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归档不（共8篇）
1、卷宗封面；
2、卷宗目录；
3、行政处罚决定书（存根）；
4、案件查获经过
5、立案审批表；
6、现场勘验检查笔录；
7、询问调查通知书（存根），询问调查笔录；
8、先行登记保存物品清单（存根）；
9、对先行登记保存物品的鉴定或其他方式处理决定的材料；
10、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存根）；
11、当事人提供的证明材料；
12、执法人员调查、收集的证明材料；
13、案件调查报告；
14、行政处罚审批表；
15、行政处罚告知书（存根）；
16、陈述、申辩书及陈述、申辩笔录；
17、送达回执（包括送达各项执法文书）；
18、当事人申请复议、提起诉讼的相关材料；
19、复议机关、审判机关的最终裁决文书； 20、行政处罚强制执行申请书；
21、行政强制催告知书
22、行政强制决定书
23、其他；
24、行政处罚结案报告，结案审批；
25、行政处罚收款收据
26、卷宗封底。
第十五条 适用听证程序的行政处罚案件装订顺序； 1--
12、同本办法第十四条 规定的1—12顺序；
13、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存根）；
14、当事人要求听证的书面申请；
15、听证通知书（存根）；
16、听证委托书；
17、听证公告；
18、听证笔录；
19、听证意见书（听证报告）；
20--27同本办法第十四条 规定的15-22顺序。第十六条 行政复议案件装订顺序；
1、卷宗封面；
2、卷宗目录；
3、行政复议申请书及附件材料；
4、立案审批表；
5、受理通知书；
6、不予受理决定书；
7、第三人参加复议通知书；
8、被申请人答辩通知书；
9、被申请人的书面答复材料；
10、调查笔录和听取意见笔录；
11、委托代理人的书面代理意见；
12、具体行政行为停止执行决定书；
13、行政复议中止决定书；
14、撤回行政复议申请书；
15、行政复议终止决定书；
16、行政复议决定延期通知书；
17、行政复议审查报告；
18、行政复议决定审批表；
19、行政复议决定书；
20、规范性文件转送处理函；
21、送达回执；
22、其他有关材料；
23、结案报告；
2009年1月至2011年9月, 钦北区检察院经审查, 作出不批准逮捕45件113人, 其中存疑不捕22件70人, 分别占不批准逮捕件数和人数的49%和62%。
二、存疑不捕案件存在的问题
(一) 存疑不捕案件重新报捕率低
2009年以来, 钦北区检察院对存疑不捕案件实行了随案附该案补充侦查提纲的方式, 请公安机关依照补充侦查提纲补充证据材料后, 再将案件移送检察院审查批捕。但这几年来, 存疑不捕退回公安机关的22件70人的案件中, 公安机关最后重新呈捕的仅10件15人, 重新报捕人数占存疑不捕退回公安机关总人数21%。
(二) 存疑不捕案件的撤案比例偏高
在22件70人的存疑不捕案件中, 有5件21人公安机关最后作了撤案处理, 分别占存疑不捕案件件数和人数的23%和30%。
(三) 久侦不决、久拖不结的案件大量存在
存疑不捕的22件70人的案件中, 有7件34人到目到前为止还没有作出处理, 分别占存疑不捕案件的32%和49%。案件久侦不决、久拖不结, 不仅造成司法资源浪费, 而且不利于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
(四) 公检两家对案件处理容易产生分歧
作为侦查机关, 公安机关调查取证常因碰见各种问题而受到阻碍。对于在期限届满仍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 要求检察机关先作出逮捕决定后, 其再补充相关的证据。而检察机关承担监督职能, 审查时往往比较慎重, 严格按照逮捕条件作出决定, 不主张“先捕后补”的做法。公检两家因此而产生意见分歧, 双方都认为对方不够体谅和理解, 从而影响到案件的处理。如在2011年8月份办理的非法持有枪支案, 经审查, 发现证据上没有枪支的鉴定结论, 公安机关也明知没有鉴定结论不符合逮捕的条件, 但公安机关要求是否可以先作出逮捕的决定, 等枪支的鉴定结论做出来后再附案, 但我们认为枪支鉴定结论是该案的重要证据, 不可缺失, 最后还是依法做出不因存疑而不捕的决定。
(五) 公安机关有时对案件存在着推萎现象
对于一些案件侦查机关明知证据是不符合逮捕条件, 但为了避免群众不满及上访, 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仍然呈请批准逮捕, 检察机关依法作了存疑不捕, 增加了不捕率, 这样往往导致少数单位或者被害人对检察机关的决定不理解, 从而产生“公安机关打击犯罪, 检察机关却不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误解。
三、存疑不捕案件不能妥善处理的原因分析
(一) 客观原因导致证据难以补查
对主要依靠嫌疑人口供认定, 无其他证据材料印证的案件, 如一些共同犯罪案件, 共同犯罪案件对到案嫌疑人做出存疑不捕决定后, 由于同案嫌疑人迟迟不能到案或其他原因, 就必然导致案件无法认定。又如只有被害人陈述, 而嫌疑人对案件不予供认, 一对一的案件, 作出存疑不捕决定后, 嫌疑人如不配合, 也导致案件难以认定。如2011年7月份办理的黄某某强奸幼女案, 根据犯罪嫌疑人供述, 两人发生性关系是被害人自愿的, 被害人亦讲过其16岁, 而被害人则陈述是强迫的, 并向嫌疑人讲过其未满14岁。法律明确规定, 嫌疑人知道或可能知道被害人未满14岁, 不管被害人是否同意与嫌疑人发生性关系, 应认定为涉嫌强奸强罪。该案因存疑而作出不捕决定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但在补充侦查过程中, 嫌疑人又不愿配合, 给调查取证带来难度, 一时难以找出强有力的证据而使案件一拖再拖。此类案件占存疑不捕案件的60%左右。
(二) 侦查机关办案过程中收集固定证据不及时、不规范, 证据灭失, 也是存疑不捕的重要原因
案件证据具有不可替代性。侦查机关收集证据不及时、不规范, 时过境迁, 使应有的证据灭失, 这种情况可能造成证据不够充分、有力, 从而使得整个案件难以顺利办理, 或直接影响案件的罪与非罪, 无法使嫌疑人得到应有的惩罚。如在2011年公安机关以故意杀人、强奸两罪呈请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杨某某, 经审查, 侦查机关没有对杀人的作案工具进行提取, 无法对该作案工具上的指纹进行鉴定, 该案在嫌疑人不予供认及没有其他证据证实的情况下, 作案工具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侦查机关没有及时收集, 使证据灭失, 故对该罪作出不予认定的决定。但在不捕决定做出后, 再去提取相关物证显然已失去条件。另外如盗窃案件中指纹的提取和鉴定, 强奸案件中现场遗留物的提取鉴定, 这些都是证据链条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若不及时取证将无法再弥补。
(三) 侦查机关对存疑不捕案件重视程度不够
存疑不捕案件本身就存在取证难的问题。在存疑不捕案件作出决定后, 公安机关必须立即释放犯罪嫌疑人或变更强制措施, 释放后多数不知去向, 有的虽然采取了取保候审措施, 但已不再羁押, 时限上没有明确规定。然而, 公安机关面临案件多、警力少的困难, 往往重视破新案, 而忽视对旧案的补充侦查。因此, 侦查机关对此类案件不够重视, 不及收集证据, 影响了案件的补充侦查。
(四) 检察机关监督力度不够
检察机关存在案多人少的情况, 工作的重心主要放在对呈捕案件的审查, 对存疑不捕案件缺乏跟踪监督, 并且没有建立一套相关的协作机制, 特别是提高案件质量、强化跟踪监督和防止案件流失的长效机制, 导致这种“局外人”的监督几乎不发生任何效力。
(五) 补充侦查提纲内容不具体, 缺乏可操作性
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中, 有些案件的证据不足, 但办案人员对补充侦查提纲不重视, 对所需的证据没有准确罗列出来, 补查的内容、方法, 操作性、针对性不强。使侦查机关无从把握, 无法下手, 因而造成案件搁置、流失。
(六) 法律规定不完善
刑事诉讼法规定需要补充侦查的, 应当同时通知公安机关, 没有明确规定不予批准逮捕补充侦查的案件必须重报, 也没有具体规定重报的期限, 由于没有具体规定, 造成侦查机关对此类案件不够重视, 同时检察机关的监督也没有明确法律依据, 所以就给案件流失造成可能。
四、对存疑不捕案件处理的思考及建议
(一) 开展存疑不捕案件的专项清理行动
由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分工负责、联合行动, 对存疑不捕案件进行逐案分析, 并结合补查情况, 对已符合逮捕条件的, 公安机关要及时重新报捕;对于没有进行补查的, 检察机关要督促公安机关及时进行补查;公安机关发现原认定的犯罪事实有重大变化, 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 要重新作出处理决定或作撤案处理, 并将处理结果及时报检察机关, 最终做到该捕的捕、该撤的撤, 全部消化处理。
(二) 提前介入对刑侦工作进行指导, 充分发挥侦查监督作用
首先, 要与侦查部门保持密切联系, 遇有正在侦查当中的疑难复杂案件, 主动提前审阅案卷材料, 主动与侦查人员进行交流和探讨, 针对个案的具体情况, 提出侦查建议, 引导侦查人员调取相关证据, 促进办案单位侦查效果和效率的提高。其次, 对公安商请参加现场勘验和检查的, 要克服形式主义, 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实实在在地参与, 认认真真地协助勘验和检查, 并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 客观地进行综合分析研究, 与侦查机关共同商定正确的侦查方向、范围、及时收集证据等, 同时对不构成犯罪的案件或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 建议公安机关作其他处理。这样做即可以使侦查机关补充完善证据, 又可以避免一些不符合逮捕条件的案件流入检察机关。
(三) 建立存疑不捕案件全程跟踪督导机制
检察机关对存疑不捕案件要指定专人负责, 实行每案一登记, 定期与公安机关联系, 及时掌握案件的补查进展情况, 结合补查情况, 对于已符合逮捕条件的, 建议公安机关及时重新报捕;对于没有进行补查的, 督促公安机关制定补查方案, 促使办案人员增强补查工作的主动性, 及时进行补查。检察机关案件对存疑不捕案件补查情况的跟踪监督, 为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提供准确、有效的引导, 提高补查效率, 增强补查效果。
(四) 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及时解决执法过程中碰到的问题
对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 检察、公安两部门可以通过联席会议加以约定。如补查期限问题, 可参照公诉案件退回补充侦查期限规定, 超过这个期限检察机关可要求公安机关说明补查情况和不报理由;又如, 对不捕案件的撤销是否通知检察机关法律未作明确规定, 检察机关作为监督机关应当有知情权, 公安机关撤销存疑不捕案件应当通知检察机关, 以便进行及时、有效的监督。
(五) 提高《补充侦查提纲》的质量
检察机关对存疑不捕案件, 要针对犯罪的构成要件, 影响定罪的关键证据等提出补充侦查意见, 补查提纲不能高度概括, 应当具体明确, 针对性强且便于操作, 能准确引导公安机关高效地完成补查工作, 提高补查案件质量和重报率。
摘要：在不捕案件中存疑不捕案件所占的比例较大, 这类案件的处理难度大, 造成案件长期搁置。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既有侦查机关方面的因素, 也有检察机关审查方面的因素。笔者就所在的钦北区检察院存疑不捕案件的现状进行分析, 指出作出存疑不捕后难以妥善处理的原因, 并提出建议对策。
与“非商标的使用”抗辩事由相关的抗辩事由
随着2013年《商标法》将“商标的使用”正式规定在法律条文中，“非商标的使用”也日渐成为司法实践中商标不侵权抗辩的首要事由。通过案件梳理来看，这种不侵权的抗辩事由是一种非常宽泛的抗辩，在司法实践中又常被称为“非商标性使用” “非商标意义上的使用”“非商标法上的使用”“合理使用”“描述性使用”“指示性使用”或者“正当使用”等。“非商标性使用”“非商标意义上的使用”“非商标法上的使用”与“非商标的使用”虽然具体用语上存在差别，但所指向的内涵是一致的；但“非商标的使用”与“合理使用”“描述性使用”“指示性使用”“正当使用”这些概念并非法律条文明确规定的概念，内涵又存在一定的交叉，导致在实践中亦经常出现混用的情况。
（一）非商标的使用与正当使用、合理使用
严格意义上讲，“非商标性使用”“非商标意义上的使用”“非商标法上的使用”及“非商标的使用”并非《商标法》中的概念亦没有出现在相应的法律条文中。《商标法》中仅规定了“商标的使用”，即指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商标的使用是指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的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或者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行为”。从上述规定可知，商标的使用是指在商品流通中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行为。那么，作为商标不侵权抗辩事由的“非商标的使用”是从《商标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商标的使用”进行反向推导得出，从这个角度讲，“非商标的使用”相对其他称谓而言较为规范，因此，本文将采用“非商标的使用”这一用语表达使用商标标识但没有起到区分商品来源作用的行为，本文如若能够对司法实践中统一用语，规范使用“非商标的使用”有所助益，则是意外收获。
“正当使用”是明确规定在《商标法》中的抗辩事由，其可以追本溯源自《商标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即注册商标中含有的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型号，或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或者含有的地名，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无权禁止他人正当使用；三维标志注册商标中含有的商品自身的性质产生的形状、为获得技术效果而需有的商品形状或者使商品具有实质性价值的形状，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无权禁止他人正当使用。从前述法律规定来看，正当使用是对商标词汇或标识原有含义以及功能性形状等的使用，其目的及客观效果均并非用于识别商品来源，属于非商标的使用。
非商标的使用与正当使用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还是等同的关系？对此笔者认为，从两者产生的法律基础及含义上讲，非商标的使用与正当使用的实质内涵一致，属于等同的关系。非商标的使用是实践中对于商标的使用的逆向思维和运用的结果，正当使用属于法律从正面通过有限列举及兜底的形式对商标不侵权抗辩进行的规定。
按照通常理解，商标合理使用是指第三人不需经权利人许可也不必支付报酬或费用的一种不侵权的使用行为。合理使用制度的设计是对知识产权禁用权范围的限制，目的在于平衡权利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著作权和专利的合理使用问题均无异议，但是对于商标合理使用却存在较大争议。
合理使用本身并不是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中的明确概念，在《著作权法》中称为权利的限制与例外，在《专利法》中通过列举的形式规定不视为侵权的情形。而在《商标法》中除了前文论述的正当使用外，全文并没有再出现合理使用这一概念。如果比照《著作权法》中关于合理使用的界定，商标合理使用首先应该是对商标的使用然后才能谈及是否构成合理使用，因此，“合理使用”与“非商标的使用”是相互排斥又目的统一的一对概念。但是，如果按照《专利法》中关于合理使用的规定，合理使用应当包含权利用尽、在先使用、特殊使用目的地使用等，更像是《商标法》中规定的正当使用。回到商标法语境中，除了《商标法》中明确提到的正当使用外是否还存在合理使用的空间，合理使用到底是什么性质，其内涵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一直成为学术界争议的问题。美国在《兰哈姆法》中规定的“Classic Fair Use”设定的首要条件为非商标的使用，明确提到“被控侵权使用的名称、用语或图案，不是商标性使用”。由此可见，美国商标法语境中商标的合理使用为非商标的使用。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仅在2004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十九条规定了商标合理使用，但在2006年修改的《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将商标合理使用修改为商标正当使用。梳理商标合理使用的相关案例不难发现，很多商标合理使用的论述基本采用了“合理地使用商标”的表达，意在强调商标使用的合理性，而非创设商标合理使用概念。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在商标法中没有具体规定商标合理使用的情况下，实践中不宜用商标合理使用进行抗辩，否则会造成无的放矢的情况，无益于抗辩主张的成立，同时，在裁判时亦不宜采用合理使用径行裁判，否则会造成现有商标法律制度内部用语的混乱和错位。
（二）描述性使用和指示性使用
描述性使用有时也被称为说明性使用或叙述性使用，均指使用了商标符号的能指，即使用了作为商标的词汇或图形、形状等本来的含义。这种使用方式与符号作为商标无涉，属于非商标的使用。目前司法实践中主张描述性使用的案例较多，直接的法律依据为《商标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和第二款。主张描述的对象一般为注册商标中的通用名称、图形、型号，或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或者含有的地名以及商品自身的性质产生的形状等。由此可见，描述性使用属于《商标法》中的正当使用范畴。
指示性使用不仅不是《商标法》中的规范用语，整个商标法律制度中都难觅其踪，但其又并非仅仅存在于商标法理论探讨中，在商标实践领域若隐若现。早在1995年国家工商总局下发的《关于禁止汽车零部件销售商店、汽车维修站点擅自使用他人注册商标的通知》以及1996年下发的《关于禁止擅自将他人注册商标作专卖店企业名称及营业招牌的通知》（均已废止）中提到了“商标的指示性使用”。同时，在2006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二十七条中列举的正当使用行为中包含在销售商品时，为说明来源或用途在必要范围内使用他人注册商标标识的属于正当使用。一般来讲，指示性使用是为了说明或精确描述行为人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而提及另一种商品或服务时对他人商标进行使用的行为。实践中，指示性使用一般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商标使用人使用他人注册商标并指向商标权人的商品；另一种是商标指示性使用为使用人使用他人商标并指向使用人的商品的情形。第一种情形多发生在商品转售环节，另一种情形主要存在于零部件市场及维修市场。指示性使用与描述性使用截然不同，其属于对商标的使用，但由于其所发挥的指示性作用有益于社会公众利益，属于商标权人容忍的合理范围。从我国目前商标法的设计来看，《商标法》五十九条规定的正当使用没有涵盖指示性使用。因此，指示性使用是一种独立的不侵权抗辩事由。
【工作情境】
评查办检查完案件之后，李义告诉王兰要按规定时间及时将案卷送到档案室归档。【工作分析】
案卷归档都有哪些要求？ 【工作步骤】 案卷归档 【岗位技能】
整理卷宗材料并装订卷宗 【业务文件】
1．《人民法院诉讼文书立卷归档办法》 2．《人民法院声像档案管理办法》 3．《实物档案管理办法》
一、立卷要求及诉讼材料的收集、整理
人民法院的诉讼文书，应根据民事、刑事、行政、执行等案件类别，按、审级、一案一号的原则，单独立卷。各类诉讼文书，应按照利于保密、方便利用的原则，分别立正卷和副卷(执行案件可根据卷内文件材料的情况只立正卷)。
人民法院在立案后，书记员即应开始收集有关本案的各种诉讼文书材料，着手整理工作。在案件办结以后，书记员应认真检查案件的文书材料是否收集齐全，若发现诉讼文书不完备的，应及时补齐，并去掉与本案无关的材料。
各类诉讼文书必须使用标准A4办公纸，并用碳素墨水、蓝黑墨水书写或电脑打印，严禁使用圆珠笔、铅笔、纯蓝墨水、红墨水及其他不耐久字迹材料书写。由上述不耐久字迹材料书写的证据文件材料应复印一份附后(排列顺序为原件在前，复印件在后)。需要归档的传真文件材料必须复印，复印件归档，传真件不归档。入卷的诉讼文书材料应为原件，不能提供原件的可保存一份复印件同时注明没有原件的原因。入卷诉讼文书材料的重份材料一律剔除。本院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等法律文书原件应保留三份，去除金属物后用胶水粘贴，附在卷内备用。
二、诉讼材料的排列顺序
诉讼文书材料的排列顺序，总的要求是按照法定审判程序和文件材料形成的时间顺序，兼顾文件之间的有机联系进行排列。随着审判工作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诉讼程序日益严格，诉讼材料也更加完备，1991年发布的《人民法院诉讼文书立卷归档办法》中所列的诉讼材料排列顺序已经不能适应现在的立卷要求。结合现在的审判工作实际，书记员在立民事案卷时卷宗中的诉讼材料应按下列顺序排列：
(一)民事一审案件正卷排列顺序
(1)案卷封面(2)卷宗目录(3)审判流程管理信息表(4)立案审批表(5)诉讼费收据(6)当事人联系表(7)立案诉讼材料清单(8)起诉书(9)应诉通知书(10)答辩状(11)管辖异议申请书(12)反诉状(13)反诉答辩状(14)第三人参诉意见书、追加第三人通知(15)原告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代理人手续(16)被告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代理人手续(17)第三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代理人手续(18)财产保全、先予执行申请及本院裁定(19)鉴定、审计申请书(20)其他相关申请书(21)原告提供证据材料(22)被告提供证据材料(23)第三人提供证据材料(24)鉴定审计结论(25)证据交换笔录(26)谈话笔录(询问笔录、调查笔录、工作记录)(27)开庭公告(28)开庭笔录(29)当事人及其代理人书面代理意见(30)调解材料、撤诉材料(31)一审法律文书(32)宣判公告(33)宣判笔录(委托宣判函)(34)委托送达函(35)上诉移送函(36)二审法律文书(37)上级法院退卷函(38)其他诉讼材料(39)送达回证、介绍信(40)备考表(41)证物袋(42)卷底。
(二)民事二审案件正卷排列顺序
(1)案卷封面(2)卷宗目录(3)审判流程管理信息表(4)立案审批表(5)上诉移送函(6)诉讼费收据(7)原审法律文书(8)上诉状(9)答辩状(10)第三人参诉意见书(11)上诉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代理人手续(12)被上诉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代理人手续(13)第三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代理人手续(14)上诉人提供证据材料(15)被上诉人提供证据材料(16)第三人提供证据材料(17)谈话笔录(询问笔录、调查笔录、工作记录)(18)开庭公告(19)开庭笔录(20)当事人及其代理人书面代理意见(21)调解材料、撤诉材料(22)二审法律文书(23)宣判公告(24)宣判笔录(委托宣判函)(25)退卷函(26)委托送达函(27)其他诉讼材料(28)送达回证、介绍信(29)备考表(30)证物袋(31)卷底。
(三)民事执行案件正卷排列顺序
(1)案卷封面(2)卷宗目录(3)审判流程管理信息表(4)立案审批表、委托法院函、高院函(5)申请执行书(6)民事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7)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8)法人身份证明书(9)授权委托书(10)执行费收据(11)执行通知书(12)执行裁定书(13)谈话笔录(14)执行证据材料(15)查封、扣押、查询、取证、冻结、扣划清单(16)执行工作笔录(17)委托评估拍卖(评估拍卖报告)呈请批示表(18)合议庭笔录(19)向庭长(院长)汇报笔录(20)财务收据清单(及说明)(21)发还案款报告(22)中止裁定、终结裁定书(23)送达回证(24)备考表(25)证物袋(26)卷底。
(四)申请再审民事案件正卷排列顺序
(1)案卷封面(2)卷宗目录(3)审判流程管理信息表(4)立案审批表(5)申诉案件移送函(6)原审法律文书(7)申诉书(8)委托手续(9)证据材料(10)谈话笔录、调查取证材料(11)审委会决定(12)驳回通知书(13)再审裁定书(14)宣判笔录、工作记录(15)送达回证(16)退卷函(17)备考表(18)证物袋(19)卷底。
(五)民事案件副卷诉讼文书材料的排列顺序
(1)案卷封面(2)卷宗目录(3)阅卷笔录、庭审提纲(4)审理报告(5)笔录、记录(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合议庭笔录、汇报记录、审判委员会记录、研究记录、与有关部门内部交换意见记录)(6)内部请示及批复、内部函件(7)裁判文书原本(8)其他不宜对外公开的材料(9)发回重审意见书(10)司法建议、审查监督表等材料(11)结案呈批表、延审呈批表(12)备考表(13)卷底。注：申请再审案件的副卷在2与3之间加入 1.庭长接待登记表 2.案件移送表。
三、诉讼材料的立卷、编目
6月24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网站上，通报了全国医疗器械“五整治”专项行动查处的15件典型案例。这是国家总局今年3月份开展医疗器械“五整治”专项行动以来，第二次通报典型案例。
一、内蒙古克什克腾旗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查处克旗凯天眼镜店无证经营医疗器械“彩色平光隐形眼镜”案。
二、内蒙古准格尔旗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查处准格尔旗窑沟卫生院使用过期医疗器械案。
三、吉林省辽源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查处辽源市西安区卓越齿科器材商店购进销售不合格医疗器械“一次性使用医用橡胶检查手套”案。
四、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查处南京诺一金贸易有限公司擅自降低经营条件案。
五、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查处戚某经营的杭州宝岛眼镜店无证经营医疗器械“隐形眼镜及护理液”案。
六、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查处刘某无证经营医疗器械“一次性使用肛门管”案。
七、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查处淄博同创义齿制作有限公司未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生产医疗器械“定制式义齿”案。
八、河南省新密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查处新密市心爱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同盛医药超市无证经营第三类医疗器械“一次性使用输液器 带针”案。
九、湖南省衡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查处祁东县怡园康大药房经营过期医疗器械“一次性使用无菌扩张器”案。
十、海南省东方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查处东方东河河康中西药店销售未经注册的医疗器械案。
十一、贵州省贵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查处贵阳观山湖点亮眼镜店无证经营医疗器械“软性亲水接触镜”等案。
十二、云南省迪庆州维西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查处保和镇腊八底村卫生室使用过期医疗器械“一次性使用静脉输液针”等案。
十三、云南省昆明市富民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查处者北医药门市销售过期医疗器械“皮肤针”案。
十四、甘肃省武威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查处武威市体检中心使用过期医疗器械“血细胞分析仪用质控物”案。
十五、甘肃省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查处天祝藏族自治县安远中心卫生院使用无注册证医疗器械案。
十五件典型案例，看上去成果不小，但细细捉摸，却都是一些浮光掠影的东西，没有多少含金量。基本都是医疗器械经营使用终端的一些危害不严重的一般性违法行为。医疗器械违法行为的重症在哪？
审批环节，违法审批有所收敛，但依然存在；生产环节，非法企业（个人）非法生产、合法企业非法生产；经营环节，无证经营、经营无证产品；使用环节，非法使用与使用非法器械等等。
大型医疗设备、诊断试剂、组合包装、植入器械、含药器械等等，都存在严重的违
法行为。
可惜，这些都没有典型案例，仿佛现在医疗器械存在的问题都集中在通报的十五件案例范围内。
来源：乐辩网时间
导读：最近笔者遇到一个案子，当事人侦查阶段被取保候审，出来后他咨询律师，主要是担心自己的案子是否会被移送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如果不批捕是否意味着就此终结不会再移送审查起诉?案子到了检察院是否就会被取消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这些问题令他惶惶不可终日。本文将为您解释上述刑事案件当事人普遍遇到的疑惑。
什么是逮捕?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需要符合什么条件?
逮捕是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而采取的一种强制措施。
一般逮捕条件：包括证据条件、罪行条件和危险性条件
第一，证据条件“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1)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2)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3)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有查证属实。逮捕条件中的“犯罪事实”既不是“主要犯罪事实”，也不是起诉条件和定罪条件中的“全部犯罪事实”。犯罪事实包括“定罪事实”和“量刑事实”，逮捕至少需要查清“定罪事实”，即要有查证属实的证据足以证明犯罪事实客观存在且为该犯罪嫌疑人所为。对实施多个犯罪行为或者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只要有证据证明其实施了数罪中的一次犯罪行为或在共同犯罪中已有犯罪事实的，即符合逮捕条件。
第二，罪行条件“对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逮捕作为最严厉的强制措施，只能适用于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管制、拘役和独立适用附加刑的犯罪嫌疑人则被排除在逮捕的适用范围之外。
第三，危险性条件。《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危险性条件有五种情形(1)可能实施新的犯罪;(2)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3)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4)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5)企图自杀或者逃跑。以上危险性均是强调可能性，并不要求实际结果发生，是建立在一定的证据材料基础之上。
适用逮捕必须以上三个条件均全部考虑在内，缺一不可。
特殊逮捕条件，适用以下三种情形之一：
(1)对于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10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
(2)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的犯罪嫌疑人。
(3)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且身份不明的犯罪嫌疑人。
对于符合以上情形之一的，均“应当”提请批准逮捕，无须单独考量是否有证据证明有社会危险性。
提请批准逮捕的程序
办案部门提出→本部门负责人审核同意→制作提请批准逮捕报告书→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审批同意→制作提请批准逮捕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移送检察院审查，审查结果分两种：
逮捕后是否释放无望?不一定。逮捕后24小时以内要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发现不应当逮捕的，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释放。不过，司法实务当中这种情形比较少见，一来公安机关在提请批准逮捕的时候证实逮捕必要性的证据材料已经比较充分，即使不充分，检察院经审核后也会不予批准逮捕。
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环节当事人可行使哪些救济措施?
法律规定，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环节具有监督权，即发现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存在违法情况的，通知公安机关予以纠正，公安机关应当调查核实，对于发现的违法情况应当及时纠正，并将纠正情况书面通知检察院。
这里所指“违法情况”是指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侦查人员应当回避的没有回避，不在看守所羁押，被拘留、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超期羁押，剥夺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等情况。
在人民检察院侦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过程中，辩护人提出要求听取其意见的，案件管理部门应当及时联系侦查部门、侦查监督部门或者公诉部门对听取意见作出安排。辩护人提出书面意见的，案件管理部门应当及时移送侦查部门、侦查监督部门或者公诉部门。因此，审查批准逮捕环节律师的辩护意见十分重要，律师可以结合法律分析案情、提出公安机关涉嫌刑讯逼供的违法情形，向检察院提出书面意见或要求当面听取意见，从而达到不批准逮捕的目标。这个环节关键是要争取时间，因为对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已被拘留的，检察院在收到提请批准逮捕书后的7日以内作出是否批准逮捕的决定;未被拘留的，在收到提请批准逮捕书后的15日以内作出是否批准逮捕的决定，重大、复杂的案件，不超过二20日。
公安机关阶段已采取取保候审措施，案件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后，是否需要检察院再次进行审核?是的，检察院应当依法重新作出取保候审决定，并对犯罪嫌疑人办理取保候审手续。取保候审的期限应当重新计算并告知犯罪嫌疑人。对继续采取保证金方式取保候审的，被取保候审人没有违反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的，不变更保证金数额，不再重新收取保证金。在取保候审期间，不中断对案件的侦查、审查起诉。很多当事人有个认识误区，认为不批准逮捕或者即使已批准逮捕但是办了取保候审手续意味着自己完全没事了，不是的，取保候审期间公安机关会继续侦查案件，继续移送审查起诉，法院仍然开庭审理并作出判决。取保候审期间，只有经侦查发现不应当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才会依法作出解除取保候审决定对你侦查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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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以来, 舒城县人民检察院不捕案件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 其中2011年为26案28人, 2012年31案32人, 2013 (截止7月底) 25案32人, 分别占同期报捕的案件数及人数的17.69%、16.37%;30.09%、27.59%;41.67%、43.84%。无论是不捕的案件数还是不捕的人数都呈较大幅度的增长态势。不捕率的大幅度的上升, 而且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 不仅使检察机关审查批捕工作量大幅度上升, 而且造成诉讼资源的严重浪费。
二、原因分析
(一) 执法理念的影响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加强了对当事人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保障。但由于公、检两机关职责、任务不同, 司法实践中在刑事诉讼价值取向、执法理念和工作方式往往有所区别, 公安机关往往偏重于侦查与打击, 注重逮捕措施“便于侦查”以及惩罚功能, 而检察机关往往偏重于防止错捕, 减少不必要的羁押, 重视可能处刑条件, 减少对轻罪的批捕。
(二) 对逮捕条件的把握不尽一致
刑事诉讼法关于逮捕证据条件的规定, 即“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 这一规定中的“有证据”及“有犯罪事实”的具体证明标准并不明确, 因而在实践中存在不同认识, 公安机关主张标准不宜过高, 从而有利于侦查;高检院要求坚持对证据条件严格审查把关, 切实防止错捕, 在审查逮捕工作中出现了“分层次把握”的现象, 在事实证据条件的具体证明标准不甚明确的情况下, 往往会对逮捕事实和证据标准产生歧义。另外, 能否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也是逮捕的重要前提, 我院2011年1月至2013年7月, 以不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为由不 (予) 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14人, 占所有不 (予) 批准逮捕人数的15.2%。
(三) 相关的司法解释不完善
《刑法修正案 (八) 》将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等行为入罪, “两高”也修订了盗窃、诈骗犯罪的立案标准, 但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 (试行) 》实施细则 (试行) 对盗窃、诈骗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没有作相应的修订, 从而导致对部分涉案数额不大的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案件无法批捕。
(四) 因当事人和解而不予批捕
最高人民检察院2007年颁布的《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颁布的《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和最高人民检察院2011年颁布的《关于办理当事人达成和解的轻微刑事案件的若干意见》都对有关轻罪刑事和解问题作了明确规定, 新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适用后果、适用阶段以及和解方式等方面的内容作了直接或间接的规定, 对司法机关在办案中积极挽救和修复社会关系, 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抗、增进社会和谐, 化解社会矛盾起了积极作用。
(五) 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
未成年人身心未臻成熟, 具有不同于成年人的群体特性, 应当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和有利于其未来发展为基点来制定刑事司法政策和设计具体的诉讼制度、程序和规则。新的刑事诉讼法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突出变化, 是在特别程序设置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强化了对未成年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特别关注和保护。明确规定了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 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尽量不适用逮捕措施, 可捕可不捕的不捕。我院2011年1月至2013年7月, 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事案件共不 (予) 逮捕6人, 占所有不 (予) 逮捕人数的6.5%。
(六) 部分案件质量有待提高
自2011年以来, 我院因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及不构成犯罪而不批准逮捕的共19人, 占不捕人数的20.7%。究其原因:一是案多人少的矛盾突出, 侦查人员往往疲于应付, 不能及时查清事实、全面收集证据, 二是大部分办案人员从事刑侦工作较短, 办案经验不足, 三是由于案件较多, 审核部门对大部分案件只能靠听汇报, 个别案件把关不严, 四是因当事人缠访及配合“专项行动”等原因, 将一些案件勉强提请批捕。2011年以来, 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不构成犯罪而不捕的19人, 占21%。
(七) 程序意识不强
目前, 重实体公正轻程序公正现象仍然存在, 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审查逮捕时加强了证据审查, 根据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和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 对于一些违反程序收集的非法证据无法使用导致案件不能批捕。
三、对策
(一) 创设案管初审制
就部分案件质量不高或者证据明显存疑的, 应在报捕前就公安机关报捕卷宗实行初审制, 由案管人员负责审查, 合格的依法收卷, 反之则要求公安机关补充相关材料后再行报捕, 以提升报捕案件质量。
(二) 建立公、检沟通联络机制
由检察机关的侦监部门和公安机关相应的业务部门及其分管领导定期召开联席会议, 公、检双方就侦查机关报捕的案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以及对拟不捕案件中存在的分歧问题, 特别是对于一些涉及罪与非罪或矛盾突出的案件, 侦查机关报捕之前可与侦监部门报捕前的沟通协调, 以统一认识。
(三) 建立重大、疑难案件提前介入机制
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应做好报捕案件的捕前沟通协调, 针对公安机关重大、存疑的案件可以商请检察机关派员提前介入;针对案件证据存在不符合逮捕要件的, 应提出补査意见或建议, 对明显不构成犯罪案件或者不适应逮捕要件的, 应建议公安机关作其他处理。
(四) 加强学习, 准确理解法律
关键词：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犯罪对象；刑事案件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0-0132-02
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是指行政执法人员对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刑事案件，徇私情、私利，伪造材料，隐瞒情况，弄虚作假，不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情节严重的行为。但是本罪的犯罪对象如何认定，以及刑事案件如何界定一直没有明确，本文拟就相关问题进行论述。
一、本罪犯罪对象的认定
关于本罪的犯罪对象，刑事理论界有两种分别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本罪的犯罪对象是犯罪嫌疑人[1]，持另一种观点的学者则认为，本罪的犯罪对象是也只能是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由于徇私舞弊而未移交的刑事案件，即本罪的犯罪对象是刑事案件。
这里，笔者赞成第二种观点的说法，认为这样的理解更符合司法实践和立法目的。第一，从本罪的客观方面的行为方式来讲，是行政执法人员通常通过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伪造材料等方式来掩饰和隐瞒犯罪事实，以达到隐瞒或包庇犯罪行为或犯罪事实的目的。可见，行政执法人员的这种徇私舞弊行为针对的是刑事案件，因为这类刑事案件一旦告发，往往会影响到行政执法人员自身的政绩以及升迁等。第二，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如果本罪的犯罪对象是犯罪嫌疑人，那么行政执法人员的徇私舞弊行为就应当是为了包庇某个犯罪嫌疑人而实施的。而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对于明知道是可能涉嫌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地方或者给予一定财物，帮助其逃跑或者当司法机关询问时做假证明予以庇护的，构成包庇罪。可见，上述行政执法人员的行为符合关于包庇罪的规定，这样就会造成立法的重复，不符合立法的原意。第三，如果将本罪的犯罪对象确定为犯罪嫌疑人，则与行政执法的性质严重不符。根据行政法规定，行政执法人员的任务和职责是代表国家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使职权，依照法律和程序，将法律、法规和规章直接应用于个人或组织，使国家的行政管理权得以实现。这里的法律指的是狭义的法律而不包括刑法，也就是说行政执法人员并无查获犯罪嫌疑人的职责和义务，如果要求行政执法人员在移交刑事案件时一并移交犯罪嫌疑人，则显得对其要求过高，不符合其本身职务的性质。另外，就刑事司法来说，其具有相当强的专业性，如果将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的犯罪指向界定为犯罪嫌疑人，就要求行政执法人员对刑事案件的涉嫌犯罪人到底是否构成犯罪，应否负担刑事责任具有一定的判断力，显而易见，这具有很大的困难，与司法实践不符合，也是不切实际的。第四，按照本罪立法的原意，就是要求行政执法人员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发现的可能或已经构成的刑事案件报告或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而不是要求行政执法人员花费精力去查获犯罪嫌疑人，并将刑事案件和犯罪嫌疑人一并移交司法机关。
二、“刑事案件”的界定
对此，刑事理论界同样存在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认为既然刑法将这种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行为，那么其所移交的案件就是全部刑事案件，这样才能彻底打击以至杜绝这种行为，收到更好的社会效果。第二种说法是认为将应当移交而不移交刑事案件的范围确定为全部刑事案件的做法不可取，应该理解为负有应当移交义务的刑事案件，而对于没有应当移交义务的，即使因徇私舞弊而没有移交，也不能构成本罪[2]。第三种说法认为这种刑事案件的范围必须是由公安机关进行刑事侦查后按照规定依法应当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公诉案件，并且仅此而已[3]。
笔者在这里更倾向于赞成第二种说法。因为，首先，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是一个不作为的犯罪，既然是不作为犯罪，那就是说行政执法人员对其在执法过程中发现的刑事案件有一个移交的义务，如果违背这种作为义务，就应当承担不作为的责任。到此，我们可以对上述问题下一个结论，即行政执法人员仅对其负有移交义务的刑事案件才移交，这种义务当然限于其本身行政管理职权之内，因为根据法律规定，不同性质的行政执法人员具有不同的行政管理职权，所以每一个行政执法人员仅对其在行使自身行政管理过程中所发现或涉及的刑事案件才有移交给司法机关的义务，除此之外的都不负有移交的义务。这一回答也从根本上否定了第一种说法，即移交的案件就是全部刑事案件的说法。其次，我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案件包括公诉案件和自诉案件两大类，可以肯定的是行政执法人员对执法过程中涉及的公诉案件的移交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对于自诉案件是否有移交司法机关的义务呢？答案是不全是，只有那些严重危害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的自诉案件才必须移交给司法机关处理，因为这类案件的影响较大，如果不移送司法机关以国家司法机关的名义做出公正处理，会给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除此之外，我国刑事诉讼法还规定，对于上述案件中证据不足的，可以由公安机关受理，认为被告人可能被判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刑罚的，也应当移交公安机关进行侦查。比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相关规定，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生产案件、制售伪劣商品案件等，除了造成严重的后果的，当监察机关对这些案件不予公诉时，该案件的被害人可以直接向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于某些证据不是很充实的案件，公安机关可予以受理，或者对于被告人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公安机关予以立案、侦查后作出处理。
三、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中的“前案”问题
关于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的“前案”的确定标准问题，是刑事理论界也是司法实践中一个争论很激烈的热点问题。关于此，理论界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观点和学说：
1.“法院判决说”[4]，又称“司法裁判说”。该说认为，根据我国刑法规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成立犯罪，只能以法院判决为准，在法院判决之前，任何人不得被确定为有罪。所以，“前案”是否构成犯罪，应当也必须以法院的最终判决为准，此前，任何人都无权将其确定为犯罪。由此，在法院对“前案”作出确定判决前，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成立与否也就无法认定。
2.“立案侦查说”[5]。该说认为“前案”是否被确定为刑事案件，只要以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即可，因为进入立案侦查程序也就意味着进入实质性刑事追究程序，这时对“前案”来说确定为刑事案件刚刚好，而无需法院的最终司法判决，因为如果等法院的最终判决，会使本案过于延期，甚至可能放纵本案的犯罪嫌疑人。
3.“充足证据证明说”[6]。该说认为“前案”的认定标准应当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认为只要有犯罪事实的存在，并且有充足的证据加以证明就可以以刑事案件立案而无需等到法院的最终判决，如果非要等到法院判决后才对“前案”的性质加以判定，会增加不必要的诉讼成本。将之运用到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中就是行政执法人员对在行使行政管理权过程中涉及的案件，在不能确定是否构成刑事案件并移交司法机关时，只需要看看是否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是否是刑事案件，如果是就移交，不是就无需移交。
事实上，对于“前案”的认定标准，“法院判决说”是完全没有必要也是不合理的。在此我们清楚地分开程序法上的“有罪”与实体法上的“有罪”。与程序法上的“有罪”不同，实体法上的“有罪”既包括已经由法院判决确定的罪犯，也包括犯罪嫌疑人和刑事被告人。这一点可以从第417条规定的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立案标准中的“为使犯罪分子逃避处罚，向犯罪分子及其亲属泄露案情，帮助、指示其隐匿、毁灭、伪造证据及串供、翻供的”可以明显看出。况且，在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刑法并为将“前案”限定为经法院判决有罪的人。因此，“法院判决说”是不合适的。
至于“立案侦查说”更是不可取的，该说认为“前案”是否被确定为刑事案件，只要以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即可，因为进入立案侦查程序也就意味着进入实质性刑事追究程序，这时对“前案”来说确定为刑事案件刚刚好，而无需法院的最终司法判决。这点对于其他徇私舞弊案件罪而言可能还可以适用，但将之放到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便不攻自破了，以为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的行为方式是行为人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将其在行使行政管理职权中涉及的涉嫌刑事犯罪的案件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而不移交，这时行政执法人员并没有采取任何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活动，只是将其移交司法机关，在此之前，“前案”就已涉嫌犯罪，这与“立案侦查说”的说法显然是矛盾的。因此，此说不可取。
“充足证据证明说”认为“前案”的认定标准应当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认为只要有犯罪事实的存在，并且有充足的证据加以证明就可以以刑事案件立案而无需等到法院的最终判决。该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较之“法院判决说”较为先进，节省很多诉讼成本。但是其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的免于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这些情形主要包括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共六种情形。对于这六种情形，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做出撤销案件的决定，或者做出不起诉决定，或者终止法庭对案件的审理，或者由法官宣告无罪。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如果采取“充足证据证明说”，就会导致扩大刑事处罚严重结果，是不可取的。
综上，通过以上论述，究竟对“前案”的认定，应采取怎样的标准呢？笔者认为，应当在采取“充足证据证明说”的基础上加以限定，即增加“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限定。这样既能采取“充足证据证明说”的长处，又避免了不当扩大处罚范围的结果。
参考文献：
[1]李宝唐，徐全兵，田书彩.认定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犯罪若干问题研究[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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