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水价

城市水价

城市水价 篇1

2013年的最后一天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快建立完善城镇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的指导意见》（发改价格“2013”2676号）文件，再次将居民用水阶梯计量水价改革摆到社会公众面前，并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其中也不乏借机提价的质疑。

实际上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提出‚积极推进水价改革，充分发挥水价调节作用，兼顾效率和公平，大力促进节约用水和产业结构调整‛，‚合理调整城市居民生活用水价格，稳步推进阶梯式水价制度‛。

然而城市居民生活用水阶梯式水价制度早在1998年《城市供水价格管理办法》（计价格“1998”1810号）就已提出‚城市供水应逐步实行容量水价和计量水价相结合的两部制水价或阶梯式计量水价‛，并明确了阶梯式计价的分级、级差和计算公式。

阶梯式计量水价可分为三级，级差为１∶1.5∶２。

阶梯式计量水价计算公式如下：

（一）阶梯式计量水价＝第一级水价×第一级水量基数＋第二级水价×第二级水量基数＋第三级水价×第三级水量基数；

（二）居民生活用水计量水价第一级水量基数＝每户平均人口×每人每月计划平均消费量；

当年国家计委、建设部就联合发出《关于贯彻城市供水价格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计价格“1999”611号）文件，指出‚试点城市要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主管部门、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的 指导下，结合水价调整，重点开展居民生活用水实行‘阶梯式计量水价’和非居民生活用水实行‘两部制水价’的试点工作‛。

2000年10月原国家计委发布《关于印发改革水价促进节约用水的指导意见》（计价格［2000］1702号）的通知，指出‚适时推进阶梯式水价和两部制水价制度，促进节约用水‛。就在同年的11月国务院在《关于加强城市供水节水和水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国发“2000”36号）中，再次指出‚在逐步提高水价的同时，可继续实行计划用水和定额管理，对超计划和超定额用水要实行累进加价收费制度；缺水城市，要实行高额累进加价制度‛。

2002年国家计委、财政部、建设部、水利部、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推进城市供水价格改革工作的通知》（计价格“2002”515号），提出了城市居民生活用水实行阶梯式计量价格的日程表，要求‚ 城市供水价格改革工作的重点，是建立合理的水价形成机制，促进水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一是调整水价要与改革水价计价方式相结合。全国各省辖市以上城市应当创造条件在2003年底以前对城市居民生活用水实行阶梯式计量水价，其他城市也要争取在2005年底之前实行‛。

眼看就要到期，2004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又发出《关于推进水价改革促进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的通知》（国办发“2004”36号），再次强调‚加快推进对居民生活用水实行阶梯式计量水价制度。未实施阶梯式水价的地区要争取在2005年底前实施。已实施的地区，要依据本地情况，合理核定各级水量基数，在确保基本生活用水的同时，适当 拉大各级水量间的差价，促进节约用水。实行用水包费制的地区，要限期实行计量计价制度‛。为认真贯彻落实相关精神，同年6月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建设部、水利部、国家环保总局又一次发出《关于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水价改革促进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有关问题的通知》，然而仅管国务院还是各部委的三令五申这一目标至今没能实现。

在事隔5年2009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又一次发出《关于做好城市供水价格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09]1789号），依然提出‚积极推行居民生活用水阶梯式水价和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用水加价制度‛。

又再事隔5年，10磨一剑。这次借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之东风，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从加快建立完善城镇居民阶梯水价制度的必要性、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主要内容、保障措施和工作要求等4个方面进行阐述，主有6个方面内容变化：

⑴将1998年《城市供水价格管理办法》确定的阶梯式计量水价级差1：1.5：2调整为1：1.5：3，同时明确规定了第一级水量原则上按覆盖80%居民家庭用户的月均用水量确定，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用水需求；第二级水量原则上按覆盖95%居民家庭用户的月均用水量确定，体现改善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合理用水需求；第三级水量为超出第二级水量的用水部分。并将‚阶梯式计量水价可分为三级‛调整为‚阶梯设置应不少于三级，……各地可进一步细化阶梯级数，设置四级或 五级阶梯‛。

⑵、细化制定了《各地城市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量建议值》（福建每人每月第一级3.6吨、第二级5.5吨），⑶、要求2015年底前，设市城市原则上要全面实行居民阶梯水价制度；具备实施条件的建制镇,也要积极推进居民阶梯水价制度。

⑷、明确了实行阶梯水价后增加的收入，应用于供水企业实施户表改造、弥补供水成本上涨和保持第一级水价相对稳定。

⑸、明确了国家对户表改造资金实行支持政策，各地列入全国城镇供水设施改造与建设‚十二五‛规划的管网改造项目，可将户表改造工作纳入项目建设内容；地方也要加大力度，通过增加财政投入、发行企业债券等多渠道筹集资金，限期完成‚一户一表‛改造。供水企业因实施计量到户增加的改造、运营和维护费用，可计入供水成本。

⑹、未实行‚一户一表‛的合表居民用户和执行居民生活用水价格的非居民用户，水价标准应按高于第一级阶梯价格水平确定。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改革没有回头路，户表改造是摆在供水企业面前必须跨越的障碍，终端服务是供水企业重获新生的选择。供水企业的改革就应从管理者向服务者转变开始，2014年重点推动和做好供水立法、户改配套方案和供水价格改革等工作，相信事在人为，只要我们顺应潮流、积极应对、另辟蹊径，明天依然阳光灿烂。

城市水价 篇2

一、水价的形成机制

(一)水资源价值与价格

20世纪70年代,人们开始意识到水资源具有价值,认为水资源价值是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在特定地理区域购买单位水资源所能给付的最大货币值。机会成本理论在此基础上对水资源价值概念进行深入阐述,指出水资源价值不仅取决于特定时间、地点,还取决于水流状况,将水资源价值定义为将自己所占有的水资源转让给他人时所能接受对方支付的单位水的最小费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认为水资源的价值由人类赋予水资源的劳动价值量所决定。进入21世纪后,随着经济发展与资源供给之间矛盾的日益加剧,人们开始意识到水资源生态环境价值的重要性。水资源的价值取决于其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价值。Wasimi(2011)认为水资源价格是一个基于可持续发展层面的,在综合考虑经济、环境和社会目标后所确定下来的价格。

我国学者多从资源价值核算入手,对水资源价值进行探讨,水资源区域性供给不足且污染情况严重,传统观念下水资源不具有经济价值的观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被逐渐淘汰,用经济政策管理水价成为当前水价调控的主要手段。温桂芳(2010)认为,水价应该反映人类对水资源开发、保护和治理的费用以及水资源的经济、社会和环境价值。高宏(2011)主张实行绿色水资源价格,在现行水资源费用的基础上考虑水资源共享发展共享因子、代际补偿、生态补偿费用,实现水资源的包容性发展。王欢(2012)从水资源的经济价值入手,指出其由水对用水者的直接价值、回流净价值、间接利用的净效益、社会目标调整的价值四部分构成。秦长海(2013)指出水资源的价格由其价值所决定,其价值体现在使用价值、劳动价值、产权价值、补偿价值四方面。

(二)水价形成机制的演进

20世纪70年代起,全球工业革命带来的后时代效应之一就是资源短缺。《人类环境宣言》(1972),《生存的蓝图》(Goldsmith,1972)和《生态经济学》(坡本藤良,1976)的相继出现,表明资源经济学专家正逐渐把社会发展进程中产生的诸类问题归入经济学范畴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的相互关系。

刘世庆等(2012)认为,水价的形成受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但其具有一般性和区域性特征。各区域所面临的水资源自然及社会条件不同,水价制定的标准不同。

为使水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供需平衡,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需要充分利用水资源的价格杠杆功效。因此,水价机制形成过程中逐渐由“无偿使用”向“有偿使用”过渡。

以中国为例:1.无偿使用阶段,从建国初期到1964年。该阶段最初对于水的认知停留在自然界供水层面,并未赋予劳动价值。之后国家兴建的水利工程等相关费用均由国家财政拨出,属行政事业建设,工人、农民投入了大量无偿劳动。2.政策性低价阶段,1964年到1985年。1965年国务院颁布《水利工程水费征收、使用和管理试行办法》,标志着我国水费制度建立。3.水的有偿使用(部分成本核算计收),1985年到1994年。1985年、1988年先后出台的《水利工程水费核定、计收和管理办法》和《水法》,正式对水费和水价的概念进行了界定,进一步明确了水权,突出水的商品属性。4.完全成本核算,1994年至今。1998年开始我国水“费”改“价”,基本沿袭这一体制,水价形成机制基本稳固。目前,水的有偿使用已得到广泛认可。

总体来说,水价形成机制的演进发展是受自然、经济、政治的影响不断变革的。不同的自然资源环境是水价高低的直接决定因素,经济及政治等外部因素也会间接影响水价水平。除此之外,水行业的产业化程度、产业结构、用户承受力等也都会对水价的形成机制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水价制定的原则与方法

(一)水价制定的原则

水是人们日常生产、生活活动所需要的重要自然资源,被广泛使用。我国水资源总量大,但是时间、空间分布不均匀。水在经济学上具有二重性,为了抑制其“负效益”,水价的制定一般遵循以下原则:

1. 高效配置、公平分配原则(刘世庆等,2012)。

发挥水资源的经济杠杆作用,平衡水资源取用量,弥补用水带来的破坏效应,实现高效配置,保障每个用水户的支出与所受服务对等。

2. 成本回收、合理盈利原则(孙刚,2010)。

在保障用水户承受能力条件下,在水价中体现各成本支出;为了吸引更多资金对水资源进行开发、实现水资源结构调整,合理利润空间必不可少。

3. 区别性原则。

按用途对水资源进行分类定价,促进水资源整体最优化配置,使其在各自的领域内实现效用最大化。

4. 可持续发展原则。

水的可再生性因地域分布不均匀而减弱,水的可循环性因取水环境的恶化而变得有限。水资源的可持续性指的是当代取水、用水的可持续性及代际之间的可持续性。

(二)水价的制定方法

随着人们对水资源认识的逐步深入,水价设定方法渐趋合理。现阶段,制定水价主要依据边际成本定价法、影子定价法、全成本定价法及价格水平与利润率关系分析定价法。

1. 边际成本定价法。

王志强(2010)给出了水资源边际成本概念,指出由于增加单位供水量所上涨的供水成本即为供水边际成本。Spulber(2010)认为边际成本定价会为消费者提供满足不同类型用水需求的信号,但会由于衡量的期限不同(长期或短期)而存在差异。段涛(2013)指出现阶段水价可以用其边际机会成本进行粗略估计,而边际机会成本体现为边际生产成本、边际使用者成本及边际外部成本的总和。宋杨等(2009)指出,目前边际成本定价主要应用于再生水定价,利用价格机制的作用吸引消费者使用再生水。当前,边际成本定价法在现实中应用并不普遍,仅见于法国等少数发达国家。

2. 影子定价法。

20世纪30年代末Jan Tinbergen指出自然资源具有影子价格,进而提出影子定价法,实现对自然资源的定量核算,影子定价法最突出的特征是经济利益最大化。现阶段,我国学者对影子定价法的研究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选取参数,建立水资源价值模型,通过线性规划方法进行求解;借助机会成本概念求解特定时间区域范围水资源影子价格;依据权威机构给出的影子价格或影子价格测算方法,参照当前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对确定流域水资源影子价格进行核算。

3. 全成本定价。

郑通汉(2009)指出水资源价格应该是包含资源成本、工程成本、环境成本的全成本价格。黄润霖(2013)认为全成本定价近似于传统意义上的成本导向定价,包括单位固定成本分摊、单位变动成本、费用分摊、利润四个部分。王金南(2009)认为利用水资源全成本可以发挥价格杠杆作用,促进“谁污染、谁治理,谁投资、谁受益”环境价格机制的建立健全。Howarth(2009)指出一般情况下全成本定价策略在实际实行过程中由于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原因,实行困难,收益难准确核定。Assimacopoulos(2010)从水资源属性出发,认为其兼具社会性及经济性,定价时必须考虑提供水服务的完全成本。M.T.布朗等(2012)依据全成本回收原则,利用能值分析方法就欧盟供水成本进行了测算。

4. 阶梯水价。

邸尚红(2011)给出了阶梯水价定义,是在以科学合适的方法对居民生活用水及其他用水进行水量评定的基础上,对限定水量范围内用水实行较低价格,超出部分实行加价核算。当前推行阶梯水价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现行城市用水水价低于其市场价值(马涛,2013)。在提高水的利用效率、缓解水供求矛盾方面,对居民实行超定额累进加价,采用阶梯水价制度有利于完善现阶段水价机制(贾绍凤,2014)。王莉芳等(2011)认为科学的城镇居民阶梯水价模型,应该服从正态分布假设。唐要家等(2015)立足于当前阶段实行的递增型阶梯水价政策,运用实证数据分析了实施效果,通过研究指出,在一定用水量基础上现行政策促使居民开始考虑节水措施,但效果有限,距离补偿水价全成本差距较大,且对不同收入家庭之间的公平起阻碍作用。

三、水资源的供求弹性

水资源的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中,供给弹性主要指一定时期不同水源供给量与价格的关系,需求弹性指不同用户水资源需求量与价格之间的关系。

关于水资源的供求弹性,国际学者的起步较早,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和计算模型,影响因素分析也较为全面。Yuin-Jen David(2010)对高用水量用户的价格弹性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所调查群体价格弹性在-0.52~-0.15这一区间范围内,且大部分集中在-0.41左右。Sabanci等(2010)认为以满足家庭目的的高质量水需求的弹性要比以满足水力发电等其他目的的低质量水需求弹性低,借此推断作为基本需要的高质量水需求的价格成本偏离比例更高。近几年,我国学者也在水价弹性方面有了较为广泛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步成果。张宁、章胜(2010)指出,需求弹性和收入弹性都会对城市居民用水量起影响作用。马训舟等(2011)运用AIDS模型研究北京市城镇居民用水弹性时发现,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弹性更大,高收入群体收入弹性为负数。郑新业等(2012)运用联立方程解决内生问题的思想,估计了我国城镇居民水需求的收入与价格弹性,研究指出:居民对水的需求增长幅度远超收入的增长幅度。杨培岭等(2012)指出,当供水价格水平设定较低时,水资源的价格弹性较大,用水量需求不断增大,原有供需平衡被打破。

四、用户用水承受能力

居民用水承受能力,具体分为心理承受能力及经济承受能力。社会不同的人群因购买水资源用途不同,致使水资源发挥的功用不同、利润不同,带给各群体的经济效益不同,直接导致不同用水群体的承受能力差异。

(一)用水户经济承受能力

现阶段,通常利用支付意愿来衡量用水户经济承受能力,具体来说,通过意愿调查价值评估法来实现。Hassa等(2011)强调要特别注意其社会公平性,从居民资产总量及家庭规模等方面充分考察居民的经济承受能力。Howard(2003)指出,在许多贫困国家及地区,特别是一些缺水型国家,居民为了维持最差水平的健康程度也需要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世界银行、经合组织(2003,2010)研究发现,用水支出不应超过一个家庭年收入的3%~5%。Reynaud(2008)指出,若以水为标准,一个家庭用水支出超过其收入的3%,就应被划入贫困家庭的范畴。

世卫组织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08)研究证实,用以维持生命体征的个体基本水需求量应该在15~25升/人·天范围内。但在对经合组织国家的调查研究中发现:选取的样本国家中二分之一以上都存在低收入家庭难以负担水费的现象,特别是在南亚、非洲及拉丁美洲国家;在乌拉圭,一般家庭的水费支出都在8%左右,而且还有继续上升的趋势。

对于低收入或用水困难的用户,政府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是当前的主要政策手段。如澳大利亚政府要求供水公司以成本价或低于成本的价格供给农业用水,对因低价出售造成的利润损失政府以财政补贴的方式进行补偿。

(二)用水户心理承受能力

能否接入安全的自来水、承担水费是衡量用水公平的重要指标;如果居民连基本用水都无法负担,则被视为排除在政府的社会公共服务之外,来自政府、社会的不公平,会对居民造成心理抵触情绪。

个体对生活的期望与对现状的满意程度直接决定了对社会、对政府的态度。Mycoo、Michelle(2011)指出水价定价中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实现社会公平,但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国家都在使用统一的用水费用率,这种无差别化很难让用水户感受到公平,水价定价政策的不完善、缺乏有效的监管引导进一步降低了居民的公平感。Chica-Olmo等(2012)从地理区位上论证了水价外溢效应的存在性,指出政府在制定水价时会参考周边城市的水价,力图借此降低或避免市民对水价感知及支付方面所面临的不公平感。Mesquita等(2012)指出现阶段在水价的监管过程中起核心作用的一般是一些国有企业,在此大环境下,大部分投入资金沦为垄断资本,水费征收率上升,致使居民的用水公平感下降。郑新业(2012)等提出,要想在水价调整过程中平抚低收入者的反对情绪,阶梯水价模型的建立就应该以较低收入者的用水量为考量起点。Beecher等(2013)主张在水资源定价机制中除要发挥好水务部门的主导作用外,还可以引入问责制。

五、水资源的结构优化

世界银行(2007)指出,当前多水源、多途径的用水格局日益清晰,水资源结构优化成为亟须解决的重要课题。水资源结构优化具体指的是供水结构、水价结构及水权交易的优化。

(一)供需水结构优化

Kathleen(2010)主张利用模糊双层优化选择模型来解决某一生态工业园区内淡水的费用、废水处理及交叉补贴等问题。

具体而言,在实际操作层面,新加坡采取机构改革方式,统一管理与水有关一切工作;日本政府运用财政政策为水资源保护、开发工作给予资金支持;澳大利亚采取城市雨水、温度结合的办法,努力寻求多水源。OECD(2010)指出,全球范围内,各国均施行了不同的经济手段,如按用途制定水价、建立专门的回用水收费体系、节水减免税等改革供需水结构。

(二)水价结构优化

Esteban Castellano等(2008)以农业用水为例,为了实现对环境和社会的“双最佳”状态,建立了地理信息系统(GIS)对不同水域进行经济成本量化评估;提出最优价格计算经济模式,包括“环境最优价格”(环境成本的消费)的水和“社会最佳状态价格”(最大化用水征收)的水;通过构造“社会核算矩阵”(SAM)来量化核算特定时间地域范围内居民的用水经济承受能力,以期找出合适的水资源价格。Neal Hughes(2009)通过动态规划模型和地区水供求数据研究,发掘政府主导的水最优价格与投资政策。

过往研究表明,运用多层规划方法解决多模式、不确定条件下交通网络设计、价格优化、价格控制等问题是可行的。温桂芳(2009)指出,大多数情况下国企会利用其身份之便对水资源进行经营管理,进而指导其价格水平;而在无法分享利润时,往往会选择扩充成本以提升个人收益。周望军(2010)指出居民用水价格具体应根据特定地理区间的水资源的稀缺程度及环境成本高低来确定,但在我国实际操作过程中受诸多因素影响,实施困难,致使供水结构及用水结构无法实现优化。

(三)水权、水市场与水结构优化

侯伟丽等(2009)立足于中国实际,指出长期以来的偏低水价造成了水资源的浪费及污染,在水资源日益稀缺的背景下,中国应建立水资源的“全成本定价”制度,即在取水、用水权益清楚界定的基础上,借助价格机制将权利在取水、用水户之间流转起来,促进水市场完善。

目前,学术界对水权定义界定不一致,但是大体分为两类代表性意见:一是对所有水域,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使用、获益的合法权利;二是水资源所有权、经营权、开发使用权及其它权益的总和。日本学者的关注焦点则是水权的归属问题,就水权属公还是属私问题上讨论不休。

中国的水权、水市场优化是基于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确定的。钟玉秀等(2004)指出,水权的明确体现使水价形成机制趋于规范,但是目前我国的水权交易只是在所有权不变的条件下对经营权及获益权的变更,影响了市场主体的形成。王巧霞等(2010)针对当前供水和资源现状指出,我国很有必要培育、规范水市场,不同用水户应采取差别水价收取制度,也可适度引入私企增强市场竞争,外部监管有助于提升效率、增强水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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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宋杨,等.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发展研究[M].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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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城市供水成本与水价的思考 篇3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城市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发改价格〔2010〕2613号）已出台四年，对规范城市供水定价成本监审行为、合理制定水价起到了重要作用。各级价格主管部门按照国务院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的要求，正积极稳妥地推进水价改革。笔者结合长期的工作实践，谈一谈对城市供水成本与水价的认识。

一、现行城市供水价格政策

我国城市供水从社会福利型的“水费”转变为市场供需型的“水价”，历经了近20年时间，各级政府、部门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的价格政策。

1994年，国务院第158号令颁布实施《城市供水条例》，规定城市供水价格应当按照生活用水保本微利、生产和经营用水合理计价的原则制定。

1998年，国家计委、建设部制定《城市供水价格管理办法》，规定城市供水价格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实行政府定价。

2004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水价改革促进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的通知》将城市水价确定为四元结构组成，即水资源费、水利工程供水价格、城市供水价格以及污水处理费四部分。

2009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下发《关于做好城市供水价格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严格履行水价调整程序，加大成本监审力度，依法履行听证制度，合理确定水价调整时机和力度；完善水价计价方式，积极推行居民生活用水阶梯式水价和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用水加价制度；简化水价分类，将城市供水分类由五类简化为居民生活用水、非居民生活用水和特种用水三类。

2010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关于做好城市供水价格调整成本公开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和《城市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湖北省物价局随后下发了《湖北省城市供水价格调整成本公开暂行办法》，规定水价成本公开的内容包括供水企业调价成本公开、成本监审过程公开、成本监审结果公开、政府制定价格结论公开；《城市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详细规定列入城市供水定价成本中各项费用的标准和计算方法。

二、城市供水成本的构成

城市供水成本包括制水成本、输配成本和期间费用（期间费用一般包括营销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城市供水成本内部构成和其他商品一样，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

供水成本中固定成本的高低与城市供水设施投资的大小密切正相关。一般来说，城市供水设施包括取水设施、制水设施、输配水管网、加压设施、高位水池等，特别是输配水管网，遍布城市的大街小巷，投资额都很大，因此，固定成本在供水成本中的比重都很大。同时，“城市要发展、供水必先行”，城市供水设施按照城市规划建设，其管网铺设于城市地下，需要按规划一步建设到位，以减少改造投资和对城市面貌的破坏，因此普遍超前建设。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规范的要求，城市供水设施的能力需要有一定的超前系数，但是，根据城市的规模和性质的不同，对超前系数的要求也有所不同，一般不应低于20%。当前，大部分城市由于新区开发建设使城市面积扩张，更进一步加大了供水基础设施投入，而新区供水量短期内不是很大，超前加剧，使得单位供水成本中的固定成本进一步增高。

供水成本中的变动成本受城市水源条件、源水水质、地形地貌、供水扬程等因素影响，一般来说，水源条件好的平原城市这部分成本较低，而取水难度大、源水水质较差、供水扬程较高的山地城市变动成本较高。

三、城市供水价格的形成

《城市供水价格管理办法》规定，制定城市供水价格应遵循补偿成本、合理收益、节约用水、公平负担的原则。

我国现行供水价格的制定方法是成本加成定价法，即“供水定价成本+利润+增值税+代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污水处理费、城市公用附加等）=供水价格”。

（一）供水企业成本

供水企业成本是供水企业财务账簿记录的成本，属于个别成本。它是供水企业按照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财务会计制度和标准进行核算而形成的，是实际发生的历史成本。

（二）供水定价成本

制定城市供水价格所依据的定价成本是物价部门按照《城市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的规定，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在企业供水成本的基础上核定的监审成本。监审成本是介于社会平均成本和个别成本之间的成本，充分体现了“公平负担”的原则。

企业成本和定价成本两者站的角度不同、依据的核算标准不同。前者是站在真实反映成本信息角度，后者是站在消费者承担角度。理论上讲，把供水企业成本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为定价成本，由消费者承担支付责任，另一部分为企业成本和定价成本的差额，这部分是政府应提供的公共服务成本，并不是公众所认为的“水分”。

1、资本化成本部分按照社会平均成本确定

对供水设施建设规模超前的问题，究竟超多少是合理的？《城市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确定的平均系数为40%。办法规定，固定资产折旧采用年限平均法，按照核定的固定资产原值分类确定；固定资产折旧根据本期固定资产应计折旧考虑本期生产能力利用情况确定。实际供水量不低于设计供水量60%的，按照本期折旧核定；实际供水量低于设计供水量60%的，按照实际供水量占设计供水量60%的比例核定本期折旧。

2、有专项资金来源予以补偿的成本不由消费者承担

政府投入专项资金用于城市供水设施建设，体现政府对居民供水的主体责任。由此而形成的资产在资本化后所产生的资本化成本（如固定资产折旧、土地使用权摊销等）不计入定价成本，不应由消费者埋单。

3、供水的合理损耗按照社会平均值确定

城市供水管网新旧程度和材质的不同，影响供水的损耗。特别是城市的一些历史很长区域，由于管道老化、年久失修而破损严重，导致供水漏损率有的甚至高达40%以上。《湖北省城市供水价格管理实施细则（暂行）》规定，城市供水输水、配水等环节中的合理水损可计入成本。日供水50万吨以上的企业，水损率按16%确定；日供水50万吨以下的（含50万吨）企业，水损率按18%确定。并以此确定有效售水量。endprint

4、职工薪酬按照社会平均成本确定

供水职工人数按平均定员标准确定；平均工资最高不得超过统计部门公布的当地市政公用行业职工平均工资；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和职工福利费最高不得超过核定工资总额的2%、2.5%和14%；“五险一金”按当地政府规定比例确定。

5、费用化成本按企业成本据实核定从严控制

原水费（水利工程供水价格）、水资源费、原材料、动力成本、修理费、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等成本项目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审核，原则上据实核定，但应符合一定范围内社会公允水平。从总体上讲，这部分成本主要依据个别成本，兼顾了各地水源条件、地形地貌的不同所产生的差异性。

（三）供水盈利按照社会平均水平确定

供水公司作为企业，不管是国营还是民营，都是需要有盈利的。国有企业承担着国有资本保值增殖的责任，民营企业的投入资本也要为投资人获得收益。《城市供水价格管理办法》规定，供水企业合理盈利的平均水平应当是净资产利润率8%—10%；主要靠政府投资的，企业净资产利润率不得高于6%；主要靠企业投资的，还贷期间净资产利润率不得高于12%，还贷期结束后，净资产利润率从低核定。这里所说的净资产并不是企业财务账面所反映的全部净资产，是在此基础上扣减专项资金投入、闲置资产、超过合理规模的资产后的余额。现实中，供水价格中核定的盈利往往被应该由地方政府承担的成本所消耗，供水企业实际盈利很微小甚至是亏损。

四、城市供水现状

目前全国城市供水规模每年约600亿吨，供水服务人口近4亿。城市供水总量中，生活用水比重最大。总体看，供水行业形势不容乐观，近十年来一直都未能处于一个良性运转的状态，供水企业普遍陷入“低价低质”两难境地。

一是水价偏低，亏损严重。2013年3月，全国工商联向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提交一份题为《关于建立和完善水价形成和调整机制的提案》的团体提案。该提案指出，我国城镇居民用水长期被看作是公益性物品，在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之下，水价长期偏低，不能反映水的商品属性，更不能反映水资源的稀缺性，直接影响到了供水的服务，甚至影响到了供水质量。同时由于缺乏水价形成及调整机制，水价调整不能被社会公众所理解和接受，以至于供水行业入不敷出，水厂严重亏损，严重影响供水行业的健康发展。提案称，截至2012年底，全国36个大中城市的城市居民生活用水价格（含水资源费、水利工程供水价格、城市供水价格和污水处理费）平均为2.94元/吨。

二是供水成本大幅度攀升。近十年来，电价、原材料、人工等供水成本大幅提升。电价上涨60%以上，据测算，用电成本占单位制水成本比例近20%，原材料上涨1倍，社会平均工资上涨1.5倍，这些因素都导致了供水企业成本支出增加，运行艰难。

三是水价调整效率低。清华大学水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涛认为，调价滞后也是影响供水价格的因素之一。水价调整不但受到包括通货膨胀率、CPI、政治因素等多方面的制约，而且往往要求契合“时机”，无形中增加了调整障碍和难度。另外，调价程序过于繁冗，每次过程时间过长，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水价调整的效率。从企业提出申请，政府研究启动调价程序，审核成本到组织召开听证会，再到当地政府研究，上级政府物价部门审批。据相关调研发现，水价调整工作时间普遍超过一年，甚至更长。往往刚完成一次调价，新的水价就已经不能适应供水企业的实际情况。中国水务投资投资部经理陈汪洋认为，目前的水价基本都执行的是历史水价，对于当前以及未来的成本支出无法涵盖，即便涨价了，也只能弥补历史的亏空，不能解决现在未来的成本付出，企业照样亏损，恶性循环地发展。

四是调价周期长。近十年来，全国电力价格调整平均每2年一个周期，而供水价格调整由各级地方政府掌控，平均约5—6年为一个周期，有的城市甚至长达10年。全国工商联向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提交的《关于建立和完善水价形成和调整机制的提案》建议进一步明确水价的周期性调整原则；可参照国外做法，根据供水的社会平均成本以及居民可承受能力，制定价格调整方案，比如以三年为周期，对水价进行相应调整；调整宜采取“小幅稳进”的方式，上涨幅度不宜过大、速度不宜过快。

五是水价调整机制不尽合理。《城市供水价格管理办法》规定，城市供水价格的调整，由供水企业所在的城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审核，报所在城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当供水行业全面亏损，企业提出调整水价时，政府往往以公益性行业来要求供水企业，以尊重民意为理由，致使水价调整成为行业难题。

以笔者居住的秭归县城为例，供水设施投资大、格局复杂、成本高，运行艰难。

秭归县城有水厂3个、加压泵站2个、水库一座，供水管网71公里，覆盖县城8平方公里的范围，服务用户2万户。供水职工55人，资产7446万元，负债1506万元，所有者权益5940万元。

县城地形地貌特殊。秭归县城茅坪镇地处三峡库区坝上库首，属典型的山城地貌，县城最低处陈家冲海拔110米，最高处金缸城海拔390米，高差达280米之多。

取水条件差，供水格局复杂。主供水厂从长江三峡水库取水，由于受三峡水库防洪功能影响，库区水位涨落频繁，夏季最低水位145米，冬季最高水位175米，采用滑道缆车取水方式，取水缆车移动频繁。加之县城海拔高差大，供水格局为4级加压提升、分区供水，供水扬程达245米以上，全国少有。

历史原因形成投资和产能过大。秭归县城自1993年移民迁建以来，先后建设3座水厂，日综合供水能力3.4万吨。一水厂为茅坪镇搬迁水厂，建设规模为日供水能力0.5万吨，主要满足县城迁建基建用水，建设投资935万元，取羊子沟水库水源；羊子沟水库由水利部门建设后整体移交给自来水公司，设计总库容124万立方米，建设投资1272万元。目前日供水量为0.2万吨；二水厂为县城规划的主供水厂，建设规模为日供水能力2万吨（远期4万吨），取长江三峡水库水源，历经两个建设阶段，于2007年建成投产，建设投资4346万元；三水厂为新县城搬迁阶段临时性供水水厂，1997年由于二水厂不能按规划方案及时建成投运，三峡工程水库一期68米水位取水实施技术论证失败，县委政府会同有关技术部门研究决定缓建二水厂、建设三水厂，建设规模为日供水能力1.2万吨，取茅坪河为水源，在1998年县城整体搬迁前建成投产，建设投资885万元，为秭归新县城1998年10月顺利完成整体移民搬迁和搬迁后的移民生产生活提供了供水保障，由于茅坪河水质恶化，于2007年9月暂停运行，作为县城应急水厂备用。2012年是县城搬迁以来供水量最高的年份，日均供水量1.62万吨，占综合供水能力的47.6%。endprint

供水成本在宜昌市范围内最高，亏损严重。2011—2012年，供水1122万吨，售水882万立方米，售水销售收入1362万元（不含税金、代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平均吨水收入1.54元，其中居民生活用水吨水收入1.36元；供水成本1696万元，吨水成本1.92元，其中动力费421万元占制水成本988万元的43%，折旧费128万元占制水成本522万元的26%；吨水亏损0.38元，平均年亏损167万元。

新区供水设施建设任务重。按照秭归县城总体规划，到“十二五”末再造一座新县城，达到15平方公里、15万人口。县城骨架扩展为“两园三区”，即九里生态工业园、三峡翻坝物流园、金缸城新区、生态文化旅游区、县城主城区。未来五年内，在金缸城新区、九里生态工业园、三峡翻坝物流园的供水设施建设投入将达4000万元，项目资金筹措和建设任务繁重。

五、制定供水价格应理清的几个问题

水价的决定因素不仅仅是服务成本，而且要包括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消费者支付的水价高低不仅仅取决于成本的高低，而根本上是取决于政策的取向；水价问题并不仅是消费者跟企业间的两方关系，而是包括了政府的三方关系；制定供水价格并不是消费者和供水企业之间进行的博弈，而是消费者与政府的协商关系。通过前面的探讨，笔者认为，在制定供水价格时，需要理清几个问题。

（一）消费者承担的成本并不是供水公共服务的全部成本

一方面，政府对供水设施的投入、建设规模不合理的超前投资、超高的漏损也是公共服务的成本组成部分，并没有让消费者承担；另一方面，供水的总成本不仅包括供水企业提供服务的这部分成本，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政府公共服务的成本，如水资源保护成本、水环境治理成本等。

（二）现行总水价中只有一部分是供水企业的收入

现行供水价格构成中含有水资源费、污水处理费、城市公用附加费，有的地方还捆绑生活垃圾处理费，这些费用均为行政事业性收费，都是政府委托供水企业的代收费用，必须全额上缴财政。以秭归县城为例，现行居民生活用水价格每吨2.27元中扣除水资源费0.05元、污水处理费0.80元、城市公用附加0.02元，再上缴增值税0.08元，供水企业真正可支配的收入只有1.32元，占消费者支付的总水价的58%。

（三）适当提高供水价格有利于提高水质和供水服务水平

我国城市供水服务尚处低水平状态。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了公众健康，全面提高供水服务质量已经成为全社会共同的目标。2006年，国家出台了新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水质指标由GB5749-1985的35项增加到106项，新标准增加了71项，接轨国际通用水质标准，并要求从2012年7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执行。作为消费者，我们也同样期望供水服务能够“高质低价”。但供水成本的不断高涨必然导致水厂长期亏损。供水企业迫于资金压力，难以进行必要的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供水质量无法得到较大提高；同时，“一户一表”的全面实施，使供水企业服务的用户数量急剧增加，服务人工成本相应增加，将使供水陷入“低价低质”的恶性循环。城市供水服务的最终理想目标应该是“高质合理价”，并不是“高质高价”。

（四）居民水费支出处于较低的水平

世界银行在对发展中国家居民可承受水价研究表明，家庭收入的5%为可支付供水和污水处理服务的上限。有关部门及研究机构曾提出，我国城市居民生活用水水费支出占家庭平均收入的2%—3%是比较适宜的。据统计，我国水费支出占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不超过1%。在水价最高的天津市，其水费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仅为0.8%。我国城市水价远未达到世界银行提出的居民可承受上限，与有关部门提出的占家庭收入适宜比例也有一定距离。按照秭归县城现行居民生活水价2.27元/吨（含水资源费0.05元、污水处理费0.80元、城市公用附加0.02元）计算，2012年秭归县城居民生活用水人均36吨，水费支出82元，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518元的0.56%，占人均消费支出10925元的0.75%，低收入人群的比例更低。在水、煤、电、气几种基本生活必需品中，水费支出金额最少。

六、供水企业应采取的措施

供水企业在提供供水服务的同时，应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向内挖潜，努力增收节支，定期公开水质、成本，使公众享有充分的知情权，自觉接受政府和公众的监督。

（一）加强内部管理，努力降低成本、提高服务水平

城市供水与其他行业一样需要对成本进行控制和约束。供水企业要加强内部管理，制定成本控制目标并严格考核，培养员工的成本意识，减少非生产性、非经营性支出，努力使成本达到或接近社会平均成本水平；同时，要进一步增强员工的服务意识，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单纯地强调成本控制而忽视供水的服务水平与效果，不利于企业改善服务和提高供水安全保障程度。

（二）加强与公众的沟通，争取公众的理解和支持

公众参与听证会是表达民意，实现政府与公众的沟通。供水企业也要做好成本公开和宣传工作，使社会公众知道你做了哪些工作，支付了哪些费用，让他们了解供水、理解供水、支持供水事业健康发展。

（三）照顾低收入人群、弱势群体的承受能力

普遍享有供水服务是公众的基本权利之一。当低收入弱势人群无力承担水价时，应该差别化地对这类弱势群体提供优惠或补贴，以确保他们的基本生活，这是“以人为本”理念的充分体现。但不应以这部分人群的支付能力为由，人为拉低水价。只有这样，才能理顺水资源要素价格，促进供水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探讨 篇4

摘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与末级渠系节水改造是农田水利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分析了农业灌区农业水价改革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加强水价的改革措施,以为建立农田水利长效运行机制提供参考。

关键词农业水价;存在问题;改革措施

1存在的问题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与末级渠系节水改造是农田水利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对于建立农田水利良性运行机制,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切实解决农业灌区水利民生问题,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作用[1]。多年来,农田水利工作围绕推进水价改革,进行大中型灌区骨干工程续建配套、组建农民用水协会、开展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等做了大量工作,保证了国家粮食安全和经济社会稳定发展。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和体制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我国农田水利良性运行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

(1)农田水利工程老化破损不配套。我国的灌溉工程绝大多数修建于20世纪50—70年代,设计标准低,工程质量不高,建筑物及设施配套不全,大多数灌溉工程已超过设计使用年限,工程破损严重,运转十分艰难。末级渠系老化破损、不配套更为严重,导致灌溉系统“上通下堵”、“肠梗阻”等现象普遍存在。据统计,由于工程设施损坏报废等原因,“十五”期间年均减少有效灌溉面积20.73万hm2。

(2)灌区末级渠系管理主体缺位。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化,以户为单元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完全建立,乡镇、行政村等基层管理组织的管理职能发生变化,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行、管理没有纳入农村基层政府的管理体制,末级渠系管理主体缺位,处于“农民管不了,集体不愿管,国家管不到”的被动状态。由于缺乏管理主体,农民用于农田水利工程的投工投劳量急剧下降,进一步加剧了工程的损毁,使原本落后脆弱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更加破旧。

(3)农业水价改革陷入困境,水费实收率下降。农村税费改革以来,水价改革难以推进,水费实收率不断下降。水费收入锐减使许多水管单位职工工资欠发,职工队伍不稳定,人才流失严重,基层水管单位的发展状况不容乐观。2改革措施

当前农田水利运行机制中存在以下3个问题:一是投入严重不足;二是用水管理体制和末级渠系工程产权制度等体制性改革严重滞后;三是农业水权制度尚未建立且未形成合理的水价机制,导致农田水利工程积重难返、管理主体缺位、用水浪费和水资源配置效率低[2]。解决问题的思路要以农民用水自治为核心,以完好的水利工程体系为基础,以科学合理的终端水价制度为保障,提高农业用水效率和效益,减轻农民用水生产成本,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1)推行农民用水管理自治。按照“政府引导、农民自愿、依法登记、规范运作”的原则,进一步推进农民用水合作组织的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加强农民用水合作组织的能力建设,明晰权利和义务,把农民用水合作组织真正培育成末级渠系的产权主体、改造主体和管理运营主体。

(2)建立灌区末级渠系工程产权制度。把改造完成的末级渠系工程移交给农民用水合作组织,明确归其所有。利用财政投入,引导广大农民有组织地对末级渠系工程进行节水技术改造,将工程维修养护、用水组织、水费计收等与末级渠系有关的用水事务由组织起来由农民自己管理。

(3)建立科学合理的水价制度。在体制改革和工程改造完成的基础上,慎重分析农民经济承受能力,按照兼顾节约用水和降低农民水费支出的原则,逐步推进农业水价改革,建立并逐步实行国有水利工程水价加末级渠系水价的终端水价制度,推行计量收费,整顿末级渠系水价秩序,减少农民用水成本[3]。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农业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制度,实行以供定需、定额灌溉,推动农村水权制度建设,逐步形成节约转让、超用加价的经济激励机制。

(4)同步推进体制改革、工程改造和机制创新。改革农业用水管理体制,推行农民用水自治。通过明确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和运行主体,划清政府与农民、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责义务,既有利于调动和鼓励灌区农民兴建农田水利的积极性,也为政府采取“民办公助”、“以奖代补”扶持政策的执行和落实明确了对象。完好的工程体系是基础,要解决农业抗灾能力不强、综合生产能力低下、农业用水短缺和浪费并存、农民用水成本沉重、农民增收困难等问题,就必须建设配套完善、状况良好的农田水利工程体系,这是灌区和农民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基础。科学合理的水价制度是保障[4]。水费是农民用水自治和农田水利工程正常运行的主要经济来源和重要保障,没有水费的保障,建好的工程将因为缺乏运行维护经费而再次陷入困境,农民用水合作组织也会因为缺乏工作经费而难以运行,农民节约用水的观念将难以确立,水资源紧缺和用水浪费现象将难以消除。

3参考文献

城市水价 篇5

水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自然资源,人类对水的依存性,决定了社会和经济发展对资源需求的持续性,保护水资源已成为一个十分突出而现实的问题。合理水价构成是实现水资源合理配置的基础,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手段。针对此问题,美国水价定价时考虑的因素包括水的供求关系、用水户的排废水行为、用水户的承受能力和水的综合利用与补偿制度。加拿大水价制度主要体现公共需要,实行的是政府补贴的低水价(或称为政策性水价);对排污收费,促进节约用水和保护水资源;政府对供水系统适当给予补偿,保证供水系统的正常运转。英国水价是在充分考虑用户承受能力的基础上,对水价只是制定一个价格上限,采用全成本定价模型制定水价。法国水价采用了“全成本+承受能力”的定价模式;政府充分考虑经济社会发展对水资源的最基本需求及用水户承受能力,对水资源的供需平衡及水价体系进行宏观调控,并根据财力对各类供水进行合理的补贴。借鉴国外水价制度,针对我国水价制度中存在的问题,研究我国水价制度改革对策,最终形成合理的水价结构,建立科学的水价体系和灵活的水价定价机制,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水资源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城市进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促进水资源合理利用意义重大。2010年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明确指出[1],将稳步推进水价成本公开化改革;《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国发[2012]3号)提出[2],为全面加强节约用水的管理,各级人民政府要切实履行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的责任,把节约用水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生活生产全过程,建立健全有利于节约用水的体制和机制[1,2]。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明确提出将水资源管理、水环境保护、水生态修复、水价改革、水权交易等纳入到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要加快解决我国用水的问题,破解制约水利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从供水企业利益出发,在考虑城市居民生活用水水价可承受能力、现行水价、供水企业完全成本和政府财政补贴的基础上,对居民生活用水水价情况进行分析;以阶梯水价为背景,综合考虑政府、供水企业和居民三方因素,建立基于logistic函数的城市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价补偿模型。旨在建立适合阶梯水价的补偿机制与政策保障体系,实现水资源合理配置,协调政府、供水企业和居民之间的矛盾,将水价核算与国民经济核算结合起来。同时通过实证研究提出对策和建议,为政府合理制定城市居民生活用水水价提供理论参考。

二、阶梯水价及补偿机制概述

(一)阶梯水价

所谓阶梯水价,是指在合理核定居民用水及各类企业营业用水基本用量的基础上,对定量以内的用水实行低价,超过基本用水量的部分实行超量累进加价;对公共服务用水实行低价,对合理工业生产用水实行中价,对营运用水实行高价[3]。目前阶梯水价已陆续在广州市、银川市、锦州市、营口市等多个城市实施并取得良好效果。然而阶梯水价实施后,由于居民向供水企业缴纳的水费发生了变化,使得供水企业利润也随之变化,政府以往对供水企业的补偿方案已无法满足阶梯水价政策下供水企业的利润需求。为保证供水企业正常运行,新的补偿方案急需提出。

阶梯水价是一种根据水量将收费标准划分为几个阶段的一种收费方式,国家计委、建设部《城市供水价格管理办法》提出可将阶梯式计量水价分为三级,级差为1∶1.5∶2,当然具体比价关系还需政府部门与供水企业考虑当地实际情况而确定[3]。第一阶梯的水量基数表示居民基本生活的用水量;第二阶梯的水量基数主要是指改善和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用水量;第三阶梯的水量基数是根据市场价格满足居民特殊需要的水量,其设定目的主要是为了提高居民的节水意识。假设某地三个阶梯水价分别为:p、1.5p、2p,对应的阶梯水量为v1、v2、v3,则居民所需缴纳的水费标准如表1所示:

根据表1可知每户居民每年需向供水企业缴纳的水费Pes可表述为:

假设居民生活用水处于三个阶梯的年用水量分别为Vs1、Vs2、Vs3,则居民每年需向供水企业缴纳的水费PRF可表示为:

(二)补偿机制

居民生活用水水价需要考虑到供水企业在制备水资源的过程中所付出的完全成本以及其自身对水价的可承受能力。要平衡这两者关系必须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即对水价实施补偿政策。所谓补偿机制,是指政府通过宏观调控政策向供水企业补偿水资源制备过程中完全成本与居民水价的差价。

根据我国现行的水价政策,在对居民生活用水补偿的过程中主要涉及供水企业、政府和居民三方利益,即涉及到供水企业在制备水资源过程中的完全成本、居民的可承受能力和居民现行水价。完全成本在经济学中定义为,在计算产品成本和存货成本时,把一定期间内在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变动制造费用和固定制造费用的全部都归纳到产品成本和存货成本中去,又称为“全部成本”。水资源的完全成本主要是指在水资源制备过程中所产生的环境成本、工程成本、资源成本、年经营成本的综合[4]。可承受能力通常是由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水费支出系数的乘积与人均用水量之比值折算而得。水价的合理制定不仅要考虑供水成本、费用,还要考虑用水户的经济承受能力[5]。因此,在阶梯水价政策提出的基础上,协调完全成本、可承受能力和现行水价三者间的平衡关系是保证阶梯水价政策正常运行的核心,也是保证政府宏观调控措施有效实施的关键。

根据完全成本、可承受能力和现行水价,政府在对水资源实施补偿过程中,主要考虑到以下六种情况:

(1)现行水价≤完全成本≤可承受能力

(2)现行水价≤可承受能力≤完全成本

(3)完全成本≤现行水价≤可承受能力

(4)完全成本≤可承受能力≤现行水价

(5)可承受能力≤现行水价≤完全成本

(6)可承受能力≤完全成本≤现行水价

要保证居民的正常生活,现行水价一定不能大于可承受能力,否则居民会因不能支付水费而无法正常生活,故情况(4)、(5)、(6)不存在。针对情况(3),此时供水企业处于盈利状态,政府不需对供水企业进行补偿,目前我国多数供水企业处于亏损状态,故此种情况较少,不做详细讨论。因此,根据我国城市居民生活用水现行水价的实际,对(1)、(2)两种情况进行分析阐述。

三、基于logistic函数的城市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价补偿模型

(一)模型的建立

阶梯水价的实施使得居民向供水企业所缴纳的水费发生变化,供水企业的利润势必发生变化,而政府对供水企业的补贴也无法满足供水企业的利润。要建立满足新形势下的补偿机制,使供水企业、政府和居民三方利益达到平衡,需综合考虑政府对供水企业的财政补贴、居民所缴纳的水费和完全成本,具体关系如图1所示:

根据图1可知,为保证供水企业正常运行,必须满足如下关系:

其中,PZ为供水企业的利润;PGB为政府对供水企业的财政补贴;PRF为居民所缴纳的水费;PTW为供水企业在制备水资源的过程中所付出的完全成本。

根据公式(3)以供水企业利润f(p)为目标函数,政府财政补贴、居民缴纳的水费和完全成本为约束条件,可得如下函数关系:

1. 政府对供水企业的补偿PGB。

假设政府每年的财政支出总额为m,单位为亿元;政府对供水企业的补偿金额PGB占政府财政支出总额的比例为k,则PGB可表示为:

政府的财政支出总额m主要由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决定;根据2011—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政府每年对城乡社区事务支出费用占财政支出总额的比例基本保持恒定,约7%。因此要调整政府对供水企业的补贴,需政府每年根据其财政收入状况和k进行补贴。

2. 居民生活用水所需缴纳的水费PRF。

(1)居民生活用水水价变化。在新的水价政策下居民向供水企业缴纳的水费发生了变化,势必导致供水企业的利润发生变化。要保证供水企业的利润,需定义合理的阶梯水价,即在原始阶梯水价政策下对阶梯水价进行调整,得到合理水价。

第一阶梯水价主要是以满足居民正常生活用水量为目的,第二阶梯水价的制定主要以保证供水企业利润为原则,第三阶梯水价则主要是为了提高居民节水意识,达到节水目的。根据王莉芳等学者的研究结果[6],考虑到阶梯水价价格变化量对居民心理的影响以及对居民节水情况的影响,设定水价变化量关系为:

设定第一阶梯水价变化为△p,则第二、三阶梯的水价变化量分别为3△p、5△p。各阶梯用水的收费标准变为:(p+△p)/m3,(1.5p+3△p)/m3,(2p+5△p)/m3。

(2)居民生活用水水量变化。水价发生变化时,居民节水意识随之改变继而引起用水量的改变,本文用节水率表示。节水率是指阶梯水价实施后,居民用水的减少量占节水前居民用水量的百分比。由于现行水价远小于居民可承受能力,所以水价刚开始上涨时,居民节水意识尚未被唤醒,即在阶梯水价实施起初,节水率的变化较缓慢;随着水价变化量△p逐渐增大,居民节水意识逐渐增强,进入一个指数增长阶段;但由于居民必须保证其基本用水量,也就是说居民第一阶梯的用水量基本不变,主要是第二、三阶梯水量减少,当节水率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不再变化,而是保持一个相对恒定的值。据此建立logistic模型。初始模型表示如下:

式(6)中,y(△p)为节水率,r为增长率,K为年最大节水率。根据马晓威的研究成果[7],设定施行阶梯水价后的居民最大节水率K=0.3。

对式(6)求解得到式(7):

式(7)中,C为关于y(△p)的函数,当△p=△p0=0时,即阶梯水价调整前,居民节水率为y0,主要由居民的自发节水活动产生的节水率。根据式(7)得到C,为:

根据式(7)、(8)可得居民节水率y与水价变化量△p关系为:

居民水价变化前,节水意识尚未被唤醒,故y0较小。随机定义y01、y02、y03值分别为0.002、0.000 2、0.000 01。根据logistic函数可知,居民节水量和水价之间的关系如图2所示:

由图2可知,y0的大小主要反映了居民节水率的变化趋势。y0越小,表示居民节水率在某一段时间内增长越缓慢,也就是说短期内居民的用水总量变化不大;相反y0越大,节水率增长越快,说明居民用水量减少越明显,达到最大节水率时居民水价变化越小。

居民节水意识提高后,每户每年总用水量变为ν′=ν(1-y(△p)),每户居民每年需向供水企业缴纳的水费为Pes'可表述为:

居民每年需向供水企业缴纳的水费PRF′可表示为:

3. 供水企业的完全成本PTW。

供水企业在制备水资源的过程中所支付的资源成本、工程成本、环境成本、年经营成本等费用统称为完全成本,则各阶梯用水的完全成本PTW′可表示为:

式(12)中,c为制备每立方米水所付出的完全成本。

(二)模型的求解与分析

综合居民水价变化与所缴纳的水费、政府财政支出、供水企业完全成本,供水企业的利润可表示如下:

式(13)整理得:

根据式(14)可知:随着△p的上涨,居民节水意识开始提高使得用水量降低,供水企业综合效益增大,也就是说短期内供水企业的利润PZ随着水价上涨而增加;当△p增加到一定程度,居民节水率不再提高使得用水量不再发生变化,此时供水企业利润会因用水量的减少而降低;当居民保持正常生活用水量时,供水企业的利润最终会保持平衡不再变化;政府对供水企业补贴金额PGB主要影响供水企业的利润高低,对最佳的水价变化量不影响。

四、结果与讨论

(一)结论

在居民水价可承受能力足够大的情况下,以阶梯水价为背景,供水企业利润为目标函数,建立阶梯水价政策下政府补偿措施的理论模型。设定各阶梯水价变化量分别为△p、3△p、5△p,建立供水企业的目标函数。当供水企业利润最大时,即可得出政府相应的补偿金额。提出logistic函数在阶梯水价变化量对居民用水量影响中的应用,从数学模型角度提出阶梯水价下的补偿措施,旨在为政府制定城市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价补偿机制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目前我国各地城市居民生活用水现行水价都低于完全成本水价和可承受能力水价,也就是水价还没有影响到居民的正常生活,提高水价是可以被接受的。但若存在现行水价超过可承受能力价格,就需要政府来补偿经费的差额,但对于政府的公信力和财政支出将是非常不利的。综合考虑,阶梯水价的实施必将促进居民节水意识的提高,进而促进居民节水量增加。从长远来看,我国城市实施居民生活用水的阶梯水价及制定政府的补偿机制,将是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

(二)进一步研究

从各国对水的开发利用上看,一方面,水具有明显的社会属性,且是可再生的自然资源,政府需要通过供水实现一定的政治及社会目标;另一方面,水不可能完全商品化,这样就必须将水的社会公益部分剥离出来,由政府承担。政府需要通过供水补偿机制介入水价的制定,实现保障社会安定发展、体现公众信任和维护社会公平等政治社会目标。我国的水价政策主要是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给予供水企业一定的补偿,居民向供水企业缴纳一定的水费以维持供水企业在制备水资源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费用,故我国政府在水价的宏观调控中起着重要作用。政府对供水的补偿机制与政策保障,实质上是进行社会再分配、实现利益调整的一种方式,将水价核算与国民经济核算结合起来。此外,依据完全成本水价与居民可承受能力相结合的原则,建议采用“阶梯定价”收取自来水费的计费方式方法。这种水价定价方法能够充分体现“公平、公正、节水”的原则,并在国内部分地区已推广使用。各城市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分布试点,逐步推进”的原则,对已具备条件的区域应先行实施,暂时不具备条件的,要积极创造条件逐步推行。

兰州:水价上涨的考验 篇6

水价9年连涨5次，近日，兰州因水价连续高涨一事，被媒体推到了风口浪尖。而仅在2009年11月至12月27日期间，中国就有24个城市上调、或确定在2010年上调居民用水价格。其中，不少为高溢价转让水务公司的城市。

作为黄河唯一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兰州水务的市场化过程中，以高溢价方式引入外资的模式被称为“兰州模式”。

2007年1月，兰州市政府宣布，将兰州供水集团45％股权及污水处理项目以17.1亿元(上述项目及股权净资产仅分别为3.5亿元和1.4亿元，溢价率约280％)的价格转让给威立雅水务集团，期限为30年。随后，威立雅在兰州践行的高溢价“兰州模式”在全国逐步推广开来。

由兰州供水集团和威立雅合资成立的兰威水务，去年以来多次提出涨价申请。2009年7月20日，甘肃省发改委组织召开兰州居民用水定价听证会。随即，“高溢价收购倒逼水价上涨”的热议在媒体和网络上传播开来。2009年8月底，发改委价格司、住建部城建司等多个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对兰州水价成本、外资进入等问题进行了數月调查。

国家发改委价格司最后调查得出结论为：兰州市此次水价调整供水成本状况清晰，与高溢价引入外资并无直接关系。此事似乎告一段落，然而，这背后反映的公共事业改革中政府监管、公众利益、企业效益责权利之间的关系值得深究。

“水资源紧缺之下，水价上调是大势所趋，然而在高溢价的背景下，水价调整让公众如何接受是摆在政府面前的难题。”清华大学水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涛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

高溢价之祸，高溢价之惑?

“水价即使每吨上涨一元也是可以的，但必须提供兰威水务详细的供水成本。”兰州大学教授何文盛的发言引起听证会现场一阵议论。主持听证会的甘肃省发改委物价局负责人虽强调了“省市物价局先后三次联合对兰威水务供水成本进行监审和测算”“成本状况构成清晰”等，但效果不明显。听证会后，质疑兰州水价上调的网络文章达100多篇。

“都是高溢价惹的祸。”兰威水务纪委书记张辉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他认为，2009年，兰州既不是全国第一个提出水价上涨的城市，也不是水价上涨幅度最大的城市，高溢价应该是兰州成为全国焦点的原因。

兰州市供水集团高溢价转让叠加了两重改革的背景。一是城市公用设施改造与新建缺少资金，2002年底，住建部出台《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鼓励社会资金、国外资本参与建设，以特许经营形式为主要模式的水业市场化改革开启。另一重背景则是，2003年成立的国资委之后进行的“政资分开”改革，市政公用服务的供水公司资产参照一般竞争性行业统一纳入到这一改革框架之下。

原兰州市供水集团在2004年完成了企业改制之后，很快进行了资产重组，向国内外投资者公开招标。

“当时看到法国威立雅水务集团(简称‘威立雅)出价17.1亿的高价格，参加招标会的人都很吃惊。”当时主抓招标工作的兰威水务董事长孙晓霞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她强调选择威立雅的原因，是威立雅全球水务行业的权威地位、投标文件反映出的管理技术和方法较其他竞争对手略高一筹。最后，“价高者得”再一次在兰州水厂竞价中上演。此前数月，威立雅通过高溢价取得了上海浦东、海口、常州等水厂的股权。

不过，在沟通中以孙晓霞为首的中方代表发现，威立雅方面对合资后的市场前景过于乐观。比如威立雅方面判断，水价有可能每两年上涨一次，每次上涨10％至20％；根据威立雅此前收购的上海浦东和深圳自来水厂用水量的快速增长，推测兰州市3～5年后自来水需求量会达到每天138万吨(2007年大约为80多万吨左右)。

然而水价的上调并非如威立雅想象得那般容易。合资后，合资供水公司多次申请涨价。2008年9月，合资供水公司再次提出水价上涨要求，但甘肃省政府没有同意，

“当初甘肃省政府和省国资委给企业下达的谈判规定是不允许考虑水价调整问题，不允许承诺固定率，双方谈判基本原则就是‘利益共享，风险均担。当初的合同是通过商务部，住建部审核并备案的。”孙晓霞说。

而此前的全国水务改革案例中，已经出现过因政府承诺固定回报率而失败的例子。比如1995年，沈阳市政府决定将第八水厂的一半资产出售给中法水务投资公司，并于1999年卖出第八水厂的全部资产。最终，沈阳市政府因无法兑现外资年平均投资回报率17.325％的承诺，不得不在2000年回购第八水厂。

“当初兰州供水集团与法国威立雅集团签订的合约，在规避风险方面堪称典范，非常严密。”资深水务行业专家、大岳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金永祥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大岳咨询有限公司负责兰州市供水(集团)部分股权转让的全程项目咨询，历时时间接近一年半。

“威立雅想靠收益收回投入是不现实的。”兰威水务纪委书记张辉为此曾经认真算过一笔账。威立雅出资的17.1亿元，在使用期限30年内，每年获得近6000万的利润才可能实现。外方持股比例为45％，这意味着税前利润达到1.3亿元，即使按水业保本微利的6％计算，主营收入达到6亿左右。可是仅以2008年为例，兰威水务的主营收入仅有2，8813亿元。

“威立雅并不是‘傻子，”威立雅水务中国区副总裁黄晓军在2007年在中国水网为兰州项目澄清：17.1亿元人民币，并不是单纯用来购买资产的价格。其中，8亿元是用来购买水务资产，其他的则是作为增资，投入到项目的长期发展中。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接触的兰威水务的中方人士普遍认为，威立雅应该是从长远的战略考虑，毕竟兰州市作为西北重镇，有辐射整个西北地区的作用。况且竞标如同拍卖一样，不同投资者对同一资产的估价并不相同，在美国和欧洲同时上市的威立雅应该更多从资本的角度考虑。据了解，威立雅在兰州中标的当天，它在国际资本市场的股价上涨了2％。

“大马拉小车”导致企业亏损

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17.1亿元股权转让款中，约10亿元留给企业用于偿还贷款和供水设施的扩建和管网建设等工程，5.8亿元国有股转让款上交兰州市财政局用于社会公用事业、国企改革和技术改造以及民生领域，其余1.2亿作为职工股全部支付给职工。

“合资后，政府、企业、职工基本满意。”孙晓霞说。据她介绍，合资后，中方代表兰州市国资委为大股东占有占55％股权，根据“人、财、事”分立原则，实行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员工工作积极性和企业办公效率都有所提高。“合

资后很多职工们开始忙着充电，利用周末到兰州市各大院校学习。”

但合资难以改变的，却是之前的亏损状况。

“合资前，兰州市的供水产能严重闲置十分严重，合资后这一状况更加严重。”对兰州市供水情况十分熟悉的甘肃省物价局法调处处长向国咏说道。

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供水产能严重闲置在全国十分普遍，很多城市如兰州一样，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大项目集中上马，造成原有的供水设备无法满足需求。1997年，兰州市的日供水量达到110万吨，而原设计供水能力只有108万吨。1998年原兰州供水集团利用合10亿元人民币的日元贷款、国债资金上马供水扩建工程，这些工程使兰威水务集团日供水能力增加到138万吨。

但让供水企业始料未及的是，由于节能减排的要求，高耗水项目受到限制，企业采取节水措施，工业用水量大幅减少。仅国电兰州西固热电厂一家，就减少了40万吨的日供水量。

种种政策性因素导致兰州的日供水量只有58万吨，从1998年至2008年，兰州市的工业用水下降了55％以上，形成“小马拉大车”的局面。但已建成的管道仍需要维护成本，加之维护电力、燃煤等价格上涨，兰威水务仅2008年因此亏损985万元。

另外，前些年原兰州供水集团自行承担的10亿元扩建贷款的还本付息成本逐年增加。2009年，威立雅将投资款3.8亿元直接用于偿还合资前供水扩建工程贷款，但仍有6.2亿元贷款需要还本付息。

“兰州市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财力有限且财政欠账多，没有办法给供水企业上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比如上海、深圳等发达城市项目建设，多是以政府投资为主或者通过上调水价的方法来解决。”张辉表示。为了多方减轻成本压力，合资后，2008年兰威水务共压缩经营成本费用1000万，2009年，在原有基础上压缩了900万。

另外，水务的运营成本中更包含企业所承担的一些政策性内容。比如，2005年开始，甘肃省政府、兰州市政府要求兰州供水集团贷款修建榆中大学城远程供水工程。大学城位于兰州市供水区域外32公里处，设计日供水能力6万立方米，实际日供水能力0.51万立方米，运营成本为7.99元／立方米，现行收费标准1.75元／立方米，仅此一项，累计亏损达1477万元。

同时，老国企的冗员问题也在侵蚀合资企业利润。供水企业冗员问题在中西部地区较为普遍。但台资时双方协议明确要求确保员工就业，不得裁员。外方主要通过严格控制新增人员和自然退休减员的方式来解决。

“合资两年多来，外方严格把关，没有增加一个新人，这在原来的老国企是无法做到的。即使如此兰威水务人员目前仍超编。”孙晓霞介绍。因为多种原因造成企业连年亏损，兰威水务职工平均收入也低于兰州市社会平均水平。

最后，经过兰州和甘肃省物价部门成本监审，兰威水务2008年实际亏损5484.59万元，加上2007年亏损，累计亏损达7398.6万元。

“从2000年到2007年，兰州市水价因为亏损和贷款上项目等原因已经上调四次，没有一次像这次这么艰难，如果不是合资，2009年的调价幅度会更大一些。”张辉说。

2010年，兰州市将启动需投资9.8亿元的“一户一表”改造工程，因兰州市政府财力较弱，无法投资。兰威水务拟将改造资金部分计入到水价成本中，以水费的方式让公众承担一部分，结果在甘肃省物价局的成本监审中被核减下去。“考虑当前居民的承受能力，调价不可太高。”2009年初甘肃省常务副省长刘永富在兰威水务的调价请示上如此批示。

政府角色双重矛盾

蘭威水务的亏损难题和项目建设压力并非个案。“中国70％水务公司处于亏损状态。”资深水务行业专家、大岳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金永祥说。然而在听证会后，以“兰州威立雅以停水要挟地方政府涨水价”的传闻，又一次引起轩然大波。

兰威水务只得出来公开澄清。“无论合资与否，保障供水安全是供水企业第一要务，合资后，外方只派驻包括高管和执行层在内的17人，董事会7名董事中，中方董事占4位，外方董事为3人。由国资委委派的中方董事不会允许此类事情发生。”兰威水务董事长孙晓霞说。

然而“外资操控论”的质疑之声并未因此停止。2009年12月底，经济学家郎咸平《水价上调，谁来买单?》一文称：“威立雅既没有投资建设水管网络，也没有引入新的技术，只是财务报表做了不少功夫。利润表面E透过会计操纵亏损了，这些人造假的能力绝对在我们之上……”

兰威水务对此的解释是：合资前，供水集团财务报表是由兰州市国资委指定的甘肃鸿达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进行全方位审计，合资后威立雅方面根据集团总部对上市公司的整体要求，聘请了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永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

“虽然台资了，政府仍是大股东。”孙晓霞说。在总结这次波澜不断的事件时，甘肃省一位官员用了“很明显，事件引发政府信任危机”来形容。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此事实质上是政府角色双重矛盾的体现。公共事业型政府的定位，应该是公众利益的代表，而非资产的代表。政府应抽离于具体的资产运营和管理之中，向公众提供最低的价格和最好的产品和服务。但地方政府身负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重任，以及肩负要为城市建设筹集更多资金的压力，二者之间存在内在矛盾。

“合资后，威立雅追求短期利益与公共用水保障长远利益的内部博弈一直不断。比如榆中大学城供水项目，就在前期遇到很大阻力，外方要求进行成本测算，而政府要求必须无条件保证大学生供水。”一位接近威立雅的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其实，合资前，兰州供水集团每年会预留2000万元配合政府进行道路改造，保证“有路就有供水管道”，合资后，这笔资金无法保证。

“水业行业的固有特点，决定了其改革不可能像其他竞争性行业一样实现完全彻底的市场化，国际上许多成功的市场化模式，如法国的特许经营模式和美国的外包经营权模式都是保留水业设施的产权国有，但将水业设施的经营权交给私人公司。”研究国际水业改革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谢世清博士表示。

傅涛也表示，目前国内水务企业拍卖的做法实际上是“完全用重置成本法”，用这一方法处置城市水业资产，完全背离城市水业的市政公用性质，是最不合理的一种处置方式，在国际E基本没有成功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