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史读后感

抗日战争史读后感（精选8篇）

抗日战争史读后感 篇1

（一）十四年抗战

学 期： 2016-2017（2）班 级： 15+电子商务+序号 学 号： 20150070214 姓 名： 李亮 教 师： 李阅民 办公室：承德楼217

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下发2017年1号函件《关于在中小学地方课程教材中全面落实“十四年抗战”概念的函》。育目前2017年春季教材已全面落实。听到这个消息，不由得又想到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恰好最近读完了《中国抗日战争史》，就写一下个人这本书的感想吧。

十八十九世纪的日本，确实是一个小国，但是这个时候日本出了一个很有名的天皇，明治天皇睦仁。明治天皇主张维新变法运动，开始了明治维新。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强盛起来了。日本于东亚，就相当于英国于欧洲。随后，日本走上了对外侵略的道路，直到二战结束，日本差点把自己侵略到亡国。1931年，日本发动“918事变”，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拉开序幕。

日本人侵华可以说是蓄谋已久，1868年3月明治天皇发表的《天皇御笔》，宣称要“大定国是”，即“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开拓万里波涛，使国威布与四方”，此时的日本上上下下民族情绪高涨，急于通过一系列手段使国家步入“列强”的行列，基于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在1874年侵入出兵台湾，一年后占领朝鲜。可以说日军全面侵华是一件早晚会发生的事情，是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几十年来所贯彻的方针，其把入侵中国开拓领土作为本国发展的必经途径了，这样一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1937年战争爆发的那一刻，短时间内出现了一边倒的战局，也更能让我们看到，日本人为了这一战处心积虑做了多少年的准备。

毫无疑问，抗日战争是非常艰难的，在开战初期，日军为了这场战争蓄谋已久，无论是从训练还是饮食上面日军都远远优于国军，尽管因为基因的问题，日本士兵普遍矮小，但是身体却更加强壮，训练更加有素，这也导致日本普通士兵单兵作战能力远远强于普通的国军（双方特种部队不列入此内），我记得以前在一本书上看到过，国军里面有一条战斗准则，和日军士兵非不得已进行白刃战时，一定要确保形成多打少的局面，4 VS 1，以此才能确保胜算降低伤亡。

说到飞机，如果说战争初期国军还有小部分制空权（毕竟杭州的8·14空战，太原的9·21空战以及1938年南昌一武汉上空的4·29空战等多次空战中能取得重大战绩），但是别忘了，日本是当时亚洲唯一一个有能力研发战机的国家，那么战争中期在1940年“零式战斗机”进入中国后，可以说国军在天空上几乎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了。

再来看看海军，能和美国太平洋舰队死磕，想必日本海军必然不是善茬。整个战争期间日本海军有战舰637艘、总吨位193万吨，我记得大和号就有6,7万吨。此外，自1922年日本造出第一艘航母，到战争结束，日本一共造出了25艘航母，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太平洋战争开战前，日本海军航母数量比美军多。

时间走到1937年12月13日，一个对中华民族来说，永远忘不掉的日子，南京大屠杀，简简单单的几个字，让我们中华民族铭记于心了十几年。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细节，我在这里不愿意多描述。前些时候在知乎上看到了一个问题，题主问，南京大屠杀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当时就在想，南京大屠杀是我们中华民族应该永远铭记的，怎么能说和你没有关系呢？一个答主回答道：小时候学校附近一条街拓宽施工，挖地基挖出来一坑白骨，引起很多人围观，我们班好多小朋友都跑去看热闹，我也想去的，但是因为下雨我感冒了就没去，准备第二天再去。第二天雨过天晴，一坑白骨变成了诡异的黄绿色。然后南京军区防化团的防化兵来了，穿着外星人一样的防化服把一坑白骨拣走，然后进行大面积洗消作业。

南京军区日本遗留化学武器销毁办公室鉴定结果：变色骸骨为南京大屠杀期间侵华日军荣字第1644部队的人体生化实验遗留物。于是那天到现场看热闹的人全部被要求去指定医院注射防疫疫苗，荣字第1644部队，跟731部队齐名的一支部队。

没有关系。

事实上大部分国人谈起南京大屠杀，都只是三分钟的义愤填膺，之后妞照泡舞照跳。

死的不是你，不是你的家人祖上，那自然和你没关系。你只需要记住这件事就可以了，没人要求你一定要做什么。不需要你咬牙切齿，断指明志，甚至不要求你提起这件事，不要求你去纪念。

只需要记住，就可以了。

要记住，在我们衰弱的时候，会有人来到我们的土地，把我们的人当做猪狗一样杀戮。

遗忘历史的民族没有前途，纠结于过去的恩怨也不明智，只需要记住发生过什么，自然就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还好，我们迎来了胜利。时间是1945年8月10日晚上7点左右。

当晚，蒋介石和一些官员正在宴请墨西哥大使，忽然听到附近的盟军总部传来欢呼声，继而鞭炮大作。原来，盟军总部收听到了东京的广播，日本外相东乡茂德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投降条件。很快，数十万重庆市民涌上街头，一位记者曾回忆：美国士兵们乘军用大卡车冲进市里，纷纷跳下车加入庆祝，过了一会却发现回不了车上——车上已经爬满了欢笑的中国儿童；云集在重庆的知识精英们泪流满面，到处吟诵杜甫的名句“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蒋介石再也无心宴会，他迫切需要和高级将领们见面。而后，他急召高级将领开会，确定了两件事：第一，提醒敌军只能向国军军官投降；第二，拍电报给正在南京的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命令他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不得破坏资产，并接受何应钦的命令。冈村宁次拿着这份电报，心情十分沮丧。他犹豫再三，语气恭敬地复电蒋介石说，会派人前往江西玉山协商投降事宜，并请玉山机场派员接见，“仰赖照料为感”。蒋介石当然不会让投降者选择地点，他命令日本代表改飞湖南芷江机场。“选择芷江作为洽降地是对日军的一种讽刺，” 8月21日，日本洽降代表今井武夫等人来到芷江。当天下午，中国战区接受日军洽降会议正式举行。两天后，会议结束，中国代表何应钦召见了今井武夫，告诉对方日本投降书签字地点设在南京。

芷江洽降后，中国战区16个受降区的受降仪式陆续展开。南京的受降仪式上，何应钦代表中国政府正式接过了日本的投降书；北平的受降仪式上，在太和殿前的观礼群众高呼“胜利万岁”„„

在这里我想起了一件事，我一个同学给我讲过他太爷的故事，他的太爷是国军的，虽然顶着个团长的名头，但确是杂牌中的杂牌。全团百来号人全是父老乡亲，武器都是自己打的大刀长矛，打铁砂的土枪。最好的武器是太爷手里的驳壳枪，全团就一匹马，是的，就一匹。百来号人埋伏打十几个日军，打死3名，自己牺牲十几个人，剩下日军还被跑了，没办法，日军枪好，枪法也好，双方战斗力根本不在一个级别。但是还是得干，不干身后的家人全都要遭殃。听他爷爷说，胜利那天，他的太爷呆坐在椅子上，整个人如释重负，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一样，带着这么群平民百姓面对武装齐备的凶残敌人，心里的压力与绝望不问可知。

抗日战争史读后感 篇2

一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九一八事变后, 原东北军的一部分爱国官兵、东北的爱国工人、学生、农民、知识分子、地方官吏士绅、绿林队伍和民间团体、“红枪会”、“大刀会”等同仇敌忾, 纷纷组织起“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等名称不同的抗日武装队伍, 在很短的时间里, 迅猛发展壮大到30余万人, 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虽然当时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 没有统一的指挥, 但他们高举爱国抗日的大旗, 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浴血拼杀, 谱写了东北近现代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丽篇章。然而, 也正是由于缺乏统一的领导、孤立无援、没有后方保障等多种原因, 到1933年义勇军基本溃散。

二

从1931年冬开始, 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 陆续派遣党、团员到东北各地乡村组织农民群众创建工农义勇军和反日游击队, 开辟抗日游击区。杨靖宇、张甲洲、赵尚志、李兆麟、周保中、冯仲云、赵一曼等就是这个时期被派到东北各地发动群众, 组织抗日武装的。1932年初, 中共满洲省委迁至哈尔滨, 新任满洲省委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驻东北代表罗登贤, 在民族危亡时刻, 坚定地站在抗日第一线指挥斗争, 明确提出东北党组织的中心任务就是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斗争。满洲省委发动各级党组织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组织反日救济会、互济会、反帝大同盟等群众团体, 动员人力物力支援义勇军等抗日力量。同时, 积极建立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队伍, 开展反日游击战争。先后创立了磐石、海龙、延吉、珲春、安图、巴彦、珠河 (今尚志) 、汤原、海伦、密山、饶河、宁安等10几支反日游击队。开辟了磐石红石砬子、延吉王隅沟、汤原太平川、饶河暴马顶子等地跨20余个县数十个抗日游击区。

三

1933年, 按照党中央提出的在东北地区实行全民族的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 东北各种反日武装力量以反日游击队为基础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从当年9月到1936年2月,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六军、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等6个军相继组成, 共6千余人。东北人民革命军依托抗日游击根据地, 打破日伪军多次“讨伐”, 攻克日伪军占领的数十个城镇, 歼灭日伪军万余人, 成为坚持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中坚力量。

四

1936年2月20日, 中共东北党组织和东北人民革命军, 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东北抗日军队统一改编的决定和《八一宣言》的精神, 将东北人民革命军、反日联合军、反日游击队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至六军依次改称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至六军, 第八军改称第十军, 另以第四军第二师为基础编成第七军。同时, 由东北抗日义勇军改编成第八、九、十一军。至此, 东北抗日联军发展到11个军, 鼎盛时期总兵力达3万余人。除一、二军活动在辽、吉两省外, 其余9个军都战斗在现黑龙江地区。1936年抗联第二军的寒葱沟伏击战、1937年抗联第五军的五道岗子伏击战等, 每战歼灭日伪军均达400余人。赵尚志指挥下的第三军, 1937年3月7日在通北县的冰趟子, 巧妙利用气候和地势特点与七八百日伪军激战, 毙伤日伪军300余人, 取得重大胜利。抗联将领高超的指挥艺术倍受世人赞誉, 让日伪军胆寒。

1936年初, 中共满洲省委被撤销, 先后成立南满、吉东、北满省委。东北抗日联军为适应游击战争的发展需要, 也随之编成3个路军, 分别归3个省委领导。第一路军辖第一、第二军, 总司令兼政委杨靖宇, 副总司令王德泰, 政治部主任魏拯民。第二路军辖第四、第五、第七、第八、第十军及救世军、义勇军, 总指挥周保中, 副总指挥赵尚志 (1940年) , 参谋长崔石泉 (崔庸健) 。第三路军辖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一军, 总指挥张寿篯 (李兆麟) , 政委冯仲云, 参谋长许亨植 (李熙山) 。

1938年下半年, 日军为巩固在东北地区的战略基地, 将日伪军警增至60余万人, 同时加紧实施治安肃正、保甲连坐、归屯并户、建立集团部落、制造无人区等残酷统治政策, 连续进行三江大讨伐、间岛、吉林、通化三省联合大讨伐等疯狂的军事大讨伐, 企图彻底歼灭东北抗联。抗联采取积极对策顽强斗争, 以转战、远征等战略行动跳出敌人包围圈。虽然部队损失惨重, 但仍然毙、伤、俘日伪军万余人。1938年五军在宝清县十二烈士血战小孤山;10月下旬在林口县的八女投江战斗中谱写了光照千秋的爱国诗篇;1938年9月, 七军在饶河县挠力河畔击毙日本高级军官日野武雄少将;1939年6月第一、二路军在敦化县大浦柴河苇塘沟与日本守备队150人和伪军300人作战, 击毙日军中岛大佐;1939年9月18日, 三路军六军攻克讷河县城, 都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1940年1月, 中共吉东、北满省委决定把各军缩编为支队, 继续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实行分区作战, 开展小群分散游击战。由于敌我力量极度悬殊, 东北抗联的后方密营遭敌破坏, 大片游击根据地丧失, 部队锐减至不足两千人。为了保存实力, 从1940年11月至1941年12月, 抗联各部队陆续进入苏联边境组成南、北野营和教导旅进行军事政治训练, 同时, 派遣10几支小分队不断返回东北战场进行游击活动。

高中抗日战争史教学研究之我见 篇3

一、教学方式的改变

新课改之前，由于教科书编排的原因，对高中历史教学要求过于繁琐，要求学生掌握的内容又多又杂，从大板块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到事件、人物、典章制度，都要求学生记下来。这样一来，教师在历史教学中就没办法做详细的讲解，只能花大部分时间来画重点。学生对历史还没能全面了解，就一头扎进死记硬背的学习中。这种教学方式，既苦了教师也让学生对历史难以产生兴趣。

新课改之后，高中历史教学不再有这些繁琐的要求。新课标中的“过程与方法”部分指出，学习历史是一个从感知历史到不断积累历史知识，进而不断加深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过程，同时也是主动参与、学习学会的过程。要做到这一点，教师的教学方式也应该与时俱进做改动，让学生先对历史课产生兴趣，并且主动参与到学习中。这样一来，首先要求教师在课前做好充分准备，然后再灵活利用多媒体配合教学，改变过去那种教师在台上讲、学生在下面听的模式，最大限度地让学生自主地参与进来。

在科技日益发达的今天，课堂教学已经不仅是一块黑板加教师的口头传授，许多新兴的教学仪器和设备已被引入课堂。教师可以通过电子屏幕、音响设备将相关资料直观地呈现给学生。这样的学习氛围，加上教师备课工作做得好，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在教学抗日战争史这部分内容时，就要做到让学生主动参与到学习中。高中生对这段历史并不陌生，毕竟抗日战争离我们不是太远，资料收集工作相对会容易一些。关于这段历史不但有文字记载，也有许多关于那个年代的影像资料，都可以拿来在课堂上展示。而且

许多相关的影视剧，也可以组织学生看。对于眼下一些胡编乱造的、饱受诟病的抗日神剧，还可以让学生评论纠错。在这样轻松的教学氛围里，让学生比较全面地了解日军侵华历史的来龙去脉，再将日本政府某些人当前的态度与历史相结合，就可以很好地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二、课前准备

在教学抗日战争史之前，先让学生去搜集相关资料，包括日军侵华前的中国现状、皇姑屯事件、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日军的细菌战、中国远征军的资料，还有原子弹在广岛、长崎爆炸的相关资料。

资料的收集范围不仅仅限于中国抗日战争，还有邻国的相关资料，比如韩国、缅甸等。这还不够，还要扩大到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因为这场战争是法西斯带给全世界人民的灾难。

中国抗战胜利是中国人民不屈不挠斗争的结果，但也不能忽视邻国对我国的帮助，没有苏联红军和美国原子弹，抗战不会提前结束。在收集资料时，也要收集斯大林格勒战役、珍珠港事件的有关资料。

三、课堂教学

在开展课堂教学之前，要先做好铺垫。介绍完国际形势之后，不能忘了介绍国内形势，因为抗战前的中国社会并不稳定，处于军阀割据的状态。这样的格局为后来的日军侵华提供了可乘之机。

在教学日军侵华历史的时候，要重点突出日军在中国的残暴，他们妄图灭亡中国，在掠夺中国资源的同时，企图在文化上奴化中国人民。他们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不许中国人学汉语，而要求学日语。吞并东北之后，他们还在不断制造事端，妄图吞并全中国。除此之外，他们对中国平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更是数不胜数，其残酷程度令人发指，像南京大屠杀，在日军占领区实行的“三光”政策，都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影响到几代人。教学时不能忽视这方面，因为我们只有牢记战争的残酷，才会更加珍惜今天的和平。

引导学生学习这些内容时要联系当前日本政府的一些不当言论，他们篡改教科书，向下一代隐瞒这一段历史。日本国家领导人还不顾亚洲人民的反对，一次又一次去参拜靖国神社，参拜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我们历史教师要让学生明白，即使抗日战争已经取得胜利，也不能忘记过去，要时刻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在今天的和平环境里，每个中国人都要有居安思危的意识。

在以前的历史教科书上，由于政治的原因，一提到抗日就总是着重强调八路军的抗日成果，对于国民党的抗战部分一般都轻描淡写。加上部分影视剧的影响，好像中国抗战都是八路军的功劳，国民党军队都是打败仗，怕死的人。这样的做法严重歪曲了历史，国民党军队虽然打了不少败仗，但那毕竟是中国的国军，里面也有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也有台儿庄战役这样的胜仗。有些国民党将领，虽然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属于反面人物，但在抗日战争中也是英雄，如张灵甫、卫立煌、杜聿明等人。虽然他们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参与围剿过红军，在解放战争中又与共产党为敌，但不能因为这些就抹去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的赫赫战功，教学时要客观公正地评判他们的抗日贡献。

曾几何时，“文革”后出生的人往往不知道中国远征军的事迹，因为这是国民党领导的。许多远征军的老战士在新中国成立后没被当做抗日英雄看待，直到最近几年他们的情况才有所改善。这都是历史的原因。今天我们教历史，再不能让学生忘记这一段历史，我们在谴责日本篡改教科书的同时，更要客观地学习自己的历史。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学生的爱国情感。

过去对于中国抗战胜利原因，教科书总是强调中国人民的抗日作用，对于外来支援却不怎么强调。事实上，如果没有美国的原子弹落在日本的广岛、长崎，没有苏联红军在东北的支援，战争的结束不会提前。在教学中，这些都不能忽视。正是因为日军的侵略是非正义的，才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反对。如果日本不发动珍珠港事件，美国也许不会参战。如果德国不入侵苏联，也许不会导致苏联参加反法西斯战争。

高中历史教师在教学抗日战争史时，应当将学生收集来的资料拿来讨论，还可以适当播放一些电影片段，让学生更为直接地体会到战争的残酷，缅怀为祖国流血牺牲的革命先烈。还可以了解到世界上善良的人们在战争中表现出来的人道主义精神。

总之，在教学现代史特别是抗日战争史时，要利用目前有利的教学条件，全面客观地剖析这段历史。学习这段历史不仅仅是把它当做历史来学，还要联系当前的国际形势，针对日本当局的反动言论、钓鱼岛事件，对学生进行历史教育的同时也进行时事教育，更是爱国主义教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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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韩冬雷. 论高中历史校本课程开发中的实施策略[D].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10.

[3] 赵常琼. 史学新范式在高中历史教育中的运用研究[D]. 重庆：重庆师范大学，2010.

[4] 李进. 中学历史课程“史料教学”的探索与思考[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2.

[5] 朱婷. 中学历史教学中的挫折教育研究[D]. 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2.

[6] 陈二力. 史学研究理论成果对高中历史教学的指导[D]. 重庆：重庆师范大学，2012.

抗日战争的读后感 篇4

我认为，国家至少应该给“下一代”澄清这两点：

一、没有一个列强是中国真正的同盟。美国用钱买中国人的命，苏联在原子弹爆了以后便迫不及待进场抢钱圈地，英国人在中缅战场上恶心懦弱无耻的无以复加……雅尔塔会议足以说明一切。

二、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都为最后胜利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正面战场固然很惨烈，但是战术僵硬、拥兵自保、军纪废弛白白害死了太多太多忠勇的将士，遵令固守城池的部队永远都盼不来增援友军……在日本投降前，蒋介石也就剩下陕西甘肃四川云南贵州和一个腐败透顶的政府，已经准备迁都西昌，美国对蒋介石失望至极，开始试图与党磋商进攻日本本土的计划。

我们的先辈用生命阻挡侵略者一步步向国土纵深推进，可是中国人民的抗战业绩和巨大牺牲，长期以来被世界严重忽视，西方舆论宣称是美国和苏联联合打败了日本，何其痛哉!

一寸山河一寸血，血沃山河祭国殇。

抗日战争电影观后感 篇5

悠悠扬扬的《歌唱二小放牛郎》响起，一场电影就拉开了序幕。我坐在电视机面前，目不转睛的看着那个小小的身影——王二小。

电影是以怀旧形式拍摄的，开头是三个小学生在博物馆观赏的情形，后转到了那个时候：在一个小山坡上，一个小小的身影正将牛朝山下赶。就在这时，一队日本鬼子爬上了另一边的山坡，他们架起枪炮，朝山下射击。村子燃起了大火，王二小的父母全部葬身火海，而他的哥哥，也被日本鬼子抓去当靶子，被机枪射杀了。

王二小怀着悲痛的心情往南走去，有人告诉他，南边有保家卫国的解放军，他就拿起包袱，义无反顾的朝南走。饿了啃两口干粮，渴了吃一口雪。这就是他当时的生活，剩下的就是不停的走。在爬上山崖的时候，他一次一次的从石块儿上滚了下来，却又坚持的朝山上爬去。他的坚强，使我们感动，也让我们认识到，这个小小的身躯里隐藏着不屈的意志，以及坚持不懈的精神。

他晕倒在山坡下，被牛老师救起，遇到了吴连长，成为了一名儿童团员，为狼牙口村的村民放牛。而在一次日本鬼子的突袭中，他把日本鬼子带到了解放军埋伏的地点，而自己却被鬼子用刺刀扔下了山崖。

看到这里，我的眼角湿润了，王二小多么伟大啊！他牺牲了自己，却换来了战争的胜利。他不屈的意识，以及坚持不懈的精神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脑海中，也镌刻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

电影中，额外添加了一些其他抗日剧中所没有的成分，他将拍摄的过程中的片段添加在了电影之中。小演员从最开始的不理解，到了后面的理解，最后也沉浸在这些角色中。扮演王二小的小演员，在拍摄牛老师牺牲的那一幕时，那个小演员竟也感受到那种深深的伤感之情，在导演喊过的时候，还站在山坡上一动不动。

王二小，他的喜怒哀乐不仅演员们能感受得到，我们也能从他们的表演感受得到。他成为儿童团团员的喜；他对日本鬼子的怒；对父母逝去的哀；成为小学生的乐；包括那里透出的温馨气息，硝烟气息，以及那惊天动地的炮鸣。

许多年过去了，一切都成为了历史，而那个瘦小的身影却一直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人们的脑海里。

在电影的结尾，我们那三位小演员以及王淑英同志，一同向那个王二小的雕塑敬礼。那个时候，我在也忍不住站起身来，朝那个瘦小的身影敬礼。

抗日战争史读后感 篇6

观看阅兵仪式后，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胸中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我们中华民族历经磨难浴火重生。从共和国诞生起，几代人努力拼搏，奋斗不息。如今国家强盛，人民子弟兵威武雄壮，国家领导人举手投足间彰显大国风度，人民安居乐业日子越来越好，美好的生活来之不易，向往和平共同发展是我们的心愿。但是，就像我们领导人说的那样，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希望和平，但也不惧怕战争，任何有悖人类发展的行为终将遭到惩罚，正义必将战胜邪恶，最终的胜利终将属于我们。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教会学校概述 篇7

一、抗日战期间教会学校的状况

在上海地区,圣约翰大学和沪江大学先后搬到了南京路的租界继续办学,并两校合用图书馆和实验室。东吴大学的校园在1937年11月初被日本人占领,学校不得不迁移,期间大多数师生也到上海租界内寻求避难并继续办学。 杭州之江文理学院经过多次搬迁后, 也于1938年2月迁到上海租界, 该院在抗日战争中又恢复了原名之江大学。 在抗日战争这个艰难特殊的时代,在上海租界的这四所大学作为一个联合基督教学校共同协作坚持办学,并共同使用所能得到的教学设备, 期间联合学校的总部就设在南京路上的大陆商场。 由于当时公立大学未能恢复, 报考教会大学的学生激增,到1941年,这四所大学的在学人数达到了5000多人。 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参战,日本军队占领了上海租界,联合学校被迫放弃其教学,又开始了动荡不定的迁移。 圣约翰大学是所有教会学校中受损失最小的学校,该校于1940年9月迁回到原校址,由于相对稳定的环境,1942年该校在学人数达到2200人, 成为日军占领区内唯一能正常开办的基督教大学。沪江大学除了把一部分的教学工作留在上海外,为了避免汉奸学校的名称,又于1943年在重庆开办了商学院。 东吴大学由于环境所迫不得不分成若干部分继续生存,其文理学院留在上海办学,1942年春,部分师生与之江大学合并在福建北部邵武一带办学, 还有部分师生则迁到广东与岭南大学联合办学。 1942年东吴大学法学院又在重庆开办了分校,其生物服务中心则分为上海和重庆两部分。 之江大学移到了福建邵武,其工程学院则搬到贵阳办学。到1944年底,之江大学在外地的教学工作全都被迫关闭,学生只好转到其他学校学习。

1937年底,由于日本兵攻陷,南京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不得不仓促撤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建议低年级学生转到其他教会学校学习,少部分学生转到上海,大部分师生则经香港、汉口、重庆到达成都,避难于华西协和大学校园内。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南京的校园则变成了难民营,数万名妇女在那里寻求避难,一直持续到太平洋战争爆发。 金陵大学也疏散了部分师生去上海,大部分师生则经过长途跋涉于1938年春到达成都。 金陵大学的文学院和农学院设在华西协和大学的校园内,理学院则留在了重庆,留在南京的员工无法从事教学工作,在1941年前一直在从事难民救济工作。

在成都寻求避难的第三所教会大学是齐鲁大学。齐鲁大学的医学院率先迁到了成都,1938年至1941年齐鲁大学曾试图在济南重新开学,但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学校不得不全部搬到华西。

日军占领华北后,北京的燕京大学由于其英、美背景,没有受到日军太大的干扰。 1937年秋,由于战乱,学生人数还是下降了许多, 当时只有300多人,然而由于其他公立大学的撤离,报考燕京的人数增加很快,到1941年时,在校人数达到了1150人。 1942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燕京校园,一些英、美籍教师被关进集中营,司徒雷登也未能幸免,在这种情况下,燕京的校友决定在后方重新办学,成都被选为新的校址。由于没有经费和时间建新的校舍, 学校临时租用一些房屋,师生们则三两组合经过长途跋涉穿过日军封锁线来到成都。 1942年10月燕京大学在成都重新开学,共有学生250名,其中150名来自北京。

随着教会大学的到来,成都成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大后方三大教育中心之一。另外两个中心,一个是重庆,因南京中央大学迁到了那里,另一个为昆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在那里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 由五所教会大学组成的成都中心,是这三个中心中规模最大、力量最强的。 五所大学还建立了联席校长会议和联席院长会议,在教学、行政上多方位合作,许多课程都是向所有学生开放。但局限于当时的条件,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教学水平比战前和战后都要低。

1938年日军逼近广东时,岭南大学被迫撤往香港,借用香港大学的教室、实验室和图书馆继续办学。珍珠港事件后,日军开始进攻香港,岭南大学又迁回广东内地。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于1938年5月撤退到南屏,福建协和大学则退到邵武。福建协和大学在邵武期间, 其农业科研工作取得一定进展,农学院的发展最终使该校达到了政府立案的大学水平。华中大学也从1938年夏开始转移,由于成都已有五家教会大学,华中大学先是选择桂林为新校址,一学期后,桂林也变得不够安全,学校又往昆明转移。 之后由于昆明也变得十分拥挤,华中大学最后撤到了昆明以西大理附近的一个地方。 在长沙的湘雅医学院也于1938年10月撤退,先撤到贵阳,1944年该校又迁到重庆。

抗日战争期间,在后方的教会大学学生人数为4000人左右,若加上教会中学,学生总人数约为15万人。这一时期在上海的教会大学人数还是维持在战前的约8000人左右。从总体上看,日本侵华战争使在华教会学校损失不浅。

二、抗战结束后教会学校的恢复

由于日军在侵华期间的大肆破坏,大部分教会学校都遭受到严重损毁,学校的实验室、图书馆等被抢劫一空,学校的建筑或是毁为废墟,或是千疮百孔。抗战胜利后,大多数教会学校除了剩下空空如也、遭到严重损害的数座建筑物外,一无所有,正常的教学工作根本无法进行,很长时间是在恢复元气。

同其他学校相比,上海地区的四所教会大学面对迁回原址的困难是最小的,距离上海最远的杭州,也只有100多英里。圣约翰大学是唯一在敌后维持在自己校园中教学的基督教大学,故没有迁回的问题。 这一时期圣约翰大学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于1947年完成了向中国政府的立案,该校也是最后一所向政府立案的基督教高等院校。1948年至1949年圣约翰大学在校人数达到1300人。沪江大学于1945年10月在租界内重新开学,1946年4月才迁回到原校址。 东吴大学在日本投降后不久就在上海开学,而在苏州的校园直到年底才恢复,但在上海的部分一直未能迁回苏州。东吴大学分成上海、 苏州两部分的局面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 之江大学于1946年秋在杭州和上海两地同时开学,杭州校园主要为低年级学生,上海校园则为高年级学生,在学人数达到近900人。 1946年6月之江大学正式被确认为大学,当时该校设有文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和工学院。

南京的两所教会大学,由于远在成都,加上返迁的人太多,只好又在成都留了一年。 1946年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经宝鸡、徐州,用了近三周的时间从成都返回了南京校园。 尽管有许多困难,该校在学人数1947年时达到332人。 金陵大学也于1946年春返回南京, 经过3年的时间,其学术科目不仅得到了完全的恢复,并且还有了一些发展,解放军占领南京后,大多数中外教员都留了下来。

由于迁移的困难,齐鲁大学在成都一直留到1947年夏。回到济南的校园后,文学院、理学院和医学院又开始了新的教学工作。由于内战的爆发,齐鲁大学的医学院不得不迁到了福州,文理学院则搬到了杭州。 随着杭州和福州的解放,齐鲁大学在这两地的教学工作也最终结束。 燕京大学的校园在战争中受到严重损坏,战后用了两年多的时间,修复工作还没有彻底完成。 1945年10月部分在北京的师生重开了燕京大学。 在成都的燕京大学则因运输困难,继续留在那里。 1945年至1946学年,燕京大学在北京和成都两个中心同时进行教学工作。 在成都的师生回到北京后,1947年至1948学年在学学生人数达到了941名。 1948年底,北京和平解放时,大部分师生都留了下来。

福建协和大学于1945年秋迁回了福州的校园,经过整修后到1946年5月才正式开学。 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则于1946年3月全部搬回福州。 尽管经济上的困难,1946年至1947学年,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的在校学生人数达到228人,1948至1949年度在学人数更超过300人。 而福建协和大学在这一段时间内发展却比较迟缓。

岭南大学在日本投降后,立即返回了广州的校园,并于1945年10月开学 ,入学人数很快超过战前水平 ,1945年至1946学年在学人数为近800名, 第二年则超过1000人,1949年9月达到1200人。华中大学于1946年春开始从云南搬回武汉,同时学校又买了一些地,扩大了拥挤的校园,入学人数也不断上升,到1948年秋,在学人数已达600人。

在大后方唯一没有迁移的学校是华西协和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在其他教会大学搬走后,立即制订扩建计划,这一时期,该校扩建了美术系,新建了护理教育系,到1948年春在学人数达到1770人。

总之,在1949年10月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前,各教会学校都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恢复工作,有的学校还有所发展。 但由于当时内战,经济衰弱、通货膨胀,教会学校很难有较大的发展。

摘要：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各类学校都遭到了严重的损毁,教会学校也未能幸免,为了生存以求发展,这些学校纷纷选择迁移,本文查阅了国内外大量的资料,对抗战期间及战后在华教会学校的状况进行了全面的描述。

抗日战争——永远的记忆 篇8

火烧日寇机场

陈皓/口述 潘宗豪/整理

抗战时期，日军在山西省长治城北地区，设有一个临时机场，虽然只停有三架飞机，却气焰嚣张，对我根据地的军民威胁甚大，八路军总部决定予以拔除。

负责袭击机场并实行爆破的9名突击队员，都是精兵强将。因为情况有变，临时改为趁机从机场后门混进去。当时夜已经很深了，机场后门处只有炮楼顶上有两个哨兵把守。太行山秋后的深夜，天气十分寒凉。楼下传来哗哗的洗牌声，一个伪军哨兵说：“反正现在没有情况，我们也下去暖和一下。”两个身影便一前一后一闪。突击队员趁机靠近机场后门，但一道木栅栏门挡住了去路。大家使劲推了推，木门一动不动。这时，带头的突击队员拿出老虎钳，用衣襟盖住，拧了一下木门的铁锁，只听“喀嚓”一声，十分清脆。炮楼立刻传来问话：“谁？”突击队员赶紧用力顶开门，迅速冲进机场，打响了战斗。敌伪军慌了，大喊着：“八路来了，八路来了。”机场突击队员趁乱拉开手榴弹，向敌机投去。敌人的机枪飞射过来，有3名队员倒了下去。其他队员打向另外两架敌机，另外两架敌机也先后着火。这时9名队员已全部负伤。我方主力部队积极攻打敌人，敌军已经顾不上保卫飞机。这次战斗，烧毁敌机3架，破坏敌人仓库两座。

“虎口”取信

宋公明/口述钟尚炎/整理

1943年，我所在的浙江余姚市石步村是抗日根据地的中心。组织上派我在石步村三岔路口开杂货店作掩护，担任通信联络工作，部队的小通讯员都到我这里取、送信件。

一天晚上，日寇和伪军突然扫荡。我和妻子赶紧逃出来。这时，突然想起有部队的信件忘了随身带出来，万一落在敌人手里，后果不堪设想。已是凌晨一点，我焦急万分，不顾旁人的劝阻，换上一件黑衣，悄悄溜到店铺的后墙，屋里有灯光，果然已经住上敌人。我翻进院内，看见几个鬼子横七竖八地躺在店堂内，烂醉如泥。我心中窃喜，立即脱下鞋子，蹑手蹑足从鬼子的身缝间跨进去。卧房里的两只木箱已被洗劫一空。我轻轻移开写字台，从墙洞内取出了装着信件的粗布包，安全地交到了自己同志手里，总算没有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

抢粮抢枪记

李春维/口述张春江/整理

18岁那年，我在山西省武乡县刚次参军，就参加了 “抢粮争夺战”。战斗十分顺利，当大部队撤出阵地后，驻守在附近的敌人突然赶来支援。我们班的大多数战士也已随粮队远去，我留在后边断后。这时敌人追上来，跑是来不及了，我跳到路边的庄稼地里，隐蔽起来，心想，等敌人走近一些，就用两枚手榴弹（因为我是新兵，没有发枪，只配两枚手榴弹）和敌人拼了。我看见他们拿的是“三八枪”，眼看敌人走近了，我一拉导火线，把手榴弹扔了出去。趁敌人慌乱时，我冲上去抢了两条“三八枪”就往地里跑。后面的敌人马上吆喝着追过来。我又回头扔出第二枚手榴弹，敌人马上卧倒。当我跑出一百多米时，前面突然有人向敌人开了两枪，敌人不敢追了。我马上向前方喊口令，才知道是班长陈德来接应我。他笑着说：“我早就看到你了，你抢枪的动作把我看傻了。”

惊险摘豆角

李彦云

抗战爆发时，我还很小，1943年阴历六月下旬，天下着雨，家里已经没菜可吃，父亲让我去村南头的菜地摘豆角。娘不同意，怕我遇到鬼子有危险。但我坚持要去，背起小筐，披上小蓑衣径直跑到菜地。雨越下越大，只听到高粱和玉米的叶子被雨打得沙沙作响，和我揪豆角的声音。这时，西边传来几声枪响，而且越来越响，越来越近，还夹杂着喊话声。我害怕了，但转念一想，枪声不多，准是鬼子在村里扫荡碰上八路军了。我静静地蹲在地里，等枪声远去，又摘了一些豆角，才回家去。在路上遇到迎接我的父母，母亲眼泪哗哗地流下来。邻居都跑来看我，问我为什么听到枪响后不马上回来。我说，鬼子吓坏了只会往炮楼跑，不会朝高粱地里钻。他们听了哈哈大笑，夸我聪明。我十分得意，就好像是一个打了胜仗的抗日英雄。

殷殷战友情

杨永建

抗战初期，我所在的八路军129师7旅19团，生活、战斗在冀南抗日根据地。1940年4月底，我团在驻扎的村庄听到炮响，我连迅速集合。当时连长刚调到连里，对部队情况和地形不熟悉，决定由我负责指挥，连长率一个班从侧面打击敌人。我命令部队准备好手榴弹，上刺刀。这时，敌人的炮弹落到我连阵地，我感觉有什么东西撞击了我的左腿，身子摇晃了一下，没多想，就继续指挥战斗。后面杨干事见我大腿后侧的军裤被炸掉一大块，半个大腿血肉模糊，朝我喊：“你腿伤了，快下去。”我低头一看，左脚下一片血迹，但坚决不肯下去。杨干事让几个士兵架着我一路小跑往后撤。敌人的机枪朝我们扫射过来，我叫通讯员把我的挎包摘下先撤，因为里面装着重要文件和材料。背着我的战士和旁边扶着的战士坚决不走。眼看情况越来越危急，我“威胁”说：“再不把我放下，我就……”这时，扶我的战士突然惊叫道：“前面有个路沟！”他们把我背进路沟，交给我连战士，才离去。因为医药奇缺，我的腿伤没来得及医治，化脓致残，但却保住了性命。

我在后方医院与敌人周旋

何权轩/口述曹阳/整理

抗战时期，我担任冀中军区干部疗养所所长，所里有100多人，包括40多个休养员，还有医生、护士等。1940年秋，我们在河北完县(现顺平）一带展开“反扫荡”。因为我们没有武器，毫无抵抗能力，只能与敌人周旋。当时，我们的主力部队多在平原活动，为了疗养所人员的安全，我带领全所人员一起向山里转移，渐渐与司令部失去了联系。我们来到完县清醒村，因为形势复杂，为了保证疗养所干部病员的绝对安全，我们对村民尽量保密。每次遇到有情况，伤病员行动不方便，村民们都自发帮忙抬。我们呆在村边的山沟里，带的干粮有限，村民自愿给我们送粮食。我们把他们送来的麦粒捻开壳后煮了吃。有时候遇到情况紧急来不及捻，就直接煮麦粒吃，麦粒太硬，好多同志吃完都腮帮子疼。疗养所的伤病干部都有许多作战经验，还有侦察员，一遇到情况，大家一起想办法。由于长时间跟司令部失去联系，许多同志心里着急，有的悲观失望。当时伤病员中有一个叫李自然的教导员，他主动做大家的思想工作，安慰情绪低落的同志，起了很大作用。后来，我们慢慢总结出一个经验，那就是跟在敌人后面跑比较安全。因为鬼子扫荡后，一般不会回头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