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专项法律顾问（共8篇）
考查对象：2009级法学1班、2班 考查方式：课外实训 考查时间：2011年11月8日
一、实训项目
案件一：王胜平涉嫌强奸、盗窃、抢劫案
案件事实：
被告人王胜平，男，1962 年 11 月 6 日生，汉族，农民，小学文化，住江苏省响水县张集乡圩角村五组。因涉嫌犯抢劫罪、强奸罪和盗窃罪，于 2003 年3月 22 日被逮捕。
江苏省盐城市公安机关经依法侦查终结，认定如下犯罪事实：
1999 年 10 月某日夜，被告人王胜平伙同张海浪（已判刑）骑摩托车到滨海县大套乡大套村欲行盗窃时，王胜平发现该村一果园两间小屋内仅睡有两少女，即提议入室强奸。王、张二人遂拨开门锁入室，以“如敢喊就把你们杀掉”相威胁，被害人因害怕而未敢反抗，王胜平在床上，张海浪在地上分别对两女实施了奸淫。
2000年1月3日凌晨4 时许，被告人王胜平伙同张海浪骑摩托车到滨海县天场乡陶河村五组境内窃得被害人蒋国友、孟来梅家共 50 余只鸡后，张海浪在偷自行车时被人追赶落塘逃跑，王胜平在大塘边等张海浪时，用随身携带刀具对追赶其的人刺戳上刀，致被害人蒋国友因胸部外伤致失血性休克抢救无效死亡。王、张二人在村外会合时，王将以刀戳人之事告诉张海浪，并将刀上血迹洗掉。
1999 年至 2002 年，被告人王胜平先后伙同张海浪、宋雅才等人在响水县盗窃作案 12 起，窃得各类财物价值人民币 5691 元。
犯罪嫌疑人王胜平对其强奸、盗窃犯罪的事实予以供认，但对于公安机关指控其犯抢劫罪，王胜平辩称，其未去过本案抢劫犯罪的现场，在侦查期间对抢劫罪作有罪供述系刑讯逼供、诱供所致。而且，作案凶器未找到，没有直接证据能够证明其实施了抢劫犯罪。
公安机关，经过侦查，搜集到如下证据：
1．被告人王胜平在侦查期间多次所作与指控事实一致的供述。
2．证人张海浪的证言与指控事实相印证。
3．证人张胜林的证言证实，其曾听王胜平说，王在滨海有抢劫杀人行为。
4．证人黄龙英等 10 人的证言、张海浪对其在现场遗留衣服、鞋子进行辨认的笔录、现场勘查笔录等证据证实，案发时村民追赶的小偷之一就是张海浪。结合王胜平的供述、张海浪的证言，证实在案发现场盗窃作案者系王、张二人。
5．被告人王胜平供述抢劫犯罪事实中的许多细节，如听到有人喊”逮贼”后转身刺来人一刀、被害人倒地的方位、被害人的被刺部位及刀数、作案刀具系单刃、尺把长等事实、特征，都分别得到了证人证言、法医鉴定结论、被告人王胜平、证人张海浪所画刀具图形等证据的证明。
6．看守所管教干部王文华、看守所医生李道林的证言，被告人王胜平进入滨海县看守所时的健康检查表证实，王胜平入所时身体状况正常；同监犯吴恩贵、周一青的证言证实，王胜平入所后曾告诉他们，王在盗窃过程中戳人一刀；2003年4月26日、27 日，王胜平在滨海县看守所分别与管教干部和侦查人员的谈话、审讯笔录中，均承认其犯有抢劫罪。
7．被告人王胜平在对其抢劫犯罪作有罪供述时涉及的作案现场的部分细节，如现场所 偷之鸡摆放位置、村里有砖路和土路、逃跑至村外会合后张海浪告诉其村内大喇叭在喊“有人偷鸡，各角各落找”等，均为王胜平首先供述，后经调查得以证实。
根据上述案例，分析该案件是否达到提起公诉的条件，并制作相关法律文书。（50分）
我认为该案件达到提起公诉的条件。提起公诉，是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将刑事犯罪嫌疑人提交人民法院审判，要求给予刑事处罚的刑事诉讼活动。《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上述案例中，被告人王胜平涉嫌犯强奸罪、盗窃罪、抢劫罪，于 2003 年3月 22 日被逮捕。江苏省盐城市公安机关经依法侦查终结，认定如下犯罪事实
我、二、起诉书指控：
1999年10月某日夜，被告人王胜平伙同张海浪（已判刑）骑摩托车到滨海县大套乡大套村欲行盗窃时，王胜平发现该村一果园两间小屋内仅睡有两少女，即提议人室强奸。王、张二人遂拨开门锁人室，以“如敢喊就把你们杀掉”相威胁，被害人因害怕而未敢反抗，王胜平在床上，张海浪在地上分别对两女实施了奸淫。
2000年1月3日凌晨4时许，被告人王胜平伙同张海浪骑摩托车到滨海县天场乡陶河村五组境内窃得被害人蒋国友、孟来梅家共50余只鸡后，张海浪在偷自行车时被人追赶落塘逃跑，王胜平在大塘边等张海浪时，用随身携带刀具对追赶其的人刺戳一刀，致被害人蒋国友因胸部 外伤致失血性休克抢救无效死亡。王、张二人在村外会合时，王将以刀戳人之事告诉张海浪，并将刀上血迹洗掉。
1999年至2002年，被告人王胜平先后伙同张海浪、宋雅才等人在响水县盗窃作案12起，窃得各类财物价值人民币5691元。
被告人王胜平对公诉机关指控其强奸、盗窃犯罪的事实予以供认，其辩护人对公诉机关的此部分指控未提出不同意见。
对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胜平犯抢劫罪，王胜平辩称，其未去过本案抢劫犯罪的现场，在侦查期间对抢劫罪作有罪供述系刑讯逼供、诱供所致。其辩护人提出，作案凶器未找到，指控王胜平犯抢劫罪的证据基本上是间接证据，没有形成证据锁链，认定王胜平犯抢劫罪的证据不充分。
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胜平违背妇女意志，以胁迫手段强奸妇女的行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数额较大财物的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分别构成强奸罪、盗窃罪。对于公诉机关就被告人王胜平犯抢劫罪的指控，因未能出示证明被告人王胜平实施抢劫作案的直接证据，且被告人王胜平又矢口否认，故认定其犯抢劫罪并致人死亡的证据不足，对公诉机关就被告人王胜平犯抢劫罪的指控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二百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于2003年11月17日判决如下：
1．被告人王胜平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三 年；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三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罚金人民币三千元。2．对被告人王胜平盗窃犯罪所得的赃款、赃物继续予以追缴。
宣判后，盐城市人民检察院以原判未认定被告人王胜平犯抢劫罪不当为由，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江苏省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决定支持抗诉。
为证明被告人王胜平犯抢劫罪，抗诉机关及支持抗诉机关列举了以下证据和理由：
1．被告人王胜平在侦查期间多次所作与指控事实一致的供述。2．证人张海浪的证言与指控事实相印证。
3．证人张胜林的证言证实，其曾听王胜平说，王在滨海有抢劫杀人行为。
4．证人黄龙英等10人的证言、张海浪对其在现场遗留衣服、鞋子进行辨认的笔录、现场勘查笔录等证据证实，案发时村民追赶的小偷之一就是张海浪。结合王胜平的供述、张海浪的证言，证实在案发现场盗窃作案者系王、张二人，被告人王胜平关于从未去过现场的辩解不能成立。
5．被告人王胜平供述抢劫犯罪事实中的许多细节，如听到有人喊“逮贼”后转身刺来人一刀、被害人倒地的方位、被害人的被刺部位及刀数、作案刀具系单刃、尺把长等事实、特征，都分别得到了证人证言、法医鉴定结论、被告人王胜平、证人张海浪所画刀具图形等证据的证明。6．看守所管教干部王文华、看守所医生李道林的证言，被告人王 胜平进入滨海县看守所时的健康检查表证实，王胜平人所时身体状况正常；同监犯吴恩贵、周一青的证言证实，王胜平人所后曾告诉他们，王在盗窃过程中戳人一刀；2003年4月26日、27日，王胜平在滨海县看守所分别与管教干部和侦查人员的谈话、审讯笔录中，均承认其犯有抢劫罪。王胜平以刑讯逼供为翻供理由不能成立。
7．被告人王胜平在对其抢劫犯罪作有罪供述时涉及的作案现场的部分细节，如现场所偷之鸡摆放位置、村里有砖路和土路、逃跑至村外会合后张海浪告诉其村内大喇叭在喊“有人偷鸡，各角各落找”等，均为王胜平首先供述，后经调查得以证实。王胜平以诱供为翻供理由不能成立。
江苏省盐城市人民检察院抗诉书及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出庭履行职务代理检察员在二审庭审中认为，证实被告人王胜平犯抢劫罪的证据锁链已经形成，确实充分，足可认定。被告人王胜平以侦查期间受到刑讯逼供、诱供为翻供理由不能成立。原判对被告人王胜平抢劫犯罪并致人死亡的事实未予认定，导致判决结果错误，应当予以纠正。
原审被告人王胜平在二审期间，对于原判认定其犯强奸罪、盗窃罪的事实、定罪处刑情况未提出异议，对抗诉机关指控其构成抢劫罪，提出了与一审相同的辩解。其二审辩护人提出：指控王胜平犯抢劫罪，除王胜平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和张海浪的证言外，没有其他直接证据证实王胜平到过案发现场并实施了抢劫杀人行为，王胜平在审查起诉阶段翻供后，张海浪的证言即成为孤证；王胜平在侦查阶段对抢劫罪作的有罪供述，内容存在多处矛盾，不能排除侦查期间被刑讯逼供、诱供的可能。故指控王胜平犯抢劫罪的证据不足，不能认定。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判认定被告人王胜平强奸、盗窃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量刑正确；抗诉机关和支持抗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胜平犯抢劫罪并致一人死亡的证据不足，不予认定。原审被告人及其辩护人针对检察机关抗诉意见的辩解和辩护意见成立，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于2004年7月9日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案件二：黄少勇虐待被监管人案
案件事实：
公诉机关：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黄少勇，男，1972年9月14 日出生于莆田市涵江区，汉族，大学文化，捕前系莆田监狱四大队十六中队副队长。因涉嫌犯虐待被监管人罪于2000年 10 月 31 日被刑 6 事拘留，2000 年 11 月 14 日被执行逮捕。
辩护人：佘云，莆田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陈子定，福建方与圆律师事务所律师。
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以下犯罪事实：
被告人黄少勇原系莆田监狱四大队十六中队副队长。1999 年 12月1日晚上7 时许，莆田监狱四大队十六中队犯人李增明、王宝建在三楼宿舍 307 房内因小事打架，时任该中队副队长的被告人黄少勇及同案人林沧桑（该中队中队长，作不起诉处理）及时赶到制止事态。随后，被告人黄少勇持木棍殴打了犯人李增明（即被害人），致被害人李身体受伤。
1999 年 12 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十六中队犯人杨文春、吴明忠、傅明发（均系被害人）刚入监不久，因未能按时完成生产任务，被被告人黄少勇、同案人林沧桑叫到车间办公室罚跪。之后同案人林沧桑持防暴棍分别抽打犯人杨文春等三人各二十多下；被告人黄少勇持电警棍对犯人杨文春等三人各电击数下后，又用脚朝犯人杨文春胸部、背部猛踢数下。次日，犯人杨文春被打伤不能出勤，被告人黄少勇又用手铐把其铐在三楼通道处长达十多小时。
2000年4月25 日下午，十六中队犯人彭勇持剪刀与犯人胡庆元打架。这时被告人黄少勇及同案人林沧桑予以制止并把犯人彭勇（即被害人）带到车间办公室内。被告人黄少勇及同案人林沧桑分别用拳头及防暴棍朝犯人彭勇头部、身体等处猛打，致彭轻微脑震荡，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黄少勇对被监管人实行多人多次体罚虐待，情节严重，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八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应以虐待被监管人罪追究刑事责任。提起公诉依法惩处。被告人黄少勇否认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以其没有体罚、殴打虐待被监管人，只是在处理犯人李增明违规打架问题时，其措施失当，但不构成犯罪，请求法院作出无罪的判决。
证据证明：
1．被害人李增明的三次陈述，证实 1999 年 12 月 1 日被害人李增明因生活小事与罪犯王宝建吵架，后中队干部林沧桑、黄少勇来处理，黄少勇持木棍抽打被害人李增明，致被害人李身体受伤；但关于牙齿脱落这一情节三次表述不一，自相矛盾。
2．证人王宝健的证言，证实 1999 年 12 月 1 日被害人李增明因生活小事与其吵架，后中队干部李沧桑、黄少勇来处理，黄少勇持木棍，中队长林沧桑用手对被害人李增明及本人进行殴打，致被害人李身体受伤；但被害人李增明牙齿脱落是被谁所为不清楚。
3.被害人李增明于 2000 年 11 月 10 日拍的照片，证明口腔没有门牙。
4．吴进贵、方德林证言，证实 1999 年 12 月 1 日被害人李增明因生活小事与人吵架，被副队长黄少勇持木棍抽打后受伤。
5．证人李增松、李增贵（均系罪犯李增明之兄）的证言，证实在莆田监狱探监期间，听其弟李增明说，被中队干部姓黄的殴打，而且被打得很惨。
6．证人王忠郎（莆田监狱干警）证明材料，证实罪犯李增明因违规被中队管教黄少勇处理不服要上告，其找罪犯李了解情况，见到李犯手臂上有一两处青黑色的被打痕迹，大队支部十分重视，对黄干部进行批评教育，并责令黄干部购买一些营养品看望李犯，赔礼道歉。
7．被告人黄少勇的书面检查材料，证实被告人黄少勇在处理犯人李增明违规问题时，措施失当，特向监区作出检讨并保证的事实。
8．被害人杨文春陈述，证实 1999 年 12 月的一天，因其和罪犯吴明忠、傅明发刚入监不久，未能按时完成生产任务，被被告人黄少勇、同案人林沧桑叫到车间办公室罚跪，并采用防暴棍、电警棍对其和犯人吴明忠等人进行殴打；次日因其被打受伤严重不能出工，又被被告人黄少勇用手铐铐在三楼楼梯口铁门处，从早上九时左右，一直铐到第二天凌晨三时左右，长达十八个小时，也没有吃午饭及晚饭。
9．被害人吴明忠陈述，证实 1999 年 12 月中旬的一天晚上 8 时左右，其与犯人杨文春、还有一个仙游籍的犯人（即傅明发）因在车间做工动作慢，被中队长林沧桑叫到车间办公室跪在地上，当时副中队长黄少勇在场，林沧桑持防暴棍，黄少勇持电警棍殴打我们三人。第二天中午收工回楼层时见到杨文春被手铐铐在三楼楼梯走廊上，傍晚收工时还看到被铐在那里。
10．被害人傅明发陈述，证实 1999 年 12 月的一天，因手工工作比较慢，被中队长林沧桑叫到车间办公室罚跪，当时副中队长黄少勇在场，林沧桑持防暴棍，黄少勇持电警棍殴打我们三人。第二天上午其全身病疼没有出工，见到杨文春被手铐铐在楼梯口铁门栏杆上，其害怕下午去出工，后来不知道杨文春什么时间被放下来。
11．证人林国城、方德林证言，证实 1999 年年底的一天晚上大约 11 时左右见到犯人杨文春被手铐铐在三楼楼梯走廊上，何时放掉不知道。
12.同案人林沧桑供述，证实 1999 年 12 月的一天，犯人杨文春、吴明忠、博明发因生产任务不能完成被其叫到二车间办公室后，用防暴棍对他们进行殴打。
13．证人唐立刚（在监狱卫生所服刑）证言，证实 2000年4月25日晚上8时左右，由监狱禁闭室把犯人彭勇送到卫生所就诊，当晚大约 11 时左右该病人呼吸困难，值班犯医根据病情决定送往涵江医院抢救。
14．证人黄一青（外科医生）、杨淑霞（外科护士）证言及被害人彭勇的涵江医院诊断病历，证实 2000年4月25 日晚下半夜有接收一个叫彭勇的病人，该病人经诊断是脑震荡及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
15．同案人林沧桑供述，证实在处理犯人彭勇持剪刀吵架一事中，其用电警棍电击一下犯人彭勇，当时黄少勇也在场，后来彭被带到禁闭室时出现口吐白沫、神志不清症状时，就送到涵江医院抢救。
16.被告人黄少勇的辩护人所提供的被害人彭勇的 CT 检查报告单复印件，证明被害人彭勇于2000年4月25日下半夜从莆田监狱卫生所转人涵江医院抢救是因为癫痫病发作问题。
要求：根据上述材料及法庭审理情况，制作本案判决书。（50分）
二、要求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
(一) 法社会学理论是刑事和解制度的制度源泉
法从来都是不孤立存在的, 法的施行会受到来自社会各层面的影响, 这样的影响是一种在社会联合体的内在秩序, 即“活法” (1) 。这是社会管理制度中由每一个参与者, 在现实法律规制框架下, 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 所采取的一种无意识的行为。但正是由于这种最朴素的生存逻辑, 制度才有了发展与变迁的推动力量。以利益法学的为视角, 所有法律制度必然都有其不完善的地方存在。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一项隐性制度, 在未被正式纳入法律规范之时, 发挥着平衡受害人与加害人利益冲突, 促进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和谐化发展的作用。此次刑事和解制度被正式纳入刑诉法规范中, 正是因为立法者认识到相对于运用国家刑罚权来说, 刑事和解确实有着其独有的优势。当法律规范能与社会中一般公众的主流价值观及其生活实际能够相协调时, “良法之治”才会真正的实现。
(二) 人权保障理论是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石
由于人趋利避害本能, 人总是会臆想自己伤害他人受到惩罚时如何获得被害人的谅解, 因而人类通过其独有的理性探索出一套平抑矛盾、解决纠纷的办法以寻求救赎。当人在自己所受伤害得到某种程度的弥补之后, 一般都会推己及人以包容豁达之怀宽免加害者, 这是人类独有的“自我理性”, 随着近代权利意识的兴起, 其又演变为一种人生而所固有的权利 (2) 。而人权保障理论所指的人权, 是最广泛的应然范畴的人权, 自然也包含上述这种固有的权利。作为公共社会事务管理者的国家, 秉持尊重与保障人权的理念, 应当为这种人本能的行为处事权利提供法律上的支持与保障, 在宪政国家, 公民都会不同程度的被赋予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之千里, 而对于自己私权的处置也应当尽可能的交由公民个人所决断, 真正给予公民人权“人性化”的保障, 摒弃国家本位与国家家长主义。在这种背景下, 刑事和解制度的确立不仅为国家解除了部分“出力不讨好”的社会治理活动的苦楚, 同时也符合宪政国家对于人权保障的要求。
(三) 国家刑罚权的消极实施理论是刑事和解制度的逻辑前提
我国传统的刑法思想认为, 犯罪本身不是对于被害人个人权益的侵害, 而是对于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 因此我国在刑事诉讼的模式构件上, 一直主张对抗式的国家强制公诉模式 (3) 。实质上, 国家为了维护其统治的稳定, 应当注重对于犯罪的预防与控制, 而非惩罚与制裁。如果刑事司法对于犯罪的惩治程序过于严格, 整个刑事司法缺乏相应的谦抑性, 没有为刑事纠纷的双方提供化解其两者纠纷的有效途径, 反而一味的激化受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矛盾, 其结果必然会导致整个司法公信力的缺失。而刑事和解制度正满足了对于有效化解矛盾的刑事纠纷模式转型的要求, 这并不是以放弃国家刑罚权为背景而构建起的制度, 而实质上是对于国家刑罚权行使的多样化变种, 是消极行使国家刑罚权的表现, 更好的体现了恢复性司法与刑法谦抑性的具体要求, 有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可以说是我国刑事诉讼立法领域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刑事和解制度的效能分析
(一) 刑事和解制度有助于修复破损的社会关系
为了满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于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等多方面的要求, 作为整个社会统治保障的法律制度, 应当着力于化解日益复杂的社会纠纷, 起到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作用。特别在规制对于社会关系破坏最为严重的刑事犯罪时, 整个纠纷的解决模式构建应当着力于恢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 使之尽可能恢复到之前应有的状态。在被害人一方, 所需要及时恢复其所遭受的物质损失以及心理上的伤害, 而对于加害人一方, 则需要向被害人真诚悔过, 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由于犯罪的对象性, 其所受到破坏的社会关系需要由被害人与加害人双方共同作用下恢复到原状。而刑事和解制度正是秉持这种“恢复性”司法的理念, 是社会内自发产生并由法律加以明确的一种新型纠纷解决制度 (4) 。其本质是对于传统公诉制度的一种代替, 有助于促进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相互谅解, 在社会关系修复层面发挥着诸多无可替代的作用。
(二) 刑事和解制度有助于节约社会的司法成本
随着经济的发展, 我国公民之间的纠纷也日益增多, 但由于我国相对落后的司法体制, 在数量和质量两方面都不能很好地满足社会对于缓解公众纠纷的现实要求。而刑事和解制度的设立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进一步减少解决社会纠纷的社会成本与诉讼成本, 实现外部成本的内部化。因此国家支持和鼓励刑事和解主要是由于通过合作和交涉来解决刑事纠纷的刑事和解制度, 能够有效的削减当事人自身在解决私人纠纷之时所消耗诸如诉讼费、代理费, 并且可以节省国家处理私人纠纷中司法人员的办案支出等两方面的社会成本。刑事和解制度能很好的有助于将这种社会成本内化成为私人成本, 通过刑事加害人自主的承担完全的责任, 以此获得被害人谅解这种纠纷解决机制, 可以实现纠纷解决的社会总成本最小化的要求。
(三) 刑事和解制度有助于加快被害人的社会回归
通常来说被害人在受到犯罪分子的侵害后, 一旦受到大量外界不良信息的刺激一下, 极易产生一定的心理障碍。同时由于社会旧观念的残存, 还会导致被害人人格形象的贬损。因此在犯罪发生后, 如何帮助被害人实现社会回归, 使其逐渐消除由于犯罪侵害所产生的不良心理, 是非常重要的。刑事和解制度通过使得被害人在犯罪中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受到的侵害都获得相应的弥补, 使其重塑心里的优越感, 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其回归社会的自信心, 同时通过被害人与加害人的积极沟通, 通过加害人积极悔罪并赔礼道歉, 弥补被害人心里的创伤, 使其精神痛苦得以缓和释放。同时, 刑事和解制度也与我国传统“无讼是求”的理念高度符合, 由于被害人的同情与宽容, 使得犯罪人得以宽恕, 受破坏的社会关系得以缓和, 在其所生活的社区内, 其他的成员也会给予被害人广泛的理解与同情, 并主动帮助其回归社会。
三、刑事和解制度与现行刑事法律理念的冲突
(一) 刑事和解制度与刑事实体法理念的冲突
刑事和解制度与刑事实体法的冲突主要表现在, 其与我国传统刑法理论中对于犯罪性质的认定, 以及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等刑法原则的所冲突。首先, 我国刑法传统理论中将犯罪定义为“个人对于既存的社会秩序做出挑衅的行为”, 因此为了实现国家的统治的高度权威, 对于犯罪的惩罚与宽恕的权利就理应由国家而非被害人个人来行使。但新确立的刑事和解制度所秉持的“个人本位主义”价值观与现行刑事法的“国家本位主义”价值观存在及其强烈的对立与冲突。其次, 刑事和解制度与刑事实体法理念的冲突还体现在其与刑罚报应主义思潮下的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冲突, 刑法报应主义要求犯多大的罪就应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 重罪重罚, 轻罪轻罚, 罪刑相称, 罚当其罪。而刑事和解制度以刑事纠纷双方的和解作为从宽处罚的前提, 该从宽的幅度甚至可以到免于处罚的地步, 甚至不乏演化为以钱买刑、以钱赎刑, 这将是以对于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原则为基石构建的刑罚体系的一种颠覆。
(二) 刑事和解制度与刑事程序法理念的冲突
加害人主动的承认自己所犯的罪行, 积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与其他法律责任, 密闭被害人因犯罪所遭受的损失, 这是刑事和解制度适用的基本前提。这样看似一种和谐化, 交互性十足的刑事纠纷处理模式, 却与刑事诉讼法中相关的诸多理念存在冲突, 例如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无罪推定原则。该原则认为, 未经过法院审判不得确定任何人有罪。而刑事和解制度基础“恢复性”司法的理念, 却颠覆了这种保障犯罪的制度构建的理论基石。在审判程序之前, 甚至在进行刑事和解之前, 司法机关就已经对“犯罪人”做了有罪的断定, 而这种断定仅仅来自于加害人对犯罪行为的承认 (5) 。无罪推定原则设立是为了保护犯罪人的合法权益, 避免冤假错案而设立的, 一旦这种原则因刑事和解制度而被推翻, 简单的以犯罪人的“招供”来认定其犯罪事实, 那这种看似和谐的刑事纠纷解决制度的合理性与良善性, 也会受到一定的质疑。
四、改造刑事法律关系理论以发挥刑事和解制度优势
传统的刑法理论认为, 刑法所调整的仅仅是国家与犯罪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刑事法律关系主体呈现二元化的趋势, 被害人的主体性地位被边缘化。但在刑法领域内, 如果忽视对于被害人相关权利义务问题的研究, 则会成为刑事法律体系进一步完善的一大阻碍, 有损于被害人的人权保障以及刑事纠纷处理法治化的进程。而以刑事和解程序为代表的“恢复性”司法程序的设立, 正式这中刑事法律关系改革的重要契机。刑事和解制度突出了对于被害人主体地位与权力保障的重视, 在适用刑事和解制度下, 刑事法律关系构成由传统的国家——犯罪人二元模式, 开始向国家──犯罪人──被害人模式过渡。在赋予被害人刑事法律关系主体地位的同时, 更是凸显了对被害人实体权利的保障, 可以及时的安抚其因遭受不法侵害所带来的精神创伤, 实现刑法维护和恢复社会秩序的机能。此外, 确立以被害人为中心的多元刑事诉讼法律关系, 也可以更好的化解刑事和解制度与传统刑事法律理念的冲突。但传统的刑事司法程序依然会是刑事纠纷解决的主体程序, 刑事和解制度只能适用于轻微刑事犯罪, 其存在不会脱离传统刑事司法制度的基础, 更不可能取代传统的刑事司法, 很多严重危害社会公共秩序的犯罪, 绝对不可能以刑事和解的方式来解决。所以, 刑事法律关系主体多元化的转型, 绝非对于原有刑事法律关系体系的否定, 而是一种对于传统刑事法律理论的扬弃, 也是我国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司法改革中的应有之义。
摘要：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一种“恢复性”刑事纠纷处理程序, 是刑事法律制度对与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要求的积极回应。但由于该制度对于传统的刑法理论如罪刑法定、罪行相当原则的内涵想去甚远, 作为一种新的形式纠纷解决制度, 可谓是风险与机遇并存。因此, 我们需要对于相关刑事法律关系理论进行重构, 使其与“恢复性”司法的理念可以相借条, 促进社会治理的和谐稳定。
关键词：刑事和解制度,社会管理创新,被害人保护,社会和谐
注释
1Engen Ehrlich.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the Sociology of Law[M].New York: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1, 第35-42页.
2[美]E·博登海默, 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第113-128页.
3萨其荣桂.刑事和解实践中的行动者──法社会学视野下的制度变迁与行动者逻辑[J].现代法学, 2012, (2) , 第94-114页.
4陈晓明.修复性司法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 第220-226页.
摘 要：刑事和解作为刑事诉讼中一项新的程序，关系到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以及国家对犯罪行为的追究、社会秩序的稳定等诸方利益。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应当在刑事和解中发挥好监督职能和作用，从而保证该程序的正确实施。下面，笔者就检察机关如何对刑事和解进行监督进行浅略探讨。
关键词：监督；刑事诉讼；和解
一、对刑事和解的监督是检察监督的重要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國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明确了人民检察院的法律地位，赋予了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活动进行监督的权力。
二、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中当事人和解程序监督的内容
1.刑事诉讼中当事人和解程序不能侵害当事人合法权益
检察机关应该监督刑事诉讼和解程序是否对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都予以了均等保护。首先，必须保证双方自愿。保证双方自愿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害人和被害人双方都有和解的意愿。这是刑事诉讼当事人和解程序得以开展的前提条件。二是对和解方式选择的自愿。《刑事诉讼法》当事人双方可能通过“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达成和解。其次，双方当事人和解的内容必须落实。双方当事人和解后应签订和解协议，将双方商定的和解内容予以明确。
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是真诚悔罪，被害人必须是真心谅解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被害人真心谅解既是刑事诉讼中当事人和解程序所要求的和解条件，也是双方当事人自愿和解的一种表现。
3.案件必须属于可以刑事和解的范围
（1）一是犯罪种类方面的限制。可以适用刑事和解程序的案件只能是《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故意犯罪和除渎职犯罪以外的过失犯罪。需要注意的是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必须是对社会关系损害相对较小，而对被害人影响相对较大的案件。
（2）二是犯罪起因方面的限制。故意类犯罪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应该是因民间纠纷引起的。这种纠纷既包括婚姻家庭、邻里之间的纠纷，也包括当事人之间因偶发事件引起的纠纷。除渎职罪外的过失类犯罪涉及到被害人的案件中，双方当事人之前没有矛盾，双方存在达成和解的前提基础。
（3）三是犯罪严重程度方面的限制。可以适用刑事和解的故意犯罪案件只能是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过失犯罪案件只能是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
（4）四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刑事和解。这条禁止性规定是为了防止那些人身危害性和主观恶性较大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妄图通过刑事和解逃避刑罚惩罚的可能。
4.刑事和解不能侵犯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利益，不能违背社会公共利益
刑事和解中当事人只能就双方的民事部分进行协商和作出决定。一是双方不能对刑事部分进行协商和约定。刑事责任是公诉机关代表国家进行追诉的，当事人无权处分。虽然刑事和解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处罚产生影响，但是刑事和解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事处罚产生的影响的程序应由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进行审查和判断，当事人无权处分。二是不得处分国家、集体和他人的人身和财产利益。刑事和解中作出赔偿的主体必须是加害人，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5.对刑事和解案件的执行进行监督
刑事和解案件都是一些情节较轻的犯罪，这就决定了刑事和解后对被告人判处的刑罚将更多的适用非监刑。相对于监禁刑，对非监禁刑的执行监督要困难和复杂一些。所以，对适用刑事和解的刑事案件执行情况更应加强监督。
三、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中当事人和解程序监督的方法
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的法律监督贯穿刑事案件的整个诉讼过程，检察机关对刑事和解的监督是包涵于立案、侦查、审判和执行监督中的一项新内容。因此，立案、侦查、审判和执行的一些监督方式也完全适用于对刑事和解程序的监督。
1.通过书面审查的方式监督
书面审查就是对和解协议、案卷材料等书面内容进行查阅、分析后作出判断。不管是在刑事诉讼哪个阶段，只要发生了当事人和解的事实，检察机关就有权进行监督。书面审查的主要内容是案件是否属于可以刑事和解的范围、是否符合条件、协议的内容是否合法、是否已经落实等。
2.通过自动调查的方式监督
对于刑事和解案件的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办案人员应该接触双方当事人，并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询问被害人。通过讯问、询问，当面向当事人核实和解协议内容的真实性，询问协议是否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落实等情况，并考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真诚悔罪，为办案人员作出准确判断提供可靠的依据。
3.通过参与主持刑事和解的方式监督
在案件审查批准逮捕和审查起诉阶段，对于符合刑事和解条件的案件，检察机关可以建议和主持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检察机关在主持制作刑事和解协议时应对内容进行审查，保证和解协议内容合法。在双方当事人签署和解协议后，检察机关还应监督、督促协议内容的落实。
4.通过案件回访的方式监督
检察机关应重视适用刑事和解的刑事案件的执行情况的回访，特别是对适用社区矫正的加害人，检察机关应联合派出所、居委会、学校等单位、组织，及时了解其思想动态和工作、学习情况，对其进行心理疏导，帮助其回归社会。对于被害人也可加以关心帮助，抚慰被害人心理。
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修改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项新的刑事诉讼制度，需要司法人员和社会相关单位密切配合，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从而充分发挥出刑事和解制度的真正价值。
参考文献：
[1]石磊.《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刑事实体法根据》.载《法商研究》，2006年23卷第5期.
[2]李奋飞.《刑事和解制度的“中国式”建构》.载《中国检察官》，2006年第5期.
[3]李翔.《议论刑事和解的实体法冲突》.载《“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刑事和解”学术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市检察官协会编，北京，2006.
[4]马静华.《刑事和解制度论纲》.载《政治与法律》，2003年第4期，第113页.
作者简介：
w.5Y k J.cO m文秘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研究
作为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原则和框架始建于199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与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律师法》。其中《刑事诉讼法》确立了以经济状况为决定条件的一般刑事法律援助的基本原则与特殊刑事法律援助的两项基本原则，即被告是盲、聋、哑、未成年人或者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
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律师法》则确立了三项重要原则。一是公民有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二是确立了律师的法律援助义务，三是法律援助职能归属于司法行政部门。，国务院颁布了我国首部法律援助行政法规----《法律援助条例》，标志着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正式确立。作为一项年轻的法律制度，其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如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过窄，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的衔接不畅等问题。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对我国当前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缺陷来思考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途径。
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缺陷及其原因
（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缺陷
1、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窄。
根据《法律援助条例》规定，我国目前刑事法律援助适用于两类人群，一类以经济困难为前提条件，即犯罪嫌疑人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被告人、自诉案件中的自诉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另一类是不以经济困难为前提条件，但仅限于被告人是盲、聋、哑或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以下简称五种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从此规定来看，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除了自诉案件的被诉人外都覆盖了，范围不可谓窄。但一方面由于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指定辩护，刑事法律援助的空间只限于公诉人出庭公诉阶段，基于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法律援助条例》对公检法并没有强约束力，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相当窄。另一方面从实际操作来看，绝大多数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仅限于法院指定辩护的五种人，非法院指定辩护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相当稀少。再从经济审查标准分析，对非指定辩护的受援人的经济困难审查是较为苛刻的，一般规定都在居民生活保障线之上的20%左右，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刑事法律援助受援人的范围。
2、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的衔接机制不顺畅。
要完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绝不是法律援助机构一家所能做到的，要使刑事案件中的受援人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都能得到充分的法律援助，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法律援助机构在程序上的衔接与紧密配合是非常关键的。但目前刑事法律援助法律法规中涉及此处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各地在落实公检法司四家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衔接机制时也少有实施细则，事实上造成了有关部门对刑事法律援助不重视，宣传不到位，工作不落实。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不知晓有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自然也无从保障其诉讼程序的合法利益。
（二）刑事法律援助保障权缺失的原因
1、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宗旨认识不够，没有认识到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特殊性。
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较晚，社会对其的认识也
较模糊，还有不少人认为这只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慈善行为，只是国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给予经济困难者的帮助。某些地方甚至将刑事法律援助的职责都推给社会律师，变成全部是由社会律师承担的义务，没有将刑事法律援助作为人权来保障，没有认识到刑事法律援助的特殊性，没有认识到这是政府的职责。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推行不仅是由于当事人经济困难，更在于案件性质的特殊。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刑事诉讼机制中，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处于当然的弱势地位；二是由于刑事诉讼事关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的财产权、自由权甚至于生命等重要权利。因此，对其在诉讼中的权益有重要保障作用的辩护律师，更应予以充分保障。
2、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缺乏物质保障基础。
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关键不仅要有人力因素（即需要满足诉讼需要的一定数量律师），更要有充足的资金。由于对刑事法律援助的认识有偏差，因此，在刑事法律援助工作中出现的人财物的匮乏的现象就并不乏见了。如我国法律援助的经费人均不足一角钱、相当一部分地区没有建立法律援助的专门机构等。以全国法律援助经费为例，其中财政拨款为21712.74万元，只占当年财政支出（22053亿元）的0.0098%。尤其在贫困地区，其法律援助经费完全依赖同样贫困的地方财政，其结果可想而知。即使在较为发达的地区，法律援助仍然受到经费不足、人员编制不足，各方面配合不够的困扰。
3、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在 []关于刑事法律援助的法律法规方面，虽然司法部分别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做出了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但一方面，由于上述通知只是规范性文件，并没有体现在刑事诉讼法中，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没有严格的法律约束力，即使指定辩护之外的犯罪嫌疑人在诉讼过程中没能在程序上享有法律援助的权利，也不影响案件的审理与
判决。另一方面，这些文件过于原则化，可操作性不强。各地较少出台相关细则。以广东省为例，广东省人大制定了《广东省法律援助条例》，并相继出台了有关实施细则。但对公检法司四家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如何具体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并没有相关实施细则，也没有建立公检法司四家在刑事诉讼活动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衔接机制。因此基于刑事法律援助立法与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三家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衔接机制的缺失，公民的刑事法律援助权也就难以得到保障。
二、完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必要性及其现实意义
（一）是履行宪法与国际法的义务，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的需要。
刑事法律援助作为一项为经济贫困的人或有其他原因需要帮助进行诉讼活动的人提供援助以维护其权益的制度在本世纪初已经出现，并已成为多数国家在司法上保护和促进人权的一项国家制度。此制度在刑事司法国际准则中占有重要地位，1998年中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约第14条丁目规定：受刑事控告者有权出庭受审并亲自替自己辩护或经由他自己所选择的法律援助进行辩护；如果他没有法律援助，要通知他享有这种权利，在司法利益有此需要的案件中，为他指定法律援助，而在他没有足够能力偿付法律援助的案件中，不要他自己付费。在国务院发布的《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中阐述道：“法律援助得到了有效实施，保障了公民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明确了公民获得法律援助服务权利的范围。在的《法律援助条例》中明确规定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在的宪法修正案中，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宪法。从上述规定来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是国家应尽的宪法与国际法规定的责任，是公民应享有的基本权利，这一点是有充分的法理依据的。
（二）是实现社会公正，保障弱势群体的需要。
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急剧的社会转型期阶段，各种社会问题日益突出，最为突出的是因“贫富差距”而导致的“两极分化”问题越来越显性化了，从而造成了社会不公平。正如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做出的“要在继续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为突出的位置”的讲话，解决社会不公、弱势群体得不到保障的问题，建设和谐社会已经非常重要，刻不容缓了。和谐社会的建立必须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要通过有针对性的法律机制来实现社会公正，保障弱势群体。要让社会的弱势群体有社会安全感，要让这些群体在遇到法律问题时，即使他们经济地位处于劣势，也会享有充分的司法公正。可预见的是，如果没有法律援助，贫困人员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其不但在程序上的合法利益得不到保障，继而在实体的合法利益也可能得不到保障。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正是这样一种针对社会弱势群体而建立的法律机制。
（三）是减少和缓解社会矛盾的需要。
贫富不均从而导致各种社会矛盾深化已是不争的事实，消除社会矛盾是不可能的，但是，有效地减少与缓解社会矛盾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当也是可以做到的，这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关键。由于法律特有的性质和特点，法律调整机制一方面能够获得社会最大多数人的认同，能够把不同的观点统一到法律的基础上，形成和而不同的和谐状态。另一方面提供了一个给当事人充分陈述自己的根据和理由的途径，使当事人的不满情绪有一个法定的发泄途径，可以减缓社会压力，化解社会矛盾。法律调整机制的正常运作的关键是当事人能平等地享受到法律服务。我国已经建立了法律服务的市场调节机制，把有支付能力的公民获得法律服务的条件交给了律师的有偿服务的市场机制调节。但毫无疑问，这种调节机制是有缺陷的。仅有律师的有偿服务机制，就无异于法律只保障“有钱人”的利益，从而导致诉讼程序的不公正。如果贫困群体无法得到刑事法律服务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则法庭和监狱有可能沦为贫困阶层诅咒社会黑暗不公、滋长反社会和暴力破坏行为的温床和教室，社会矛盾也将进一步加深。因此，国家要相对应地建立一种对不能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公民的司法救济保障制度，作为律师有偿服务机制不能克服、并且导致诉讼程序不公正缺陷的弥补，这种制度正是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三、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构想
（一）在立法上确立刑事法律援助必须贯穿于刑事诉讼全过程的体制。
刑事法律援助不同于民事法律援助之处主要在于刑事诉讼的特殊性，刑事诉讼并不局限于法庭审判阶段，而是涉及到侦查、提起公诉、审判三个阶段。刑事被告人（侦查阶段则被称为犯罪嫌疑人）作为被刑事追诉的对象，则始终处于刑事诉讼从侦查到起诉和审判全过程的中心。因此，他所需要获得的法律帮助，也应反映在刑事诉讼从侦查到起诉和审判全过程之中。显然，如果只在审判阶段刑事被告人才能获得相应的刑事法律援助，而处于侦查或起诉阶段的犯罪嫌疑人不能获得相应的刑事法律援助，那么，刑事法律援助维护刑事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积极意义必将遭受严重损害。再考虑到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大部分发生在侦查阶段的现状，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起诉阶段获得刑事法律援助不仅是人权保障的必须，更是一种现实的需要。
要让刑事法律援助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始终，就要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立法中确立刑事法律援助的地位。一方面确保犯罪嫌疑人在刑事侦查阶段被告知有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且对未成年人、盲、聋、哑以及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嫌疑人应在刑事侦查阶段给予其法律援助。另一方面对没有履行告知义务的机关规定制裁措施，以使法律具有可操作性。
（二）在立法中确立刑事法律援助对象的特殊性。
基于刑事法律援助的特殊性，以及其在保障公民人权方面的重要作用。笔者认为，要使这种特殊性在立法中得到体现，首先要在刑事诉讼法确立律师参与刑事诉讼全过程是一种保障诉讼程序公正的必须，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是诉讼程序公正的体现的理念。
其次，扩大强制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除目前的盲、聋、哑、未成年人、可能判处死刑的刑事被告人外，对可能判处五年以上刑罚的被告人，其没有委托律师的，应给予法律援助，为其免费提供律师服务。对此，一方面，从世界各国的规定看来，五年以上刑罚属于重罪的范畴，理应为了司法利益而得到更有效的保护。另一方面我国的现实条件决定了扩大强制法律援助的可能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中共判处罪犯767951人，其中判处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罪犯占．％；由此看来，在我国重罪的比例不算高，对诉讼成本的负荷不算重。
再次，对经济困难的刑事法律援助受援人而言，其经济审查标准不能依据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来参照。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本质是保障城市居民的基本生存权，而刑事法律援助的本质是使公民受到平等法律保护，是人权的保障，二者不能等同。如果参照最低生活保障来制定受援人的经济审查标准，其结果将使大量的需要援助的对象被排除在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之外。因此，在制定该制度的经济审查标准时，应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消费状况、社会法律服务收费状况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并要适当高于民事法律援助的经济审查标准，从而使大多数无经济能力去购买法律服务的人能获得刑事法律援助。
（三）完善刑事法律援助中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四家的衔接机制。
由于当前在刑事法律援助中公检法司四家的衔接机制的缺失，使受援人的合法利益受到了较大侵害。因此，法律援助机构得到公检法三家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完善这种衔接机制，是做好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迫切之需。笔者认为：要完善刑事法律援助中的衔接机制，首先，要将目前司法部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之间关于刑事法律援助联合通知这些零散的发文统一到一个法律文件中去，以加强刑事法律援助的法律效力。这就需要修改刑事诉讼法或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做出有关解释。其次，各地在执行这种刑事法律援助程序性规定时，需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详尽、方便受援人且切实可行的实施细则，并将之作为执法检查的重要内容加以落实。再次，由于在刑事法律援助衔接机制中关键是让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享有申请法律援助的知情权，以及提高效率、简化相关手续，让受援人能及时得到法律援助，因此，为了让法律具有可操作性，就要在法律中规定相应的制裁措施，在有关的司法解释中对有关部门处理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申请法律援助工作的时效做出严格的规定。
（四）加强对刑事法律援助的物质保障。
一项法律制度落实，物质保障是基础。如果法律援助机构、公检法四家缺乏经费，就难以充分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具体办案的律师也不例外，如果连律师办案的成本都无法支付，长此以来，律师办案的质量也可想而知。由于刑事法律援助的特殊性，不可能过分依赖社会资助，我国政府应切实负起责任来。一是提高法律援助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加大对法律援助的投入。对贫困地区，建议由中央财政负担法律援助的支出，以免出现因为身处贫困地区，越需要援助的群体越得不到援助的窘况。二是要落实法律援助专职机构的人员编制，从优待律师，确保有一定数量的律师乐于并认真从事刑事法律援助工作。
莲山 课件 w w转自上海胡启栋律师法律服务网
原文链接：
Http://www.law-sh.net/newDetail.asp?ID=428&bname=刑事辩护&sname=常见问题
法律意见书
XXXXXXX人民检察院：
贵院公诉的XXX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一案，上海XXX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的委托，指派XXX律师、担任辩护人。在本案侦察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我们通过会见了犯罪嫌疑人、查阅案件的情况。现根据本案的基本情况，辩护人特提出以下意见，敬请贵院充分予以考虑，依法予以采纳：
一、犯罪嫌疑人XXX归案后，如实主动的供述犯罪行为，案件事实清楚。犯罪嫌疑人XXX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如实主动的供述犯罪行为，并前后供述基本一致，思想和供词稳定。与案件其他证据材料也基本吻合，现该案件事实清楚。
二、犯罪嫌疑人愿意退赔。经与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沟通，均表示愿意积极退赔，减少被害人的损害，获得被害人的谅解。
三、犯罪嫌疑人XXX家庭生活困难。犯罪嫌疑人不仅有两个小孩要抚养，其中一个不满三周岁，更有一个是不满一周岁的待哺乳婴儿。家中更有七旬父母需要赡养。犯罪嫌疑人尽早完成改造，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四、犯罪嫌疑人是初犯且自愿认罪。犯罪嫌疑人平时表现良好，所涉此案为 初次犯罪，在会见犯罪嫌疑人时，其多次表示愿意自愿认罪。
五、犯罪嫌疑人涉案金额较小。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供词以及嘉定公安分局的鉴定结论，犯罪嫌疑人涉案金额为4289.32元，依据刑法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试行)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应在拘役3个月至有期徒刑6个月进行量刑。现犯罪嫌疑人已被采取强制措施已将近3个月。
综合考量本案的的事实、性质，犯罪嫌疑人的认罪、悔罪态度，以及社会危害程度。为达成刑法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以及有利于犯罪嫌疑人更好的改造。因此建议能够依据上述事实与法律对犯罪嫌疑人能够尽快提起公诉或对其进行取保候审。
以上意见，敬盼调查核实，并予采纳!
辩护人：上海XXX律师事务所
律师：
胡启栋
本文编著：胡启栋 律师
转自上海胡启栋律师法律服务网
原文链接：
Http://www.law-sh.net/newDetail.asp?ID=428&bname=刑事辩护&sname=常见问题
侦查阶段：
1、律师所函（公、检、国安、军保）
4、为嫌疑人提供帮助的委托协议（律师所）起诉阶段：
审判阶段：
19、授权委托书（检、法、所）
8、会见函（公检法）
9、给公安的会见函（公）
16、解除强制措施申请书（公检法）
24、申诉书
25、控告书 取保候审申请书
2、律师函（检）（被告用）
3、律师函（检）（被害，自诉受害用）
5、授权委托书（检）
7、委托协议书（所）（报告）
8、会见函（公检法）
9、给公安的会见函（检）
24、申诉书 取保候审申请书
2、律师函（检、法）（被告用）
3、律师函（法）（被害，自诉原告、被告代理））
5、授权委托书（法）
7、委托协议书
8、会见函（律师）
10、代理协议（律师）（民事受害人）
11、民事代理委托书（律）
13、提请收集、调取证据申请书（检、法）（一、二）检法
12、涉及国家机密会见函（公检）
14、调查取证申请书（公检）
15、通知证人出庭申请书（法）
17、延期审理申请书（法）
18、重新鉴定、勘验申请书（法）20、刑事自诉状（法）
21、刑事自诉案件及诉状（法）
22、刑事上诉状（法）
23、刑事答辩状（法）
24、申诉状（法）
一、行政法律责任与刑事法律责任的区别
行政法律责任与刑事法律责任虽然都是对行政违法犯罪分子进行制裁, 但二者还是有明显的区别的, 只有找出区别在哪里, 才能有的放矢, 更好地进行二者的衔接与协调。
(一) 从二者的性质来看, 行政法律责任是属于行政权的
范畴, 是具有行政管理权的行政机关对违反行政法律的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给以制裁, 行政相对人需对自己的行政违法行为承担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而刑事法律责任属于国家司法权的范畴, 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即法院对犯罪人的犯罪行为进行审理判决, 被判有罪的犯罪人则应承担相应的刑事法律责任。
(二) 从二者的承担方式来看, 行政法律责任的承担方式
主要有财产罚、能力罚和人身罚三种。财产罚是运用最广泛的一种行政处罚, 主要是罚款和没收财物。能力罚是限制或剥夺行政相对人从事某种活动的能力, 主要有责令停产停业, 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和营业执照。人身罚是最为严厉的一种行政处罚。我国法律明文规定的人身罚只有行政拘留这一种, 至于劳动教养是否也是行政处罚的一种, 在此我们暂不作出讨论。刑事法律责任的承担方式主要是人身自由罚, 包括主刑和附加刑。主刑包括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附加刑包括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和驱逐出境。显然, 刑事法律责任比行政法律责任严厉得多。
(三) 从二者的救济途径看, 行政法律责任救济的途径有
行政监察、行政审计、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行政赔偿等, 分为行政和司法两个救济途径。不仅可以依行政相对人的申请进行被动救济, 国家机关也可以依职权进行主动救济。刑事法律责任救济的途径只有通过司法这个唯一的方式, 当事人如对判决结果不服可以提出上诉, 检察院对判决结果不服可以抗诉, 对生效的判决可以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同样, 不仅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和近亲属可以主动进行上诉或申诉而引起二审或审判监督程序, 人民法院和检察院在办案时或检查工作中发现错误也可以主动引起审判监督程序。
二、行政法律责任与刑事法律责任的衔接
(一) 立法内容上的衔接
首先是责任名称的衔接, 某一行政违法行为在没有超过刑法规定的限度时, 需在行政法规范上有一个行政责任名称, 当其超过一定的限度时, 在刑法规范上也要相应的有一个刑事责任名称。要尽量减少出现某一行政违法行为达到了刑法所规定的危害程度后, 刑法中却没有相应的刑事责任罪名。如果达不到这项要求, 就会使许多构成犯罪的行为得不到刑法的制裁, 从而纵容犯罪, 危害社会。比如《行政处罚法》第60条“行政机关违法实行检查措施或者执行措施, 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损害, 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应当依法予以赔偿,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以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的刑事责任, 相对应的罪名就是《刑法》第397条规定的滥用职权罪。再比如《税收征收管理法》第82条第1款“税务人员徇私舞弊或者玩忽职守, 不征或者少征应征税款, 致使国家税收遭受重大损失,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尚不构成犯罪的, 依法给予行政处分。”这里追究刑事责任相对应的就是《刑法》第404条规定的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
其次是适用范围上的衔接, 即社会危害程度与适用上的衔接。社会危害程度轻的则追究行政法律责任, 超过这个程度, 社会危害大, 构成犯罪的则要追究刑事责任,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度的问题, 如何把握好这个度是区分是该承担行政法律责任还是该承担刑事法律责任的关键。在《行政处罚法》中, 如第60条、第61条和第62条, 区分行政法律责任和刑事法律责任的标准是“情节严重”, 何谓“情节严重”, 在司法实践中, 通常是由司法解释来给予具体规定, 法官在审判中通过依照司法解释的条款来确定是否属于“情节严重”。在税务领域中, 以“是否给国家税收造成重大损失”为标准, 何谓“重大损失”, 在司法实践中也同样是由法官运用相应的司法解释来进行认定的。所以说, 在二者的区分上, 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多样, 想要有一个量化的标准是非常困难的, 也是不科学的。这就要求法官有较高的素质, 并且凭着内心公正的信念来进行裁断。
最后是处罚体系构建上的衔接, 行政法律责任与刑事法律责任在处罚方法上有一些内容比较相近的方式, 如罚款与罚金, 自由罚与自由刑。如何在立法上协调这两者, 对于公正合理地让违法犯罪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非常重要。罚款是行政法律责任的承担方式, 罚金是刑事法律责任的承担方式。由于刑法制裁的严厉性, 罚金理所应当比罚款重。那“如何确定罚金的数额并与罚款数额相协调呢?一个基本的准则应该是:罚金额的下限一般不应低于罚款的上限。”[1]对于自由罚和自由刑来说, 我国立法中规定的行政拘留的期限是15日, 而拘役是15日以上, 6个月以下, 正好衔接上。劳动教养虽在立法上没有明确规定为是行政处罚的方式, 但由于其严厉性, 最长要3年, 比有的刑罚制裁程度还要严厉, 故明显存在不合理之处。
(二) 适用上的衔接
一项行为同时违反行政规范和刑事规范, 是选择适用还是合并适用, 优先适用哪部法律规范, 依何种程序适用, 这些问题在实际的操作中, 都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1. 行政法律责任与刑事法律责任在适用方法上的衔接
在行政法律责任与刑事法律责任竞合时, 理论上有三种观点:选择适用、吸收适用和合并适用。选择适用即一项行为同时违反这两部法律时, 不能一并适用, 而只能选择其中一个适用。吸收适用即在两种责任竞合时, 执行其中一个后, 认为没有必要执行另外一个时, 可以免除执行。合并适用是既要承担刑事法律责任, 也要承担行政法律责任。
在选择适用上, 多数人根据从重处罚原则主张刑事责任吸收行政责任, 也有少数人根据从轻原则主张行政责任吸收刑事责任。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这两者法律责任都是公法上的责任, 在预防功能和制裁功能上有许多是相类似的。但是只选其一, 在很大程度上会纵容罪犯, 也会造成以罚代刑的后果, 不利于社会正义的实现。吸收适用的弊端也是很明显的, 因为行政机关在执行完行政处罚后, 它没有权利也无法代替法院免除刑罚, 同样, 法院也不可能在适用刑罚后, 决定行政处罚免于执行。
我们所采用的观点是合并适用。因为一个行政犯罪行为既触犯了行政法, 也触犯了刑法, 当然要承担双重的法律责任, 既需承担行政法律责任, 也需承担刑事法律责任。二者虽都是属于公法上的责任, 但由于质的区别决定了谁也代替不了谁, 只有两者合并适用, 才能全面追究犯罪分子的法律责任, 消除犯罪的全面危害后果。
在合并适用时, 我们也应注意到, 在类似的处罚方法上要注意衔接。比如行政机关对该项行政犯罪行为已经适用了罚款时, 那么人民法院在判处罚金时, 应考虑到这一情节, 做到犯罪与情节相适应, 罚款应折抵相应数额的罚金数额, 行政拘留也应折抵相应的刑期。对此《行政处罚法》第28条有明确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 人民法院判处拘役或者有期徒刑时, 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行政拘留的, 应当依法折抵相应刑期。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 人民法院判处罚金时, 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罚款的, 应当折抵相应罚金。”对于其余的不同罚则可以各自适用, “比如, 行政机关已经适用了吊销许可证或执照、罚款等罚则的处罚, 人民法院要处以有期徒刑三年, 那就各自适用各自罚则, 互不干扰。”[2]
2. 行政法律责任与刑事法律责任在适用程序上的衔接
首先必须遵循的原则是刑事优先原则。即当一个案件既是行政案件也是刑事案件时, 原则上应先由司法机关按司法程序解决行为人的刑事法律责任, 再由行政机关依行政程序解决行为人的行政法律责任。这样做的原因很明显, 刑事责任比行政责任在社会危害性上更严重, 且刑法也更为严厉, 应优先适用。因为刑事程序在调查取证、证据适用时更为严厉, 所以作为刑事处罚的事实和证据, 对行政机关适用行政处罚具有当然的效力, 而行政处罚适用的证据对刑事处罚却不具有当然的效力。行政机关在审查一个行政违法案件时, 如果认为其构成犯罪, 应立即移送到有关司法部门, 由司法机关先行处理, 司法机关也可以主动介入, 认为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的, 有权要求行政机关移送案件, 这样, 会避免出现行政机关以罚代刑的现象。
但是, 在实际生活中, 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如行政机关无法判断该行政违法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或者定性错误, 把构成犯罪的案件认定为不构成犯罪, 先做出了行政处罚。针对第一个无法判断是否构成犯罪的情况, 在行政处罚后, 如构成犯罪, 应立即移送有关司法机关。第二个定性错误, 则要求司法机关主动介入, 主动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再比如行政机关明知其构成犯罪而故意不移送的, 则应责令行政机关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 对不移送的行政机关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在先承担行政法律责任后承担刑事法律责任时, 应注意要依《行政处罚法》第28条的规定, 考虑到在行政处罚时已受罚款或行政拘留的情节, 在承担刑事责任时要折抵相应罚金或刑期。做到行政法律责任与刑事法律的衔接, 使行为人的行为与其应承担的罪责相一致。
参考文献
[1]周佑勇, 刘艳红.试论行政处罚与刑罚处罚的立法衔接[J].法律科学, 1996, (5) .078.
【关键词】校园；刑事犯罪；特征；成因；典型案例
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圣地，文明的殿堂。近年来，一些花季少年越来越多地用暴力手段处理因琐事引发的矛盾，构成一起又一起的校园刑事案件。探析校园刑事犯罪的特征和犯罪成因，有利于防范和打击发生在校园里的刑事犯罪，维护校园正常教学秩序，有利于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一、校园刑事犯罪概述
所谓校园刑事犯罪，是指发生在校园及其周边，由学生作为犯罪主体或作为犯罪受害人的刑事违法行为。校园刑事犯罪既有一般刑事犯罪的特点，更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校园刑事犯罪具有参与主体的特殊性、犯罪地和犯罪行为相对集中性等特征。所谓参与主体的特殊性是指校园刑事犯罪参与主体都与学生相关，或为犯罪主体，或为犯罪行为的受害人；所谓犯罪地相对集中性是指校园刑事犯罪大多发生在校园内或校园周边，有些发生在学生上学放学途中，这些地点与学生的学习生活环境密切相关；这里的校园既包括幼儿园、小学、普通中学和大学校园，也包括职业教育和社会教育培训场所；所谓犯罪行为相对集中性，是指校园刑事犯罪相对集中在故意伤害案、聚众斗殴案、寻衅滋事案等方面。
二、校园刑事犯罪典型案例分析
（一）.典型案例选取。本文的典型案例选自2015年9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发生在北京、河北、四川、福建四省市校园刑事犯罪中的67个典型案例组成，其中北京市8起，河北省19起，四川省24起，福建省16起。
（二）.校园刑事犯罪典型案例分析
第一，与社会上青少年犯罪的财产型不同，校园刑事犯罪多呈现为人际交往冲突型。尽管都是青少年犯罪，社会青少年犯罪相对集中在盗窃案、抢劫案、抢夺案、危险驾驶危害公共安全案等方面。本文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以“青少年、犯罪”为关键词搜索，结果为2014年246起，2015年275起，分别再加以“盗窃”“故意伤害”“抢劫”“寻衅滋事”等为案由，分析形成表二。从表二可以看出，盗窃案占27%以上，加上抢劫案、抢夺案、诈骗案、赌博案，社会上青少年犯罪中财产型犯罪突出，在2014年占38.61%，2015年占48.64%。
校园刑事犯罪大多是因人际交往中矛盾冲突处理不当引发的刑事犯罪，其中青少年之间的故意伤害案最多，共有37起，占55.22%。这些伤害案多数是生活琐事处理不当引起的，再加上因生活琐事纠纷引发的聚众斗殴、故意杀人等案件，因校园人际冲突引发的校园刑事犯罪高达80%以上，而财产型的校园刑事犯罪所占比例较小。
第二，校园刑事犯罪参与主体往往人数多，结伙现象普遍。67起典型案例中除10起的犯罪人与受害人各为一人外，其它57起典型案例中参与主体都是多人，据不完全统计共有385人参与，平均每起案子有6.75人参与。其中发生在北京昌平的白某某等故意伤害、聚众斗殴案中双方参与者聚集在校门口达百人之多。校园刑事犯罪参与者大多都是相约结伴参与犯罪活动，结伙犯罪现象高达85%以上。发生在四川临水的熊某聚众斗殴案中，熊某成立“义战堂”，强行收取保护费，为团伙成员提供“保护”；发生在河北鹿泉的安某故意伤害案就是在喝酒中因结拜排行顺序问题引发了刑事犯罪。
第三，校园刑事犯罪多持械攻击，致死致伤率高。除13起校园刑事犯罪没有持械外，其余54起中犯罪人都持有刀、棍、钢管、镀锌管等器械，占80.59%。37起刑事犯罪的凶器是刀子，占凶器的68.52%，刀子有水果刀、弹簧刀、折叠刀、裁纸刀、跳刀等，这些案子的刀子除了四起是事发前或从家里携带入校或从商店购买外，其余34起都是犯罪人日常持有，占比91.89%。这些刀子或随身携带，或放在宿舍。来自四川宜宾某职业技术学院中专部的曾某、樊某故意伤害案的凶器还是大砍刀，平时就存放在宿舍。学生能随身携带刀具行走在校园人群中，折射校园安全教育的不到位和对刀具的管理制度不完善。
从故意伤害、寻衅滋事和聚众斗殴等案件中可以看出，犯罪人往往出手狠，不计后果，或拳打脚踢头部、腰部，或刀刺心脏、胸腹部、颈部。致伤致残的典型案例有62起，高达92.54%。致死案例有12起13人次，占伤残案例的19.35%，其中，在四川眉山建设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白某等故意伤害案、聚众斗殴案中，一案致两人死亡。此外致重伤的有18起23人次，占伤残案例的29.03%。据不完全统计，因伤残赔付总和高达3413018元，平均每起5万多元，造成较大财产损失。
第四，校园刑事犯罪中，以初中校园涉案最多，职业技术学校次之。典型案例中有35起发生在初中生之间，占52.23%；11起发生高中生之间，占16.42%；17起发生在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之间，占25.37%。其中，除13起发生在校外，其余54起都发生在校园内。就案发现场来说，要么是上学放学途中，要么是校内纠纷约在校外解决，或公园空地或网吧娱樂场所。在校内发生的典型案例中，发生在宿舍的14起，占25.92%；发生在教室的9起，占16.67%；发生在操场的5起，占9.26%；发生在厕所的6起，占11.11%；发生在食堂、开水间、停车棚的7起，占12.96%。
第五，因男女情感纠纷引发的校园刑事犯罪占有一定比例。在典型案例中，有7起因校园男女之间交往纠纷引发，占10.93%，造成2人死亡，占致死案例的16.67%。其中3起是因无端怀疑他人勾引女友引发群殴，2起是为女朋友出气引发惨案。发生于福建省福州市山区盖山镇某技术学院的聚众斗殴案就是因女生间矛盾，继而引发男朋友相约形成群殴，打斗中匕首刺人致一人死亡。
第六，就典型案例发生的时间看，校园刑事犯罪连年持续存在。排除最高人民法院选取典型案例标准的因素，从表三中67起案例的发生时间可以看出，2012年20起，2013年17起，2014年17起，校园刑事犯罪连年持续存在。從表四可以看出，4月、5月、9月、11月是校园刑事犯罪的高发期，这些月份正是春、秋两学期。从数量上看，春期的刑事犯罪高于秋期的刑事犯罪。
第七，校园刑事犯罪偶发性强，体现出青少年学生易冲动的特点。所谓偶发性是指犯罪有明显的不确定性。表现如下：一是起因偶然，矛盾冲突大多源于生活中不起眼的小事，如：有因走路碰撞，有因打开水排队，有因看不惯同学的发型或走路姿势，甚至有的干脆因陌生人看不顺眼起摩擦等原因，不一而足。二是参与偶然，很多当事人之所以参与纠纷，仅仅因同学或同学的同学一声招呼就上来打抱不平，出手伤人；有的是当事人双方已经和解了，局外人却打抱不平继而呼朋唤友，冲锋陷阵，自己打伤人或者被人打伤致死等。三是受害人偶然受害，与其他刑事犯罪的受害人特定性不同，不少校园刑事犯罪常常伤及无辜的旁观者。
除以上几种情形外，校园刑事犯罪中还有受欺凌者持械报复而伤人的6起，占8.9%；因家庭经济困难而持强勒索同学财物；也有校内外勾结，盗窃、强制猥亵妇女等案例。
三、校园刑事犯罪成因探析
校园刑事犯罪的成因是复杂的，结合典型案例，归结起来青少年本身主观因素与社会环境客观因素的相互交织和相互作用是导致校园刑事犯罪的主要因素。
（一）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尚未形成社会合力
预防校园青少年犯罪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学校、家庭形成一个完整合力，缺一不可。首先，我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立法不够完善，如应该规定烟酒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影等娱乐产品要有严格的分级，对网吧游戏厅违规向未成年人开放的处罚力度太低等等。其次，预防和处罚青少年犯罪的执法分别由教育、工商、公安、司法行政等部门行使，没有形成执法合力，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1992年以后转变成社会团体，被赋予厚望的妇联、共青团、少先队都是群众组织没有执法权。最后，加之处于社会转型期，学校乃至社会对青少年的教育都没有系统的远景规划，教育的本质仍然模糊，导致素质教育仍被社会轻视；在以市场为主体，为企业松绑的呼声中，执法部门对市场的监管不力，社会上不法企业侵害青少年权益的行为时有发生，如烟酒的任意销售，成人游戏、娱乐场所的随意开放，导致涉世未深的青少年难以抵挡诱惑而误入歧途。
（二）不良社会环境的影响，是导致校园刑事犯罪发生的另一因素。
目前我国社会正处在改革的阵痛期，贫富分化正在加剧。一方面富人花天酒地炫富，另一方下岗者离井背乡；加上国内外敌对实力通过网络、电视、影视文学作品、音像制品和电子游戏等途径放大社会的阴暗面，不为余力地输出西方所谓的价值观。影视作品中的血腥、刺激场面，使暴力虚拟化；以格斗、射击、打杀为主的电子游戏中，角色扮演游戏更是教唆孩子们使用暴力。再加上手机与网络的普及，各种不良的信息交织，使得课堂上老师的说教变得苍白无力，扭曲的价值观与青春期的易冲动、叛逆等特点的叠加，使得青少年追求权力，崇拜金钱与暴力，在校园刑事犯罪中青少年犯罪的手段更加冷酷、残忍。
（三）学校管理制度不健全，也是导致校园刑事犯罪发生的因素之一。
前面已有论述，典型案例中用于行凶的刀子90%是学生或随身携带，或存放于教室。水果刀太小易藏匿不说，像前文中的二把大砍刀藏在宿舍，就说明学校的管理出现漏洞。如发生在四川合江的李某的强奸、抢夺、盗窃案中，在某职校的底楼公厕强奸女生，进入未上锁的宿舍盗窃；另如发生在福建顺昌职业中专的黄某、魏某在学校电子阅览室抢劫数人，都说明校方安全保障措施不到位。
（四）家庭教育的缺失，是导致校园刑事犯罪发生的另一重要因素。
家庭教育的缺失，极易使学生受社会不良因素的影响，走上犯罪道路。在父母离异的单亲家庭中，青少年由于缺失亲情，性格偏执。如发生在福建光泽的强制猥亵妇女案中的林某、楼某都是父母离异，祖父母溺爱导致。另外，父母外出打工，留守的子女因缺乏父母关爱和家庭的管教约束而犯罪，典型案例中有16起犯罪人属于上述两种情况，占23.88%。
校园刑事案件，扰乱了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侵犯了师生的人身、财产权益，已成为构建和谐校园的不稳定因素之一，对建设和谐社会以及国家的长治久安产生不利影响。青少年是家庭的希望，是祖国的未来，无论从实现社会治安的长效综合治理，还是从对祖国未来负责的角度出发，都应该加大对校园刑事案件的查处打击力度，预防和减少“校园暴力”，还青少年一个健康成长的学习环境，还校园一方净土！
参考文献
[1]张俊.平顶山市未成年人犯罪现状及成因的研究[J].中国商界，2010.7
[2]杨晓培.社会转型下校园犯罪的生成及预防教育的适应[J].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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