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窗法雨》简介及读后感（推荐4篇）
简介
这本书曾在《南方周末》以专栏形式连载，《西窗法雨》简介及读后感。一篇篇短小精悍的文章，犹如一道道美味佳肴，组成了《西窗法雨》这一份可口的法学大餐。本书以精彩的案例为载体，巧妙地将枯燥的法律与文学融为一体。刘星老师更是以亲切家常、平和幽默的手法漫谈西方法律文化，使文章变得更加通俗易懂。虽然说的是西方法律文化现象，但是它启蒙着中国人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不着痕迹地调动着读者的思维，引领读者一步一步地走进法律世界，领略“法”的奥秘。
读后感
对于《西窗法雨》，黄树森先生评价道：“我愿将全书归纳为：一袭纵横捭阖下的法趣谈，一阖学养驳杂下的法议论，一掬情感积淀下的法情结。灵动，缜密，成熟，读之，感到一种法理精神的欢愉洗礼，一种法理智慧的痛快淋浴。”这则评价是我在读过《西窗法雨》后看到的，觉得实在是贴切。我相信读过《西窗法雨》的人都不会否认，读《西窗法雨》让人有一种如沐春风，很舒适的感觉。
不得不佩服，刘星老师的确是个不可多得的写手，他巧妙地将枯燥的法律与文学融为一体，以活泼细腻的笔触将一份可口的法学大餐呈现在人们面前。他很懂得把握文章的长度，深入浅出，让人不会有饱胀感而又意犹未尽；他的文章内容丰富充实，正是验证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一句话，实在是言简意赅；他的写作手法极为巧妙，往往从趣事趣案下手，如药引般引导读者进入他要论述的主题，继而叙述法学原理，领你进入法学世界。
当苏格拉底为捍卫雅典的法律慎重的选择饮毒自尽时，两千多年来，这位哲人的抉择，带给人们无尽的议论和探讨，这是否为一种迂腐，一种理性的败走„„
当纽伦堡的判决一锤定音，法学家奥斯丁所宣扬的“恶法亦法”在德国纳粹分子的狡辩中被“善恶价值”的尺子狠狠地裁量为“恶法非法”
时，一切都在引发世人的思考，法律是否就是正义„„
当1801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马歇尔亲自审理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充分彰显法院的审查权利时，西方国家的法官手执宪法，左右审视各种法律，找到违宪的便取消其“家族”资格的力量的做法引发了大陆法系国家法律人的无尽思考„„
是的，就是这样一个个的小故事，告别了用晦涩的语言表达深刻意蕴的方式，却带给人们无尽的思索。同时，《西窗法雨》将法律与文学完美的结合，使那“雨”不仅“潜入”了“夜”，也潜入了人们的“心”。而这几点雨恰恰又是下得及时的雨，有点启蒙的思想，可贵的是这些思想，往往不是硬塞给你一些法律道理，而是带给你更深层次的思考，一种法律背后的智慧，因而在中国人面前打开了一片全新的天地。
有时候也会思考造成中国的的法治与西方法治差异的原因在哪里？尤其是学了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差异和特点以后。但是教材上的思考面比较主流也比较狭隘，然而当我阅读到“法治的假设前提”这一篇时，有了一种另类的却潜藏在内心的共鸣。众所周知，早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国家尤其是美、英国家就用相当成熟的法律手段治理国家，约束民众的不良行为，并在法治的车轨上越走越远。反观同时期的中国，尚属落后的“人治”状态。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诚然，法治的发展经济占了很大的因素，但是社会心理的影响也是不容小觑的，书中所言，这是“人性恶”的结果，这种“人性恶”的认识起源于《圣经》。《圣经》里说，上帝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男人叫亚当，亚当整天孤独寂寞，上帝便从亚当身上取下一根肋骨，创造了一个叫夏娃的女人给亚当做伴，亚当和夏娃没什么事可做，上帝便派他们去看守伊甸园，并且再三叮嘱他们千万不得偷吃善恶树上的“禁果”。夏娃不听上帝的命令偷吃了“禁果”，岂料抵挡不住蛇的诱惑，在无法控制的情况下去引诱亚当，致使两人结合在一起，从而引发了人类的迅速繁衍。上帝知道后极为震怒，将夏娃逐出了伊甸园。于是，上帝告诉后来的人类，第一父亲和第一母亲的行为是一种罪恶，人类是由于这种罪恶出现的，所以每个人生下来都是有罪的，读后感《《西窗法雨》简介及读后感》。西方人相信这个故事，也相信人性恶。所以他们认为说服教育的力量是软弱的，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言传身教无法抑制人的犯罪倾向，因此他们特别喜欢用法律，认为只有运用强制性的法律才能治理国家，因而“法治”在西方日益发达。
与洋人不同，中国人则普遍认为人性是善的，相信人性善，或许始于《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的广为流传便是最有力的说明。由于认为人性善，所以确信教育的力量，感化教育可以使人改邪归正。教育，一直是中国人矫正错误的一个传统手段，先贤孔孟的教诲流传了两千多年。然而也许是国人确信教育的效力，因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缺乏法治。
社会发展到今天，倘使我们去争论西方的“人性恶”和中国人的“人性善”谁利谁弊，恐怕没有什么大的必要，也争论不出什么结果，但法治作为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一个有效手段则是一个普遍认同的不争的事实。法治的缺失，“社会将没有方圆，没有秩序”。就从这一点讲，“夏娃”偷吃“禁果”也没有吃错，然而中国的传统教育也不能丢。在中国即使把法治建设得天衣无缝，仍然需要用教育的手段实施法治，因为矫正人的犯罪手段只有两个：心灵的教育和肉体的制裁，前者是道德，后者是法律。道德的方式是一种劝说，法律的方式是一种强制，劝说是教育，强制是惩罚。因而我觉得，将法治与教育的有机结合才是真正的出路。
在上述问题中，涉及到了“道德”与“法治”这对概念，而这一对概念作为矛盾的存在是法律人最为无奈，最为纠结的。无论选择了哪一个，都是一种背叛，要么背叛良知，要么背叛正义。而《苏格拉底的慎重》为我们所展现的是一位哲人，面对此种问题时的种种思考和抉择。很小的时候便听到过苏格拉底殉道的故事，当时内心十分不解。雅典的法律是不公正的，遵守这样的法律简直就是迂腐！
这种慎重是否在维护法律的尊严与权威？这让我想到了书中的另一个故事，关于二战战犯的审判，盖世太保杀害犹太人遵循的是当时纳粹德国的法律，从狭义的法律意义上讲，他们似乎没有犯罪，然而在道德上认为纳粹没有罪行是世人所无法容忍的，于是，正义的人们认为那些法令与人类最基本的正义相悖，根本不能成为任何法律的理由，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会执行这样的法令。
“恶法非法”成为了一种裁量有点法律到的话的意味。那么，将法律道德化是法律的一种倒退还是升华？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是无法脱离“以暴制暴”的原则，但是，如果用一种暴力去打击另一种暴力能为我的情感所接受的话，为什么我就不能接受用生命去维护正义？哪怕这种正义并不见得完善。如果“以暴制暴”能让我们得到一种情感的宣泄和对现实不满的快慰的话，那么苏格垃底的选择则是一种殉道，理性地说，那是一种伟大的震撼！
思维在此并没有停滞，康德告诉我们，法律与道德的区别在于前者约束内心，后者约束外在行为；前者只具有说服力，而后者具有一种物质的强制力。换句话说，道德总是劝慰人，法律则总要给人一点厉害看看。在阅读到“法律就是‘强制’？”这一篇之前，我一直坚信肯定的答案，也从来没有过多的思考过“法律的特质在于强制”这样一个命题的真伪。然而刘星教授告诉我，这句话值得怀疑。因为法律的规定具有两方面，一则权利，一则义务。义务是强制的，不可放弃的，然而权利却是可以放弃的，可见这个看法的确有些瑕疵。是的，我想这或许的确是植根于一个信念：法律不是自上而下的，而是自下而上的，它的基础主要在于人们的主动接受，而不是被迫服从。
《西窗法雨》带给我们的不仅有纵向的深度的思考，更有横向的广阔的视野。一些全新的诠释，一种锐利的彰显，都镌刻在我的内心。在大部分人眼中，法律与政治、经济的联系是十分密切的，至于民俗、习惯之类的或许与法律也有些渊源，然而要说地形地貌、唯独位置、海路位置、气候状况、肤色人种与法律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恐怕很多人便会摇头蹙眉了。书中介绍了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中的有关“地理因素”说的内容。比如热带以及亚热带国家所以盛行严刑峻法，是因为那里的酷热容易使人脾气暴躁而失去理智；而处于温带寒带地区的国家之所以刑法较为宽和，就是因为适中及严寒的温度使人冷静和理智。那么讲这些的弦外之音在于哪里？思考一下中国的地理环境，三级阶梯，纬度跨越范围，海路分布，地形地貌十分复杂，那么中国的法律在讲究国家统一性的同时是否也应该讲究地方区域的差异性呢？
当我第一次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我首先了解了程文超先生对于这本书的评价，从而让我对这本书产生了兴趣。程文超先生是这样说的：“一正的西窗法雨开的是“西窗”，下的是法雨。“窗”小，“雨”也不大。开办者大约有使它“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意思。可那“雨”不仅“潜入”了“夜”也潜入了“心”。读者心里就掀起了波澜。结果，雨仍然是“细”的，雨声却大了起来，颇有些轰动效应。这些话让我对刘星老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作为一个法学入门者，我读了这本书之后让我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感觉到非常的舒适。
在我们的传统印象来看，法学总是枯燥乏味的，给我们的印象停留在一条又一条枯燥的法律条文。但是刘星老师将我们印象中枯燥的法律条文转化成了一个又一个生动有趣的小故事。让曾经苦口的良药变成了可口的大餐，我在不知不觉被他这种写法所吸引。他很懂得把握文章的长度，深入浅出，让人不会有饱胀感而又意犹未尽;他的文章内容丰富充实，正是验证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一句话，实在是言简意赅;他的写作手法极为巧妙，往往从趣事趣案下手，如药引般引导我进入他要论述的主题，继而叙述法学原理，带领我走进法学世界。开启我的法学大门。
(一)故事中的法律
刘星老师并不是单纯的讲述中国或者外国的故事。当他讲述西方的法律故事时总是润物细无声的给我带来有关法的知识。当苏格拉底的誓死不越狱选择为捍卫雅典法律的尊严时，选择饮毒自尽。苏格拉底的决定给后人带来无尽的讨论，这位伟大哲人的做法是否过于迂腐。当安提戈涅按照宗教的习惯埋葬了她的兄弟。当国王把她逮捕起来，问她为什么要违反法律时，安提戈涅说：“我应该服从国家的法律，但是，更应该服从高于国家法律的宗教法律。”在西方人看来，人无法摆脱世界命运的安排，但可以选择自己的行为，从而选择自认为更好的法律秩序。当美国市长宣布政府将对男女同性恋者之间的长期承诺和爱护关系予以承认，同性恋者欢呼雀跃时，让少数的权利得到实现时，这说明了大多数人的喜恶不能作为个人权利的唯一的立法依据，我们也要对少数人予以尊重。
这些故事逐渐增加了我对法的兴趣，也让我对法的理解上了一个新高度。
例如此类的故事还有很多，就是这样一个又一个的小故事，没有用任何晦涩的语言表达深刻的意蕴的方式，却带给了我无尽的思考。它的雨不是倾盆大雨将所有的法学知识砸向你，而恰恰是这几点及时雨，有点启蒙的思想，带给我更深层次的思考，思索着我国的法治制度的问题。我们常常会把中外法律体系进行对比。而这本书说的是西方法律文化现象，却时时启蒙着中国人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不着痕迹的调动着读者的思维，去思考中国的问题。
(二)东西方的差异
东西方的差异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从古至今的许多因素影响着它。首先，英国的《权利法案》，美国的《1787宪法》等宪法条文，都是西方国家运用成熟的法律手段治理国家，约束民众的违法行为。而中国历史上虽然都有法律，统治者都用过法律来约束被统治者，但是统治者自己却不在法律体系的约束之中，这是中国古代“法家”所说的法治，与西方的全法治相比历史上的中国是个“半法治”。这样“半法治”产生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总是习惯了这一套理论。但是当我读到“地理环境中的法律”时，仿佛为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孟德斯鸠的“地理因素说”讲了法律不仅事实上而且应该和地理环境诸因素相适应。想来也对，中国的小农经济的基础在于中国独有的地理环境，优越的气候条件肥沃的土壤，无一不是中国产生小农经济的重要地理因素，正是在这样的地理条件影响下，中国没有像古雅典一样建立小国寡民的.直接民主制度，也没有像古罗马一样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而是建立了符合中国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这也就造成了古代中国出现半法治的局面。我国的幅员辽阔使得各地都有不同的地理环境，地理环境会对人们的行为造成不同的影响，因此，在我们这样一个包含不同地理环境的大国，我们的法律在讲究国家统一性的同时也应该讲究地方区域的不同性，当有些地理环境因素和民俗及习惯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更应该如此。也许这就是从某一方面来看的法律的原则性与灵活性辩证统一的要求。
除了地理环境的影响因素外，社会心理的影响也是不容小觑的。亚当与夏娃的故事想必我们都很熟悉，亚当与夏娃偷食禁果使得性觉醒，人类就像开了闸的洪水一般不断繁衍，一代传一代，上帝知道后将夏娃逐出伊甸园。上帝还告诉后来的人类，第一父亲和第一母亲的行为是一种罪恶，人类是由于这种罪恶出现的，所以人类的每个人生下来都是有罪的。所以，西方人相信人性是恶的，很大程度是因为这个故事。西方人以为人性恶，所以觉得教育的力量是软弱的，教育无法抑制人的犯罪倾向，因此特别喜欢用法律。中国人大多都读过《三字经》，那里面的头一句话说：人之初，性本善。尽管历史上出现了几个“法家”分子竭力“诋毁”人性，但是，大多数中国人都追随孔孟之道，喜欢把人性讲的善一点。于是孩子的启蒙读物《三字经》便有了性本善的字眼。历代的统治者皆以法律作为统治工具，他们大多认为只有做一位仁君才能名垂青史，所以大多数都是德法兼修，以德为主。所以确信教化的无边的效力，教化肯定可以使人改邪归正，于是以为法律实在是对付低下动物的低下手段。法律是一种低要求，道德是一种高要求。所以，具有强制性质的“法治”在西方日益发达，而在中国则到晚近期才慢慢有了起步。
(三)“雄辩的魅力”
在我们的印象中，律师大多能言善辩。研习法律的人，从来都是关心辩论的，仿佛辩论乃至训练得雄辩自如是法律行内的本分。从本书中我们可以细细品味尼克松“水门事件”法律辩论的戏剧性变化，慢慢咀嚼辛普森刑事案件开庭诉讼的峰回路转，仔细感受包细亚的智慧。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了解律师这样一个屡被文学作品痛快的社会精英符号的实际底蕴，以及其根深之所以叶茂。
辩论以至雄辩，是自古以来人类理性的一种“现场发挥”的极致。它能够调动我们的情绪、激发我们的想象，雄辩作为一种技艺，而法律中的雄辩，需要专门的术语、特殊的论证思路和具体的法律知识。但凡了解现代中国法制化进程的都知道。从前咱们的法官在法庭上，不仅要声色俱厉地向被告问这问那，而且还会以同样的方式“折腾”一番原告，就连律师都会因此冒虚汗，法官是主角几乎所有的问题由他提问由他查明。专家称其为“纠问式庭审”。这表明法官是“法庭之王”，他有着裁判的权力，更有从头到尾追问以及使案件水落石出的权力。后来中国的法学家和法律家发现“对抗制庭审”才是最吸引人的。这就意味着庭审参与者积极地挑战对方，使出浑身解数。在法庭中衣冠楚楚的律师个个“神气活现”他们颇为机智地向当事人或证人提出问题，在当事人以及证人的回答中揭示“自相矛盾”;有时旁征博引，告诉法官或旁边的陪审团“法律究竟是什么”。他们运用自己的法学知识，引用法律条文，说这条法律在这里或那里。“真理是越辩越明的”。当诉讼两方竭尽全力为己方的利益而攻击对方时，法官却是不露声色，他在考虑谁的证据充分，谁说的有道理，这样法官才能更为清楚纠纷的关节要害。“法庭之王”的位置从法官移向了律师，法庭的这场静悄悄的革命，实际上是一场更具有文化意义的观念革命。
书中观点很多，其中的“‘上下关系’还是‘契约关系’”一节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一节开篇即“颠覆”了我对契约的认知。最初接触契约一词，是在高中历史书上中卢梭的一个观点中，那时老师为了方便我们理解，简单的告诉我可以认为就是签订了合同。而在我看来合同就只是两家公司为达成合作而签订的文件，并无它意。事实却不然，在西方人的观点中，契约不仅存在于私领域，也存在于公领域。因此，在他们看来政府在管理国家的时候，是与民众有一个“社会契约”的关系的。为了证实这一点，他们甚至编织了一个古代故事：认为远古时期人们处在自然状态中，后来大家为了共同生存便签订契约组成社会，再后来又与政府签订契约授予政府权力。也正因为这一层原因，政府在行事时必须按照与民众订立的契约行事，维护民众利益。而一旦政府所做之事违背契约时，民众也有权推翻这一政府，与新的能够维护其自身利益的组织重新订立契约。从这一点出发，西方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更多体现的是契约关系。
但在我国，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更多给人的感觉是一种不平等的上下级之间的关系。这不难从最近的热点事件中一探究竟。还记得上个月的一篇“小伙为办护照返乡六次多跑3000公里”的报导。相信这也是很多民众经历过的，排了长长的一条办证队伍，到自己办证时工作人员一句材料不齐，然后让你备齐材料再来，一番折腾后你又得排长长的队伍去办证。这不免让人觉得办证的政府工作人员没有维护我们的利益，浪费了我们的时间精力，更有甚者会认为其有凭一己权力玩弄民众之嫌。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西方人选择了法治道路，以法律为规矩，规范人们的社会生活，这在很大程度是在追求法律的秩序价值。
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需要》一文中，作者讲到了西方人对秩序的追求。在众多法的价值中，有些西方人认为，首先应该注意的是“秩序”。作者以歌星来到小镇演出的例子来说明法律的秩序价值，对于保障人们在享有权利的过程中避免混乱状态的重要作用。在西方人看来，我们生活的家园只有一个，资源是有限的，人们的诸多需求在很多情况中是先难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因此，我们只好尽可能的照顾大多数人的最大需要。换一个角度看，在人们的共同需求中，人与人的利益总会发生冲突，所以要照顾最大多数人的最大需要。
追求法律在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这一点上，中西方的认识是相同的。但是，对待法律的慎重态度却是中西方所不同的，这也是中国法治建设道路上存在的一个问题。
早在千年前，苏格拉底就以生命捍卫了法律的方圆。苏格拉底为什么明知雅典的法律是不公正的仍然不越狱，还要依照不公正法律的判决饮毒自尽?这是因西方人慎重对待法律的态度决定的。
苏格拉底的行为在国人看来简直是不可理喻的，既然明知法律是不公正的，还要去服从法律的审判，这简直就是迂腐不堪。在中国人看来，法律本身不公正就不必去服从。但是西方人却不这么看。他们认为对待不公正的法律，态度要慎重。我们选择法律规范我们的社会生活，就是想要给社会一个方圆，一个秩序。法律没有绝对的公正，法律有的只是相对公正。任何一部法律，对一部分人来说是公正的，但对另一部分人来说是不公正的，我们不能以自己的公正标准去评判法律，而应以大多数人的公正标准评判法律。当有一部分人认为法律不公正，而不遵守法律的时候，那么人人都会找借口逃避法律的约束，从而导致社会的混乱无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