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文化对现代社会的影响（精选10篇）
想要了解酒文化对现代社会的影响，我们首先必须了解什么是酒文化。百度百科里面对酒文化是这样定义的：酒文化是指酒在生产、销售、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总称。酒文化包括酒的制法、品法、作用、历史等酒文化现象。既有酒自身的物质特征，也有品酒所形成的精神内涵，是制酒饮酒活动过程中形成的特定文化形态。而用我们通俗一点的话就是说一切与酒有关的社会文化现象。当然这个通俗的话语可能也有很多人不大认可。
众所周知，我国是酒的故乡，是世界上酿酒最早的国家之一。酒的酿造，在我国已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酒与文化的发展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据《神农本草》所载，酒起源于远古与神农时代。也就是说酒出现的时间是与我们中华文明有史可考的时间是相差不大的，中国酒文化的历史文化底蕴之深不言而喻。而正是因为酒出现的历史太过久远，与酒相关的历史人物、神话传奇、寓言故事也是不知道有多少。我们在这就举几个例子：温酒斩华雄的曹操、对酒当歌的曹操、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欧阳修、还有关于造酒的酒之始祖：杜康。与酒有关的真的是不胜枚举。因此酒文化也成了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到了今天酒文化对现代社会的影响是否如同在古代社会影响一样大了？我们现在来说说酒文化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现代人提起“酒”首先想到就是两件事：吃饭喝酒与买酒送礼。当然这也不是现代社会所独有的，而是传承与老一辈甚至是先人的传统。但到了如今，“酒”好像已经在人们口中变了味，人情味更加重了，而文学味却少了很多。我们了解古代关于酒的都是关于某某人喝了酒之后，才兴大发，一挥笔就留下了一千古名篇，百世流芳，如李白、苏轼之流。或者谁谁谁在有美酒佳肴的情况下，干出一惊天动地、世人共颂的大事,如关羽温酒斩了华雄、曹操与刘备煮酒论英雄、武松喝了酒之后打死了害人的大虫。其实这些事情在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还有不知道多少。
到了现代关于“酒”的故事也有很多，但不再是是美谈，不再是传奇故事。与酒有关的都成了丑闻。酒在以前是个美好的词，如今却是有许多人谈酒色变，酒的内在含义已经开始转变甚至“酒”已经“变味”。当然不可否认酒文化对现在的我们的人际关系起着很大的作用。正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很多人喜欢和三五好友聚在一起，借酒助兴，活跃气氛，边喝边天南地北聊天，有时直到一醉方休。作家照日格图说这种以联络感情为目的的喝酒起着壮胆的作用，又是情感的催化剂，让人表达出平时不能表达出来的思想情感。吃饭喝酒恐怕已是所有多年未见的朋友相遇又或是人逢喜事之时必备的事情之一吧。在另外一个交际层面上，酒也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工作。古人有云：民以食为天。所以现代人发扬了古人所传承下来的这一“美德”，与其他人谈生意、签合同等事都是在饭桌上谈拢的。而在饭桌上，酒是从不会少的。有多少人为了这个喝酒而纠结？有多少人为了喝酒而伤神？其实我也是其中之一，由于酒量不佳，每次同学聚会吃饭喝酒都得痛苦些许时间。酒桌文化也成了现代交际文化的一种，也是现代酒文化对现代社会的影响之一吧。
每年重大节假日之时，便是许多人头疼之时，因为节假之日也是送礼之时。每年那个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很多新闻说：茅台涨了、五粮液涨了，所有的中高档白酒、红酒都涨啦，没涨的恐怕就是啤酒了！正是因为这个高昂的价格，让很多白酒成了送礼的必备品之一。随随便便一瓶茅台可以让一个农民工一个月的工资见底，贵的离谱的你让一个农民工卖身都是买不起的。当然这只是开个玩笑，毕竟人是无价的。一瓶酒数千、数万甚至上十万都是可能的，这些高档酒成了送礼好对象。很多人买酒但他不喝酒，送领导。送亲人、送朋友、送同事。有很多人把名酒、高档酒送给政府官员，于是问题出现：官员收下高档名牌酒算不算受贿？这算不算腐败？
因此，在网上许多网友认为，官员收下别人送的酒应该也算是受贿，毕竟有时候一瓶酒的价格太过昂贵。哪个贪官的别墅里面不是名酒成堆？难道这是他们自己买的吗？他们买的起吗？但毋庸置疑的是，买酒送礼已成风气，已经成为社会现象的一种。它也应该算是现代酒文化的一种了吧，有人说这种文化败坏了社会风气，有人说礼尚往来很正常。但是它对社会的所造成的影响已经形成甚至在扩大。
除了我上面所说的两种还有一种，是被所有有良知的人所痛恨的。喝酒误事，这是古人告诉我们的，古人诚不欺吾没有一点错误。现代人喝酒所造成的悲剧不知道有多少。古人喝酒留美名，现代人喝酒留臭名！世界卫生组织的事故调查显示，大约50%-60%的交通事故与酒后驾驶有关。酒后驾驶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 车祸致死的首要原因。在这些酒后驾车酿成的惨剧中，有多少是源自于驾驶员的侥幸心理有多少是源自于驾驶员对酒精的错误认识。因为这些车祸有多少家庭家破人亡？有多少人身陷囹圄？对于喝酒醉驾的威力有多大，我只说一个事情：我爸是李刚。试问只有多少网友不知道这个事？或许人们厌恶我爸是李刚，但更加厌恶醉驾吧。醉酒驾驶已成为社会的一颗毒瘤，让所有头疼甚至心疼！我估计这是酒文化对现代社会最大的影响之一！
一、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词考
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理该属于文化的范畴, “文化”一词的内涵相当宽泛丰富, 从百科解释上来看, 文化是人的人格及其生态的状况反映。广义的文化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所有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其中既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部分, 由包括自然科学和技术、语言和文字等非意识形态的部分。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文化是由人所创造, 为人所特有的。有了人类社会才有文化, 文化是人们社会实践的产物。
从历史上看, 武术文化的称谓经过了这样的一个变革, 春秋战国时称“技击”, 汉代出现了“武艺”一词, 并沿用至明末, 清初又借用南朝《文选》中“偃闭武术”的“武术”一词, 而其实南朝《文选》中泛指“军事”, 民国时索性将其称“国术”, 新中国成立后仍沿用“武术”一词。从其社会作用来看, 商周时期, 利用“武舞”来训练士兵, 鼓舞士气;特别在周代出现了一部中国武术史上重要的著作《周易》, 其中“一阴一阳为之道”的哲学思想, 对中国养生学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 其“易有太极, 是生两仪, 两仪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为后世太极武术学说基础;春秋战国以后, 诸侯争霸, 都很重视竞技技术在战场中的运用。齐恒公举行春秋两季的“角试”来选拔天下人才;秦汉以来, 盛行角力、击剑;唐朝以来开始实行武举制, 裴民的剑术、李白诗歌、张旭草书并称唐代三绝的美誉, 可见武术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已经颇具影响力。中国武术自唐宋后, 就逐渐传向国外。日本、朝鲜、越南及东南亚国家习武者不少, 并形成一些武术门派。在欧美国家, 中国武术的影响也非常深远, 称中国武术为“功夫”。
二、中国传统武术文化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一) 武术文化中深刻的哲理对西方思想观念的影响
中国武术的独特的魅力, 不仅在于它内涵丰富, 兼实用性与艺术性为一体, 而且还在于它蕴涵着深刻的哲理思想。正如近代著名太极拳家杨澄甫说的:“中国之拳术虽派别繁多, 要知皆寓于哲理之技术。”绝大多数拳种都强调刚柔相济、内外合一、动迅静定、虚实分明。这里的刚柔、内与外、动与静、虚与实等都是矛盾着的两个方面, 它们相辅相成, 但又同时寓于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中。美国学者弗里乔夫·卡普拉在其名著《转折点》中写道:“由于东方哲学和宗教传统总是倾向于把精神和身体看做一个整体, 因而东方发展出大量的从身体方面来解决意识的技术是不足为奇的。这种沉思的方法对治疗的意义在西方正逐渐被认识到, 许多西方治疗家正把东方的身体作用技术, 例如瑜珈、太极和合气道结合进他们的治疗中。”
(二) 中国武术文化丰富了美学观念
武术的美, 历史上早已所识, 古代就有“武舞”的娱乐表演。武术的某些表现形式和技艺, 已相继被中国的戏剧、舞蹈、杂技所吸收和借鉴。武术美包含功架造型、攻防技击和手眼身法步以及节奏、速度、力度等方面。其中功架造型直接产生技艺形式之美, 攻防技击是武术特有的内涵。武术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 丰富了世界体育的美学内容, 给世界人民提供高尚的美的享受。
(三) 中国武术文化丰富了世界词汇
关键词：日语借词；现代汉语；社会文化
中图分类号：J0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115（2014）03-278-1进入21世纪，伴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文化的传播速度与影响力不容小视。与中国交往历史深远的邻国日本，经济发展的同时文化产业也在蓬勃发展。日语自身在不断吸收其他国家语言文化的同时也在向外输出具有本国特色的语言文字。“日语借词”是指现代汉语从日语汉字词汇中借用的词汇。日语借词的传入丰富了汉民族的语言生活。日语借词并不是单纯的文字，其作为一种语言交流的载体的背后承载着现代日本的社会现象、事物等，同时传播了日本文化。
（一） 增加了类词缀
类词缀位置固定，通常只出现在词根的前面或者后面。同时具有标志词性的功能，每个类词缀的词性明确且固定。类词缀的语义并没有完全虚幻，构词能力很强。 “——控”，词例有“大叔控”“女王控”。“—控”日语表记为「コン」，是英语单词“complex（情结）”的前头音“com”，指极度喜欢某种事物的人。“控”是「コン」的音译。在日本的构词形式为「XXコン」例如「マザコン」「ファザコン」，其中「XX」也是英语外来语，即两个英语外来词的前头音的组合。在日语「コン」也有较强的造词能力。例如，「ブラコン（=ブラザーコンプレックス）」「シスタコン（=シスターコンプレックス）」等。在汉语使用时，多采用名词加上“控”成为“XX控”，表示强烈的嗜好和喜欢，也可以指称喜欢某一事物的人。如“文字控”“视频控”“美瞳控”等。
“——屋”的类词缀用法也是通过台湾引进内地的，在汉语中“屋”字，本来只是指“房子、屋子”，而日语中的“屋”除了指房子外还可以指“店铺”，如日语有「本屋（书店）」、「酒屋（小酒馆）」等。近年来，在都市街头也出现了不少的“××屋”，如“精品屋”、“西饼屋”、“咖啡屋”等不一而足。“屋”给人以小巧、温暖的感觉，这类店铺也大都是面积不大、装修颇为讲究的小型店铺。因此说，汉语受日语的影响，不仅引进了“屋”这个外来日本语语素，而是在原有意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来自日语的“商号、店铺”的语素义，从而使“屋”字的使用频率大大提高，构词能力也大大增强，在与其他语素的组合中扮演着类词缀的作用，有一定的能产性。与日语“屋”稍有不同的是，日语“屋”在指店铺的同时还可以指店铺的从业人员、店员，如「魚屋」既可以指鱼店也可以指卖鱼的伙计，而汉语只取了前一种意义。
“萌系女孩”中的“—系”的用法也是源于日本。“系”在日语中作为一个语素积极参与造词，「癒し系」「お嬢様系」「草食系」等，作「美人」「男子」的定语。意为属于具有某种特点的范畴，译为汉语应为“类”也是起着类词缀的作用。
（二） 日语借词语素参与二次造词活跃
“宅男”“宅女”“宅经济”都是近来出现的新词，它的来源始于日语的“御宅族”一词。用以来形容那些热衷于某种事物乃至痴迷的人，且带有些许贬义色彩。传入中国以后，发生变异。“宅”重在体现“足不出户，不与外界接触”，衍生出了很多新词。
（三） 加深对日本文化的了解，促进文化交流
许多日语借词代表着日本社会特有的事物和制度，因而日语借词的研究与使用，是我们了解当代日本的一个微型窗口。
“宅经济”是随着网络兴起而出现的一个新词，是指人们在家消费产生的经济。金融危机爆发，很多失业者直接促进了“宅经济”的兴起。然而究其本质却是网络发展的结果，是科技进步的产物。无论是在家经商，还是在家兼职，或是在家办公，都以网络的迅猛发展为前提条件。而中国对日语借词的吸收，充分说明了中国社会中也存在着同样的社会现象。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中日出现了某些相同的社会现象。
“量贩”。日语中的「量販」是「大量販売」的缩略语，汉语只收录了“量贩”一词，意思是 “价格低廉，薄利多销，以批发价零售”，由此引申的量贩式经营，指的就是透明、自助和平价的贴近消费需求的经营方式。现在很多的超市、便利店都打出了“量贩式”的招牌以吸引顾客。但用得最多的“量贩”还是时下流行的KTV包房，这种KTV包房通常都是电脑自助选歌，而且里面附带食品超市，超市里酒水、零食的价格也和外面的超市差不多，最能体现其平价、自选的特点，量贩式KTV恐怕也是因此得名。大众对“量贩”一词的认可度可见一斑。要说明的是，“量贩+式”和用“量贩”修饰KTV是“量贩”一词在汉语里的新发展，在日语里是没有这种组合和搭配的，日语中最常见的就是「量販店」。
21世纪以来，随着中日两国经济、文化交往的增多，也给作为传播载体的语言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日语借词的输入，为汉语输入了新鲜血液，同时为社会生活注入新的因子。
参考文献：
[1]金锦珠，沈艳.2001-2010年间日语借词研究[J].现代语文，2013，（06）.
[2]王雯.改革开放以来的日源外来词研究[D].河北大学，2010.
作者简介：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创立的毛泽东思想，是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有机结合的最好实例。它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运用，是已经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具有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初期的指导思想，它是中国共产党和13亿中国人民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而因为它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所具有的历史地位和伟大作用，从而决定了它被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性。在它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的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取得了社会革命的伟大胜利的同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取得了非同一般的巨大成就。在它的指导下，如今的中国正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
走在毛泽东思想领导下的建设有中国特设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如今的中国早已不复当年的落后。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国际地位不容小嘘，并且具有强大的综合国力以及军事实力的泱泱大国。身为联合国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今天，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国际大小事务的决断中都有它不容忽视的一票。而刚刚在广州召开的亚运会，以及不久前上海召开的世博会都体现出中国的实力蒸蒸日上的局面。这正符合了毛泽东思想----.中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没有独立和统一。
在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指导下，由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发展的越来越和谐：农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城乡发展的距离逐渐缩短……预示着贫富差距将会逐渐地减小，两极分化将变得不那么严重，由此而引发出的阶级矛盾也将有一定的缓和。以上种种都意味着毛泽东思想的另一个观点：中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就会产生贫富差距过大的两极分化。
内容提要：对现代社会来说，孔子政治伦理思想的影响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他的“内圣外王”的领导思想、德主刑辅的教民思想以及对尊卑有序的领导体制的推崇，都是和现代政治理念相违背的。我们在借鉴吸收孔子政治伦理思想的某些合理成分的同时，应当对其消极方面保持清醒的认识和理性的批判。
关键词：孔子 政治伦理思想 内圣外王 德主刑辅 等级秩序
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从宏观上把握，可以概括为内圣和外王两个层面：在内圣层面，孔子要求一个为政者必须加强以“仁、礼”为核心内容的道德修养，加强道德上的自我约束，以达到道德完满；在外王层面，孔子主张应当通过恢复和重建尊卑有序、等级森严的西周政治层级，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教化民众，以实现一种纯以道德礼教来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想社会。[1]
孔子之后，儒家思想继续发展。由子思和孟子的社会道德伦理学说和“仁政”学说，到汉代以董仲舒为代表的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政治儒学，再到宋明时期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儒家思想薪火相传，历两千多年而不绝，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强调领导者的“内圣”和“外王”为主要内容的儒家政治伦理思想也同样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对中国人的思想行为以及中国的政治制度和领导制度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同任何一种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一样，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也是瑕瑜互见，精华与糟粕并存，它既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对现代中国社会也有许多可资借鉴之处，例如孔子主张领导者要选贤任能、任人唯贤，对于现代中国的政治生活来说就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但同时，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对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发展，尤其是对于现代中国政治体制的建设来说，又有许多消极因素。
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孔子的政治思想的本质内容是必须要抛弃的，我们对其负面的、消极的影响要保持足够的警惕。他的“内圣外王”的领导思想、德主刑辅的教民思想以及对尊卑有序的领导体制的推崇，都是和现代政治理念背道而驰的。我们在借鉴吸收孔子政治伦理思想的某些合理成分的过程中，也应当对其消极方面保持清醒的认识和理性的批判。
一、内圣外王的领导思想与“政教合一”思想的异同比较 政教合一是指政治领袖和宗教领袖合一、世俗政权和宗教思想合一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思想，规定一种宗教为“国教”，君主、国王自任教主，或者由宗教领袖实际统治国家，国家的法律以宗教教义为依据，宗教教义是处理一切社会事务的准则。在中世纪的欧洲，普遍实行的都是世俗政权和基督教宗教思想、世俗领导人和基督教领袖相结合的“政教合一”制度，典型代表比如拜占庭帝国以及十六世纪加尔文时期的日内瓦；当代世界很多伊斯兰国家还仍然是“政教合一”，我国解放以前的西藏地方政权实行的也是“政教合一”。
政教合一的“教”是指宗教，但从广义上来说，也包括某种思想、精神和道德学说。孔子的内圣外王思想，要求一个人必须首先具有完美的道德人格，然后才能作为一个领导者从事治理国家的工作，这种思想在本质上是和“政教合一”思想相通的。
比较“内圣外王”和“政教合一”这两种思想，可以发现它们之间有许多共同点：
（1）这两种思想都主张国家担负道德教化的职责，国家不仅在行政上对民众进行管理，还在思想上对民众进行道德教化。国家的这两种功能集中体现在一个人身上，就形成了精神领袖和政治领袖的合一，在中国，就是内圣与外王的合一，是君师合一。
（2）正因为国家不但负担行政管理职能，还具有道德教化的职能，这样，国家就成为了实现某些神圣价值和道德原则的工具或载体，而不仅仅是利益分配的机构和场所，从而使政权或政体具有了某种道德神秘感，为少数人垄断政权提供理论支持。所以中国有“天下神器,有德者居之”的说法。
（3）同样因为国家负担着道德教化的功能，所以，必定将某种特定的道德原则或理论学说定为一尊，成为“官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在中国，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始终居于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位置，宋以后更是达到登峰造极，程朱理学一直居于官方哲学的地位，四书五经则成了科举考试的唯一内容。
所以孔子的内圣外王领导思想，虽然与中世纪政教合一有形式上的不同，但它又具有政教合一的许多特征，可以说它本质上是一种政教合一的思想。对于这一点，无论是拥儒还是反儒，大都是承认的。前者如学者蒋庆：“在儒家看来，政治生活一定要体现超越神圣的价值，政治制度的安排与政治权力的运作一定要贯穿神圣性，这既是从超越界对政治的转化与提升，也是从超越界对政治的规范与约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儒家是主张‘政教合一’的”[2]，梁漱溟等新儒家
[3]学者也承认儒学是“以道德代宗教”；后者如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所谓内圣外王——君王就是圣，一言九鼎！所谓‘君师合一’——实质是‘以吏为师’，政教合一。”[4]
以内圣外王为主要特征的儒家思想，自孔子之后，经过孟子和董仲舒的发展，在西汉中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经过两千多年，一直是中国的“官学”。“内圣外王”思想的政教合一的特点，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宏观层面概括，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第一、思想控制，扼杀中国社会的创造力。
行政领导与精神领袖的合一，使得某种特定的思想——在中国就是儒家思想被定为一尊，尊为“官学”，其他任何思想、理论、学说都在被禁止、被排斥之列，儒家思想凭借皇权的力量成为中国两千多年的垄断思想，广大民众的任何行为都被限定在儒家“礼教”原则之下，任何不符合儒家思想的思想理论学说和行为都会作为“异端”而被扼杀，这样，整个社会何谈什么创造力和创新精神？中国社会自宋以后，科学技术上的发明发现寥若晨星，并且不被重视，思想文化上的生机活力更无从谈起，形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可以说，这种由内圣外王思想而强化的王权控制思想的政治体制是最根本的原因。
第二、国家政权和领导者被赋予一种神秘和神圣性，剥夺了普通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的可能性。内圣外王的思想，要求国家的领导者首先必须达到道德人格的完满，成为“圣人”，才能从事管理国家的工作，这就把国家的管理工作赋予了一种神秘性和道德神圣感，成为少数人的垄断品和专利。因为能成为“圣人”的，毕竟只有少数人（甚至只能是一个人，那就是皇帝），普通民众永远都只能处在被教育、被抚牧的地位上。对仰之弥高的笼罩着神秘道德光环的政权来说，普通民众只有服从而无法参与，所以内圣外王的儒家思想是和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专制制度相适应的。
现代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政教分离，也就是政治领导与思想和精神领袖的分离、政权和意识形态的分离，这是现代社会相对于古代的一个进步。这样做，一方面，破除了政权和领导者的道德神圣性和神秘感，承认政治制度和领导体制完全是一种权力运作和利益分配的机构和场所。在利益的分配要求上，不但领导者和社会的少数上层有权参与，广大普通民众也同样有利益要求，因而他们也同样可以而且应当参与到政权运作中来，这样就可以使一个国家的政权基础扩大到普通民众当中，政治合法性大大增强，社会也会更加稳定。
另一方面，在政教分离的政治形态下，思想家和思想理论抛开对政治权力的倚重和追求，一个社会不是将某种特定的理论定为一尊，而是任何理论都有存在和发展的自由，思想理论完全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运作，这样才能真正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变“王宫学”为“百家言”，形成整个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的繁荣，激发社会全体民众的创新精神和创造力。
二、为政以德、德主刑辅的思想对中国形成法治社会的影响 孔子主张“为政以德”，这一思想在内圣层面，就是要求领导者的个人道德修养达到完满，“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领导者只有占领了道德的制高点，才能够使被领导者和人民自然而然的信服，就好像北极星一样，处于中心的位置，自然被群星围绕、拱卫；在外王层面，“为政以德”就是要以领导者的道德认知为标准和规范来教化民众，孔子主张“为国以礼”，主张统治者用礼教来教化民众。孔子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论语.子路》）”，教化民众的方法就是领导者做出道德表率。
孔子本人所推崇的理想社会状态，是一种完全弃刑罚而不用，只依靠道德教化的力量就能达到社会和谐的状态，所以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但孔子又认为，从人的本性上来看，人分为三个等级，《季氏》篇中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第一种是“生而知之”的圣人，第二种是困而学之、学而知之的普通人，第三种则是困而不学的愚人。孔子认为，一三两种人是少数，他们的本性是没办法改变的，所谓“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在孔子看来第二种人是大多数的民众，这一部分人才是教化的对象，他们的行为、思想是可以改变的，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论语•阳货》）”就是针对这一类人。而对于少数“困而不学的愚人”就要辅之以“刑”。在孔子看来，德是根本的，是主要的手段，是体，刑罚是用，是辅助的手段。对于少数“困而不学”的下愚之人，在道德教化不发生作用的情况下，才能不得已而施之于刑罚，所以刑罚被孔子放在次要的第二位的地位上。
孔子的这一思想被董仲舒概括为“德主刑辅”。德主刑辅的思想对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以德治国”、“以礼教治天下”几乎是每一个朝代所标榜和推崇的，一直到近现代，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在中国依然没有形成。
孔子的“为政以德”、“德主刑辅”政治思想和教民思想对中国形成法治社会的阻滞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必须有一套完整的、刚性的行为规范起作用，那就是健全的法律体系和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但孔子及儒家的“德主刑辅”思想所推崇的却是道德原则和规范的优先性，甚至希望完全用道德代替法律来约束社会和民众，如孔子对“无讼”的追求。然而道德原则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有弹性的行为规范，具有不确定性。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按照儒家由内圣而外王的理论，一个达到内圣的领导者，领悟了道德的真谛，然后施教化于普通民众，以成外王事功。这样，道德规范和原则的制定和解释权就完全掌握在了少数“圣人”手中，理论上的由内圣而外王，在现实中就异化成了由外王而内圣。广大民众只有接受教化的义务，而不能对道德原则和规范本身提出异议，更不能不遵守甚至反抗它，否则就是“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孔子家语.刑政》），就是屡教不改，而诉之于刑罚，“德主刑辅”就变成了“顺我者德之、逆我者刑之”。
这样，具有不确定性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就完全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就成了一件神秘莫测的少数“圣人”用来治民的工具，“以德治国”就是把一切社会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神秘化，使之完全以“圣人”的好恶为标准，因而整个社会实际上也就没有了一个确定的行为规范。《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晋国“铸刑鼎”，将社会行为规范用法律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且公之于众。晋国这一做法遭到孔子的强烈反对，孔子说：“晋其亡乎，失其度矣！„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晋国这样做，用确定的规则代替了道德，成为一切价值判断的标准，会打破“圣人”独断社会行为规范解释权的地位，打破“圣人”的道德神圣性，使“贵贱无序”，这在孔子看来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再次，孔子和儒家对“刑”的功能和作用的理解，也是造成中国不能形成法治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
（1）在儒家那里，刑和法是单纯惩罚性的工具（法家同样也是这样理解的）。刑就是法，法等同于刑，法律只是保证道德规范得以实施的带有惩罚性的手段。在中国古代，法律的作用只是强调社会成员的义务，从来也不具有维护民众权利的功能。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刑法超乎寻常的发达，形成过好几部完备的刑法典，如唐律、大清律，但是却没有也不可能产生一部哪怕是最简单的民法。
（2）刑是对民不对官、对下不对上的。根据儒家的“德治”理论，无论是最高领导者还是各级官吏，他们或者是道德修养达到“内圣”的“圣人”，或者是选拔上来的德才兼备、道德修养能起到模范作用的人才，总之他们的道德修养都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当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施之于刑罚，所以才有“刑不上大夫”的说法。只有普通百姓才有可能不服教化，达不到统治者的道德要求，所以只有百姓才是刑的施用对象。在儒家那里，刑就是官治民、上治下的工具，法律是用来惩罚不服教化的普通民众的。中国古代也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宣传，但这句话是站在皇帝的角度说的，是指任何人都不能冒犯皇帝的权威，否则，即使是王子，也要和普通百姓一样受到惩罚。而作为最高领导的皇帝本人却是不受任何法律条文的束缚的，中国从来也没有产生过“皇帝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思想。
在现代法治社会，法律不仅仅是治民的工具，它更应该是“治官”的工具，是限制政府的工具。因为官员和政府拥有更多的权力，因而应当受到更多的约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不仅指普通民众之间、个体与个体之间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它更多的是指个体与集体、集团之间的平等，是指一个普通的百姓与官员、政府机关、政治的或利益集团之间的平等，而这一点恰恰是儒家的为政以德、德主刑辅思想所缺乏的。
三、孔子的正名思想本质上是对等级秩序的鼓吹
孔子主张通过“正名”，以整顿“礼乐崩坏”的周朝政治制度，消灭“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执国命”等各种违礼僭越行为，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政治秩序。孔子的正名思想主旨就是试图恢复和重建西周分封制的领导体制，即天子、诸侯、大夫、士等自上而下形成的金字塔式的等级森严的政治层级。
孔子所推崇的这种政治体制有一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各层级之间尊卑有序、贵贱分殊的等级差别。西周的政治层级从天子以下，是一种等级森严的政治领导体制,按孔子的话就是“君君，臣臣”。天子有天子的地位和权利，诸侯、大夫、士等层级也有各自的地位、权利和义务，他们互相之间的高下等级是明确的，不能越级，否则就是僭越，就是“君不君，臣不臣”，从而“名不正，言不顺”。
现代国家的政治体制同样拥有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治或权力的政治层级，但现代国家的政治层级或领导体制与中国西周时期的分封制领导体制有着本质的不同，那就是处在各政治层级中的作为个体的人的地位及相互关系不同。在现代领导体制下，不同的政治层级之间权力的大小、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关系等，都是由法律规定而形成的职务关系，职务有高低，权力有大小，但是担任职务的人本身并没有高低贵贱的差别，他们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这是现代政治体制的进步之处。然而，孔子所推崇的中国西周时期的分封制则不同：天子、诸侯、大夫、士等政治层级的形成，不是由法律规定，而是由人本身的高低贵贱，由人本身不平等的人身依附关系而形成的。所谓“君”“臣”，就是“主”“仆”。《说文》对“臣”的解释：“臣，牵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说文解字.卷三》）臣事君，就像被牵着的牲口一样，说明其地位低下；还有一种说法：臣是眼睛的象形，是低着头而望主人的奴隶的眼睛，后来用以指代奴隶。[5]总之，臣的本意就是像牲口一样的奴仆的意思，所以《左传》中说“天子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意思其实就是说“天子以公侯为奴仆，公侯以大夫为奴仆，大夫以士为奴仆„。”整个社会除了最高的天子以外，每个人都具有主人和奴仆两重身份，对上是奴仆，对下又是主人，而天下所有的人都是天子的奴仆，所以《诗经》上才说：“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总之，建立在人格不平等基础上的等级秩序，就是孔子所推崇的西周领导体制的特点。
西周的分封制领导体制，经过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被郡县制所代替，但是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贵贱等级秩序和观念不仅没有消失，反而随着中央专制制度的加强而加强。在秦汉以后，帝王与臣子的这种实质上的主仆关系与西周时期可以说毫无二致，这一点，可以从中国的宰相制度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由宫官而朝官、由奴仆而宰辅”的循环演变过程来清楚地看到。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演变史，就是随着皇权不断加强，“由宫官而朝官，由奴仆而宰辅”的循环演变过程。汉代以“尚书”代“三公”，唐代以“中书、门下”代“尚书”，明清以“内阁学士”代“中书”，清代后期又以军机大臣代内阁学士。所有这些尚书、中书、内阁学士、军机大臣等，最初的身份都是皇帝的私人秘书、宫官，即皇帝的仆人，后来才具有了宰相的职权。所以，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其实质身份也还仍然是皇帝的奴仆！孔子为正名所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论，经过汉代董仲舒等人的发展，演化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一套封建社会的纲常伦理，更是从思想意识形态上强化了君臣上下的等级观念，渗入到中华民族精神的骨髓里。
正因为有这样一种关乎人格贵贱的等级秩序和观念的存在，在中国，作为个体的人在政治层级中的流动就往往只能是单向的，只能上不能下。而在现代西方，由于政治层级的不同与人格尊严无关，所以，个人可以在政治层级和领导体制内上下流动，整个社会也不以为异。部长可以竞选成为总统，曾经的总统也可以再当部长（典型的例子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但在中国，如果一个人在政治层级和领导体制中向下流动，则对于他个人甚至对于他的家族来说，就成了一件非正常的事件，就意味着这个人社会地位的下降和人身尊严的丧失；至于最高的领导职位——皇位的更替，更是非经过大规模的流血战争或者暗箱中的权力角逐不能实现。
现代中国正在努力从法律文本的意义上建立现代政治和领导体制。但是，要消除儒家“君君臣臣”的思想在两千多年中形成的尊卑贵贱的等级观念对我国社会的影响，建立起实质上的现代政治领导制度，建立起真正能上能下的各级领导干部任用和管理机制，整个社会形成“官员”能上能下的观念和社会氛围，还是一件任重道远的事情。
参考文献：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影响力,传统文化对人的影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具有五千年灿烂历史文化和道德传统的中国,要想在二十一世纪的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关键在于人才的培养。现代人的思想行为,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国家未来的发展。因此,怎样培养具有现代高素质的人才,是我们面临的又一个新问题。
做人，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关注的一个问题，所谓，未做事，先做人。中国的传统文化指向内心的，注重人们思想境界的提高和道德素质的培养。《大学》开篇也强调：“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又说：“格物致知，正心诚意”；“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修身是为人、为事的根本，修身不成则一事无成。自己健康人格的塑造，道德操守的养成是每一个人应该倾其毕生精力以完成的。现代人在掌握更多更新的知识，不断加强知识积累的同时，也切记不能忽视自己思想素质的提高。我们应该先学做人，再学做学问。“德才兼备”应是每一个人的精神追求。
我们应当汲取的儒家精神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感——我国传统文化中思想哲学的基础儒家提出做人的理想应当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甚至主张“清静无为”的道家，也有人格修养的原则，即“内圣外王”。
这尤其是儒家历代的志士仁人的道德理想。如汉初贾谊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宋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清代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集体的利益，国家的兴盛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当代大学生正处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应增强我们集体荣誉感和爱国主义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所作为，实现自己的价值，报效国家。
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人格修养——胸怀浩然之气，昂扬奋发，平治天下正，是对自己修养的重视，使得自强不息成为历代知识分子的特色。正是这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使得中华民族屡经患难而不倒。我们国家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期，在国内需要进一步探索改革的思路，在国外需要我们去争取更加有利的发展环境，我们面临的困难很大，我们作为将来国家建设的中坚力量，就应有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于艰难困苦中奋发图强，逾挫逾勇，开拓创新，锐意进取，唯有如此方能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永远屹立于世界之林。
安贫乐道的人生态度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这种处贫贱而乐在其中的人生态度是一种精神享受，而此时的人格世界是一种安然、充实又自得的世界。当一个人处于贫穷凄寒的境地又能锲而不舍地追求人生价值时，安
贫乐道起着精神支柱的作用。孔子的弟子颜回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陶渊明“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是”；刘禹锡的《陋室铭》云：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唯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他们的这种安贫乐道的人生态度能鼓励我们在挫折中保持信心，乐观旷达，藐视苦难，充满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让我们能从挫折中走向成功。
舍生取义的生死观 ——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孔子虽然看重生命，却绝不苟且偷生。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观点，提出了“舍生取义”，“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儒家精神认为，当个体的生存与道德原则发生矛盾时，个体应舍弃生命来服从道德原则。这种为了仁义而不惜牺牲生命的死亡观，是宏大刚强的气概，是不可侵犯的凛然正气。而这种价值观也深刻地影响了我们每个人。
废寝忘食、乐而忘忧的学习态度——《论语》中孔子有关道德修养方面的论述涵盖多个方面。如在修身做人方面孔子教育他的弟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者。”意思是看见道德高尚的人就要想着向他看齐，看见不讲道德的人就应当自己从内心反省一下，看一看有没有跟他一样的错误。他还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就是说品德不加以修养，学问不勤于研究，听到符合道义的事，不能竭力去做，自己有缺点不能勇于改正，这些都是我忧虑的啊！孔子还曾非常严厉地说：“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就是说犯了错误不立即加以改正，这才是最大的错误！
关键词：现代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影响
20世纪以来, 以相对论、量子力学、原子结构理论、分子生物学四大理论为标志的现代科学和以原子能技术、信息技术、宇航技术、生物技术四大技术群为标志的现代技术迅速发展, 对中国经济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现代科学技术一方面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进步, 例如, 推动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优化, 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中国的城乡关系, 但不可否认另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对中国的经济社会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 例如, 资源环境危机, 人文精神缺失, 信息科技革命的忧患。分析现代科学技术对中国经济社会产生的影响, 提出行之有效的对策与建议, 可使现代科学技术更好地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促进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一、现代科学技术对中国经济社会的积极影响
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 对中国经济社会产生了许多积极影响。例如, 现代科学技术极大促进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中国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优化, 城乡关系进一步改善。
(一) 现代科学技术促进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首先, 现代科学技术对劳动力产生了重要影响。劳动力是指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现代科学技术不仅延长了劳动者参加劳动的时间, 而且提高了劳动力的质量和水平, 脑力劳动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其次, 现代科学技术使劳动资料的功能、结构等都发生了巨大变革。劳动资料的巨大变革极大地推动了生产方式的变革, 推动社会生产力向着更高的水平发展。再次,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拓宽了劳动对象的领域, 人类的社会生产活动向各大领域深入, 为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物质财富。
(二) 现代科学技术对中国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优化
现代科学技术促使中国传统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首先, 现代科学技术使中国的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现代科学技术在改造中国传统产业部门的同时, 也推动了开发型产业、知识型产业等一批新兴产业部门的产生, 服务产业也得到了大发展, 同时, 一些中小企业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动, 在市场经济中也取得了一席之地, 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其次, 现代科学技术使中国的消费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现代科学技术改变了人们以往的消费行为和消费心理, 人们的消费需求多样化, 对非日常生活必需品等选择性消费品的需求越来越多, 更加注重精神需求的满足, 享受消费占得比重越来越大。
(三) 现代科学技术改变了中国的城乡关系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城乡关系, 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新型的工农城乡关系的构建, 推动了中国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许多农民市民化, 大量农业劳动者转为工业劳动者。现代科学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 提高了农业技术水平和农业劳动生产率,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
二、现代科学技术对中国经济社会的消极影响
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 现代科学技术在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 也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例如, 现代科学技术导致了严重的资源与环境问题, 导致现代社会人文精神的缺失, 同时也带来了信息科技革命的忧患。
(一) 资源与环境问题严重
现代科学技术既为造福于人类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也导致了危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一系列资源与环境问题。首先, 现代科学技术推动经济社会迅速发展, 各国对资源的需求与消耗与日俱增, 导致各种资源极速消耗, 许多资源正面临短缺或者耗竭;其次, 现代科学技术也引起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 例如, 许多工业化国家大量使用石油、煤等矿物燃料, 带来了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酸雨等严重的环境问题, 同时, 化学制品也被广泛使用, 这在不同程度上污染、毒害了全球的生态环境, 此外, 土地荒漠化、物种加速灭绝等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 这些资源与环境问题不仅仅是单纯的生态环境问题, 更是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 它们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居住环境, 影响社会稳定, 而且从长远角度来说, 不利于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 人文精神的缺失
现代科学技术导致人文精神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 在现代科技社会里, 人们只注重自身物质需求的满足而忽视精神需求的满足, 精神世界的空虚使他们在心理上产生迷茫感和失落感;其次,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许多人信仰缺失, 他们片面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而忽视了自身应当具有的崇高的理想信仰;再次, 现代科学技术推动下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并没有提升人们的道德水平, 反而出现了道德的滑落。在市场经济中, 人们往往一味地追求功名利禄而忽视对自身的良知和道义感的构建, 道德滑坡与道德缺失现象时有发生。
(三) 信息科技革命带来的忧患
首先, 互联网的发展为人们带来了更多的交往途径与交往手段, 改变了人们以往的交往方式与交往观念, 许多人终日与虚拟的网络相伴, 沉迷于网络中的交流, 忽视现实生活中与他人的沟通, 造成人际关系淡漠, 人与人间的感情疏远;其次, 引发了网络犯罪、网络色情、网络成瘾等社会问题。许多青少年沉迷于网络世界里无法自拔, 这对他们的学习与生活都产生了严重的危害, 同时, 许多违法犯罪分子利用互联网通过多种渠道传播色情、诈骗等有害信息, 这些不良的网络信息作为网络时代的精神毒品腐蚀着人们的道德意识, 严重影响人们的身心健康。
三、对策与建议
针对现代科学技术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的消极影响, 应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 促进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从而更好地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一)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指导方针
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 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发挥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 促进创新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通过自主创新, 提高中国的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 广泛吸收国外先进的科技成果, 抓住发展机遇, 在关键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实现跨越式发展, 加快先进技术的推广应用, 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二) 开展科技创新教育, 培养科技人才
现代教育是科技生产再生产的重要条件, 主要体现在:教育具有再生产科技的功能, 科技不是某个历史时代的产物, 而是人类社会整个历史发展的结晶, 是个不断传递、积累、发展和再生产的历史过程。而教育在这一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社会生产力不仅取决于劳动者的技巧, 也取决于它的工具完善程度。教育将使年轻人能够很快熟悉整个生产系统。教育是把人类长期积累的科学知识、生产技术, 经过有目的地选择、提炼、加工、概括而进行传递的, 同时在传递中又有科学的讲授、传递方法和手段, 因此效率比较高。为此, 我们应该加大教育投入, 确保教育优先发展, 创新教育制度, 培养科技人才。
(三) 构建现代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作为整个人类文化所体现出的最根本的精神, 是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最高体现, 它引导人们以“真善美”为旨, 追求崇高的理想信念, 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人文精神与现代科学技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为促进现代科学技术更好地造福于人类, 我们应当构建现代人文精神, 发挥构建现代人文精神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良好的人文条件和精神支撑, 在现代科技成果的运用中发挥良好的指导和规范作用, 让现代科技与人文精神互动协调发展。
(四) 建立健全有效的科技管理体制
科学发展观要求现代科学技术不仅注重其带来的经济效益, 更要注重其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以促进现代科学技术的可持续发展。为此, 我们应当建立健全有效的科技评价体系与评审机制, 采用同行评议与量化评分相结合的方法。既要注重评审人员的专业素质, 又要注重评审人员的道德素质, 做到德才兼备。依法治国是中国的基本方略, 所以我们也应加强科技立法, 用法律的强制力来保证现代科学技术积极作用的发挥, 防范与化解现代科学技术产生的消极影响, 保证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我们无法否认现代科学技术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 但我们也应采取积极的对策, 降低现代科学技术对中国经济社会带来的消极影响, 让现代科学技术更好地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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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际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联合会.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Z].1990.
[3]钟瑛, 李茂娟.网络色情信息危害现状与管理控制[J].信息网络安全, 2007, (5) .
如果说，信息产业是生产力领域的伟大革命，那么金融证券业的发展，则是生产关系领域的伟大革命。也就是说，一个电脑，一个股票，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着人类社会以往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把人类社会带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一、投资领域的一场伟大革命
自有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以来，投资就一直是少数人的活动，然而，当今金融证券业的发展，已开始突破这种状况。
1.社会投资主体改变了。社会公众正在取代少数人成为投资的主体。证券的大众化和高度分散化，使广大社会公众越来越成为投资主体，美国社会公众持有的股票、债券和基金等有价证券，已经超过了社会总产值，社会公众已经完全成为投资主体。社会投资主体的改变，必然会改变着多数人和少数人的关系，把多数人为少数打工的时代转变成为少数社会精英为社会公众打工的时代。由社会培养的精英将不再只是向社会索取的一种经济占有力量，而会成为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大众的积极力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由投资主体的公众化所形成的大众经济基础，必然会形成民主政治最坚实的基础，而且这里的民主不再是少数人的精英民主，而是由社会绝大多数人共同享有民主权利的大众民主。
2.社会财富占有主体改变了。社会财富占有主体的改变，是投资主体改变的必然结果。既然社会公众成为了投资主体，有投资所形成的社会财富自然也就归社会公众占有，社会公众自然成为了财富占有的主体。社会投资主体的公众化和社会财富的共同占有，必然会进一步改变公司的性质，把公司由目前实现个人发财致富的工具变成实现社会公众利益的工具，这就必然会逐渐改变公司的性质，最终形成公司的公共化。公司的公共化意味着公司作为少数人剥削压迫多数人工具的历史将彻底终结，人们将在新的不再有劳资双方对立的基础上，重新构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合作关系。
3.支配社会生产的主体改变了。一方面社会公众成为生产的主人，不再只是生产的工具，另一方面人和资本的从属关系改变了。人成为生产过程中的主导，成为最核心的要素，资本退居次要地位，成为从属于人的物质力量。作为劳动者的人不再如以往那样只是资本的一个部分，只有通过资本才能实现自己。相反，劳动者成为资本的主人，成为生产过程的主导者和支配着，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宰。金钱统治人的时代将会结束，人支配金钱的时代将会开始。
4.社会财富的分配规则和分配序列改变了。生产决定分配，生产的主人必然是分配的主人。由于以往劳动者不是生产的主人而只是生产的要素，所以完全被排除在社会剩余产品的分配过程之外。可是，当社会公众成为投资主体后，社会财富的分配主体、分配规则和分配序列完全改变了。首先，在空间上，社会公众以劳动者和所有者的双重身份，成为剩余产品的分配主体，第一次直接进入了剩余产品的分配过程，作为持有股票的劳动者，可以直接参与公司分红。其次，在时间上，社会公众在分配序列中，不再如同以往那样排序最后，而是排序第一。以往社会财富的分配序列是公司—国家—公众，即公司先得到利润，其次才是交给国家的税收，最后才是国家财政通过公共投资惠及社会公众，社会公众排序最后。证券投资则改变了这个分配序列，把这个分配序列完全颠倒过来了。因为股票价格是由预期收益决定的，在经济增长之前股票价格先涨，投资者首先获得收益；当经济增长实现之后，公司才能得到利润，公司得到利润之后才有税收交给国家，所以国家排序最后。所以，在虚拟经济条件下，往往是社会公众首先“预支”经济增长的利益，其次获得收益的才是公司和国家。这就是大众时代大众经济的根本特征之一。
二、社会利益关系领域的一场革命
1.淡化了各个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边界，能够形成统一的社会利益。在虚拟经济条件下，社会公众作为证券投资者，彼此具有共同的利益，这个共同利益就是证券市场价格的涨跌。如果价格上涨大家都能够获益，相反，如果下跌大家都遭受损失。如此一来，证券市场就把各个社会集团和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统一起来了，从而为整个社会和谐统一提供了相应的经济基础。这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相比最大的历史特征。
2.形成了个人、公司和社会三方面利益的统一，改变了以往劳资之间的对立关系。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工业社会的悲剧之一，就是形成了个人、公司和社会三方面之间利益的对立。首先是个人和公司之间的对立。公司为了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千方百计压低工人工资，形成了个人与公司之间利益的尖锐对立，劳资双方的矛盾不可调和，因为利润和工资之间永远是对立的。其次是公司和社会之间利益的对立。公司为追求自身利益，往往会减少环保投资，破坏环境和资源，损害社会利益，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就是由此造成的。而作为虚拟经济基础的现代股份制度则能够解决上述三个方面之间的矛盾。一方面，现代股份公司的员工持股制度，使员工同时具有了投资者和劳动者双重身份，既拿工资又参与分红，这就消除了由利润和工资对立造成的劳资对立，把员工个人利益和公司利益捆在了一起，实现了个人利益和公司利益的统一。另一方面，现代股份制度的独立董事制度，则成功实现了公司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统一。现代独立董事制度的特点，是由社会名流担任公司的独立董事，法律禁止独立董事持有公司股票和领取公司工资。由于独立董事与公司没有任何利益，而一旦公司损害了社会利益，社会惩罚的却是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即使从个人利益出发，也绝不会允许公司损害社会利益。这就从公司内部杜绝了公司损害社会利益的可能性，在客观上实现了公司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统一。
任何社会政治体系及其中的政治活动都是处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文化氛围之中 ,任何社会的政治文明建设都要受这种经济文化氛围的熏陶和影响。优秀的传统文化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而落后的、腐朽的传统文化则起着消极的阻碍作用。由于长期不发达的中国政治文明历史以及造成这种不发达的各种社会存在和社会环境 ,在人们的心理上形成一种文化积淀 ,这种积淀构成了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文化环境。这种环境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影响极为深刻。研究探索这些影响产生的原因 ,找出其应对的措施 ,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和逻辑表明 ,一个社会的文明与发展 ,首先是从物质文明开始的。物质文明是整个社会文明的基础 ,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从事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没有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我们只有在物质有保证的时候才会有可能去关心政治。
我们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封闭形式对人们的参政的影响可谓不小，正是这样的一种文化束缚了我们政治的发展，在那样的文化观念下，人们几乎都有自己的小生活圈，基本需求都能自给自足所以不愿与外界交往，一旦走出自己的小圈子就会感到惶恐不安，更不用说让他们去参加政治生活了。,在小农经济中 ,对于大部分中国农民来说 ,政治就意味着缴租、纳粮、服劳役。农民也心甘情愿地这样做 ,因为对于分散的小农经济来说只有官府才能保护他们 ,即农民是通过放弃自己的政治人格和参与权利来换取自己的政治生存的,而不是利用这种人格和权利去争取政治生存[ 2 ]。马克思对农民的分析:“ 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他们不能自己代表自己 ,一定要别人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 ,是高高地站在他们之上的权威 ,是不受任何限制的政府权力 ,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它阶级的侵犯 ,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露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 ,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一切的社会。” [ 3 ]由于历史的力量 ,这种影响至今还未完全消除。
宗法制度的血缘文化对社会主义政治也有着严重的影响。第一，我们中国人的家族和乡土观念强，一个很常见的现象比如说一般老人都不喜欢外出，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他们身体不方便，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乡土意识，特别是老年人尤其是。特别是村落的家族文化这种家族意识与他们封闭的生存方式以及经济利益、心理习俗、精神信仰等紧密联系在一起 ,有十分顽强的生命力和再生性。它使人所有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都局限在家族圈子内 并深刻影响着中国乡村的社会政治文明建设。,在对待和处理公共生活冲突的过程中 ,人们宁愿求助于区域内的人情和礼俗 ,而不愿求助于政府和法律这种现象对我们政治的建设极为不利。
对于人的权利的关护。中国传统文化属人文文化，不论是儒家、道家、佛家，都关注于人的存在，但它们关注的重心是人如何“成圣”、“成仙”、“成佛”，注重的是人思想境界的提升。而忽略对人自身权利的关护，由于过高地提升“圣„‘仙„‘佛”的意义，从而不同程度地贬抑_r人的最基本的需要。除了儒家之外，道家、佛家更是淡出政治，在此文化背景下，对人的权利关护就显得不够，特别是政治权利。（3）
儒家思想对政治的影响可就是众所周知的了，中庸之道并不仅仅是大众所认为的简单的不偏不倚,讲究的是个“无过犹不及 ” 的问题这么简单。他还包含了另一层含义。孔子曰:“ 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比。” 意思是说没有什么事情是必须去做的或者绝对不能做的,而是根据实际情况怎么样能合于义就怎么样去做。这种思想甚至可以上升
为一种哲学概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邓小平不仅率先倡导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且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升为一个完整而有序的系统。5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4 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依据现实不同的情况做出不同的政策选择,可见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也是在对传统政治思想的传承。
在儒家思想中关于民的问题得到了很大重视,孔子的“ 为政以德”;孟子的“ 政在得民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以及黄宗羲的“ 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旺,而在万民之忧乐 ” 以及到唐朝唐太宗的“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无一不体现了儒家的仁政以及民本思想。
。在科学发展观下构建的和谐社会的核心思想就是“以人为本 ” 的人本思想,它即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 ,强调“ 按照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和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其中的以人为本就是要发展为了人,发展也依靠人,要注重人的需要,人的利益。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根本的出发点和归宿。以及 2010年在两会中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非常重视民生问题,对于人民最关心的就业问题,社会保障以及医疗保险等诸多方面做了政策方面的阐述。报告中有提到:“ 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 我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缺乏民主法制的传统,所以我认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应该追溯的思想根源是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这种思想在不断传承和延续不断创新的过程中已经深入人心,虽说这也不再是统治者的统治手段,可确实也是顺应了现在时代的发展。
陶东明 ,陈明明.当代中国政治参与 [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1998
资本论(3，论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政治——宁新昌 4，历史教科书
5，] 《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 》 6，传统文化续谈——吴江
7，对传统文化的审视——范晓燕 8，传统性格的两重性——王从仁
9，儒家政治思想对现代中国政治现代化发展的影响 ◆潘庆颖
更新日期：2010-7-9 23:09:36 | 浏览：203次
一、“民本”观念与“顾客导向”的营销理念
二、“和谐”观念与“关系营销”的营销理念
三、“人本”观念与“人本管理”的营销理念
四、“义利”观念与“诚信营销”的营销理念
五、“兼容”观念与“整合营销”理念
六、“变易”观念与“创新营销”的营销理念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具有丰富的内涵，传统文化中蕴涵着很多现代营销理念，例如“民本”观念、“和谐”观念、“人本”观念、“变易”观念、“义利”观念、“兼容”观念等，这些观念都对现代营销理念有深刻的影。作为五千年文明古国的后代，我们必须深入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挖掘传统文化的内涵，探索传统文化对现代营销理念的影响。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营销理念
中国传统文化浩如烟海，是一个包含多民族文化系统的大系统。中国传统文化是从周代开始奠基的，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和理性主义的崛起，中国传统文化在理论和观念上得到了长足发展。到秦汉时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大力实行“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等措施，基本上确定了以儒家理想为主导的统一的汉民族文化。儒家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营销理念的影响，也主要集中体现在儒家思想对现代营销理念的影响上。
一、“民本”观念与“顾客导向”的营销理念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这种精神可以归纳为：其一，“仁者，爱人”，“老吾老以致人之老，幼吾幼以致人之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二，强调“民本”、“民心”、“民意”，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其三，强调个人修己、正身、明白“为君之道”、“为将之道”、“爱民之道”。
“民本”观念体现在现代营销过程中就是以顾客的需求为中心，追求“顾客导向”的营销理念。什么是顾客导向观念?就是突出以消费者为中心，切实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和愿望，尊重顾客需求。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苟子》日：“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不以仁心对待顾客．顾客何以仁回报？尊重、关怀消费者的愿望、疾苦，帮助消费者解决问题，为消费者创造方便，在企业、商家与消费者发生矛盾的时候，作为企业营销人员首先要“修己、正身”，进行换位思考，强调民本、民心、民意，违背消费者意愿的事情不能做。在当代，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市场营销观念表现为：顾客需要什么．就卖什么;能卖什么，就制造什么。而不是陈旧的营销方式所表现的那种“能制造什么，就卖什么。”顾客是上帝，以顾客为中心是市场营销的主题。深刻理解并树立“民本”理念，要求我们牢固树立消费者至上的观念，树立顾客导向观念，企业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都要以消费者为中心，处处维护消费者的利益。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和欲望，这是企业营销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
二、“和谐”观念与“关系营销”的营销理念
追求“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古人强调“礼之用，和为贵”，“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天人合一”，“天下一家”。
“天人合一”的基本精神是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关系营销以系统论为基本指导思想，将企业置身于社会大环境中来考察企业的市场营销活动。企业营销是一个与消费者、竞争者、供应商、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发生互动作用的过程，正确处理与这些个人和组织的关系是企业营销的核心，是企业成败的关键。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不懂得协
调人际关系，就不能立身处世。当代商战也应遵守礼，遵守社会法律和道德规范，实现互利双赢。
中国传统的和谐观念要求我们树立关系营销观念，在追求企业自身短期利益的同时，考虑到企业的长期利益，在追求企业自身利益的同时，考虑到社会的利益。具体讲就是：其一，企业与社会的和谐，企业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应该履行一定的义务和责任；其二，企业与员工的和谐，企业应关心员工，充分发挥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其三，企业与竞争对手的和谐，从你死我活到追求“共赢”；其四，企业与供应链之间的和谐，整合上下游关系。
三、“人本”观念与“人本管理”的营销理念
“人本”即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孔子管理思想的精髓。以人为本的观念强调尊重人的价值，鲁哀公曾向孔子问政，孔子答曰：“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从以人为本的思想可以得到启示，对自己员工“仁爱”，让员工满意，那么他们才能以“仁爱”之心回报企业，成为企业长期的关系公众。
中国的企业家们已经认识到企业的经营活动不仅在于物质条件，而且还在于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人本管理的理念应用于营销，就是发挥企业员工在营销活动中的主体作用，使企业、产品的信息通过营销人员自觉主动和有创造性的活动传达到目标顾客，形成企业、营销人员和消费者的良好互动关系。因此，对于企业的营销管理活动来说，首先企业必须认真对待“内部顾客”的需求，管理者的主要职责不单是执行计划，监督、控制，而更重要的是要吸引员工参与到企业的决策与管理中来，创造一种适宜于人们充分发挥其潜能和才智的工作环境与条件，从而使“内部顾客”达到满意，将员工紧密的团结在一起，热爱和忠于组织；其次，经过企业营销人员的自觉努力，与竞争者展开公平竞争，引导消费者合理消费，真正关心消费者利益，从而得到广大消费者的支持，达到内外沟通，占领市场；再次，重视人力资本投资，使知识的价值不断增值，将企业的长期竞争优势建立在以知识资本为主体的核心竞争力上。
四、“义利”观念与“诚信营销”的营销理念
诚信是中国儒家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中最基本的伦理范畴之一。所谓“诚”，主要指诚实不欺，诚实无妄。所谓“信”，一般指讲信用、重信誉。要诚实守信用，反对失信和欺诈。
“诚信营销”的营销理念主要体现在：
1、诚心。即企业应具有全心全意为顾客服务的一片诚心，一切为顾客着想，一切使顾客满意，把顾客看作是自己的亲人和朋友。(2)诚实。即企业经营者必须真诚老实，商品交换经营活动中必须货真价实。(3)诚恳。即企业经营者对待顾客应坦诚相见，直率待人。
2、信用。即企业经营者必须言行一致，说到做到。为此必须摒弃那种肆意夸张，文过饰非，“说的一套，做的又是一套”的不正当行为。(2)信誉。信誉是企业的无形财产，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企业遵循诚信原则，就必须把企业信誉放在首位，以信用赢得商誉。(3)信守。即商业企业应依法经商，信守合同。
3、儒家伦理 认为“人若无信．不知其可也。民无信不立”、“信则人任焉”。诚者、天之道也。诚者,人之道也。以诚为本是塑造企业形象和信誉的基石．是企业获得效益、赢得市场的法宝。市场只青睐货真价实、真诚对顾客服务、对社会负责的企业和运营者。鄙视那些不诚信行为：产品假冒伪劣、价格欺诈、广告虚假，售后服务、质量差。
五、“兼容”观念与“整合营销”理念
中国文化自生发期始就呈现出多元状态，齐鲁、巴蜀、楚、吴越、岭南诸文化各呈异彩，是“君子以厚德载物”式的海纳百川的非凡气概，使其兼收并蓄，涵熔异质，实现了多元文化的整合。
现代营销理念中的整合营销包括多方面的整合。首先，对企业内外部实行一体化的系统整合。
整合企业的营销管理，营销过程、营销方式及营销行为，实现一体化；整合企业的商流、物流与信息流，实现三流的一体化。其次，企业营销活动的整合，不仅仅是企业内部各环节、各部门的协调一致，而且也强调企业与外部环境协调一致，共同努力以实现整合营销。我国企业要积极学习国外企业的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特别跨国公司的整合营销，为我国企业开展整合营销服务。再次，整合营销体现在整合营销传播上，主张把一切企业的营销和传播活动，如广告、促销、公关、新闻、直销、CI、包装、产品开发进行一元化的整合重组，让消费者从不同的信息渠道获得对某一品牌的一致信息，以增强品牌诉求的一致性和完整性。这使得一切营销活动和传播活动有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六、“变易”观念与“创新营销”的营销理念
《孙子兵法》曰：“兵无常势，水无常行，能因故变化致胜者，谓之神。”中国古代“变易”思想的精髓是：其一，刚健进取的自强精神。其二，革故鼎新的变易思想。牢固树立“变易”思想就是要求我们善于学习、兼收并蓄，吸收国外最新的市场营销理论和动态，敢于创新，最终形成适于我国特点的市场营销理念。可以说，现代社会中，创新就是营销的主题。从麦卡锡的4P理论说到科特勒的11P，从4C到舒尔茨的4R，绿色营销、网络营销、整合营销、关系营销等各种思想层出不穷。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对今天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并角逐于国际市场的中国人来说，并不是古老文化的一切都适用于今天。因为从今天的角度去鉴别和衡量我们的民族文化，其中既有深刻的社会、人生哲理，给人以教益与启迪，也有许多封建糟粕。我们对待传统文化，也应和对待西方外来文化一样，既不能全盘吸收，也不能全盘否定。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我们生活在这个变幻奠测、竞争激烈的世界，现在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的市场营销思想，为现代市场竞争服务，这绝不是说，我们可以从祖先的论著中寻找到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具体问题的现成答案，而主要是从古人长期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及从中提炼出来的思想、哲理中汲取丰富的养料，来开阔我们的视野，活跃我们的思路，通过对这些思想、哲理的触类旁通，举一反三，来更有效地开展现代市场营销活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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