立案數量偏低、缓刑适用率偏高等不符合罪行相当原则。

一是罪刑相当原则要求法律条文之间对犯罪量刑要统一平衡。刑法理论通说认为，受贿罪侵犯的是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其法益侵害程度比行贿罪更为严重。笔者对此持否定态度。行贿行为以财物换取职权便利，同样侵犯了国家机关正常的管理活动和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具有严重的危害后果。首先是干扰和破坏了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活动。行贿人不遵守正规的办事程序，用财物腐蚀、收买国家工作人员，获取个人私利，即使获取的是正当利益，以行贿的方式来增加胜出的筹码，有可能导致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正当途径难以获得其正当利益，这不仅破坏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而且是对国家机关正常管理秩序的严重损害。其次是败坏社会风气。行贿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投机”行为，它绕开了公平竞争的法则，以收买的方式实现个人的目的。这种投机行为一旦成功不仅会加剧行为人的投机心理，而且会令他人产生强烈的效仿追逐心理。若不及时遏制，久而久之，公众道德被逐渐蚕食，腐败风气则日益严重。基于行贿罪严重的客观危害性，应规定行贿罪与受贿罪对等的刑事责任。

二是罪刑相当原则要求刑罚具有确定性和必然性。贝卡利亚认为，“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⑦大量的犯罪学调查显示，对于贪污贿赂分子来说，要害不在于判多少年的刑罚或者是否判处死刑，而在于送上法庭的可能性有多大，他们对判刑可能性的关注远胜于对判刑轻重的关注。⑧由此可见，使行贿人承担应有的刑事责任，是遵循罪行相当原则的要求。

三是罪刑相当原则是在不超出罪刑程度的前提下，根据犯罪预防的必要性大小判处刑罚。⑨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刑罚的裁量也必须有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具体到行贿罪而言，如果对行贿罪的刑罚过于宽缓，不利于抑制行贿人再次犯罪，也不利于预防其他人实施行贿罪，同时难以支持、鼓励一般人与行贿罪做斗争。因此要加大对行贿罪的惩治力度，使罪刑相适应。

四、加大对行贿罪惩治力度的若干建议

1.规定行贿罪与受贿罪对等的刑事责任

如果不改变立法对行贿罪的规定过于宽缓的现状，公民本可以通过合法途径解决的很多事情就会因为法律的宽容而采取更为便捷的行贿手段去解决，这将危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国家机关等单位的正常活动。因此，首先须完善刑事立法，加大对行贿罪的惩治力度。

一是统一入罪标准和量刑规定。在香港，无论行贿与受贿犯罪，法定刑基本上一致。法国刑法典对行贿罪和受贿罪规定的刑罚也完全相同。美国《联邦贿赂法》第201条（b）（1）、（2）规定，“对于贿赂罪，无论行贿人还是受贿人都判处15年以下的监禁。”相比之下，我国刑法在入罪标准和量刑规定上，行贿罪较受贿罪要轻。笔者认为，经过前述分析可知，行贿行为与受贿行为二者紧密联系，危害性相当，应该对二者规定相同的刑事责任，尤其在当前贿赂犯罪高发的形势下，如此规定可以提高司法人员对行贿罪的认识，更有力地打击行贿、受贿犯罪。

二是取消“免除处罚”的规定。由于“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这一规定的适用，在侦查阶段有时会变相为：行贿人只要如实供述罪行，通过行贿人的口供获取行贿受贿的线索，达到有效打击受贿犯罪的结果，司法人员则对行贿人的罪行不予追究。因此，笔者建议取消该规定，同时适用刑罚总则中关于自首的规定。即“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这样一来，不再为司法机关放松对行贿罪的查处提供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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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修改“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规定。我国刑法规定行贿罪以行为人主观上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为成立要件，而从其他地区和国家有关立法例来看均没有此规定。香港《防止贿赂条例》第4条至第9条规定的行贿犯罪没有以这一目的为要件；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将主观目的限制在诱导官员滥用或偏离其职责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15条对行贿罪的规定也未考虑行贿人行贿的目的。笔者认为，行贿人谋取的利益正当与否，只是反映行贿人主观恶性的大小和社会危害性程度的不同，并不影响对行贿罪本质的认定。即使为了谋取正当利益，法律也不允许采取行贿的手段，这属于程序的不正当，依然构成行贿罪。“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规定容易引起歧义，需要复杂、详细的解释何为“不正当利益”，而取消该规定不影响对行贿罪的认定，建议取消。

四是增设罚金刑。我国刑法对行贿罪的法定刑主要采用了自由刑，仅针对“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没有规定罚金刑（单位行贿罪规定了罚金刑）。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刑法普遍规定了对行贿罪适用罚金刑。香港地区对行贿犯罪广泛适用罚金刑，只要构成行贿犯罪，就并处罚金。美国也规定了罚金刑，可以独立适用或者附加适用。根据《联邦贿赂法》第201条规定，贿赂罪的当事人可以被判处相当于有价物3倍的罚金。此外，根据加罗法洛《犯罪学》的观点，对于“贪心的罪犯”，应该“强制他向国家缴纳罚金和向受害当事人支付赔偿金”。“如果使这种罪犯的贪心彻底落空，迫使他认识到：为了自己的利益，正直才是上策，那么，他将不再重复他的缺点。”⑩笔者认为，对于行贿罪这种图利型犯罪，在其刑罚种类中应增设罚金刑，规定为“可以并处罚金”。

2.提升司法人员依法惩治贿赂犯罪的能力

司法机关工作人员首先要解决认识问题，打击犯罪和预防犯罪哪个更重要。在反腐败战略的选择中，是多查处几个受贿大要案，还是通过严厉打击行贿罪遏制贿赂罪的发生。刑罚的最终目的是预防犯罪，预防犯罪优于惩治犯罪才是反腐败战略的明智选择。明确了这一前提，侦查人员应改变过去重受贿轻行贿的思想认识，摒弃通过对行贿罪的宽容来换取证词查证受贿案件的侦查思路，把行贿与受贿作为贿赂案的整体予以惩治，通过严厉惩治行贿罪遏制贿赂罪的发生。

为了改变和减少司法机关通过放松对行贿人的处罚来获取侦破受贿罪的口供这一现状，客观上必须解决当前检察机关侦查手段单一、侦查技术水平有限的难题。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对于重大贿赂犯罪规定了一些新的侦查措施，如增设了技术侦察措施。该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按照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又比如规定了对于“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这些规定虽然仅针对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并且有严格的审批程序，但是对侦查人员掌握更丰富的侦查手段、提高侦查技术提供了法律依据。侦查人员应最大限度地利用法律赋予的侦查手段，逐步减少对行贿人口供的依赖。

3.获得公众对严惩行贿罪的认同、支持与参与

社会公众对行贿罪的理性认识是惩治行贿罪的民众基础，这一基础不牢固或缺乏将导致对行贿罪惩治的功败垂成。因此，获得社会公众对于行贿罪治理的认同、支持和参与对遏制贿赂犯罪至关重要。

首先，应提高公众对行贿罪的认知程度。增强社会大众对行贿罪危害性的认识，使人们认识到行贿、受贿行为是一种钱权交易行为，行贿人通过与受贿人串通勾结获取自身利益，是对国家、集体、他人利益的损害。受贿行为的危害性有多大，行贿行为的危害性就有多大。行贿行为不仅腐蚀国家干部队伍、破坏公共管理的正常秩序和社会公平机制，而且败坏社会道德风气，具有严重的危害性。应使人们认识到行贿行为与受贿行为一样可耻，是违法犯罪行为，必须严厉打击。与此同时，要使人们能够区分行贿犯罪与人际交往中礼尚往来的正常馈赠行为，避免用“人情”来掩盖行贿犯罪的事實，从而蒙蔽人们对行贿罪本质的认知。

其次，获得社会公众对于严惩行贿罪的支持与参与。由于惩治行贿罪具有高度复杂性和广泛影响性，治理行贿罪的主体并非仅是国家责任，所有公民都有责任参与对行贿罪的控制。但是，基于人们长期以来受“人情社会”的影响，短时期内在社会上形成严惩行贿的社会监督和评价体系必然有极大的难度，因此需要进行社会心理调适。一是加强理论研究和论证，为新制度的运行提供理论指导；二是加强法治宣传和舆论引导，增强公众的法律认知，提升公众的法治意识，为严惩行贿罪创建良好的舆论环境。比如运用讲座、电视、报纸、网络等形式进行宣传、教育，为潜在的行贿人敲响警钟，达到预防行贿罪的目的。三是鼓励公民参与和公民监督，鼓励公民积极举报行贿、受贿行为。

五、结语

行贿罪和受贿罪作为对合犯，是一对畸形的连体病毒，任何重视一方而忽视另一方的反腐策略都不足以打击和遏制贿赂犯罪。减少和遏制贿赂犯罪不仅需要严厉惩治受贿罪，同样必须严厉惩治行贿罪。

（作者单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

编辑：刘雁君 nina_lyj@sina.com

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申请表 篇9

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检察院：

兹介绍____________（单位）同志前往你院进行行贿犯罪档案记录查询事宜，请予以接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盖章）

2012年12 月 14 日

查询行贿犯罪档案申请函

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检察院：

_______因我司拟于______________参与______________，根据挂牌文件要求，现向你院查询_____________________在______________月_______ 日至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 日间有无行贿犯罪记录。

特此申请。

申请人：_____________________

2012年12 月 14 日

授权委托书

本人_______系_____________________的法定代表人，现委托_______为我方代理人，办理我公司行贿犯罪档案的查询工作。

单位名称：_______（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电话：

委托代理人：（签字）

电话：

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申请表 篇10

近年来，检察机关反贪机构不断加大反腐力度，依法惩治了一大批腐败分子，减少了腐败的存量。但在基层检察院院查办的贿赂犯罪案件中，绝大多数查处的是受贿犯罪，鲜有对行贿犯罪和行贿行为处以刑罚的案例，并且对行贿人的处罚一般都比受贿人轻缓的多。笔者认为，基层检察院在控制腐败增量方面需要加大对行贿罪的惩处和预防力度，要从源头治理才能遏制贿赂犯罪的增长。

一、基层检察机关查办的行贿案件特点：

1、行贿犯罪成本低，对行贿处罚失之于轻。一方面，行贿者往往付出很少的代价去腐蚀一个干部，就会获得数倍于此的不正当利益。另一方面，行贿者一般会作为污点证人，往往交代了行贿行为，就不会被提起诉讼。行賄犯罪成本较低，造成行贿者有恃无恐，多次行贿，这也是造成腐败案件依然屡禁不止，贿赂之风仍然盛行的原因之一。因此在当前形势下，加大惩处力度尤为迫切。

2、行贿领域相对集中，出现向多领域渗透的趋势。笔者通过对城固县检察院近六年来查办贿赂案件的分析，发现其中工程建设领域行贿占全部行贿犯罪的45.2%，发生行贿犯罪的领域相对集中。但是近年来，在土地征用补偿、行政审批、计生管理、司法审判、医疗卫生等领域不断出现新型行贿受贿现象，行贿现象无孔不入，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可能出现行贿的影子，值得警惕。

3、主观恶性大，社会危害深，影响反腐败效果。一方面，行贿者大多数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严重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竞争和社会风气。比如在工程建设领域，行贿者往往将行贿视为“投资”，势必在工程建设等经营活动中偷工减料作为补偿，造成工程质量没有保证，出现拖欠、克扣民工工程资金等社会问题，造成的社会影响比较恶劣。行贿一旦形成行业“潜规则”，反过来又增大反腐的难度，使得查处的腐败案件不能起到有效的警示、遏制腐败的作用。

二、造成行贿犯罪查处难的原因：

1、行贿犯罪取证难是主因。行贿案件由于作案手法隐蔽，行贿人向国家工作人员人员行贿时，选择的时间随机、地点不特定，方式多样，并且一般行贿现场无第三人在场，造成行贿数额难以查清。行贿者与受贿者又往往形成攻守同盟，串供、拒不承认等现象，造成了侦查取证难。加之当前侦查手段较为滞后，行贿案件侦查措施单一，同时行贿人工作、地点变动性大，给侦查工作造成很大困难。侦查人员在办案中往往只根据举报材料、受贿人的交代和通过询问谈话等方式进行相互印证，这样很难从中深挖出对行贿人立案的有效证据，影响了查办案件的效果。

2、行贿数额较小，往往达不到立案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中若干数额、数量标准的规定》的规定，行贿罪的立案标准为1万元以上，对单位行贿罪中，个人行贿在10万元以上，单位行贿在20万元以上。但是，从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状况来看，各地人均收入水平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尤其是在基层，以笔者所在的城固县检察院为例，2009年以来查处涉及的受贿案件，犯罪金额在10万元以上的仅为2人，绝大部分被告人犯罪金额在5万元以下，大多数行贿人的行贿数额不足一万元，达不到规定的立案标准。

3、法律情节忽视了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性。刑法第三百九十条规定，对犯行贿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而根据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情节严重与否主要根据涉案数额而定，忽视了行贿人的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性。行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一百万元，或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才达到法律规定的“情节严重”，这就使得行贿者钻空子，很多行贿数额较小但危害深远的行贿者逃避了法律制裁，继续从事经营活动，破坏了法律的严肃性和司法权威。

三、加大惩处和预防行贿犯罪的建议：

1、从立法上完善对行贿罪的相关处罚规定。从法律上讲，行贿和受贿是和相关联的一组犯罪，有受贿必有行贿。很多行贿者为了获取不正当利益，想方设法腐蚀干部，数额不一定大，但是动机恶劣、危害极深。因此笔者建议要完善立法，充实惩治行贿行为的法律依据。首先，不再以单纯的数额作为定罪量刑标准，将行贿者的犯罪情节、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进行综合考量。其次，明确行贿罪中的财务的概念。行贿罪中的财务定义过于狭隘，已不能适应当前实际。将非物质利益规定到法律条文当中。第三，设立行贿罪的罚金制度。我国对于行贿犯罪，除了法人行贿犯罪外，均未设立罚金制，这是运用财产刑打击犯罪的一个空缺，应对行贿罪给予严厉的经济处罚，增加其犯罪成本。

2、发挥舆论导向，加大预防行贿犯罪宣传。检察机关可通过网络、电视、大型户外广告等形式扩大宣传，联合政府、建筑单位等，针对工程建设、政府采购等重点预防领域定期举办警示教育讲座，对廉政教育常抓不懈。弘扬以诚信为荣的传统美德，纠正宽容行贿的社会氛围，形成以行贿为耻的社会共识，加大行贿违法犯罪的法律宣传，在全社会形成一个打击行贿的良好环境，使行贿者成为过街之鼠，失去社会心理基础；

3、完善制度，充分发挥行贿档案查询制度。进一步扩大检察机关行贿档案查询制度的运用范围。实行行贿查询与金融、工商、税务等成熟运行的信用评价手段相互对接，使贷款、注册企业、办税等活动必须将廉洁信用作为作为是否赋予资格或开展经济活动的考量因素，从而充分实现行贿档案的社会价值，使行贿者在相关经营活动中受到一定限制，增加行贿人的犯罪成本，自食行贿带来的恶果。

行贿犯罪档案查询问答 篇11

1、什么是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

答：全国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是检察机关运用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将1997年10月以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并经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的行贿、单位行贿、对单位行贿、介绍贿赂犯罪案件等信息进行分类录入、整理、存储而建立的，包括行贿受贿主体情况、犯罪基本事实、判决结果等主要内容的犯罪信息系统。

2、建立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有什么意义？

答：检察机关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规定》，接受社会单位和个人查询，提供查询结果，有关主（监）管部门和单位对经查询有行贿犯罪记录的单位和个人，采取限制准入、取消投标资格、降低信誉分或资质等级、中止业务关系等处置。目前，该系统已经在防控贿赂犯罪、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促进社会诚信建设、服务社会管理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3、什么情况下需要进行行贿犯罪档案查询？

答：在招投标、政府采购等环节，已经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作为招投标和参与政府采购的必备材料之一。另外，随着社会发展，需要提供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的领域将进一步扩大。

4、哪些机关能提供行贿犯罪档案查询服务？

答：各级检察机关提供行贿犯罪档案查询服务。一般来说，招投标、政府采购文件中没有明确要求地、市、州以上检察机关提供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的，可以就近在区、县检察院进行查询，也可以到地、市、州检察院进行查询。

5、查询行贿犯罪档案需要提供哪些材料？

答：需要提供的材料有：

1、申请查询单位介绍信；

2、申请查询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3、申请查询单位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4、被查询人身份证复印件；

5、办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6、工程相关招标公告。其中1-5项需加盖单位公章。

6、目前检察机关能提供哪一时段内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

答：目前检察机关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可以提供1997年10月至查询申请日的查询结果。查询结果多久能拿到？

答：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定，检察机关在三个工作日内提供查询结果。

7、查询需要收费吗？

答：通过检察职能为促进社会管理创新和社会发展服务是检察机关的职责所在，因此，查询行贿犯罪档案不收取费用。

9、《查询结果告知函》左上角的二维码有什么作用？答：为避免有假冒的查询结果，检察机关在《查询结果告知函》上打印有加密防伪的二维码。

10、能根据需要修改《查询结果告知函》的日期和内容吗？

答：不能。《查询结果告知函》所有内容均由系统设定，任何人无权更改。

11、如果查到有行贿犯罪记录，会提供哪些内容？答：对有行贿犯罪记录的单位或个人，会提供如下内容：行贿犯罪行为实施的时间和犯罪数额；判决的时间和结果；共同实施行贿犯罪中的被查询对象的相关内容。

12、如果对查询结果有异议怎么办？

答：对查询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检察机关书面提出。受理复核的检察机关在三个工作日内提出意见，报检察长批准后予以回复。

13、如何进行查询预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