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把握的意思

准确把握的意思

准确把握的意思 篇1

演讲者要想发表自己的意见，陈述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从而达到影响、说服、感染他人的目的，就必须通过与其内容相一致的传达手段。作为演讲的传达手段主要有：有声语言、态势语言和主体形象。

一、有声语言（讲），是演讲活动最主要的物质表达手段，是信息传递的主要载体。

它是由语言和声音两种要素构成的。它以流动的声音运载着思想和情感，直接诉诸听众的听觉器官，产生效应。

我们对有声语言的要求，则是吐字清楚、准确，声音清亮圆润、甜美，语气、语调、声音、节奏富于变化，要注意形式美和声音美。它具有时间艺术的某些特点，是听众听觉接受对象和欣赏对象。

二、态势语言（演），就是演讲者的姿态、动作、手势、表情等，它是流动着行体动作，辅助有声语言运载着思想和感情，诉诸听众的视觉器官，产生效应。

由于它是流动的，因此，它存在于一瞬间，转眼即逝，这就要求它准确、鲜明、自然、协调和优美，要有表现力和说服力。这样，才能在具备“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的.听众心理引起美感，并得到启示。它具有空间艺术的某些特点，是听众视觉接受对象和欣赏对象。然而，态势语言虽然加强着有声语言的感染力和表现力，弥补着有声语言的不足，但如果它离开了有声语言，它就没有直接地、独立地表达思想情感意义了。

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有声语言也好，态势语言也好，它们既不同于其它现实中的有声语言和态势语言，因为它们都带有一定的艺术性；也不同于舞台艺术中的有声语言和态势语文，因为它们不是纯艺术。

三、主体形象。

演讲者是以其自身出现在听众面前进行演讲的。这样，它就必然以整体形象，包括体形、容貌、衣冠、发型、举止神态等直接诉诸听众的视觉器官。而整个主体形象的美与丑、好与差，在一般情况下，不仅直接影响着演讲者思想感情的传达，而且也直接影响着听众的心理情绪和灵感享受。这就要求演讲者在自然美的基础上，要有一定的装饰美。而这装饰美，是以演讲本人为依托的现实的装饰美，这决不同于舞台艺术的性格化和艺术化的装饰美。而这就要求在符合演讲思想情感的前提下，注意装饰的朴素、自然、轻便、得体，注意举止、神态、风度的潇洒、大方、优雅，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思想感情的传达，有利于取得演讲的良好效果。

演讲就是靠着这些物质手段，组成了一个综合的、统一的完整的传达系统，达到演讲的目的。在这综合的传达系统中，缺少任何一个因素也构不成演讲活动。如果只有“讲”而没有“演”（包括主体形象），只作用于听众的听觉器官而不作用于听众的视觉器官，就会缺少感人、动人的主体形象及表演活动——即缺少实体感。那就如同坐在收音机旁听广播一样。如果只有“演”而没有“讲”，只作用于听众的视觉器官，而有作用于听众的听觉器官，就犹如在聋哑学校看着聋哑的手势一样，总是令人难以理解。所以，“讲”与“演”这两个演讲的要素是缺一不可的，只有和谐的、有机的统一在一起，才能构成完整的演讲传达手段，并圆满地完成演讲的任务。

然而，“演”与“讲”在演讲实践活动中，在传递信息的时候，并不是平分秋色，各占一半。二者虽然需要和谐统一，但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统一。而是以“讲”为主，以“演”为辅，互相义织、互相渗透、互相促进的统一。在这里“讲”则是起主导作用，起决定因素的。而“演”则必须建立在“讲”的基础上，否则它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如果平分秋色或颠倒了这一关系，也就不称为演讲了。所以，只有既“讲”且“演”，以“讲”为主，以“演”为辅，既是听觉的，又是视觉的，兼有时间性和空间性艺术特点的综合的现实活动，才是演讲的本质属性，是区别于其它现实口语表达形式和艺术口语表达形式的关键所在。

可是，在我们现实的活动中，由于人们忽视了演讲的本质属性，经常出现两种错误的倾向：

一、不讲艺术的倾向。

长期以来，由于不注重演讲艺术的研究，见到的多是严肃的、呆板的、没有说服力的报告，一些演讲者只重视其实用性，而忽视了它的艺术性，由于缺乏艺术性，结果实用性也被减弱了。更为严重的是，除了看他在那站到讲台上而外，既听不到动听的抑扬顿挫的语调，也见不到丰富多变的表达手段，更看不到优美动人的手势，只是讲完的时候，双手一举而了事。显而易见，这种演讲它是收不到预期的效果的。强调以“演”为辅，决不是不要“演” 。 “演”能与“讲”配合好这就是艺术所在。

二、追求表演化的倾向。

有的演讲者在讲台上往往追求相声、评书、以及朗诵等演讲员的表演艺术。认识不到演讲是一种现实活动，忘记了它的实用性，没有区别演讲艺术与表演艺术的本质不同。结果破坏了演讲应有的真袢及其严肃性。

准确把握的意思 篇2

一、看朝代。

一般的题目都会提醒考生诗歌写于哪个朝代, 这为我们把握诗人所抒发的情感提供了大环境。如唐代诗歌, 唐代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 盛唐诗歌自信满满, 充满开疆拓土的豪情, 建功立业的渴望;而晚唐的诗歌因为当时的社会动乱, 则更多地倾向于关注百姓, 那么山河沦丧、妻离子散的悲痛主题也就占了很大比重了。

二、看作者。

诗作者的风格对我们理解诗歌也有很大的助益。如豪放派代表人物苏轼, 才高志远, 却屡遭贬谪, 但因为他于宦海浮沉中始终能保持乐观豁达, 因此他的诗歌大多表现出超然、乐观的心态;而“性本爱丘山”的陶渊明不满官场黑暗, 毅然决然的回归田园, 因而他的诗多是抒写田园生活的闲雅恬静。当然, 一个诗人并非只有一种风格, 如婉约派词人李清照虽是多写“一种相思, 两处闲愁”的小我, 但也有“生当作人杰, 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 不肯过江东”的豪迈。因此, 了解诗人在不同时期的创作风格和经历有助于准确理解诗歌。

三、看题目。

诗歌题目是一首诗内容的高度概括, 有些题目本身就是诗歌情感或主旨的体现, 如《春夜别友人》是一首送别诗, 《越中览古》是一首怀古诗, 《宴散》则体现了本诗的写作时间与内容, 判断好是哪一类型的诗歌才能更好的把握诗歌所抒发的情感。

四、看诗句本身。

不管是有多少的信息提示, 对诗句内容本身的把握才是重中之重。诗句要特别注意的是两类语言、两种色调和两类词性。

两类语言是意象语言、情感语言, 它们是作者抒情的直接或间接途径。如孙光宪的《浣溪沙》:“蓼岸风多橘柚香, 江边一望楚天长, 片帆烟际闪孤光。目送征鸿飞杳杳, 思随流水去茫茫, 兰红波碧忆潇湘。”本词中的意象词语“片帆”、“征鸿”是思归、音信的象征, 而情感词语“孤”既写出了片帆于茫茫江中的孤独, 也写出了离别之人内心的孤独寂寞, 加以上片用蓼岸风多、橘柚香这等明媚春景作衬托, 说明此词是以乐景写哀情, 体现了主人公片刻之间由喜悦到忧愁的情绪变化, 并转而抒发依依不舍的离别之情。

两类词性是动词和形容词, 两类色调是冷色调和暖色调, 这两种词性和两类色调大多决定了景物的特点或主人公的情绪变化, 从而也为我们把握诗歌提供帮助。如宋代晁端友的《宿济州西门外旅馆》“寒林残日欲栖乌, 壁里青灯乍有无。小雨愔愔人假寐, 卧听疲马啮残刍。”诗中的意象寒林、残日、青灯的修饰词分别是寒、残、乍有无、愔愔, 这些冷色调的景物共同创设了一个清冷、孤寂的意境;再看动作, 人假寐、卧听、啮残刍, 就说明以动写静, 写出了诗人的空虚落寞, 孤枕难眠, 从而表现出作者的孤独和思乡之情。

下边, 我们以一首诗作为例子进行综合分析。

端居

李商隐

远书归梦两悠悠, 只有空床敌素秋。阶下青苔与红树, 雨中寥落月中愁。

准确把握小说的主题 篇3

【关键词】小说；主题；阅读；高考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A

在全国各个省份的语文高考试卷当中，小说远比散文更受命题专家的青睐。就江苏省而言，从2008年高考改革以来的六次高考，有四次选考的是小说，两次选考的是散文。这里固然有命题者选题的偶然性，但更有小说自身的特殊性：一是优秀的小说总体上比优秀的散文多，可供专家选择的余地大一些；二是小说在拟题方面指向性更明确一些，便于拟卷人操作。所以，从应试的角度讲，我们在进行高三年级复习指导的时候，一定要将小说作为指导的重点。

按江苏省考试院发布的考试说明，小说阅读主要考察学生对小说整体构思的把握，对线索的铺设，以及各部分内容之间关联性进行分析的能力，能够概括作品的主题。学生要能通过分析概括，准确而全面地把握小说中的形象世界，鉴赏人物形象、语言，体会作品中蕴含的思想感情，对小说表现出来的价值判断及审美取向进行评价，要从不同的层面与角度发掘作品的丰富意蕴等等。所有这些看上去纷繁复杂，其实都跟小说的主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主题是小说的灵魂，灵魂统帅一切。无论是小说的环境描写、故事情节，还是人物形象这些内容，还是小说的篇章结构、表现手法，无一不是直接或间接为主题服务的。反过来，抓住了小说的主题，再回过来分析这些细部的时候，我们的分析也就有了一个正确的方向，有了一基准，这样才能高屋建瓴。所以阅读小说，首先要有一个中心辐射意识，处处不忘联系主旨。

但是，我们不少学生不能够准确把握小说的主题。他们不是整体把握材料，从小说内容本身出发去概括。而常常是根据对小说内容的片面把握，依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想当然。比如2008年的《侯银匠》第13题，问“心里有点甜，又有点苦”这一句话表现了侯银匠什么情感时，不少学生回答是“表现了侯银匠对女儿不懂事感到伤心。家里条件不好，却为了自己的虚荣，硬要父亲给自己金首饰。”同样在回答第14题，分析侯菊的人物形象时，说侯菊是一个有心计，贪得无厌的人。因为她老早就看中了花轿，嫁过去以后，就把花轿留下了，留着自己出租赚钱。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因为对文本本身的内容没有全面的理解。家里条件是不太好，不像大嫂二嫂娘家富裕，但打一件金首饰是风俗习惯，也是人之常情，何况这样做侯银匠也知道，是为当爹的做脸。另外，侯菊要的只是一顶旧花轿而已，连父亲也觉得没多大用，这实在不是什么体面的嫁妆。所以我们要引导学生全面把握小说内容，千万不能脱离文本想当然。如果我们仔细阅读文本，从侯菊的懂事、勤劳，父女之间的理解默契来总体把握小说的话，就能准确地把握这篇小说的主题，通过侯银匠嫁女这一事件来表现农村社会那种传统的人性美，人情美。

再比如2012年的《邮差先生》，不少学生对这篇小说的主题把握出现了偏差，以至于在回答后面四个问题时，出现不少莫名其妙的答案。后经调查，就是因为在小说的末尾，小说标明了1942年这个写作年代。学过中国现代史的学生都知道，1942年正处在抗日战争阶段，中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于是就想当然地将这个小说的主题与政治挂上了钩，而没有结合故事本身的内容作客观分析。其实，小说通过邮差先生这个平凡的人的平凡的生活，表达了那种对平凡普通但却纯朴平和的生活态度的赞美之情，与政治无关。

小说是一种通过描写典型环境，叙述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从这个定义我们也可以看出，要分析小说就要从典型环境、故事情节、人物形象这三个要素入手。把握小说的主题第一便要扣住小说的环境描写。这里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比如鲁迅的《祝福》，一开头的景物描写便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沉重的晚云，爆竹的钝响，帮工们替富人家准备福礼的情景，看似自然无痕，却给我们真切地展现了等级森严、贫为富佣的社会背景，为读者理解把握小说批判吃人社会的主题提供了一个基本的依据。再比如2011年江苏卷里的小说《这是你的战争》一文中，对大雪的描写渲染了战时紧张的气氛，烘托了人物学生沉重心情，而对腊梅林的描写则暗示了爱国青年高尚的节操。这也为对小说歌颂勇赴国难的爱国精神主题的把握提供了依据。孙犁小说《荷花淀》里的环境描写“一望无边际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就像铜墙铁壁一样。粉色荷花箭高高地挺出来，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这里的环境无疑为我们理解小说赞美人民战争的伟大力量这一主题提供了一把钥匙。

小说的第二个要素是故事情节，通过对故事情节来把握小说的主题也是一个方法。《范进中举》通过范进中举前后众人的不同表现，表现了科举制度对人的毒害以及对趋炎附势等丑恶人性的批判。《项链》则是通过玛蒂尔德借项链、丢项链、赔项链，并为此付出十年青春的故事讽刺了虚荣心的危害。《西游记》通过唐僧师徒四人取经途中经历九九八十一難，降妖除怪的故事，批判了明朝中后期社会黑暗，官场腐败，恶霸横行的社会状况，表达了人民对清平盛世的渴望。

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小说的中心任务。通过对人物形象的把握，我们就可以把握小说的主题。比如上面说到的《这是你的战争》主要就是通过竭力逃避兵役的蒋姓学生与积极参军的澹台炜这两个学生的对比来表现对勇赴国难者的赞美与对贪生怕死者的批判。再比如2010年江苏卷里的《溜索》则是通过驼队领队等人的表现赞美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的无畏精神。2012年的《邮差先生》里并没有什么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主要就刻画了一个平凡、友善、乐观的邮差形象，借此表达作者对那种平和生活的热爱。

从理论上讲，既然是主题，即主要题旨，那只能有一个。作者在创作时是有一个创作的目的，这就是主题。对于读者而言，不同的人理解的侧重点不同，因此就有可能产生多元化的理解，从而产生多元主题，而实际上这些不同的理解来自于一个共同的根源。那就是小说的主要情节反映的社会生活以及主要人物性格命运，所以，我们在把握小说主题时千万不能把多元化的理解变成不顾小说本身内容的随意曲解。

准确把握共享发展理念的科学内涵 篇4

2016年05月05日 08:22 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编者按 人人共建、人人共享，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理想状态。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共享发展的理念，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也揭示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共享发展理念引领我国发展，这对实现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发展提出了目标要求和行动准则，必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最深厚的伟力。

共享发展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建议》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必然选择。共享发展的理念思想深刻、内涵丰富，我们必须科学加以把握，准确加深理解。

一

总书记指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全面小康是全体人民小康，而不是一部分人的小康，是否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一个重要标准是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小康社会。坚持共享发展，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着力解决公平正义问题，通过“十三五”规划的实施，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总量的“蛋糕”在不断做大，各个地区、各个社会群体的收入水平都有了普遍提高，生活都有了明显改善，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实现了率先富裕，但收入差距较大、分配不公平问题比较突出，发展成果共享不够。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4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远低于城镇居民。按照现行扶贫标准，2014年年底全国还有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12.8万个贫困村，2948.5万个贫困户，7017万贫困人口，贫困人口超过500万的还有贵州、云南、河南、广西、湖南、四川6个省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民人均收入还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65%。贫困人口脱贫，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突出的短板。所以，在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上，我们还有不少不完善的地方。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一致呼声。

需要指出的是，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不是对效率的否定，而是对效率与公平的兼顾。新形势下，只有着眼于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破除重城市轻农村、重GDP轻民生等观念，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才能有效促进共享发展。

二

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人们所希望和追求的全面共享，既包括物质需求，也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其他方面的需求。共享发展就要让全体人民共享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建设成果，全面保障人民在各方面的需求，绝不能单纯用人均GDP指标或其他什么单一的指标来衡量。

人民所期盼的全面共享不但其内容是全面的，而且也是不断变化和提升的。首先是满足物质需求，“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物质生活本身”。虽然物质需求始终是人们的第一需求、始终是最重要的获得感，但当人们基本的物质需求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之后，就会产生新的更多更高的需求，希望有更多更高层次的获得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与党的惠民政策的不断实施，人民群众的需求是多样化的、动态的、升华的。这种需求与满足需求、获得与满足获得的双向互动，成为不断推动着我国社会文明进步的巨大动力。

今天，人们对共享与获得感的期盼与日俱增。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我们的责任就是高度关注和尽力满足人民的需求，高度重视和增加人民的获得感，让人民相信今天的共享与获得是实在的、公平的，相信明天的共享与获得会更多更好。

三

共建才能共享，共建的过程也是共享的过程。共建共享原则，深刻体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体现了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是在当前阶段改善民生、向着共同富裕目标稳步前进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要充分发扬民主，广泛汇聚民智，最大激发民力，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可喜局面。共享发展的前提是共同建设，没有发展的共享和没有共享的发展都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持续的。

共建共享内含理论引领。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总书记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深刻阐述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性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讲话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国治党治军各个方面，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治国理政的行动纲领，是我们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思想武装。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建议》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凝结着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入思考，体现了“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的发展路径、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是助推“十三五”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理念，是我们党的又一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坚持共建共享，应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变中求新、新中求进、进中突破，推动我国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共建共享内含力量支撑。团结就是力量。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是克服各种困难、战胜危险考验、实现奋斗目标的决定性因素。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就像航行在浩瀚大海中的一艘巨轮，每个人都在这艘巨轮上，都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参与者、获得者，都应当同舟共济，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用十三亿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汇集起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共建共享意味着要不断优化生产力全要素配置，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真正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共建共享内含真抓实干。人间万事出艰辛。面向未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靠实干，基本实现现代化要靠实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靠实干。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再多的期盼都会落空，再美好的梦想也不可能成真。奋斗成就伟业，实干开创未来。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从积弱积贫、落后挨打到一步步走到今天的繁荣富强，靠的就是一代又一代人的顽强拼搏，靠的就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我们每一个人既要胸怀理想又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把自己的事情做实做好，把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落实好，一步步朝着共建共享的目标前进。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做到谋事要实、做事要实、做人要实，自觉把改革责任扛在肩上、把发展任务抓在手上，出实策、鼓实劲、办实事，善于组织动员群众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让人民群众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

四

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是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的。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环顾国际国内形势进行综合判断，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机遇期，但也面临许多严峻挑战。从国际来看，尽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但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在相当长时期依然存在，全球经济贸易增长乏力。从国内看，尽管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但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仍然突出，主要是发展方式粗放、创新能力不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这些问题尤其是涉及共享发展理念的问题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统统都解决好的。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纳细流无以成江河。事要一件一件做，饭要一口一口吃。我们要立足国情、立足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思考设计共享政策，既不好高骛远、寅吃卯粮、有水快流，也不能裹足不前、铢施两较、只说不做、该花的钱也不花。也就是说，要从需要和可能出发，既不能做超越发展阶段的事，也不能在落实共同发展理念、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方面无所作为，而是要根据现有条件，把人民群众需要办且能办得到的事做实做好，对人民群众需要办但一时难以办到的事，要积极创造条件努力办到，积少成多，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朝着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迈进。

准确把握的意思 篇5

林学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达成，全面深化改革是途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根本。只有通过全面从严治党才能使我们党坚强起来，才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全面从严治党具有全局性、根本性，必将成为党的建设新常态。

全面从严治党的内涵

在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同志首次把党的建设比作“伟大的工程”，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先后提出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此基础上，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必然要求”，是对党的建设工程的新设计、新谋划。“全面从严治党”与“党的建设工程”都是一方面强调了党的建设的系统性、整体性，另一方面强调了党的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全面从严治党体现了党的建设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

“全面从严治党”之“全面”涵盖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各个领域，是对党的建设系统性、整体性的体现。就党的建设被称为“伟大工程”而论，从来也不单指党的建设的某一方面。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首位，抓住了党的建设的根本。但是，毛泽东同志强调党的思想建设，并没有丢弃、否定党的建设其他方面。正如刘少奇同志在党的七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毛泽东同志的建党路线是“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同时也在组织上进行建设”。比如，在组织建设上，毛泽东同志精辟地阐明了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首次阐明了民主集中制的纪律原则，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在作风建设上，毛泽东同志揭示了党风的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一次把党的优良作风概括为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执政党建设经验教训基础上，明确提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制度建设思想。但是，邓小平同志还一再强调，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所以党的建设的核心和先决条件是思想问题，归根结底是思想路线问题。江泽民同志提出“把党建设成为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并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等党的建设各个方面作了部署。胡锦涛同志以改革创新精神提出了“一条主线”“五个重点”的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强调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全面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

今天，总书记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突出表现在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上。既从思想建党的角度强调了统一全党思想、坚定理想信念，又从实践角度要求严格落实党章党规要求、严明政治组织纪律，最终扎紧制度的笼子。全面从严治党继承和发展了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的基本内容，同时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比如：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突出强调如何坚持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问题；在组织建设方面，突出强调了如何培养和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问题；在作风建设方面，实施“八项规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治“四风”，倡导“三严三实”，等等。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是党的建设新常态，是对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继承、发展、完善。

“全面从严治党”之“从严”是对党的建设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的回应。党的历史是从严治党的历史，党的建设是从严治党的过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上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始终坚持“从严治党”。从党章发展的历程看，从严治党的主线贯穿始终。一大党纲虽然只有十五条，但涉及纪律规定的至少有六条，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和突出位置；二大党章专设“纪律”一章，制定了具体的党员纪律处分细则；三大党章增加了“党员自请出党”的规定，“自请出党”即自愿退党之意。增加该条款，旨在加强党员自律意识。四大党章的“纪律”一章对党组织和党员的纪律作出更具体的规定，如，“凡党员在离开其所在地时必须经该地方党部许可。其所前往之地如有党部时必须向该党部报到”等，表明党对纪律问题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五大党章把纪律处分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党组织，分警告、改组和重新登记（解散组织）三种；另一类是对党员，分警告、党内公开警告、临时取消党内外工作、留党察看和开除党籍五种。另一项重要规定是设立监察委员会，这在党的历史上属首次。六大党章第一次明确规定民主集中制为党的组织原则，还强调“严格地遵守党纪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七大党章总纲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经常注意清除自己队伍中破坏党的纲领和党章、党纪而不能改正的人出党。”这说明必须通过严肃党纪维护党的纯洁性。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告诫全党要牢记“两个务必”，成为党执政后从严治党的新坐标、新指针。党执政后，对从严治党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更严厉措施。八大党章把监委的权限扩大为经常检查和处理党员违反党的章程、党的纪律、共产主义道德和国家法律、法令的案件，对执政条件下从严治党具有奠基意义。改革开放以后，十二大党章清除了九大、十大、十一大党章中“左”的错误，第一次明确提出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规定党的干部必须具备的六个基本条件之一就是要“遵守和维护党和国家的制度，同任何滥用职权、谋求私利的行为作斗争”。这说明：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从严管党、从严治党，越要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从党的十三大开始至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党章，具有较强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都强调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反对任何滥用职权、谋求私利的不正之风，等等。

实践证明，不论环境多么恶劣、任务多么艰巨，也不论党取得多大胜利、事业有多大发展，党始终清醒地把“管党”“治党”放在一切工作核心地位，始终坚持“从严治党”方针。

全面从严治党的主要特征

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强调，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关键在党，关键在人。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全面从严治党新常态，是管党治党的新要求，是一种具有自身规律和特征的新状态。

全面从严治党是一种系统设计。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必须坚持系统思考，科学统筹，厘清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深化改革等各领域改革的关联性和各项改革举措的耦合性，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实际成效上相得益彰。同时，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既要整体推进，又要重点突破。矛盾有主次、任务有轻重，整体推进不是平均用力，但也不是单兵突进，必须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全面不代表遍撒胡椒面，它要求我们选择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求得“一子落而满盘活”的效果，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支点和突破口。因此，在全面从严治党中，一定要处理好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的关系，把那些与中心任务对接联系紧、关系大，群众关注度高、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作为重点来抓，实现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从而对全面从严治党起到牵引和推动作用。

全面从严治党是一种底线限定。当前，组织涣散、纪律松弛问题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的党组织依然存在。个别领导干部无视党的纪律，游离于制度约束之外，把个人凌驾于法律之上，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一些党组织管党不严、治党不力，失之于软、失之于宽。对此，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纪律建设，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对党员领导干部而言，全面从严治党新常态，就是要坚守纪律、规矩这种底线，让纪律更严明、工作更严谨、规矩更严格，让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成为一种自觉。这种底线思维，就是要坚守政治底线、思想道德底线、法纪底线、政绩底线、生活底线，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守不住底线，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就无从谈起。

全面从严治党是一种战略规划。全面从严治党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与党的执政规律的客观要求。作为执政党，担负起治国理政的重任是分内之事，首先而且必须的是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中大量繁杂的问题。否则，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国防外交、国计民生等任何方面出了纰漏，就会影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但是，一定要清醒地看到，无论治国理政的工作多么繁杂、任务多么艰巨，党只有把自己管好、治好，才有资格去领导人民、治理国家，才有力量和智慧带领人民实现中国梦。如果我们管党不力、治党不严，党员领导干部各怀心志，思想不统一、行动不一致，不要说治国理政，就是执政地位也保不住。执政党只有高度重视自身管理与整治，才能保持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团结与统一。古今中外许多政权的崩塌，都已经提供了佐证。

准确把握党的历史的主流和本质 篇6

这部党史基本著作，以大量历史资料为依据，吸收近30年来党史学界重要研究成果，全面记载了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段历史。这29年党的历史，是90年党的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确对待这段历史，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其重要意义不可小视。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90年来，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这两大历史任务而不懈奋斗，这就是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党史》二卷始终坚持这一主题和主线，强调这29年历史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伟大成就的历史，是党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取得重要思想成果的历史，是党加强自身建设、经受各种考验而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这就准确揭示了29年党的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

一、《党史》二卷的基本脉络和逻辑结构

《党史》二卷全面记载的这29年历史，是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28年历史的继续和发展，是开创社会主义新纪元并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它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和重要性，深刻揭示了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和重要性，深刻揭示了当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重要性。

遵循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基本精神，依据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党史》二卷把新中国成立后的29年党的历史划分为4个时期，即：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按照这样的划分，全书分为4编。

第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1949年10月—1956年9月)”。本编主要围绕党领导人民实现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的转变后，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这个转变的进程来展开。用事实说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

第二编“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和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1956年9月—1966年5月)”。本编强调，面对全新的社会主义事业，必然有一个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的探索过程。所述内容围绕“全面建设”、“艰辛探索”、“曲折发展”三个基本特征，浓墨重彩地再现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壮阔场面，真实记载党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曲折，说明尽管在探索中发生了失误和曲折，但成就仍然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

第三编“‘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1966年5月—1976年10月)”。本编反映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历史的一个特殊时期。用事实说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着重说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历史再一次表明，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

第四编“在徘徊中前进和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1976年10月—1978年12月)”。本编记载的这段历史既保留了前一个历史阶段的某些特点，又孕育了后一个历史阶段的一些新要素。按照这样的基本认识，用历史事实说明徘徊中前进局面的出现，以及继续前进的趋势。这样把握，为《党史》二卷记述的这29年历史展现出一个充满希望和光明的前景。

全书结束语的标题是“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及基本经验”。“伟大成就”反映的是党领导人民在这29年中的不懈奋斗是怎样深刻地改变了国家、社会和人民的面貌，“基本经验”反映的是为何改变了国家、社会和人民的面貌以及期间发生严重曲折的缘由。告诉人们正是因为我们党全面正确地总结了这段历史的伟大成就和基本经验，才成功地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

二、《党史》二卷对新中国成立后29年党的历史的基本把握

《党史》二卷把29年党的历史放在党领导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历史进程中把握，充分展现这29年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前进、社会主义事业在曲折中发展的29年，是深刻影响新中国历史发展的29年。纵观这29年的历史，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这些成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是《党史》二卷认识和把握这29年党的历史的最基本的结论。

(一)坚持实事求是记载这29年党的历史，充分肯定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

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不仅贯穿和体现在《党史》二卷对大量史实的叙述中，而且集中体现在结束语关于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9个方面伟大成就、10个方面基本经验的概括中。“伟大成就”是对29年历史主流和本质的集中概括，“基本经验”则是对主流和本质的认识升华。

《党史》二卷对29年党的历史取得的成就的表述，主要围绕6个方面展开。

第一，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新中国的成立，实现和巩固了全国范围(除台湾等岛屿外)的国家统一，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建立，使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实现了全国各民族、各阶层的大团结。加强和扩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泛统一战线。

第二，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创造性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此后，党领导人民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并在这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对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尽管经历曲折，但仍取得重要的实践成果和认识成果，为后来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三，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大规模经济建设，改变了旧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建立起门类比较齐全、布局趋向合理的工业生产体系，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日益明显。农业生产条件有了改善，生产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两弹一星”等科研成果集中展现了我国科学技术取得的重大成就。所有这些，为后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培养了一大批经济建设等方面的人才，积累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

第四，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人民群众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显著提高。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在党和国家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得到确立，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在社会主义新思想、新文化的引导下，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得到荡涤，良好的社会风气和健康文明的新道德逐步形成。随着教育的普及和科学、文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事业的发展，人民群众科学文化素质得到提高。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和体育活动，大大改善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卫生状况。

第五，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积极促进世界和平与进步事业。新中国结束了旧中国屡遭外敌入侵、国防力量与广阔领土极不相称的状况。人民解放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壮大和提高，为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倡导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和发展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支持和援助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坚决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赢得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人民的尊重和赞誉，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第六，党的领导地位不断巩固，党的组织日益发展壮大。新中国成立前夕，党明确提出“两个务必”。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执政的考验，党大力加强思想、组织、作风建设，反复强调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党的八大提出加强执政党建设的一系列新要求、新举措，对坚持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建设起了重要作用。党的组织得到很大发展，广大共产党员在各条战线上发挥着先锋模范作用。党成为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

(二)坚持实事求是记载这29年党的历史，正确看待党在前进道路上出现的失误和曲折

在这29年党的历史中，党经历过失误和曲折，这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正确看待失误和曲折，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把这29年党的历史放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去分析，放在90年党的历史中去把握，防止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看问题。这对于正确看待党走过的这段弯路，准确把握党的历史的主流和本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进入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后，党的探索有了良好开端，但后来发生了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在经济建设速度问题上急躁冒进、在所有制问题上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等失误，甚至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长时间的严重错误，并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党史》二卷实事求是地记载了党经历的这些失误和曲折，客观分析了出现失误和曲折的原因，认真总结了其中的深刻教训。通过阅读《党史》二卷，可以得出如下基本认识。第一，错误与成就相比，成就是主要的。党在这29年的探索尽管经历失误和曲折，但从总体上说，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是巨大的。1952年至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2%。国内生产总值，按照不变价格计算，1952年为679亿元，1976年增加到2943.7亿元。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农民从1952年的62元增加到1976年的125元，城市居民同期从148元增加到340元。这些指标在今天看来并不算高，但可以说明，在29年中，我国的经济实力得到了显著增强，人民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但仍然取得进展，党没有被摧毁而且还能维持统一，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当然，这一切决不是“左”倾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毫无疑问，如果不发生“左”倾错误，党和国家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第二，发生失误和曲折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密切相关。在这29年中，党是在异常复杂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上存在很大差距；长期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封锁和遏制，受到“和平演变”的威胁；中苏关系恶化直至破裂后，苏联也对中国施加了巨大压力。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我国已经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又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经济文化落后、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发展极不平衡。党在全国执政的时间不长，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经验。这种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党对形势作出准确判断的难度，增加了党确定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和各项方针政策的难度，也增加了党解决建设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的难度。

要探索一条正确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党力图实现好这种结合，以走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并为此作出积极努力。但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全新的实践，由于国际局势的复杂多变，由于国内建设任务的艰巨繁重，由于缺乏经验而又要推进事业发展，使党的探索进程在1957年下半年以后发生了曲折。党在正确应对复杂国际局势的同时，也在一定时期内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出现偏差，把战争威胁和对中国不利的一面估计得过于严重；在对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有基本认识的同时，也对所处历史方位缺乏准确的判断，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导致脱离实际、违背规律、超越阶段的问题不时出现；在注意总结建设社会主义新鲜经验的同时，也习惯于在工作中沿用过去进行大规模疾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方法和经验；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也发生过误解和教条化的问题；在注意扩大党和国家民主生活的同时，也有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不健全不完善，民主没有制度化、法律化的问题。

回顾总结这29年党的历史，党领导人民取得了伟大成就，也经历了失误和曲折。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归根到底，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还没有完全搞清楚。

第三，党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失误的。在这29年中，在探索出现失误甚至严重错误时，党的性质和宗旨没有改变，党依然是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由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党能够依靠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发现错误、纠正错误，通过总结教训，使错误成为正确的先导。这29年中党纠正错误的历史证明，我们党是一个对人民、对民族负责任的党，是一个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党，是一个能够在失误和曲折中奋起、不断开辟正确发展道路的党。党历经磨难依然具有带领人民共渡难关的巨大凝聚力，依然能够在人民群众支持下把事业推向前进，从根本上说，就是党不断克服自己错误的政治勇气和宽广胸怀，进一步坚定了人民群众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

第四，党是注重从经验教训的总结中开辟未来的。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并不是因为它从来不犯错误，而是因为它敢于正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深入剖析产生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正确总结教训，有决心有能力防止重犯过去的错误。党认为，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

党在长期奋斗中也认识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党必须采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过去采取这个立场，曾使我们的事业转危为安、转败为胜。今后继续采取这个立场，必将引导我们取得更大的胜利。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新中国成立32年包括这29年的历史作出全面总结，实事求是地指出29年中“左”倾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性质，科学分析发生错误的原因，深刻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待错误的诚恳的、郑重的、负责任的态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实现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能够成功开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党全面、深刻地总结和汲取了这29年历史中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是从这段历史中得出结论：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从而义无反顾地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从历史发展的长远观点看，党的错误和挫折终究只是一时的现象，而党和人民由此得到的锻炼，党经过长期斗争形成的骨干队伍的更加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更加显著，要求祖国兴盛起来的党心、军心、民心的更加奋发，则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长远起作用的决定性因素。

三、《党史》二卷记载的29年党的历史的基本启示

新中国成立后29年党的奋斗历程已载入史册。今天，历史已经跨过21世纪的前10年。放眼神州大地，我们伟大的祖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学习《党史》二卷，回顾这段历史，依然能给人们以深刻的启迪和宝贵的教益，从中获得不断开拓前进的智慧和力量。

(一)必须坚持立足基本国情，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走科学发展道路

在这29年中，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但在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后，党未能坚定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一定时期内发生超越阶段、违背规律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等失误，延缓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这些经验与教训启示我们，必须从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更加坚定地走科学发展道路。

(二)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动力

在这29年中，党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提出“以苏为鉴”、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并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后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封闭半封闭的状态严重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些经验与教训启示我们，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通过改革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三)必须扩大人民民主，实行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在这29年中，党领导人民努力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型国家政权，也曾就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积极推进民主法制建设作出过努力。但在探索发生失误和曲折期间，民主法制建设受到干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遭到空前破坏。这些经验与教训启示我们，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必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四)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和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在这29年中，党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促进社会稳定的可贵思想及政策。但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发展，国内政治关系趋于紧张，“文化大革命”更是造成剧烈的社会动荡。这些经验与教训启示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条件下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社会内部大量存在的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各种社会矛盾，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

(五)必须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在这29年中，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人民，努力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育和形成了大庆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许多富有时代特色的精神。但是期间几度泛滥的“左”倾错误对社会主义文化的摧残是严重的，也造成了人们的思想混乱。这些经验与教训启示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我国各民族优秀文化，吸收世界先进文明成果，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六)必须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在这29年中，党为大力加强在全国执政条件下的自身建设作出过努力，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左”倾错误的发展使党的建设受到冲击。这些经验与教训启示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围绕党的中心任务、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

新中国成立后的这29年中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历史，已深深地镌刻在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丰碑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温这段历史，我们永远铭记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倍加珍惜那一代共产党人留给我们的宝贵历史财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深刻总结长期历史经验特别是这29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基本国情的认识，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历史必将续写辉煌。只要我们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长期坚持、不断发展历经艰辛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伟大祖国的明天一定会更加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不断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

如何准确把握物质概念 篇7

第一, 物质具有共同性。在我们身边, 能够看见和看不见的事物是多种多样的, 但是撇开它们的具体形态和存在形式, 我们可以归纳出这些事物都具有一个共同的属性, 那就是它的客观实在性———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实实在在地存在着。正如恩格斯所说:“物、物质无非是各种物的总和, 而这个概念就是从这一总和中抽象出来的。”用客观实在性作为物质的共同属性, 容纳了站在不同角度上认识物质世界的观点, 解决了有形世界和无形世界的纷争。因此, 哲学上的物质概念是一个有着很大外延的概念, 客观实在性是物质的唯一特性。

第二, 物质具有运动性。我们要认识世界, 不仅要知道世界是物质的, 还要知道物质世界是怎么样的, 并且物质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任何物质, 不管它的数量多少, 属性是什么, 它总是以一定的方式存在于这个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对所有物质的存在方式分析之后认为, 运动是各种物质存在的共同方式, 物质和运动的关系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物质是内容, 是运动的主体;运动是形式, 是物质的存在方式和根本属性。无论是物体之间的机械运动, 还是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生命运动, 以及人类社会的运动, 它们都没有脱离运动这种存在方式, 同时各种不同的运动都有其自身的规律。因此, 我们只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才能够认识其内在规律, 并利用这些规律为我们人类服务。当然, 我们承认所有的物质存在方式都是运动, 但这并不是说它们都像川流不息的江河那样运动, 都像宇宙飞船那样运动。哲学上的运动有着很大的范畴, 已超出了我们传统的运动观, 它不仅泛指宇宙间一切事物、现象的变化和过程, 而且还有一种特殊的运动状态———相对静止 (物体位置的相对不变和事物性质的相对稳定) , 承认事物的相对静止是我们认识一切事物的基础;否则, 只承认运动, 认为世界瞬息万变, 对任何事物都抱着不可认知的态度, 那还谈何改造世界呢?

第三, 物质具有多样性。客观实在性是物质概念在撇开具体的物质形态后概括抽象出来的一种物质属性, 它是一个纲, 是矛盾的普遍性, 而各种各样的具体物质形态则是目, 是矛盾的特殊性。客观实在性这一普遍性正是寓于不同形态的特殊物质中的, 大到日月星辰, 小到微观粒子, 甚至我们无法看见的磁场都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客观存在的, 同时自然界也是物质的, 人类社会的产生、存在和发展也具有客观实在性。但是, 不同的物质因其内部矛盾具有特殊性, 它们呈现出不同的性质、不同的形态, 以至于偌大的世界竟然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 正是由于这些千差万别的物质现象才构成了我们这个多彩的世界。另外, 物质世界的多样性还表现在:从横向上看, 各种物质现象都处在普遍联系之中, 这种联系既有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的联系, 也有事物之间的联系, 这种网状的联系使世界更加呈现出多姿多彩;从纵向上看, 各种物质现象还都处于运动变化之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事物的位置和性质也就会发生相应的改变, 这样一来, 一个网状的物质世界又在不断地变化着, 呈现出一个立体的格局, 更加丰富了物质世界的多样性。

第四, 物质具有可知性。客观存在的万事万物虽然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着, 但它并不是不可捉摸、不可认知的。只要人们与客观世界接触着, 人们就会以各种形式去感知世界、认识世界, 从少到多, 从低级到高级, 从感性到理性, 随着这种认识的深化和扩展, 人们就会创造更多的认识条件, 更加精准地探究世界的奥秘, 从被动地认识世界到自觉主动地认识世界, 从认识世界的外部现象到认识世界的本质和规律, 以至于产生出地球上最美的花朵———思维着的精神, 这正是人类意识能动性的表现。因此, 我们可以大胆地说, 世界上没有不可认知的事物, 只有尚未被认知的事物, 人类“可上九天揽月, 可下五洋捉鳖”。当然, 我们要认识物质世界, 不能停留在对物质世界共性的认识, 还必须去研究和分析各种特殊的物质现象, 这样才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改造世界。

要准确把握课堂提问的“效度” 篇8

一、问题绕过难点，浅化了学生的思考深度

语文课堂教学应该是一个让学生徜徉在语言文字中间，吸收语言和思想的营养。浸润自己的心灵，从而受到熏陶感染的过程。与此同时，也是学生由不会到会、由不知到知的思维爬坡过程，课堂提问应该指明爬坡的方向，教给爬坡的方法，然后让学生亲力亲为。然而，在语文课堂上，我们不难发现，老师在爬坡的艰难处事先设好辅助线，让学生不费一点力气，越过难点，轻松过关。比如《九寨沟》一文的教学中，我们看到教师在学生初读了第三小节写九寨沟美景的一段文字后，会抛出这样一个问题：九寨沟美吗?想不想看一看?全班同学齐声说“想!”于是老师打开事先找到的视频材料，使学生有身临其境之感。但是，这不是语文学习，这成了一个不需要学生思考的假性问题。就《九寨沟》这样的写景文，作为语文教学的目标应该是让孩子在咀嚼文字的过程中领略风景。当教师抛出“想不想看一看”这个问题之后，紧接着应该要求学生逐词逐句地去读那一段精美的文字。通过语言文字“这座桥”去领略九寨沟的无限风光，即通过想象、感受、推敲文字等读懂语言文字的应有路径，领略九寨沟的美丽。然后再打开视频材料，让视频影像与学生通过语言文字学习后留在头脑中的“影像”相对照，找到自己学习的成功与不足之处。这样问题思索的过程，不仅完成了“知”的目标，还达成了“能”的目标。

二、问题过于宽泛，模糊了学生的思考方向

在新课改推进的过程中，由于过于强调朗读感悟，部分教师在课堂设问时，往往又会走向另一个极端，提出一些过于宽泛的问题，使得学生在读书思考时，不知道该干什么，该怎样思考。比如在学习《东方之珠》一文时，教师用这样的问题引导学生自己深入学习课文：你最喜欢东方之珠的哪里?为什么?学生在思考这个问题时，由语言文字一下子进入了概括评价。因此，在集体交流的时候，学生的回答往往是：我喜欢浅水湾，因为那里很美。我喜欢海洋公园，因为那里很好玩。我喜欢铜锣湾，因为那里很热闹。而作为深入文本阅读的过程，我们的教学期待应该是通过问题，引领学生行走在语言文字中间，如能结合“轻柔、金色、沐浴”等词语感受到在浅水湾的一份惬意、一份舒服：让文字演绎成生动的情景和绵绵的情感。如果教师这样提问：浅水湾的美丽、海洋公园的好玩、铜锣湾的热闹都值得我们去好好地游览一番。今天的这次游览旅程，我们将通过课文简短的介绍完成，你最喜欢哪里，就反复读一读这段文字，体会其中的属于你的独特感受，待会儿和大家分享，注意，为了让自己感受真切，不要忽略课文中的一些关键词语和特殊的描述。教师将宽泛的要求具体化，在问题出现之后辅之以一定的学习方法，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就既明白学什么，又知道怎么学。可谓既得“鱼”，又得“渔”也。

三、问题过于精细，弱化了学生思考的独立性

老师为了课堂教学的深入，往往希望借助于问题把学生步步引向深入。然而，过多的问题使得思维的空间变得窄小，思维的长度变得短促，学生只能在教师的步步紧逼中，认同似的回答问题。比如《掌声》一文重点段的教学中。一位教师第一次的教学设计是连续抛出一串问题：为什么低下头?她在想什么?“犹豫”什么意思?她犹豫什么?从“慢吞吞、眼圈红了”看出小英的心情怎样?过于精细的问题没有了张力和弹性，同时也堵塞了文本的每一个空间，最终是教师的理解代替了学生的理解，教师的解读代替了学生的解读，学生得到了最后的结论，却丢失了原本丰富而又富有火花的自我探索的过程。

四、问题囿于内容层面，限制了学生的思考视域

语文学习应该经历一个由语文文字到文章内容，由文字表面的内容到语言文字背后的意义，最后再跳出文本，追寻语言文字的美感和语言表达精妙这样一个循序提高的过程。然而，走进语文课堂，我们不难发现教师的问题往往停留在“写什么”这样的文章内容层面上。阅读心理研究表明，由感知语言文字并从中摄取意义是一个人产生阅读的最基本的要求和最起码的标志，是不待老师教就应该能够完成的。比如一位教师在教学《春联》一课时，这样设问：“各种各样”写出了春联的……(板书：多)“万紫千红的百花園”写出了春联的……(板书：美)。就课堂阅读来说，新课标强调：“阅读教学的重点是培养学生具有感受、理解、欣赏和评价的能力。”而感受是阅读阶梯中最基础的一层。一般是不待老师教就会的。显然，上述的一问一答，就内容而内容的阅读方式，并没有让学生去“跳一跳摘果子”。而是在已知区域徘徊。著名特级教师王崧舟老师在教学《荷花》一课时，就敢于将问题向理解层、赏析层和评价层延伸。

问题一：哪些同学看过荷花?请你用一个词来形容自己看过的荷花。(亭亭玉立的荷花、婀娜多姿的荷花、千姿百态的荷花……)

问题二：同学们是这样看荷花的，作者又是怎样看荷花的呢?请大家自由读课文，边读边想，作者是怎样看荷花的。你是从哪儿体会到这一点的。(例如：作者迫不及待地看荷花、作者津津有味地看荷花……)

问题三：作者是这样看荷花的，作者又是怎样写荷花的呢?请同学们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读第2段课文。边读边想，你觉得这段话中哪个句子写得特别美，说说你对这个句子的体会。

他层层递进地提出三个问题，引导学生与作者的心灵产生共振的同时，又不忘引导学生跳出文本，进一步在赏析与评价中学习作者精妙的观察和表达方式，可谓少问多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