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律效力

合同法律效力（精选8篇）

合同法律效力 篇1

尊敬的用户：

您好！

最近有很多用户询问关于网店转让合同是否有法律效力的问题,易佰店经与顾问律师沟通后在此给所有用户解答关于网店转让合同的问题。

Q：网店转让合同是否有效？

A：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网店转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依据《合同法》成立的有关于网店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只要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就受到法律的保护。

Q：为什么要签订网店转让合同？

A：淘宝网规定店铺不能私下转卖，也不支持二手网店的过户申请，在这种情况下私下转让网店存在极大隐患。对于卖家而言，因为买家接手后依然是以注册人的名义进行网店经营活动，所以对外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仍是由注册人承担，自然存在不可预期的风险；对于买家而言，私下转卖的网店一旦被注册人申请找回，将得不到淘宝方的支持，买家将承担人财两空的风险。因而，签订合法有效的网店转让合同是十分具有必要性的。通过签署书面的转让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能极大程度的满足双方安全交易的需求，并且一旦产生纠纷，合同将成为最佳的维权依据。Q：淘宝规则与网店转让合同是否冲突？ A：淘宝规则并不能否定合同的效力：

1.淘宝规则属于淘宝网单方制定的格式条款，限制了用户自由处分其合法私有财产的权利，当与法律发生冲突时，应以法律规定为准；

2.淘宝规则已由完全不允许过户变成了有条件的允许过户，虽然有其出于自身经营策略等方面的考虑，但承认网店转让的合法合理性的趋势是显而易见，这也是社会发展和司法实践大潮所向；

3.在当下淘宝规则尚未完全放开的时候，还是需要通过签署具备法律效力的转让合同，才能有效保障到买卖双方的权利。易佰店提供给买卖双方签订的交易合同由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制定，合同条款符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能为交易双方提供更加细致安全的交易环境。

Q：网店转让合同的效力体现？

A：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易佰店提供的网店转让合同具体法律约束力表现在：

1．自成立起，合同当事人都要接受合同的约束；

2．如果情况发生变化，需要变更或解除合同时，应协商解决，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

3．除不可抗力等法律规定的情况以外，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承担违约责任；

合同法律效力 篇2

关键词：借款合同,法律,效力

对经济合同效力的确认原则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法律、政策对具体经济活动所持的态度。因经济活动而签定的合同被确认为有效, 则表明法律对该经济活动的认可, 而一但被确认无效, 则表明该项经济活动为法律所不容许。合同法在注重鼓励交易、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立法宗旨前提下, 确立了依法自愿原则这一确立合同效力的基本原则并赋予这一原则以全新的含义, 表现在:合同法首次将依法自愿原则规定为一个独立的基本原则。自愿原则是指公民、法人、其他组织是否签定合同、与谁订立合同、订立什么内容的合同, 完全取决于他们的自由意志。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 借款是一项重要的资金来源, 企业间资金拆借由来已久, 从计划经济时代到目前市场化经济时代一直存在, 并且随着市场经济脚步的加快, 亦有快速发展之势。然而, 在这些活跃的资金借贷活动中, 也深藏着很多的不规范性, 由此带来的法律问题也很多。因为企业间的借款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学界一直存在很大争议。

一、合同法确认合同效力的意义和原则

市场经济要求我们减少国家的直接干预, 将国家的宏观调控置于市场规划之中, 直接赋予各市场主体最大限度的意志自由, 从而参与竞争, 求得发展。宽泛的无效合同制度, 增加了财产的损失和浪费, 因为合同被宣告无效后, 双方当事人就要按照恢复原状的原则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相互返还已经履行的财产或赔偿损失的责任, 这种返还不但意味着订约目的不能实现, 还会增加不必要的费用和损失。无效合同过多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也妨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合同法律制度作为上层建筑不能全力保障和促进社会生产力, 因此要进行改革。

对经济合同效力的确认原则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法律、政策对具体经济活动所持的态度。因经济活动而签定的合同被确认为有效, 则表明法律对该经济活动的认可, 而一但被确认无效, 则表明该项经济活动为法律所不容许。合同法在注重鼓励交易、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立法宗旨前提下, 确立了依法自愿原则这一确立合同效力的基本原则并赋予这一原则以全新的含义, 表现在:合同法首次将依法自愿原则规定为一个独立的基本原则。自愿原则是指公民、法人、其他组织是否签定合同、与谁订立合同、订立什么内容的合同, 完全取决于他们的自由意志。

由于旧合同法对无效合同的法律界定很宽泛, 导致的后果只能是过多的干预, 阻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 使得市场经济的主体在从事经济活动过程中, 畏首畏尾, 得不到法律的最有效的保障。如前所述, 新合同法严格界定了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方为无效。对此我们应当明确法律、法规的范畴, 对于一些违反地方性法规及某些行政机关发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行为应不在此列, 不属于合同法界定的无效合同范畴。我们在审判实践中要特别注意审查的一方面是主体资格问题, 某些特殊行业, 在从事经营活动时, 必须取得相关资质, 或为某种许可;另一方面, 要对合同的内容、标的物进行审查, 是否为禁止流通物等。对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的禁止行为而为之的行为, 则是当然的无效。而新合同法并未对违反地方性法规及某些规范性文件的行为作出无效的界定, 在审判实践中应注意把握。

二、维持借款合同效力的立法趋向

在我国《合同法》施行之前, 借款合同适用的是1981 年颁布的《经济合同法》, 其中第二十四条规定“借款合同, 根据国家批准的信贷计划和有关规定签订。”第七条规定, “违反法律和国家政策、计划的合同”无效。《经济合同法》于1993 年修订一次, 相应条款被修改为:“借款合同, 应当遵守国务院有关规定。”“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合同”为无效合同。

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借贷的几个司法解释, 包括前述最高院的批复 (法复〔1996〕15 号) 就是在这种法律背景下出台的, 是对已经废止的《经济合同法》的解释。比如:“……明为联营, 实为借贷, 违法了有关金融法规, 应当确认合同无效”的规定 (法经发〔1990〕27 号) 、“融资租赁合同所涉及的项目应当报经有关部门批准而未经批准的, 应认定融资租赁合同不生效”的规定 (法发〔1996〕19 号) 等等, 皮之不存, 毛将焉附?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扩大, 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新的《合同法》取代了旧的《经济合同法》, 已经改变了那种一直以来“认为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就无效”的观点, 进一步缩小了无效合同的法定范围, 除符合法定情形合同无效外, 法律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尽量维持合同的效力。

《合同法》正式施行后, 最高人民法院及时发布司法解释 (即法释〔1999〕19 号《〈合同法〉解释 (一) 》) , 要求“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 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 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

2009 年4 月, 最高人民法院再次发布司法解释 (即法释〔2009〕5 号《〈合同法〉解释 (二) 》) , 坚持从宽认定合同有效的态度, 严格适用合同无效的法定条件。进一步对《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 (五) 项, 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情形, 作出了限缩性解释, 将这里的“强制性规定”限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排除了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对合同效力的影响。也就是说, 在细分强制性规定为取缔性或管理性规定和效力性规定之后, 认为只有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能确认其为无效合同。

三、变相借款合法化的法制环境

1999 年新的《合同法》不再使用“借贷”的措辞, 而统一采用了“借款合同”的称谓。在《借款合同》一章中, 没有把借贷行为界定为金融业务, 没有对借款人和贷款人的主体资格进行限制, 贷款方的主体资格也并未完全局限于金融机构。并且《合同法》还专章规定了融资租赁合同, 企业之间有些借贷行为还可以通过融资租赁的方式合法解决。

在此之前, 最高人民法院曾于当年的2 月9 日发布《关于如何确定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 (法释[1999]3 号) 。其中明确规定, “公民与非金融企业 (以下简称企业) 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企业间借贷与民间借贷在法理上并无不同, 企业作为合法的具有独立行为能力的法人, 只要意思表示真实, 不应与民间借贷区别对待。

2005 年2 月9 日, 国家商务部和公安部联合发布《典当管理办法》。典当实际上就是一种质押担保性质的借款, 依附借贷法律关系而存在, 典当合同就是一种抵押借款合同。按规定, 从事融资活动, 必须遵从有关金融法规。典当商行未经人民银行批准, 应视为非法机构。然而作为一种融资手段, 典当业的兴起, 反映了社会对多种融资方式的需求。

典当行自复出以来, 其主管部门历经央行、国家经贸委和商务部。目前的《典当管理办法》就其法律等级和效力而言, 仅属于部门规章, 层级和效力远远低于法律和行政法规。自2000 年8 月, 典当行监管工作由中国人民银行移交给国家经贸委, 似乎其“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性质随之取消, 但本质上仍属金融业务范畴。目前《典当管理条例》已处在国务院的积极研制之中, 或许有望在明年出台。

2005 年, 我国修订通过新的《公司法》。《公司法》及“三资企业法”, 均未限制公司的资金不可借贷给关系企业。另外, 从相关的税收法律法规以及税务机关的实际做法来看, 我国税务机关对企业间的借贷行为不但未限制, 而且在依法征税。国家税务总局曾于1995 年4 月17 日发布《关于印发< 营业税问题解答 (之一) > 的通知》 (国税发[1995]156 号) , 其中第十条规定:“不论金融机构还是其他单位, 只要是发生将资金贷与他人使用的行为, 均应视为发生贷款行为, 按‘金融保险业’税目征收营业税。”该通知的部分条款虽然已被后来的国税发[2009]29 号文件予以废止, 但上述规定仍被保留, 至今有效。

2001 年11 月, 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就企业间借贷问题征求有关部门意见, 建议放开企业间借贷。理由主要有三个:第一, 企业间借贷普遍存在;第二, 《合同法》并没有明确禁止;第三, 既然民间借贷已经放开了, 再继续禁止企业间借贷, 对企业“不公平”。据介绍, 最高院正在制定的《合同法》分则第12 章借款合同的司法解释, 也在考虑对企业间借贷是否有条件地开启一律禁止的大门。

而对于变相的企业借贷, 最高人民法院也已作出一个与以前大不相同的司法解释, 2004 年发布的《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法释[2004]14 号) 第6 条规定, 当事人对垫资和垫资利息有约定, 承包人请求按照约定返还垫资及其利息的, 应予支持。该解释实际上就是确认了这种以垫资为表现形式的企业借款合同的法律效力。

看来, 完全禁止企业间借贷是转型经济时期的一种无奈选择。央行也注意到了“禁令”带来的种种弊端, 采取了一些变通方式, 比如以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的形式实现企业间资金融通。同时, 随着经济金融形势的发展变化, 市场也出现了一些企业间借贷的“创新”形式, 比如私募基金等等。

四、公法、私法相互协调而发挥作用

目前可以肯定的是, 企业间的借款合同没有违反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且一些取长补短、调剂余缺的企业之间的直接借贷还可以将企业的闲置资金有效地利用起来, 降低交易成本, 拓宽融资渠道, 符合市场经济规律, 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那么, 企业之间的借贷行为就可以放任不管吗?金融毕竟是国家的经济命脉, 企业之间的直接借贷活动不能游走于金融监管体系之外, 严重影响了金融秩序。前述国务院颁布的 《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至今有效, 但其性质是行政法, 属于公法, 不能直接当做判定合同效力的法源依据。尚且该办法, 已对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作出了明确界定。企业之间借贷, 其借款对象不具有广泛性和不特定性, 其贷用资金属于自有资金, 不是转手放贷。此贷非彼贷, 与金融业务中的借贷截然不同。

法律一向有公法与私法之分, 公法多为国家权力干预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法律, 一般而言不影响民事行为的效力。合同无效是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彻底否定, 完全打破了当事人对自我财产的自主安排。大量、经常和不加控制的宣告合同无效, 必将灭杀市场活力, 浪费社会资源。如若非法经营, 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 自有行政法律甚或刑事法律予以相应制裁。

《〈合同法〉司法解释 (二) 》对如何适用第52 条第 (五) 项规定的规定, 解决了正确协调公法与私法关系的重大问题。我们既要严格遵循国家的立法意志, 严惩损害公共利益的不法行为, 也要防止对“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的滥用, 不恰当地扩大无效合同的范围, 干扰正常的市场交易, 损害交易人的合理预期和交易安全。一般可以认定企业间借款合同当属有效。

参考文献

[1]吴合振.合同法理论与实践应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9.

[2]姜振颖.合同法[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0.

论预约合同的法律效力 篇3

一、预约合同法律效力的学说辨析

关于预约产生的法律效力，理论界争议很大，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一）必须磋商说

“必须磋商说”认为，合同的当事人之间一经订立预约，则各方都承担了在以后的某个时间为了订立本约而诚信地进行谈判磋商的责任义务。但当事人各方也仅仅是负有谈判磋商的行为义务，而不针对是否最终签订本约的实质结果负责。即当事人只要实施了诚信谈判磋商的行为就认为是义务的履行完毕。

（二）必须缔约说

该学说是建立在“带有未决条款的预约”基础之上的，内容恰恰与“必须磋商说”相对立，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仅有谈判磋商的义务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使得本约合同最终达成才是完全的履行预约义务。否则预约将成为一纸空文，预约的形成将变得毫无意义，而且极易导致恶意缔结合同的行为发生。

（三）两种学说辨析

上述两种学说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也表现出一些片面性。订立预约的初衷是能够让当事人各方在变化复杂的市场经济中抓住固定的交易机会或者拥有一颗定心丸，对经济活动有个心理预期。但采用这两种不同的学说对当事人各方势必会产生不同的法律效果。

“必须磋商说”注重的就是预约合同订立的动态行为。而“必须缔约说”则更希望各方达成合意能最终成立，他们更注重结果的出现。如果采用“必须磋商说”，双方只要按照当初的预约要求进行诚实地、善意地谈判磋商即可，至于能否订立本合同不会产生违约责任问题。任何合同的成立都必须经历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而这种过程能否带来最终的结果则很难确定。如果谈判中有一方或者双方其实无心促成本约的订立，那么他们之间的接触洽谈就是走形式、做无用功，从而浪费了宝贵的机会。在买方市场条件下，“必须磋商说”的利益倾向性在于买方，因为它将预约合同视为订立本约合同可有可无的过程；在卖方市场条件下，就会得出相反的结论。该学说只保护交易一方，有失偏颇。

如果采用“必须缔约说”，使得出现合意的达成、本约的订立结果出现才是预约义务的履行完毕，相对而言，这个观点或许与设立预约制度的初衷是最符合的。因为它对交易双方都是比较公平的，至少不会偏袒某一方利益。在这种必须缔结合同的效力影响下，交易机会是相对固定的，不会轻易失去，即使有任何一方不愿订立本约而试图恶意拖延时间假谈判，那么善意方也有获取救济弥补损失的途径。按照该观点的要求，在订立合同时，当事人应当在预约中就未来的本约的主要条款达成合意，并依据这些主要条款订立本约，否则需承担违反预约的责任。如此看来，“必须缔约说”似乎比“必须磋商说”更能使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得以均衡，但这个观点也并非那么完满。首先，最大可能的发挥该学说的作用是与预约内容的详细程度成正比的，内容愈详细，顺利订立本约的可能性就愈大。如果预约条款既简单又模糊，甚至连本约的主要条款都没有标明，那合同各方还要进行磋商洽谈为的是达成本约。如果最终磋商没有见效，并且任何一方均无过错，则预约的存在仍然不能决定本约的订立。其次，尽管预约内容详尽明了，由于在订立预约后到签订本约前有一定的时间间隔，倘若在此期间出现了不可抗力、情事变更或原先商定好的一些条件等发生了变化，一方当事人仍然要求对方按照预约来签订本约，就会造成新的不公平。

综上所述，两种学说没有哪一个能完全解决好问题所在。笔者认为，预约合同的法律效力如何，关键要看其内容中对未来本约合同的主要条款是否进行了说明。如果涉及《合同法》第十二条提到的那些条款的内容，表明这种预约内容比较完备，具有实质性意义，为下一步签订本约提供了较为充足与便利的条件，可以按照“必须缔约说”来实践其法律效力，因为双方都已经对标的物达成共识并且相当知晓对方的情况，所以可以将中间的谈判磋商环节压缩至最少以节约时间成本；如果预约内容简简单单，没有就本约主要内容达成明确共识的，则应当采取“必须磋商说”的法律效力，因为双方在预约时仅仅是提出了希望进一步磋商的意思表示，只要接下来的程序是当事人之间再次就交易事项诚信地进行磋商洽谈就实现订立预约的目的了。如果这种情况下采取的是“必须缔约说”的法律效力，双方在客观上对事物尚未有所了解或准备，在主观上也没有十足的把握来订立本约，在不具备直接缔约的前提下就要求各方缔约本合同，是非常草率的也是极不合理的。

如果预约内容中出现了合同法第十二条中的一些实质要素（最基本的为标的与数量），就可以按照“必须缔约说”来约束双方，双方对具有实质意义的要素已达成共识，原则上就可以视为同意成立本约了。至于该条其他条款项目，可以在缔结本约时补充完整。

研究清楚于不同情形下的预约法律效力，能够最大程度的实现各方之间的利益均衡。没有写明本约主要条款要素的预约表明当事人在主客观上均无直接订立本约的可能性，“必须磋商说”为各方提供了宽松充分的洽谈机会，符合各方意愿，有助于交易的实现；包含本约主要条款要素的预约，使得本约依据这些条款而成立，同时充分运用合同法规定的补充协议方法，促成交易的顺利进行，最终实现固定交易机会的预约目的，双方达到共赢的理想状态。

集体合同有哪些法律效力 篇4

集体合同有哪些法律效力

集体合同法律效力表现在三个方面：对合同双方当事人、合同涉及的地域和人员、合同终止时间等力。下面是律伴网的小编为您详细阐述的集体律效力的具体内容，希望能够为您提供帮助。

凡符合法律规定的集体合同，一经签订就具有法律效力。

一、集体合同的法律效力

(一)集体合同对人的法律效力：集体合同对人的法律效力是指集体合同对什么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中国《》的规定，依法签订的集体合同对用人单位和用人单位全体劳动者具有约束力。这种约束力表现在：集体合同双方当事人必须全面履行集体合同规定的义务，任何一方都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集体合同。如果集体合同的当事人违反集体合同的规定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劳动者个人与用人单位订立的中有关劳动条件和劳动报酬等标准不得低于集体合同的规定。

(二)集体合同的时间效力：集体合同的时问效力是指集体合同从什么时间开始发生效力，什么时间终止其效力。集体合同的时间效力通常以其存续时间为标准，一般从集体合同成立之日起生效。如果当事人另有约定的，应在集体合同中明确规定。集体合同的期限届满，其效力终止。

(三)集体合同的空间效力：集体合同对空间的效力是指集体合同规定的对于哪些地域、哪些从事同一产业的劳动者、用人单位所具有的约束力。

二、集体合同

(一)就约定变更和解除而言，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于2004年颁布的《集体合同规定》第39条的规定，只需要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即可以变更或者解除集体合同。

(二)就法定变更和解除而言，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于2004年颁布的《集体合同规定》第40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变更或解除集体合同或专项集体合同：

1、用人单位因被兼并、解散、破产等原因，致使集体合同或专项集体合同无法履行的;

2、因不可抗力等原因致使集体合同或专项集体合同无法履行或部分无法履行的;

3、集体合同或专项集体合同约定的变更或解除条件出现的;

4、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集体合同与劳动者签订的一般合同的主要区别就是签订主体是职工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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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合同的法律效力高于劳动合同 篇5

来源:胡律师网作者:上海律师 胡燕来所属栏目:劳动纠纷律师案例

小周与某企业签订了为期3年的劳动合同。合同中约定:工资每月计发一次。合同履行期间,工会又与企业经协商签订了一份集体合同,该份集体合同中约定:企业所有员工每年年终可获得一次第13个月的工资。该企业的集体合同获得企业职代会的通过并经当地劳动行政部门审核后开始生效实施,但小周没有得到企业支付的第13个月工资。于是,他向企业提出补发第13个月工资的要求。但企业表示,小周和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约定了劳动报酬的支付次数,双方应当严格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履行,双方由此产生争议。

当集体合同的条款与劳动合同的条款发生冲突时,究竟哪个合同的法律效力更大?《劳动合同法》第55条规定,集体合同中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等标准不得低于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标准;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的劳国勰法及实施帑例之动合同中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等标准不得低于集体合同规定的标准。这个规定是针对集体合同对劳动合同的法律效力的。对于签订了集体合同的企业来说,集体合同对于本企业全部劳动合同都具有约束力,或者称为基准作用。这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补充性效力,即集体合同所规定的标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劳动合同的补充。集体合同中有的内容是单个的劳动合同未涉及的,这些内容对劳动者和企业也是有约束力的,即都应当按照集体合同的规定执行。(2)不可贬低性效力,郎集体合同所规定的标准在其效力范围内是劳动者利益的最低标准,劳动合同中关于劳动者利益的规定可以高手但不得低于这些标准,若低于此标准就由集体合同的规定取而代之。劳动合同中的劳动条件和劳动报酬等标准低于集体合同规定标准的,确认为无效;集体合同规定的标准变更的,劳动合同中相关内容的标准也要变更,以使其不低于集体合同规定的标准。

案例中昀企业的说沐是不对的,当用人单位的集体合同与劳动合同的条款发生了冲突,若集体合同规定的劳动标准高于劳动合同的标准,那么,就应当按照集体合同规定的标准苯办。因此,该企业应当支付小周13个月的薪水。

实践中,用人单位一定要了解集体合同与劳动合同的效力关系,在同劳动者制定集体合同的过程中,一定要保证劳动合同的标准木低于集体合同的标准。否则,用人单位就有可能出无效或部分无效的劳动合同,面临法律的风险。

黑白合同的合同效力概念及其特征 篇6

黑白合同的合同效力概念及其特征

“黑白合同”一词最早出现在10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铁映所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实施情况的报告》（以下简称《人大报告》），《人大报告》指出：“各地反映，建设单位与投标单位或招标代理机构串通，搞虚假招标，明招暗定，签订?黑白合同?的问题相当突出。所谓?黑合同?就是建设单位在工程招投标过程中，除了公开签订的合同外，又私下与中标单位签订合同，强迫中标单位垫资带资承包、压低工程款等。?黑合同?违反了《招标投标法》、《合同法》和《建筑法》的有关规定，极易造成建筑工程质量隐患，既损害施工方的利益，最终也损害建设方的利益，检查组了解到这个问题不仅相当普遍，而且难以查处。”。

目前我国的各个正式立法中并没有使用“黑白合同”这一词语，它只是对一种社会现象的概括。所谓的“黑白合同”是指在交易过程中，交易双方基于某种利益考虑，通常是为了规避政府部门的.监管、实现交易目的，对同一合同标的物签订了价款存在明显差额或者履行方式存在差异的两份合同，其中一份作了登记、备案等公示，并通过承诺函等形式明确该登一记，备案的合同仅作为登记、备案之用，而不作实际履行，另一份仅由双方当事人持有，并作为实际履行的依据，其中登记、备案且不实际履行的合同称为“白合同”，由双方当事人持有的、并实际履行的合同称为“黑合同”。

法律视角谈劳动合同效力制度 篇7

一、劳动合同效力评价的具体标准

法律评价当事人各方的合意, 在合同效力评价方面是将合同的有效要件作为评级标准。对符合有效要件的合同, 按当事人的合意赋予法律效果。劳动合同成立并非一定产生预期效果, 当事人资格、劳动合同内容的多样化, 使得劳动合同法只对那些符合一定标准的劳动合同赋予其积极的意义, 即确定地发生预期法律效果。劳动合同无效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的合同因严重欠缺生效要件, 在法律上不按当事人的约定发生法律效力。劳动合同实际上是一柄双刃剑, 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既维护了劳资双方的正当权益, 也是对他们的一种法律约束。劳动合同作为用人主体与劳动者之间劳动关系权利、义务的具体化与合法化的唯一表现形式, 对于劳动关系成立与否以及劳资双方的具体权利、义务的确定有着决定意义。具体而言, 劳动合同的生效要件主要有:

1、劳动合同双方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劳动合同的主体是劳动法律关系中享有劳动权利和承担劳动义务的当事人, 包括用人单位和与之建立劳动法律关系的劳动者。用人单位一般是法人, 法人的主体资格是法律赋予的;劳动者是自然人, 其主体资格是法律所承认的。一般情况下, 公民成为劳动者要具备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 其中, 劳动者的劳动权利能力是法律赋予劳动者的资格, 劳动行为能力主要取决于年龄、健康、智力、行为自由因素。《劳动法》第15条第1款规定:“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民法通则》第11条第2款规定:“十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公民, 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 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这说明我国最低就业年龄标准是十六周岁。

2、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实、自愿。

意思表示真实是合同能够生效的重要条件, 是契约自由和契约正义在契约法上的贯彻。意思表示真实是指行为的意思表示出于其自由意志, 而非因他人不当干涉所为, 这显然是合理意思表示应有的品质。对于符合自愿原则的意思表示应确认其完全效力, 而对于不符合自愿原则的意思表示应如何确认其效力则涉及立法政策的选择。意思表示不真实, 包括了当事人受欺诈、受胁迫做出了违背了内心真实意思的表示, 也包括当事人重大误解、乘人之危、显失公平订立的合同。

3、合同内容不得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

劳动合同的内容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这一规定包含了两个内容:一是存在有法律的禁止规定;二是当事人所约定的劳动合同的内容违反了这一禁止规定。只有在这二者结合时才导致劳动合同的无效。宪法、劳动法中存在大量的对劳动者基本权利、劳动保护、工作时间、工资等方面的强制性规定, 劳动合同的内容受到这些强制性规定的约束, 违反这些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内容无效。如有的在合同中约定工伤概不负责等, 这些约定就违反了国家的强制性规定, 属无效条款。另外, 如果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工作内容或生产任务违法则可能导致整个劳动合同的无效。

二、构建劳动合同效力的多元评价机制的理论基础

我国《劳动合同法》仍有不足, 没有对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的劳动合同效力做出规定, 没有规定劳动合同可撤销情形, 对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 直接认定劳动合同无效或者部分无效, 仍沿袭了劳动法只区分劳动合同有效和无效的二元格局, 从而使整个评价机制呈现出机械呆板, 弹性不够。客观地说, 劳动合同不是有效即为无效, 有效的即受法律保护, 有瑕疵的便无挽救的可能。那么法律行为的成立又有什么意义呢?这种理论在过去计划经济的年代还能适用, 而在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日益频繁、复杂化的今天, 显然不能满足社会的要求。所以, 我们认为, 《劳动法》应当确立和构建富有弹性的劳动合同效力的多元评价机制。虽然劳动合同处于“国家管制下的意思自治”格局之下, 但我们在当事人可以实现意思自治的瑕疵劳动合同效力评价领域, 仍然要为双方当事人留下足够的自治空间, 国家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越俎代庖去充当万能的保护人, 法律应该相信当事人有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 以免出现国家主动代替双方当事人来订立或消灭劳动合同的情形, 导致国家权力不当干涉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这种立法在本质上体现的是放权——国家私人利益得失的评判者, 只要不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 自己利益自己负责, 而国家更重要的是在当事人需要救济的时候, 能够挺身而出。可见, 劳动合同效力的多元评价机制具有强大的综合功能:不仅弥补了劳动合同无效制度无法为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留有必要空间的缺陷, 而且在柔化合同无效制度之刚性的同时, 也没有丧失效力评价制度本身所应具有的制裁和遏制违法行为的功能, 是一项富有弹性和巧妙性的制度安排。

总之, 从劳动关系的特殊性考虑, 为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劳动合同法》的制定应当更多的从保护劳动者角度考虑, 应为毕竟劳动者是这种关系中的弱者, 法律应当有倾向性。从各国的劳动立法和劳动立法的历史上来看, 劳动立法也是越来越重视对劳动者的倾向性保护, 我国在这方面也应当向世界发达国家靠拢, 同时兼顾到我国的具体国情, 这样才会使我们社会主义的劳动关系更加和谐、健康地发展。

摘要：采用二元评价机制直接认定劳动合同有效和无效, 这种评价机制过于刚性和绝对化, 本文从法律视角上阐述了劳动合同效力评价的具体标准, 指出应在劳动合同立法上建立更具有包容性的多元评价机制, 分析了构建劳动合同效力多元评价机制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劳动合同,合同效力,劳动关系

参考文献

[1]、于新华, 杜波.试论无效劳动合同[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02 (3) .

[2]、董晓丽.论劳动合同的法律效力[D].吉林大学, 2005.

[3]、黄越钦.劳动法新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论合同效力的限制 篇8

强制性规范的概说

一般认为强制性规范是指强制人们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规范。强制性的行为规范包括强制规范与禁止规范。强制性规范只是法律规范之一种，因此，必须在法律规范分类的语境中理解它的含义。强制性规范就是指当事人不得以其意志排除适用的法律规范，禁止规范和强制规范当然属于强制性规范。任意性规范则是指得由当事人的意志排除适用的法律规范，它的典型形态就是那种当事人如果不排除即予直接适用的规范。

强制性规范具有以下特征：一，在适用上，强制性规范的适用具有绝对性、无条件性，排除当事人意思自治因素的介入。二，在内容上，强制性规范具有单一肯定或单一否定性。三，在利益上，强制性规范一般体现的是公共利益，以实现其公共政策的目的。但并不是所有强制性规范都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也有的是为了维护特定当事人的利益。

强制性规范对合同效力的限制

强制性规范对合同效力限制的具体形态合同违反强制性规范有多样化，所以欲探求它们各自的效力，必须根据强制性规范的目的和功能，具体分析其作用于每一样态类型的法律后果。《民法通则》第55条对民事法律行为的要件规定包括主体行为能力、意思表示、行为内容三方面，法律的强制性规范对合同法律行为效力的限制可据此分析。

１、主体之强制。在自然人的行为能力上，各国均规定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所为行为的一般法律效果和例外。在法律对合同主体资格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合同效力问题颇值得研究。

（1）特别资格要求。此种情况常见于行政管理法中，对某类民事活动有特别的资格要求，而该资格是强制性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26条规定属强制性规范，如果没有建筑活动资质承揽工程后，建筑质量不合格，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那么合同自然无效。我国司法实践的做法是宣告该合同无效，承揽人只能得到评估出来的成本价。然而工程质量合格的情况下，建筑法的立法目的已经达到，而且也没有必要拆掉所完成的建筑。这样，对承揽人来说实际上是合同义务和合结果有效，合同权利无效，导致矛盾与不公平，故对此类案件判决有效较为合理。通常，法律对行为人资格作出特殊限制，是出于维护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因此一般应认定为无效。但如果订立时不具备但订立后取得相应资格的，或者达到与具备相应资格同等要求的，可以认定为有效。这属于合同无效，但可以补正的类型。这种见解已得到相关司法解释的确认。

（2）职业限制。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12条、第13条规定，一般来说，如法律仅对一方提出要求，而不是对双方当事人进行强制时，该强制性规定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

2、意思表示真实的要求

现代民法为了更好的保护当事人的利益，在订立合同过程中要求双方的意思表示必须真实，这样才能在公平公正的前提下，促进交易的正常进行。根据《民法通则》第58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行为是绝对无效的。在此情况下法律根本不考虑受害一方的真实意愿，而一律将此认定为无效，这样就给了加害方可乘之机，其往往可依此终结自己不愿继续履行的合同，实际上是在更大程度上损害了受害人的利益，立法的目的更是无从实现。1999年合同法，将这类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合同归为可变更、可撤销合同的类型，而将合同效力的选择权交于受害一方手中，从而更好的保护了当事人的利益。同时，为了防止公职人员怠于行使此项权利而损害国家利益，将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的并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规定为无效合同。合同法减少了法律对合同效力的限制，在促进私法自治和合同自由方面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进步。

3、内容上的强制

《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均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比如甲男与乙女订立非法同居协议，甲乙约定乙终生为甲奴隶。该合同即使是处于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但也因内容违法而不能生效。因此，如果法律禁止人们从事其种行为，那么就不能通过法律行为为人们设定从事该行为的义务。

我国合同效力限制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继承了大陆法国家的做法，在民法中对于违反强制性规范的法律行为的效力作出了明确规定：《民法通则》第58条第1款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正在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第67条第五项中规定，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从上述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法上关于法律行为违反强制性规范的效力的规定，没有像德国民法第134条或我国台湾民法第71条那样，留有“但书”的规定。这为合同行为被一律判决为无效的武断做法埋下了隐患。

完善我国合同效力限制的建议

生产力的发展呼唤契约自由和私法自治，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客观上需要个人经济活动的自由。历史告诉我们，凡是民商事活动比较自由的，社会经济发展一般就比较好，而限制私人经济活动则会引起经济的衰退。从人的解放和个体自由的角度看，国家也不应对私事过多的干预。但从另一方面，自由从来都是相对的，必然有一个度的问题。个人是自私的，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往往侵害公共利益，客观上需要国家干预。其次，民事活动也可能损害特定的当事人或第三人的利益，国家也有义务为其提供法律保护。总体上说，法律出于对公共利益和特定私利益的保护，就有了制定强制规范的必要。除此之外，则应最大限度保证契约自由和私法自治。从我国纵向之立法与司法实践比较，法律强制对私法自治之干预大为减弱。但横向比较看，我国现行立法与司法对私权行为之控制仍过于严厉，在实践中也产生不少问题。对我国无效合同制度之走向，法律强制规范对合同效力的影响有必要在各个方面进一步完善。如果某强制性规范明确规定合同违反的法律后果，那么按条文规定进行认定和处理就能比较准确、妥当。如果某强制性规范条款中没有明确规定合同违反的法律后果，但在另外条款或另外法律或司法解释中有明文规定，适用方法及适用的效果与同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一样。最难以解决的是最后一类，即法律对合同违反强制性规范的法律后果没有规定。这一方面导致审判人员无所适从，甚至任意处置，另一方面也导致当事人对合同违法预期效果无从把握，因此鉴于中国目前行政权滥用、法官素质普遍不高的现状，对违反强制性规定的法律后果，除非不适宜或因条件限制之外，应当作出明确规定，如不成立还是不生效，可撤销还是可解除，有效还是无效，效力待定还是无效能够补正，等等。特别是对无效合同，应当坚持“无效法定”原则，只有法律明确规定违反强制性规范的合同无效时，才能认定为无效。否则，一概不无效。此即所谓“法不设责即豁免”。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没有直接对违反强制性规范的合同效力作出专门的司法解释，但透过《合同法解释（一）》中第4条规定，可以看出其尽量使已依法成立的合同归于有效主张的立场。这一点也可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例中查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对于商品房买卖合同效力的认定，采取了不轻易确认无效的观点。合同违反强制性规范并非只有无效的一种法律结果，相反，法院应当从鼓励交易的宗旨出发，在不触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下，尽量使之有效。

总体看来,若法律已经对某类具体合同的效力问题进行斟酌,并直接规定无效的,应判令无效。对违反法律的其他强制性规定行为,应着重分析对公共利益和特定相对人和第三人的损害程度决定该行为是否有效。总体的趋势应当是尽量作出有效认定,以提高民事活动效率,维护私法自治。由于民事活动及其对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影响的复杂性,立法要提供一个一劳永逸的效力评判标准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在确定无效合同的大体标准时,应但书留下余地以供法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私法自治与国家强制的关系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我国合同法对排除国家对民事活动的过多干预,推进主体自由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但是我国合同法通过合同无效制度建立起的一套苛刻的禁止性规定以及这些禁止性规定的适用范围尚存在疑问,私法自治之路似乎还有一段历程。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