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与诺贝尔文学奖(共8篇)
【为什么莫言会获奖】
月11日,北京时间19时,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这个夜晚,属于中国作家,属于中国文学,属于中国。
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消息的时候,莫言正在他的故乡山东高密。这似乎完成了一个隐喻:这个从高密“东北乡”走出来的中国作家,在不断完成对“东北乡”叙事的言说后,终于在这片沃土上迎来了自己收获的秋天。
人们追捧莫言,同时思考莫言获诺奖的原因和意义。
【评委会: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
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给莫言作品的评语是: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瑞典文学院在当天发布的一份新闻公报中说,从历史和社会的视角,莫言用现实和梦幻的融合在作品中创造了一个令人联想的感观世界,他在作品中融入了年轻时代的个人经历。
瑞典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之一马悦然曾评点莫言:“非常会讲故事,太会讲故事了!”白嘉琳说,因为他的语言是非常有特色的,是非常有彩色的语言。所以我喜欢不断地研究,试试看,把他的作品翻译成漂亮的德文。
更多专家认为,莫言作品扎根“中国乡土文化”,强烈的人文思考和关怀更为出彩。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过莫言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蛙》。出版社总编辑 郏宗培说:“莫言的文学创作立足于他的故乡高密,从来没离开过自己的乡土,以他交织着‘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现实’的众多文学作品,向世界呈现了一个‘有悠 久历史、经历过波折磨难,但始终向往美好生活、肩负重轭前行的伟大中华民族的优秀品格’。”
毋庸置疑,当下大量文学作品缺乏对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注,也缺乏对人类灵魂的触碰和抚慰。同时也无法满足伴随中国国际影响力上升而令世界日益增长的了解中国的愿望。
媒体评论称,有过先秦诸子、汉唐气象、宋明风韵的文学大国,曾诞生过孔子、屈原、李杜、曹雪芹的文明古国,迎来了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这当然不会是最后 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相信未来中国会有更多文学作品成为承载这个社会痛与乐、悲与欢、苦与喜的良心,以文字向人性致敬,并由此走向世界”。
【莫言:我的文学和故乡密切相关,表现了中国人民的生活。】
获奖当晚,莫言在故乡——山东高密举行记者会,发表获奖感言。这块长着火焰热血般红高粱的土地,是莫言生长的地方,是他从事文学创作的根基。
莫言对获奖非常低调:“拿到奖感到非常惊讶,因为觉得自己资历非常浅。现在有很多优秀作家,我排得相对靠后。”
在作品中摹刻了一出出“东北乡”传奇的莫言对自己的家乡一往情深。“我的故乡和我的文学是密切相关的。”莫言说,“高密有泥塑、剪纸、扑灰年画、茂腔。 民间艺术、民间文化伴随着我成长。我从小耳濡目染这些文化元素,当我拿起笔来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这些民间文化元素就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我的小说,也影响甚 至决定了我的作品的艺术风格。”
在回答“是什么打动评委”时,莫言认为最主要的是文学素质,“这是一个文学奖,授予的理由就是文学。我 的作品是中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我的文学表现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表现了中国独特的文化和风情。同时,我的小说也描写了广泛意义上的人,一直是站 在人的角度上,一直是写人。我想这样的作品就超越了地区、种族、族群的局限。”
对于此前的各种说法和质疑,莫言说:“感谢那些支持我的朋友,也感谢那些批评我的朋友。我终于得到了一个把自己放在众声喧哗之中的机会。持续半个月之久的网络大战,也是认识自我的最佳机会,让我知道我有哪些缺陷和不足,也让我知道了有哪些宝贵的东西需要坚持、发扬。”
【外媒:他的作品令人印象深刻拥有广泛的.读者】
莫言成为有史以来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国外媒体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报道,认为这是引发世界关注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契机。
据BBC报道,伦敦大学中文教授米歇尔·霍克斯(Michel Hockx)说:“他的作品令人印象深刻,拥有广泛的读者,他描述人权状况的方式是诺贝 尔委员会非常愿意看到的。”BBC认为,莫言更关注中国的过去,而不是当下的问题,有大量作品涉及辛亥革命和日本侵华战争。他在中国被推崇为最重要的当代 作家之一。
据CNN报道,美国笔会的拉里·赛姆斯(Larry Siems)说:“对于中国文学来说,我觉得莫言的获奖发生在一个非常 重要的时刻。中国是一个特别有文学素养、充满活力的社会。而法新社评价称,莫言的作品巧妙避开了时下的各种问题,通过一个个匪夷所思的黑色幽默故事,让人 们去反思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法新社援引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彼得英格伦的评价称,通过讽刺手法的运用,莫言让读者从书中阅读出社会的阴暗面,因为这个原因,他的作品也被认为是粗俗而淫荡的。“莫言书中所写的故事是我听到的最恐怖的故事。” 英格伦在接受采访时如是表示。
法新社报道称,莫言的作品涵盖了各个时代背景,比如19清王朝覆灭等。莫言的作品通常都是避开时代问题,转而以故事的形式反思20世纪的中国,在故事中莫言还融入了政治因素以及匪夷所思的黑色幽默感。
【国内同行:要走向世界就要坚持中国风格、中国精神、中国气魄】
莫言作品获得国际社会赞誉给更多中国作家的创作,以及如何走向世界提供了借鉴和启示,如作品推广应注重翻译等国际化细节,但最重要的是应摒弃浮躁,以中 国丰厚的文化底蕴“基石”创作出更多好作品。上海译文出版社总编辑史领空认为,莫言此次获奖得益于两大因素:一是他的作品从题材到语言都非常有特色;二是 莫言的作品被大量翻译成世界各种语言。“随着莫言的获奖,世界将把目光更多地投到中国当代作家身上。这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非常重要的一步。”他说。 “翻 越”翻译的“围墙”也被不少专家认为是中国作品走向世界不可缺少的一环。
盛大文学CEO侯小强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一、在某种意义上,诺贝尔文学奖不是原作间的PK,而是译著比拼。二、毫无疑问,诺贝尔文学奖是最权威的奖项,但也是圈子化的奖项。莫言如果有一个国际化的经纪人团队会更占优。
更多专家认为,好的作品应“扑下身子”创作真正的好作品,特别是要避免严重的娱乐化倾向。巴金故居纪念馆副馆长、文学评论家周立民认为,莫言始终没有从当代中国的现实中退场。
莫言对微博的一席话曾引起纷扰。“我经常在睡不着觉时,闭上眼想象:上亿人在写微博,将来有谁的微博能够留下来?绝大多数微博都是写作者自娱自乐、自我膨胀的产物。”
湖北省文联主席、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熊召政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中国文学要想走向世界,就应该保持中国风格、中国精神、中国气魄。(综合媒体报道)
【这些中国人曾最接近诺贝尔文学奖】
与百年奥运一样,百年诺奖也是全球范围的盛事,从上世纪开始,中国的文人就不止一次无限接近过诺奖,但最终都遗憾地擦肩而过。
胡适:第一位进入诺奖初选名单的中国作家
在诺贝尔文学奖公布的上世纪前50年的提名数据库中可以查到,中国作家胡适经由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提名,进入了1939年诺贝尔文学奖角逐的初选名单,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进入诺贝尔文学奖核心竞逐圈的中国作家。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吴晓东认为,胡适虽然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重要的文化名人,他的文学成就却并不足以支持他获得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鲁迅:自觉不配,拒绝提名
作为中国20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鲁迅成为诺奖得主似乎在情理之中,然而诺奖的名单上终究还是没有出现鲁迅的大名,着实让人感到遗憾。其实诺奖曾经属 意过鲁迅,早在1927年,瑞典考古探险家斯文·赫定来中国考察研究时,就和鲁迅的北大老同事刘半农商量,想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并通过鲁迅的 老朋友台静农写信征询鲁迅本人的意见,孰料鲁迅认为“诺贝尔赏金,我不配”。
老舍:过世后被提名
,在北京 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的文学讲座上,老舍先生的儿子舒乙向外界披露,1968年时老舍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到了最后5名还有他,秘密投票结果的第一名就是老 舍。但是当时瑞典派驻华大使寻访老舍下落,遍寻不着,于是断定老舍已经去世,将奖颁给了另一位亚洲作者川端康成。而实际上老舍早在被提名的两年前就已经离 世。
林语堂:用英文小说竞奖失败
1975年夏,国际笔会在维也纳召开,林语堂被选为副会长。会上,全体通过以国际笔 会名义推荐林语堂获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而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也力荐林语堂。然而当年的诺奖却颁给了意大利诗人蒙塔莱,林语堂与诺奖擦肩而过。究其原因, 竟是林语堂母语为中文,却用英文作品竞争诺奖。
沈从文:获奖前离世
1988年还有一位中国作家非常接近获奖,那就是 沈从文。沈从文的作品不但数量庞大,而且具有极高的文学艺术价值。他的作品在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翻译成瑞典文字推广到海外后,引起了瑞典文学院院士 们的关注。据说在1988年时,瑞典文学院院士们已初步决定把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沈从文,但遗憾的是,沈从文在这一年的5月去世了,按照文学奖章程的 规定,死者不能获奖,沈从文遗憾地与诺奖错过。
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作家高行建
一、价值取向与西方世界主流价值观的对接
众所周知, 诺贝尔文学奖是在西方价值体系和语境中产生的, 诺贝尔评委们按照西方人的思考方式来筛选作家及作品, 文化趣味倾向西方标准和判断, 带有明显的西方主流价值观的烙印。据统计, “从1901年诺贝尔文学奖开始颁奖以来, 已有100多位作家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 法国获奖作家人数最多, 达15人, 德国作家10人, 排名第二, 接下来的是美国、英国和瑞典。”如果再加上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俄国、丹麦、挪威、波兰、爱尔兰等其他欧洲国家, 欧美作家就占了四分之三以上!这就给人一种诺贝尔文学奖以欧美价值观和审美标准为主的印象。这也不难理解, 因为非欧语言的文学作品被译成欧美语言也才只有十余年时间。
而以乡土民俗描写和中国民间叙事见长的莫言, 何以能在强手如林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并且莫言也从未出过国门, 也没有专门研习过西方哲学和其价值观, 属于地地道道的本土作家。那么, 他为何能在西方主流文化中异军突出?在笔者看来, 正是其运用酣畅淋漓、放诞无忌的表现手法书写的人、人性、人权和人的价值, 与西方主流文学中永恒的主题不谋而合。价值取向的趋同, 从而更能被西方主流价值观所接纳。莫言携多部长、中、短篇小说及散文、话剧、电影各个门类的优秀作品而登上诺贝尔文学最高奖的领奖台, 就理所当然了。
譬如, 以莫言象征意义十足的一部作品《蛙》为例, 其中折射出来的对人、人性和人的价值, 足以令人陷入更深层次的思考。《蛙》以中国历史上计划生育这一敏感题材为背景, 全文以“姑姑”为核心人物。她既是农村妇产科医生, 又是不折不扣执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计生干部。在这位烈士后代、红色出身的女强人身上, 兼有天使和魔鬼双重秉性, 相互矛盾的角色集于一身。作为妇产科医生, 她亲手迎接了上万新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 晚年被高密东北乡人民称为送子观音、活菩萨;作为计生战线的领军人物, 她又冷酷无情, 种种残酷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直接导致许多孕妇和小生命死在她的手上, 以至于她晚年生活在不愿见人、不愿见天、不愿见阳光的地洞中, 以捏泥娃娃的独特生活方式表达内心深深的悔恨。这也是作者对特定的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敢于担当、具有自我救赎意识的呼唤。
又譬如, 莫言散文《母亲》, 叙述的就是“母亲”以及“我的父亲和爷爷”如何以他们自己的言传身教, 潜移默化地教育我, “人要忍受苦难, 不屈不挠地活下去;又教育我, 人要有尊严地活着。他们的教育, 使我获得了一种面临重大事件时做出判断的价值标准”。这充分显示了作者独特的对于人、人性、人权和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的自我解读, 无疑能够获得西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与接纳, 无意中登上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直通车。
二、翻译推介功不可没
诺贝尔文学奖设立一百多年来, 中国的作家在过去一直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 并不表明中国缺乏伟大作家和优秀作品, 像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曹禺、沈从文、冰心、王蒙等等, 均与莫言的文学成就不相上下。然而, 中国许许多多优秀的作家、作品, 没有进入西方大多数读者视野, 其主要原因除了上述我们分析的价值取向难以被接受、被认同外, 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们的文学作品未能很好地被翻译成外文, 推介到西方各个国家。也可以说是推介、翻译的水平、效果不够准确到位, 影响了西方国家普遍受众的接受程度。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国际知名汉学家和翻译家、斯德哥尔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汉学教授和系主任、瑞典文学院院士、欧洲汉学协会会长马悦然就曾直言不讳地说:“最主要是翻译问题, 中国很多伟大的作品还没翻译成外文, 因此外国人大多不能欣赏;有的作品翻译过, 但不是译得不对, 就是译得不好, 使欧洲人误认为那些中国作品没有文学价值。”
而莫言和他的作品, 则恰恰遇到了能翻译到位和解读透彻的高人, 也因此幸运地得到了评委认可,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就顺理成章了。这第一位高人就是陈安娜。以至于有人说:“没有陈安娜, 就没有莫言今天的成功。”莫言在瑞典出版了三部作品, 包括《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苔之歌》《生死疲劳》。这三本书都出自在瑞典从事翻译现代中文作品的陈安娜女士之手。
《西安晚报》以“莫言获奖翻译家功不可没, 陈安娜是莫言‘最重要人’”为题, 分析了莫言获诺奖的一个重要元素所在:“莫言能够获诺奖, 西方各国翻译家功不可没。如果不是各国翻译家对莫言文章的翻译, 也不会使我国文学得到世界的欣赏。莫言曾委婉地解释过, 说近几年他的作品在国内一直不被看好, 但是却在美、英、法、德等西方大国被翻译不少, 颇受广大学者和院士的欢迎。其实莫言的话外之音就是自己幸运地遇到了得天独厚的译者, 将自己的本意和作品的原貌, 原汁原味地翻译给了国外读者。
那么, 陈安娜是何许人?她出生于1965年, 供职于瑞典的一家图书馆, 是一名图书管理员, 有机会较早接触莫言等中国作家作品, 又师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而且更为有料的是, 她是中国人的媳妇, 在20世纪80年代与中国翻译家陈迈平结为夫妇, 陈姓由此得来。其中文表达水平之高由此可见一斑。说她是“瑞典的中国人”一点也不为过。她从事翻译现代中文作品20多年, 获得过瑞典学院的翻译奖。这是译界难得的罕有其匹的人物。
其次是美国翻译家葛浩文, 他对莫言作品的世界影响力居功至伟, 有“莫言唯一首席接生婆”之美誉。他在20多年前就主动写信要求翻译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他以翻译严谨、考究著称, 被称作“西方首席汉语文学翻译家”。葛浩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圣母大学研究中国文学, 学习汉语的历史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数十年来, 他已成功翻译莫言十几部作品, 为莫言及其作品的影响力深入西方立下了汗马功劳。
把莫言和他的作品介绍到法国的, 首推法国著名翻译家诺埃·杜特莱。他在普罗旺斯大学从事中国语言文学教授工作, 多年来, 先后翻译了莫言的三部长篇小说《酒国》《丰乳肥臀》和《41炮》。他还出版了莫言的中篇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他甚至通读了莫言所有的作品, 这一点, 恐怕无人能及。这对他从整体上理解把握莫言写作主旨和准确译介文学作品是十分重要的。
莫言作品外文版本最多的恐怕要数日文版本。如日本的吉田富夫, 已翻译出版了莫言八部主要的长篇作品。此人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学, 因其与莫言生活经历思想情趣相通相似而喜欢上了莫言。这使得莫言及其作品能够在日本广为流传, 并得到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的极力推崇。1996年藤井省三翻译莫言《酒国》时的一句导读“出自中国农村的魔幻现实主义”与瑞典文学院对莫言的授奖词竟不谋而合。
纵观当今世界, 莫言作品译本之多, 恐怕也是中国其他作家所望尘莫及的。其中《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等, 有英、法、德、意大利、日、西班牙、希伯来、瑞典、挪威、荷兰、韩、越南等国家多个版本。很多国家还出版过莫言的一些中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集。
此外, 在境外的各种获奖也帮助莫言赢得了国际声誉和众多人气, 也为莫言获奖营造了浓厚的舆论氛围。诸如, 日本“第17届福冈亚洲文化奖”的大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红高粱》获第38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太阳有耳》获46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白狗秋千架》获台湾联合文学奖;《酒国》 (法文版) 获法国“Laure Bataillin”文学奖;《檀香刑》获台湾联合报2001年十大好书奖, 并于2004年获第三十届意大利NONINO国际文学奖;《生死疲劳》2007年被香港《亚洲周刊》推选为2006年十大华语好书, 等等。
由此可见, 莫言获奖, 不说其作品内容与形式的独创性、艺术风格的魔幻性等, 还有其作品流露出来的主流价值观, 被西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同和接纳, 以及流畅到位的翻译、推介之功, 都是不可或缺、功不可没的。
参考文献
[1]兰守亭, 席梅红.中国作家为何迟迟缺席诺贝尔文学奖[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5 (S1) .
[2]马悦然.谈中文文学和诺贝尔文学奖[N].联合报:副刊, 2000-10-14.
莫言,原名管谟业,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青岛理工大学、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
1955年2月17日,莫言生于山东高密,童年时在家乡的小学读书,后因文革辍学,在农村劳动多年。1976年,莫言加入解放军,历任班长、保密员、图书管理员、教员、干事等职。
20世纪80年代中期,莫言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了“怀乡”及“怨乡”的复杂情感,他的作品被归类为“寻根文学”。
莫言在小说中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从1981年开始写作《春夜雨霏霏》,31年间莫言笔耕不辍,接连创作了《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生死疲劳》《檀香刑》《蛙》等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分量颇重的作品。
2006年,莫言荣登中国作家富豪榜第20位。2007年,莫言问鼎中国作家实力榜第1名。2011年,莫言凭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莫言是一位很好的作家,他的作品富有想象力和幽默感。他从历史和社会的视角,将现实和梦幻融合在一起,创造了一个令人联想的感观世界。他的作品是中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表现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表现了中国独特的文化和风情。同时,他的小说也描写了广泛意义上的人,一直是站在人的角度上,一直是写人。这样的作品超越了地区、种族、族群的局限。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我一点也不意外。这是颁给中国人的,也是对百年中国现代文学的肯定,是一代作家奋斗的结晶。在我看来,就莫言个人成就来讲,他是近30年来中国最优秀、最有才华的作家。无论他作品的创造力,还是它的体积,都是无以伦比的。作家和小说家有所不同,作家要有对文化和文学的胸怀。这一点上,莫言是当之无愧的。莫言的获奖可以看作是当今中国文学艺术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事件。
莫言的获奖提高了中国文学艺术在世界文坛上关注度,这代表着中国文学艺术受到高度重视,是对中国文学艺术的肯定,中国文化的代表不仅有孔子、庄子和道教。同时,此奖来之不易,得奖的根源是由于中国的文化底蕴,这也是中国文学艺术经过千锤百炼的结果,莫言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中国当代文坛,莫言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作家,他的小说以异常浓烈的色彩和极具阅读快感的语言渲染出山东高密乡村的隐秘世界,这个世界对读者来说具有触手可及的质感,常常令人过目难忘,甚至仿佛能够闻到其中的泥土香,看到那浓郁的高粱地,体验那似乎夸张变形却更显悸动的心理真实。是的,在莫言那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与鲁迅、赵树理笔下完全不同的乡村,那里充满原始的生命力、野性的思维、对命运无常的悲悯,它触摸到了意识之下巨大的心理冰山。
他的文字犀利尖刻,喷散着一抹浓烈的血腥气味,辛辣而奇诡,你永远不能预知下一场残酷在何时登台,是令人不寒而栗的人皮剥离,抑或者惊天动地的檀香刑。他的文字脱不开浓烈的民间色彩,或者更确切地来说,你可以在字里行间清晰地闻到东北高密县那股涩涩的土地气味,以及空气里混杂的那种原始的激昂。虽然莫言一再强调“高密县”早已经成为一种符号,好比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它换成任何一个名字,依然存在。而存在的理由,恐怕便是其背后色彩恣肆的“民间”。莫言把它归于一种宿命。
我们现在一提到民间,就会想起穷乡僻壤、荒山野岭,把偏僻以及落后两个词与之相联系。但我觉得它的涵义不应该如此狭隘。莫言写高密县,因为这是我的民间;正如鲁迅会写乌镇,因为这是他的民间。民间是每个人心底的故乡,只是它以不同的形态呈现。民间文化不仅包括物质、更注重民间的精神文化生产,例如传说、神话、民歌、民谣,包括农民对生活色彩的感受与运用,等等。我们在进入创作时无法与之分离,因为我们所描写的人是生活在一个具体的环境中,而一代人要真正立起来,那么历史的场面不可避免。所以这是下意识的。每一个作家不论他受了哪一个国家的影响,他最后还是要回到自己熟悉的生活范围之中。文学还是要扎根于本土文化之中,任何获奖作品书写的内容,与作家成长的根,生长的土壤息息相关,中国文化的根在本土。
他的作品非常传统,文字非常乡土,表现出来的感情和社会结构。文字的美在于要体现出真善美,体现出了一颗心。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我们追求的高度应该是道德,这也是中国文化的所在。
在学习、工作或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因某些事或人而萌生出一些想法,如此便可以写一份感言将其记录下来。你想好怎么写感言了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诺贝尔文学奖莫言的获奖感言,欢迎阅读与收藏。
诺贝尔文学奖莫言的获奖感言 篇1我们应该用我们的文学作品向人们传达许多最基本的道理:譬如房子是盖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如果房子盖了不住,那房子就不是房子。我们要让人们记起来,在人类没有发明空调之前,热死的人并不比现在多。在人类没有发明电灯前,近视眼远比现在少。在没有电视前,人们的业余时间照样很丰富。有了网络后,人们的头脑里并没有比从前储存更多的有用信息;没有网络前,傻瓜似乎比现在少。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让人们知道,交通的便捷使人们失去了旅游的快乐,通讯的快捷使人们失去了通信的幸福,食物的过剩使人们失去了吃的滋味,性的易得使人们失去恋爱的能力。
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告诉人们,没有必要用那么快的速度发展,没有必要让动物和植物长得那么快,因为动物和植物长得快了就不好吃,就没有营养,就含有激素和其它毒药。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告诉人们,在资本、贪欲、权势刺激下的科学的病态发展,已经使人类生活丧失了许多情趣且充满了危机,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告诉人们,悠着点,慢着点,十分聪明用五分,留下五分给子孙。
一篇小文,哲理浅浅。但发人深省。尤其对上点年岁的人,须解其味。把苹果弄到四五千元一个的乔布斯可以说是无所不能,但是在病痛面前却是无能为力的!乔氏西去,敬告各位:
1、别总是在压力下工作,累坏了自己,特傻!
2、别忘了身体是一切,没有了健康,无法享用人生所有的乐趣,特亏!
3、别以为能救命的是医生,其实是你自己,养生重于救命,特对!
4、别以为付出就有回报,凡事只有不计回报,才能终有好报,特灵!
5、别忽视了与你有缘者,等繁华落尽,你才明白知音难觅,特悔!顺其自然的工作吧!慢慢享受生活,快乐享受人生每一天!
多年前我跟一位同学谈话。那时他太太刚去世不久,他告诉我说,他在整理他太太的东西的时候,发现了一条丝质的围巾,那是他们去纽约旅游时,在一家名牌店买的。那是一条雅致、漂亮的名牌围巾,高昂的价格卷标还挂在上面,他太太一直舍不得用,她想等一个特殊的日子才用。讲到这里,他停住了,我也没接话,好一会儿后他说:“再也不要把好东西留到特别的日子才用,你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特别的日子。”
以后,每当想起这几句话时,我常会把手边的杂事放下,找一本小说,打开音响,躺在沙发上,抓住一些自己的时间。我会从落地窗欣赏淡水河的景色,不去管玻璃上的灰尘,我会拉着家人到外面去吃饭,不管家里的饭菜该怎么处理。生活应当是我们珍惜的一种经验,而不是要捱过去的日子。
我曾将这段谈话与一位女士分享。后来见面时,她告诉我她现在已不像从前那样,把美丽的瓷具放在酒柜里了。以前她也以为要留到特别的日子才拿出来用,后来发现那一天从未到来。“将来”、“总有一天”已经不存在于她的字典里了。如果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有什么得意的事,她现在就要听到,就要看到。
我们常想跟老朋友聚一聚,但总是说“找机会”。
我们常想拥抱一下已经长大的小孩,但总是等适当的时机。
我们常想写信给另外一半,表达浓郁的`情意,或者想让他知道你很佩服他,但总是告诉自己不急。
其实每天早上我们睁开眼睛时,都要告诉自己这是特别的一天。每一天,每一分钟都是那么可贵。
有人说:你该尽情地跳舞,好像没有人看一样。你该尽情地爱人,好像从来不会受伤害一样。
我也要尽情地跳舞,尽情地爱。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诺贝尔文学奖莫言的获奖感言 篇2北京时间十二月八日,莫言在斯得哥尔摩瑞典学院发表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感言,在短短四十分钟,讲述了许多意味深长的故事。成为有史以来“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感触挺多,在此分享。
我从他讲诉的成长故事阐明了不同的人生哲理,我从中学会了善良,宽容和如何写作。
在莫言小时候因为长得丑而被人打,但他的母亲却说道:“四肢健全并不丑,即使丑,多做善事也能变美。”他母亲的一席话使我认识到什么是宽容,宽容是一种情怀,一种睿智,一种乐观的面对人生的勇气,面对别人的闲言碎语,你不去斤斤计较,要有‘宰相肚里能撑船’的胸怀。因为你的宽容,会多个朋友,不是有人说过“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敌人多堵墙“吗?怎么化敌为友当你有没有宽容的胸怀有直接关系,毕竟退一步海阔天空嘛!
在莫言讲诉中还有一个让感受颇深的故事,莫言一家在过年的时候吃饺子,当有一个行乞的老人到莫言家时,莫言拿出干红薯打发老人,立马遭到母亲的训斥,母亲端出自己的半碗饺子给老人,在那个饥荒的年代,一年一次吃顿饺子,但母亲依然不顾自己的温饱将弥足珍贵的饺子送与老人,这就是善良。也让我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给予。
莫言虽然也给了老人东西,但那仅仅叫施舍,莫言妈妈的叫馈赠,反观后者远远比前者高尚。莫言把自己不爱吃的东西送给别人,这时对老人的不尊重;而莫言妈妈把自己最喜欢的饺子送老人,这是高尚的品德更值得很多人去学习。
虽然没有看过莫言的作品,但他用讲故事的方法发表自己的获奖感言,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实与他在务农时大量的阅读是分不开的,连躲雨的时候都要看书,没有如痴如醉的看书,没有一定的阅读量的人很难写出文章,特别是好的文章。他能写出优秀的文学作品还与他丰富的阅历关系密切,生活是写作的源泉,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多观察,多积累,多练笔,写作文也轻而易举,信手拈来,正应了小城老师所说“以我手写我心“,真实,才是文章的灵魂。
北京时间10月11日晚上7点,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莫言因此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陆本土作家。莫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否认拿作品《蛙》向诺贝尔奖献媚的说法,至于获奖后的打算,莫言说:“只希望尽快从喧嚣热闹中摆脱出来,大家都该干嘛干嘛去。”(《北京晨报》10月12日)
莫言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这一消息不亚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让国人感到无比的振奋和自豪。应该说,诺贝尔文学奖是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梦想,也是全体中国人的梦想。作为拥有经典作品无数的文化大国,不乏经典名著,但惟独没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这成为国人的遗憾。
应该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直是国人心中的梦想。多年来,我们一直渴望出现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也有很多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如林语堂、赛珍珠、巴金、艾青、钱钟书、沈从文、李敖、王蒙等,但是,诺贝尔文学奖一次次与中国作家擦肩而过。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准备把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茅盾,但因为茅盾不幸已经逝世,因此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改授予日本作家川端康成。
中国作家一次次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更加剧了国人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因此,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更具现实意义:
一是了却了国人的一桩心愿。可以说,诺贝尔文学奖是国人一直以来的梦想,是多年未了却的心愿。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终于帮助国人了却了这桩心愿,让国人如释重负,大快人心,莫言获奖可以说是众盼所归,今后,国人也可以骄傲地说,我们也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二是说明了中国作家的实力。不可否认,诺贝尔文学奖是中国作家们的最高冲击目标,然而,尽管历史上不乏实力雄厚的中国作家角逐诺贝尔文学奖,但却只获得提名却未能获奖,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因为中国作家屡屡败北,甚至有人质疑中国作家的写作水平,质疑中国文学的水平。也有人因为中国作家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否认诺贝尔文学奖的权威性,认为不获诺贝尔文学奖,中国的文学依然自豪,这多少有点阿Q主义。此次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改写了中国作家无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也证实了中国作家的实力。
三是诺贝尔文学奖靠的还是作品实力。2009年,莫言凭借长篇小说《蛙》进入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视野。然而,却遭到了一些人的质疑甚至是攻击。有人认为这是莫言在讨好诺贝尔奖,向洋人献媚。某80后作家甚至称莫言贿赂诺奖评委,称诺贝尔文学奖资深评委、瑞典文学院院士马悦然在翻译莫言的《红高粱》、《丰乳肥臀》、《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四个作品时收取了好处费。这种无中生有让莫言深感愤怒,于是发布微博响应造谣,称自己在瑞典只出版三本书,即《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苔之歌》和《生死疲劳》,这三本书的译者均为陈安娜,被指接受贿赂的马悦然先生并没有翻译莫言的作品。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无疑是天大的喜讯,围绕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话题还要持续一段时间,但莫言却表示,只希望大家“尽快从喧嚣热闹中摆脱出来,大家都该干嘛干嘛去”。确实,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值得高兴和庆祝,但获奖只是一个符号,无论什么奖项,代表的是作家过去的水平,是某一部作品的水平,因此,我们不能沉浸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自我陶醉中,再次冲击诺贝尔文学奖,再次出现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才能显示中国作家的实力,也才能代表中国文学的水平!
中国人为什么不能获得诺贝尔奖
2002 年度诺贝尔奖揭晓了,中国的科学界和文学界仍然没有能实现零的突破,为什么至今诺贝尔奖仍然同中国无缘呢?过去中国的学者们认为:诺贝尔奖是用西方的标尺,对东方国家有文化歧视。这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只是中国人自我安慰的好办法。为什么与中国毗邻的日本,其也处于东方却频频获奖呢?并不是中国科学界及文学界的成果和作品没有引起国际的注意,而是确实没有什么好的东西,特别是现阶段中国的学术风气不正,心态浮躁,抄袭剽窃现象众多,学术腐败日盛,这就很难有好的、有价值的东西推出来。在国际体育界中国人创造的佳绩让世界折服,而独有诺贝尔奖至今中国人只能对世界保持沉默,是什么原因呢?中国人不是缺乏智慧,迄今为止已有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崔琦等人获诺贝尔奖,他们都是背井离乡,在异国的土地上奋斗获取的,让他们在中国的话,他们可能会一事无成地走完他们的人生。因为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成功”的人要忙于人与人之间的复杂交际,身居要职的领导其职责就是用剪刀修理长得过高的一些枝干,真正的人才最终只能与大家保持一致。如果人才缺少人与人交往的知识,这个人才就会凄苦地度过一生。上海有一所十分有名的大学牞该校拥有两位才华十分出众的教师牞他们在学术界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牞一位在史学研究领域被誉为丰碑式的人物牞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不久他就是副教授牞也是该校历史系仅有的一位副教授牞当时该校历史系没有正教授,而几十年来这位副教授无论如何也评不到正教授,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只会研究学术,不善于人际交往,直到20世纪90年代这位副教授去世,才由该校校长宣读他被评为正教授的决定。他也成为我国高校担任副教授时间最长的人。该校中文系还有另外一位教师,迄今已出版了二十余本研究文集,其学术价值被世人公认,但这位教师是该校中文系仅有的一位讲师,其他的教师均是教授、副教授职称。其次是中国高校培养的人才缺乏思考的精神。没有独立的思考,人云亦云,也就谈不上学术的创新。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要招聘一位研究助手,当时许多人蜂涌而至,爱因斯坦为众多的应聘者出了一个物理学的名词,要求他们用笔试的形式解答,众多人苦思冥想以求答得更完整些,但只有一个人翻开随手带的物理学辞典,把辞典上的解释抄在了试卷上,爱因斯坦就录用了这个人,在爱因斯坦看来,这样的名词没有必要花心思去牢记它,只需翻翻辞典也就行了,人的精力毕竟是十分有限的,把精力用在思考上才更具有意义,一个只注重记忆的人,也只能是一个考出好成绩的学生,这对科学研究是百害而无一益。中国古代自隋唐开始就注重应试教育,读书人只知道死记硬背,求取功名,在科学上则无任何创新,他们没有自己的思想,更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立思考的空间,也就谈不上什么取得成就之类的东西。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人依然秉承科举的死记硬背式的教育,不允许学生有创新。不久前一次全国性的中学语文应试比赛,其中有一道填空题目是:太阳出来了,冰雪______。试题提供的标准答案是:太阳出来了,冰雪融化了。填其它内容均不得分,东北哈尔滨每年1月、2月份的气温在-16℃至-36℃之间,即使太阳出来了,冰雪也不可能融化,但应试的学生必须填融化了。一位来自广东湛江的考生填写到:太阳出来了,冰雪在广东湛江没有。结果被判零分,还有一位考生答道:太阳出来了,冰雪放在冰箱里,也就没有融化。这个答案同样十分有创意,但也被判为零分。所以现代学校的应试教育把学生培养成了只会背书的书呆子,似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只会之乎者也地背书,无任何生存的能力。教育界人士虽然天天都在大喊改革教育,但要把一个注重记忆的民族从记忆的道路上拉回来,有那么容易吗?一个善于思考的民族就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获取诺贝尔奖的日子对于这个民族也就不远了。(摘自《发明与创新》)
中国人拿奥数奖,美国人拿诺贝尔奖的几个原因
中国的中学生转学来美国以后,问他们,最容易的一门课是什么,几乎都会说:数学。
我还听过一个笑话(大意如此):一个美国人进中国店买东西,花了6.02元。他拿出10元钱让店主找。店主看他手上有2分钱,就说:“你把2分给我,我找你4元”。美国人想了想,不干:“我给你10元,为什么还要给你2分?”店主无奈,只好找给美国人3.98元零钱。
同时,我们也屡次听说中国学生拿了多少个奥数一等奖,几个二等奖。而同时,每年评诺贝尔奖的时候,总是与中国人无缘(一次文学奖,一次和平奖,其中另有隐情,所以除外)。根据历年来诺贝尔奖的获奖名单统计,从1985到2005年的20年间177位诺贝尔奖(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和医学、经济学)得主中,有114是美人或在美国从事研究工作。中国为0!
有一句俗话:“得一次诺贝尔奖并不难,难的是年年都得诺贝尔奖”。当然,这么多的奖项授给美国人,从一个侧面反映的是美国科技的强大。其他国家想在短时间内赶上美国,也是不太实际的。
美国人为什么会拿这么多的奖项?真的是因为美国人头脑聪明吗?当然不是,美国本来就是移民国家,她的人才来自全球各地。美籍华人也拿过诺贝尔奖。主要有以下几位:杨振宁教授(ProfessorChenNingYang)?李政道教授(ProfessorTsung-DaoLee)?丁肇中教授(ProfessorSamuelChaoChungTing),李远哲教授(ProfessorYuan-TsehLee),朱棣文教授(ProfessorStevenChu),崔琦教授(ProfessorDanielC.Tsui)。
言归正传,那么中国,美国这两个大国,对于科研可谓是都很重视,为什么中国目前没得到诺贝尔奖,而美国年年不差呢?
1.首先,这得从诺贝尔奖本身谈起。诺贝尔奖奖励研究结果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所以大家可以注意到,一般诺贝尔奖当年的得奖者,其研究结果都是20年前左右取得的。也就是说,他们的结果在20年的时间里,经受了其他科学家的检验,证明是正确或者说可行的。而20年前的中国(20世纪80年代),科研实力如何,大家也可想而知。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些专家预测,中国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拿到诺贝尔奖。因为中国的科研实力在过去10多年取了不小的进步,也取得过一些成果。再经过10多年时间,中国本土的科学家,有可能问鼎诺贝尔奖。
其实中国在上世纪60年代本可以获得诺贝尔奖。当时的结晶牛胰岛素蛋白的人工合成,标志着人类在揭开生命奥秘的道路上又迈出重要的一步。这个研究成果是研究团队合作的结果。但是诺贝尔奖只颁给个人。据说,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杨振宁教授曾向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推荐了人工合成胰岛素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相关原因,人工合成胰岛素最终未能获得诺贝尔奖。
2.诺贝尔奖奖励的研究成果,都是有创新性的。
再谈上面的结果牛胰岛素的例子。中国宣布人工合成胰岛素成功后不久,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化学组主席、教授蒂塞刘斯来到中国,他参观了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对人工合成胰岛素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你们可以从教科书中知道怎么造原子弹,但是你们绝不可能从教科书中学会人工合成胰岛素。”言下之意,人工合成胰岛素是一项独创性的科学研究成果。所以没获得诺贝尔奖,很是可惜。
而相比中、美两国,研究的创新性与两国的教育体制,或者说习惯有关。在美国,老师从一开始就鼓励学生提问,鼓励学生自己独立思考。而在中国,学生一切都要听老师的。老师说的是对的,学生不太敢去质疑。从小学,到大学,到研究生阶段,都是这样。
一个不会怀疑,不会提问题的学生,长大以后也成不了很好的科学家,这就是现实。国内的很多研究人员,只是跟着国外同行的脚步走。创新性的研究少,拿诺贝尔奖的机会自然不多。
3.科研,美国人从孩子抓起。
在国内,听说过高中生、本科生进实验室进行研究吗?如果有,也是很少。但是在美国,高中生父母会在暑假期间花费3000元送自己的子女去大学进行相关的研究。而本科生,更是有不少的机会进实验室,帮助研究生做实验,进行相关的研究。这些学生从相对低年龄的时候就开始接触实验,了解实验的流程和思路,接触相关的仪器设备,了解实验原理。这为他们本科或者研究生阶段的学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提高了理论知识和动手能力。相比之下,国内有多少的高中生和本科生得到这样的锻炼?每年考研人数居高不下。也就是学在中国,研究生群体庞大。这些人想要毕业,拿学位,都是必须要做实验,要发表研究论文的。而中国的科研经费相比美国要少很多。这些有限的经费,供研究生们使用还不充足,哪里还有高中生和本科生的份?国内自然科学的本科学生,最后一年是要求进行实习,也就是进实验室做实验的。但是这个时候,考研的考研,找工作的找工作,有多少人有心思来进行研究?不过是为了混一篇实习论文,拿到毕业和学位证书而已。
这些不同,决定了中美两国学生动手能力的差异。国内的很多硕士研究生,刚上硕士之初,根本就不会做实验。而美国的硕士研究生,该掌握的实验技术,早就掌握了。熟悉实验室环境以后基本就可以开展独立的研究工作。
4.人员素质
在相关学术会议上,一个学生要与国外某著名教授交流,尽管上去说,也许他(她)不耐烦,但是还是会耐心地回答问题。而对于中国著名教授,中国学生要上去请教问题,多数情况下有可能会被晾到一边。
美国的教授每周都在为学生上课,中国的一些教授却是让手下二老板或研究生替他上课,所以需要学校规定教授一学期必须要上多少节课。教授,不“授业传道解惑”,丢了本行工作,值得吗?
最后举一个例子:某美国排名在前50位的高校招聘了一位助理教授,代表作是两篇发表在最顶尖的Nature(自然)杂志上的。而这样的水平,应聘到国内就是教授!当然,并不是说美国的副教授或教授都发表在Nature上发表过文章。只是从中可以看出目前中美的一些差异。
其实,中国现在的科研也具体一定的优势。再用一个小故事来结束本文: 20年前,植物学科的研究热点是由美国说了算。10年,是美国与欧洲联合,而现在的研究热点是什么,得由美国,欧洲和中国坐下来商量商量。
如果钱永健生在中国,能获得诺贝尔奖吗?
钱永健何许人也?他乃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虽然他是华裔美国人,但获奖后在中国几乎成了名人,这倒不是我们中国人特别崇拜诺贝尔奖得主,而是因为国内各大媒体的特殊报道,在钱永健的名字前都要毫无例外地冠以“钱学森堂侄”的特殊定语,有的还要给钱学森加上“中国导弹之父”的头衔。我们本来是想沾点喜气,可钱永健却毫不领情,说他和中国没有丝毫关系,也不认识钱学森,让我们热脸贴了个冷屁股,这个钱永健的心未免太狠了吧,怎么一点也不考虑中国人的内心感受啊?
不过得承认,钱永健说得基本是事实。虽然钱学森与钱永健的父亲是同一位祖父的堂兄弟,并且都毕业于交通大学,但在中国旧时的大家族中,这样的亲族关系一抓就是一大把,再平常不过了。强调这样的关系能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钱家的这位祖父太了不起了,怎么能生出那么优秀的后代呢?至于钱永健,出生于美国纽约,一直在美国生活、求学和工作。钱学森是1955年回国的,那时钱永健才3岁。而且钱学森回国前已受美方监禁限制,显然不会对这位堂侄有什么影响。回国后,钱学森从事的是绝密的国防科研,加上中美之间的特殊关系,与这位堂侄之间肯定不会有一般叔侄间的交往。可以说,中国的导弹之父钱学森与钱永健的获奖简直就是风马牛不相及。
事实真相就是这样的残酷,这是我们虚无的民族自尊心难以接受的。而我则想进一步问一句,如果钱永健生在中国,就算他的遗传基因再优秀,他能获得诺贝尔奖吗?
先从钱永健小时候说起。钱永健幼年时患有气喘病,当两个哥哥在户外运动时,他只能待在家里。出于对化学的爱好,钱永健经常在自家地下室里摆弄瓶瓶罐罐,做着“化学实验”。为此,父母专门为他买了一套化学实验用具。但钱永健很快就对这一套安全的化学实验用具感到了厌烦。后来,他在学校的图书馆里偶然发现了一本旧化学课本,就按照里面介绍的方法,做起了许多有意思但危险的化学实验,甚至还玩起了火药,一次,他和两个哥哥在家里用火药自制了一个手榴弹,并将其引爆。万幸的是,这个手榴弹并没有多大的威力,只是把家里的乒乓球台炸掉了一小部分,并弄得满屋子都是烟。
钱永健的这一爱好充满了冒险性,对他后来在科学道路上的发展无疑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但如果到了中国,他的这个爱好能得到大人的支持和鼓励吗?中国的父母当然从小也注重发展孩子的兴趣爱好,但有几个是遵从孩子的意愿和选择呢?只不过是盲目的随大流而已。没上学时,别人的孩子学琴棋书画吹拉弹唱,咱的孩子也必须学这些,决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上了学,别人的孩子补作文补数学强化英语,咱的孩子也必须要补补要强化,否则就有掉队的危险。于是乎,不少孩子就在父母们设计好的兴趣爱好中失去了真正的兴趣爱好。像钱永健跟着自己的兴趣走,在中国父母关爱的目光中是没有市场的,特别是这种爱好还充满了危险性,那就更要不得了。谁若不信,可以到现在中国孩子们的兴趣市场上调查一下,孩子们学得不少是些无足观焉的雕虫小技,哪里听说过有培养化学兴趣的?
如果钱永健生在中国,他的化学兴趣很可能从小就被扼杀在了摇篮之中,一个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很可能就这样夭折了。
钱永健的求学之路也充满了波折。16岁时,钱永健凭借自己对于如何将金属融进硫氰酸的研究,获得了西屋科学天才奖。该奖项是全美历史最悠久、最负盛名的少年科学奖,获奖者经常被看做是“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获得“西屋奖学金”后,钱永健进入哈佛大学学习。如果钱永健生在中国,只得了国内的少年科学奖,我想他是上不了清华北大的。清华北大当然也有破格录取的学生,但那些学生必须是各种奥赛大奖的得主。即便就是降几十分录取的自主招生,中国的一流大学敢录取,社会舆论也不答应。2008年清华降几十分录取了一个少女作家,人们就是一片质疑之声,说这种做法打破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乖乖!只得了一个美国国内的少年科学奖,钱永健就上了哈佛大学,太让人不可思议了。
在哈佛大学学习时,钱永健对学校安排的化学课程不太满意,觉得教学内容颇为呆板,因此选修了不少钢琴课。尽管如此,钱永健还是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并前往剑桥大学深造。这时,钱永健突然对化学感到了厌倦,曾多次转换研究领域。他从化学转到了分子生物学,又转到了海洋学,研究海湾的石油污染状况。后来,他对人脑研究发生了兴趣,转向生理学专业,并获得了博士学位。
钱永健一味地跟着兴趣学习,这事如果发生在中国,学校当局和教授们会作何感想?他们很有可能会觉着这个“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是在不务正业,是在浪费聪明的才智,可能会自作多情地对他进行一番励志教育,尽管苦口婆心煞费苦心,但这到底能起多大的重用呢?说不定还会帮倒忙呢!尤其是钱永健多次转换专业,如果没有特殊背景,这在中国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即便能让你转换一次专业,也决不可能让你一而再再而三地转换专业。
钱永健转换专业就像玩自家的玩具一样随便,这那里是在上大学,分明是在做游戏嘛。中国的大学是神圣庄严的地方,是绝不会让钱永健如此随便的。但问题是,如果钱永健没有了学习的自由,他还会有学习的动力吗?这个“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在大学里也会夭折的。
事实上,钱永健的选择是正确的。从剑桥大学毕业后,钱永健又回到化学领域,开始了对于绿色荧光蛋白的研究之路。凭借化学与生物方面的天分,钱永健找到了让绿色荧光蛋白更亮更持久发光的方法,并创造出了更广泛飞荧光蛋白色彩,包括黄、蓝、橙等颜色。这项研究奠定了他在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钱永健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在这方面取得成就,是由于喜欢色彩的缘故。看看,还是兴趣在钱永健的研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最后,我的结论出来了:如果钱永健生在中国,他根本就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奖。尽管这个结论有点悲观,但也符合中国教育的现实状况。
启示之一:想象, 创新与突破
学生习作“无话可写”, 主要是不会“想”。他们看见一棵树, 不会联想到春天树怎样发芽, 秋天怎样落叶, 春天开什么花, 秋天结什么果;不会想象果实的大小、多少、形状、颜色、味道怎样;更不会联想和想象树与人及其自然的紧密关系。学生不会“想”, 当然就“无话可写”, 更不用说写作的创新与突破。
人民日报记者问莫言:“在您看来, 当前汉语写作如何才能获得突破?”莫言说:“创新有时候是相对的, 自己觉得是新的, 但在别人看来往往是旧的。每个作家的灵感应该从自身的角度考虑, 同样的故事即使大家都在讲, 每个人的讲法也可以不一样。不必考虑别人是否写过同样的题材, 最重要的是做到不重复自己。一个很有效的做法, 便是在大家习以为常的地方运用反向思维, 写出自己独有的想法。”现实中的高密东北乡不会有沙漠, 也不会有高楼大厦, 都是乡村。莫言却运用自己“独有的想法”, 小说里高密东北乡什么都有:大楼变成了市, 森林也有, 湖泊也有, 他需要什么就把什么挪过来。莫言还能够想别人没想到的东西, 比如《透明的红萝卜》, 里面“头发掉下来都听得到”的声音, 这完全是一种想象, 感到特别真实。作家莫言的创作经验, 给写作教学最大的启示是:突破学生“无话可写”的瓶颈, 就要鼓励学生像作家莫言那样, 敢于大胆地联想和想象, “需要什么就把什么挪过来”, 在必要的地方也可以“虚构”, 把作文写具体、写生动。
启示之二:方法, 借鉴与模仿
学生“无话可写”, 有时是不知怎么写, 即找不到写作的方法, 一时无法下笔。婴儿不会讲话, 跟着成人牙牙学语;学生“无话可写”, 可以借鉴与模仿范文。莫言说:“写小说的想要创新, 还要大胆积极地向小说外的文艺形式借鉴, 也就是在了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 向‘外部’学习。这其中包括向影视学习、向话剧和戏曲学习, 尽量涉猎更多的艺术样式。任何一种艺术元素都有可能被移植到小说里面, 任何一种艺术样式都有可能激发作家的创作灵感。”这里, 莫言讲的是写小说的借鉴问题, 其实学生在写作上的借鉴也是一个道理。
怎样去借鉴呢?让“读”与“写”紧密地结合起来。叶圣陶先生说:“接受和发表, 表现在口头是听 (听人说) 和说 (自己说) , 表现在书面是读和写。在接受方面, 听和读同样重要;在发表方面, 说和写同样重要。”从信息论的角度看, 听读与说写是一个承载信息的双向流动过程, 它是由说写对信息的编码输出和听读对信息的译码输入彼此循环而构成的。心理学研究表明, 听和读作为摄取信息的主渠道在人们日常交往中分别占45%和16%, 而说和写作为信息的输出方式在人类信息交流中分别占30%和90%。朱作仁先生认为:“大量读写, 读写结合是学习语文的基本规律。”张田若先生说:“阅读教学要把‘写’挤进去。”借鉴, 就是让学生在“读”中学“写”, 在“写”中去“读”, 逐步掌握范文的语言、语法、修辞、逻辑、布局谋篇、表现手法等写作知识与技能, 解决学生不知怎么写的问题。
关于模仿, 冰心说:“模仿是最大的喜爱。”茅盾认为:“模仿是创造的第一步。”有些评论家说莫言的作品有模仿拉美文学的痕迹。学生在写作上的模仿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次, 第一学段的学生可以拄着范文这根“拐杖”, “依葫芦画瓢”地写话;第二层次, 第二、三学段的学生则要丢掉范文这根“拐杖”, “似曾相识”地独立习作。模仿不“泥其迹”, 要“师其意”。齐白石曾有名言:“学我者生, 似我者死。”《人民日报》官方微博说, “师其意而不泥其迹”。写作模仿, 不是跟着他人亦步亦趋, 而要善于汲取范文的思想、经验、方法, 学习作者的精神、意志、品行, 从而借助范文榜样的力量, 修正自己的写作思路, 追逐自己的独特梦想, 最终找到自己、认识自己、写出自己。
启示之三:素材, 生活与坚守
学生“无话可写”是缺乏生活的积累。莫言说, 阅读想象力非常发达的网络文学, “使我与当下的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莫言的大哥管谟贤认为:“莫言生活在高密的大地上属于齐文化, 这个文化DNA很深。齐文化非常浪漫, 妖魔鬼怪都说, 农村的民间故事, 所以这个颁奖词写得非常好。魔幻现实主义和民间故事结合, 历史和现实结合, 你从齐文化找根。”没有生活的坚守, 就没有莫言的创作。莫言满脑子都是爷爷他们讲的很多妖魔鬼怪的故事。莫言的四叔是生产队队长, 莫言十岁以后跟着他干活。一次, 四叔赶着牛车给糖厂送甜菜, 被一个公社书记的司机把四叔连牛轧死了, 一条人命, 一条牛命, 一共赔了三千块钱。莫言根据这个真实的事, 创作了《天堂蒜薹之歌》, 四叔就变成送蒜薹的人。
学生习作可分为“正式习作”和“非正式习作”两类, “正式习作”包括语文园地的“口语交际·习作”和单元测验题的作文;“非正式习作”包括日常的练笔和日记。然而, 平时的写作教学往往本末倒置, 只重视“正式习作”, 而忽略“非正式习作”, 须知“非正式习作”才是生活素材的真正积累, 是名副其实的“正式习作”的奠基工程。在“非正式习作”中, 学生就写自己想写的东西, 什么捉蚂蚱拉“车”呀, 在草地上挖“鸡爪参”吃呀, 外婆讲的神仙鬼怪呀, 妈妈关于油盐酱醋的生活唠叨呀, 爸爸劳作的腰酸背疼呀, 叔叔阿姨讲的民间传说呀……所有看似“毫无意义”的东西都可以写。清朝袁牧说得好:“夕阳芳草寻常物, 解用皆为绝妙词。”朱永新先生在《教育闲思·奥巴马和米歇尔的“家规”之三》中写道:“奥巴马要求女儿每次出门旅行, 不管学校是否要求, 都必须写一篇旅行报告, 讲讲自己看到了什么。有人可能认为, 带着这样的负担旅行, 可能会影响孩子旅行的乐趣, 但是, 旅行如果有了这样的要求, 就会更加自觉, 更加用心, 知道得也会更多。写作是思考的开始。”学生如果牢牢地坚守住生活这片绿洲, 吸收取之不尽的素材, 还怕“无话可写”吗?《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2011年版) 》指出:“写作教学应贴近学生实际, 让学生易于动笔, 乐于表达, 应引导学生关注现实, 热爱生活, 积极向上, 表达真情实感。”
启示之四:人性, 写人与做人
一次纪实作文课, 有位学生提笔写了一句“一天, 我看见一个人在堵水龙头”就咬笔头了。学生“无话可写”, 是心中无“人”。“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男?女?老?少?衣着怎样?面部有什么表情、特征?怎样“堵”?他在“堵”的时候可能想些什么、说些什么?他为什么要去“堵”?你看到他“堵”的时候自己想些什么?说些什么?会做些什么?再说, 那天天气怎样?天热还是天冷?早晨还是晚上?这些问题没有搞清楚, 是目中无“人”。写作见“事”不见“人”, 只见树木, 不见森林, 当然“无话可写”了。
古人曰:“文如其人。”这就是说, 作文要先做人, 写人要心中有人。莫言说:“我的文学表现了中国人民的生活, 表现了中国独特的文化和风情。同时我的小说也描写了广泛意义上的人, 一直是站在人的角度上, 一直是写人。我想这样的作品就超越了地区、种族、族群的局限。”
启示之五:语言, 语言与言语
莫言写作使用的个性语言, 上海大学中文系副主任、教授葛红兵是这样评论的:“莫言彻底地摒弃了那种西化的知识分子语言, 在中国民间语言的土壤上, 建构了一种真正的汉语语言:‘非普通话’的‘方音’语言。”我们应从莫言的诺贝尔奖中学会如何来看待自己的语言和叙事, 汉语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是汉语?儿童写作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语言?儿童写作需要儿童语言, 尤其是儿童的个人言语。这里应该弄清楚两个概念:语言和言语。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是人们进行沟通交流的各种表达符号, 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媒介。语言是民族的、共性的。而言语则是专指个人“说出来的话”, 是独特的、个性的。学生写作应用书面语言无可厚非, 但要真正做到“创造性表述”自己“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的收获, 避免千篇一律、千人一语, 恐怕非个性化的言语莫属。因为写作也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 个性化行为理当用个性化的言语。在写作中, 学生如果能从书面语言顺利地过渡到个人言语, 这将是儿童语文综合素养的大提高, 写作水平的大飞跃。
学生写作“无话可写”的深层次原因, 是遭遇到了书面语言应用的尴尬, 不会讲“儿童言语”, 不能“具体明确、文从字顺地表达自己的见闻、体验和想法”, 也不能“根据需要, 运用常见的表达方式写作, 发展书面语言运用能力”。学生日常的写作大多做“语言搬家”游戏, 把书面语言搬到习作中, 造成习作千篇一律的现象。解决的办法是鼓励学生使用个性化的儿童言语, 因为学生的言语无限, 就不会出现“无话可写”的现象。
启示之六:态度, 真实与真诚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2011年版) 》提出:“在写作教学中……要求学生说真话、实话、心里话, 不说假话、空话、套话, 并且抵制抄袭行为。”写作要“真实”的问题, 我们可以从莫言的作品中获得启示。比如《透明的红萝卜》关于“工地”的描写, 一看那个小说就是写的这个工地:整个故事的氛围跟当时莫言的家乡是一模一样的, 整个氛围和环境非常亲切;人物更亲切, 有的直接用生活中人物的原名, 不是大名也是小名, 把生活中的人物写进去了。学生“无话可写”就是不能像莫言那样, 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和想到的东西真实地记录下来。学生“无话可写”, 也是写作态度问题, 或者怕苦怕累怕动脑筋, 一言不发, 或者编假话、说空话、套话, 甚至抄袭, 这不仅是写作的方法问题, 而且是写作态度问题, 应当引起重视。
莫言于1955年出生在山东省高密县一户普通农家,原名管谟业。后来,他将名字中的谟字拆开,改名莫言。
莫言自幼聪明伶俐、活泼好动,而且非常调皮,经常干些出人意料的事情。刚上学时,有一次,莫言见一位同学买了一瓶蓝墨水,便说:“你这一小瓶墨水,我一口就能喝完。”同学不信,挑衅他:“胡扯!你敢?”结果,同学的话音刚落,莫言拿过墨水瓶,拧开瓶盖,一仰脖子全喝了,喝完还得意地咂着嘴。墨水弄得他嘴里嘴外都是蓝色,他就张开嘴做鬼脸,吓唬同学。正巧,这时老师来到教室,见了他这副模样,哭笑不得:“好啊!你肚子里装满了墨水,这下算得上咱们班的高级知识分子了!”
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莫言很快便成了班级和学校里出了名的调皮鬼、捣蛋生,令老师和同学头疼。
上学时,莫言唯一让老师刮目相看的就是他的作文。上小学三年级时,老师給了题目,让写作文。同学们都面面俱到地写,语言干巴巴的。莫言却不同,他总会抓住一个重点场面,把场景、人物刻画得既生动又细腻。
一次,学校开完运动会后,老师布置作业时,要求大家以观看运动会为主题写一篇作文。大多数同学都像记流水账一样,从运动会什么时间开始、运动员入场,一直写到运动会结束。莫言没有记流水账,他把运动会的总体情况一笔带过,然后,详细地写了一场篮球赛,把比赛过程描绘得绘声绘色。谁知第二天放学,老师把莫言叫到办公室,指着他的作文问:“老实说,这篇作文你是从哪里抄来的?”看着老师不信任的眼神,莫言一脸委屈地回答:“不是抄的,是我自己写的!”老师依然不信,说:“那你以抗旱为题,马上写一篇作文,就在这里写!”说完,老师递给他纸笔。莫言无奈,只得遵命。略一思索,他提笔便写。不一会儿,他就把写好的作文递给老师。老师看完,脸上顿时露出惊讶之色,然后说了一句:“没想到你这个皮小子,作文写得还真不错!”这以后,老师对莫言的作文赞赏有加,经常把他的文章当做范文在全班朗读,并嘱咐他一定要多读书:“只有多读书,你以后写出的文章才能有血有肉、精彩好看。”原本就喜欢看书的莫言记住了老师的话,阅读兴趣越来越浓。
那时,莫言所在的村子没有电,家家户户用的都是煤油灯。莫言看书时间长了,母亲为了省油常催促他别看了。他总是嘴上答应,能多磨蹭一会儿就多看一会儿。很快,他到了嗜书如命的程度,没有书读就感觉特别难受。那时,家里生活困难,连填饱肚子都很难,他根本没钱买书。莫言就想了个办法,给别人干活儿,然后换书来看。为此,他常常利用周末去给有书的人家推磨。很多时候,他忙碌大半天甚至一整天,才能换回一本书。虽然累得浑身酸痛,但只要拿到书,莫言就心满意足,高兴得合不拢嘴。
短短几年时间,莫言阅读了《红日》、《保卫延安》、《苦菜花》、《三家巷》等许多文学作品,对语文课也越来越喜欢。就在这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已经上小学五年级的莫言看了红卫兵散发的一些传单,便到学校里乱说一通。什么班级里老师是奴隶主,班干部是狗腿子,普通同学都是奴隶,学校就是监狱……他的这些话传到老师和学校领导耳朵里,结果可想而知。学校给了莫言警告处分,让他先回家。说是让他回家,实际就是开除他了。莫言离开学校后开始务农,生产队长看他年龄小,让他放羊、放牛,有时也安排他干一些割草的轻体力活儿。从一名学生到一名每天和牛羊、田野打交道的农民,这其中体力上的辛劳、心灵上的孤独,只有莫言自己知道。
参军入伍,勤奋写作
时光荏苒。1973年,莫言18岁,父亲想方设法将他送进了县城一家工厂当临时工。工作几年后,赶上部队征兵,莫言觉得这是改变自己命运的好机会,他便积极报名,于1976年应征入伍。当时,农村孩子当兵都有一个想法:一定要好好干,争取提干留在部队。莫言也不例外,当兵后他很努力,不久便开始发挥自己文学方面的特长,办板报、写广播稿等。由于看书多,写作有些底子,他办的板报和写的广播稿特别受战士们欢迎。部队领导也发现了莫言在文字方面的才能。正巧,当时部队正在办业余学校,部队领导就将他调到夜校当了语文教员。后来,因为他课讲得好,部队领导又将他调到训练大队当一名队里仅有的“战士教官”。当教官后,莫言接触的书籍多了,时间也相对多了,他更加发奋读书。他心里有个打算:要通过写作在部队长期干下去。当时,部队有一项激励政策,一名战士如果能在省一级报刊上发表稿件,可记三等功一次;如果能在《解放军报》或《解放军文艺》杂志上发表文章,就意味着脱颖而出,可以得到重用。
众所周知,那时要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像许多玩笔杆子的人一样,刚开始的时候,莫言绞尽脑汁写出的一篇篇稿子,投出后皆石沉大海。但莫言并不气馁,他一边增加阅读量、搜集素材,一边不断研究各类报纸杂志的风格,继续写稿、投稿。他坚信一句话——只要努力,坚持就是胜利。经过几年的磨砺,1981年,莫言终于在部队所在地河北保定文联办的《莲池》杂志第5期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接着,又在《莲池》1982年第2期上发表了短篇小说《丑兵》。这两篇小说发表后,立即在部队引起轰动,一名战士写的小说登上了杂志的消息不胫而走,成了莫言所在部队的爆炸性新闻。部队领导既高兴又重视,觉得莫言是个难得的人才。经过严格的组织程序,1982年7月28日,莫言被破格提拔为干部。这一天,成了莫言终生难忘的日子。
人生这一重大转折,大大激发了莫言的创作欲望。随后的两年间,他又先后发表了《为了孩子》、《售棉大道》、《民间音乐》等多部文学作品,逐渐在所在部队内部和部队驻地声名鹊起,成了小有名气的年轻作家。
1984年7月,解放军艺术学院成立文学系,面向全军招生。莫言得到消息时,报名已经结束。这让他懊恼不已,一连两天食不甘味、夜不能寐。一位好友见莫言如此痛苦,便问他缘由,得知情况后劝他:“既然今年报名时间过了,你着急也没用,就安安心心工作,明年再报考。”莫言听了,回答说:“我想了两天啦,这是一次系统学习写作理论、全面丰富自己的好机会,早一天学就早一天受益。我不想轻易放过,得想办法争取一下。很多事情的成功往往就在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第二天,莫言就开始行动。他先征得部队领导同意,然后马不停蹄地跑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找相关同志。找到之后,他先把自己错过报名时间的情况说了一下,然后把自己如何费尽口舌说服部队领导、又如何辗转来到这里的经过详细地讲了一遍。学院的同志见莫言如此诚恳,问:“你带发表过的作品了吗?”“带了!”莫言一听,赶紧从包里拿出自己发表的全部作品,还拿出一篇著名作家孙犁在《河北日报》上点评他小说的文章。这位同志认真看完后,将莫言的作品和孙犁的点评文章转呈给文艺系主任徐怀中。徐主任看后颇为赞赏,当即特批莫言可以参加考试,同时叮嘱他:“一定要好好备考。”莫言深知这次机会来之不易,回去后刻苦复习。最终,莫言不负徐怀中主任的厚爱,以文化课总分第二、专业课总分第一的优异成绩考入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与当时已经在全国获得过大奖的作家李存葆、钱刚、宋学武等成了同班同学。
佳作迭出,问鼎大奖
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后,莫言学习了系统的文学理论和创作方面的知识,写作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创作也迅速进入作品不断发表的快车道。在校期间,莫言就以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引起关注,《中国作家》杂志还专门组织在京知名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对他这部小说进行讨论。这对于一名在校学生来讲,是一种极大的肯定。
真正让莫言成名的,是1986年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上的中篇小说《红高粱》。说起莫言的《红高粱》,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1985年,解放军总政治部召开军事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因这一年先后发表了《透明的红萝卜》、《球状闪电》等多篇小说而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的莫言,作为青年作家应邀参加。座谈会上,一些老作家谈到军事题材创作现状时,忧心忡忡地说:“苏联的卫国战争只打了4年,可战后描写这场战争的作品层出不穷,优秀作品更是一部接一部。如今,我们这些经历过战争的人一个个年事渐高,眼看就要写不动了,而年轻作家们都没经历过战争,以后怎么办啊?”话里话外,充满对军事题材小说创作后继无人的担心。
莫言是个性情中人,听到这里他坐不住了,开腔道:“我们怎么就写不出来战争题材小说呢?放心吧,我们年轻一代不是白吃干饭的。”一位国内知名的老作家非常生气地站了起来,斥责莫言说:“年轻人呀,说话要有分寸,别太狂妄啦!”其他老作家也把目光投向莫言,眼神中流露出极大的不满。
见老作家生气了,莫言不再说什么,但在心中暗暗告诉自己:“光用嘴说是没有用的,观点不一致就要用实际行动说话,一定要写几部战争题材的小说给他们看看!”正是在这种思想和心态的支配下,莫言很快创作出《红高粱》、《高粱殡》、《奇死》等一系列战争题材小说。对此,莫言坦言:“自己对老作家说的那番话并非一时冲动,《红高粱》等作品也不是简简单单地为了兑现自己说的话写出来的,而是因为自己清楚自己的素材储备。因此,突然遇到一个刺激,一下就把创作欲望和能力调动起来了。”
小说《红高粱》发表并拍成同名电影,尤其电影获得世界级大奖后,莫言名声大振,一夜之间,国内外很多人记住了他的名字。从此,鲜花和赞美声不断。但与此同时,各种批评、质疑不绝于耳。这些声音到1997年达到高潮。那一年,莫言的小说《丰乳肥臀》获得中國有史以来最高额的“大家·红河文学奖”,奖金10万元人民币。一时间,国内对他这部洋洋洒洒50万字的小说品评声骤起。一些人不知出于何种目的,发表的观点大大超出了正常文艺评论的范畴,有的甚至与政治挂上了钩,一封封告状信像雪片一样飞向公安部和部队保卫部门,措词之激烈、要求之离谱,在文学创作领域中十分罕见。
面对这种状况,莫言一面冷静应对,一面认真思考。最终,为了不连累多年来一直关心自己的部队领导,莫言决定立即转业。莫言说:“很多批评,包括一些很尖刻的语言,甚至很过头的批评,我都可以接受。但我不能接受的是无限上纲,或是毫无根据的胡乱猜测、攀扯。我不想因为我而连累别人。”
1997年,莫言离开摸爬滚打了20多年的火热军营,转业到北京一家报社。从部队到地方,工作岗位变了,职位身份变了,但他的创作热情没变,他对文学的热爱没变。莫言以一种“宠辱不惊,望碧空云卷云舒;去留无意,看庭前花开花落”的心态,依然驰骋在文字的天地里。他告诫自己:要一如既往地坚持直面人生、直面现实,关心社会、关心人的写作风格,脚踏实地地根植于现实生活中。坚持写作的根本目的不是对某一项政策进行批判,而是现实对人性的深刻剖析与自我救赎的创作原则,坚持做一个与时俱进、人民喜爱的称职作家。
莫言以自己独特的视角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脚踏实地搞创作,不断有佳作问世。转业后,莫言先后创作发表了《红高粱家族》、《檀香刑》、《生死疲劳》、《四十一炮》、《蛙》等颇具影响力的作品,并获得了“第一届鼎钧双年文学奖”、“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等一系列大奖。他还获得了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被青岛科技大学聘为客座教授。
不久前,莫言被邀请到北大开办讲座。莫言开讲前,北大中文系陈教授向到场的200多名师生这样推荐莫言:“莫言是中国文坛一位超重量级作家。我说的超重量级,不是指他的身体重量,而是指他的文学才华。对于他的创造力,我敢斗胆这样说,莫言的高度就是当代中国文学的高度!”如果说陈教授这番话是他个人的见解,那么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给出的评价,应该是最权威的:“莫言的作品是人与幻觉的现实主义融合的民间故事。评委会认为,他是当代第一流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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