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费孝通之《乡土中国》

我看费孝通之《乡土中国》

我看费孝通之《乡土中国》 篇1

[提要]在《乡土中国》的“后记”里，费孝通写他1935年的艰难苦痛，在冬天的大瑶山，前妻罹难，他亦重伤。许多描述乡土的文字已如落叶般飘逝，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作为60年前的言说，在今天依然开启着我们的视界，令我们获得对乡土社会的深层颖悟。校园的树是绿化的树。教学楼前的冬青树，正在隐隐地加厚它的绿。松树还是去年的表情，似乎永远停留在夏季的繁密里，以此来维持着思想者的姿势。从四楼的临窗向外望去，看得见几棵十年的树木，站在它们隐喻着的场景里。回到书本上来，是费孝通在1984年的言说，是《乡土中国》重刊序言里的一段话：

“我并不认为教师的任务是在传授已有的知识，这些学生们自己可以从书本上去学习，而主要是在引导学生敢于向未知的领域进军。”

何谓百年树人？其精髓亦在这些文字里。这种引导，是精神的培育远远胜于知识的灌输，并为受教育者确立精神的指向，让“敢于向未知的领域进军”成为学者的求知精神之所在。此种精神，在本民族的时间承传中，推动探求者的脚步，去走进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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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社会”的变与不变

“社会”的变与不变

在《乡土中国》的“后记”里，费孝通写他1935年的艰难苦痛，在冬天的大瑶山，前妻罹难，他亦重伤。在养病期间，他以整理前妻遗稿的方式，延伸着爱人的生命。对于这样的变故，他仿佛置身事外，只是平静地叙述，并未塑造成一个传奇故事。现场没有一个目击证人，但千百年来民族的精神传承是在场的，并且化为一种责任的担当，愈挫愈奋，始终不改既定的精神走向。

在透视乡土社会的真相上，《乡土中国》是一部可以和鲁迅的《呐喊》《彷徨》相提并论的杰作，他从乡村的诸多具体细节里提炼出“乡土中国”这个概念，意在帮助国人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他是乡土社会的代言人，可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他的《江村经济》，使得开弦弓村成为世界认识中国乡村常态生活的一扇窗口。费孝通从蒙养园（幼儿园）到燕京大学、清华研究院，接受的多是西式教育，他能走向广阔的乡土中国，不能不说是传统的民族文化心理产生的动力。他推崇国学大师钱穆，说做同事的时候有些隔，细细地读他的书，“越读越觉得他同我近了，有很多相通的地方”（费孝通《费孝通九十新语》）。他又提出“磨合主义”，主张东西方文化要相互磨合，共同创造一个新的世界文化。在封闭的校园里读费孝通，觉得他的著述别有洞天，确乎体现着一代学者的心志和敞开的视野。

打开《乡土中国》，似是叩响了乡村的门环。“差序格局”、“礼治秩序”、“长老统治”、“社会继替”等一个个内涵深厚的概念，在为我们撕开那些遮蔽着乡土的斑驳混杂的意识形态，呈现着乡土的本真。在这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之外，站立着一个坚定的身影，他进深山，住鬼屋。他从不把社会学看成一个孤立的存在，他更愿意把社会学放置在世界性的立体图景里，甚至渴望着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的进驻，发挥多学科交叉的思想，进行透析式的微观解剖和宏观把握，构建社会学中国化本土化的宏伟大厦。因为，社会学是把社

会作为一个整体，它“最根本的任务要解决一个生在社会里的人，怎样学会做人的问题”。

费孝通发现“乡土中国”，发现中国文化模式在乡土世界的表现方式，意味着社会学中国化的成熟，也意味着乡土社会的大门被打开，让我们看到了乡土生活之所以延续的文化资源。他记录的不是乡村的历史风云，也不是乡土的盎然诗意，他从时空的坐标（社区）入手，从乡土的细节入手，描画他看见的事物，然后，放在时间的纵深和空间的开阔里比较研究，溯本求源，找寻有价值的文化支撑点。

许多描述乡土的文字已如落叶般飘逝，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作为60年前的言说，在今天依然开启着我们的视界，令我们获得对乡土社会的深层颖悟。它提供的不单单是关于中国社会结构和特质的论述，还有普遍的民族心理体验，敢于打开未知领域的勇气，引领发现新事物的思维方式。

我看费孝通之《乡土中国》 篇2

一、熟习的乡土

城里人用土气藐视乡下人, 但从基层上去看, 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性并非贬义, 在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 直接向土里讨生活, 于是成为传统。我们的民族确实和泥土分不开, 奔赴世界各地的中国人, 只要住下了, 都会种地。古往今来中国人有这么一个传统——安土重迁, 口袋里有了点积蓄就去买房置地, 离开人世也要入土为安。以农谋生的人聚村而居, 并且保持自己的生活隔离, 结果就形成了地方性, 保持孤立的社会圈子。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的民族, 自然也会受到土地的束缚。

乡土社会的人是在熟人里长大的, 是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细胞构成的地缘血缘紧密结合的乡土社会, 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休戚与共世代相袭的村落生活中, 形成了“彼此连心肝也都了然”的熟人社会。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 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习就是反复地做, 靠实践的磨练, 使一个人惯于一种新的做法。这样的熟人社会里甚至不需要文字, 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就能起到彼此交流的作用。如果用所谓的语法和规范的语言文字, 在乡土社会让人很不自在, 比如文明用语你好谢谢对不起等, 用到乡土社会肯定会带来异样的眼神, 并且有被疏远的危险。

离开土地成为陌生人社会的现代城市, 应该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 但人们的行为中还保留着熟习的乡土基因。因为在没有陌生人的乡土社会, 法律其实处于次要的可有可无的地位, 大家都能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 大家重视信用而不是法律。比如中国式过马路, 即“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 和红绿灯无关”这种集体闯红灯现象, 深层次的原因恐怕还是乡土性基因在作怪。类似中国式过马路行为的还有一个流行词叫“搞定”, 那就是为达目的结成关系网, 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对抗规则, 甚至可以超越法律的底线。这都从一个侧面展示了熟习的影子。中国人在跟西方人打交道时常认为他们很笨, 少灵活性认死理, 涵义也是如此。走出国门的国人不被信任的一个重要原因恐怕也常因不守规则, 从交通规则到日常交往的规则, 我们都会绕着规则走。

二、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是费孝通先生的独创。他把西方社会比作界限清楚、单位分明的一个个稻田里的柴捆, “几根稻草束成一把, 几把束成一扎, 几扎束成一捆, 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在社会, 这些单位就是团体”。社会上的人也就生活在这种团体格局的社会关系之中。与此对照, 中国整个社会结构的格局是差序格局, 以“己”为中心, 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 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像水的波纹一般, 一圈圈推出去, 愈推愈远, 也愈推愈薄。这样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就是伦 (人伦) , 这些伦是由亲情和建立在亲情基础上的互惠构成的人们相互对待的基本原则。

通过这个比喻, 费先生勾勒出中国传统社会的轮廓: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 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个网络首先执行的是私人道德。私的毛病在中国乡土社会实在是一个较为严重的弊病。马路上偌大的窨井盖会莫名地丢失进而造成人身伤亡;住宅楼道里可以随意摆放暂时不用的旧家具旧电器, 哪管挡住了别人的去路或万一发生火灾性命攸关;社区的公共休闲场所乃至公园都可以圈占起来办起露天卡拉OK场……因为这些物品是公共的, 都可以成为某个人所有。因为是公家的, 差不多就是说大家可以沾一点便宜的意思。

差序格局是动态的。在差序格局中, 以己为中心, 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 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 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在立体社会中, 每个人都是石头, 当这些石头一起扔进水中的时候, 就产生了许多的中心点, 这些点各自推出去的波纹在不断交汇, 而且还不断移动。这个动态性也表现在“己”的模糊、公与私界限的模糊、甚至家的含义也是含糊的。家可以是自己和太太, 可以是加上孩子, 还可以是加上其他的伯叔侄子之类的, 更广的范围可以是家族氏族。这种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随着势力的大小而变化, 你得势的时候可以亲戚多的是;假如你不得势, 也许就是门可罗雀。这种变动的格局会影响到我们对同一件事的判断, 比如全国人民都痛恨的腐败, 但如果是自己拥有公权力能有点腐败的小作为, 或者是自己的亲朋能有这样的能量, 就变成津津乐道很有面子的事情。对于不同的环境和人事, 自然就形成不同的对待方法, 哥们朋友在一起攀关系讲交情, 社会规则中就被加入了诸多的潜规则。

三、礼治与无讼

对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 靠的是“礼治”。礼不同于我们今天的文明礼貌, 不同于法律也不同于道德。礼是传统, 是从教化中养成的个人对集体规范的服从。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 不守法所得到的惩罚是由特定的权力加之于个人。人可以逃避法网, 逃得脱还可以骄傲、得意。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 做了不道德的事就见不得人, 受人唾弃。礼则有甚于道德, 如果失礼, 不但不好, 而且不对不合也不成, 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礼和法单从行为规范这一点说是一致的, 不同的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权力来推行的, 维持礼的是传统。在今天看来属于野蛮残暴的某些行为也是属于“礼治”的范畴。比如陪葬、株连等都是礼, 是人们心中形成的共同行为习惯。

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利来推行的, 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 使人服膺。在乡土社会, 人服于礼是主动的, 是世世代代传下来的价值观念。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 而是在身内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重修身, 注重克己。理想的礼治是每个人都自动地守规矩, 不必外在的监督。但是理想的礼治不是常有的, 一个人可以为着自私的动机, 偷偷地越出规矩。这种人就是这种秩序里的败类。每个人知礼是责任, 所以“子不教, 父之过”, 这也是乡土社会里通行“连坐”的根据。儿子做了坏事情, 父亲得受惩罚, 甚至教师也难辞其咎。打官司就成了一种可羞之事, 表示教化不够。

礼治靠传统来维持社会运转, 其执行者便是掌握着教化权力的人, 王者、父母、师儒、长辈都是礼治秩序的维护者。教化权力控制着乡土社会的基本秩序, 所以整个乡土社会又表现为“无讼”的社会。因为它对社会秩序的治理采取积极预防性策略, 将治理的基础放在个人修养和家庭社会化过程中。如果有了冲突和违规, 社会也不鼓励超出礼治秩序的法律解决, 而主张通过礼治程序调解。这当然与现代法制是相违背的, 但在乡土社会中, 却是有效的。乡间认为败类的人物, 依着现行法去判决, 时常和地方传统不合。乡间认为坏的行为却正可以是合法的行为。

费先生同时也指出, 社会迅速变革的过程, 有效冲击着乡土社会的各种格局。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巨大的冲击, 血缘和地缘的分离, 使得人们不再圈定在一定的范围内, 而是更加迅速地流动, 礼治秩序必将被打破。这本书出版至今已七十余年, 社会变迁的过程有目共睹, 但中国的本质还是乡土的。有着五千年乡土文化浸润的中国人, 骨子里的私德不会一下子消失, 身上的泥土味也不会马上散去。

摘要：在我国走入城市化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 乡土性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们的心理和行为中。70多年前, 费孝通先生已经在《乡土中国》一书中作出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熟习的乡土、差序格局、礼治与无讼等乡土社会的特点, 在我国社会仍然存在。研究乡土社会, 有助于在社会变革中寻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

关键词：乡土性,差序格局,礼治,无讼

参考文献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篇3

关于这一点，需要做进一步的澄清，作者在序言中说：这里讲的乡土中国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我的理解是，作者是在基层农村社会的载体上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一种抽象，从而提炼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乡土性”，这种乡土性不只是在乡村，而是放之中国而皆准的。在这本书中，作者都是在论证中国社会的“乡土性”和它的表现，从抽象到具体，从理论到实证经验，都是试图在简短的文中引导我们整体上把握我国的乡土本色。

二、在第一章中，作者主要阐释中国社会乡土性的来源，从农业社会的经济基层到相对稳定的集聚地，从对语言等文化的依赖到封闭的社区，我们可以感受到深植与中国人心中的“安土重迁”的思想。在农业社会里，自给自足是常态，因而人们彼此之间对外交易的需要，原始社区的相对稳定和封闭，为熟人社会即礼俗社会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第二到第五章主要是谈论我国古代乡村社会存在的问题，一为“愚”、一为“私”，但是作者的观点是辨证的。第二到三章费老谈到对文化下乡的看法和文化对于乡村的需求，从而引发了对“愚”这一问题的思考，此时我想到了晏阳初先生提出的中国农民“愚、穷、若、私”的通病，“愚”被晏阳初先生放在平民教育运动突破口的首要位置，费老此书也以对“愚”的辨证分析为突破口，不管他们关于此的观点如何，至少我们可以看出民智和教育在我国社会的改进方面发挥着多大的作用！

第四到第五章从农民的“私”开始分析，在这里费老提出了他最著名的论断：中国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呈现出差序格局。这一点是在中外的比较分析中发现的，他用一个比喻加以比较：西方社会基层结构仿佛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中国社会基层结构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西方社会是“有机的团结体”，而我国社会是“机械的团结”，一个崇尚个人主义，而一个崇尚自我主义；一个靠法理来限制欲望，而一个靠道德来规制行为；一个是团体格局，一个是差序格局。这是因为在西方的社会里他们在传统的商业贸易中形成了良好的交流和信任基层，基于需要他们可以彼此组合，各取所需，当作为一个团体时，他们内部的组合和对外利益的维护都是有相应的规则来明确表达的。而在传统的中国，商学不发达，交流和互信的机制不发达，从而只有依靠个人的道德自觉来处理人际关系，但是由于在长期封闭的农业社会里，由自己到亲人到朋友乃至其他，人与人的关系存在很大的伸缩性。相比而言，西方国家是以普遍稳定的规则运用于所有的团体，而我国传统社会的“面对面的社团”是以道德维系着的、不稳定的。因为私是人的本性，仅靠道德自觉是不够的，即使在理想的乌托邦，那里也有因贪婪而被虐待的奴隶。总的来说，这一部分是乡土中国的基础部分，后文都是在此基础上不断向前推进的成果。

第六到第八章主要讲我国传统社会的几种典型的人际关系，着眼点是中国传统基层社会里的家族内成员关系、男女关系、和权力结构的上下级关系。首先，在家族内，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婚姻不是感情的简单连结，而是家族拓展社会关系的方式，如果一段婚姻是一个家族不需要的，他的意义完全可以被忽视。婚姻除了上叙功能，主要的还是生育功能，这一点在费老的家庭社会学著作《生育制度》中有详细解释。还有，我国的家庭是单系的，以男子为家庭的主轴，这是男女在社会分工上的迥异导致的，然而，家庭的“主心骨”意识过强反而导致了家庭与家庭间的相对疏远。

说到这自然转到了男女关系，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男女的界限是划得很清晰的，因为在过去手工业和商业还没有独立出来时，社会分工不发达，男主外女主内几乎是普遍的家庭生产模式，所以事业分工代替了情感和性的需要，因为在那个近乎“小国寡民”的社会里，秩序和稳定被看得很重要。最后，我们要接触的这个主题是对社会秩序的关注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向来重视伦理和等级的社会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得关系表现的很是微妙，在西方很多著作里我们可以知道政府权力的来源是人民权力的让渡，但是这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是未被发现的，传统的中国社会是“礼俗社会”（也称作熟人社会）。从儒家经典里我们可以找到这些论据，人们宁愿相信人的“善治”（说到底是人治），而无法在差序格局里找到一个平衡点，建立一套具有普遍性和稳定性的规则来维持社会秩序（即法理），这也是差序格局对我国社会治理影响的体现吧。

第八章，把前面两个关系提升了一个层次，由中观引导我们向宏观层面来探索乡土中国了。

余下的几章，是马克思.韦伯的理想模型在乡村社会学的运用，具体表现在：横暴权力，同意权力，长老权力和时势权力。后面第九章到第十四章主要从静态结构和动态功能角度分析的，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为我们比较全面的分析了乡土中国的特色，是全书的高潮。无讼是这个社会治理方式的理想境界，是人治向法治前进的目标，使人可以诉诸法理却可以使社会无讼，这是社会治理的最佳途径。首先，对于同意权力，它是一直以和平协商方式规定双方权力和义务的契约，但是我国古代脆弱的小农经济条件下，社会分工不明显，贸易也很少发生，所以同意权力缺乏成长的土壤，在我国传统社会中很少有，即使是在现在，农村中当选村干部的基本上都是那些家族比较大的人。

其次，对于横暴权力，是一种依靠暴力剥夺他人权力为己所用的过程，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这是主要的一种权力，当然，这是一种极为极端的情况，一般的状态是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并存，我们也不能武断的说孰优孰劣，但显而易见随着社会变迁，同意权力更适应现代这个社会。再次，对于长老权力，这是存在家庭内微观主体的一种权威，在现在农村里，我们发现很多村里都存有一本厚厚的族谱，族谱里面记载着村里从落户到现在每代人的名字和生平，由每个村里最年长的人掌管，在非行政性的集会里，这个年长者往往会发挥领导者的作用。他是作为一种裁判者，一种权威存在的，但又不是法定权力的执行者，但是往往在乡土中国里，这种权力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里体现着传统社会一种“柔和的等级制”。另外，在第十三章中，提出了另外一种权力，时势权力，这是冲突论在社会生活中的运用，前面几种权力都是建立在社会稳定和相对孤立静止状态情况假设之上的。而这种权力强调社会变迁和动态的一面，这个时候的权威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发挥着精神导师和英雄领袖的作用。时势权力很好的把静态的社会结构和动态的社会功能结合起来，从第十二章血缘和地缘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到血缘造成了一个封闭的无组织的“社会圈子”，而地缘则慢慢的使人从这种禁锢中解放出来，人的流动带到了财富的流动，促进了社会流动，使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状况全面优化。这让我联系到后来得“业缘”关系，从血缘到地缘再到业缘关系，人际关系呈现出一种更加规范化、更加复杂和多元化的趋势。

最后一章，全面的向我们表达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内在动因，人因需要而结群，也因利益而分化。

文后，我一直有一个疑惑未解开，社会继替的机制是怎样的？它在整个社会的运行过程中起着怎样的作用？

我看费孝通之《乡土中国》 篇4

我姑且先以大白话来解释他的观点：乡下人不使用文字不是因为愚，是因为生活中不需要。从空间上看，大家成天面对面的，有什么需要交流，用语言更直接，以说话的方式就行，更熟悉的，甚至不用说，只用手势或眼神就行。不必求助于文字。从时间上看，人们用文字记录下东西，是为了后人从中得到经验。而乡土社会，语言足可以传递经验。当一个人遇到问题，总会从年长的人那里问到解释问题的经验。哪里还用着上文字?文化传承可以在亲子、邻里之间传授无缺。所以，无论在时间和空间的格局上，乡土社会中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生活的需要。或可说，因为中国基层社会乡土性的存在，文字这种居高的庙堂之物没有扎根的土壤。

以费孝通的观点，乡土社会中，“文盲”可以很好地世代顺畅地生活。提倡文字下乡要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只有中国社会的基层乡土性发生了变化，文字才能下乡。

之 一

许多乡村工作的朋友说乡下人“愚”，是凭什么?如果说乡下人到了城里不知如何应付汽车，东避西让慌里慌张是“愚”，那城里人分不清包谷和麦子，一听狗吠脸变色又作何解呢?只能说，这些是知识问题而非智力问题。

又说，乡下人愚是因为他们不识字，如果说不识字就是愚，这也难让人心服。“愚”如果是指智力的不足或缺陷，那么识字不识字并非愚不愚的标准。智力是学习的能力。如果一个人没有机会学习，那么不论他有没有学习的能力，还是学不到什么。我们不能因为乡下人不识字，而武断地下结论，乡下人识字的能力差。

费孝通举了个例子：教授的孩子在乡间小学学习，课程上样样比乡下孩子学得快，成绩好，教员总夸奖这些孩子聪明、智力高。可是，放学回来在田野里捉蚱蜢，这些“聪明”的孩子扑来扑去，屡扑屡失，而乡下的孩子却反应灵敏，一扑一得。此间诸多缘由，最根本的是环境。乡下孩子不像教授们的孩子到处看见书籍，到处接触到字，没有日常混熟的易于识字的环境。教授的孩子日常不在田野里跑，要分别草和虫，须费一番眼力，也不容易。这样一比较，自然不能说乡下人在智力上比不上城里人。

乡下人智力不差，却多文盲，为什么?

其一，乡土社会无空间上的约束。

文字发生之初是“结绳记事”，需要结绳来记事是因为在空间和时间中人和人的接触发生了阻碍，因为不能当面讲话，才需要找一些东西来代话。比如，广西瑶山，部落有急，以送铜钱的记号向其他部落求援。这也是“文字“，一种双方约好代表一种意义的记号。

而乡土社会，一个典型特点就是这种社会的人是在熟人里长大的，是面对面的社群。在熟人社群里，甚至不必见面而知道对方是谁，门里人可以通过足声、声气、甚至气味来判断门外来人。如此熟悉，如此近距离，何用文字?

其二，文字的表达有局限，不完全。

文字所能传的情、达的意是不完全的。像老早以前的青年们谈恋爱，受着直接社交的限制，流行写情书，而很多悲剧就是因情书的误会而发生的。这不完全是“间接接触”惹的祸。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表达情感通常是和当时的外部环境相配的，这些情意异了环境有可能“走样”。这时，运用文字就要讲究文法、讲究艺术了。

而说话却便宜得多，不需要注意文法，是因为我们有着很多辅助表情来补充传达情意。(这让我想到，网络上交流，一句话的后面配个表情，语言生动许多)面对面的语言交往如此直接，为什么舍此比较完善的交流方式而采用文字呢?这样说来，在乡土社会里不用文字绝不能说是“愚”的表现了。

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表情、动作，在面对面的情境中，有时比声音更容易表达情感。语言是个社会定下的筛子，如果我们有一种情意和这筛子的格子不同也就漏不过去。这个筛子虽则有助于人和人间的了解，但同时却也使人和人间的情意公式化。熟人中，话少，就是因为抛开了比较间接的象征原料，而求直接的会意了。

乡土社会中多“文盲”，并非因为乡下人“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所以提倡文字下乡的人，必须先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否则开几个乡村学校和使乡下人多识几个字，也许并不能使乡下人“聪明”起来。

之 二

人和动物不同，动物可以依本能而活动，人的当前却是靠记忆保留下来的“过去”的累积。人不能离开社会生活，就不能不学习文化。文化得靠记忆，不能靠本能。所以人在记忆力上要力求发展。

乡土社会中生活的人所需记忆的范围和生活在现代都市的人是不同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生活很安定的社会，在一个地方出生的就在这地方生长下去，一直到死，

历世不移的结果就是，不但在熟人中长大，而且还在熟悉的地方长大。祖先们在这地方混熟了，他们的经验也必然会传下去，成为子孙们将会得到的经验。

在这种社会里，语言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当一个人碰着生活上的问题时，他必然能在一个比他年长的人那里问得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办法。踏着先人的脚走同一条道，他先走，你后走，踏着先人的脚印，口口相传，难有遗漏。不必依赖于文字。时间没有阻隔，全部文化可以在这个地方传授无缺。

乡土社会，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有语言而无文字，是因为生活中对文字的不需要。只要基层的乡土性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

…………

我看费孝通之《乡土中国》 篇5

熟人社会

费老在开篇就指出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村社会的人以农为生，世代聚村而居，人口的不流动形成了熟人社会，人们之间的交往依赖于熟悉和信任，行为依据也是从小习得的礼俗。乡土社会实际上就是熟人社会、礼俗社会。费老还用“捆柴”和“水波纹”这两个特别形象的比喻，分析了中西方社会格局上的差异，让人豁然开朗。还有本书最后《血缘和地缘》一章，分析了在乡土社会中，由于社会的稳定性和家族社群的生存模式，血缘和地缘是合一的，随着人口的流动和商业的发展，使得社会性质逐渐从血缘向地缘发展，但是，我想社会即使发展到今天，仍然不能完全抛弃血缘的影响。通过读这些，我对于中国社会为何如此注重人情、交清和人际关系有了更深的了解。

道德观念

书中谈到，中国人有“私”的毛病，的确，在很多外国人的眼里，我们中国人只有私德没有公德。但通过费老文中差序格局的分析，特别是他说“在差序格局里，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也可以说是公”，使我对中国人“私”的问题有了更客观的理解。我们自古强调的是孝悌忠信仁的道德主张，靠着传统和社会公认的习俗、观念作为行为规范，因此在那个时代，造成了中国社会天理人情、三纲五常比法律更有效的局面，这也成为民主法治进步道路上的一大障碍。在《礼治秩序》《无讼》两章中，费老更深入的谈论了这些。

家族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