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教育改革需要什么样的哲学头脑

基础教育改革需要什么样的哲学头脑（推荐6篇）

基础教育改革需要什么样的哲学头脑 篇1

基础教育改革需要什么样的哲学头脑

变革时期的基础教育系列①基础教育改革需要什么样的哲学头脑本报记者蒋建华为了对基础教育改革的深层次问题作出一定的回答，记者与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本陆博士就基础教育改革中涉及的哲学问题进行了专题探讨。 为什么需要哲学指导 记者：全国各地各学校进行基础教育改革进行了这么多年，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当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您曾经提出要建立基础教育改革哲学，那么为什么要站在哲学高度思考各地各学校的基础教育改革问题呢? 王本陆：观察各地各学校基础教育改革实践，不难发现：每个参与基础教育改革的人，包括改革发起者、改革执行者、改革对象和改革关联者都在一定程度上有一种关于什么是改革、为什么改革和怎样改革的看法，有的可能较系统和理性，有的可能比较零散和感性。不过，不管什么形态的观念，它对个体来说都是行动的指南，直接影响着人们对改革的态度和在改革中采取的行动，最终制约着改革事业的成败。这些自觉或不自觉的认识，都属于基础教育改革观，而系统的基础教育改革观，可称为基础教育改革哲学，是站在哲学高度对基础教育改革进行的深层次思考。它主要是基于对基础教育改革行动的观察反思，关注的是实实在在影响着基础教育改革的基本观念问题。 当前，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哲学，一方面是要注意改革观念的多元化存在状态，从而尽量准确把握人们对基础教育改革的种种认识;另一方面，还应在多元化把握的基础上，重点梳理影响改革全局的主流思想，正面探讨和倡导一种健康和先进的基础教育改革哲学，从而为改革实践提供理论支持。 记者：那么，您能不能具体分析一下当前基础教育改革中有哪些应当注意纠正或防止的深层次问题? 王本陆：众所周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改革、改革、再改革”，这就是二十多年来社会生活的主旋律。通过改革，人们告别了旧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模式，个人得到了更大的自由和发展空间;通过改革，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家日益繁荣富强。在改革开放20多年间，人们对改革的态度逐步发生变化。最初，人们往往本能地怀疑、漠视乃至敌视各种改革行动，改革常处在举步维艰的境地;后来，改革逐步扩大，成果初步显现出来，人们对改革就有了一定的认同感;再往后，随着国家改革决心加大，改革成效全面显现，人们对改革便有了敬仰和敬畏之情;时至今日，在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已具有了至高无上的尊严，变成了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 具体说来，从深层次看，当前应当注意纠正或防止的问题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改革即进步。认为只要有改革，就会有进步。把改革视为发展、进步的惟一途径，甚至把改革等同于发展和进步。 第二，改革有理。认为改革总是有理的、正确的，是不容怀疑和讨论的。似乎一举改革的旗号，真理就在手中。 第三，改革即合法。认为改革是破旧立新，新的总比老的好，越新越好。改革的合法性是不言自明的，甚至改革就是合法性的标准，一切要为改革让路。其实，这是一种把改革理想化、绝对化和权威化的社会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它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全面深化并取得重大历史成就的社会背景下在一些地方和学校出现的一种片面化、简单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 也就是说，改革越深入，改革的地位和权威性就日益提高。从而也导致了“改革即正确”的思想观念和一种以“改革的傲慢”姿态处理问题的行为方式的出现。 思考的前提是什么 记者：知道了确立基础教育改革哲学思维的重要性，那么，基础教育改革中有哪些深层次的问题需要我们进行思考呢。或者更学术话一点的语言，基础教育改革的哲学头脑涉及些什么问题? 王本陆：大体说，基础教育改革哲学必须回答三个大问题：第一，改革是什么，什么是改革，这是改革的本体论问题;第二，为什么而改革，依据何种价值原则来处理各地各学校基础教育改革的各种矛盾关系，这是改革的价值论问题;第三，如何进行改革，采用何种策略推行改革，这是改革的方法论问题。基础教育改革哲学就是关于基础教育改革的性质、价值基础和方法论问题的系统思索和探求，是本体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的综合体。因此，基础教育改革的哲学思考涉及本体论、价值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问题。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包括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办三个问题。 记者：选准了思考问题的方向，是深刻思考各地各学校基础教育改革这个课题成功的一半，那么对基础教育改革进行深层次的哲学思考，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 王本陆：我认为，分析基础教育改革中的深层次问题，应该从过去基础教育改革的成功经验和出现的不足两个方面入手。这里我先谈谈过去基础教育改革中的成功经验。 应该说，我国社会改革、基础教育改革以及教育科学研究的深入探索，已经为确立基础教育改革哲学创造了良好的思想条件。我国在最近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实践中，已经成功地创造出了一套自己的改革理论，比如，改革要有利于国家富强和增进人民群众的利益，要先行试点、深入研究、不断完善和修正，坚持实事求是思想和科学民主作风，要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发展是硬道理，等等。这些在长期探索中逐步确立起来的一般的改革理论，对于确立基础教育改革的哲学智慧，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基础教育改革本身的各种成功经验，比如，从学校实际问题出发，立足于学生全面发展，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力行教育民主，发挥专业共同体精神，鼓励个性化探索，等等，更直接为基础教育改革中哲学智慧的生长提供了养料。此外，教育科学研究的快速发展，无论从本体论、价值论和方法论来说，都为探讨基础教育改革提供了学术背景，这是不言而喻的。 记者：基础教育改革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不足，请接着谈谈您对各地各学校进行的基础教育改革中存在的一些不足，也许这是思考、完善各地各学校今后基础教育改革的重要方面。 王本陆：当前必须认真分析基础教育改革中的不足，弄清这些不足背后是否存在着不足的改革哲学，从而把真正的改革和假冒伪劣的“改革”区分开来。据我们观察，近年来存在问题的改革哲学思维在基础教育领域的主要表现形态有：形式化的改革、强权化的改革、反科学的改革和市场化的一些所谓“改革”。 有些作法确实是随大流的跟风行动，是对改革认识不足或重视不够的产物，即缺乏自觉的改革理论的指导;有些做法则是有意钻改革的空子，利用改革来谋求个人或集团的特殊利益，是利己主义改革理论在起作用。这些现象的出现和流行，也和一种思维有关联。以为只要举起改革的大旗，就等于有了护身符、有了通行证。 这样的一种改革哲学从正反两方面为有些地方假冒伪劣的“改革”创造了生存条件：一是借改革而登台，即借着改革探索之名，那些在正常情况下行不通的做法，可以摇身一变成为新探索、新事物，从而冠冕堂皇地推行开来;二是借改革而免责，即以改革总有风险、总要交“学费”为借口，不用自己承担责任，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各种假冒伪劣的“改革”所带来的不良后果推得一干二净。 记者：请您具体谈谈上面提到的形式化改革、强权化改革、反科学改革和市场化的一些所谓“改革”的表现与危害? 王本陆：第一，形式化的改革。为改革而改革，即一种无问题、无目的、随大流的改革。常见的形式是：看到别的地方或学校在某方面推行了一项改革，他就马上在另外方面搞个新名堂;看到别人推出了新项目，他就马上跟着改;新官上任三把火，下车伊始先来一通改革;求改革之名，无改革之实，新瓶装旧酒;等等。这些所谓的改革，不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出于教育发展的内在需要，而是因为大家都在改革，所以他也改革。这类改革的特点是把改革形式化，求其名而不求实。 第二，强权化的改革。不认真考虑各方利益的综合权衡，不顾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而是从自己的主观意愿出发，从维护自己的强势利益出发，随心所欲地制定改革措施和推行改革。改革在一些人手里成了随意挥舞的大棒，损害了师生的权益。这样，在一些地方和学校就出现了越改革，管理者权力越大，普通师生越弱势的怪现象。更有甚者，个别所谓的改革者竟把法律和道德置于脑后，不讲民主和民意，肆意专横，把改革变成了个人权势的表演。强权化的改革，是一种“傲慢的改革”，是违背民主法制精神的假改革。 第三，反科学的改革。一般来说，改革是必须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出现了打着改革之名而随意践踏科学的怪现象。近年来，在一些人看来，教育没有多少客观规律，改革更没有规律可循。于是，借着创新的改革旗号，一方面，各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大行其道，各种不加论证的方案招摇过市，各种臆断空想充塞学术殿堂，创造着虚假的学术繁荣景象;另一方面，在一些改革实践中，真正的科学知识和科学规律却被抛在脑后，严谨求实的科学作风在日益萎缩，科学的力量逐步被赶出了改革的地盘。其结果是，使一些基础教育工作者产生思想混乱，丧失基本的专业共识，常常处在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这些现象，我们称之为反科学的改革。 第四，市场化的一些所谓“改革”。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有些地方基础教育领域出现了一些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举措。比如说，对教师的管理，更多采用经济手段来调节;在一些学校，领导和教师的关系正在演变成雇主和雇工的关系;一些学校把经济利益最大化视为改革的目标，按照市场规则来运作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把实验班办成高价班;一些地方热衷于推行教育市场化，借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名义，把公立学校改革成私立学校;等等。这些市场化导向的改革，无视教育作为文化共同体的精神属性和公益属性，严重损害了教育的社会形象，在给少数人带来利润的同时侵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 有些什么具体内容 记者：如前所述，基础教育改革哲学是对基础教育改革的理论反思，它探讨和回答基础教育改革的一般理论问题，即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构成基础教育改革哲学的主体内容。问题是，在当前的条件下，我们怎样回答好这三个问题呢?首先，请您谈谈基础教育改革是什么的问题。 王本陆：基础教育改革中涉及若干基本关系，如问题与改革、教育与改革、理想与现实、改革与发展、改革与稳定等，关于基础教育改革是什么的问题，可以通过对这些不同关系的分析而获得答案。 ――基础教育改革是探索和解决问题的过程。改革总是围绕问题展开的，没有问题的.改革是盲目的改革。改革是一种充满变数的复杂探究过程，是有风险的活动。因此，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是基础教育改革的前提。问题意识非常重要。 ――基础教育改革是一种教育探索。基础教育改革的对象是基础教育系统或其中的某些要素，比如制度、目的、方法、内容和环境等，一切改变最终都会影响受教育者的成长。改革受到社会历史条件、教育规律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制约。改革效果往往是滞后的、长期的和难以评估的。因此，基础教育改革只能是一种探索，而不是主观臆测的真理。 ――基础教育改革是理想和现实之间的互动。改革是对现实的改进和对理想的追求，理想是改革的动力，现实是改革的根基。不顾现实状况的改革不可能取得成功，没有理想的改革则会迷失改革的方向。 ――改革是稳定和发展的形式。改革本身不是目的，它是基础教育稳定和发展的途径。变革是为了探讨“不变之道”，即探寻基础教育稳定和发展的优化模式，为基础教育寻求稳定和发展的机制。稳定和发展的要求制约着改革方向。 记者：“是什么”的问题是第一个层次的问题，接下来需要解决“为什么”的问题，下面请您再谈谈“基础教育改革为什么”这个问题。 王本陆：基础教育改革必然和目的、价值问题联系在一起，比如，改革以什么为宗旨?改革体现何种价值主张?如何处理教育上的两难关系?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基础教育改革价值论。应该注意的是，价值论从来就是多元的，面临着多种利益需求和价值观念的取舍。我们认为，在当前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基础教育改革价值论必须坚持如下观点： ――追求和促进儿童全面发展。一般来说，促进个人全面发展是现代教育的根本宗旨，基础教育主要是为个人发展打基础，因而，基础教育改革，始终应把有利于为学生发展打好全面基础作为根本目的。一方面，是促进所有儿童接受教育，另一方面，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让所有儿童受到良好的基础教育，即面向全体、身心和谐发展和富有个性的发展。不讲儿童发展或基本素质，都不能体现基础教育的价值特性。 ――促进教育公正。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迄今为止仍有许多不公正的现象，效率优先仍是社会改革的一般原则。在基础教育领域，则应特别突出教育公正原则，努力促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和实现教育机会均等。这是国际上基础教育发展的基本准则，也是我国社会稳定和进步的现实要求。尤其是在基础教育制度上，应优先强调教育公正思想，建设正义的制度。 ――弘扬教育人道主义精神。教育始终是充满人文情怀的事业，改革应增进教育的人文性。基础教育改革应把人的成长放在第一位，维护人的权利，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珍视个性和创造力，赞美高尚人格和美好事物，不懈地提升人性和发掘人的力量。改革不能使教育非人化，而应使教育更加人性化。 ――强化基础教育的公益性。基础教育是综合性的社会文化事业，关系着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的繁荣稳定和每个家庭的生活幸福，基础教育改革必须着眼于整体的社会效益，坚持为全社会和全体人民增进福祉的指导思想。在举国上下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大环境中，教育市场化思潮也大行其道，利益计算的市场法则正在侵蚀着基础教育的公益法则。对此，基础教育必须坚持自己的根本立场，即信守服务于个人发展、社会稳定和进步的基本价值观，高举公益事业的大旗。这是一种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理性选择。 记者：在解决了基础教育改革“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之后，需要将正确的基础教育改革哲学智慧落到实处，就是要解决怎么办的问题。最后，请您谈谈“基础教育改革怎么办”的问题? 王本陆：基础教育改革的策略选择，除了受价值立场影响外，还和方法论思想有关。应总结长期以来教育教学改革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明确基础教育改革的方法论思想。对此，有必要重点提倡四个基本命题： ――实事求是。这是人类认识和实践的最基本方法论要求，是科学精神的集中体现。具体说，基础教育改革应一切从实际出发，以事实为依据，探究事物本性，遵循客观规律，从而提高认识和行动的合理性。在改革过程中，要注意体现《论语》所要求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即不凭空臆断、主观武断、固执一端和自以为是。简言之，就是要多些科学理性，少些自我中心。 ――古今中外法。这是处理好基础教育改革中继承、借鉴和创新之间基本关系的重要方法论原则。古今中外法要求“不能割断历史，也不能闭门造车”，应“博采百家之长，为我所用”。在基础教育改革中，尤其要注意抵制那种彻底否定本国传统和现行教育模式，简单地把国外理论不加分析搬过来用的作法。基础教育改革应努力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知道巨人是谁?他的肩膀在哪里?这没有古今中外法是不行的。 ――多样综合。现代教育的发展，日益表现出多样综合的趋势。基础教育改革没有惟一的万能模式，更不会创造出万能的基础教育模式和理论，因而，必须坚持多样综合的方法论思想。一方面，鼓励学术自由，百花齐放，整体丰富基础教育的具体模式;另一方面，注意多方吸收，在把握共性规律和基本价值的基础上融会贯通。 ――寻求重叠共识。重叠共识是著名伦理学家约翰・罗尔斯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指的是，在民主社会里，任何一种理性完备的学说都不能成为社会统一的基础，这就需要寻找各种学说都认同的共同观念，使各种学说达成重叠共识。在基础教育改革中，涉及各种观点的论争、各方利益的权衡，也需要有一种寻求重叠共识的思想方法，即强调民主对话和求同存异，从而使改革能更多集中民意和得到大众支持。 综上所述，基础教育改革，应努力达到理性自觉，这就要求基础教育改革的哲学智慧，即深入反思改革的性质、价值基础和方法论原则。只有对基础教育改革进行严肃的理论探讨，才会有真正严肃的基础教育改革。为此，我们尚需艰苦努力! 专家档案 王本陆：男，1967年生，湖南隆回人，教育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教科所(广东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博士生导师。 1985年至1995年十年之间，求学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先后获得教育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自1995年7月起，一直在华南师范大学教科所(广东省教科所)工作，主要从事研究生培养、教师教育和基础教育科研工作。 主要研究方向为：课程与教学论，教育伦理学。主持的课题主要有：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青年专项课题《现代教育伦理学的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青年教师基金项目《教育伦理哲学：关于教育伦理基础的系统考察》。 参与过多项国家级重点课题和省部级课题的研究;长期与中小学第一线保持密切联系，指导过多所学校的教育科研活动。 发表过专业学术论文60余篇，个人专著有《教育崇善论》(广东教育出版社，)，主编教材有《现代教学论学程》(教育科学出版社，，与黄甫全教授合作)和《课程与教学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主要学术观点：在教育伦理学方面，主要致力于教育伦理学的学科建设和教育善恶矛盾运动的历史、规律、规范、机制等重要理论问题的探讨，强调对教育系统的伦理问题进行整体研究，提出了“教育崇善”的教育伦理哲学命题。在课程与教学论方面，主要致力于现代教学基本原理的探讨，对教学认识论、师生关系、教学改革等问题的研究颇有心得。 《中国教育报》202月7日第3版

经营为什么需要哲学 篇2

所谓哲学首先是经营公司的规范、规则。无论如何，公司都要有全体员工共同遵守的规范或规则，这些作为哲学，必须在公司内明确树立。

我刚从大学毕业不久，在松风工业负责产品的研发、生产制造和销售。但我没有任何公司经营经验。对于如何支付员工工资奖金、资金如何运作，我摸不着头脑了。

“作为经营者，到底应怎样经营公司？”我开始认真思考这些问题。渐渐地，我将我所领悟的工作和经营理念、思维方式归纳起来，形成了一种哲学。

将它灌输给员工时，往往受到抵制。有人说，这妨碍了个人自由。但是，我们也要记住：公司为了员工们的幸福，需要不断发展成长，当然就需要正确的哲学和思维方式，在此基础上把全体员工的力量凝聚起来。特别是公司干部，必须理解公司的思维方式、从内心与公司的哲学产生共鸣。当然，不光是干部，一般员工也要与公司一条心。为此，他们必须理解公司的哲学、思维方式。

那么，为什么说经营需要哲学呢？有以下三个理由：

哲学赋予经营以规范

所谓哲学首先是经营公司的规范、规则。无论如何，公司都要有全体员工共同遵守的规范或规则，这些作为哲学，必须在公司内明确树立。

但事实上，规范、规则含糊不清的公司比比皆是。公司丑闻不断发生，一些大公司甚至为此而遭无情淘汰。稍稍回顾一下过去，在中国，大型乳制品公司三鹿集团因三聚氰胺事件而破产。以上的例子，起因都是公司忽视了经营企业必须遵守的规范规则，没有明确确立自己的哲学。

在多数公司里，没有经营者会向员工们提出“作为人，何谓正确？”这个问题。而我思考的“哲学”却正是针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例如“要正直，不能撒谎”等。有人会说，“这么起码的东西还要在公司里讲吗？”但恰恰是因为不遵守这些做人原则，才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公司丑闻。

哲学赋予经营以目标

哲学表明要将这个公司办成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同时哲学还表明，为了实现自己理想的公司，需要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因此，这种哲学在公司经营中必不可缺。

京瓷集团刚诞生时，在当时西京原町已有了非常有名的公司，我依然不断向员工们诉说这些目标。并告诉员工，为了成为世界第一，员工应如何思考，如何行动。在京瓷公司哲学中，“树立高目标”、“持续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把自己逼入绝境”、“极度认真地生活” 这类反映严肃人生态度的句子随处可见。正是这样的哲学才让京瓷达到今天的高度。

不同的公司目标需要不同的哲学。就像爬山，如果爬附近的小山，当然不需要任何训练，轻装去爬就行。而如果想征服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需要卓越的攀登技术和丰富经验，还需要长期露营必备的食品和装备。

哲学赋予公司以优秀品格

就像人具备人格一样，公司有公司的品格。公司经营需要优秀的哲学，就是因为这种哲学可以赋予公司优秀的品格。因为公司如果想有优秀品格，员工就要弄明白“作为人应有的生活态度”，而哲学就是以“作为人，何谓正确？”为标准，得出“正确的为人之道”。于是，它在公司的“全球经营”中也能有效发挥作用。

京瓷集团在全世界有很多生产和销售据点，员工大部分是外国人。当它在语言、民族、历史、文化完全不同的地区和国家开展事业时，如何“治人”这个问题特别重要，这是就需要公司具备优秀的品质，在此过程中，哲学有重要意义。

怎么做才能得到对方的信任和尊敬呢？就只有依靠优秀的人格，一个“德”字万国共通。而只有优秀的、高层次的哲学才能赋予公司和员工以优秀品格。

所以说，经营需要哲学。作为经营者，要在公司里提倡自己的公司哲学，与员工们共同拥有这种哲学，最重要的是实践它。

基础教育改革需要什么样的哲学头脑 篇3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供给侧改革多次被国家决策层提起。那么，什么是供给侧改革？中国经济为什么需要供给侧改革？十三五期间供给侧改革最有可能的几个发力点在何处？显然，这些问题值得仔细分析。

什么是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是针对需求管理而提出的宏观经济学的政策概念，其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之初，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二战后几十年的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之后。

供给侧管理的概念批判了凯恩斯主义所提倡的总需求管理。凯恩斯主义的主张非常简单，那就是通过政府扩大财政赤字的方法扩大财政支出，刺激经济中的消费和投资，也就是说想方设法增加对企业产出的需求。这种凯恩斯主义的主张通常被称为总需求管理，所以有人并不夸张地讲，整个宏观经济学的起源是凯恩斯主义，就是总需求的管理，因为在凯恩斯主义提出之前，经济学的基本理念是供给和需求是匹配的，市场是自动均衡的，因此宏观只是微观的加总，没有必要专门研究宏观经济学。而凯恩斯认为，从单个企业来看极为理性的决策上升到整体经济层面却往往不合理，从整体层面上看，市场会出现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的格局，因此有必要专门研究宏观经济学，而政府的一项重要政策和发力点就是想方设法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

供给学派兴起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英美，其出发点是彻底批判凯恩斯主义。在经济学研究领域，供给学派是从理性预期学派开始的。他们认为，包括企业和消费者在内的微观经济体，会对政府的各种宏观政策作出理性的预期，并采取对冲措施，最终使得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化为无效。这一论据最巧妙的构思，是哈佛大学罗伯特·巴罗教授（Robert Barro）所反复论述的“李嘉图等价”，那就是，当政府试图通过减税刺激家庭消费时，家庭的决策者会理性地判断这种措施会带来财政赤字，而财政赤字将会在自己未来的经济生涯中被政府的加税行为所弥补，或者由自己的子孙付出更多的税费来弥补，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因此，消费者会更加理性地减少今天的消费而增加储蓄，为政府未来加税提前做好准备。

在经济政策层面，英国的撒切尔夫人、美国的里根总统在竞选中起用了一大批保守经济学家，其中包括哈佛大学的马丁·菲尔斯坦教授（Martin Feldstein）以及当时从斯坦福大学博士毕业不久的年轻经济学家拉弗（Arthur Laffer）。他们极力主张政府应该减轻对市场的干预，且为企业松绑、减少税收，以增加有效供给，而经济由此自然会变得更加活跃。

当时，拉弗为了给那些不谙经济学理论的媒体记者解释自己的经济学思想，在一家餐厅的餐巾纸上随意画出了一条倒U形曲线。这条曲线说的是，当税率很低时，适当地提高税率会提高总税收;而当税负已经很高时，提高税率反而会导致偷税漏税，最终政府的总税收会下降，这就是著名的拉弗曲线。拉弗本人后来也成为里根总统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委员。

综上所述，起源于英美的供给侧管理指的是设法降低企业税负，帮助企业更高效率地运行，以及投资者更有效地进入各种投资领域，减少生产领域的交易成本，以此提高总体经济效率和活力的一系列经济政策。

笔者在2008年就提出“滞胀风险呼唤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学派”（详见本专栏2008年8月号文章）。这一文章的核心观点是，在2008年整体经济受到冲击的情况下，政府应该采取各种措施提升企业效率，来应对即将爆发的金融危机。七年之后重读该文，笔者仍然坚持其中观点，那就是中国经济仍然需要供给侧的改革，也就是需要中国特色的供给学派。

为什么中国经济需要供给侧改革？

其中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经济当前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发展的问题，而并不是短期的宏观调控问题。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中国经济从整体上讲仍然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中国人均GDP仅为发达经济体美国的20%，中国存在着大量没有得到满足的基本需求，有大面积的经济不发达地区。以中部省份安徽和江西为例，这两省紧邻经济发达的江苏、浙江和福建，但人均GDP还不足这些发达地区的一半。而中国经济作为大国经济，不应该出现实质性的资本和劳动力要素跨省流动的困难，因此，安徽、江西等省份应该有巨大的增长潜力。

反观经济发达地区，它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很大。以广东为例，部分地区已经实现从生产鞋帽到生产无人机、高铁零部件等产业升级的飞跃，其潜力也是巨大的。因此，当前，尤其是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的根本任务是想方设法提升供给量。

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谈这个问题。虽然中国经济中存在过剩产能的问题，但更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生产侧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并不能提供百姓需要的很多产品。这种例子比比皆是，比如说，中国每年有1亿人次出国旅游，每人在海外的平均购物金额是5000美元，很多人到邻国去抢购中国本可以生产的产品，这就证明很多消费者的需求没有得到国内供给的满足。比如说，中国的养老需求十分巨大，但目前缺乏高质量的、值得信赖的养老机构;中国消费者对于健康食品的需求也是巨大的，这就导致二胎政策刚刚放开，消费者已经在海外疯狂购买奶粉。再比如说，中国百姓当前对于公共交通和环境治理的需求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但是由于各种政策的缺位，主要城市的公共交通仍然非常拥挤，北京的地铁一号线目前在高峰时期拥挤不堪，乘客往往需要等待2-3班车才能挤上地铁。

凡此种种都表明，中国经济当前仍然面临着一个潜在的供给短缺的局面，虽然公开的短缺已经不存在了。这需要我们在供给侧下功夫，需要一批企业能够尽快地进入相关领域，为社会提供相关的产品。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供给侧改革？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供给侧改革？十三五期间供给侧的改革任务可谓相当繁多，这也是经济增长的潜力所在。从大的方向来讲，需要进行三类供给侧改革。

第一类，加快生产侧的新陈代谢，淘汰落后产能，促进新产能的进入。以钢铁行业为例，这一行业虽然有10万亿的生产能力，产能严重过剩，但我们的产能却是低端的、黑色的、污染的，急需政府采取积极措施包括补贴政策，加快淘汰一批高污染、高能耗的产能，尤其是北京附近的一些产能，东北包括鞍山一带的部分产能也应该逐步淘汰。

通过淘汰这部分产能，将使得钢铁的价格有所回升;此后，政府通过一定的鼓励政策，可以使沿海地区建立一批现代化的、主要依靠从国外进口铁矿石和煤的新型钢铁产能，这就保证了生产是干净的、清洁的。当前，国际市场的煤和铁矿石价格往往比国内低一半，如果能够更好地利用国际市场，钢铁行业的利润也可大幅提升。将钢铁等重化工业布局在沿海一带，也使得中国能够更好地实施一带一路等发展战略，当未来印度等国家经济起飞之时，由于其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能力远远不足，我们这些现代化钢铁厂正好可以把大量的产品销售到这些地区。如此，中国一大批城市将重现蓝天白云，因为城市空气最大的污染源就是周边的重化工业;同时，也能让一大批事故频发的煤矿和铁矿得以关闭。

为什么要关闭一批煤矿和铁矿？这是因为中国经济经过了30多年的高速发展，劳动力成本已经不断上升，社会对劳动者的尊重和对生命的珍惜程度日益提高，而国内的矿山往往生产成本极高、需要极大的劳动力代价，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本身也要求我们的矿业进行调整。

第二类供给侧改革的发力点是，想方设法为百姓提供一大批到目前为止尚且短缺的基本产品和服务，这其中一大部分是公共产品。比如，公共交通和城市的基本设施服务现在仍然不足，即便是建成的地铁、地下设施也远远不能满足百姓的基本需要。在这方面，政府必须担当起不可推卸的责任。公共产品主要靠政府提供，这一点必须高度明确。笔者在不同的场合反复呼吁，应该通过降低融资成本的方式来为这些公共产品的提供创造条件。具体说来，应该在中国建立若干个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基金，其功能类似于世界银行，一方面由政府担保发行相关的债券，另一方面基于社会效益精心选择公共产品。中国政府担保的主权债务目前在国际上极受欢迎，这也是人民币国际化最重要的战略举措之一。

在养老、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社会的需求日益高涨，政府也应该想方设法，放宽准入，提供相应的优惠条件，帮助潜在投资者尽快进入这些领域。同时，近期物业管理也成为一批新兴企业重要的投资方向。相关的投资不仅能够带来新的增长点，也能切实带来百姓生活质量的提高。

第三类供给侧改革的发力点是，一定要想方设法利用好新型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由此改善相关产业的业态。互联网带来的不仅是新技术，更重要的是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在互联网领域，通过让交易双方直接对接，能够带动参与者的迅速甚至指数型上涨。以城市出行为例，有了互联网工具，交易双方能够很快达成协议，乘客也可以很方便地获知司机过去有没有出现过投诉事件、是否安全等信息，而不需要出租车公司等机构设立投诉机制。这种互联网机制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类似“人民战争”的网络，使得传统上难以改变的旧管理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政府应该拥抱这种新的互联网技术，以此为推动力来改造相关领域。出租车行业如果能够改善，就能够带来更多的就业、更多的百姓出行便利，促进经济的发展（详见本专栏2015年7月文章《互联网+的最大发力点应该是推进改革》）。与此类似的是互联网金融和其他互联网服务领域，政府应该抱持试验和开放的心态加以引导，帮助市场逐步形成和完善。

总之，加快供给侧的改革，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将出现一批新增长点，中高速增长将重返中国。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 篇4

我们在学校里经常教育学生遵守纪律，关心别人，诚实守信，礼貌待人，而教育的成果一旦到了家庭中、社会上却变了味，让老师们无可奈何。

例如，教育学生要守秩序，上公共汽车要排队，你排队了，人家不排队，一窝锋往上挤，老实排队的人吃了亏，上车没了座位。银行是标明了一米线的，而有人偏偏就站在你的身后，弄得你输密码要用另一只手挡着。

我接触过很多家长，他们教育孩子的理念就是不吃亏。人家打我，我要打人。带孩子上公共汽车，抢座位先不说，还坚持孩子不买票，虽然她的孩子已经达到了买票的身高。

家庭也好，学校也好，往往只重视对知识的灌输，忽视对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培养，往往只重视智商，而忽视“情商”。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讲，有必要重新审视传统的智商概念，因为决定一个人将来是否成功的诸多因素中，智力充其量只占20%，而其余80%的因素中，宽厚、自信、坚毅等情商因素的作用不可低估。美国贝尔实验室取得许多举世瞩目的成就，不在于实验室的科学家智商高，而是这些一流的学者之间友好、愉快和有效的合作。被称为当代“毕昇”的我国著名科学家王选先生也认为我们应该提倡团队精神，因为，在今天的科技发展中，善于合作的科学家取得成就的机会就大。

其实知识很重要，但是非智力以外的东西绝对不可以忽视，与人合作，与人为善，关心他人，坚忍不拔，宽厚仁慈，自信执着这些“情绪商”是未来人不可缺少的，也是现在小学生所需要的。

我们要为学生的成长打上厚重的人生底色，就是要努力培养他们自信而不固执，执着而不僵化，合作而不忌妒，坚定而不放弃，大度而不小气。用情商去弥补智商的不足，成就适应未来的“社会人”。

为什么需要有“改革六十条” 篇5

为什么改革动力只能源于基层和顶层？因为社会矛盾最终集结为顶层感受到的政治压力，中间厚重的官僚群体本质上只有压力上传和下达的功能。

事情当然远比上述的复杂许多。例如，顶层的结构，我的观察，不是铁板一块，从来不是。尤其因为，中国的政治从来不是规则政治而是人情基础上的政治，犹如中国的理从来不是“法理”而是宗法基础上的“情理”。所以，中层的利益派系必定要反映为顶层关系—“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我常想的一项研究工作，与口述党史密切相关，采取的方法，称为“网络社会科学”方法。这样，我们可能更科学地描述权力结构及其代际变迁。

在很多年里，我记得第一版《美国与中国》的结尾处（但目前的版本都没有这一结尾），费正清写过一则预言：中国两千年政治传统的最沉重包袱就是官僚政治的包袱，很难相信目前的政权能够长期回避这一问题。可惜，我始终找不到这段文字，以致我必须怀疑它是否存在过。好在它表述的这一判断，十分真切。例如，王亚南写过《中国官僚政治》，费孝通和吴晗写过《皇权与绅权》，都可支持这一判断。尤其是皇权与绅权的探讨，让我们有足够理由推测，乡绅阶层的消失极大强化了官僚政治的官僚性。因为，绅权代表局部利益，以往的政治，有许多冲突着的局部利益，通过绅权上传至顶层。宗法基础消失之后，法律—它要求“齐一性”—倾向于取消局部利益，而齐一性的最佳执行者就是官僚—俾斯麦意义的“好官僚”（而不是贪腐官僚）。因此，中共改革需要破除的官僚阻力，远比以往的政权要强大许多。也因此，任何“六十条”，看起来都是必须的，比任何简约但符合“法”的消极本质的“十条”更符合中国政治状况。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屠杀教育 篇6

关键词：大屠杀教育；二元与多元；盲目与明确；本土化与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编码：A 文章编号：2095-1183（2014）03-0023-03

为什么要对青少年进行大屠杀教育？大屠杀教育应该从什么年龄段开始？应该教些什么？大屠杀教育应该如何进行？尽管在世界范围内，这些关于大屠杀教育基本问题的争论从未停止过，但许多国家尤其是以色列和欧美一些国家，已经在实践中切实开展起了大屠杀教育，并积累了许多经验。

作为经历过南京大屠杀惨痛创伤的中国，毫无疑问应该进行大屠杀教育，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为青少年揭开这一邪恶事件的真相，去除其中有毒害的能量。事实上，当下的教科书中，比如小学品德与社会、中学历史、语文，大屠杀这一话题已或多或少地被纳入进来。但是，我国教育研究者似乎很少有人愿意碰触这一“边缘”问题，关于大屠杀教育的理性思考和学术探讨少之又少。为此，本文试以品德与社会课中有关南京大屠杀主题的几则教学案例为载体，尝试对大屠杀教育的叙事方式、知识目标与行动导向作学理分析。

一、二元与多元：叙事方式的两种可能

《不要忘记》是北师大版《品德与社会》五年级下册第六单元主题四“黄河在怒吼”第二课时的教学内容。下面一段话是某教师的教学片断实录[1]：

师：同学们，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攻占南京后疯狂屠杀我国军民，短短的40多天时间里，就杀害了30余万人——这就是惨绝人寰、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请观看图片，让我们一起回顾这段充满屈辱的血泪史。

生（齐）：好！

（配乐播放南京大屠杀图片，学生认真观看。）

师：同学们，你们刚才看到了什么？谁来说说？

生1：我看到了日本人残忍地杀害我们中国人。

生2：我看到了很多被害者的人头。

生3：我看到了日本人正在刺杀中国的小孩。

师：同学们看得真认真！是啊，从刚才一张张真实的图片中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南京大屠杀使无数同胞失去了家园，失去了尊严，甚至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因此，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我们国土上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我们一定——请同学们大声把课题读出来。

生（大声齐读）：不要忘记！

在这段文字记录中，我们能够发现其叙事方式的二元特征。即预先设定一个特定情境，其中有两种对立的角色，A是受害者，B是加害者。教师要做的就是站在受害者的单一立场上，用图片呈现的方式，对加害者的暴行进行控诉。这样呈现出来的叙事就是单一叙事，制造的是单线故事。学生的任务便是接受这种二元叙事，把自己代入到受害者的角色，只听到一种声音，被动接受这一角色。如此一来，学生的思维自然就要受到这种二元叙事的局限，无法进行理性思考。

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即以立场多元的叙事方式来进行。除了受害者与加害者的角色，还可以加入旁观者、帮凶、无关者等等角色，并把这些多元角色的声音都呈现出来。比如，可以把日本右翼势力试图为侵略翻案而篡改历史教科书，进而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言论甚至图片也呈现出来，如此便揭露了日本右翼言论的站不住脚，也令学生更信服教材的观点。可见，这种多元叙事方式，能够帮助学生从多角度、多视野看问题，进而培养其批判性思维能力。[2]

二、盲目与明确：情感指向的两种选择

《李奶奶身上的伤痕》是苏教版《品德与社会》五年级下册第四单元中的一课，其教学目标对情感与态度有这样的表述：“……让惨痛的历史事件震撼孩子的心灵，激发他们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之心，树立‘反对战争，热爱和平’的美好愿望。”下面是某教师执教这一课的片断[3]：

（设计说明：从国耻入手，通过观看《南京大屠杀》，定下沉重的基调，力求渲染气氛，激起学生情感体验，以达到“转轴拨弦三两下，未成曲调先有情”的先声夺人的效果。）

师：此时你的心情如何，最想说什么？

生：我非常非常气愤，这些日寇太残暴了，杀了30多万人，真是可气！

生：我看到他们活埋中国人，很气愤！这些日本鬼子实在太可恶了。

师：南京大屠杀在历史上是骇人听闻、空前绝后的惨剧，而侥幸活下来的人，也是伤痕累累，李奶奶身上的伤痕就是那时留下的。让我们听一听李奶奶的故事，看看这场浩劫给活着的人带来了怎样的伤害。

（播放录音：李奶奶的故事。）

师：听了这个故事，你觉得这场战争给李奶奶带来了哪些伤害？

生：是精神上的折磨，也许她每次摸到伤疤时都会想起往事。

生：日本鬼子带走了李奶奶的快乐，使李奶奶失去了很多小朋友。

师：假如你现在身上有和李奶奶一样的伤痕，感受怎样？

生：我恨那些日本鬼子！

乍一看，这是一个成功完成了情感目标的教学案例，通过声音和影像媒介的展示，教师成功激发了学生的愤怒甚至是仇恨的情感。但仔细分析，却不尽然。在学生负面情感的指向上，教师并没有做出明确的引导，使得学生情感指向失于盲目。类似“日寇”“日本鬼子”之类的“倭化”词语，不是一个明确的指称，很容易使学生把它们与全称的日本人等同起来。显然，作为一个民族存在的日本人，是不能也不应完全承担起南京大屠杀的罪责的。我想，很多青少年学生，之所以一听到“日本人”几个字就愤愤然必欲除之而后快，就跟大屠杀教育中的这一教学失误有很大的关系。

因此，教师应对学生的情感指向作出明确的引导。在唤起学生情感后，可以结合日本法西斯主义崛起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根源，帮助学生理性分析大屠杀的罪责，最终把学生的负面情感引向明确所指的人群及思想，而不是全称的日本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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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土化与国际化：行动导向的两难抉择

《在南京大屠杀纪念碑前》是教科版五年级《品德与社会》下册第三单元第二课，本课的情感目标表述为：“培养学生正确的历史观，懂得理性地看待目前的中日关系，进一步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忧患意识和强国之志。”下面是从一位教师的教案中截取的一段教学设计[4]：

四、励志导行

1. 明白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后，我们作为新中国的儿童该怎么做？（激励学生立下远大志向。）

2. 现在还有没有人敢侵略我们中国？为什么？（告诉学生中国已经强大，任何国家都不敢对我们轻举妄动了。）

3. 诵读梁启超爷爷的教导。（激励学生敢于担当历史重任，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4. 再次面对南京大屠杀纪念碑，你的心情怎样？你想到了什么？你想说些什么？（面对纪念碑庄严宣誓。）

五、活动拓展

1. 回到前面的话题，对于日本大地震，我们该持哪种态度？是同情支持还是幸灾乐祸？组织一个小小辩论会。

2. 及时评价学生的辩论观点后课堂小结。

从上述设计中我们可以发现，在行动导向上，教师总会面临本土化与国际化的纠结。站在本土化的立场上，自然是要求学生做一个好国民，牢记国耻，发奋图强，为中华民族的强大和全面复兴而努力；而在国际化的立场上，则要着眼全球，要求学生做一个好的（世界）公民，为了增进整个人类的福祉而努力。本土化与国际化两者间常常是矛盾的，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也是被近现代历史所证明了的——可是谁又能保证中华民族强大到一定程度就不会去侵略别的国家？

为此，我们需要在本土化与国际化的行动导向之间作出一个权衡。这是一个两难抉择，却又不得不进行。本土化的要求指向国家民族认同的确立，然而过度本土化就会走向狭隘的民族主义；国际化的要求指向尊重人类多样性，但是过度国际化又会陷入民族虚无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故两者不可偏废。这个平衡点的定位，取决于大屠杀教育的现实。从当前大屠杀教育的课程与教学的总体情况来看，有过度强调本土化的倾向。所以，当下的选择理应是鼓励更加国际化的行动导向。[5]

综上所述，当前小学品德课程与教学中，大屠杀教育存在着在叙事方式上二元叙事占据主导地位的特征，在情感指向上存在着盲目化的倾向，在行动导向上存在着过度本土化的现象。为了更加合理地实施大屠杀教育，需要鼓励多元叙事，倡导明确的情感指向，并将学生的行动导向更加国际化的方向。

参考文献

[1]小学品德与社会：《不要忘记》教学实录[EB/OL].2013-05-08[2014-2-25].http：//new.060s.com/article/2013/05/08/750839.htm.

[2][5]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局.大屠杀教育的政策与实践：国际的视角（第二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9-20，6-17.

[3]品德与社会《李奶奶身上的伤痕》优秀教案[EB/OL].2010-04-14[2014-2-25].http：//www.lspjy.com/thread-53364-1-1.html.

[4]印山红.《在南京大屠杀纪念碑前》教案[EB/OL].2011-05-12[2014-2-25].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63e9680100rks1.html.

责任编辑 徐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