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现实意义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现实意义（精选8篇）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现实意义 篇1

试论邓小平南方谈话思想应对当前

复杂形势的现实意义

浙江省委党校2012级经济学专业在职研究生温州班

张鹏飞

学号：20120301215

邓小平南方谈话对中国的影响巨大，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发展轨迹，其中蕴含的哲学思想也对中国人民影响巨大，无数的中国人从邓小平的思想中获得灵感和启示，重新审视自己的所处的社会环境、生活处境，树立了新的对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的认识，堪称一次由思想风暴引起的社会大规模转型。重温邓小平南方谈话这篇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发挥过重大历史作用的历史文献，完整地系统地学习领会其精神实质，学习邓小平在应对复杂形势时的科学方法，在现时期全球化浪潮和严峻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对于我们认清大局，把握趋势，做好各方面工作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学习参考了《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的南巡谈话及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特点》、《伟大遗产与现时使命――重温邓小平1992南方谈话》等文献资料，对邓小平南方谈话思想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认识，提出进一步抓住历史机遇，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科学发展，全面清醒等的科学方法，并对邓小平南方谈话思想应对当前复杂形势的现实意义做了分析总结。

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在中国经济发展一度放缓，改革开放遇到较大困难，国际环境十分复杂严峻的情势下，政治、经 济发展到了一个较为关键的历史时刻发表的。邓小平南方谈话通篇贯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社会主义本质、改革开放等作了一系列重要论述，科学地、全面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主体思想内容为：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出，计划与市场都是方法和手段，与社会模式的选择无关，平息了姓“社”姓“资”的争论；强调要大胆地闯、大胆地试，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阐明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防止和平演变；强调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阐明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性；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强调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重要意义；指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些思想是一个整体，是邓小平理论的精华。邓小平南方谈话对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改革开放成果的扩大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使中国经济和改革开放驶上了发展的快车道；为党的十四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理论指导；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保证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地发展，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志气，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中国的未来产生了深远的历史性影响，同时，对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也具有重要意 义。

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是南方谈话的核心思想。南方谈话是围绕社会主义本质以及如何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展开的。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如此精辟阐述者，迄今并无第二人。和谐社会理论以社会和谐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无疑丰富深化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同时也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既是基于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和社会实践的高度概括，也为现时乃至未来的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社会主义”四个大字，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前缀，而是一切社会实践展开的质的规定和价值指向。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这些认识与实践都是为了激发与彰显社会主义的本质力量。而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更是为了激发与彰显社会主义的本质力量。社会主义的本质，其力量不源自其高自标树或言辞魅惑，而源自其生动有力的实践和有说服力的实践成果。邓小平坚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信社会主义制度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更以生动具体的实践成果使广大人民感到不是离社会主义越远而是越近，普遍建立起对 社会主义的信心。继续以生动有力的实践，激发广大人民投身改革发展实践的热情并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在不断完善的历史进程中焕发出巨大的本质力量。

今天，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党十八大刚刚闭幕，领导班子实现了新老接替，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国内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和改革的攻坚阶段，经济社会在发展中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情况复杂，头绪繁多，发展抓什么，改革改什么，已经成为战略研究中不能回避的大问题。重温这篇党中央评价为“又一个解放思想的宣言书”的历史文献，完整地系统地学习领会这篇重要文献，学习邓小平在应对复杂形势时的科学方法，对于我们今天认清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及其发展趋势，进一步抓住历史机遇，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科学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邓小平南方谈话思想的核心，就是：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发展自己。是在国内经历了政治**的阵痛，苏东剧变以及由此带来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的关键时期发表的南方谈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以他丰富的经验和宽广的视野，总结了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总结了改革开放的新鲜经验，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战略思想。他动员和告诫全党更加坚定地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他的重 要政治交代就是：“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当前我们既不能因为遇到国内外政治**这样的压力而退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上去以至否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也不能因为坚持科学发展观而把社会建设摆在突出位置而改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值得庆幸的是，今天，我们的党中央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头脑十分清醒。胡锦涛总书记在去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这是我国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国际地位大幅度提升的根本原因。今后，我们必须继续牢牢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决不能有丝毫动摇。”十八大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设定了体现以人为本的居民人均收入倍增的新量化目标，要求将“创新驱动”作为新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动力，提出指导经济体制改革的“三个平等”的不同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理论，以及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四化同步”的新观点，为下一阶段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提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他说：“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他指导改 革开放的科学理论中，提出的“抓机遇”思想，具有丰富的内容。可以这样说，抓住机遇，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战略要求，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部战略和全部策略的着眼点，是邓小平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杰出贡献。十六大以来10年的历史进程证明了，在任何复杂的情况下，只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就能抓住历史机遇；只要有了机遇意识，就能保持清醒的头脑。2010年，在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制定“十二五”规划时，明确说过：“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世情、国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201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再一次强调指出：“牢牢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是我们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的关键所在，是对党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也是对我们民族自强能力的重大考验。”当前我们今天在国内外遇到许多新的挑战。比如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加上我们自身在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上存在的问题，许多企业在发展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社会矛盾也在逐步积累和发展。诸如此类的问题，尤其需要我们认真分析面临的形势，特别是要求能够找到挑战背后的机遇，把挑战转化为机遇。我们现在的情况比南方谈话时要好 多了。今天的许多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或者说是快速发展中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要求坚持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坚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而且可以成为我们坚持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倒逼”机制。我们要看到这些问题和挑战背后，隐藏的正是我们科学发展的新机遇。

联系当前国际形势，虽然有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消极影响，但这也正是我们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极好机遇。可以预见的是，从2010年到2020年这10年，我国以生产力为中心的经济社会将出现历史性的新跨越。我国将实现惠及更多人的“全面小康”；从制度建设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从对外开放来说，我国将以更深层次和更广大规模参与经济全球化；从国际地位来说，我国将以和平发展的负责任的大国活跃在世界的中心舞台。因此，今天的各项决策，还是要围绕“抓住机遇而不能错失机遇”来思考和布局。国内问题要在于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坚持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科学发展观，有许多事要做，孰先孰后，孰重孰轻，都要从“抓住机遇而不能错失机遇”来思考和布局。要引导群众中不断膨胀的利益需求和社会心态，继续鼓励和保护创业，同时采取正确的步骤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和福利差距。我国在国际上依然是发展中国家，要紧紧抓住21 世纪第二个10年这一战略机遇期而不能错过这一战略机遇期，从根本上调整全民心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健康的思想氛围。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坚持两手抓”的工作思路。他还特别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说：“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他还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这是多么清醒的提示，多么深刻的见解，多么重要的告诫！

而这个问题的关键在党自身，尤其在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邓小平吸取了过去在“突出政治”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在南方谈话中，围绕解放生产力，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为了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在正确的方向上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围绕解放生产力推进改革开放，围绕解放生产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在政治路线上，就是要全面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中国的全面发展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在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原则，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坚持“关键在党”的要求，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总结了这一重要经验，在党的十 七届五中全会深刻地指出：“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从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讲的发展，就其本质而言，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现实意义 篇2

一、谈话的历史背景

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到底有几次?我认为有两次:一次是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 他在上海的谈话;另一次是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 他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

邓小平两次谈话可以说是姊妹篇, 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比如, 他在1991年的谈话中说:“改革开放还要讲, 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闭关自守不行。……开放不坚决不行”。“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 胆子更大一点, 步子更快一点。”这和他1992年的谈话有什么矛盾吗?一点矛盾也没有, 基本精神完全一样。我认为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南方谈话。

但邓小平这次谈话, 广大干部、群众并不知道, 反而引起了社会上对改革姓“资”姓“社”的激烈争论, 这次谈话被争论淹没了。所以, 认为小平同志曾有过两次南方谈话是对的, 把第一次南方谈话看作是第二次南方谈话的历史背景, 这种说法应成立。本文即把小平在上海的谈话作为他1992年南方谈话的历史背景来认识。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历史背景还有一个重要内容, 就是他对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态度。在改革初期, 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搞企业的扩大自主权, 但是用了很大的力气推不动, 没想到农村饿肚子, 粮食不够吃, 有包产到户了, 开始争论。邓小平讲, 有人对此的态度是:“有许多人不同意, 家庭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嘴里不说, 心里想不通, 行动上就拖, 有的顶了两年, 我们等待。”这段话也是邓小平1991年在上海讲的。也就在当年的11月25日至29日, 党中央召开了十三届八中全会, 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

党中央这次全会的决定, 不是无的放矢。当时很多省开展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活动, 好像是农村又出现了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这实际就是对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提出怀疑。田纪云同志回忆当年的情况说, 搞社会主义教育活动, 连他这位主管农业的副总理都不知道, 这不乱套了?此时, 有一种舆论来势很猛:政治上的自由化来自经济上的自由化, 经济上的自由化来自农村的包产到户, 乡镇企业就是不正之风的温床, 三资企业就是和平演变。如果问题不严重, 如果人们的头脑未被搞乱, 中央何至于要做这么一个决定呢?其实当时联产承包责任制还要统分结合, 农村办不了的水利、种子、化肥, 可以统, 统和分是双重措施, 而且说我们要走一条高效益、低投入的农村发展道路, 还要生态环保, 当时生态环保就提出来了。一个半月之后, 邓小平才南下湖北、广东发表南方谈话。谈话之始就是谈农村改革, 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赞扬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好。我认为这次全会成功召开, 也是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又一层历史背景。

二、怎样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一段时间以来, 由于片面强调GDP的增长, 产生了许多片面、机械、畸形的做法, 忽视了发展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民, 影响了国内需求;放松了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的调整, 产生了一种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生产模式。这些弊病必须尽快扭转, 转换经济发展的思路。

但是, 能否因为要纠正追求GDP发展速度出现的偏差问题, 就动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呢?我认为, 绝对不行!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那要以什么为中心呢?当然不能重走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老路, 国家生活也不能以政治、文化、教育、医疗、国防为中心吧!

邓小平同志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剧变之后, 非常清醒地认识到, 不能再回到旧有的阶级斗争老路上去。他的南方谈话, 首先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做了明确表态:“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 不改革开放, 不发展经济, 不改善人民生活, 只能是死路一条。”在他看来, 贫穷的社会主义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 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 不完全。”今天, 尽管我国的社会经济方面出现了诸多问题, 但对这一中心任务切不可有须臾的怀疑和动摇。一些问题恰恰还是对经济问题钻研不够、认识迟缓造成的。这是我要说明的第一点。

第二点, 我党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国理念, 绝不是单纯的、纯技术的观点。这一中心观念是和民生、人民群众的需求、生产目的直接挂钩的。

改革初期, 我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任务, 就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头的号召, 而是有着丰富的、重要的内容, 也就是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世纪末要翻两番。1979年, 邓小平就对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说, 20世纪末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将“达到小康”水平。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 为中国的发展算了一笔账:从1980年到1988年, 尤其是后5年, 共创造工业总产值6万亿元, 年增21.7%。吃、穿、用、住、行各方面的工业品, 如彩电、冰箱、洗衣机和钢材、水泥都有大幅度增长。农民盖了新房,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剩余劳动力大量向城镇转移, 原先城市中人人羡慕的“四大件” (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早就飞进普通农户家庭。邓小平说:“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因此, 我们可以毫不含糊地说,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和当时的国民经济挂钩, 和人民需求挂钩, 和小康生活挂钩, 基本是做到了的。以后在GDP的发展中, 我们将要更加注意经济成果为全民共享, 不仅是要国强, 还要民富, 加大二次分配、城乡社会保障、公共开支的力度, 把民生问题处理得更加和谐公正。

第三点, 我党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国理念, 也不是静止的、孤立的观点, 这一观点也是和民权、民众权益密切挂钩的。

民权应该赋予更多的法律含义, 就是民众的合法权益应该受到法律保护。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飞速发展, 我国基本农田的红线受到侵蚀, 农村的土地、建设用地大量变性为国有土地, 由此使部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民的合法权益受到极大伤害, 从而发生了不可胜数的官民冲突和群体性事件。值此巨大变化之时, 让我们回忆一下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的一段话, 仍有现实意义, 值得我们牢记。他说:“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 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 随着实践的发展, 该完善的完善, 该修补的修补, 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 就是不要变, 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 中国就大有希望。”农村的土地政策当然要完善、修补, 还要发展、改进, 但不能改变政策的方向和法律。

当年在农村改革中, 身处一线的杜润生同志著书回忆道:“包产到户是属于分权性质的改革。”他认为分权给农民一点自主、自由的空间, 就能释放巨大的生产力。前几年, 广东省委正确、妥善处理了乌坎事件;上海闵行区试行了在农村集体的建设用地上, 修建公租房的事例;国务院有关部委决心要上海、温州、大连、武汉承担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试验任务, 这很好, 其中心内容就是“产权明晰, 用途管制, 节约集约, 严格管理”。农村的经济发展和集体土地、农民用地的法律问题必须紧密挂钩, 亦即和民权挂钩, 这是今天农村社会万万不可忽视的农民权益问题。

最后, 只要我国的经济发展、繁荣和民生、民权紧密结合, 互为一体, 民主问题, 村民和城镇居民自治组织就会逐渐走上正轨。那么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就能真正统一起来, 即使三者的利益有激烈反复的博弈, 三者的利益边界也会逐渐清晰起来, 那种漫天要价、利益通吃的不公平现象也会难以立足。所以, 生产力的发展,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任务, 除了要和民生、民权挂钩, 也必须要和民主挂钩。因为这时公民手中的选票, 表决的事项, 才和自己的物质利益、法律权属血肉相连, 呼吸相关。要说这种民主, 公民没有兴趣, 公民素质不能逐步提高, 那才是天大的笑话。

三、为什么要开放?

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 当然要自力更生, 内因为主, 但能否离开国际环境和国际交往呢?如果离开国际、时代的历史背景, 中国今天处在什么样的社会发展阶段都很难说。

截至2010年底, 我国共有13000家企业到国外设立了16000家企业, 共投资3172亿美元, 形成资产总额15000亿美元, 输出劳务人员543万人, 而个人出外谋生打工经商者及家属还未计算在内, 仅温州一地恐怕就有百万人以上吧。

回顾历史, 1894年甲午战争, 中国战败, 最先有感割地、赔款、痛哭亡国灭种、力求变法的人是康有为、梁启超等少数人。他们“公车上书”, 呈言三论:拒签和约, 迁都再战, 变法图强。但早于“公车上书”8个月之前对中国提出忠告者却是一位欧洲人——恩格斯。他的话对今天的中国人, 对战争与和平、对认识世界形势、人类历史仍有重大意义。本文即把他在1894年11月一段论中国的话抄录于下, 以纪念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

在中国进行的战争 (甲午战争) 给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是为了军事防御的目的, 也必须敷设铁路, 使用蒸汽机和电力以及创办大工业。这样一来, 旧有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制度 (在这种制度下, 农户自己也制造自己使用的工业品) , 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千百万人将不得不离乡背井, 移居国外;他们甚至会移居到欧洲, 而且是大批的。而中国人的竞争一旦规模大起来, 就会给你们那里和我们这里迅速地造成极端尖锐的形势, 这样一来, 资本主义征服中国的同时也将促进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崩溃……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674—675页)

恩格斯的话, 当时并未化为现实, 今天也不可简单类比。那时, 我国的开放是“门户开放”, 是被动的, 是消极的, 是丧失主权的。今天的开放则是完全相反的。中国群众和世界各国的竞争, 今天已化为活生生的现实。其中, 就有我国民营经济的力量, 其作用不可小看。中国人的群众性竞争, 将和世界上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一起, 彻底改变世界经济的格局和旧秩序, 把世界推向一个和平、发展、安全的新时代。不管我国经济存在多少问题, 但历史的机遇、中国的进步将是无人能阻挡的。

四、需要继续学习的新课题

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 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又说, 改革不敢闯, “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邓小平的讲话教育了广大群众、干部。但也要看到, 一些人仍然未被说服, 在一些领域中市场运作对一部分人也确有伤害。有人看到贫富、城乡差距, 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 就是要对改革问个姓“资”姓“社”问题。如何从多个角度理解邓小平这些论断, 我想从改革历程的角度, 说一些不成熟的意见。

安徽农村开始包产到户时, 万里同志明确支持农民要吃饭、要包产的愿望和自由。某人和万里就此问题展开了尖锐的争论。争论的核心是, 到底是要社会主义, 还是要人民群众?那位同志说, 我要社会主义!万里说我要群众。我觉得, “我要群众”这个话真是改革的良心、智慧和胆略。杜润生在书中评论:“争论双方所用语言、逻辑上虽有不严密的地方, 真理是在万里一边, 社会主义目标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说“包产到户”是“尊重群众的选择”。真实的历史留下了当时人们真实的内心记录:什么叫“社会主义的目标”?如何“尊重群众的选择”?

历史的这一瞬间说明了万里同志不但出于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对农民长期饥饿的同情, 也说明了共产党人的一种责任和使命, 更是他的一种社会主义价值观。我认为, 包产到户的争论是一次典型的姓“资”姓“社”的争论。还有一次集中的争论就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之初。这种性质的争论, 不是偶然的, 其历史背景可以追溯到建国初期。

中国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完成以后, 毛泽东同志很快又重提阶级斗争, 而且把阶级斗争又作为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的总纲, 其他多重要、多急迫的问题都是细目。因而全党、全民普遍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思维和话语模式:就是凡事都要问个姓“资”姓“社”。按此模式行事, 起码可保自己一人一家的平安无事, 甚则名利双收;若被野心家利用, 即使造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 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舆论, 整个社会也会无语沉默。这一思维、话语模式随着粉碎“四人帮”, 真理标准讨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和改革开放的兴起, 已逐渐消歇, 但一直没有绝声。未曾想到的是,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前, 姓“资”姓“社”的质问、批判又成气候。在社会主义国家中, 岂有不能问个“姓‘资’姓‘社’”的道理?这种舆论又使广大干部、群众对改革开放事业陷于迷茫困惑之中。

邓小平南方谈话, 关于对改革“姓‘资’姓‘社’”问题的回答, 他首先从“三个有利于”的立场看待这一问题, 哪有反对生产力发展、人民幸福和国家富裕的社会主义呢?其次, 他从接受人类共同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态度出发来认识这一问题, 其中就包括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先进合理的经营管理及市场运行的手段。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制度性的矛盾, 制度性的矛盾不意味着社会的分裂、矛盾双方的绝缘。比如英国早期资本主义劳资双方的矛盾, 能够引起资本家和无产者互不来往, 社会分裂吗?我认为不管剥削多么残酷, 双方总生活在一个矛盾统一体中。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难道就一定要和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绝缘, 不进行交流吗?这也是不可能的。厉以宁老师有一席话对我启发很大。他认为随着时代、历史的进步发展,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双方体制、机制都变得更有弹性了, 内容、形式也都变化得更加丰富多样了。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有刚性和弹性两种类型, 从二战后到上世纪70年代, 已由自由市场经济的体制调节为混合市场经济的体制。厉老师概括两类社会制度目前的命运是:改革体制则制度存, 固守体制则制度亡。我认为用这种观点, 也许可以更深入解读邓小平那句“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的名言。

邓小平曾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在党的十二大上, 他还说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 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他认为, 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灾难不会发生在西方民主国家, 更不要说“文革”了。2012年, 习近平同志在美国谈到的人权问题也是此类问题。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现实意义 篇3

关键词：邓小平；“南方谈话”；中国发展道路；经济体制改革；计划与市场经济；深化改革

中图分类号： A8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6）26-67-2

1 “南方谈话”的背景

1989-1992年，中国当时正处在严峻的国际环境中，一方面，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制度处在危险的边缘，全世界都在注视中国；另一方面，“八九风波”后，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制裁，企图达到和平演变的目的。而国内方面，“八九风波”使很多人对改革开放开始怀疑，有些人开始用“左”的思维看待改革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阶级斗争的苗头开始凸显，妄图用暴力手段干扰改革的进程。在这种形式下，邓小平审时度势，力排众难，开始他的南巡之旅，最终南方讲话终结了争论。江泽民再次强调，邓小平“南方谈话”，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重大问题，在当时国内外政治环境复杂的情况下，在共产党面临严峻考验的时候，它把改革开放及现代化建设推入到一个新阶段，也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应该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取决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1]

2 “南方谈话”研究的主要问题

2.1 改革、发展与稳定是中国发展的基础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主题和问题在于解决中国的发展。谈话指出，社会的发展，关键是发展经济。首先，经济是基础，一个国家没有稳定的经济，就失去了发展的物质基础，一切都要以发展经济作为中心。其次，现在一些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比我们要快，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停滞不前，人民对会增加党的反感、不信任，最终会阻碍社会主义的长期发展。所以，我们不要也不能停止发展，有条件的地方更要加快速度求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解决动力问题是中国发展道路之一。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从这个基本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2]改革开放是手段、现代化是目的，没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是没有前途的。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重申“压倒一切是稳定”的论点，它解决了中国发展道路的保证问题。邓小平多次强调“压倒一切的是稳定”，邓小平强调“稳定是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需要。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什么都没有，都不会成功，所有的成功都会失掉。尽管邓小平“南方谈话”更多关于社会的稳定性，原则和政策，但他明确表示，“坚定不移地遵循基本路线一百年。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们就会相信你，支持你。谁改变路线、方针和政策，都会被打倒，老百姓都不会答应。他说：“如果中国的动荡，影响的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前途的亚太地区。这将是世界的灾难。所以，中国不能搞砸自己，这个，当然，是中国自己的负责，是对全人类负责。”[3]

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也是一个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问题的动力，即中国目前及以后的发展道路。“南方谈话”中，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还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束缚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经济体制，从而才能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打破旧体制，才能有新体制的出现，邓小平指出，过去的做法只想到发展生产力，一味地追求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在社会主义现有的条件下去发展生产力，思想没有变通，没有想到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这是不完全的。我们说，生产力的提高应该包括两个方面，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手段为目的，没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不成功的社会发展。

2.2 中国道路创造性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

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搞改革开放，需要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老祖宗的宗旨不能丢啊！”[4]但是，马克思主义信念不可能一成不变，必定随着时期、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在中国，又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就要求我们在思考中国发展道路的时候明确究竟是从本本出发，还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前提是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也只能是，在当代中国，我们要高举马克思主义的鲜明旗帜，着眼于对中国当前经济社会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当代中国实践和发展，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实践，一切都要从实际出发，提出新情况，回答新问题，做出新概括，就能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进入一个新阶段，达到一个新高度。邓小平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时代精神的新体现，是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的思想意识。

2.2.1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

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也会有市场。这是非常重要的标准。我们要遵循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即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里讲的“生产力”和”综合国力”指的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也不是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准。针对一些地方改革开放迈不开脚步，邓小平指出，害怕改革开放，实际上还是不敢开放，怕被误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害怕走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害怕资本主义，关键就在于改革是姓“资”或“社”的问题。邓小平提出，什么形式的生产关系最好，没有统一的标准，我们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只要是很容易地和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我们就将会采取什么样的形式，人们愿意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应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不管是黄猫还是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5]

2.2.2 中国的发展要敢冲，敢于尝试。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的重点是要有改革开放的勇气，敢尝试，大胆尝试，大胆地说，没有敢闯的精神和胆量不能走出去，就干不出新的事业。如果一味停滞不前，改革的步伐就会受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没有办法顺利进行。改革开放是手段，现代化是目的；不搞改革开放，现代化就是空想。当然在实践中，需要敢闯、敢尝试还需要注意分寸和原则，要以实例作为判断实践真理的标准。改革是不可逆的，是进步的，明确的，坚定的，创新的，灵活的，长期的，我们要有坚定的信念，顽强的精神去深入改革，推进改革。

2.2.3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真理标准讨论的问题争论，这确实是个政治问题，是个思想路线问题，关乎党和国家的前途及命运，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命题”。但是实践这个标准最硬，它不会做假。回答理论是非靠实践，回答实践中的对错也必须靠实践。邓小平在上海考察时说：“实践这个标准最硬，它不会做假。要用上百上千的事实来回答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6]

邓小平同志关于实践这个标准，是我们检验改革得失与改革成败的根本标准。正确的必须坚持，不正确的必须坚决改革，改革就是去掉错误的，留下正确的。

2.3 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完善党的建设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管是革命和建设，都需要一支作风优良的执政党来领导，在进入历史新时期以后，邓小平多次强调党的领导和建设的问题，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中，在国内和国际社会主义实践的复杂背景下，不可否认，我们党领导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与此同时，党内也出现了一些忘记党的宗旨，以权谋私、奢靡腐败之风，部分党员干部被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所打倒，党的建设面临很大的挑战。党的十五大提出，“党要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政治上、组织上，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的考验，总是走在时代的前列，能够领导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3 深化改革是对“南方谈话”最好的延续

邓小平带领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之门，又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我们的改革开放一切发展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解放发展生产力，不断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民生，促进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和谐发展，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要求，也是维护和体现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因此，要想中国现代化建设长远发展，就是要回到邓小平的改革模式，就是要继续深化改革， 形成改革意识和共识，需要更新我们的勇气，智慧，和历史责任感。全面深化改革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亮点，人们通过深化改革，解决发展中遇到的矛盾和社会弊端，寄予厚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八大精神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部署，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符合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并坚定不移地推动改革的信念，充分体现了大胆的改革和创新，不断夺取新胜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和极大的勇气。

实践证明，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没有改革开放，也就没有中国的未来。今天我们纪念邓小平，纪念“南方谈话”，就是要重拾改革开放的信念，高举改革的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让我们以更大的热情和坚定的信心去探索深化改革的模式，践行改革开放的理念，迎接最美好的祖国的新时代，共同谱写中国梦的伟大篇章。

参 考 文 献

[1] 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17.

[2]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36.

[3] 倪德刚.学习时报[N].2014.6.23（A3）.

[4] 邓小平年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457.

[5]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23.

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 篇4

厦门网

2007-09-24 08:22

1992年春天，一代伟人邓小平在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之后，著名的《南巡讲话》推动我国改革开放迈进了崭新的历史时期。

全文如下：

1984年我来过广东。当时，农村改革搞了几年，城市改革刚开始，经济特区才起步。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

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一点，我讲过几次。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 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文 化大 革命”就是内战。为什么“六· 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所以，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这个制度、这些政策。

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这次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一变就人心不安，人们就会说中央的政策变了。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

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象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

(二)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经验很多，从各省的报刊材料看，都有自己的特色。这样好嘛，就是要有创造性。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常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常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

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

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只是经济特区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第二年超过三分之二，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这是就全国范围讲的，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

(三)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比如广东，要上几个台阶，力争用20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比如江苏等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就应该比全国平均速度快。又比如上海，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

从我们自己这些年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得到的。我们真正干起来是1980年。81、82、83这三年，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84年重点转入城市改革。

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84年至88年。这5年，首先是农村改革带来许多新的变化，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广大农民购买力增加了，不仅盖了大批新房子，而且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四大件”和一些高档消费品进入普通农民家庭。农副产品的增加，农村市场的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又强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的发展。这五年，共创造工业总产值6万多亿元，平均每年增长21.7%。吃、穿、注行、用等各方面的工业品，包括彩电、冰箱、洗衣机，都大幅度增长。钢材、水泥等生产资料也大幅度增长。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就是这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可以说，这个期间我国财富有了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89年开始治理整顿。治理整顿，我是赞成的，而且确实需要。经济“过热”，确实带来一些问题。比如，票子发得多了一点，物价波动大了一点，重复建设比较严重，造成了一些浪费。但是，怎样全面地来看那五年的加速发展？那五年的加速发展，也可以称作一种飞跃，但与“大跃进”不同，没有伤害整个发展的机体、机制。那五年的加速发展功劳不小，这是我的评价。治理整顿有成绩，但评价功劳，只算稳的功劳，还是那五年加速发展也算一功？或者至少算是一方面的功？如果不是那几年跳跃一下，整个经济上了一个台阶，后来三年治理整顿不可能顺利进行。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

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南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

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近十几年来我国科技进步不小，希望在九十年代，进步得更快。每一行都树立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一定要打赢。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我是个外行，但我要感谢科技工作者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和争得的荣誉。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应该说，现在的科学家更幸福，因此对他们的要求会更多。我说过，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老科学家、中年科学家很重要，青年科学家也很重要。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妥善安排。这个政策不能变。告诉他们，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希望大家通力合作，为加快发展我国科技和教育事业多做实事。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越高越新，我们也就越高兴。不只我们高兴，人民高兴，国家高兴。对我们的国家要爱，要让我们的国家发达起来。

(四)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只花了三年时间，这些东西就一扫而光。吸鸦片烟、吃白面，世界上谁能消灭得了？国民党办不到。资本主义办不到，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总之，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

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只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

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说过，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的发明，真正的发明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来说，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五)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发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

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江泽民同志他们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还有第四代、第五代。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这是眼前的一个问题，并不是已经顺利解决了，希望解决得好。“文 化大 革命”结束，我出来后，就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发现靠我们这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于是我们推荐别的人，真正要找第三代。但是没有解决问题，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现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这就不能让了。我在89年5月底还说过，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搞改革开放。

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

要进一步找年轻人进班子。现在中央这个班子年龄还是大了点，60过一点的就算年轻的了。这些人过10年还可以，再过20年，就80多岁了，像我今天这样聊聊天还可以，做工作精力就不够了。现在中央的班子干得不错嘛！问题当然还有很多，什么时候问题都不会少。我们这些老人关键是不管事，让新上来的人放手干，看着现在的同志成熟起来。老年人自觉让位，在旁边可以帮助一下，但不要作障碍人的事。

对于办得不妥当的事，也要好心好意地帮，要注意下一代接班人的培养。我坚持退下来，就是不要在老年的时候犯错误。

老年人有长处，但也有很大的弱点，老年人容易固执，因此老年人也要有点自觉性。越老越不要最后犯错误，越老越要谦虚一点。现在还要继续选人，选更年轻的同志，帮助培养。

不要迷信。我二十几岁就做大官了，不比你们现在懂得多，不是也照样干？要选人，人选好了，帮助培养，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他们成长起来，我们就放心了，现在还不放心啊！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毛主席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很精练。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负责起草，要求不得超过5000字，我完成了任务。5000字，不是也很管用吗？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

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

最近，有的外国人议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

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六)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现实意义 篇5

——《邓小平南方谈话》有感 今年是邓小平南方谈话第二十周年，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理论的顶峰，是邓小平理论的集大成者。南方谈话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意义，历史决定着未来，过去的未来在今天成了现实。邓小平作为政治家在其中担负了重大的历史使命，阻断了中国改革的逆转，使中国的改革重新踏上新的历史征程。

邓小平南巡重要讲话，共6个部分、18个方面近万字，贯穿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这是讲话的灵魂。讲话的重点是：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就没有出路；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手都要硬。改革是根本动力。说邓小平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并不为过，因为邓小平理论所涉及的改革是总体的改革，是全方位的改革。共同富裕是基本目的。改革的目的就是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市场经济是基本手段。

邓小平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根本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坚持解放思想，抓住历史机遇，大大加快了中国的发展。

伟人已逝，精神永存。1992年之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受到了各方面因素的干扰，正是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消除了杂音、把整了方向，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成果。我们应该珍惜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又好又快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20年弹指一挥间，沧桑巨变。今天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人均GDP44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2001年我国加入了WTO，使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更多更快地融入到世界经济中；中国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正在进行中。这一切都始于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近年来我国环境污染、房价高企、土地冲突不断、看病难、上学难、就业难、底层百姓上升通道缩窄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凸显，中国能否成功的迈过“中等收入陷阱”还充满了挑战。

新的政治家就要有一种历史的担当，有历史的自觉。历史担当就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说出关键的话，做出关键的事，站在历史的长河扭转历史的狂澜，临危受命。在这个方面，邓小平已经给人们提供了一份满意的答案。作为政治家的邓小平每到重大历史关头，他都说出了重要的话，做出了重要的事。南方谈话再一次表明了政治家的担当和责任。而且在那一关键时刻他已经不是国家领导人，已经是退休人员。“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这句话放在南方谈话的最后一句，是对政治家的要求，也是对他自己身负责任的总结，表明了作为政治家的基本态度。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现实意义 篇6

摘要：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邓小平理论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是指引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胜利前进的伟大旗帜。在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

关键词：邓小平理论历史地位现实意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全党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逐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引导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20世纪60年代未特别是80年代以来，国际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等形势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新的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东西方两种社会制度斗争的形式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共同关注的中心课题。时代主题的转换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理论基础。邓小平理论就其根本内容和精神实质而言，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属于同一个思想体系，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起着先导的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理论，特别是革命导师思考社会主义的方法，都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思想理论和方法论依据。邓小平正是抓住了革命导师东方社会发展理论中关于吸收资本主义一切文明成果发展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这一关键论述，结合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背景，结合中国的现实国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和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依据。邓小平理论是对我国和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进行科学总结的成果。中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都要求我们：要使社会主义充满生机和活力，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社会主义。

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现实依据。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现实根据有两个方面：一是新的社会实践，二是人民群众迫切的理论需要。

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包含着丰富的内容：1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不断提出和反复思考的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他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2 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邓小平指出，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3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邓小平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僵化停滞是没有出路的。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邓小平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除了上述之外，邓小平理论体系还包括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统一战线，一国两制，国防建设等。

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它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 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理论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全党越来越认识到，它是我们党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统一认识、增强团结的思想基础，是指引我们事业前进的伟大旗帜。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坚持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并在党章中规定这一理论是“引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的指针”。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把这一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道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写入党章。

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在于：

一、它是党的指导思想。

二、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三、邓小平理论是我们党的旗帜。

四、邓小平理论是我们党付出了巨大代价获得的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

五、邓小平理论是“我们党和人民进行新的历史创造的科学总结”。

六、邓小平理论“是我们民族复兴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走向21世纪的时代精神，国胆民魂。

邓小平理论对于我们党、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

一、它是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之探索达到成熟的标志。

二、它是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建设上成长道路上达到成熟的标志。

三、邓小平理论初步结束了“左”的思想路线对我党事业的干扰和侵害。

四、邓小平理论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彻底否定了唯上唯书唯形式主义而不唯实的学风。

五、邓小平理论对于传统文化、民族特性的改造与发展具有革命性意义。

六、邓小平理论开辟了国际共运的新时代。

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其次，邓小平理论是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强大思想武器。党的基本路线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形成的，愈是深刻理解和掌握这个理论，就愈能深刻领会和坚决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归根到底取决于我们自己，取决于党的理论和路线，取决于党同人民的团结奋斗。这里，路线是关键，理论是根本。理论和路线是党能够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奋斗的基础。只要我们坚持邓小平理论，坚持以这个理论为指导的基本路线，坚持用这样的理论和路线去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使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奋斗，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就是无限光明的。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现实意义 篇7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两项任务:第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二十几年,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理被教条化,马克思主义需要恢复它的科学面目;第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显现出来,然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作出回答,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作出创造性的回答。“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1)所以,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大课题。邓小平弘扬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回答了怎样才是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怎样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等问题,发扬了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了准备。

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指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加以发展,“过去我们以农村包围城市,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这一点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里是没有的。现在我们还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里有继承的部分,有发展的部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准确地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才是真正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2)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资本主义的繁荣和马克思主义在一些国家的重大失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严峻的挑战。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怎样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需要回答的问题。江泽民强调:“死守着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在当时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一些个别论断,不发展,不前进,不仅没有前途,而且只能是死路一条。”(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说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教条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同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与时俱进的法宝。

二、沉着应对各种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发展的现实动力。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邓小平始终坚持的原则。这决定了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其原动力在于实际。邓小平指出面向世界的关键是要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所以,回答当代课题和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都落在了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上。

通过解决当代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邓小平理论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要求我们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解放思想,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小平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不能违背的,但是要与实际结合起来,要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他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马克思的本本上没有,在列宁的本本上也没有。所以,我们要通过解决实际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十五大强调:“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这是在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中对邓小平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总结,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动力的揭示。

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发展的制度保证。

当今世界,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坚持社会主义是密不可分的。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挑战,同样也是社会主义面对的挑战。资本主义国家处在新科技革命的潮头,使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距离再次拉大。尤其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社会主义国家遭遇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所以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就成为邓小平理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大动力。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面对的是“文化大革命”之后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沿的局面,如何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就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邓小平强调:“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4)社会主义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对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问题的解决推动了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很多国家相继失去了社会主义政权,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这对我国亦造成了严重影响。中国能否顶住压力继续坚持下去呢?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同时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社会主义的生存和发展,带动了对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重新思考,使中国共产党人在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之后反思“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邓小平通过全面总结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和教训,解决了社会主义面对的许多问题,以新的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于是邓小平带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面对的困境中开辟了一条新路,以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为“社会主义向何处去”指明了方向。

四、为人民服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发展的最高标准。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的共同富裕的思想体现出了为人民服务的理念。这个理念继往开来,启示我们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向前进。马克思主义科学揭示了人的本质,为实现以人为本准备了前提。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进步是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相统一的进程。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共产党宣言》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2000年我们党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江泽民指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党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5)中国共产党所遵循的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根源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观点: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同时根源于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性质和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马克思主义

小说人物形象鉴赏模式探微

符永懿

(增城市新塘镇仙村中学,广东增城

摘要:人物形象赏析是小说鉴赏的一个重要内容。小说人物形象体现了某一类型的人物特征,蕴含着深刻的社会主题,折射着丰富的社会生活形态。作者在结合学生的现时小说鉴赏水平、遵循阅读认知规律、秉承新课标的教学理念的三重思考下,着重用借助描写技巧析人物、联系社会背景懂人物、个性化探究评人物这“三块砖”帮学生搭建起人物鉴赏之桥,引领学生得以信步闲赏书中人。

关键词:小说鉴赏人物形象赏析鉴赏模式

一、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学生现时的小说鉴赏状态写照。

不热衷课外阅读,语文素养不高是我班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虽然,相对而言,小说是学生平时课外阅读中最感兴趣的文体,但是他们在阅读中往往会流于对情节的肤浅感受和对人物的简单评点,常无法用更科学的鉴赏技巧去深入理解人物把握主题从而吸取精神养分。

粤教版高中语文小说单元中选入曹雪芹的《宝玉挨打》、选入鲁迅的《祝福》、《阿Q正传(节选)》,莫泊桑的《项链》,卡夫卡的《变形记(节选)》等中外小说名篇。对于这些经典篇目,以人物形象为小说鉴赏切入口会是学生阅读时的第一反应。但如何真正读透这些经典的小说形象?不少学生哀叹:“此山太高!”

政党一直把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作为自身一切理论和工作的评价标准。把这个评价标准贯彻到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践中,要求我们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各项工作的评价标准,且作为评价理论、评价党员的标准,实现评价理论的标准与评价实践的标准在人民利益基础上的统一。

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核心是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是党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是历史发展的主体、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力量的原理提出来的。坚持以人为本,与党提出的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胡锦涛郑重指出:“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衰的根本因素。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以及全部工作,只有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6)

五、坚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发展的理论特色。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战略任务。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要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用通俗易懂的形式和方法,对人民群众进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教育,力求把外在的理论内化为人民群众的思想,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通俗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内涵之一。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人民大众来说并不费解,而是朴素实在的、有极大的亲切感的理论。理论阐释的目的是把问题说得通俗易懂,而不是越讲越烦琐、深沉,让人不得要领。“学马列

通常,学生会流连于山脚,简单评价祥林嫂是个遭人嫌弃、命运多舛的农村妇女,值得同情;玛蒂尔德爱慕虚荣,遭命运玩笑也是活该;宝玉挨打,贾府里的众人只是忙成一片,慌成一片,大可不必;阿Q是个可怜又可笑的自大家伙;格里高尔变成了甲虫让人害怕……

但对于形象背后的“为什么”的探究,可能会让一片学生陷入迷茫。

于是乎,如何把握祥林嫂在反复絮叨的神经质下可悲又可叹的形象本质,玛蒂尔德用尽十年偿还一件假项链的性格内涵,宝玉挨打贾府各色人等表现不一的社会根源,阿Q精神胜利法后的社会本质,格里高尔被异化为甲虫的夸张表象所体现出来的资本社会的冷漠带予人心的悸动和冲突等这些对人物形象的深入探究,会是学生对小说人物形象鉴赏中止步仰望的高山:“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

在曲曲折折的人心后,在青泥盘盘的社会背景中,绕过萦回的鉴赏歧途,引领学生克服人物鉴赏的畏难情绪,让其在浅显的初步感知下通过相关技巧逐步攀登,最终到达人物的本质内涵的高峰尽览小说深刻主题,是本文想要探讨的主旨。接下来用《项链》的第2课时的关于“玛蒂尔德人物形象鉴赏”的一节公开课的前后设计两个方案对比修改的过程,去探讨一套可行的小说人物鉴赏模式,让学生可以准确到位地赏析人物形象,又能形成自己的独立探究阅读能力。

要精,要管用的。”邓小平提出的这个原则完全适用于指导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因此,要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把握理论的精神实质,越是抓住实质,讲述道理就能越简练、明确,古人说“为学日增、为道日减”,就是这个道理。阐述理论要准确,既要防止庸俗化又要反对概念化。概念是对大量事物进行概括产生的,用事实说明理论概念是大众化的要求。改革开放中许多事实是群众非常熟悉的,结合事实阐述理论概念,是理论大众化的有效方法。如果脱离实际,单纯用概念说明概念,就会导致更多的问题,理论阐述就变成了概念的堆积。要善于把文本语言转化为平易朴实、生动活泼的大众语言,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向群众讲道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等都体现出这种理论特色。

注释: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C].人民出版社,1993:291,191.

(3)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582-583.

(4)邓小平文选(第3卷)[C].人民出版社,2002:370.

参考文献

①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C].人民出版社,1993:291,191.

③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582-583.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C].人民出版社,2002:370.

⑤http://www.china.com.cn/chinese/jianghua/43378.htm.

⑥http://www.china.com.cn/chinese/ch-sgdb/.

[1]著名学者回首百年邓小平[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现实意义 篇8

回顾20年前的那一幕，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仍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兴奋。作为中国改革理论的探索者和改革智库的代表性人物，迟福林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南方谈话是中国30余年改革开放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其重要性怎么估计都不为过。时至今日，其依然是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精神力量，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第二次思想解放

“我对小平南方谈话有一种特别的情感。在困难的时候，它给予你一股力量；在迷茫的时候，它给你指明了方向。”迟福林说。

中国要不要坚持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在中国处于什么地位？改革开放的主要目标、任务是什么？怎样推动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在哪里？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对这些关键问题都回答得很清楚。

“从历史贡献来看，小平南方谈话是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迟福林分析，第二次思想解放与第一次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一样意义重大，为走中国特色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真理标准讨论解决了发展的思想路线问题，南方谈话则确立了发展的行动路线。

新阶段改革面临深层次问题

面对“十二五”重大战略机遇期和复杂的内外发展环境，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把改革开放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迟福林认为，新阶段的中国改革面临诸多突出的问题，主要存在三大症结：

一是结构性改革不到位。过去20年，我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与以投资出口为主导的增长方式相联系的，通过投资和出口，比较好地利用了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但是，当外部环境和国内需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这种增长方式引发的矛盾问题越来越突出。

二是中国改革进入了一个利益全面调整的时期。30多年的改革确实使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与此相联系，利益博弈格局也初步形成，并且有进一步固化的趋势。一些既得利益者既不希望继续改革，又不希望退回到计划经济。在这一背景下，利益受损的是中低收入群体，于是社会矛盾就产生了。

三是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特点仍十分突出。当前，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仍然以追求经济总量为主要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主要途径，以土地批租和发展重化工业项目为主要特点，以行政干预和行政推动为主要手段，使政府行为带有“增长主义”特点，“增长主义”同财税体制、干部选拔体制相联系，与部门利益、行业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使体制、机制性的问题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因此，迟福林认为，继续贯彻小平南方谈话精神，以改革的办法来探索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新路，仍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当前，必须通过深化改革解决发展转型的两大关键性问题：一是将中国巨大的潜在消费能力释放出来，转化为现实的消费行为，从而奠定中国下一个20年较快增长的基础。二是调整利益关系，实现小平同志说的“逐步走向共同富裕”。

他分析说，实现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转型，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更不能陷入“消费主义”甚至“拜金主义”的怪圈。一方面，它关系中国未来20年的发展前景；另一方面，应把它看做是经济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涉及更深层次的矛盾，尤其要改变一些抑制合理消费行为的制度安排。

比如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更大的决心和魄力，难以改变已经形成的投资主导的体制惯性和行为惯性，只有消除深层次的制约改革发展的体制因素，才能使中国下一个20年经济继续保持年均8%左右的增长。

实现邓小平所说的“逐步走向共同富裕”，有几个基本判断极为重要：

一是现在已到了着手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要用10年左右，用制度安排来奠定走向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再用10年左右的时间，通过缓解、缩小贫富差距，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奠定共同富裕的社会基础；

二是必须从改善民生逐步走向富民优先，把发展方式由过去的经济总量导向转向国民收入导向，这是一场理念的深刻变革。

以改革推进公平和可持续发展

南方谈话在中国社会获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迟福林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的中国社会需要重新形成改革共识，寻求共生发展，需要按照邓小平所说的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进一步推进、深化改革。

迟福林表示，应该启动以公平和可持续为目标的转型与改革，其内涵可概括为20个字：消费主导、富民优先、绿色增长、市场导向、政府转型。

“公平是经济增长、社会稳定的基础。”迟福林说，“如今不公平问题已成为经济增长、社会稳定的挑战。因此，建立公平制度是一个基本目标，包括公平竞争、公平参与、公平分配。”

他认为，解决不公平问题应与改善民生和富民优先相结合，确立富民优先的发展导向，以此破解收入分配难题，包括居民、政府、企业分配比重调整，劳动报酬分配比重的调整等。

在改善民生同时，老百姓必须成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主体和主要受益者，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要逐步扩大；富民不是靠政府给予，而是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使群众可以获得自身的利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

把政府主导的改善民生同老百姓作为主体的富民制度相结合，不仅能解决短期的问题，也是中国实现公平可持续发展的一项基本制度。这样的改革，不是一种激进的改革，而是老百姓主动呼吁的改革，是一种可持续的改革，是和经济转型相适应的社会转型。

目前，经济转型、社会转型、贫富差距、利益调整等问题，焦点都集中在政府转型上。迟福林认为，在当前矛盾问题特别突出的情况下，必须坚定改革决心，形成改革魄力，务实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转型。

首先，是改变“增长主义政府”。目前，哪个地方经济总量做大了，哪个地方财政税收就高，哪个地方就出官，刺激了地方政府和官员对GDP增长的盲目追求。

其次，改变某些诱发政府自身利益冲动的制度体制安排。现在政府利益、行业利益、地方利益彼此纠缠，阻碍了垄断行业的改革以及政府自身的改革。

再者，应当在市场的主导下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而不是发展在政府主导下的有限市场。要通过充分重视市场的公平竞争，来推进政府转型。最后，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十分重要。政府以公共服务为中心才能保证经济社会下一个20年的公平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