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形象与司法公信（通用4篇）
时光飞逝，犹如白驹过隙。不经意间，我已在虹口法院执行局书记员岗位工作了两年。在这两年里，我不断的用耐心揭开执行的面纱，用真心聆听当事人为自身权益的呐喊，用眼睛关注执行法官的辛劳，用头脑坚守对法律的信仰，用行动践行着司法公正。经历就是收获，感悟才能成长。这份宝贵的执行工作经历，让我收获了很多，也感悟颇深。对于法官而言，执行工作有时是辛苦的，因为需要经受风雨的洗礼，感受奔波的劳苦；执行工作有时是委屈的，因为要承担过重的执行不能风险，遭到当事人的误解和非议；然而，执行工作更多是幸福的，当案件成功执行后，当事人送来的一封封感谢信，一句句感谢话语，着实令执行法官欣慰和感动。
执行，归根结底就是要让打赢了官司，又具备执行条件的当事人及时实现权益。可见，是否具备执行条件是决定案件能否执行的关键因素。因此，执行成功不是判决生效后的“顺理成章”，也不是申请执行人的“一厢情愿”，更不是执行法官介入后的“水到渠成”。它有时是一次百米赛跑，需要执行法官雷厉风行的出击，达到“立竿见影”的收获；有时又是一次马拉松比赛，需要执行法官秉持恒心，持久作战，最后感受“水滴石穿”的快感。虽然，有时经过辛苦努力，也会“竹篮打水一场空”。然而，由于执行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关乎法律的权威和司法的公信，所以每一位执行法官在每一个案件中都竭尽全力，孜孜以求最好的结果。
做好执行工作，需要多一份耕耘。有这么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诚然，一个人若想获得成功，无论他有多么的聪慧和幸运，都离不开辛劳的付出。对于执行工作而言，执行法官多研究一些案情、多思考一个方案、多调查一家银行、多联系一次当事人、多上一次门执行，也许案件的执行就会从“柳暗”转入“花明”。如在一起执行案件中，被执行人常常早出晚归，工作地点变换不定。在多次联系未果之后，执行法官便来了一个清晨5点上门执行，将被执行人堵在家中，成功执行。
做好执行工作，离不开规范执行。依法办事是法治社会的根本属性，是法律对执法者最基本的要求。在审判执行活动中，依法办案不仅要求准确适用实体法，更要严格按照法律设定的程序办理。而在执行工作领域的规范执行是更高层次的依法办事，不仅要求严格按照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更要注重仪表着装、言谈举止、执法有度、保障民权，让公平、正义不仅体现在每一件案件的结果中，更体现在每一个执行过程中。
做好执行工作，需要“善假于物”。办理执行案件不能简单粗暴、生搬硬套，要讲究“智慧”办案，要“善假于物也”。而这个“物”既可能是“协助执行网络”、“审执兼顾机制”，也可以是“政策形势”和亲情道德等。因此，在执行工作中需变法院“单兵作战”为全社会的“协同作战”，充分借力银行、证券、公安、街道、居委以及政府各部门等机构，发挥政策形势、亲情道德的因势利导和感召作用，提高执行工作的效率。
做好执行工作，也不能忽视被执行人的合法利益。法律是指导人们的行为规则，评判行为的是非对错，但其并非是无情的、冰冷的，而是具有一定的温度。法理应当坚持，情理亦不可弃。因此，执行工作中要法中带情，保持谦抑，温情执法，在维护申请执行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也要考虑被执行人的实际困难，保护其合法权益。如在我局办理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人民政府驻上海联络处申请执行上海曲阳轮胎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案中，被执行人难以在短时间内找到迁入场地。如果法院简单的采取强制搬离的执行措施，很有可能造成被执行人巨大的经济损失，甚至是无法继续经营而关门停业。此外，被执行人自经营以来，一直进展顺利、口碑尚佳、信誉良好，如果因本次执行不当，造成其难以生存下去的话，甚是可惜。亦有违“生道执行”的执行理念。因此，执行法官通过仔细研究案情实际，一方面通过作申请执行人的工作，让其了解被执行人的真实处境，并设身处地的为被执行人的实际困难着想，给予了一定的宽限期；另一方面，与当地街道有关部门沟通联系，积极帮助被执行人寻找合适的迁入地。法院经过多方努力，成功为被执行人找到合适的迁入场地，实现了平稳过渡，最大限度的减少了对企业的损害。该案的执行既实现了申请执行人的胜诉权益，又保护了被执行人的“生存”之路，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当然，做好执行工作，不仅需要法官的努力，还需有一个讲诚信、重诚信的社会环境。信守诺言是做人的基本道德准则，丢失不得，否则将会失去他人的信任，被社会所抛弃；诚信交易是市场经济的根本规则，应当遵守，否则将会失去他人的合作，被市场所摒弃；遵纪守法，是更高层面的诚信，是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不得逾越，否则将会失去权利的自由，被法律所制裁。然而，检视当今社会，有人为了利益，背信弃义，抛弃合作伙伴，分道扬镳；有人为了金钱，不择手段，拒绝履行义务，食言而肥；恶意逃避、串通规避、隐匿财产、去向不明等等，这些都成为部分被执行人逃避执行的惯用伎俩。究其原因，不难发现其中社会诚信的滑坡和缺失。因此，要做好执行工作，需完善社会诚信体系，提高违背诚信的社会成本，形成丢失诚信，就会失去尊重、失去合作、失去机会，在全社会形成诚信不愿丢、不能丢、不敢丢的环境。
执行，其意珍贵而艰巨，其路漫漫而修远。这条路对我而言，才刚刚踏上征程。但不管未来是阳光还是风雨，是鲜花还是荆棘，我已做好准备，坚定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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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何看待法官形象在体现司法公正中的重要性
首先要明确的是, 这里所指的形象不仅仅是一个人外在的形象, 或者说他人或社会对形象主体的动态和静态的印象, 而是广义的、抽象的, 是形象主体价值观念、思想道德、精神状态、习惯爱好、行为规范等多方面的综合反映, 代表的是一种素质、涵养和能力。
任何一个职业都应该有其代言的形象, 而这一形象也要诠释着这一职业的使命责任、道德标准和具体要求。那么, 司法的公正性要求也自然就对法官的形象明确了相对应的内容体系。法官的形象就是司法是否公正的自然表现和外化, 主要是通过司法过程中的活动和与他人之间交往的社会活动来反映和固化的。这里所谓社会活动主要是包括司法过程内和司法过程外。由此可以推断出, 司法的过程给予当事人或者人民群众的感受和法官给当事人或人民群众留下的印象是相统一的。良好的法官形象给人的感受就是一个人对司法过程和结果的认同, 也就是给人以司法公正的认可。可见, 是否具备好的形象需要通过社会去评价, 通过群众去审视。
清华大学法学院张卫平教授对司法公正做了这样的解释:“司法公正是一种社会评价, 是一种包括诉讼当事人、参与人及其非当事人、非参与人在内的人们对司法活动的评价。因此, 欲使当事人、参与人和其他人对司法有所信赖, 必须要使社会对司法公正性具有充分的信心, 而法官的形象如何就关涉到这两个方面。当事人、参与人和其他人对法律运用的规律、理论和技术往往缺乏了解, 对司法结果公正性的判断有时就只能通过法官的形象来感知和体会。在有些情况下, 司法判断和处理是符合法律要求的, 但由于法官的形象不当而影响了人们对司法公正性的判断和信赖。而信赖是制度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撑。”
从张教授这段话我们可以分析出, 在群众的眼中, 司法的公正主要通过法官的公正表现出来, 法官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司法过程是否公正或者群众的感受是否公正。在当前中国的现实国情条件下, 虽然法律的重要性日渐人心, 但一般民众的法治意识和法治理念距离现代法治国家对人民群众自觉学法、懂法、守法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一般民众对法律的理解还只停留在感性认识的层次和比较肤浅的层面上, 甚至是夹带着感情偏见和个人喜好, 理性认识相对不足、法治理念更为欠缺。在这样的条件下, 人们感受和理解司法是否公正, 就更直接的去看法官的形象是否良好。假设一名当事人面对着两名法官 (前提条件是都秉承着一份公正的态度) , 一名法官在执法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一份质朴自然的微笑, 含蓄豁达的风度, 慢声细语的谈吐, 而另一名法官却是严肃冷酷的表情, 粗鲁不雅的举止和拖泥带水的作风。试想, 这名当事人肯定会对两名法官最终的执法结果会有截然相反的理解和感受, 对后者的司法公正性产生怀疑。
对于法官的形象, 无论是在我国, 还是在西方国家都有着明确的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明确规定了要维护和塑造法官应有的形象, 如第一条规定:“法官在履行职责时, 应当切实做到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 并通过自己在法庭内外的言行体现出公正, 避免公众对司法公正产生合理的怀疑。”《美国法官行为准则条例》第2条也明确规定:“法官在一切活动中均应当避免不当行为或留下不当行为的印象。”这说明, 无论东西方国家, 无论社会制度有何区别, 作为现代法治国家, 都从制度的层面上严格明确了法官的形象, 以确保司法的公正。以此我们不难推断出法官形象在维护司法公正中的重要性。
形象的良好与否直接代表着司法是否公正。因此, 我们必须站在维护司法公正的高度去认识这一问题, 站在能否让当事人感受到司法公正的情感上去审视这一问题, 把自身的形象与司法公正的重要性同等看待, 就会去自觉的维护好自己的形象。那么, 一名具有良好形象的法官一定会把坚定信念的基本要求, 公正司法的实际行动, 培植奉献精神的努力方向, 知荣明耻的道德养成, 都聚焦到维护司法的公平正义和权威上来, 从而实现司法公正与法官形象的内在统一。
二、如何树立好人民法官能够公正司法的形象
前面谈到了形象在维护司法公正中的重要性。那么对一名法官来说, 如何树好形象, 应该树好那些方面的形象呢?这是我们每一名司法人员都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的法官制服, 从原来头顶国徽的藏青色制服, 换成现在胸佩徽章的黑色制服。黑色代表着严肃、高雅和端庄, 而把徽章扣到胸前, 是让我们时刻把齿轮为底, 麦穗为垫, 巍然屹立的华表构成的徽章牢记在最能拴住我们心扉的地方。这无不寓示着法律的横梁在每个公民面前都将永远公平与公正。简简单单的制服, 反映了法官是社会良知的象征、正义的化身, 是法治社会人民权利的最终捍卫者。
我们知道, 制服只是我们的包装, 关键是内在的品质。如何才能让我们的形象与制服相称, 不去玷污制服和徽章的神圣, 自觉维护司法的公正呢?我们必须具备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 忠诚事业的执著精神, 渊博深厚的文化底蕴, 与人为善的道德修养和追求卓越的精英品质。
(一) 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
公仆的价值定位是第一要求。毛泽东同志说过:“为什么人的问题, 是一个根本的问题。”这个根本关系到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唯一宗旨, 关系到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为谁服务的问题不是一个理论问题, 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一名法官办一两件好事不难, 而要始终不渝地办好每一件自己经手的案件, 没有深厚的爱民之心和扎实的为民服务的思想根基, 是很难做到的。深怀爱民之心, 恪守为民之责, 办好利民之事, 维护好司法的公正, 就必须淡忘自己的身份, 低姿态、高境界, 低身段、高追求, 这是良好法官形象的基本道德素质。具备了公仆的意识, 我们才会自觉的去公平公正运用手中的权力, 自觉做到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 真正去诠释“以人为本”这一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 真正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一份力量。具备了公仆的意识, 我们对待当事人才会做到起身迎接热心, 一张笑脸暖心, 业务办理耐心, 前因后果关心, 临走送别细心。才不会在办理业务过程中存有私心, 才能使当事人对我们加以信任。对法官的信任才能进一步促进当事人对司法公正的信任, 维护司法过程和司法结果的权威性, 在人民群众中树起良好的形象。
(二) 忠诚事业的执著精神
忠诚是干好一切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代表着真心诚意、尽心尽力。忠诚作为我国传统文化所推崇的基本道德规范, 是人们衡量人品的基本准则, 涵盖了人们的信义、操守、诚实、正直、善良等美德。一个忠诚老实的人, 才能取得人民群众的信任;一个忠诚勇敢的人, 才会不辞辛苦的主动无论多么困难的任务;一个对事业无限忠诚的人, 才会时刻牢记自己的责任, 积极履行自己的使命。
具备了忠诚的精神, 我们才有积极主动的态度。有了对事业的忠诚, 我们才会主动的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一个人只有忠诚自己的事业, 才能有干事创业的激情和动力, 才能焕发出热忱。而热忱是一种具有矢量性的精神力量, 是人们奋斗的原动力, 一种督促并帮助我们前进的助推力, 任何的困难都会被热情溶化。“如果我们把信念比作是生命航船的舵, 那热情就是促使船全力航行的帆。”热忱是发自内心的、充满激情的, 是享受着工作的乐趣和幸福感的。这种乐趣和幸福感是职业道德的源泉, 是我们从事工作的内在动力, 同时也是推进工作创新发展的根本支撑。具有了忠诚的品格, 我们才能抗得住各种诱惑, 自觉做到清正廉洁、秉公执法。如果违背了对自己职责的忠诚, 我们就可能会通过各种不正当的渠道为自己牟取不正当的利益。特别是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 处处充满了诱惑。但是, 如果我们忠诚于自己的事业, 忠诚于国家和人民, 就会自觉抵制酒绿灯红、贪污腐败等等不良的社会现象, 自觉坚守道德、操守的信念, 维护自身的形象。对法官的形象来说, 忠诚的意义和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讲, 要远胜于一名法官的执法业务能力。试想, 一个只有忠诚, 只能用语言表达忠诚的人是个无用之人, 但一个有能力却用于不正当用途的人终将被人民所唾弃。所以, 维护好法官的形象必须培养自己忠诚事业的精神和品格。
(三) 渊博深厚的文化底蕴
良好的形象需要良好的文化素养。而一个人的素养包括温良、宽厚、高雅、谦和、包容甚至幽默等等, 这些都来自于深厚的文化底蕴, 特别是渊博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这不仅是一名法官的道德基石, 更是语言表达的基石, 与人沟通的基石, 受人尊敬的基石, 形成智慧的基石。社会科学知识丰富了, 才有利于规范我们的言行、陶冶我们的情操, 培养我们的德行。修养不是与生俱来, 主要靠后天的学习和修炼。学乃进德之基。“腹有诗书气自华, 善于学习品位高。”一个人学习的时间多了, 博览群书、学贯古今, 始终把自己的知识结构处于时代的前沿, 眼界就会开阔, 胸怀就会坦荡, 做人就会显得大气, 生活情趣就会显得高雅, 就会在群众面前树立起具有良好修养和人格魅力的形象, 树起文明的形象。所以一个高素质的法官, 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法官必须具备哲学、历史、文学、心理学等多种社会科学知识。
法官的渊博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一种品格魅力, 体现的是一种精神、一种气度、一种神韵。美国著名的恩格尔法官在他的就职誓词中就是这样保证的:“我祈祷, 当我的法官生涯结束时, 无论是在明天早晨还是三十年以后, 别人都会说我的工作是完美的, 为人是诚实的, 我为美国的司法体制增了光;我希望, 对自己的法律知识永远不感到满足和懈怠;我希望能够有效、有序地主持法庭, 使其成为一个能够做出公正判决的法庭, 同时也让所有出庭的人感到公正和客观;我将不在法庭上进行讽刺和挖苦, 因为我知道法官的一言一行, 无论对治愈创伤还是造成创伤都将有深远的影响;我希望最重要的案件就是现在正在审理的案件”。这种宣誓体现的是一名法官的精神追求, 体味的是一名法官的品格魅力。有了这种品格魅力, 怎能不在群众中树起良好的法官形象。
(四) 与人为善的道德修养
著名法学家乌兰德说, “法是人类共同的善德”, 那么我们可以由此推论“法官便是铺洒人类善德的使者”。铺洒人类善德, 就要有高尚的道德修养和道德情怀作为基础, 乐于铺洒善德。与人为善, 就必须懂礼仪、明廉耻、淡名利;必须具有正义感、责任感、荣誉感;必须诚实、诚信、诚挚;必须心胸宽阔、虚怀若谷、厚德载物;必须办事有真情、服务很热情、对人讲感情, 成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表率、弘扬中华民族优良文化传统的表率, 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表率。这是道德要求, 更是职责所系。
凡人善举感人心。与人为善传递的是民族的优秀品质, 呼唤的是时代的奉献精神, 编制的是和谐的锦绣之美。我们每天都在做着与当事人相接触的工作。而当事人因为种种的法律纠纷, 精神压抑、心情沉重、烦躁不安, 甚至会苦闷、失落、绝望, 产生轻生的念头或是冲动的不计后果的举动。在这样的情况下, 一份与人为善的心, 一句温暖的问候、关切的交流, 就会给当事人带来一份感动、感激和感谢之情, 给予其一份希望和信心, 使其的心境得到平和、冲动得到抑制、理性战胜感性, 增强当事人对我们的认同感和亲和力, 从而心情舒畅的去面对我们对案件的审理, 避免当事人冲动甚至吵闹等种种现象的发生, 这不仅会影响到办事效率, 更会影响到法官的形象。德国哲学家康德说:“世界上有两件东西能够震撼人们的心灵, 一件是我们心中崇拜的道德准则, 另一件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这句话彰显了道德是何等的重要。
(五) 追求卓越的精英品质
追求卓越体现着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 奋发图强的创造精神和勇于探索的开拓精神, 永远朝着更好、更高、更强奋进。追求卓越, 就要有精英标准, 就是精益求精, 这是一种作风, 更是一种能力。有了这种精神, 我们才会有热情、有动力不不断丰富我们的专业知识, 断提高我们的综合素质。对于司法活动来说, 这是一种专业化程度极高的专门性活动, 法官代表国家依法承担定纷止争、实现社会正义、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职责, 必须掌握专门的法律知识和业务技能。特别是在信息化时代, 知识的更新更加频繁, 学科的分类更加细化, 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没有精英标准, 没有随时更新知识、拓宽视野、提高能力的紧迫感, 就无法适应发展变化的形势, 跟上时代发展的需要, 从而造成思想陈旧、知识落伍、能力低下, 那么, 也就担当不起维护司法公正的责任, 从而丧失自己在群众中的形象。能力是实现目标的必要条件, 其重要性好比:过河时, 能力就是一座桥;上楼时, 能力就是一部梯;划船时, 能力就是一柄浆;拓荒时, 能力就是一把镐。法官的能力应该是全面的、深邃的, 必须具有深厚的法律素养、精通的业务素质, 同时要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在业务精通的基础上, 代表高素质法官形象的几种能力还要特别注意:语言表达能力、文字书写能力、公文写作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善谈, 给人以演说家的语言美;善书, 给人以书法家的文字美;善写, 给人以作家的词语美;善思, 给人以哲学家的智慧美。这些都反映着一个法官的外在素质和内在气质, 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和美的感受。没有追求卓越的精神, 没有精英标准, 这是做不到的。一个知识缺乏、不善言辞、文字潦草、语无伦次、满足一般的法官, 不仅不会有好的形象, 更担当不起公正司法的使命与责任。
摘 要：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我国不断推进司法改革的进程，为司法公信力提供保障，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保定市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就司法改革过程中关于司法公信力问题加大研究力度，本文基于此，着重研究司法公信力方面的研究，积极促进保定市司法改革进程的加快，同时促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成。
关键词：司法改革；司法公信力；法治国家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六项重大的任务，其中之一就是：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会议指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于社会公正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司法不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的破坏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国家对于加强公正司法提出了更高层次的需求。
在司法改革进程中，既要保证司法改革后司法权威的建立，同时还要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司法改革才具有实际的意义与价值。近年国家司法改革力度较从前有较大的提升，不仅带动司法执法力度，也有助于提升社会公信状况。因此，保定市积极响应国家司法改革的号召，致力于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建设进而促进推动司法改革发展的前进脚步。
一、司法独立是司法公信力的保障
关于司法独立的思想，其实最早的来源可以追溯到西方古希腊和古罗马法学家的著述当中。而后，随着人类社会的逐渐进步与法治理念的普及，司法独立的原则正在逐步被绝大多数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原则所承认。然而在我国，这一先进的司法思想却长期得不到发展。建国之初，司法独立的思想就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旧思想，被隔绝在社会发展之外。后来在反右斗争中，司法独立的思想更是被扣以右派的帽子，自此无人再敢提及。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以后，虽然改革的春天已经到来，但是鉴于历史的教训，无人再敢提及司法独立。可见，中国的司法独立是如此的年轻，因此，保定市建设司法公信力亦是任重而道远。
对于我国来说，司法机关是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的，是不受其他任何机关或者个人的干涉的。我国宪法规定，人们法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人们检察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近年来，国家下大力度重视司法改革，以制度来保证其实施的有效性。大力打击司法制度存在的弊端，以促进司法独立保证司法公信力的提高当今社会司法独立已经成为现代法治国家保障公民民主、实现社会价值的重要体现。社会实践也充分证明，司法如果缺乏有权威和公信力，便不可能实现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之所以强调司法独立的重要性，正是因为没有司法独立，法治就名存实亡，没有独立，就更谈不上司法公正和司法公信力。
因此，保定市要推进司法改革的建设，就要充分保证司法的独立，将司法改革的进程提升到新的高度，进一步提高司法公信力建设。保定市在建设司法独立时就该注重司法权的独立，就是将司法权从立法权与行政权中独立出来。司法权独立表明司法是一种专门的政府职能。所以应当与保定市政府的其他职能实行分工、彼此互不隶属，保障司法权由专门的政府机关行使。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前保定市面临的司法公信力严重不足的问题。
二、司法公开是司法公信力的关键
公信力是司法改革的关键因素。而导致司法公信力不够高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与参与权没有得到基本的保证。而造成这一现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司法公开工作没有做到位。
对保定市以及整个国家来说，司法公开于树立司法公信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甚至可以说，司法的透明度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司法的公信力。对于司法公信力来说，它来自于社会公众对于司法权力及其实施过程和结果的信任、尊重、认同与服从。只有在推进司法公开的过程中，将司法权置于阳光下运行，充分保证人民群众的知情权等各项权力，才能让人们群众增强对于司法改革的理解与支持。因此，保定市近几年来将司法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公信度建设方面，各地县通过开展司法听证会、庭审旁听评议、阳光执行等行动，保证司法在公开透明的环境下进行，在保证司法的高透明度方面已经做出尝试并取得了相应的效果，力求提高社会的认知度和认同度，推进司法改革前进的步伐。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在当今社会这样的开放、透明和信息化的社会大环境下，司法是无法做到封闭的。在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只有彻底消除司法的神秘主义，让司法改革在阳光下运行，司法改革才能取得强大的群众后盾。其实，对于保定市乃至全国的司法改革進程来说，司法公开如同一个杠杆，它能撬动司法公信力的提升。因此，在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具体作为时，应该在秉持严格、公正、文明的司法原则的同时，进一步推进司法的公开与透明。
三、司法主体是司法公信力的基础
在司法改革的进程中，司法主体是司法公信力的基础。在司法制度传递给广大群众的过程中，需要以司法机关的相关人员为载体来认识与了解司法的相关的知识。在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大背景下，对于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的决定就是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的管理制度，健全法官、检察官以及人们警察等统一招录、有序交流、逐级遴选的机制，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健全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职业保障制度。由此可见在司法改革的进程中对于司法人员的着重改革进程的加快。
首先，重视司法人员的选任。在我国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中，国家越来越重视司法人员的选任资格，从专业的角度出发选取适合司法职位的法官、检察官以及人民警察等各种岗位可以胜任的人选。建立逐级遴选的制度，有利于扩宽司法人员的任选渠道，吸收下一级的优秀的司法人员进入司法队伍，从而建立高素质的司法队伍建设。在司法改革的具体过程中，需要运用大量的专业知识来保证司法改革的专业与公信力，这就对于司法人员的素质、能力与专业知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重视司法人员的选任，有利于促进司法改革进程的加快。
其次，要对于相关的司法人员进行分类。在我国司法体制的长期的发展历程中，一直以来，对于司法人员以及普通公务员的都实行基本上相同的管理模式，从而导致司法人员不能充分的体现自身的职业的特点，就造成优秀的司法人员的能力得不到全面的挖掘。由此，保定市要想促进自身司法改革的发展进步。也要积极的适应社会发展的潮流，进行对相关司法人员的分类，从而使司法人员能够充分发掘自身潜能，结合自身的职业特点，抓学习、抓业务、抓防线，来促进司法改革体制的完善以及司法公信力的进一步提高。
再者，还要完善司法责任制度的建设。近年来，在我国的司法管理体制中，经常存在着审者不判或者判者不审的现象，给司法改革的进程以及司法公信力的提高都带来了巨大的阻碍。因此，在促进司法改革的进程中，要强化司法责任制，保证司法人员主体地位的发挥，进而形成权责明确、权责统一、管理有序的司法权力运行体制。在社会现代化的建设中，建立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司法改革体制改革的目标。对于保定市的司法建设来说亦是如此，明确和落实司法责任制是建设高素质法律主体的制度保证，在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以及提升司法公信力中占据基础性的作用。
四、司法参与是司法公信力的要径
对于司法改革来说，司法公众的参与度是提高司法公信力重要途径。在进行司法改革的过程中要保证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到司法改革的进程中来。坚持人民司法为人民，依靠人民推进公正的司法，通过公正的司法维护人民的权益，才能从根本上推进司法改革的进程，从而有效的提升司法的公信力。同时，在司法调解、司法听证、涉诉信访等司法活动中要保证人民群众的参与力度，积极完善人们陪审员制度，保障广大的公民的陪审权力，扩大参加审理的范围等，逐渐提高人们陪审的公信度。
广大民众的参与程度会对司法的过程和司法结果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在司法活动中，建立健全司法参与机制，保障公民能够依据法定程序实现权力参与司法过程，也是提升司法公信力的重要途径。随着保定市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老百姓对检察院和法院越来越信任，遇到问题都喜欢找检察院和法院。尽管如此更要注重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推进审判公开等，同时，可以充分发挥居委会、街道办事处、社会团体等基层组织的作用，借助外力把纠纷化解在萌芽阶段，保证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从而进一步提高司法公信力。
五、司法监督是司法公信力的保障
在推进严格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的过程中，必须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人民法院必须自觉的加强人权的司法保障，及时的接受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刑事诉讼以及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同时，要及时的完善人们监督员制度，绝不容许法外开恩等各种不公正的现象的出现。在新时代的要求下，保定市通过完善诉讼服务、强化庭审公开、打造“窗口”建设等具体司法实践活动，注重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以及便民的阳光的司法体制，让司法腐败的现象无处容身。积极打造司法监督体制下的司法公正，不断提高保定市政府工作公信力，得到广大人们群众的大力支持。
六、结束语
在司法改革以及司法公信力提升的过程中，要重视司法独立、司法公开、司法主体、司法参与以及司法监督各个环节对于提高政府公信力的重要作用。在新时代的环境条件下，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背景下，保定市要继续秉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原則，以公正为主线，强化司法作风，接受民众的监督，进一步致力于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以及便民的阳光的司法体制，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推动司法改革的发展进步，让司法的公平正义真正的走入人民群众的内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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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晓明（1986～），女，汉族，河北保定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法学、诉讼制度。
高鑫（1981～），女，汉族，河北保定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政策研究。
霍灿锋（1983～），男，汉族，河北阜城人，学士，讲师，研究方向：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王敬（1987～），女，汉族，河北保定人，硕士，研究方向：法学研究。
【关键词】司法权威 法官 职业化
一、法官职业化的路径选择是司法权威的内在要求
（一）司法权威的含义及其价值属性
一般而言，“权威的本质要求服从，即使我们认为这种服从与行为理由相冲突。”在法律上，对于权威没有一个非常确切的界定，通常被解释为一种普遍地认同与非强制性的服从。对于司法权威，我们按照权威的形成和来源不同，将司法权威分为宣告性权威和实在性权威两种。宣告性权威基于国家权力的分立、协助与相互制衡，其依赖于宪法的明确授权，是依附于一定组织机体的一种相对独立、绝对的话语权，其表现为组织机构的相对独立性、组织地位的相对超然性、组织成员的稳定性和精英化趋势、裁量标准的客观公正性以及裁量结果的终局性和不可违抗性。其最为典型的特征就在于其组织机体于存在之初即被假定为无限接近于真理和客观事实，因而取得备受尊崇的地位。另一种我们称之为实在性权威，它建立在合法性基础之上，强度较大但韧性不足，它与执法者的普遍素质和理想信仰息息相关，它表现为公众对于法官裁决书内容的认可与对法官自身认可的双向互动，实在性司法权威的形成得益于公众对于法官裁决书内容所展示出来的公平、公正、客观、理性以及富有逻辑性的推论的接受以及对于法官超越于群体利益、克服自我偏见的崇高品质的认同，相较于宣告性权威，实在性权威更加接近于司法权威的本质。如果说司法权威的建立取决于权力配置方式以及对于司法权的强调，那么司法权威的维持与巩固则取决于法官所具备的品质和他们的良心。
（二）法官职业化的内在要求和表现形式
公民最大的天性莫过于受民主制度保护的“不服从”，然而就司法权而言，排除立法自身的影响因素，司法权的形式在某种程度上与公民意愿的契合应当是一种常态，即使是因个案因素的影响导致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司法持之以恒的宽容、严谨和客观公正的品质仍将维持司法权威的存在，这也是阿尔·戈尔在竞选失败演说中之所以表述“……联邦最高法院已做出了最后裁决。虽然我并不服这个决定，但我会坦然接受它，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的原因。对于法官及其裁决的尊重与服从不是一种无因由的思维惯性和理论假设，它依附并取决于法官的职业特征，法官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职业群体，无论是其专业素养还是道德行为尺度都被严格限制在一个超越于一般公众的高度。司法权威对于法官的另一项基本要求就是法官对于法官职业要有足够的尊重的信心。法律应当成为法官职业生涯的唯一信仰，因为这是法律、司法权在社会公众中树立权威的唯一直接纽带。
（三）法官职业化对司法权威构建的现实意义
法官职业化是构建司法权威的一项内在要求。从司法权威的相关构成要素来看，法官对于法律的尊崇与信仰、对于司法权的自我约束和道德谦抑、对于司法程序的恪守与遵循以及对于职业的忠诚与尊重无不是法官职业特征的具体体现，对于法官职业的任何形式和程度的亵渎都将对司法权威造成致命打击。对于这种破坏性，约翰·保罗·史蒂文斯大法官在2000年美国大选案中不同意联邦最高法院结束手工计票的判决意见书中不无忧虑地指出，“对执行司法制度的人们的信任是法治的真正基石，终有一天，时间会治愈由今天的判决造成的对这个信任的伤害。然而，有件事情是确定无疑的，虽然我们不可能绝对肯定地知道2000年总统大选胜利者的身份，但是失败者的身份是完全清楚的。那就是国家对于法官作为法治的不偏不倚的守护人的信任。”因此，司法权威对于法官提出了非常高的职业要求和道德要求，这一点在法官的职业准入和自我职业道德约束方面体现地尤为突出，而要满足司法权威的这种需求，法官职业化是一条必然选择之路。
二、法官非职业化因素对于司法权威的制约和影响
虽然支撑我们这个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道德评判标准作为世俗的正义评判标准其裁决人是社会公众，但是随着人类迁徙日益便捷、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沟通日益频繁，人们面对这个曾经熟知的世界却呈现出普遍价值观的差异化表现和行为标准的多重判断的不适应性。法官这一职业群体的出现及其存在的必要性是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法官基于对法律知识和法律技巧的把握，能够运用现有的合理规则体系解决实际存在的矛盾与争议，满足当事人的诉求，然而问题的关键并非是单纯的解决问题，而在于法官对于前述问题和争议的解决不仅仅产生个案效应，在于法官对于问题的处理维持或者促进了公众对于社会普遍价值观的尊重与认同，这也是司法权威建立的普遍路径。法官对于社会价值观的维护依托于其职业色彩，因此，法官的职业行为在某种意义上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司法权威的存在状态。
（一）身份独立与职业尊严对于司法权威的制约和影响
司法的政治化倾向是一种典型的非职业化表现，政治行为带有明显的行为倾向性特征，特别易于受意识形态和普遍民主的影响。司法权崇尚理性，其运作模式和评判标准要求司法权在行使过程中保持客观、公正和独立，而司法政治化则是与司法权的独立性要求相违背的。2006年9月，台湾地区领导人陈水扁在弊案缠身、饱受舆论质疑的情形下，决定出访南太平洋友邦，为壮声势，函请“五院”官员为其送机。司法院长翁岳生虽未亲送，但仍派“副秘书长”代表其送机，引起自贬司法尊严的责难。
（二）专业素质对于司法权威的制约和影响
从功能主义角度来看待法律，它是一种定纷止争、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这个工具得以有效行使的前提就是对于工具秉性的熟知，这也是法官职业化的一个必然要求。但是我们法官的专业化之路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够走完。一方面，法官队伍的来源和专业背景的多元化有利于法官队伍的多元化建设，但是却不一定有利于法官队伍的专业化建设。另一方面，法官的专业素质参差不齐，同一事实和证据在不同的法官那里会有不同的判断结果，严谨的法律思维方式通常情况下被常理性的推论所替代。大量的审理结果经不起逻辑推敲和时间的考验，实践中太多的案件因证据不足或者适用法律错误而在上诉程序中被改判或者发回重审。导致当事人诉讼成本的增长和诉讼时间的耗费，从而使社会公众对于司法失去耐心和足够的信心。
（三）职业素养对于司法权威的制约
法官的职业素养体现在其行为方式之上，具体表现为职业行为和非职业行为两个方面。就职业行为而言，法官的言行举止、思维方式应当体现法官的职业要求。当看着我们的法官集体打着旗帜和标语牌上街扫雪、清洗护栏的时候，我们不禁会反思我们的司法权究竟是如何要求我们法官行事的？非职业行为规范的要求是法官职业特征特殊要求的延伸，它不可避免地触及法官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公众对于法官的行为评价和道德评价总是比一般的社会公众要苛刻的多，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法官的职业身份象征着法官在涉及行为评判和价值评判时应当成为社会公众的表率，其行为具有更强的示范作用和社会影响力。
三、构建司法权威的路径选择
权威的产生依赖于其所依附的权力、制度或者组织机体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的必要性。司法权威的存在以司法权存在的必要性为前提，司法权由国家权力分解出来，因而司法权威的存在不可避免地依托于国家权力，纵然这种权力不全然地表现为强制力。然而就司法权威的本质属性而言，其存在不仅仅取决于国家强制力的保障，还要求司法机关具备令人信服的品质。因此，树立司法权威应当具备以下前提：
1、司法权介入的合理性
司法活动是随着社会纠纷的产生而慢慢产生并发展、成熟起来的，然而对于纠纷的解决，司法并非唯一的途径。在法律成为一种公认的纠纷解决途径之前还存在着大量的非法律的解决途径，诸如和解、调解、血亲复仇等方式，即使是司法作为一种公认的有效解决纠纷的方式之后，大量的我们称之为“法律的替代物”仍然有着广阔的生存空间，基于诉讼成本、地缘亲缘关系以及各种利益博弈的考量，司法权在某些领域的存在纵然存在合法性，但受自然条件以及人文环境的限制，其不具有介入纠纷的合理性基础。只有当非法律的纠纷解决途径无法发挥作用最终诉求于司法，或者在成本与效益分析的基础上将司法作为优先选择路径的时候，也就是司法权的介入同时具备合法性和合理性基础的前提下，当司法权的行使符合或者超出当事人的预期效果并使公众信服的时候，才有可能在当事人以及社会公众中树立起司法权威。
2、司法独立
在制度设计上充分考虑司法权的专有性和独立性。出于对政府权力的不信任和有效制约以及对于公民权利的保护，分权理论要求在国家权力配置过程中强调司法权并尊重司法权。然而考察各国司法权的发展历史，其专有性和独立性地位始终处于或多或少的被侵占和被压制的境地，完全独立地、不受任何非法因素干涉的、能够专门行使司法权的立法机构几乎是不存在的。司法权在国家权力中的弱势地位如果得不到其权力行使的专有性和独立性的弥补，要想树立起司法权威则非常困难。因此，在制度设计时应当考虑司法权的这种尴尬地位，排除司法领域非司法权的过多干预。从国家权力配置的原则来看，必须确保司法机关享有对于纠纷的最终处理权。通过设置法官的职业准入门槛筛选符合需求的任职人员，从而确保法官队伍的精英化和专业素养。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除了证据事实与法律因素外，不考虑不相关因素。对于裁判结果，司法机关以及承担相应执行或者配合义务的机构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并确保其内容得到有效实现。单一的财政拨付体系是司法独立的必然要求，在汉密尔顿看来，薪俸固定是除职务固定之外，最有助于维护法官独立的手段。他认为，“对某人生活的有控制权，等于对其意志有控制权。”
3、法官的专业素养以及法官队伍的职业化
司法权威的形成与法官的专业素养息息相关。“我们审视一番法律，就会发现，法律中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出自于法律本身，而是出自执法者。优秀的法官和良好的法庭，可以使体制的灵活性和变通性得以完善。即便有最好的体制，如果法官和法庭的素质和水平跟不上，那也只能招致怨言。”严格的司法准入制度对于确保司法权威是必须的，这就要求候任法官应当具备足够的法律知识和充分而又系统的法律职业训练。法官对于其职业的尊崇与忠诚是构建司法权威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法官内在的正直由法官凭藉自己的内省和对于自己职业道德的评判来体现，法官的法官是法官对于自己的良知期许和道德要求。美国法哲学家卡多佐曾言：“法官的品格是正义的唯一保障。”在俗世的范围中，法官往往代表着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这道防线一旦崩溃，只怕再无俗世的力量得以捍卫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