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与动经济增长论文

财政政策与动经济增长论文（精选8篇）

财政政策与动经济增长论文 篇1

面对严峻的挑战，党中央、国务院冷静分析形势，果断地作出了增加投资、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外市场和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等重要决策。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加铁路、公路、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和住宅建设投资，并在防范金融风险、优化资金投向的前提下，适时适度扩大信贷规模和增加财政预算内支出。提高了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努力保持外贸出口的稳定增长。同时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有条不紊地推进国有企业、金融体制、粮食流通体制、住房制度等项改革和下岗职工再就业工程。这些措施已经和正在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作用，从6月份起多数经济指数已经出现企稳回升迹象。但是，由于亚洲金融危机还在进一步发展，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将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国际经济和金融形势，因此要实现全年8％的经济增长目标，还必须进一步加大宏观调控力度，采取更加积极有力的措施。

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支持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是投资、消费和出口。去年我国经济增长8.8％，从需求拉动因素看，投资约占2.2个百分点，消费约占4.9个百分点，净出口约占1.7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明显减弱，影响了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从消费方面看，消费市场持续低迷。今年1—7月全国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7％，考虑到价格下降因素，实际增长9.2％，增幅同比回落1个多百分点。从当前消费需求走势看，消费品市场平淡，物价持续走低，城乡居民收入增势减缓的格局仍不会改变。再加上一些改革措施的出台和逐步到位，居民预计用于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个人支出会增加，对于商品消费方面的花费更为谨慎。因此今年消费增长幅度至多能维持上年的水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稳中趋降。

去年我国外汇储备大量增加，外汇占款放出基础货币2300余亿元。今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不断加深，特别是日元大幅贬值对我国出口的直接影响，1—7月份外贸出口增长6.9％，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了19.2个百分点。后几个月出口形势依然非常严峻，出口增长将大大低于去年，预计全年外贸出口与去年相比不可能有多少增加，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明显下降。

从投资方面看，加快固定资产投资是推动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因素。1—7月固定资产投资（不包括城乡集体和个体）比去年同期增长15.6％，近两个月已开始增速，但考虑到外商、集体和个体投资比去年下降的因素，全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还不足以弥补外贸出口增幅大幅度回落造成的缺口。因此，要实现全年8％的经济增长目标，必须通过增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在需求不足导致的经济增长乏力甚至经济萎缩时，市场经济国家一般采用两大调控手段：一是运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对经济运行进行调节。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增加货币发行量、降低法定存款准备率、降低贴现率、在公开市场上购进政府债券等手段来扩大货币供应量，以刺激有效需求的增长。二是启动财政政策进行反周期操作。运用财政政策的最有效措施，就是增加财政支出。财政支出的增加不仅能直接增加社会需求，而且能带来工资和利润的增加，刺激个人消费和企业投资，拉动相关产业，间接增加社会需求。由此带来的总需求的扩张往往数倍于财政支出本身的扩张。这就是经济学通常所说的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一般来说，在经济的扩张阶段，运用货币政策对经济总量的调节作用比较明显，可以直接影响经济的增长速度；而在经济相对收缩阶段，扩张的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则比较迟缓。财政政策由于能直接扩大社会需求，不需要中间传导过程，时滞短，在经济处于收缩阶段时，对拉动经济增长作用明显。

实现今年经济增长8％的目标，并在今后较长时期内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它不仅能够增强全国人民克服经济困难和外国投资者对我国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而且有利于香港经济的稳定。同时，还是缩短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根本选择；是改善基础设施，调整生产力布局，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举措；是帮助国有企业摆脱困境，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和其他各项改革顺利进行的基本保障；是不断提高城乡人民生活水平，解决城镇新增劳动力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的重要出路。因此，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由财政部向国有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用于国家预算内基础设施性建设专项投资，以刺激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

增发1000亿元国债用于基础设施性建设专项投资，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切实可行。第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急需增加基础设施性建设投入。当前我国基础设施整体水平依然不高，特别是农田水利、铁路交通、邮电通信、城市基础设施、城乡电网建设与改造、长江黄河中上游水土保持和植树造林等建设与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要求还很不适应。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既能有效刺激国内需求，迅速带动经济发展，又能避免重复建设，有利于调整、改善投资和经济结构，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第二，目前中央银行基础货币供应偏少，居民储蓄增加较多，商业银行资金存差较大，物价总水平继续下降，是向商业银行发行长期国债的有利时机。今年1—7月货币回笼同比增加669.3亿元，外汇占款没有新的增加，按国民经济计划应当供应的基础货币发行不足，因此当前增发国债不会导致货币超计划发行，引发通货膨胀。到7月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达50749.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7437.3亿元，比年初增加4469.8亿元。商业银行由于约束机制增强，对供过于求的工业项目贷款更加谨慎，因而存贷款差额较大，增加了银行运营成本。面向商业银行增发国债，有利于改善银行的经营状况，化解金融风险。在物价总水平继

续走低、银行利率五次下调的情况下，增发国债的成本也是比较低的。第三，中央财政是可以承受的。现在中央财政虽然比较困难，但当年财政赤字和债务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都比较低，按国际口径比较，1997年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5％，1998年年初预算确定的赤字加上增发的1000亿元国债在当年反映的赤字，比重大约为2.2％，低于国际公认3％的警戒线。1997年中央政府债务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8.1％，加上今年年初预算确定的国债和这次发行的1000亿元国债，预计今年年底的债务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10.3％，也低于大多数国家的同一比重。因此，我国增发国债仍存有较大空间。从长远看，随着经济的发展、改革的深入，国家财政会逐步强大起来，还本付息的能力也会不断增强，只要运筹得当，不会出现政府债务危机和偿债高峰。

增发1000亿元国债，不仅可以直接增加投资，刺激国内需求，还能通过补充和增加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本金，为银行扩大贷款创造条件。初步测算，1000亿元国债的使用大致可以使银行配套增加贷款1000亿元。这样，总数约2000亿元的建设投入所形成的最终需求，据测算可拉动GDp增长两个多百分点，今年按发挥一半效果推算，将有助于实现经济增长8％的目标。

需要指出的是，这次增发国债用于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是在特定条件下采取的积极措施，与坚持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并不矛盾。党的十五大和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应作为财政工作的中长期方针予以坚持。但目前我国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不断加深，面临着经济增长乏力、通货紧缩的形势，必须实施更加积极有力的财政政策。这次增发国债是坚持适度从紧财政政策前提下，针对当前实际情况所做的适当调整，是扩大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必要措施，也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改善和强化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措施。采取这项措施的同时，必须要依法加强税收征管，严厉打击偷税、骗税，清理欠税，减少税收流失，以确保完成全年预算任务。

财政政策与动经济增长论文 篇2

社会经济发展到今天, 早已不是自给自足的经济, 而是在市场力量的基础上还需要政府宏观调控的混合经济, 政府的调控在促进经济健康、快速增长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这其中, 财政政策是最主要的工具之一。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的经济危机至今仍无明显减弱或反弹迹象, 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并适当借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使用财政政策调控的经验, 是很有必要的。

已有的研究成果从财政政策工具入手研究的不多, 且由于各人采用的样本区间和数据处理方式不同, 得出的结论也有一些区别, 更少有以季度数据为基础的研究。为此, 本文采取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并拟采用更为细分的季度数据以补充因数据选取造成的研究空白, 集中研究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并提出政策建议。

我国以往财政政策回顾

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前, 我国的经济主要是调整时期以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期, 财政政策的空间比较局限, 故下面就我国1992年以后的比较有代表性的财政政策进行简单回顾。

(一) 1992年———1997年以控制通胀为主的财政政策

1992年和1993年之间, 由于房地产和证券投资行业的投机过热, 我国经济出现了严重的通胀, 1994年的通胀率达到了24%, 经济秩序比较混乱。为此, 我国政府提出了16项宏观调控措施, 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 通过强化增值税和消费税的税收征管、实行税制改革、整顿经济秩序、压缩财政开支等方面, 成功使通胀率逐渐回落, 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从1994年的121.7降到了1996年的106.0, GDP增长率从1992年的14.2%降到了1996年的9.6%, 经济避免了以往的大起大落, 实现了软着陆, 在经历了一段过度扩张之后平稳回落到适度的增长区间;金融秩序也得到了规范, 是一次比较成功的运用财政政策调控经济的实践。

(二) 1997年下半年—2003年积极的财政政策

1997年下半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我国的经济增长形势再次面临严重的考验。外贸出口增长幅度明显下降, 内需不足, 日益出现通缩形势, 经济增长率下降明显。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 国家果断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 主要措施有:发行3600亿元长期国债;调整税收政策, 特别是出口退税政策;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加大对中西部地区转移支付力度;国民经济战略性调整, 促进国企改革和产业结构优化。

积极财政政策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有效地扩大了投资需求, 经济虽然身处不稳定的国际经济环境中, 仍然保持了7%一8%的增长速度。财政政策对于GDP的贡献率, 1998年是1.5个百分点, 1999年为2个百分点, 2000年也在1.7个百分点左右。另外, 在企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 地区生产力布局调整和优化, 可持续发展, 改善人民生产生活条件等方面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果。

(三) 2004年—2008年上半年稳健的财政政策

1997年以来, 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带来一些问题, 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经济高速增长、城市化进程加速, 通胀压力开始呈现。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 我国政府开始实行了以“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为主的稳健的财政政策, 减少了国债发行规模, 对与经济过热有关、直接用于一般竞争性领域的“越位”投入, 实行退出来、压下来的政策;对属于公共财政范畴, 涉及到财政“缺位或不到位”的实行增加投入的政策。财政政策由主要拉动经济增长转向支持深化各项改革, 调整优化结构, 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建立有利于经济自主增长的长效机制。

(四) 2008年下半年—至今积极的财政政策

针对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日趋严重、中国经济下行趋势明显的实际, 2008年11月5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以十条措施来拉动经济增长, 这是积极财政政策自1998年以来的第二次提出。总的政策指向只有一个, 即通过大规模投资来拉动需求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 从而保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尽管此次危机与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相比, 二者的性质不一样, 我国的国情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但两次政府出台积极财政政策, 都是希望通过政府的投资刺激对抗经济的下滑, 政策的选择理念没有差异。从以上对财政政策的回顾可以发现, 财政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经济增长的重要杠杆。

基于我国1998—2008年间季度数据的实证分析

(一) 税收与经济增长

税收是财政政策三大工具之一, 税收收入也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执行初步统计数为68477亿元, 其中税收收入59515亿元, 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为86.91%。

为了进一步分析各种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 本文选取了增值税 (VAT) 、营业税 (YYT) 、关税 (CT) 作为代表来验证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 考虑到对企业的亏损补贴 (KBT) 是抵减财政收入的重要部分, 也将其作为解释变量之一。单位根检验表明除GDP、YYT是二阶单整之外, 其余变量都是一阶单整, 但是他们通过了Johansen检验, 存在协整关系, 可以进行回归分析。剔除回归系数不显著的营业税YYT, 得到的结果如下:

GDP=-6402.601+27.2502*CT+13.3291*VAT-162.5541*KBT (-2.7717) (2.6709) (13.4529) (-7.8033)

DW=1.99 F=201.5105调整后的R2=0.9465

方程在5%显著水平上不存在自相关, 不存在异方差。结果表明关税、增值税在促进GDP增长方面的影响比较显著, 企业亏损补贴对GDP增长起反向作用。

(二) 政府购买与经济增长

由于政府支出的投入方向方面的数据更易获得, 这里用政府支出各个方面的数据代替政府购买, 二者稍有出入。选取了国家财政支出中基本建设支出 (BCT) 、企业挖潜改造资金支出 (QWE) 、科技三项费用 (SSE) 、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支出 (FSE) 、政策性补贴 (ZBE) 、文教科学卫生支出 (WJE) 和代表经济总量的 (GDP) , 来反映政府支出的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首次回归许多变量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参考意义不大。于是剔除不显著变量之后再次回归, 得到结果:

GDP=8249.49-39.1003*SSE27.6370*WJE (9.0818) (-5.2681) (20.2591)

DW=1.5016 F=541.5123调整后的R2=0.9686

回归方程的残差项经检验是平稳的, 表明变量间同样存在协整关系。回归拟合度高, 不存在自相关, 在5%显著水平下不存在异方差。表示科技三项费用的SSE和文教科学卫生支出的WJE的符号正好相反, 文教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作用, 而科技三项费用与GDP是负向的关系。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 文教科学卫生支出能有效提高人力资本存量, 是适合财政政策投入的有效方面, 长期来看有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但这里它对经济的影响是负的, 笔者理解这表明投入的科研开发资金要么没有成果, 要么光有理论学术成果却迟迟不能转化成实际可用的科技生产力, 故科技费用支出对经济增长没有促进作用, 反而造成了资金的浪费。

注: (1) 括号内是回归系数的t值。 (2) ***表示在1%置信水平下显著, **表示5%显著水平, *表示10%显著水平。

(三) 转移支付与经济增长

转移支付是政府利用财政政策调节经济的第三大工具, 其主要目的更倾向于调节居民收入分配, 提高中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

一般来说, 转移支付应由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事业费、政策性补贴、企业亏损补贴和内债利息支出四部分构成。由于我国未分开公布内债还本和付息支出, 故这里只取了前三部分。转移支付与经济总量的回归如下:

GDP=22135.77+42.5431*TR (12.5578) (8.2780)

DW=0.7552 F=68.5253调整后的R2=0.6586

经检验回归残差是平稳的, 变量TR是在1%下显著, 表明转移支付有效地促进了居民收入分配, 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的同时, 促进了消费的提高;而消费正是组成GDP的三驾马车之一, 故财政政策中转移支付对GDP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四) 各项财政政策工具效果比较

1. 协整分析

同样以1998年第一季度到2008年第二季度的数据为基础做计量回归, 由于涉及到的经济变量都有长期趋势, 因此, 对经济变量都取自然对数。

单位根检验发现GDP, 总量税收、政府支出、转移支付都是一阶单整变量, 且四个变量通过了Johansen协整检验, 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所以估计是有效的。为了消除自相关, 用广义差分法估计得到结果如下:

GDP=0.9364+0.2643*TAX+0.4454*EXPENSE-0.0361*TR (11.8092) (5.5408) (9.4909) (-1.5488)

DW=2.0804F=166.2111调整后的R2=0.9358

除转移支付不太显著之外, 各变量均在1%水平上显著, 回归方程无自相关和异方差。协整分析表明税收和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是正向促进作用, 转移支付符号是负的。如同以上的分析所表现的, 政府支出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最大, 税收的作用其次, 转移支付则有轻微的阻碍作用。

2. 误差修正模型

既然上述四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可以建立他们之间的误差修正模型。估计结果如下:

在第一个GDP方程中, 误差修正系数是负的, 通过显著性检验, 符合反向修正机制, 表示误差修正机制将使未来的经济增长率的变化下降, 即对经济增长率的变化具有收敛作用, 每一期反向修正0.1827个单位。就GDP自身来看, 滞后一期和二期的GDP符号都是负的, 表明在1998年以后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过程中短期内经济增长率的变化有回归正常水平的趋势。财政支出的滞后一期和二期的符号都是正的, 而且两期的系数差不多, 表明财政支出促进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比较明显。税收的滞后一期和二期都是负的, 且第一期的影响更明显, 随着税收收入的增加, 经济增长率缩小。转移支付的滞后一期和二期符号为正,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向的, 在滞后一期时的影响比较明显, 但相比于财政支出, 其影响系数仍十分小。误差修正模型反映了变量在短期内的变化趋势, 和协整分析所表现的长期关系有所不同。如税收在长期里是促进经济增长, 但误差修正表明在短期内尤其是滞后第一期内有负向修正作用;同样的符号差异也体现在转移支付上。

利用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主张

(一) 从税收方面考虑

1.推进税制改革。尽管在具体税种上还有许多可以改进的地方, 推动税制的全面改革无疑应是全局性的最重要的举措。建议应加快税制改革步伐, 实施提高居民消费倾向的税收政策, 为调整内需结构创造契机。

2.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消费税。将普通消费品逐步从税目中剔除, 将一些高档消费品与高档消费行为纳入消费税征税范围;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

3. 大力推进农村费改税, 增加农民收入。研究表明提高中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对消费的促进作用最大, 因此要彻底减轻农民负担, 增加农民收入, 以拉动全国消费和经济增长。

(二) 从政府支出方面考虑

1.增加财政性教育经费供给。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受教育权利, 确保教育公平, 通过教育提升人们的知识和技能水平, 从而提高其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

2.配合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 加大政府的支出份额。强化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的责任, 扩大医疗总支出中政府承担的份额, 切实减轻居民的医疗负担, 对于提高中低收入者的福利水平、增强其消费欲望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3.增加社会保障的投入。应把刺激消费的重点放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上, 财政增加支出的重点是充实社会保障账户, 扩大社会保障的范围。

(三) 从转移支付方面考虑

1.改革全国行政区划分级, 减少转移支付的层层下拨次数, 在较高级别财政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办大事。

2.尝试新的类转移支付方式。在经济危机的刺激下, 有许多新型类似转移支付功能的尝试已经出现, 比如向购买节能环保产品的用户给予政府补贴, 向低收者或困难家庭发放消费券、主要面向外地游客的旅游券等。

3.改革转移支付结构。逐步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 制定中长期增长目标和计划, 逐步实现转移支付使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

4. 加大审计监察力度和法制化进程。

我国应积极借鉴别国成功经验, 加快财政转移支付的立法进程, 如《财政法》、《预算法》、《财政监督法》等, 对转移支付制度的原则、内容、形式、依据、用途和监督加以规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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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与动经济增长论文 篇3

【摘 要】财政政策对于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的不同回答是区分不同经济学流派和制定不同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本综述将对有关于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主要理论观点进行阐述,从而为进一步研究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一个广阔的参照平台。

【关键词】财政政策;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83(2010)07-0158-01

1 财政政策无效论

1.1 古典主义的观点

古典主义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于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在强调法律制度的重要性基础上市场无形的手才会发挥作用。经济仅仅会在短期内偏离充分就业,不可能存在长期的衰退。在财政问题上,古典学派主张财政收支平衡,反对赤字和举债,反对政府利用财政政策干预经济。许多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都倾向于研究资源配置的有效性问题。在这些理论体系中,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应控制在最低限度,财政的活动范围也应受到严格的限定。

1.2 新古典主义的观点

新古典主义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为基础,建立了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相当完整的经济学体系。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有趋于充分就业的倾向,产品价格和货币工资可以适应供求状况上下调整,劳动力市场可以出清。生产要素均衡价格决定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分配论。因此,他们认为任何随机的或非系统的总需求政策,都只会增加经济在自然水平附近的波动,财政政策也不例外。

1.3 货币主义学派的观点

货币主义学派在货币流通速度不变和自然率假说的假设条件下提出了自己的的观点:货币供给对名义收入变动具有决定性作用;在长期中,货币数量的作用主要在于影响价格以及其他用货币表示的量,而不能影响就业量和实际国民收入;在短期中,货币供给量可以影响实际变量,如就业量和实际国民收入;私人经济具有自身内在的稳定性,国家的经济政策会使它的稳定性遭到破坏。同时他们提出了自己的政策主张:从长期均衡趋势看,经济将处于“自然失业率”状态,政府过多的干预只会使情况更糟。在弗里德曼看来,财政政策不仅具有挤出效应,而且政策时滞常常使政策实施后果与经济运行的需求背道而驰。

1.4 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

这一学派的理论基础建立在四个假设条件下:个体利益最大化、理性预期、市场出清、自然率。理性预期学派认为,经济当事人都遵循最大化原则,理性的经济人都能收集到尽可能充分的信息,并据此作出理性预期,这种预期结果非常准确。人们能够迅速认识政策制定者意图,并对政府的政策和价格变动事先采取预防措施,结果抵销了政策的预期效果,导致政府政策无法发挥预期效应。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政策无效性命题:存在理性预期、且工资与价格具有弹性的条件下,被人们预期到的政府政策无法影响实际的产出或失业。只有政府随机地改变财政政策、公众未预料到时,才会影响实际产出和失业,但代价是造成产出的剧烈波动。因此,不应该用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来预测不同经济政策的后果,因为在新的政策环境下,经济主体会调整他们的预期和行为,这些模型的参数就可能发生变化,使得政策作用不能得到有效发挥。

2 财政政策有效论

2.1 有效需求不足论

凯恩斯认为生产过剩和大量失业问题的存在根源在于社会的有效需求不足,因而刺激有效需求是其经济思想的核心。由于市场机制不能自发地扩大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必须动用政府力量对经济实施干预,扩张政府需求,扩大财政赤字,调节有效需求,以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凯恩斯还利用乘数理论说明增加投资可以导致收入的成倍增加,产生促进经济增长的连锁反应。政府要实行需求管理,在经济中出现萧条和大量失业的时候,政府应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扩大社会总需求,进而扩大产量,增加就业,最终实现充分就业.而在经济中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的时候,政府则要实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缩小社会总需求,进而减少通货膨胀的压力,最终消除通货膨胀.实行"逆经济行事"的政策,以促进经济平稳增长。但该主张在西方国家经济普遍陷入"滞胀"困境之后遭到质疑。

2.2 补偿性的财政政策

凯恩斯的 是以赤字财政为特点的,但战后美国并没有打破财政平衡的框架。这一政策的代表人物汉森接纳了凯恩斯关于投资需求不足的观点,认为为了实现GDP实际产出水平和潜在产出水平以相同的速度增长,关键在于使新增的投资达到足够的水平,防止储蓄大于投资。汉森主张,为促进投资水平的提高,实现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必须实行持续和稳定的政府干预政策。补偿性财政政策的原则是在萧条时期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政府应通过消减税收、降低税率、增加支出或双管齐下以刺激总需求,刺激经济。在繁荣时期采用紧缩性财政政策,减少支出,增加税收,以抑制通胀。

2.3 内生增长理论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一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是由人力资本、知识或技术进步等内生变量决定的,并认为正是这些内生变量避免了新古典增长模型所说的物质资本收益率递减现象,从而使经济增长率的决定内生化。政府通过财政政策解决人力资本积累外部性、技术外部性、知识外溢效应等问题,可以刺激和增加人力资本、R&D;等方面的投资,进而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为了避免内生因素的外部性导致的竞争性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政府通过财政政策解决人力资本积累外部性、技术外部性、知识外溢效应等问题,可以刺激和增加人力资本、R&D;等方面的投資,进而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

3 简要评述

总的来说,主张财政政策无效的观点认为市场机制通过其自主调节能力能实现经济的增长,而财政政策本身的时滞与挤出效应对经济增长能起到的作用较为有限,而另一派则认为经济运行中所形成的诸如有效需求不足,长期趋于停滞,外部性等因素需要实行促进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各方观点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纵观实践中各国财政政策的实施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来看,虽然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要想发挥较好的效果对经济组织的完备性,相关政策的配套性,政策实施力度的把握等都有较高的要求,否则,会在极大程度上影响政策效果。

げ慰嘉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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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孙宇晖,刘怀洲.对西方宏观经济政策的评析.当代经济研究瞭,1999(8):6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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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毛晖.财政政策确实有效吗.财经政法资讯,2008(4):22-27.

财政政策与动经济增长论文 篇4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我们长期强调效率而不注重公平使得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尤其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这有可能会影响损害社会和谐和稳定，从而增大改革的阻力和难度，并进而制约经济增长。林毅夫等人提出了共享式增长的概念，即机会平等的增长。如何实现共享式增长，需要政府做到的最重要的是增加对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及其他基本社会投入的服务以提高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基本素质与发展潜能。这需要政府选择恰当的财政政策实现。本文通过分析现有的一些财政政策对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影响，力求找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有效的财政政策。

关键词：共享式增长 收入分配 财政政策

一.近期可以采取的扩大内需的财政政策举措

1、找准政府投资的切入点，对冲经济“发动机”的减速。美国早期的发展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美国是一个崇尚自由的国家，政府极少直接干预某个行业的发展。

但是，除教育和科技外，美国政府对交通建设一直情有独钟。年美国铁路总长37公里，1840年增至4800公里，1860年增至48 000公里，超过当时世界上其他国家或地区所有铁路长度的总和。在铁路建设中，虽以私营为主，但政府给予铁路公司资金、土地、债券担保、税收优惠等大量支持和帮助。20世纪初，美国政府又几乎完全承担了修建各类公路的重担。便利的交通工具与交通网络强化了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和合作，也促进了区域经济专业化分工的进一步扩大。随后，美国各地区起初较为单一的经济发展模式逐渐转换为多元化的发展模式。①我国具备后发优势，基础设施建设仍有巨大的空间，在经济“发动机”面临减速的情况下，适时适度有针对性地扩大政府投资，完善关键基础设施建设，是一项很明智的选择。

2、把增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与改善投资环境结合起来，为撬动社会资本投资与激发市场活力创造条件。拉动经济增长，仅靠政府投资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撬动社会资本、带动银行贷款、激发市场活力。在当前困难时期，社会资本缺乏信心，银行贷款畏惧风险，市场活力缩藏起来。通过财政贴息等手段虽然也能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但不是治本之策，根本所在是项目本身的可行性以及投资环境的易生长性。私人投资者在市场中选择项目面临的风险很多，一部分是个人的.，还有一部分是准公共或公共的，如养猪可能遭猪瘟、牛饲料可能带来毒牛奶。如何避免这些不完全是个人的投资风险，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提出“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对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很有启发。这就要求我们，通过完善相关政策法规，改善与强化政府服务，简化行政管控，放宽社会资本投资限制，规范相关税费管理，优化投资环境，才会从根本上有助于吸引与撬动社会资本投资，激发起更大的市场活力。

3、实施促进产业升级、自主创新与延长产业链条的财税政策，培育与壮大民族工业和关键技术行业。通过结构性的财税政策，引导国内重要行业企业加快设备更新、技术升级与产业链延长，培育与壮大民族工业。通过增加科研投入，实现重大科学技术与关键机器设备的自主研发，重视并推动我国农业、粮食、生物等关键行业的研发与生产。除在全国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外，还要鼓励企业加大职工技术培训投入，允许更多的职工培训费在税前成本列支;鼓励与奖励国内企业不断延长产业链条，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与控制力;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对新能源、新材料、突破性环保技术等研发加大优惠力度;将文化创意产业等服务业中的研发投入，纳入允许抵扣的范围内，鼓励现代服务业升级;细化出口产品的税则分项，根据不同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含量，给予不同的出口退税率，支持出口结构升级。

财政政策与动经济增长论文 篇5

肖唐镖、石海燕

（400031 重庆市 西南政法大学 中国社会稳定与危机管理研究中心）

内容摘要：近十多年来，政府的农村经济增长政策与扶贫项目之成效如何？本文对12个扶贫样本村调查资料的定性分析发现，不同类型的扶贫项目和政策在不同村庄有的成功，有的失败，并呈现“规律性”效应，即：投向改善村民生产生活类的项目呈现正效应，而直接投向生活的产业发展类项目呈现负效应。这与扶贫项目决策与执行机制的非民主与责任流失，以及宏观政策在扶贫效应上的非匹配等问题密切相关。

关键词：政府扶贫 经济增长 扶贫效应 政府绩效

一、引言

“1995年至2004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从6500万减少到2610万，减少了一半以上，贫困发生率下降到2.8％。贫困地区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到2004年，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中95％以上的贫困村实现了通公路、通电、通电话。”[①]贫困地区的这种变化，原因究竟何在？其中，有多少贡献来自政府如其所推进的经济增长政策呢？或者说，政府的扶贫政策与行为、尤其是政府所推进的经济增长政策对农村贫困的缓解，究竟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其作用发生的机理是什么？上述问题将我们引向政府的扶贫政策与行为分析。实际上，近年来学界对政府的扶贫政策与行为已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中国在减少贫困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快速的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的减贫作用却由于收入分配的恶化和农民收入增长乏力而不断减弱。[②]有学者认为，中国农村改革20余年以来，政府一系列农业政策对促进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缓解农村贫困产生了积极影响。其中，产生正面影响的重要农业政策主要有三类：第一，实施家庭承包制政策对农村减贫的影响；第二，农产品价格体系改革对农村贫困的影响；第三，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对农村减贫的影响。[③]从宏观层面看，情势或许如其所云。但是，在具体实践中，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有研究者就曾指出，在一些地方，扶贫“新项目年年有，上马十轰轰烈烈，经营时冷冷清清，效益上惨惨淡淡，导致大量的扶贫开发资金沉淀流失，‘造血’机制难以形成。”[④] 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对移民扶贫项目研究本身提出了批评：至今很多研究项目仅泛泛地说明了移民是如何从扶贫项目中受益的，但是没有详细地说明是谁真正从中受益；而且，缺乏对政府政策的研究。[⑤]如在笔者参与调查的12个样本村中，政府实施的扶贫政策与项目之效果并不一致，甚至出现严重分野，有的得到村民良好评价，有的则徒增负面反映。令我们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有的项目和政策会成功、有的却失败了，其原因何在？本文即试图以12个村的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讨论政府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政策与农村贫困缓解之间的关系。

二、扶贫政策与项目的总体效应

1、调查样本村呈现

样本资料来自2006年世行项目进行的田野调查，采取多阶段抽样与立意选样相结合的方式，选择云南、甘肃、四川、内蒙古、江西、江苏六个省，在各省分别选取两个扶贫样本村。各样本村的基本构成情况见表1。

2、扶贫政策与项目的效应评估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一2010年）》提出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即：“通过发展生产力，提高贫困农户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这要求政府不仅要对贫困农户救济，还要使村庄具备自我发展的能力。因此，对政府扶贫政策和项目的绩效考察，可以分别针对政策与项目的直接响应和村庄自我发展能力而展开。

（1）扶贫项目的效果

在各样本村扶贫过程中，尽管都采取统一的“整村推进”政策和模式，但各村具体实施项目并不相同，其中，有退耕还林（草）[⑥]、新村扶贫、劳动力输出、小额贷款、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发展项目等。

表2所列均为由政府所决定并付诸实施的项目，其中获得良好效果的项目并不多。在12个村庄里，只有3个村庄的部分项目得到好评，其他项目效果均不佳。在项目未得到正面评价的9个[⑦]村庄中，只有江苏L村的项目还未实施，另8个村庄的项目都存在严重问题，内蒙古R村、江西S村和江西X村这三个村庄的项目甚至完全失败。

得到正面评价的项目多为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在这方面的项目中效果不佳的只有江西X村的修建学校和公路项目。其他属于产业和经济发展的养殖业、种植业和劳动力输出和培训等项目，大多存在或大或少的问题。

发展能力体现在教育、文化、村庄制度和产业等多个方面。但在实践中，各地政府主要通过对村庄的产业发展进行引导，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来促进村庄的脱贫。然而，由于政府缺少制度性行为，村庄难以参与到产业发展的决策中，往往导致政府在产业引导上的失败。在12个村庄中，多数没有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只有内蒙古Q村、云南X村在这方面取得良好的效果（见表3）。

表3中两个村庄都建立起绩效良好并有一定持续发展能力的产业。在产业的推进方式上，一个村是由村庄自主决定并实施，另一个村是以村庄与政府互动的方式来进行。在云南X村，政府在项目推进中还提供了配套服务和市场信息，如在粮食增产项目上进行种植技术培训，在经济作物种植上给予技术支持、种植培训推广与市场引导，这反映出其政府角色正主导者往服务型政府转变。这两个村庄在产业发展上的效果，也从另一个方面表明：缺少村庄参与是其他村庄产业发展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

同时，我们还发现政府主导的扶贫对村民心理造成了负面影响。一些村庄出现对政府的严重依赖情绪，如在四川D村，对村民生活影响的主要因素是国家的“退耕还林”政策，退耕后国家发放的补贴就可以保证农户的基本生活所需，而国家的退耕政策在四年后就结束，对此大多数村民都认为政府补贴的撤销会对其生计造成影响，但表示：即便如此，对他们的生活“政府肯定会有安排，用不着自己操心”。显然，存在“等、靠、要”心理的村庄在一定程度上缺少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他们在依赖政府的同时，丧失了自我发展的信心和努力。

三、不同类型项目的效应比较

在各类项目中，各村普遍出现的“规律性”现象是：投向改善村民生产生活类的项目，如改善居住条件项目、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效果较好，大多能获村民好评；相反，直接投向生活的产业发展类项目，效果一般甚至较差，大多难获村民好评。下面，我们列举9个调查村的相关情况：

甘肃D村：农户反映，基础设施建设的确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比如道路硬化使得出入方便，村里跑的交通工具也多了。饮水工程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的饮水问题。发放给各家的羊只都是农委的干部协同村民代表一起去青海买过来的，但是这种外地来的羊不适应本地的生态环境，不能像本地羊那样采取自然放牧的方式，必须圈养，从而增加了成本；这种羊的疾病比较多，因而他们时常询问到村的干部，是否可以把发放的羊变卖然后调换成本地的山羊、或者直接养牛，但村干部往往以“没有政策”来回绝他们的要求。

甘肃H村：2000年，比较大幅度地推广小额贷款（由农业银行提供贷款），给每户贷款1000元，三年还贷。小额贷款对借贷双方都有益处：对于银行来说，贷款额度小，三年还贷，风险小；对于农户来说，小额贷款可以解决他们的农业投入问题，以及蓄养牛羊问题，而增加投入以后，他们的收成也使他们有能力偿还小额贷款。但在目前，小额贷款的政策已经基本停止了，主要的原因一方面是：银行方面更加重视大笔借贷的项目，认为相比借贷手续而言，1万元以下贷款的盈利不和算；另一方面，年前县上银行因为呆帐严重（主要是私人的大笔借贷），效益不好（银行行长因此被免职），对小额贷款的支持也是困难的。在村民眼中，贷款对消除贫困具有积极的影响，是他们发展所必须的，应该推广。如果“能够贷款，有了经济，就可以养牲畜、挖虫草、开铺子、开厂子”，可以改善村庄的经济条件。已有的小额贷款对村庄的支持很大: “2000年的小额贷款，使得村民有资本发展养殖业，大家赚了之后，之后盖了砖房，2000年以前，村中是没有砖房的。”大家也觉得小额贷款只要用于发展，就没有风险：“如果贷款买牛羊，发展牲畜养殖，就没有风险；如果自己生活用了，就有风险”。

内蒙古Q村：扶贫资金全部用于Q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即灌溉问题与产业发展问题。2002年与2003年的资金全部用于打机井以及铺设灌溉管道，使人均水浇地的面积由1亩左右增加到近4亩。就此一项，完全可以解决该村经济贫困人口或低收入人口的温饱问题，并增加农户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在解决灌溉问题以后，2004年村集体以每只400元的价格从山东购进700只小尾寒羊，然后以300元的价格卖给村民。100元的差价从项目资金中支出，共计7万元。资金补贴使Q村养羊业初具规模，推动了全村养羊业的发展。村班子在产业发展之初还对农户进行补贴以鼓励其养蓄牛、羊、蛋鸡与鹅，并为农户担保向信用社申请贷款，2000～2005年，全村农户的贷款总额在40－60万元左右。在课题组调查期间了解到，2006年贷款总额达到了140万元。在种植业方面，2005年，Q村大规模种植的经济作物有烤烟、甜菜、制种玉米与万寿菊花。对产业项目的大力发展是2000年以来Q村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促进了全村农业种植业与养畜业的发展，使全村从整体上降低了致贫的风险。

内蒙古R村：获得整村推进项目经费20万元，由于资助资金有限，受益户数也有限。2眼机井的浇灌面积仅为800多亩，养羊项目参与户也只有10来户。其中，用于发展养羊项目的8万元，是以现金加建筑物资和优惠价格的细毛羊等形式分发给了农户。2003年之前全村绵羊存栏为1700只左右，2003年以后，羊的数量有所增长，主要是因为项目鼓励，但在养羊项目失败后，村内羊的数量又减少到1500只左右。养羊项目贯彻的是扶强不扶弱原则，项目引进之后，养羊出现集中趋势，涌现少数养羊大户而原来的散养小户消失，使致力于集体脱贫、共同富裕的项目却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分化。

江西S村：整村推进项目主要投入于基础设施、特别是道路建设。路修通以后，村里盖房的成本明显降低，使所有村民都受益，特别是那些有交通工具的人。但是整村推进项目对于村庄持续发展能力的建设，作用十分有限。此外，该村庄所在的J镇把调整产业结构、产业化扶贫当作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政府引种的经济作物包括葡萄、席草、榨菜等，结果这些作物往往被沤成了肥料。而且因为是村里鼓励种植的，最后都要村里赔偿村民的损失。现在，镇政府又要求各村引种烟草，并且为此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但无村民问津，最后只能由村干部认领。经济作物种植失败来自于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大量村民外出打工以后，多数家庭不再依赖经济作物获得现金收入。与经济作物种植相比较，打工的收入更稳定，投资更少。其次，由于现在留在村里的人多为老人和妇女，他们缺少尝试种植新作物的条件。再次，政府在引进经济作物种植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产品销售和市场需求问题，而只是通过行政命令要求农户种植，等种植物收获后政府却没有办法提供销售渠道，而且把失败的责任完全转嫁给村民。同时由于前面屡次风险都由村民承担，村民因而拒绝再次被卷入种植经济作物的风险中。

江西X村：在列入重点扶贫村之前，该村是移民扶持村。前些年该村移民经费中直接投往生产开发的项目，比如，果业开发、水面开发全告失败。村内目前仍能见效、并为村民所乐道的乃是一些公共设施项目，如通往村外的土路、用电，及多数水陂与灌溉设施。近五年由扶贫资金完成的项目，除了水陂与水渠外，其他的并不为村民所认同，尤其是直接投向生产开发的项目效益普遍较差。如，耗资13万余元修建的马坑村小组至坑尾村小组的公路，成了断头路；耗资12万元新建在村边缘的学校，既无教师休息的场所，也未能缓解学生远程上学的困难，完工之后便“好看而不中用”，村委会作价6万元居然无人愿买。

四川D村：新村扶贫的额度从8.7万元，逐年增加到2006年的50万元。一般是第一年启动，第二年建设，第三年完善，县里有专门的补助标准和验收指标。在新村建设中，县里还用配套资金开展“五改三建”（“五改”包括改水、改路、改厕、改厨、改圈；“三建”包括建家、建院、建池），改善村民生活条件。这解决了村民基本的生存、生活要求，对村民继续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在调查中，村民对以五改三建为内容的新村建设非常欢迎。但资金仍然是这些示范难以推广的最大阻碍，资金投入机制和管理、实施机制也存在问题。

四川J村：获得多项各级政府投入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包括：2001年农村电网改造项目，2003年村级道路修建，水库和水利设施整修，2005年土地整理项目和“一池三改”的农村沼气项目。这些项目的实施，特别是村级道路、田间道路等修建，受到了农民的普遍支持。

云南X村：整村推进项目总投资40多万，其中上级投入15万，村民以投工投劳等方式自筹25万元。该村原来的种植业结构单一，粮食以玉米和稻谷、小麦为主，经济作物以油料、豆类为主，农业生产的资金投入不足，基础设施落后，农业生产条件较差，农田地的单产上不去，经济作物的产量和质量也不上去，故亩产值偏低，经济收入和人均纯收入水平低。被列入重点扶贫村后，X村全面推广了魔芋种植，魔芋成为全村的主要种植品种。现有魔芋133亩，每户种魔芋的面积从1亩到4亩不等。2005年农户收入明显增加，魔芋成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大多数农户收入在5000元至12000元之间，仅此一项可以使农田种植收入增加3~4倍，从而一举基本解决了大绝多数人的温饱问题。

上述9个村中，明确推进有基础设施建设类项目有8个村，除了内蒙古R村的机井项目过小、江西X村的修路和建校项目失败外，其他6个村均获良好反映。在明确标示有产业和经济发展类项目的7个村中，只有内蒙古Q村和云南X村的项目获良好反映，甘肃H村的小额贷款项目虽好、但无法运行，其他4个村的项目均告失败。

四、解释与结论

值得深究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不同类型的项目和政策在不同的村庄会出现大体相近的结果？而且，在同一村庄，为什么不同的项目和政策有的成功、有的却不成功？实际上，这两个问题都关涉到政府扶贫政策与农村贫困缓解的关系问题。基于调查资料，这里试从三个方面作些初步探讨，它们影响着扶贫政策和项目的实际效应。1．扶贫政策与项目决策与执行机制的非民主问题

中国农村扶贫活动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政府主导的开发式扶贫，即政府在扶贫活动中不仅负责政策的制定，还主导了资金的筹集和分配、项目的选择以及政府之外的各种扶贫力量的动员、协调。其核心问题是在政府失灵现象发生的情况下造成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甚至扶贫资源被挪作他用等问题[⑧]。换言之，在农村扶贫政策与项目的选择与决策方面，政府发挥主导者的功能。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各样本村中。

另一方面，村庄、村民却难以参与政策和项目的决策，即使是项目的具体实施和执行体现的也往往是政府意志，而难以体现村庄意志。其中，尤以江西X村修路与建校项目、甘肃D村养羊项目的实施最为典型。这也就是说，在整村推进项目中，虽一直强调村庄和村民的参与，但在多数村实际上此要求均流于形式。

上述扶贫政策与项目的决策和执行机制，体现着浓重的非民主特征，没有做到坚持政府引导与群众参与相结合。由此，就难以保证扶贫项目做到“适销对路”。这种后果已为学者的研究所证实。正如林志彬的研究所发现，在政府实施移民政策中的问题：（1）没有清晰的政策来指导原居地的选择；（2）移民项目将重心全部放在安置区开发、而不是对准贫困人口，将扶贫资源转向用于经济增长；（3）移民人口的选择指标仅仅是“纸上谈兵”；（4）移民的选择标准所反映出的发展理性与项目所声称的目标是相悖的。[⑨] 2．扶贫政策与项目的责任流失问题

我们在另文[⑩]讨论了政府在农村扶贫实践中的角色特征，其中之一，即政府行为本身缺乏监督和约束，且不承担相应的责任与后果。实际上，不独政府的角色如此，其他相关主体的责任角色也是如此，如村庄、村干部和村民也是这样。换言之，扶贫中的行为主体尽管是多元的，但各方均不承担应有的责任。

责任的流失，即完全有可能带来系列问题，如在多数样本村中，就或轻或重地存在：项目选择不当，不重实际效应、尤其是不重长期效应而重“面子工程”，资金流失与浪费乃至腐败等问题。有学者在更大面积的调查中，也发现同类的问题。他们认为，在农村扶贫开发实践中存在如下问题：一是扶贫资金的分配和使用没有规范，资金严重渗漏；二是以县为单位的瞄准机制导致扶贫资金使用的严重分散，在贫困县内农村居民平均使用，而在贫困县外的贫困人口却几乎得不到扶贫资金的扶持；三是政府的扶贫方式缺乏系统管理，各种资金分散使用，大多数扶贫项目没有开展必要的横向联合；四是在很多地区，扶贫开发到户实际上只做到了扶贫开发资金到户，较少考虑帮助贫困户有效利用到户资金增加收入，较少贫困的方法；五是大多数贫困地区产业结构不够合理，没有充分利用当地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发挥比较优势；六是临时性或短期扶贫项目较多，资金使用和组织管理等方面受到局限，其可持续性较弱。[11]

3、宏观政策在扶贫效应上的非匹配问题

从各样本村的情况看，所谓“贫困”，不仅表现为农户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上的贫困，更表现为村民文化、心理层面的贫困，还表现为农村社区的贫困，后者如社区公共资源匮乏、公共服务缺失。贫困并不是一个单向性的指标，而是一种综合性的反映。因此，政府的反贫困政策与行动应是系统工程，相互呼应并增益；考察政府反贫困政策的实践效应，也应当从多层面进行综合分析。

从反贫困视角总结多年来政府对样本村的政策实践，可以发现其存在明显的缺陷。即：在政府的不同政策之间存在相互损益的冲突，既有益农、惠农政策，如减轻农民负担、税费改革、扶贫等政策，但同时一些“分民利”、“争民利”的政策也大行其道。后者，如在2003年以前一些地方政府加重农民负担的“土政策”，征地、移民中极力压低向农民的补偿等损农政策；在2003年后，乡村中小学教学网点合并、以及高等教育产业化、农用物资涨价等政策，在相关程度上增加农民的支出，消弭了其他政策的反贫困效应。

为何政府的一些涉农政策会损农乃至害农？为何一些良好的反贫困政策往往得不到落实？其中重要的原因，便在宏观制度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不合理，包括前叙的非民主、责任流失等问题。对政府来说，其反贫困行动不仅在“给钱给物给政策”，更在提供优良的制度结构和环境。作为公共产品的制度结构和环境，需要政府来倡导并提供，但同时却是对政府行为的有力约束。在实践中，由于公共权力的内在扩张性驱使，政府行为往往倾向于自利与无约束。在当今中国，地方政府在财政紧张或财力难以自保的状况下，尤易如此。因而，对政府的反贫困实践而言，其重中之重，乃在于提供优良的制度结构与运行机制。

就政府的反贫困行动来说，所有的涉农政策均应考量其适农性与益农性。如，应当废止“分民利”、“争民利”的政策；扶贫项目的重点放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维护上，尽量少搞或不搞经济开发项目；健全社会安全网建设，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加大农村贫困救助的宽度与力度；对涉及征用和剥夺农民生产和生活资源的工程项目，建立农民分享其效益的有效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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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2001，《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3．胡敏华，2005，“我国农村扶贫的制度性陷阱:一个基于组织的分析框架”，《财贸研究》第6期。

4．黄万华，2003，“能力贫困与农村财政扶贫政策”，《青海社会科学》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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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林志彬，2006，《谁搬迁了？——自愿性移民扶贫项目的社会、经济和政策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9．刘冬梅，2001，“中国政府开发式扶贫资金投放效果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第6期。

10．汪三贵、朴之水、吴国宝，1999，《中国反贫困政策评价.农业经济与科技发展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

11．王国良，2005，《中国扶贫政策——趋势与挑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2．肖唐镖、李昌金，2005，《中国乡村报告——政府行为与乡村建设研究》，学林出版社。

13．辛秋水、吴理财，2001，《文化贫困与贫困文化》，陕西人民出版社。

14．赵春艳、叶普万，2003，“中国反贫困战略简评”，《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第3期。

An analysis of effect on anti-poverty of the rural economic growth policy Xiao Tangbiao Shi Haiyan

(Center for Social Stability & Crisis Administration;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 Law;400031)

Abstract: In recent 10 years, how about the effect on governmental anti-poverty projects and the rural economic growth policy? The analysis of 12 sample villages obviously indicates that different anti-poverty projects and policies have different effects in villages.That is, some appear positive effects, some appear negative effects.This is a kind of regularity phenomenon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executive mechanism of anti-poverty projects and macro policy etc.Key Words: government anti-poverty;economic growth;anti-poverty effect------------------*世界银行项目《中国新时期农村贫困状况与扶贫政策研究》（7136813）之成果。作者简介：肖唐镖（1964-），男，西南政法大学中国社会稳定与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地方政治与治理。

石海燕（1980-），女，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师，中国社会稳定与危机管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①] 《人民日报》，2005年12月7日。

[②] 林毅夫、李永军：“中国扶贫政策——趋势与挑战”，载王国良主编《中国扶贫政策——趋势与挑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页。[③] 林万龙：“部门发展与中国未来的扶贫：挑战与对策”，载王国良主编《中国扶贫政策——趋势与挑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15-217页。

[④] 辛秋水、吴理财：《文化贫困与贫困文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1页。

[⑤] 林志彬：《谁搬迁了？——自愿性移民扶贫项目的社会、经济和政策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8页。[⑥] 文中统称为“退耕还林”。

[⑦] 甘肃D村的基建项目得到好评，养殖项目效果不好，它既有效果良好的项目也有不佳的项目。

[⑧]林毅夫、李永军，“中国扶贫政策——趋势与挑战”，载王国良主编《中国扶贫政策——趋势与挑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0页。[⑨]林志彬，前引书，204-209页。

财政政策与动经济增长论文 篇6

财监[2009]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财政部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中央实施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政策以来，各级财政部门紧急行动，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履职尽责，统筹好预算安排、资金拨付和政策落实、监督检查各方面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当前，为进一步做好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政策落实和资金监管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学习贯彻中央精神，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 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今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强调要着力在保增长上下功夫，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近日，中央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政策落实检查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中央检查组阶段性汇报会，对前一阶段各中央检查组、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区、市）政府部门采取有力措施，积极开展政策落实和监督检查工作进行总结，并明确下一阶段工作要求。刚刚召开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要统一思想,坚定信心,转变作风，扎实工作，确保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实到位。各级财政部门和广大财政干部要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政策落实和资金监管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履职，扎实工作，为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提供坚强有力保证。

二、认真研究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加以解决 针对前一阶段政策落实和资金监管中反映的涉及财政管理方面的问题，各级财政部门要高度重视，认真研究，及时改进工作，促进加强管理。对落实中央投资项目组织协调不力、相关机制不够健全的，要指导和督促其提高认识，尽快建立完善相关协调机制和监管机制；对地方配套资金不到位、项目投资资金缺口较大的，以及分解下达的项目与中央投资计划、预算不一致的，要督促有关部门严格按现行规定处理；要严格资金投向，保证新增中央投资按规定投资方向落实到位；要按照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要求，加强对项目建设单位财务管理，保证资金安全、规范、有效使用；对财政政策理解模糊的，要及时作出政策解释，确保各项财政管理规定得到有效执行。

三、进一步严格把关，建立健全全过程监督机制 各级财政部门要在总结前一阶段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健全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监督机制，促进项目论证安全，资金使用安全，项目管理安全。既要保证资金及时足额拨付，又要严格履行各项审批程序，做到标准不能降，程序不能减，严把资金投向关、资金来源关、程序控制关、制度保障关、责任落实关。2009年，中央投入的资金量将更大，工程项目将更多，财政部将选择涉及民生的重点领域、重点地区以及投资规模大影响面广的重点项目，组织开展上下联动监督检查。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以下称专员办）和各省级财政部门要提前介入，开展查前调查摸底，建立项目档案和数据库，通过梳理分析，确定重点项目，为专项检查做好充分准备。

四、加强政策调研，不断完善政策和规范管理 加强对中央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政策落实和资金监管是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各级财政部门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为今后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政策落实和资金监管工作积累经验、摸索规律。要加强信息收集，深入基层和实际，及时了解和掌握政策执行情况。要加强政策研究，对发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研究提出加强和改进工作的对策建议。要推动解决问题，针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有关政策、制度、管理以及干部作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时向当地党委和政府提出意见建议，督促其切实予以解决。要完善报告制度，快速反映信息，为中央决策提供借鉴和参考。要认真总结经验，特别是基层在推动政策落实和监督检查方面创造的好做法好经验，加以提炼概括和推广运用。

五、注重协调配合，不断提高监管工作实效 当前，各级财政部门要进一步配合好中央检查组的工作。参加中央检查组的财政干部要切实承担起检查组与财政部之间的沟通协调职责，遇到重大情况和政策问题及时请示上报。专员办和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主动加入到当地党委、政府扩大内需领导机制当中，与纪检监察、发展改革、审计等部门建立协调顺畅的工作机制。财政部门内部也要建立起上下联动、覆盖全面的监管网络，负责预算和资金管理的业务处室与监督检查部门之间要保持信息的双向畅通，财政厅（局）要将相关资金安排文件抄送专员办，便于专员办及时掌握，开展工作。要发挥基层财政部门贴近一线，熟悉掌握情况的优势，积极开展资金、项目的实时监管。还要充分利用投资评审机构、注册会计师等社会中介机构的专业力量，并积极发挥社会监督的能动性，形成监管的整体效应。

六、严肃工作纪律，坚决查处违规违纪问题

各级财政部门要严明政治纪律，强化行政问责，严格责任追究，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等行为，确保新增中央投资项目顺利实施。一是对贯彻落实中央决策和财政部部署措施不力、行动迟缓的，财政工作人员在工作中推诿、拖办，特别是因失职渎职致使政策得不到落实、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严肃追究直接责任人和相关领导责任。二是严肃查处领导干部个人决定大额度资金使用和重大项目安排、违反规定插手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及政府采购等行为，从严查处在项目实施和资金分配使用过程中索贿受贿、贪污私分、截留克扣、挪用挤占等违法违纪问题，严格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进行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财政部

经济危机中艺术市场的痛与动 篇7

王一涵(北京中艺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去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对艺术市场的冲击是很明显的,这种影响清晰地反映在全球各地的拍卖市场与博览会的成交情况中。包括佳士得、索富比、菲利普斯等知名拍卖行纷纷大幅缩减了对于当代艺术板块的交易预期,同时调整经营程式与策略,积极规避风险。这些举动明确暗示了当代艺术持续高走的市场行情趋于结束,未来的当代艺术品投资将建立在精确的市场分析与理性计算的基础之上。作为当代艺术品交易的另一个主要途径,全球各地的艺术博览会也切实感受到了金融危机之于自身的冲击和影响。著名的巴塞尔艺术博览会虽然努力保持了相当的规模,但同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加大了对于现代艺术部分的关注,以期减少重要藏家对于当代艺术投资热情不足的不利影响。

金融危机之于当代艺术市场的影响应该不仅仅被理解为消极和被动的,其实机遇往往就隐藏在危机的表象之中,从上半年中国经济的各项数据来看,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已经开始全面向好,国家的大量投资所带动的各个产业的直接影响已经显现,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经济能够率先走出这场危机。经济大环境的趋好将直接为艺术市场的反弹提供信心,在市场震荡中充分整合的艺术市场必将迎来新一轮的高速发展期。作为艺术投资者应该审时度势,主动、积极、精确的分析自身优势,冷静判断,迅速反应,就一定能够在未来的艺术市场中有一番作为。

董梦阳(艺术北京当代艺术博览会执行总监):前几年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火爆增长,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行情价值在十几万的作品在短时间内就上涨到上千万了,甚至中国当代艺术家作品已有近亿行情的出现。这样的情况越来越明显,也说明当时更多的人不是用眼睛买画,而是靠口耳相传来判断艺术品的价值。谁有名谁增值,艺术品缺乏审美内涵,俨然成为金融产品。全球金融危机的来临当然也就直接影响到了艺术市场。

以去年艺术市场的秋季拍卖业绩急遽下跌来说,其症结与众多大型金融机构在这波金融海啸中受到重创的原因大同小异。拍卖公司提供了琳琅满目的拍品,也提供了买家与卖家众多花样百出的配合条件,而对于标的性拍品的包装程度更是极尽豪华之力,一如金融衍生性商品的过度包装一样。原本单纯的艺术品拍卖交易平台,这几年无疑已成为全方位服务的艺术品超市,这个转变其实是潮流所趋下的市场供需现状决定的,本无可厚非,但关键在于,对艺术品艺术性本身的重视,远远不及为冲刺业绩而不惜运用各类操作手法以达目的,因之造成了艺术品投机风气的猖獗,也因此才会在这波金融海啸中随之亦步亦趋地向下探底!

既成事实的影响我们都没有必要再去追究,但必须记取金融危机下的失败经验,痛定思痛,放眼未来,为将来的艺术市场做些更有建设性以及实质性的行动。这次危机给艺术市场带来的冲击虽然令人感觉是负面的,但换个角度去思考分析,还是可以看到一些正面的改变以及未来艺术市场趋势。

金融危机对于中国艺术市场的影响使消费者更加理性地进行收藏,金融危机可以让原本抱投机心理从事短线操作的投资客停下脚步,慎重考虑投资报酬的风险问题。连带影响一些收藏家不愿意提供藏品进入次级市场进行拍卖或交换,因此,在市场趋于和缓的态势中,好的艺术品也将会惜售。这次金融冲击缓和了艺术市场的热度与节奏,面对艺术市场的萧条,艺术家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艺术的真谛以及端正创作艺术的心态,然而收藏家也会更谨慎地评量其收藏的方向以及风格,包括从业者也要花时间去思考该推出什么样的作品给大家。

总体而言,2009年的艺术市场将是和缓的,拍卖会与画廊的重迭性将会更高,消费阶层转向寻找较为保险的标的,例如水墨画的收藏空间比油画更为宽广。

艺术市场是一个比较容易被人为操作的市场,市场中有画廊、博览会,还有拍卖行这些环节,当被操作的艺术市场进展非常快速的时候,经济海啸如同大自然的力量调节市场,就是一次筛选的机会。对艺术家来说,保持他内心纯真的部分,努力创作出好的作品,就不怕海啸了,可以勒紧裤袋,渡过难关。好的画廊应心存善念,必须对社会有责任感,不卖假画、不卖差的东西,如果持续做对的事情,也会持续经营下去。收藏家面对这次危机,原来是以赚钱投资为目的,现在也要回到美的回归,让自己的眼力,审美能力加强,挑出精彩的作品和好的艺术家,不只是上述这些,对我们也对整个艺术圈的各位来说,也是同理可证的,这样整个市场自然会有好的调整。在中国艺术市场刚刚兴起之时,我们遇到了这么一场金融危险,我更多的是感到庆幸,我们还要走很长的路。

周文翰(自由撰稿人):在2007年初,我预言艺术市场的泡沫,将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破灭。这个预言的确应验了,但危机的发生过程却与我的设想不尽相同:两年前,我只是觉得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炒家,已经把中国当代艺术价格炒得太高,以致没有足够的后续资金无法跟进支持这个豪华金字塔,终究要面对崩塌的到来;另外,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也是一个潜在的背景。到2008年中下旬,艺术市场危机确实到来了,但却是受到更大规模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众多的银行、房地产投资和金融炒家一起将房产债券、金融衍生品价格炒得太高,以致后续资金无法跟进继续循环,终于导致大崩溃——的冲击。也就是说,危机的模式是一样的,但是爆发点不同——首先从美国而不是中国发生、是从大范围的金融危机传导到微笑得多的艺术市场。

好在,这次全球经济的危机让艺术市场泡沫的破灭反倒成了小事一桩,在一片哀声中并不显得突出。具体到中国当代艺术品的市场,全球金融危机乃至中国经济危机的影响,当然是目前艺术市场危机的主要因素,但是我认为之前三年炒作造成的普遍高价,无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即使不遭遇如此大的经济危机,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高价也已经无法继续支撑,如此背离国际艺术市场价格的高价——虽欧美当代艺术市场价格也在疯涨,但是中国的当代艺术品的价格甚至已经比欧美当代艺术的均价更高,这就显得有点离谱。而且,2008年的中国当代艺术热,也遭遇到欧美批评界舆论风潮的讥讽,不再有早几年那样的新鲜感了。

回想这次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是美国的次贷危机,房地产价格节节升高的情况下人们不顾经济能力乱买房,银行和地产金融机构乱放贷,又刺激更多人买房,如此循环,到2007年房价已经无法继续上涨,资金链开始出现大问题,于是危机就开始露头。艺术市场几乎是同步的,这个时候那些嗅觉灵敏的海外藏家,如霍华德·法伯伉俪、仕丹莱收藏基金乃至好莱坞导演奥利弗·斯通先后大批卖出中国当代艺术品。

美国市场爆发危机以后,中国人在2008年开始还以为自己可以独善其身,直到年底金融危机开始剧烈影响实体经济,导致欧美各国企业开始倒闭、消费缩减,让中国外贸出口也大大降低,这才意识到这次危机真的是“全球性”的。中国的艺术市场也是如此,去年初还是叫继续高歌猛进的人在年底的秋拍上就歇菜了。

金融市场和艺术品市场是不同的,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也有差异,但是却出现同步振动现象,这说明了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互相切合的紧密程度。中国的经济发展的确取得了巨大成就,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取消许多管制和额外税费,降低了企业进行交易的制度成本,其次中国最近20年的人力资源的知识和技能也在进步,学习到先进的管理技术和工业技术,加上中国的水、土地和劳动力比欧美经济发达国家便宜许多,具有低成本的巨大优势,这导致中国经济——尤其是加工制造业——的普遍发展,成为可以和德国、日本比肩的出口大国,比如中国2007年的出口增长26%就是一个相当骇人的数字。

可是同时,这些外贸盈余也让中国的外汇储备越来越庞大,2004年中国外汇储备仅仅是4000亿美金,但之后四年中国外汇储备就迅速达到两万亿美元,再加上国内的货币发行量也在逐年上升,于是产生了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就是这些流动的钱需要到处找更高回报的投资,于是大量进入房地产、股票市场、期货市场,另外一小部分则进入艺术品、普洱茶市场等较小的市场,这些针对全局来说“极微小”的资金却也比原来在场的资金要大几十倍,所以马上就翻腾出滔天巨浪。

所以,过去五年无论是房地产、股票还是艺术品市场都有一轮轮的高涨,是这不断增长的“热钱”、“傻钱”、“新钱”一起推动的,在艺术品市场,那些早就埋伏好的台湾、东南亚以及内地资金、画廊、艺术家也因此能大赚这些新加入者的钞票,而且可以说是“不赚白不赚”——因为这些钱到处找投资机会和消费机会,不买艺术品也会去买股票、房地产、普洱茶、高档轿车。当然,赚到钱的艺术经纪人、画廊主和艺术家们本身也加入新的循环,会去买更多艺术品、房地产、普洱茶、高档轿车等等。

因此这期间艺术市场的高速发展有其“合理性”,因为这时候有投资价值的资产普遍价格上升,比如北京三环的房地产价格就从5000元升高到15000元人民币,那画家的一件作品从5万上涨到15万也就不值得奇怪了。

但是,中国当代艺术品——也包括印度等新兴国家的艺术品——的价格似乎要比房地产上涨得还剧烈,这和新兴国家的当代艺术市场结构有关系。首先,中国当地艺术市场是典型的“局部国际市场”,最早的买家是外国收藏家,直到现在将近一半的买家还是外国收藏家和投资人,因此等于国际热钱和国内热钱一起进入;其次,中国的艺术市场上的确有不少炒作乃至欺诈现象存在——投资客虚抬价格,拍卖行、画廊合谋创造“拍卖纪录”等等,这样的“天价记录”和“致富奇迹”,吸引了很多不了解其中奥妙但是却想尽快赚钱的新资金(所谓“新钱”加“傻钱”)的进入,让价格更显得畸形。

可是,不要以为“炒作”是艺术市场独有的,中国的房地产、股票、普洱茶市场同样黑幕重重,这是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下的普遍现象。在这个价格暴涨的时代,艺术家、画廊主、拍卖行、媒体和批评家形成了新的“共谋”关系。因为这是一个远比房地产、股票狭小得多,人为因素更强的市场,而且依赖于无法量化测定的“创作力”、“艺术史定位”因素,也因此更容易进行局部操控,根本无法避免各种黑幕的发生。差别可能是,欧美成熟市场的人做事干净漂亮,优雅地举起红酒干杯以后才回家查信用卡账户,而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的参与者显得大老粗一些,还没擦干净脏手就大碗喝酒、坐地分赃。

中国当代艺术从2008年秋拍就不断降价,2009年春拍北京嘉德、保利、翰海等几家平均有60%左右的平均成交率,平均价格比一年前下降30%左右,我觉得这就是市场价格的底部了。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因为现在各个国家——从美国到中国——都在继续大印钞票、大规模放贷,货币还在继续贬值,所以各种资产品的名义价格纷纷开始止跌回升了,艺术品也不会例外。但要注意的是,这种“升”仅仅是名义价格的回升,而实际的、相对其他资产品而言,艺术品的价格空间实际上在收窄。换言之,艺术品“升值”也是货币“贬值”的结果,全世界印出来、流动的钱币越来越多,也就“越来越不值钱”了,所以艺术品涨了多少倍并不值得嫉妒,各种资产品都在涨,直涨到撑不住的那天。

在我看来,全球当代艺术市场的真正问题,就是传统的长期持有型藏家已逐渐退场,沦为配角,而新兴的是1960年代以后出生的投资型的新一代藏家,虽然有艺术鉴赏力,但熟悉金融市场的他们更多把艺术品当作股票、地产一样来进行投资,这让市场容易出现价格上的剧烈变化。经济危机中最富有的人受到的影响,相对他们的实力来说还是小的——因为他们的资产即使缩水,仍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还是有足够实力买最贵的作品。也因此,这次春拍中陈逸飞、张晓刚等最受关注的大作品都拍出高价。但是艺术市场最大的基础,所谓的中产阶层、中小富豪的元气将是未来市场能否长期发展的关键。而这些人的财富积累和金融市场发展息息相关,也就是说和股市、房地产、货币发行量乃至整体经济运行息息相关。

长期来说,现在全世界担心的还是美国经济的复苏情况,如果美国的经济长期低迷,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将面临滞涨的危险,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日本就是这样子的,但是中国如果滞涨的话,要比现在的日本可怕和混乱得多。

赵力(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亚洲艺术市场的现时繁荣,无疑是全球化发展的当下成果。全球化所带来的高度信息化,不仅让世界进一步认识到了亚洲艺术,也让亚洲内部从未像现在这样地彼此了解;全球化所带来的开放性,既体现于亚洲对全球艺术品市场体系地不断融入,也体现于亚洲各国艺术市场间的彼此交互。然而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人们不仅普遍认为亚洲艺术市场对于世界的贡献度会大打折扣,甚至对于亚洲艺术市场能否继续保持自身的相对稳定心存怀疑。亚洲艺术市场的近期低迷,似乎恰恰印证了这些论点,而国际投资性资金从新兴市场的进一步回撤,似乎也将成为逆转的信号,并降低了人们对亚洲艺术市场的未来预期。

事实是这些论点无疑立足于以往的经验而非客观的事实。根据以往的经验,区域性市场虽然在短期内不会出现像中心市场那样的行情“暴跌”,但是区域市场往往会比中心市场下跌幅度更大,下跌的周期更长。譬如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受到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和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双重影响,全球艺术品市场出现了一次明显的下跌:1990年的夏季纽约艺术品市场价格指数下跌就达到了38%,进入1996年之后才出现了恢复性增长;而同期的欧洲艺术市场却从1990年7月至1996年7月一直呈现出下探底部的走势,整体价格跌幅达到了64%。以此而论,对于投资者而言,当区域市场出现跌势后撤资离场就成为了必然的选择。

但是问题的关键是亚洲并非如欧洲那样的区域性市场。因为欧洲市场与美国市场的关系太过紧密,交易品种也是如此一致,然而亚洲的情况则迥然不同。以中国为例,占市场交易总体比例70%以上的,是非常有特色的区域性交易品种——中国书画和中国古董,而目前更具有“反周期”标志意义的是占其中份额38%的中国书画行情,在受到自身市场周期影响并经历了两年先期调整之后,反向性的于2008年下半年重现出了“景气”。即便受到国际影响,而在与国际联动性较强的当代艺术方面出现了行情下跌,但由于这一部分只占到30%左右的市场比例,因此市场的特殊性反而导致了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相对稳定性。同样的例子还有日本艺术市场,由于在上世纪90年代饱受冲击,因此2000年以后的日本艺术市场更多立足于国内需求,交易品种的主体以日本传统艺术品为主,当代艺术品市场则相对有限,由此也呈现出与外部市场相对“绝缘”而稳定的特征。

除了自身特殊性所产生的抗风险特征,亚洲艺术市场虽然在整体价格上与西方市场一样出现了行情的下跌,但是其整体发展的态势依然存在。近期的许多市场观察者或许仅仅看到了亚洲拍卖市场的价格下跌,而发出了亚洲艺术市场的“唱衰论”,却忽略了对整体情况的把握,从而构成了对事实的遮蔽。而现实的情况是亚洲艺术市场的价格下跌,一方面是受到金融危机的外部影响,一方面则来自市场内部的调整需要。由于前期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当代艺术价格暴涨,带动了亚洲艺术品价格的轮番上涨,因此在累积了大量上涨幅度的基础上,则必须通过向下确认的方式,来做出更客观的价值判断,而价格下跌也在客观上挤出前期泡沫,使得市场重归价值判断而非趋势判断的正确轨道。事实是,通过研究,我们在众多的表象之下,还可以清晰地看到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亚洲艺术市场规模性增长的真相。的确,亚洲艺术市场的进步,已经从上世纪80年代日本艺术市场的一枝独秀、90年代四小龙的快速发展、2003年后中国、印度、中东地区的迎头赶上,逐步拓展为亚洲整体艺术市场的提升。印尼、菲律宾、越南、泰国等地艺术市场的活跃与发展,已经成为了近期有目共睹的事实,而这些地区价廉质优的艺术作品,也已经成为崭新的艺术资源融入亚洲艺术市场。新艺术资源的加入以及整体价格的回落,使得亚洲艺术市场在整体规模上,不是走向缩小反而继续扩大。与之相互动的是近期亚洲艺术购买力的明显变化:目前在亚洲艺术市场上的活跃力量,不再仅仅是追高杀跌的游资,也不再是通过价格操纵意图牟利的炒家群体,更多的是以价值为优先的谨慎的收藏者、注重长线投资收益的机构投资者、满足个人审美喜好和注重生活品质的艺术消费者、对新艺术或年轻艺术家有着明确收藏偏好的新兴群体。这些购买力的新变化带来的是买家的多样化与细分化,这将促进亚洲艺术购买力“金字塔”理想模式的成型——产生更为广阔的艺术消费人群,夯实了购买力的基面,引导市场按照艺术消费群的意见形成价格分层与销售分层,并成为亚洲艺术市场规模化增长的持续动力。

的确,亚洲艺术资源的流通已经超越了国界的壁垒,甚至形成了根据市场具体供需关系的重新配置。以韩国为例,近年来针对韩国国内中国当代艺术品的广泛需求,而大量引入了中国当代艺术的资源,与此同时大量韩国画廊又分别挺进北京、上海,通过开设画廊或分支机构的方式融入中国艺术品市场;而在中国,2008年韩、日当代艺术品在中国艺术品市场声名鹊起,成为了新的市场热点,此外印度、东南亚的当代艺术也被众多的画廊引入中国国内,并培养出了一批中国的收藏者;此外印尼作为亚洲更为新兴的市场,也成为了中国当代艺术品重要的输入地区,同时亦成为东南亚当代艺术的受容地区。

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亚洲地区跨国的市场整合,也成为了抵御危机的当下策略。在艺术拍卖方面,2月份北京匡时拍卖公司与日本亲和拍卖公司宣布全面合作;在艺术博览会方面,3月份的东京也举办了首届日韩艺术博览会;而更早的案例则是2008年12月日、韩、印尼和中国台湾地区的4家代表性的拍卖公司,在中国澳门联合举办“亚洲拍卖周”,推出了一系列的拍卖活动,整合各自的市场资源而互补共赢。

即便如此,亚洲艺术市场的整合尚停留在资源互换和局部交流的层面,并没有深化而出现有效的体制性变革,因此要实现亚洲艺术市场一体化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在金融危机面前亚洲各国的艺术市场已经形成更多的共识。

第一,亚洲的艺术市场虽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市场规模依然偏低。2008年只占到了全球的10%左右的份额,其市场地位仍处于从属的现实位置,无法真正抗衡以西方为主导的市场,无法在危机面前独善其身,更遑论在危机中成为所谓的“救世军”。第二,亚洲各国的艺术市场或多或少的存在着自身的缺陷。相对发达的经济体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以及新加坡,艺术市场发育较早但市场容量明显偏小、艺术资源相对单一匮乏;中国、印度、中东地区幅员广阔,艺术资源相对丰富多样,但艺术市场发育较晚,市场结构与渠道尚不成熟;而印尼、越南、菲律宾、泰国等,本国购买力明显不足,艺术市场仍处于发展起步的阶段。第三,亚洲艺术市场有着很好的发展潜力。一方面,亚洲艺术在价格上仍有很大的竞争力,亚洲艺术的市场现状是质量高而价格低;一方面,亚洲有着雄厚的艺术家资源,根据2007年ARTPRICE网站的统计,全球艺术家的总数为1200万人,60%的艺术家生活在亚洲,因此亚洲不仅有着庞大的艺术资源,而且还有着大量未被发现甚至有可能被埋没的艺术价值。而突破自身的发展瓶颈、实现跨越式进步、将资源潜力转化为市场动力的核心,除了脚踏实地地专注自身发展之外,如何形成亚洲艺术市场的“合力”,无疑也将成为目前亟待探讨的核心话题。

当然,亚洲艺术市场的一体化绝非一蹴而就的事情,正如政经界或者文化界的相关讨论,争论的焦点仍在“亚洲是否已经具有了共有的价值观”、“亚洲仅仅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还是一个共有的命名”、“亚洲有没有一个共同的美好未来”。的确,亚洲各国政治制度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彼此间的“互视与沟通”才刚刚开始,然而金融危机或许已经成为了一种助推剂,在“谋求亚洲的价值共识”的前提下,亚洲艺术市场的新转折也已见端倪。

财政赤字，影响经济长期增长 篇8

在金融系统的改革里,这里有两种思路。一种是监管方面的思路,另外一种是结构方面的思路。

我认为有些人是过度地追求了监管,另外有些人认为金融市场有些缺陷或有他们的参与者、有些限制,比如在房子定价方面。事实上对于政府来说,是有需要监管系统的风险的,我同时也认为政府应该是监管系统的风险,我们需要有新的机构,来监管这些市场。比如房价涨到疯狂的地步或者家庭或者银行资产负债表已经到了非常不平衡的地步了,我不会相信美联储,美联储有其他的责任。

从这方面来说,政府是否只需要监管金融机构来检测是否有欺诈的现象发生?是否这样政府就足够了?比如是T模型的政府结构。政府这样并不是足够的,政府必须知道市场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政府应该提供指引,然后在市场变得疯狂的时候,能够把市场纠正过来。

现在讲一下在全球金融市场方面的监管。比如说在汇率方面,固定或者灵活的汇率机制,现在仍然是大家讨论的焦点,我同意固定汇率对于中国来说是服务得非常好的,对于中国来说以前是非常奏效的,我们也非常感谢中国灵活的机制,能够允许人民币相对美元,进行一定的升值,这是中国政府在几年之前做出的决定。从理论上来说,在汇率方面也需要中美两国共同合作,有更加多的合作,这也是非常好的。中美双方应该有很好的谈判,这样的话才能使中美双方情况更加好,而并不是中美双方不应该互相沟通了。

另外,在财政方面,假如说中美双方具有建设性的关于财政方面的论坛,不只是中美,还有美国和德国,在财政赤字方面,可以就这方面进行很多的讨论。我们也认为更加多的协作和讨论,能够使中美双方和德国等等都能够促进全球经济走向正轨。问题是如果对这些主题不了解,不清楚的话,就会造成问题。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来说,我是每天都会努力获取这方面的信息,来试图对这些方面都理解。

美国政府在这方面做错,他们认为所有的政府都增长政府的赤字,美国政府这个观点是非常错的,这是非常疯狂的。是的,很多国家都增加了政府赤字,现在变成了"金融海啸"了,很多国家承担了很多政府赤字和债务,因此不可避免的是这次金融海啸对全球在未来几年的利率都有影响,而且利率可能在未来几年会增高。并不是由于全球各国政府财政赤字所产生的,而是那些富有的人或者一些家庭或者是金融机构,他们不得不承担政府赤字的这些影响和结果。结果是他们要承担影响,而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在国际层面各国的合作就需要多边的协议,来慢慢减低政府的赤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