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工作现状与对策探讨

社区矫正工作现状与对策探讨（精选8篇）

社区矫正工作现状与对策探讨 篇1

怀来县人民检察院课题组

特殊人群管理是社会管理的难点，强化对社区矫正活动的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领域。切实加强对刑释解教人员，以及被宣告适用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人员的监督管理和服务，防止和纠正脱管、漏管等问题，促进社区矫正工作依法规范开展，帮助刑释解教人员尽快融入社会，有利于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一、社区矫正工作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为准确掌握社会区矫正人员和矫正工作开展情况，怀来县人民检察院组织干警，深入全县13个公安派出所、17个乡镇司法所进行了社区矫正工作专题调研。

截至2011年5月31日，怀来县辖区共有刑期或考验期未满的社区服刑人员145人。其中缓刑131人，占90.4％；保外就医等暂予监外执行8人，占5.5％；剥夺政治权利6人，占4.1％。发现未纳入监管、没有档案漏管社区服刑人员13人（其中在逃应收监2人）、脱管社区服刑人员17人，共计30人，占考察总数的20.7％。调研中发现社区矫正工作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社区矫正队伍不健全，矫正工作不够扎实。社区 矫正人员配备不齐全。17个乡镇中有5个乡镇没有专职司法员，占29.4％；只配备一名司法员的乡镇有9个，占53％；配备2名以上司法员的乡镇有3个，占17.6％。许多司法所人员由于编制在乡镇，很少能专门从事社区矫正，工作很难做深做细。考察发现仅有20％的社区服刑人员被纳入了社区矫正名单，且工作只停留在初次接收矫正人员、建立矫正档案上，后续的监管工作普遍没有有效开展。

（二）法律文书交接不及时不规范，存在漏管情况。法律文书送达不及时不规范导致监管单位无法及时进行列管。文书送达不及时，主要是裁决机关没有及时将有关法律文书送达公安机关。文书送达不规范，有的裁决机关将相关法律文书交罪犯自己带回，造成漏管。部分社区服刑人员实际居住地与户口所在地不一致，裁决机关在送达文书时未进行认真调查，导致文书出现误送，致使社区服刑人员户口所在地派出所收到文书后由于见不到人而无法列管，社区服刑人员实际居住地派出所又由于没有收到文书也无法列管。这种文书送达不及时不规范的行为，在实践中容易导致见人不见档、见档不见人，甚至人档都不见的情况，造成漏管。有的裁决机关未将文书送达检察机关，致使检察机关难以全面掌握监外执行的具体情况。

（三）管控措施不力，造成部分人员脱管。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应移交社区服刑人员到其居住地监管 而没有移交。二是长期在外地打工而没有向派出所、司法所请假。三是保外就医的社区服刑人员不按时办理续保手续。四是应予收监的不及时收监，导致罪犯脱逃。

(四)对社区服刑人员违法违规处理不到位。按照规定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公安部门有关监督管理规定尚未构成新的犯罪的监外执行罪犯，公安机关应给予相应的治安处罚或及时向人民法院提出撤消监外执行的建议。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条第四款规定：“被依法执行管制、剥夺政治权利或者在缓刑考验期、保外就医监外执行中的罪犯或者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人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监督管理规定的行为,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根据《刑法》第七十七条，缓刑罪犯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犯新罪、发现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要撤销缓刑、数罪并罚；严重违反有关监督管理规定要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目前怀来县还没有社区服刑人员因违反监督管理规定受到治安管理处罚，考察中发现的9个长期在外地打工而不请假的社区服刑人员，也没有因不向派出所、司法所请假而对其行政处罚或予以收监。

（五）解除矫正制度不落实，社区矫正有始无终。社区矫正到期解除是维护社区矫正制度严肃性、巩固社区矫正成果、维护社区服刑人员合法权益的重要步骤。本次考察发现，对社区矫正期限届满，且在社区矫正期间未重新犯罪，遵守监督考察规定的矫正对象，没有由司法局公开宣告予以解除。2010年上半年到期的31名社区矫正人员没有办理解矫手续，需要司法局和各乡镇司法所严格认真落实解矫程序。

（六）齐抓共管局面尚未形成，检察监督需进一步强化。社区矫正中需强化法律监督，目前检察机关自身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检察监督还不够深入细致。诸如对法院一直未将本地缓刑罪犯判决书、执行通知书送达检察院监所科没有及时纠正；对派出所将社区服刑人员与刑满释放人员同列重点人口混管，无分管建档没有及时督促整改；对有些司法所社区矫正档案建立不及时监督力度不够；对外地裁决机关送达检察院监所科的法律文书没有及时复制转送有关派出所、司法所等等。

二、加强和改进社区矫正工作的对策建议

（一）公检法司密切协同，全面掌握社区服刑人员情况。一是严格交接程序。在社区矫正对象判决、裁定生效后7日内，裁决机关将矫正对象面交司法行政机关。交接时交人交档案、面签《社区矫正协议书》。做到两不交接：社区矫正对象档案不全不交接，社区矫正对象不到位不交接。二是建立社区服刑人员信息共享机制，公、检、法、司各部门社区矫正档案互通。法院在判决时需查清社区服刑人员的居住地，将其判决书、执行通知书及时准确送达检察院和其居住 地派出所、司法所；法院送达检察院的监外执行法律文书、外地派驻检察机构送达的《监外执行罪犯出所（监）告知表》，经查有管辖权的司法所、派出所确未收到的，检察院一律复制传递给该司法所、派出所。三是绘制矫正人员分布图，公检法司各保存一份，用小卡片在图上标示各乡镇矫正人员分布情况、分类监管等级、到期日，以便于实时监管。四是建立通报核对制度，对社区矫正开展情况逐月核对，互通异常情况。对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在第一时间内作出反应。形成公检法司等部门共同推进、各相关部门分工负责、相互配合、全社会广泛参与的社区矫正联动机制。

（二）强化管控措施，严防脱管漏管。一是落实与社区矫正对象直系亲属或其工作单位、村(居)委会、愿意承担监督管理和教育责任的近亲属签订监护协议；二是建立“异地托管制度”，对于“人户分离”的监外执行罪犯，原户籍所在地司法行政机关应主动与其居住地司法行政机关联系并委托协助管理；三是实行多样化考察，对居住本地的定期见面考察，对短期出外打工、见面考察确有困难的，可以利用网络视频考察（如利用腾讯QQ）；四是对违法违规的社区服刑人员依法及时收监，出外打工的必须严格落实请销假制度；五是保外就医的社区服刑人员，要坚持定期到指定地点复查身体，保外条件消失的果断予以收监，该续保的及时办理续保手续；六是严格落实到期解除矫正制度；七是司法局为各司法 所发放社区矫正法律法规精华本，便于学习和对照管理。

（三）针对社区矫正对象制定矫正方案。针对不同的社区矫正对象采取不同的矫正模式，以此作为有针对性教育转化的切入点，将矫正对象按年龄、性别、犯罪类型、是否剥夺政治权利等方面进行分类疏理。对老、弱、病、残和没有生活来源的矫正对象进行救济；对职务犯罪人员进行心理疏导，尊重其人格，教育他们面对现实，重树人生的坐标；对暴力犯罪人员，在严格管理教育的同时，积极为他们寻找生活出路。强化对“重点人”的跟踪监督，把不服管教、有脱管漏管倾向、有轻微违法行为或有重新犯罪可能的矫正对象列为重点监管对象，逐一进行诫勉谈话，约束其遵守规定，服从管理，定期汇报。

（四）对社区服刑人员重新犯罪严加惩处。鉴于社区服刑人员重新犯罪造成的不良后果和社会影响，有必要加大对社区服刑人员重新犯罪的打击力度，打击一个人，教育一大片。在办理案件时需从严从快，保证打击效果，凸显特别预防与一般预防并重的刑罚目的。

（五）完善社区矫正工作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将社区矫正工作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来抓，纳入各司法所、派出所业绩考核范围。首先应将矫正对象在服刑期间是否发生违规、违法行为作为首要考核指标；其次要考核不同类型矫正对象的改造程度；三是要考核对解除矫正对象的调查回访工作是 否到位。同时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对社区矫正考核不达标的单位实行“一票否决”，使监管机关和监管人员从思想上重视起来。

社区矫正工作现状与对策探讨 篇2

1我国社区卫生服务的现状

从1996起, 我国的社区卫生服务体制开始改革, 并于2000年—2005年间, 将社区卫生服务体系的整体框架基本确立起来, 使得社区卫生服务得到不断的发展。2009年—2010年之间, 我国已将2 300多个社区卫生中心投入到地方建设中, 使得社区卫生服务项目不断扩展, 社区卫生服务的设备与设施条件得到显著改善[2]。广大居民对于诊疗服务质量的满意度及信任感不断提升, 但其中仍存在几类主要问题尚待解决。

2存在的主要问题

2.1对社区卫生服务认识不到位在社区卫生服务的实际操作中, 相关部门与人员尚未认识发展社区卫生服务的重要性, 面对已经出台的相关政策, 无法做到具体落实;且仅将工作重点放在发展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数量上, 并未提升整体社区卫生服务的质量。尽管在传统的社区卫生服务中有了一定的创新, 但仍存在诸多问题, 包括使医院与单位的共同协商无法顺利进行, 使得工作停滞等[3]。

2.2对社区卫生服务投入经费缺乏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只有较弱的自我补偿机制, 缺乏政府资金补偿的支持与政策, 未能将医疗保险等政策进行有效的落实, 也未能将符合医保相关规定的社区卫生服务项目顺利执行。原因在于政府对于社区卫生服务的投入经费较少, 使得机构内相关设备及设施不够完善, 服务环境较差, 此种情况在我国中西部地区最为严重[4]。

2.3难以实现双向转诊机制双向转诊机制作为连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与医院的重要环节之一, 我国目前实施的双向转诊发展工作进展程度较为缓慢, 易受到经济利益的驱使, 实施情况较差, 其中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例如在实施双向转诊时仅注重形式, 不注重实质内容, 缺乏统一制度。

2.4缺乏社区卫生服务能力现在我国注册的全科医生达8万余人, 占全国医生总数的4.3%, 与欧美国家相比, 全科医生数量较少;且其中大多数的全科医生均由卫生人员转岗而来, 缺乏社区卫生服务中所需要的综合素质, 无法充分满足综合医疗保健服务工作的需求。

2.5社区卫生服务模式缺乏转变现我国所实施的社区卫生服务模式仍以被动医疗为主, 缺乏在服务当中的创新性, 尚未做到将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变成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无法为社区居民提供全面的治疗、心理辅导及社会预防能力, 使社区卫生服务真正的功能得不到有效发挥。

3对策

3.1完善补偿机制, 改善卫生服务条件要求政府能够突出其主导及协调的职能, 完善补偿机制。各级政府与部门应将关于社区卫生服务的制度与规范进行进一步的落实, 并适当加大投入, 发展基础建设, 以及强化人才培养等, 努力改善社区卫生服务条件。

3.2完善政府监管机制, 制定有效政策加强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 确保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从而促进社区卫生服务的健康发展。这就要求各级部门能够建立与完善基本服务管理, 并确保卫生服务政策的落实[5]。对非政府服务机构需加强支持力度, 并将此类机构纳入我国医改政策实施范围内, 以引起足够重视。

3.3提升卫生服务人员素质, 加强全面培训要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能够对人员进行合理的安排, 将医学人才引进到工作中来, 同时对以往的人事制度及分配制度进行整改, 合理制定与实施奖罚制度, 以提升整个医疗队伍的素质。另外, 对于全科医生应进行规范化的培训, 强化师资队伍建设, 不断提升全科医生的服务质量。同时可根据自身情况, 将全科医生按照导师制或分层的方式进行培训, 以不断提高其医疗能力[6]。

3.4建立与完善双向转诊制度双向转诊制度作为连接社区服务机构及医院的一项重要环节, 需要相关部门能够将不同级别医院之间的报销比例及收费拉开一些距离, 制定积极有效的双向转诊机制。必要时, 可设立专人负责双向转诊工作, 以促进其顺利开展。

3.5提高社区卫生服务能力社区卫生服务不仅开展良好的急诊、门诊工作, 还需开展包括妇幼保健、健康教育在内的多项预防保健工作;另外, 对于残疾人康复、计划免疫等工作也应做好相应指导。以不断完善及提升服务能力, 从而不断提升其社区居民的满意度及信任感。

3.6探索新型社区卫生服务模式要求社区卫生机构能够将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逐渐发展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应实施的几点内容包括:建立并完善家庭责任制度, 开展并维护信息化管理手段, 加强医院与社区之间的关系, 拓展社区卫生服务等[7]。

综上所述, 我国社区卫生服务仍处于发展阶段, 存在着诸多问题与不足, 为了完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要求我国社区卫生管理相关人员能够制定积极有效的解决对策, 包括坚持政府正确的领导, 配合相关的政策, 引起社区的全面重视等, 以从根本上提升社区卫生服务整体质量及素质, 合理使用社会资源, 从而促进社区卫生服务的不断完善与长足发展。

参考文献

[1]党臣, 郭敏, 曹文杰.我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现状分析及研究[J].实用预防医学, 2010, 17 (4) :810-812.

[2]利群.我国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现状和面临的挑战[J].中国护理管理, 2011, 11 (12) :6-8.

[3]黄存瑞, 陈金华, 彭晓明, 等.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思考[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04, 20 (5) :290-291.

[4]冯勇.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的影响因素探讨[J].基层医学论坛, 2009, 13 (7) :265-266.

[5]秦怀金.关于我国社区卫生服务发展与改革的思考[J].中国卫生政策研究, 2012, 5 (3) :1-3.

[6]王芳, 朱晓丽, 丁雪.我国基层卫生人力资源配置现状及公平性分析[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12, 11 (2) :108-l10.

社区矫正工作现状与对策探讨 篇3

关键词：社区矫正；法律监督；问题和对策

2010年7月16日，西安市政法委召开了全市试行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会议，下发了《西安市试行社区矫正工作实施意见》、《西安市社区矫正工作流程》以及矫正对象管理、教育、考核奖惩、计分考核、矫正信息管理、矫正工作请示报告、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工作职责、工作纪律等一系列的规定办法，标志着西安市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正式拉开序幕。一年来社区矫正试点工作进展状况如何？检察机关在社区矫正的监督方面还存在哪些问题？如何加强社区矫正法律监督？

1.社区矫正监督工作存在的问题

社区矫正工作采取的是一种“联合办公”的模式，坚持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司法行政部门牵头组织，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监狱管理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等部门协调配合，司法所具体实施，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社区矫正工作领导体制。人民检察院发挥的是在社区矫正工作各个环节的法律监督作用，发现有违法情况时及时提出纠正意见或检察建议，保障刑罚的正确执行。

目前检察机关在社区矫正法律监督中存在的问题是：

一是当前司法行政机关由于社区矫正专业人员缺乏，编制、财力不足等等原因，使社区矫正领导机构和社区矫正的框架还没有搭建完善，社区矫正工作不能全面展开。

司法行政机关没有担负起引领社区矫正工作的牵头作用，没有全部接管符合条件的监外执行人员，将其纳入社区矫正工作范围，而对新增加的监外执行罪犯也没有及时接管，大部门监外执行罪犯仍然处于监外执行模式下公安机关的监管状态。过渡期间检察机关的监督活动处境被动，处于因司法机关没有接管全部监外执行人员而监督公安机关继续列管监管监外执行罪犯又不符合社区矫正规定的两难境地。

二是相关法律没有明确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关系。

目前社区矫正相关规定表明：司法行政机关是社区矫正的工作主体，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监督管理和教育矫正，但不具备承担执行社区矫正法律后果的能力。而公安机关虽然没有实际从事社区矫正的执行工作，但却是对社区矫正对象实施监管权的执法主体，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之间是什么关系，法律上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如何？如果出现对社区矫正对象监管不力的现象，谁来承担责任？这些将来同样会影响到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监督职责的正确履行。

三是监督职权和监督手段薄弱，降低了检察监督的实际效果。

在社区矫正的检察监督过程中，发现违法情况，检察机关均以纠正违法和检察建议的方式提出，而纠正违法和检察建议并不具有强制性和约束力，如果被纠正或建议单位不及时纠正或采纳建议，监所检察部门也只能向上级人民检察院报告，由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被监管单位提出，这只是将矛盾转移到上级部门，问题仍然有可能不能解决，影响了检察机关的形象和权威，降低了监督的实际效果。

四是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缺乏统一明确的法律法规。

目前社区矫正工作虽然出台了一系列的规定、办法，但检察机关如何进行监督，没有明确的规定，各区县都处在探索阶段，导致检察機关介入监督的切入点比较难把握。

五是脱管漏管现象普遍。

目前处在监外执行模式向社区矫正模式转换过程中，由于对监外执行罪犯的交接工作脱节，如法律文书送达、邮寄出现问题或监外执行罪犯因拆迁等原因人户分离等，造成脱管漏管。而发现后，又出现罪犯收监难的问题。

六是监所检察人员缺乏，工作量较大，对社区矫正工作不能全面深入的进行监督。

社区矫正工作的重点在基层，大部分区县驻所检察室的工作人员一般只有2~3人，情况好的配备4人，每人都负责几项业务工作，没有精力顾及到社区矫正的各个环节。2011年西安市检察机关监所检察机构全面恢复，这一情况有所改善，但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全面展开，还是不能满足监督工作的需求。

2.完善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的对策

A.完善社区矫正的法律规定

由于目前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不完备，导致检察机关在社区矫正中的法律监督缺乏法律依据。一是明确检察机关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法律地位，并完善监督程序方面的法律规定，对消极或积极对抗法律监督的行为，规定责任追究的程序。赋予《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通知书》的权威性，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手段注入强制力；二是制定《人民检察院社区矫正监督办法》，对检察机关的监督程序、监督方法、监督对象、监督内容、监督职权等作出详尽的规定，尤其要赋予检察机关纠正违法的执行力，在被监督对象不在限定的时限内纠正违法并将纠正情况反馈给检察机关的情况下，应使检察机关具有相应的违法处置权。通过明确的法律规定，树立起检察机关监督的权威性和科学性，这样才能使检察机关的监督权落到实处。

B.加强监所检察队伍的建设，加大社区矫正检察人员的配置，定期进行专业培训，全面提高业务素质

C.加大社区矫正的宣传力度

目前群众对社区矫正的认知度低，对社区矫正的意义不是十分了解，在传统意识当中，认为“罪犯”就意味着“坐牢”，认为只有把犯罪人关在监狱里才是最安全和最使人放心的，担心把犯罪人放在社会上会影响社会公共安全。让群众认识到社区矫正工作正是极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对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或者经过监管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在社区中进行有针对性管理、教育和改造的工作。广泛发动社区群众参与社区矫正工作，更加有利于对社区矫正的检察监督。

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现状及思考 篇4

××区司法局（2009年5月）

2006年以来，我区按照省厅《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意见》的要求，积极组织开展试点工作，加强对街道试点工作的协调指导，认真排查建档，就社区矫正工作的运作和衔接，积极争取成员单位的支持和配合，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做好已接收矫正对象的监管、教育工作，确保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取得实效。

一、基本情况

截至目前，全区共接收社区矫正对象83人，34人已解除矫正（其中2人自然死亡，32人期满解除），迁移1人，重新收监1人，现在册47人。

开展情况来看，基本做到了以下几点：

一是加强领导，健全组织。根据社区矫正试点工作要求，我们建立起区、街道、社区三级矫正组织。区成立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由区委分管政法工作的副书记任组长，区政府分管副区长任副组长，相关职能部门为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街道司法所也都分别建立了相应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全区63个社区居委会全部组建矫正工作站。二是加大投入，强化硬件。按照“六个一”的建设标准，在街道社区办公场所紧张的情况下，区里要求每个街道设有单独的社区矫正工作办公室。在争取省司法厅配备复印机、打印机等设备的同时，区财政一次性投入10余万元，配齐桌椅、文件柜、微机、电话等办公设施，保障社区矫正工作的正常运转。

三是组织培训，锤炼队伍。在积极参加省、市组织的业务知识培训的基础上，聘请专业人员和资深律师举办专题讲座，重点学习《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文件精神，并组织人员赴重庆、江苏等地学习经验。

四是完善机制，规范管理。先后制定出台《社区矫正对象考核奖惩办法》、《社区矫正工作突发事件处臵预案》等14项工作制度，初步形成管理有章法、考核有标准、办事有程序、监督有依据的工作机制。

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从试点工作开展情况看，目前我区社区矫正工作仍存在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主要是：

（一）社区矫正工作相关法律法规不尽完善。立法的滞后给工作开展带来了统一认识、统一做法、全面推进等方面的一定的难度。目前社区矫正工作开展的依据是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下发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客观上存在法律主体和实际主体分离现象，公、检、法、司各职能部门之间的衔接，省际、市际之间的衔接都存在一些困难。一是在目前立法依据不足情况下，有关部委的现行规章中针对社区矫正工作的规范缺乏系统性。致使社区矫正各成员单位在工作衔接、责权划分等环节上存在困难，无形中加大了工作难度。二是工作主体地位不明确。主要表现在《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人民警察法》以及有关规章中涉及社区矫正的条款存在着滞后的问题。例如从现实看，社区矫正按照两院两部的通知精神是由司法行政机关来实施，这无疑是有利于社区矫正工作开展的，但现行的法律未赋予司法行政机关执法主体权，这不仅与公安机关既有的执法主体权产生法律冲突，而且使得司法行政机关在开展工作时责权不一，处于十分尴尬和不力的地位。矫正对象大多对司法所的考核奖惩持无所谓的态度，有的矫正对象以经济、生活等种种理由不参加有关矫正活动，有的迁居或离开居住地根本不向司法所报告，由于司法所执法主体权，社区矫正工作者对这些现象也无计可施，严重影响刑罚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三是程序方面的不适应。主要表现在：监狱办理假释、监外执行的手续繁复；管制、缓刑、假释、监外执行的信息不能及时；对人户分离的对象，户籍地与居住地之间缺乏衔接等。目前我区的矫正对象基本上是由本区所在法院判决后通知各司法所接收，而对于外地法院判决到本区的社矫对象，我区司法局至今未收到过相关的法律文书，导致这部分矫正对象漏管、缺管现象严重，矫正工作也就无从开展。四是矫正工作还缺乏有效的法律手段支撑。目前，在矫正对象的日常管理帮教工作中，由于缺少法律赋予的强制性手段，对那些拒不接受矫正或在矫正中表现不良的矫正对象，社区矫正组织——特别是负责具体操作的司法所往往因有责无权，不能及时予以惩戒；而对那些积极配合矫正、表现良好的矫正对象的奖励，也因程序过于繁琐、规定较原则操作性不强、社区矫正组织没有法律授权等因素，实施起来难度较大，不能很好体现出奖惩结合的矫正方针。

（二）社区矫正工作基础建设薄弱。社区矫正是一项以司法行政机关为主的新工作，从外省先期开展社区矫正试点的地区经验看，要保证社区矫正工作顺利开展，司法所须有3人或3人以上才能兼顾工作，须有独立的办公室实施矫正和存放档案，须有通讯、交通装备和工作经费以保障工作开展。但由于客观原因，我区社区矫正工作基础较为薄弱。主要表现在：一是司法所人力相对薄弱，社矫辅助人员偏少且队伍不够稳定。司法助理员普遍存在“一人一所”的状况，且司法助理员在承担司法行政多项职能工作的同时还兼有街道安排的任务，人手少、任务重，使司法行政机关在社区矫正工作中难以更好地发挥职能作用。二是缺少基本装备，办公经费较为紧张。在办公经费上，我区社区矫正经费与兄弟省、市相比相差较大。上海市人头经费定的标准是6000元、苏州市社区矫正经费标准为3000元。我区矫正对象均无人头经费可言，由于经费的紧张，导致一些工作流于形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矫正质量。

（三）工作过程中相关部门的支持配合还未到位。社区矫正工作涉及到多个部门和单位，需要公、检、法、司、人事等多个职能部门就工作衔接、经费保障、矫正对象就业等方面加强合作，认真履行职责，才能形成较强的合力，确保社区矫正对象零漏管、脱管。但在调研中我们发现，目前两城区社矫工作大多是由司法所独立承担，有的职能部门对这项全新的工作不熟悉、不了解，存在着一些配合不到位的地方，而仅仅依靠司法所单打独斗，矫正工作难以达到预期目的。

三、对策及建议

为进一步推动试点工作的深入开展，针对目前工作中暴露出的问题和困难，提出如下建议和对策：

（一）加强领导协调。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通过党委政府加强领导，形成强有力的工作机制来推动这项工作。应充分发挥我区已成立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指挥协调作用，统一协调公、检、法、民政等部门协同开展矫正试点工作。同时建立经常性的工作汇报机制，及时向党委、政府汇报工作情况，争取党委、政府的支持并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二)明确权责。法院应当准确地适用刑事法律和刑事司法解释，充分使用社区矫正措施改造罪犯。检察院依法加强监督，确保公正。司法行政机关积极开展社区矫正的管理和考察以及社区服刑人员的矫正、帮助工作。乡（镇、街道）司法所承担日常管理工作。公安机关配合司法行政机关做好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和考察，对违反规定的社区服刑人员依法采取必要的措施。为加强社区矫正的衔接工作，建议将社区矫正内容纳入公、检、法、司等相关职能部门的政府考核目标。财政人事部门加大财政和人员保障，确保工作取得实效。

（三）重视基础。当前要做的是搭建好具体负责社区矫正工作的司法所这个平台。社区矫正需要一支懂法律政策、熟悉犯罪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精神医学等专业知识的队伍。根据现在的条件，社区矫正依赖三类人员：专业社区矫正工作者、辅助社区矫正工作者和社会志愿者。建议党委、政府根据司法所承担工作任务的现状和将来的发展趋势，加强司法所力量，配备专业社区矫正工作者，由懂业务的人员担任。根据我区的实际情况，建议可借鉴兄弟省市的做法，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由各区安排一定的事业编制，用于招聘社区矫正辅助工作人员，根据实际配备到各镇（街）司法所。编制不足的可以考虑招聘合同制的人员加以落实。此外，壮大社会志愿者队伍，尽量招募一些专家学者、知名人士、离退休干部、青年学生、村（居）社干部加入到志愿者队伍中来，从事社区矫正志愿工作。

社区矫正工作现状与对策探讨 篇5

【摘要】：最近几年，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在中国现有的国情下，从试点到全面推广，还面临许多困难，主要是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物质保障程度低，人员不足，机制不畅，观念阻碍等方面。要保证社区矫正工作全面、健康的发展，首先要从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给社区矫正合理定位，监禁矫正和社区矫正并重，将社区矫正作为应对违法犯罪首选的制度安排。加快社区矫正工作立法，重塑我国的法律制裁结构。引入社会治理观念，充分发挥非机构矫正在社会建设与管理中的作用，依法建设美好社区，促进社会和谐。

【关键词】：社区矫正，存在问题，和谐社区，完善建议

国外社区矫正的实践证明，社区矫正不仅有利于提高对罪犯的教育改造质量，促进社会治安秩序的良性循环，而且有利于合理配置行刑资源，减轻国家的行刑成本。从监禁刑向非监禁刑的发展，是当今世界刑罚执行制度的改革趋势，不少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社区矫正的方法，其缓刑、假释人数已超出监禁人数的数倍。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酝酿而生，顺应了现代刑罚理念。社区矫正组织的成立使得权责分明，真正便于管理。同时，定期接受谈话、专家心理咨询、社会帮教、参与社区公益劳动等多种形式的改造使刑罚目的有了有效的载体。但是，我国的非监禁刑执行研究一直是刑事诉讼程序中一个被忽视的问题 因此，笔者尝试对作为非监禁刑执行方式的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的完善进行适当的探讨。

一、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存在着不少问题，相比世界的刑罚发展趋势和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有着很大的距离。

（一）社区矫正的法律依据缺失

两院两部 通知 是我国迄今为止对社区矫正规定得最详尽也是最有权威的规范性文件 除此之外，我们找不到更多的法律 依据 该文件的性质类似于司法解释，其法律地位与社区矫正的重要性很不适应，并且有违宪之嫌。

（二）非监禁刑适用普遍偏少

就目前来说，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在实践中，我们仍然釆用的是以监禁刑为主体的刑罚制度，整体而言，非监禁刑的适用率极低。从当前世界刑罚制度的发展趋势来看，社区刑罚制度已被各国广泛使用。据统计，2009年，加拿大适用非监禁刑的比例最高，达到79.76%；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美国也都在70%以上；英国、日本超过50%；韩国和俄罗斯比例较低，但也分别为45.90%和44.48%.[1]而我国长期的重刑主义思想影响以及1980年代初以来连续多次的“严打”整治斗争，致使人们对社区矫正制度存在着认识上的偏差，同时由于在社区监督管理机制上的不健全和措施不落实等问题，使法院对适用社区矫正的刑罚控制

较紧，因而我国的社区矫正进展缓慢。近年来我国缓刑假释的比例只占所有服刑人员的17%.以上海为例，上海每年假释的比例约占在押犯人数的1％左右，缓刑的比例近几年有所增长，但仍不到刑事处罚人数的10%。

（三）社区矫正的监管不力

我国对社区矫正对象的考察执行，在1997年《刑法》颁布实施以前是由公安机关交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考察；1997年《刑法》实施以后，是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予以配合。《刑法》对考察机关做了调整，明确了公安机关对社区矫正对象的考察职责。《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加强对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监督考察工作的通知》规定，社区矫正对象的执行工作是由县级公安机关负责的。在工作中，县级公安机关指定罪犯居住地的公安派出所、驻乡人民警察或交罪犯所在单位、基层组织作为具体负责监督考察的执行单位。但在对社区矫正对象考 1

察的实践中，并没有多大变化，基本上还是由基层派出所交由基层组织或所在单位予以考察

监督。这种考察和管理的体制，在实践中存在许多问题。

（四）缺乏专门矫正机构和专门工作者并且社区居民不积极参加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目前还没有一个独立的组织机构 社区矫正工作开始后，司法部基层工作指导

司便成立了社区矫正处，但全处只有两个工作人员 至于地方的管理机构，全国只有上海市

成立了副厅级社区矫正领导机构 社区矫正办公室，除此之外，其他试点省市在省市内均未

成立专门组织机构 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北京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居民较少，仅有 2%的居

民参与过社区矫正工作，而参与者中以退休的老人和一部分下岗职工为主，这些人主要是通

过居委会的招募参加到社区矫正工作中来的，参与社区矫正的居民数量还太少，特别是真正

意义上的志愿者非常缺乏，而社区矫正工作必须要依靠大量志愿者才能顺利实现矫正目的。

（五）社区矫正队伍的职业化和专业化程度不高

社会矫正的工作职责有两个：一是对罪犯进行监督，从而提供对社区公众的保护；二是

对罪犯进行矫治和提供帮助，包括对他们的咨询、更新，使他们重新与社会结合。社区矫正

人员肩负改造服刑人员的社会重任，如果没有专门的职业资格衡量，矫正效果就难以保证。

西方发达国家在实施社区矫正制度时，一般都要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从而使社区矫正

工作法律化、制度化、有序化。人们对社区矫正的认识上的偏差、法律滞后、制度不完善等

因素制约着社区矫正的进一步开展以及深化和完善。这些制约因素实际上也是上述问题的产

生原因。主要制约因素有：一是在观念层面上，人们对社区矫正的认识有待进一步的端正；

二是在体制结构方面，非监禁刑和社区矫正在国的体系中的地位还不高；三是从维护司法人

权方面来看，对犯罪人的法定权利仍没有予以充分重视；四是社会转型使得对被社区矫正对

象考察监督的难度加大。

二、对于完善社区矫正工作的对策

（一）扩大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

扩大社区矫正适用对象，涉及到把什么样的罪犯放到社区中执行刑罚的问题。从有利于

社会稳定，增添社会和谐因素的角度考虑，笔者认为，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及范围至少应包

括四类:一是未成年犯。对于犯罪的、必须处以刑罚的未成年人，应该优先考虑使用社区矫

正刑，尤其是对于那些罪行较轻的未成年犯或未成年初犯、偶犯。二是轻罪犯。对于罪行较

轻的、社会危害性不很大的罪犯，如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等可以使用社区矫正刑。具体范围

可以考虑将原《刑法》所规定的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罪，增加使用社区矫正刑的刑罚

方式。三是过失犯。过失犯罪，由于不是故意实施的，其主观恶性程度一般不会太大，将他

们放在社会上服刑改造，一般不会再危害社会。使用社区矫正刑这一刑罚方式，更有利于他

们的改过自新。四是老、弱、病、残、孕犯。各国刑法一般都认为，刑事责任因其责任能力的减弱而有所减轻，应当或者可以从宽处罚;同时还认为，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决非

报复，而特殊预防重于一般预防，裁量刑罚首先应当考虑的是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

人的再犯可能性，然后再适当考虑一般预防的需要。作为犯罪者中的“弱势群体”，他们的人

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较小，因而其承担刑事责任的程度可有所降低。

（二）细化缓刑、假释的适用条件

我国刑法规定的缓刑、假释适用的实质性条件是:犯罪人有悔罪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

该规定过于原则，弹性过大，未提供具体的评判标准，不利于缓刑、假释的准确适用，在一

定程度上导致了法官和监狱在缓刑和假释适用上倾向于保守立场，从而影响了缓刑、假释的适用率。为此，应对“悔罪表现”进一步细化，以便利司法操作。例如，投案自首，归案后如

实交代自己罪行，主动检举、揭发他人的犯罪事实，采取积极措施避免或减少犯罪造成的损

失，积极退赃，积极对受害人进行民事赔偿等，都可视为悔罪的具体表现。或者将假释的实

质性条件修改为：在服刑期间认罪悔罪、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学习和劳

动、一贯表现良好的，或者年老体弱、丧失作案能力的等等，从而为缓刑和假释的适用提供一个可操作性的实质要件。另外，从促进犯罪人改过自新和建立犯罪人再社会化桥梁这一目标出发，我国刑事立法应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对执行一定刑期改造的罪犯可以考虑适用法定假释，即对于在监狱执行了大部分时间的刑罚以后，由法律规定予以附重要任务的释放。为了保证缓刑、假释的适用效果，还有必要建立我国的罪犯判决前的人格调查制度，即对犯罪人的犯罪背景、一贯表现、家庭背景等进行专门调查，以对其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进行系统的评估，从而通过这种预测评估来确定是否能对犯罪人适用缓刑和假释。缓刑、假释等社区刑罚的适用效果，在很大程度受再犯预测水平的限制，而提高预测结果的准确性又有赖于建立科学的人格调查制度。当然，由于社区矫正是将罪犯放在开放的社区执行刑罚，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给社会治安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因此，在扩大社区矫正适用对象的同时，必须审慎进行，切不可盲目适用，以避免出现社区矫正的滥用。

（三）增加一些禁止性或义务性的规定

为了避免社区矫正流于形式，防止重现管制刑遭遇“灭顶”的风险，对社区矫正应该注重通过一些禁止性或义务性的规定去落实对服刑人员的改造。如英国法律中，法官可以判令被告人进行无偿的从40小时到240小时不等的社区工作即“社区服务”，或者要求服刑人员在宵禁期间不得进入某一特定的场所，或要求其在晚间或周末留在家中不得外出等等[5]。我国的社区矫正也可以考虑增加对服刑人员管束的某些禁止性规定，如在一定条件下禁止其出入特定场所或与特定人员来往，以减少犯罪诱发因素。同时可增设一些义务性规范，如向受害人道歉、赔偿受害人因犯罪遭受的损失、参加职业教育或职业培训、积极承担家庭抚养费用等等。这样，不仅使刑罚的力度加大，同时还可以强化社会正义感，赢得公众对社区矫正工作的认同和支持。

（四）建立立体的社区矫正网络

罪犯的矫正离不开社区，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必须以社区力量为依托。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建立起广泛吸纳社区人力、物力资源的立体社区矫正网络。社区矫正网络从结构上可以分为三级，第一级是社区矫正工作的执行主体，具体包括政法委统一领导，司法局组织实施，法院、检察院、公安局、民政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监狱管理局等相关部门协作配合，司法所具体执行的一整套矫正执行机关，这些机构是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主体。第二级是为矫正工作提供专业协助的机构和个人，包括为矫正对象提供职业培训、心理咨询和矫正等方面的专业协助。他们不是矫正机关的组成部分，但通过协议的方式与矫正机关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第三级是具有社会责任感自愿为社区矫正工作提供无偿服务的社区志愿者。只有组建起这三级组织，才能形成一个强大而功能完善的社区矫正网络。要在第一级组织高效运转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二、三级组织的作用。要特别注意培育村级组织，充分发挥社区居委会、居民小组在监控服刑人员行动上的便利作用，为司法所将工作重心从监控转向教育和矫正提供条件。

通过组建矫正网络，实现地区资源共享，实现政府主导下的矫正机关与专业机构、人员的合作关系，由专业机构提供服务，矫正机关按劳付酬，实现共生和双赢的局面。

（五）改进矫正方式，丰富教育手段

改进现阶段矫正手段单

一、效果不显著的现状，做到四个结合。一是个别教育与分类集体教育相结合，既坚持针对服刑人员的个性心理特征开展个别教育，又针对同一犯罪类型服刑人员的共同犯罪心理特征开展多种形式的集体教育，如进行相关法律知识学习、社会实践等，以节约资源和成本，提高工作效率。二是专职教育与兼职教育相结合，矫正工作者作为执行主体，是专职矫正人员，对矫正全过程进行统筹规划，制定矫正方案，确定阶段矫正目标；兼职是指与矫正机关达成合作关系的专业机构、社区组织和社会志愿者阶段性地参与矫正工作，在一些专业领域提供服务，在专业矫正队伍没有完全形成体系前，弥补其专业领

域上的不足。三是思想道德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相结合，在坚持法规、文化、道德教育的同时，尽快建立起从接收到解矫前阶段全面的心理辅导和诊疗机制，包括开展心理健康讲座、定期进行心理测试、进行一对一的心理咨询和矫正，开展各种形式的辅助治疗等，尽快消除服刑人员的犯罪心理，矫正各种不健康的心理倾向，促使其在心理上回归社会。四是课堂式教育与互动式教育相结合，在矫正工作者采取主动的谈话教育、课堂教育之外，开展形式多样的互动教育，使服刑人员参与进来，通过直观的感受深化教育效果。如组织管制、缓刑犯参观监狱、未成年人管教所，与监狱服刑人员座谈，使其感受法律的威严，加强服刑意识、规范意识。开展社会公益活动，通过他人的肯定和认同增强服刑人员的社会责任感。

（六）畅通渠道，加强协作

加强沟通协作，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矫正机关对罪犯实施矫正的判决或裁定参与意见。以假释为例，社区矫正组织通过调查罪犯服刑期间表现、走访罪犯家庭和社区、与罪犯面谈等方式，形成对该名罪犯是否适于社区矫正的意见，在监狱向法院提交假释建议书的同时提交法院，法院在此基础上最终作出假释裁定。这样，矫正组织在矫正前就对罪犯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随着矫正工作的深入开展，矫正机关还可在对管制、缓刑类服刑人员判决前向法院提交参考意见。这样的优点是：作为法院和监狱，只能根据罪犯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作出判决或裁定，而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对罪犯的成长背景、家庭环境、社区意见等进行调查走访，而矫正机关可利用基层矫正网络进行比较全面的调查了解，并得出其是否适合社区矫正的结论，为法院正确地判决和裁定提供重要的参考意见。保证适合的服刑人员进入社区，提高社区矫正质量。二是在矫正过程中各司法所与监狱建立协作关系。如针对目前各区县普遍反映的剥权类服刑人员难以管理的问题，可在矫正责任人与罪犯原服刑监狱干警间建立直接联系，矫正工作者可从监狱干警处直接获取许多有针对性的行之有效的管理经验，对于重点服刑人员的管理可起到较大的帮助作用。此外，提高矫正工作者工作水平，培养一个成熟的社区等都是开展社区矫正必不可少的条件。

（七）加强社区矫正的正面宣传，打消人民群众的顾虑对于人民群众的不理解和不支持要注重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正面宣传，从思想观念上，消除人民群众对这一刑罚执行方式的顾虑。在宣传时，可以向群众讲清楚社区矫正的对象是经过司法部门按照严格的标准予以筛选和鉴别，已经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罪犯，并且是在社区矫正组织的严密监控下执行刑罚的。如果服刑人员在社区矫正过程中，有违反社区矫正制度的行为，如危害小区居民的生活秩序、脱逃等情况，那么就要执行监禁矫正的刑罚措施。当然，在宣传时，应当实事求是，不宜夸大宣传，要切合实际，以人民群众能够接受的方式做好思想工作。

三、结束语

开展社区矫正，是民主与法制建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方式，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社区矫正的本质就在于对犯罪人进行治理、修复，为犯罪人架起再社会化的桥梁。犯罪人教育改造质量的好坏，他们走向社会之后是否真正认罪服法以及是否重新犯罪，关系到社会及公众的安全，进而影响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因此，我们应该正确认识社区矫正在矫正犯罪中的重要作用，大力推进矫正制度，不断改革完善社区矫正制度，使社区矫正在中国产生强大的生命力，促进和谐社区建设，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增彩添色。

参考文献

[1]段金贤，袁敏琴，许永勤，《社区矫正制度运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载于《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第3卷第1期。

社区矫正工作现状与对策探讨 篇6

时间：2010-11-04 10:

52作者：徐丽静

新闻来源：正义网

社区矫正制度作为刑罚的一种执行方式，是我国在司法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对社区矫正的全过程享有法律监督权，有效地促进了社区矫正工作的成效。然而，对于正在探索期的我国社区矫正不论在其自身，以及对其的检察监督还存在不少缺陷，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社区矫正工作的现状

“社区矫正”是与监狱执行的“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会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西方国家就提出了罪犯“康复”的概念，目前英、美、日、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社区矫治已经比较成熟，在许多国家中，适用社区矫正的人数大大超过监禁人数。

就我国而言,社区矫正制度还没有真正意义上建立,目前还处于试点阶段。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裁定假释、被暂予监外执行和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5种罪犯，适用社区矫正。2005 年1 月，两院两部又下发了《关于扩大社区矫正试点范围的通知》，进一步扩大的社区矫正试点的范围。从近几年的试点情况来看，社区矫正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也面临着法律依据缺失、执行主体不明确、适用对象数量少，范围偏窄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也给社区矫正的检察监督带来一些实际困难。

二、当前检察机关在社区矫正监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立法粗疏滞后，监督运行缺乏制度保障

目前仅有少量部门规章及地方法规对社区矫正的运行进行简单地规定，尚没有出台一部统率和调整社区矫正活动的法律法规，使社区矫正执行等一系列工作既缺乏法律依据，存在法律冲突，也缺乏可操作性。如两院两部的《通知》明确了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但检察机关在监督中拥有哪些权力，应尽哪些义务，通过何种途径行使权力，监督的对象，矫正对象申诉的处理等问题则缺乏明确规定。同时，社区矫正相关配套制度缺失，也制约检察机关监督权的行使，如检察机关监督须弄清矫正对象的具体信息，而该信息来自不同部门，如缓刑、管制由法院提供，假释、剥夺政治权利由各监狱部门提供，而长期以来没有形成规范的传递制度与信息共享制度，造成执行、监督机关没有收到或没有及时收到监外执行罪犯的相关材料，使部分监外执行罪犯失控、脱管、漏管。

2、社区矫正实施主体不明确，造成监督对象的模糊性

法定执行主体、工作主体不统一造成检察监督的困难。法律规定，非监禁刑刑罚执行机关是公安机关，其他机关部门、基层住织或者罪犯原所在单位仅为配合协助公安机关进行帮教考察。但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以来，真正担负起日常社区矫正工作的是司法行政机关，由司法局和街道司法所组织协调对辖区内监外执行罪犯管理教育，实际形成了作为刑罚执行主体的公机关退居配合辅助地位，司法行政机关成为社区矫正的工作主体，使司法实践与现行法律规定产生了冲突。依照刑诉法和诉讼规则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对公安机关的执行工作进行监督，但是公安机关并非矫正措施的具体实施者；如果对司法行政机关进行监督，又明显缺乏直接和足够的法律依据。在此种情形下，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地位显得非常尴尬。

3、监督职权的有限性,降低了监督实际效果

检察机关虽然享有社区矫正监督权，但由于社区矫正监督才刚起步，相关法律法规对监督方式的规定尚有限，影响到监督力度。现行《刑事诉讼法》对执行环节的检察监督只规定了检察机关向违法部门提出书面纠正意见的权利。目前的社区矫正实践中，检察机关的监督方式无非是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或者检察建议，但纠正意见书和检察建议没有相应的法律执行力，被监督单位可执行也可不执行。在现实操作中,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2008年颁布的《人民检察院监外执行检察办法》规定,如果被监督单位不纠正违法,对违法纠正通知书或者检察建议置之不理,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报告,由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被监督单位提出,但这只是将矛盾转移到上级部门之间,问题仍有可能得不到解决。检察监督职权的有限性以及监督手段的单一，影响了法律监督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同时也影响了检察机关的形象和权威。

4、矫正工作机制不健全，影响了监督职能的有效履行

目前虽然各地都规定了矫正对象的电话报到、思想汇报、请销假制度等一系列相配套的制度,但落实这些制度，职责不够明确，也缺乏切实可行的操作性,因为现行的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矫正对象的哪些人身自由应当受到限制，不同的矫正对象应该接受什么样的矫正方式，如何确定矫正的时间长短，奖励惩罚措施的兑现等，也就难免使有些矫正措施和制度形同虚设,达不到实际效果，这种状况给检察机关履行监督职责带来很大的难度。

三、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完善建议

1、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

在立法上，应借鉴发达国家社区矫正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开展的实际情况，由全国人大尽快对社区矫正工作进行立法，对社区矫正的机构设置、矫正的内容、矫正的程序、各部门的权力与义务、法律监督体系等作出明确而详细的规定，解决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法律依据不足、监督主体模糊等问题。如立法工作短期内不能展开，可先由两高两部联合出台有关社区矫正工作的司法解释，制订完备的社区矫正监督法律体系，使社区矫正监督工作有法可依，加强检察监督权力保障。

2、明确社区矫正工作执行主体

设立专门的社区矫正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是矫正工作全面发展的需要。在中央应成立统一领导的社区矫正管理机构，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民政部等组成，加强对社区矫正的实施与监督力度。在地方，应按照行政建制，设立矫正管理局、矫正管理工作站和街道社区矫正工作小组等机构，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的机构设置对等，便于刑事诉讼程序顺利、协调进行和检察监督工作的针对性，保障司法权的有效实现。

3、积极拓宽检察机关履职方式

除发出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书，在矫正监督中，还应通过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严格审核非监禁刑适用条件。明确检察机关监督的介入和实施程序，对刑罚变更执行实行同步监督，将监禁型改变成非监禁型的情形作为检察机关监督重点，严格审核非禁刑的适用条件，防止非禁刑的不正确适用和过度滥用，消除社会安全隐患。要把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与社区矫正的监督检察在机结合起来，确保社区矫正对象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防止社区矫正被滥用为权利寻租的工具，避免社区矫正中腐败现象的发生。

4、完善工作机制，提高监督实效

我国社区矫正现状分析 篇7

1.1 我国社区矫正概念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 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 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 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 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 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1.2 我国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

我国现行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目前主要包括下列5种罪犯:

(1) 被判处管制的。

(2) 被宣告缓刑的。

(3) 被暂予监外执行的, 具体包括:

1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

(2) 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3) 生活不能自理, 适用暂予监外执行不致危害社会的。

(4) 被裁定假释的。

(5) 被剥夺政治权利, 并在社会上服刑的。

1.3 我国社区矫正概况

2003年我国社区矫正开始试点以来, 我们总结了一定的经验和教训, 很多专家学者提出建设性意见, 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基于我国国情, 仍然缺乏对中国具体国情的分析, 缺乏对社区矫正内部矛盾全面解决的针对性对策, 社区矫正在我国的具体环境中仍旧缺乏有效的指导力。

2 社区矫正问题

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制度比较完善, 组织结构比较健全, 适用范围逐步扩大, 社区矫正工作力量比较充实, 职能作用基本发挥, 社区服刑人员也在不断增加, 矫正效果基本体现 (重新犯罪率控制较好, 处于较低水平) 。但是, 我们也应该清醒认识到, 我国社区矫正还存在着诸多问题, 比如基础薄弱、相关法律规范落后、制度不健全以及矫正手段科学含量低效率不高等问题仍然制约着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具体来说, 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存在如下突出问题:

2.1 被害人权利的保护问题

社区矫正就是把罪犯放到社区里矫正, 表面看来和没有犯罪之前的生活无异, 这在被害人看来往往是不能接受的, 他们希望罪犯被严惩, 而且越重越好。现在罪犯不但不予关押, 有时甚至和被害人生活在一个社区里, 被害人的泄愤心理难以得到满足, 所以他们上访, 要求把罪犯关进监狱里, “在他们看来, 把罪犯放在社区里矫正就是放纵犯罪”。当然, “被害人对于罪犯有一种泄愤的心理, 也是很正常的”, 安抚被害人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给罪犯合理的惩罚。社区矫正突出了矫治和挽救的功能, 弱化了刑罚的惩罚功能, 和受害人和普通民众目前所认识的社会公平正义不符, 虽然有人提议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 但这不利于倡导正确的社会公平正义, 因此, 在司法实践中, 社区矫正被认为不如监禁矫正具有公平性和正义性。

2.2 社区安全问题

犯了罪的犯罪嫌疑人走进社区里相对自由地接受教育, 余刑还没有执行完毕的罪犯也放进社区里加以改造, 这对很多普通的人来说一下子是难以接受的。“罪犯就在你生活的社区, 也就是你的家门口服刑你害怕吗?”罪犯的犯罪经历在客观上说明了其具有一定的主观恶性, 罪犯是否会再犯的不确定性以及普通民众心理上的无安全感, 使得社区矫一推出就备受质疑, 我们不得不承认, 这对于我国脆弱和新生的社区而言, 确实存在着社区安全问题。

2.3 社区矫正制度本土化问题

社区矫正是从西方引入, 在我国又刚实行不久, 均是参照西方经验。虽然《刑法修正案 (八) 》确立了社区矫正的刑罚性质, 未实行社区矫正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 使社区矫正从制度上升到法律层面, 并改变了以前除了主管部门的改换外, 社区矫正的做法与原来公安机关的监督管理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甚至在很多地方连真正监管矫正对象的社工也是从监狱抽调的司法警察, 沿用的是监狱管理那一套办法的尴尬局面, 改为“依法实行社区矫正”。但是我国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主体仍不明确、社区矫正机构缺乏强制执行权、矫正机构的定性不明确等等都会导致社区矫正的执行在实践中落空, 起不到实质性作用。虽然《刑法修正案 (八) 》使得社区矫正首次纳入刑法, 是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里程碑, 但是我们需要将社区矫正制度本土化, 仍需要经历一个相对长的过程。关键是解决社区矫正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如何进行制度创新, 建构真正符合我国国情制度;社区矫正制度如何和其他制度相配套及协调等问题。

3 健全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3.1 健全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必要性

(1) 监禁矫正存在的弊端。“现代监禁刑从产生到发展, 历经一百余年, 其价值与弊端并存”监禁刑在我国刑法实践中处于核心地位, 国家和社会都寄希望于通过科处监禁刑, 对犯罪人进行生理和心理上的强制, 使得罪犯受到惩罚、教育和改造。监禁刑的理念有三点:一是惩罚犯罪人, 将某人关进监狱予以惩罚;二是威慑, 威慑犯罪人以及其他人将来不再犯同样的罪行;三是改造和教化;四是消灭其犯罪能力, 在监狱中罪犯失去了继续危害社会的能力。科学研究表明, 短暂的监禁不仅必要且非常有利于对罪犯进行矫正。然而, 对罪犯个体监禁时间过长, 对罪犯改造确是很不利的。对罪犯个体监禁时间过长, 会带来如下负面影响: (1) 容易使罪犯与家庭情感淡化。由于罪犯长期不能对其他家庭成员进行情感的交流, 尽义务, 反而会给其他家庭成员带来各个方面的困扰。长此以往, 各方之间因为缺乏交流而情感冷漠, 关系淡化。 (2) 使罪犯人格监狱化成为“监狱人”。在监狱矫治的模式下, 罪犯与社会高度隔离, 尤其对于长期监禁的犯罪分子, 其已经习惯了监狱的生活模式, 但是罪犯最终要回归到社区中去, 长期的监禁生活使他们和社区生活格格不入, 是否达到教育改造的目的暂且不论, 但是监禁结束后却要首先解决罪犯如何复归社会的问题。 (3) 容易导致犯罪恶习交叉化。不仅达不到预期的目的, 改造犯罪, 反而会浸染下一些导致重新犯罪的因素, 给社会带来更严重的危害。

(2) 社区矫正体现出的优点。

(1) 社区矫正的人道价值。罪犯也是人, 有人格尊严, 有追求自身幸福和自由的权利。刑法意义上的人道主义不是单个人之间的情感倾向与宣泄, 而是全社会对犯罪现象应当承担的共同责任。对罪犯的人文关怀本就不是一种恩惠, 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的一项义务性的社会任务。社区矫正立足于人性的基本要求, 以人性关爱为出发点, 以罪犯人性的复归为归宿点, 真正体现了人道主义的真谛。社区矫正营造一种宽容的社会氛围, 使罪犯深深感觉的即使实施了反社会的行为, 但是国家和人民并不会抛弃他们, 他们的生活仍旧充满希望, 都有重返社会的机会。近代以来, 文明国家基本上都采取了目的刑主义, 对犯罪分子之所以适用刑罚, 目的在于改造他或预防他再次犯罪。“非监禁刑之所以比监禁刑更实现刑罚的目的, 就是因为它适用起来更加人道, 更加文明, 也有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而建立以社区矫正为中心的非监禁刑罚体系, 所体现的刑事政策的价值取向就是对于犯罪分子给予人道主义的处遇“这种价值取向所体现的人道主义的刑罚观念, 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前所述, 社区矫正不仅充分体现了对罪犯本人人格的尊重, 而且充分体现了对罪犯家人的尊重, 尤其是中青年罪犯在家服刑改造, 能做到改造与赡养老人、照顾家庭、抚养子女几不误。这样一来, 社区矫正既充分体现了行刑的人道性, 又充分体现了社会对老人、儿童与妇女的尊重与关爱。

(2) 社区矫正有利于节约行刑的成本, 使行刑向经济化的方向发展。根据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的专家估计:劳教废止以前, 我国每监禁1名犯人的年平均费用要超过10000元人民币, 这仅是监狱的运作费用, 建造监狱的资金也计算在内的话, 所花的费用要超过14000元人民币。近年来, 我国每年监禁的总犯罪人数都在150万以上 (这个数字不包括被劳动教养与收容教养的人员, 据估计这两类在押改造人员不比服刑的犯人少) 照此计算, 我国每年花在犯罪人矫治的费用至少高达210亿以上, 这个数字每年还在增长。“巨大的监禁成本是国家财政的一个沉重负担, 这一沉重负担的最终承担者当然是广大纳税人。”事实上, 监狱中存在着很多不需要也没有必要进行监禁的罪犯, 社区矫正正是通过刑法社会化的方式和手段有效地减少在押犯罪人数, 根据罪犯情况不同分别适用监禁和社区矫正, 使得惩罚有针对性和效率性的同时, 大大节约了刑罚成本, 减轻了纳税人负担和国家财政支出, 也可以把节约下的资金用于提高监狱的管理水平, 这也会有利于罪犯的改造。

3.2 建全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可行性

综上所述, 社区矫正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推行这项制度, 是刑罚执行制度的改革, 更是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的有效举措。但是, 社区矫正制度并不是万能的, 在实施的过程中还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 我们既不能夸大社区矫正的作用, 也不能因为其存在不足而因噎废食, 只要我们不断地探索和积极地总结经验, 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入, 社区矫正相关法律!制度的修改和完善, 相信它将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我国, 构建社区矫正制度不仅是必要的, 而且切实可行的。其可行性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 积累了一定的实施社区矫正的经验。虽然过去中国没有社区矫正的名称, 但是, 我国一直以来就存在一些属于社区矫正做法, 也有类似的制度, 并且积累了一定实践经验。社区矫正制度从西方引进到《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对其的正式规制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局、司法部对社区矫正在实践中所遇问题的不断改善, 这些都为现在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社区矫正制度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2) 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断和国际接轨, 对于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增强, 公众的综合素质普遍提升, 社会观价值观的取向更趋理性。随着近年来我国法制建设的发展, 十八大四中全会更是着重指出要依法治国。人们对于新的、更合理的法律制度的容忍和接受程度不断增大, 有利于法制建设和法制改革的社会舆论氛围日益发展。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中, 开展社区矫正工作, 进行社区矫正制度建设, 使得社区矫正工作以及制度建设能够在比较宽松的环境中进行。

社区矫正工作现状与对策探讨 篇8

一、社区检察部门开展社区矫正监督工作的职能定位

根据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总体部署，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联合制定了《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将社区矫正的执法主体从公安机关调整为社区矫正机构，使街镇司法所成为最主要的社区矫正执法力量。同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明确提出要“健全社区矫正制度”。这些都标志着社区矫正工作自2003年开始试点以来，在总结我国传统非监禁刑罚执行制度的基础上，已初步建立了社区矫正法律制度，并逐步探索建立融教育矫正、监督管理与社会适应性帮扶为一体的新型非监禁刑罚执行制度。在此过程中，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也需要对社区矫正监督机制作相应调整和完善，通过派驻社区检察室承担此项职能，有利于检察机关弥补对基层司法所监督的空白，发挥检察室贴近一线的平台优势，在人员配备、工作方法等方面强化对社区矫正活动的监督。

目前本市各社区检察室均配1-2名社区矫正监督专职干部负责管辖司法所的社区矫正监督工作，各区县院社区检察科由专人负责全区县社区矫正监督工作汇总和分析，市检察院社区处设专职岗位开展全市社区矫正监督业务指导和协调，已形成市、区县、街镇三级社区检察部门对应社区矫正机构的分层监督模式。2014年5月27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社区矫正工作会议，会上高检院李如林副检察长提出要“健全社区矫正检察机构，特别是要加强基层检察院的机构建设”，从全国来看，上海的社区矫正监督，从职能定位、机构设置、监督模式和队伍建设等方面均具有较鲜明的工作特色，已初步实现了高检院提出的“建立和完善派驻基层检察室与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的对接联动机制”、建立“承担社区矫正检察任务的专门机构”的工作要求。

二、社区检察部门对社区矫正活动的监督模式和工作做法

目前全市共设立社区检察室43个，已实现对全市17个区县218个街镇司法所社区矫正工作监督全覆盖。总体来看，我市社区矫正对象已从2012年的6000余人增加到目前的8500人左右，同时随着劳教制度取消及速裁机制的推行，预计我市监外服刑人数仍将持续高位运行，这对本市社区矫正及法律监督工作的发展是机遇也是挑战，需要社区矫正监督工作的方式方法不断与时俱进。

（一）对外搭建监督配合平台

一是搭建联系平台，加强监督机制建设。市院社区检察部门注重与市社区矫正机构加强工作联系，在市级层面建立社区矫正监督协作机制，会签双方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矫正监督工作支持配合的若干意见，旨在通过制发工作意见，固定检察监督方式方法，促进社区矫正监督的规范有效。同时各区县院社区检察部门与同级社区矫正部门已普遍建立起联席会议、情况通报、联组学习等工作机制，通过常态化的工作互通联系，深化监督工作。

二是搭建数据交换平台，多层次开展底数核对。依托社区矫正对象信息交换工作机制，全市各级社区检察部门及时掌握本地区社区矫正对象底数和交付执行情况，通过多层次底数核对，从源头预防和减少脱漏管。目前，各派驻社区检察室通过日常巡检工作，对街镇司法所进行常态监督，及时核对进入和终止社区矫正的人数；社区检察科与区县司法局于每月25日核对在册社区矫正人数，及时排查和纠正脱漏管；市院社区处和本市法院、监狱、公安机关与市矫正办形成每季度核对全市各类社区矫正对象人数机制，通过对判、交、送、接、管各环节数据的综合比对，发现社区矫正刑罚执行衔接中出现的问题。

三是搭建信息化共享平台，推进实时动态监督。信息化动态监督是社区矫正及监督工作发展的方向，目前在全市各区县已成立或试运行的社区矫正中心，社区检察部门已接入区域社区矫正管理系统数据浏览终端，提高了对社区矫正底数核对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在此基础上，市院社区处与市矫正办正结合各自业务软件的研发和升级，探索建立市级层面的社区矫正数据共享系统，以实现对全市社区矫正执法情况的动态掌握和同步监督。

（二）内部建立“三位一体”监督机制

一是逐人建档开展日常巡检。社区检察室对管辖内的社区矫正对象实行一人一档制度，通过开展社区矫正执法一线现场检察、文书审查、约见谈话、台账核查等工作，检察日常监管和矫治措施是否落实到位，并将监督措施与结果记入检察档案，实现对监督工作的动态管理。在开展日常巡检的同时，突出对监外执行重点对象的刑罚执行监督，2014年初，市院社区处通过对重新犯罪、社区矫正机构风险分级等情况的分析，并经过在部分区县的比例测算，下发了《关于对监外执行重点对象刑罚执行加强监督的通知》，明确将：1.被社区矫正机构纳入一级矫正的社区矫正对象；2.经常居住地不在列管地的监外执行对象；3.涉毒罪犯（依照《刑法》第六章第七节定罪量刑的罪犯）；4. 因同一性质犯罪行为被处两次以上（含两次）刑罚的监外执行对象等四类对象列为社区矫正重控对象，在日常巡检中要求逐人参加列管宣告、约见谈话，强化检察措施，并重点检察其集中教育、公益劳动、矫正档案及奖惩情况，及时预防和纠正监外执行对象漏管脱管，控制重新犯罪率。

二是常见多发问题重点检察。重点检察主要是围绕社区矫正工作中的判执交接、列管宣告、外出请假、教育劳动、期满解除等重要环节中的常见多发问题，开展有针对性的检察监督，重点查明社区矫正的衔接、监管、检察监督等各环节上存在的衔接疏漏、监管不严等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防止类似情况再度发生。如在判执交接环节，针对日常检察中发现的审前社会调查制度执行不到位、列管地核实不准确、执行文书送达不规范而导致延期宣告多发的问题，加强与社区矫正职能部门的底数核对和文书核查工作。如静安区院与区司法局、区法院会签了《关于社区矫正判执交接工作的若干规定》，通过建立被告人保证和承诺责任制度、明确区司法局指定列管的期限、探索核实列管地听证会制度等方法，解决因司法行政机关对法院确定的列管地有异议而互相推诿不予列管的问题，自文件会签以来，区域内再未发生过因居住地争议引发的社区矫正人员脱漏管情况，总体运行情况较好。又如在宣告纳管环节，针对部分地区派出所参与社区矫正宣告的积极性不高、参与率较低等问题，黄浦、徐汇社区检察部门重点关注此类情形，统计民警参与率，向分局法制办进行通报，并针对公安机关配合社区矫正工作意识上、警力安排上的问题，提出解决对策，并且把专项检察后公安机关采纳意见、整改情况作为日常重点监督事项。通过检察，黄浦、徐汇两区建立了社区矫正宣告前向民警预通知制度，徐汇更是将通知纳入了信息化管理的网络平台，即将宣告时间预先输入信息管理平台系统，由系统自动向列管地派出所民警手机发送通知短信。目前，两区均做到社区矫正宣告执行地民警全参与，保障了刑罚执行的严肃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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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突出问题专项检察。围绕社区矫正活动及监督工作重点及发现的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检察，力求通过专项检察反映并解决影响社区矫正规范运行的一类问题。2011年以来在全市层面，已开展“监外执行对象脱漏管”专项检察和“社区矫正人员监管矫正措施落实情况”专项检察，通过深入查找脱漏管症结，排查监管矫正措施不到位而形成重新违法犯罪风险的隐患，提出了落实社会调查制度、强化被告人承诺保证义务、提升矫治针对性等建议，并促进建立全市社区矫正信息联动平台。同时，各区县院结合本地区社区矫正工作特点，针对执法中的典型性、普遍性问题开展专项检察。2013年，全市各区县院社区检察部门共开展“交付执行衔接”“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列管宣告程序规范性”等主题的专项检察12个，有效促进了区域内社区矫正执行的规范性。2014-2015年，市院社区处连续两年与上海市社区矫正部门共同部署，针对当前暂予监外执行在法规规定的合理性、统一性和操作的规范性都有所欠缺，且容易受到法外因素干扰，暴露出很多执法难点的问题，由两家单位共同制文，联合开展“暂予监外执行专项检查”活动，重点检察判执交接、监内监外衔接的交付执行和收监执行环节。检查发现暂予监外执行存在执行标准不一、特殊对象（流浪人员、精神病人、艾滋病人、未成年子女唯一监护人等）暂予监外执行管理及收监困难、暂予监外执行对象重新犯罪收监难等问题，各级社区检察部门将根据问题的典型性和严重性，按照个别问题口头纠正、严重问题发文纠正、一类问题汇总通报的形式，跟踪检察纠正情况，并注重在更高层面推动一类问题的协调和解决。

三、关于我市社区矫正及监督工作的设想与思考

社区检察室通过下沉工作平台、充实监督力量、深化监督措施，改变了传统社区矫正监督主要依靠对数据、查文书的模式，使刑事诉讼末端监督得以强化。但同时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快速发展，对监督工作的规范化和实效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需要我们深化认识，转变观念，通过认真做好检察环节的社区矫正监督工作，推动社区矫正整体水平的提高，服务新型非监禁刑罚执行制度和社会科学治理。

一是积极转变观念，应对新形势对社区矫正监督的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在听取司法部工作时指出：“社区矫正已在试点的基础上全面推开，新情况新问题会不断出现。要持续跟踪完善社区矫正制度，加快推进立法，理顺工作体制机制，加强矫正机构和队伍建设，切实提高社区矫正工作水平。”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为做好新形势下的社区矫正工作指明了方向，也对检察监督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在思想意识方面，针对行刑社会化趋势日益明显、劳教制度取消及速裁机制可能带来的社区矫正对象增多的趋势，需要社区检察部门进一步强化思想认识、转变工作观念，变被动检察核对为主动推进制度完善，实现在观念和监督方式上的与时俱进；深刻认识当前“社区矫正工作经过试点试行已具备了较好的工作基础，《社区矫正法》已经列入立法规划，进一步全面推开社区矫正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的工作机遇，在市级层面积极推动社区矫正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推进上海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走在全国前列。另一方面在自身建设方面，针对上海社区矫正工作在矫正中心建设、专职社工队伍建设等方面全国领先的状况，需要检察机关在相应机构设置上给予进一步的适应和匹配，健全三级对应的监督模式，实现在监督方法上的进一步对接和深入；同时针对我市社区矫正机构在队伍结构上的充实和制度建设上的需求，也需要社区检察部门进一步提高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人员能力和相关配套建设，全方位补强监督力量上的欠缺与不足。

二是深入开展监督，切实提升一类问题监督水平和成效。我国社区矫正工作于2003年开始在北京、上海、江苏等六省市试点，2005年进一步扩大试点省份，2009年全国全面试行，各地普遍建立了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司法行政机关负责组织实施、指导管理，法院、检察院、公安等部门协调配合，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领导体制与工作机制，工作发展较快。但同时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很多困难和难题，需要社区检察部门在工作中予以关注和推进解决。一方面立足职能，注重一类问题的提炼剖析。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快速发展，社区矫正法律制度不尽完善，执行主体变更后相应职权承接不清，基层司法所执法力量不足，相关单位协作配合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也日趋突出。这些问题并不仅仅是预防和减少脱漏管、个案纠正就能解决，更需要社区检察部门在检察监督的过程中发挥深入基层、专门化监督的职能优势，及时发现并剖析一类问题的形成原因及解决方法。另一方面善用载体，促进社区矫正工作规范有序。如针对实时定位监控缺乏制度规范、我市暂予监外执行监管标准不统一、社区矫正执行中止的条件及做法不一致等问题，需要社区检察部门加强同司法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公安机关等部门的沟通协作，依托社区矫正联席会议、监外执行工作领导小组等平台，运用情况通报、监督白皮书等载体推进一类问题的解决，在市级层面促进相关工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实现监督广度与深度的良性循环和有机统一，同时通过经验方法的积累和总结，为本市及全国的相关立法工作及制度构建提供案例和参考。

三是创新工作方法，提高社区矫正的监管水平和技术含量。现代的社会管理方式和司法理念，都致力于通过创新且相对合理的制度尝试，寻求一种更有效率和更有益于适应社会的社会化行刑方式，这也要求我们在社区矫正执行及监督工作中，不断更新观念及监管方式，提高社区矫正及监督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一方面推动社区矫正管理科技化。实时定位监控作为一项创新的技术手段，对于增强社区矫正人员服刑意识、提高社区矫正工作效率、深化刑罚执行效果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但相较于部分省市（如浙江）对社区矫正对象的实时定位监控高达70%的覆盖率，我市在此项工作中依然存在较大的顾虑，尚未形成规范性的做法。结合今年人大代表关于实时定位监控措施的书面意见，我们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推进实时定位监控工作力度，通过探索建立社区矫正计分管理制度，制订多层次的奖惩规则等方式，加强对实时定位监控使用中违规行为的界定和管理，弥补当前实时定位监控适用及奖惩措施上的制度空白，使之成为社区矫正执行中可用有效的监管方式和教育手段。另一方面推进社区矫正数据共享信息化。社区矫正对象的信息不仅是其刑事判决、执行变更的依据，也是其在社区服刑考察的重要内容，直接影响对其的奖惩手段及制订个性化的帮教措施，但随着执法主体的转变，对于社区矫正对象重新犯罪、前科劣迹、行政处罚、采取强制措施等信息，司法行政机关与公安机关沟通不畅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亟需通过信息化建设打破沟通壁垒。建议在市委政法委领导下，积极推进本市公、检、法、司监外执行工作数据平台建设，形成社区矫正的大数据管理和大格局监管，在根本上解决各职能部门间信息沟通不畅、协调配合不顺的问题，增强社区矫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张曦、金晔，上海市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