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史（通用8篇）
摘 要 劳动社会保障法是保护劳动者权益、调整劳动关系、关于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的法律，是人权思想的立法体现。其制度建设与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状况和法律理念密切相关。这一规律在我国的劳动社会保障法制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有全面的体现。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迁，劳动社会保障法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本文将论述各个阶段我国劳动社会保障法的历史进程
关键词 劳动社会保障法 政治体制 经济状况 法律理念 历史进程
中图分类号：D922.18 文献标识码：A
封建时期，在落后腐旧封闭的文化大环境中，根本没有所谓的人权思想，社会保障法根本无从谈起，劳动制度也不过是地主阶级压迫劳动阶级的工具。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废除了旧中国的劳动制度，劳动社会保障法才有了土壤可以生根发芽，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对外贸易、文化交流的脚步，不断发展完善，在中国的法制体系中占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总体来说，自建国以来，可以把劳动社会保障法制建设的历史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
1萌芽阶段（1949―1977）
1950年6月中央政府颁布了《工会法》，明确了劳动者建立工会的合法性； 1950年5月发布的《工厂卫生暂行条例（草案）》和1951年2月发布的《劳动保险条例》促进了工人们劳动条件的改善。而1950年11月发布的《关于劳动争议解决程序的规定》为劳动争议的解决在法律上提供了途径和程序。
1954年的《宪法》也是劳动社会保障法的一部重要立法，明确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休息的权利，以及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而后，国务院于1956年颁布了《 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 》 和 《 关于工资改革中若干问题的决定 》，为劳动者能按时按量拿到工资提供了保障。在劳动保护方面，国务院于 1956 年 5 月颁布了 《 工厂安全卫生规程 》等“ 三大规程 ”，旨在保护劳动者工作时的人身安全和生命安全。1958 年，国务院关于劳动者待遇的四项重要规定。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阻断了劳动社会保障法的繁荣，全国的立法都陷入了停滞状态。
这一时期的立法，从数量上来说十分丰富，但是从内容上来说，不可避免地存在很多问题，如政治导向比较严重，基本法律框架尚未形成，法律理念较为落后等等。
2确立阶段（1978―1993）
1978年，中国正式打开了改革开放的大门，劳动法作为民主法制建设的一部分被提到日程上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劳动合同制改革势在必行。1986 年 9 月 9 日，国务院颁布了《 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 》等四项规定，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包办就业、职工终身制的“铁饭碗”格局，劳动合同制得以确立。
随着劳动法律法规的相继出台，我国劳动法律体系逐步得到完善。其中，标志性的包括 1992 年 4 月 3 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1988 年 6月 28 日颁布的《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和 1991年 4 月 15日颁布的《禁止使用童工规定》。
1986 年，通过了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 》，该计划第一次在政府文件中专设了 “ 社会保障事业 ” 一章，指明了中国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方向和主要任务。20世纪 90年代初期，在社会保障立法方面，越来越重视对社会弱势群体权益的保障，相继制定了 《 残疾人保障法 》、《 未成年人保护法 》 和 《 妇女权益保障法 》 等社会保障方面的立法，强化了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障力度。
在这一阶段，劳动社会保障法的框架得以确立，立法理念也有了新的发展，更加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其研究也更加广泛深入。
3发展阶段（1994―2006）
1994年是中国劳动立法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年份，第一步劳动法典在这一年诞生，形成了一个有逻辑、有结构的制度体系。而后，又先后制定了《老年人权益保护法》、《职业病防治法》、《安全生产法》、《失业保险条例》、《住房公积金条例》、《工商保险条例》、《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等等。
这一阶段，民生议题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话语。随着改革的深化，城乡差别、贫富分化、就业问题、劳资冲突、医疗保障、生产安全等一系列问题不断凸显。迫切的社会需求以及国家对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制建设的重视极大地推进了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学研究的发展。所以，关于劳动社会保障法的研究和讨论不断涌现。
4繁荣阶段（2007―现今）
2007 年，三部重要的社会立法 ―― 《 劳动合同法 》、《 就业促进法 》 和 《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相继出台，这标志着我国社会法律体系的进一步完善，2007年也因此被学界称为 “ 社会立法年 ”。同年，《残疾人就业条例》、《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也颁布施行。而《社会保险法》的审议，《社会救助法》草案也开始公开征求意。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批准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就业政策公约》、《授予就业最低年龄公约》、《残疾人权利公约》等。
这一阶段的立法极大地完善了整个劳动社会保障法制体系，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法制观念和人权思想，标志着我国的劳动社会保障法进入了定型、稳定发展阶段。
一、环境问题的产生和中国环境问题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一) 环境问题的产生
环境问题自古有之, 它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发展的, 依据历史时期的不同, 我们可以把环境问题分为两种, 一种是传统意义的环境问题, 主要是指工业革命以前人们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所导致的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另一种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环境问题, 它是指工业革命之后, 随着工农业快速发展和城市化, 除了上述自然资源的破坏加剧外, 也引起了“三废” (废气、废水、废渣) 污染、噪声污染、放射性污染和农药污染等更为严重的环境问题。
(二) 中国环境问题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1. 中国环境问题的现状。
当前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已发展到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世界性的重大社会问题, 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主要有三类:一是全球性的大气污染, 如“温室效应”、臭氧层的破坏和酸雨;二是大面积的生态破坏, 如大面积的森林被毁、草场退化;三是突发性的严重污染事件, 如2010年5月美国墨西哥湾漏油、2011年3月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因地震导致核泄漏等。
针对中国而言, 生态环境日益呈现出恶化趋势:大气污染居高不下, 水资源持续短缺, 水土流失加剧, 水质污染明显加重, 土地退化和耕地占用严重, 森林减少, 草原退化、沙化面积不断加大, 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加快, 污染事件不断增多……突出的现象是:全国城市居民正呼吸着悬浮微粒浓度日均值比国际标准高出10倍的污浊空气;全国酸雨覆盖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29%, 仅此一项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达140亿元;全国七大水系近一半的监测河段污染严重, 86%的城市河段水质超标;全国有2/3的城市居民生活在超标的噪声环境中, 工业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已累积70亿吨, 水土流失面积已达150万平方公里, 受污染耕地达1.5亿亩以上。另外, 1998年6月中旬中国发生的特大水灾以及2008年1月下旬在中国中南部地区发生的特大暴风雪, 都给国家和人民群众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这都与环境遭到破坏有很大的关系。
2. 中国环境问题的原因分析。
(1) 经济发展引起的环境问题恶化。经济体制的改革, 大大解放了生产力。为促进经济快速增长, 有的地方对资源开发无计划、无节制、乱采滥伐、破坏严重;有的地方背后甚至喊出“宁肯毒死, 不能穷死”的荒唐口号, 上马一些高能耗、重污染的项目;有的工程项目因种种原因, 导致人为拆毁、垮塌、重复建设的现象时有发生, 对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的破坏;还有的为了所谓的经济发展, 不惜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大搞“面子工程”、“亮化工程”等等, 这都对当地环境造成了一定的污染和破坏。 (2) 环境影响评价质量亟待提高。有些环评单位不坚持科学评价, 不敢以客观的事实和科学的数据说话, 评价结论含糊不清, 模棱两可, 将项目的环境可行性与否的结论推给审批部门, 甚至极个别的环评单位弄虚作假, 编造、伪造数据, 或者隐瞒事实, 严重影响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落实, 使之流于形式。 (3) 环境问题与人口有着密切的联系, 因中国人口众多, 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 如生活垃圾数量庞大, 生活污水与日俱增, 而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滞后;根据公安部最新资料, 截至2010年11月25日, 中国机动车保有量已达1.99亿辆, 由机动车引发的污染不容忽视;另外, 在用电、水、油、气、煤、纸张、一次性木筷、废旧农用薄膜、包装用塑料膜、塑料袋、一次性塑料餐具等等方面, 都存在着惊人的浪费, 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和破坏。 (4) 公众环保意识普遍较差。目前, 大多数人对于中国环境问题的客观状况缺乏一个清醒的认识。有的认为环境保护是政府的事, 与个人关系不大;有的认为个人应参与环保, 但因对自己要求不严, 经常不了了之;有的认为环境污染主要是大企业、大公司造成的, 个人对环境的影响非常小等等不正确的认识。 (5) 突发事件引起的环境污染。“1998—2002年这五年, 中国重特大环境污染事故发生了387起, 2003—2007年中国发生重特大环境污染事故90多起。”这是北京大学环境法学教授汪劲的统计数据。特别是近几年来, 国内也发生了很多突发性的污染事件, 如2007年太湖蓝藻事件、2011年6月渤海湾漏油事件、2011年8月云南曲靖铬渣污染事件等等。 (6) 外资企业引起的环境污染。由于中国境内较为宽松的环境质量标准, 20世纪六七十年代, 一些国外污染行业将其生产地转移到中国, 这也就是发展中国家通常会面临到的发达国家环境寻租的问题。有数据显示, 日本污染产业在外国投资中有2/3在东南亚和拉美, 欧盟在中国的投资行业中20%属于污染密集型。
二、对中国环境法制建设的几点思考
环境法制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 其中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为更好地保护中国的环境资源, 让环境不再哭泣, 还人民群众一个适宜的生存环境, 在此笔者就对中国的环境法制建设作以下几点思考:
(一) 立法观念的转变与立法实践的加强
中国环境保护法颁布二十多年来, 法律的调整范畴依然是以环境污染防治法为核心的传统型环境法体系。事实上, 环境保护不仅包括对已有污染的治理, 还包括对现有环境的保护。各地在发展地方经济时, 要逐步走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积极实现“预防为主, 防治结合”的新型环保路线。
地方环境立法在制定时, 也必须坚持强化环境管理, 突出重点, 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一盘棋的指导思想, 统一考虑, 坚持为环境管理服务, 以环境保护为环境立法的重点, 具体说来, 有如下原则: (1) 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 所谓“可持续发展”, 即“满足当代人的需要, 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它的核心是发展, 其重要标志是资源的永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这就要求人们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改变人类对于自然的态度, 在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 必须注重对环境资源的保护。当然, 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以法律作为保障。 (2) 改变地方政府成绩考核的GDP导向, 把环境保护作为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之一, 促使地方政府积极协调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 及时公开环境信息, 对影响公众环境权益的政策和立法建议、规划与建设项目, 要充分听取专家及公众意见, 做到科学决策, 使二者之间达到高度的和谐统一, 造福一方百姓。 (3) 强化污染责任制原则, 谁污染谁治理, 地方立法应将国家立法中污染者责任具体化、明确化。在责任承担上, 唯有让污染企业为自己污染环境的行为付出高昂的代价, 才能引起他们对环境保护的足够重视。另外, 对于那些严重违反环保法的规定, 造成重大环境事故的单位或个人, 应当依法提交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而不能“以罚代管”, 偏袒或放纵相关责任主体。 (4) 健全环境监管体制, 坚持和完善环保部门统一监督管理, 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的环境管理体制;建立健全“国家监察、地方监管、单位负责”的环境执法监管体制;国家加强对地方环保工作的指导、支持和监督, 协调解决跨省域环境问题, 督促检查突出的环境问题;地方政府对本辖区环境质量负责, 组织完成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任务;法人和其他组织负责解决自身的环境问题。
(二) 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是指根据法律的授权, 一切单位或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 并有权对污染或破坏环境的单位或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 由法院追究违法者责任的诉讼制度。那么, 谁适合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第一顺位原告呢?笔者认为, 环保部门是最适合的主体, 首先是其职责所在;其次拥有其他主体无可比拟的专业人才、设备等环保资源, 同时, 也可支配财政资金而具有承担诉讼成本的能力。另外, 在没有适当主体或现有主体无法行使环境公益诉权时, 检察机关可作为最终的原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三) 加大法律监督和完善执法环境
由于中国实行环境保护行政主导, 权力相对集中, 行政部门自由裁量权较大, 因此法律监督尤为重要。我们知道, 法律监督则是使法治在法律状态各个阶段得到有力保证的重要法律措施,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严格有力的法律监督, 也就没有法治。严格依法行政, 严肃查处环境违法行为, 对执法人员的不作为、胡作为、渎职的, 要依照规定严肃处理, 以期不断完善中国的执法环境。
(四) 公民环保意识与守法观念的加强
如果没有公众的普遍环保意识和守法观念, 再完善的环境立法也仅仅是纸面上的东西, 因此要求各级政府要积极宣传当前中国的环境状况, 提出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迫切性, 倡议大家节能减排、低碳生活, 积极加入到“人人参与环保, 共建美好家园”的活动中来。
(五) 对环境构成物的物权归属思考
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水资源等自然资源是构成环境的主要方面, 在中国, 这些财产所有权都属于国家或者集体所有。尽管法律明确规定使用人“有管理、保护、合理利用的义务”, 但使用人往往为了追求更多的经济利益而逃避这种义务。例如中国为了保护环境而实行的“退耕还林”政策与“休渔期”政策, 这显然会减少农民与渔民的收入, 若政府对他们没有补偿, 势必影响政策的贯彻执行。“私人的物品往往受到最大可能的保护, 笔者认为, 中国人往往有珍惜自己财产的传统, 给予私人更长的承包期, 相信人们会从自身的长远利益出发, 对环境资源做到最大限度的保护。在这样的基础之上, 政府再加以宏观调控, 效果应该是非常明显的。
(六) 运用一系列的经济手段将市场机制引入环境立法
所谓市场机制, 是指通过价格手段对资源进行配置, 使资源流向最需要的地方, 争取最高效率地使用有限的资源。在环境立法中引进市场机制, 就是利用法的规范性与强制性功能, 对各种可能产生污染的企业在源头进行有效的控制, 从而达到协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1. 引入税收机制, 政府征收一定的环境税, 又称绿色税收, 主要可分为排污税和产品税两种。
前者主要是针对污染企业, 从污染源头、污染行为进行控制, 如造纸、化工、冶炼等等。产品税主要针对那些可能造成污染的产品, 如塑料制品、一次性电池、石油、碳、煤等。
2. 引入收费机制, 主要是对企业排污进行收费, 通常是拟定排放标准, 超过一定标准则收取一定费用。
另外, 合理确定生活污水、垃圾处理等收费标准,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污水、垃圾治理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与运营;鼓励污染治理产业化, 培育市场化运作机制。
3. 引入排污权交易制度, 主要是通过建立合法的污染物
排放权利, 并允许这种权利像商品那样买入或卖出来进行污染排放控制。政府先要设定某区域内的总量调控, 对该地域或空间内可容纳的最大排污总量面向企业进行分配, 在初始分配后允许企业进行排污权交易, 这样通过市场手段将排污权从治理成本低的企业流向治理成本高的企业, 最终实现社会以最低成本减少污染物, 从而使环境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
4. 押金制度是指通过强制性的措施, 使消费者在购买商品
时, 凡涉及有玻璃或塑料等容器 (或包装物) 时, 在商品价格以外预存一部分钱作为押金, 待消费者退回这些容器或包装物, 商家再把押金退回消费者。否则, 其所支付的押金将不能退还。
三、结束语
为了我们及后代共同的利益, 我们只有立足于本国环境现状的实际情况, 去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的切实可行的法治化道路, 加快环境法制建设的进程, 不断完善中国的环保法体系, 对中国的环境资源进行有效地保护, 以求更有力的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 保障社会公众的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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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史上，董必武是一个具有特殊地位的人。1920年，他与陈潭秋等在武汉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他在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同时，作为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之一，董必武是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当中，唯一在国外学习过法律、并以革命家的姿态最早主张依法治国的人。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全面领导政法工作，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对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法制文明作出了杰出贡献。缅怀先烈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回顾董必武探索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学习和研究董必武的法制思想，对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提出法制国家观
董必武法制建设思想中的一个重大创造，是提出了法制国家观。他以自己深厚的学识和丰富的经验，阐述了法制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董必武认为：法制是人类文明的主要一项，“国家没有法制就不能成为一个国家”。[1]由于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习惯于用暴风雨式的阶级斗争方法来夺取政权，因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内对于法制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针对这种情况，董必武及时提出了加强人民民主、创建法制文明的口号，指出：“现在无论就国家法制建设的需要来说，或者是就客观的可能性来说，法制都应该逐渐完备起来。法制不完备的现象如果再让它继续存在，甚至拖得过久，无论如何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2]在上述论述中，董必武把法制与文明紧密联系起来，强调没有法制国将不国，没有法制也不能搞社会主义建设。这是董必武法制思想理论中的一大亮点，它有力地驳斥了法律虚无主义。
2.确立依法办事的根本原则
1956年，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转入社会主义建设。法制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方面，如何健全和加强法制，是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为此，1956年9月，董必武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 《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讲话，高瞻远瞩地指出：人民民主法制必须进一步加强才能适应党所提出的任务，“依法办事是我们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的中心环节。”[3]依法办事的论断是董必武总结自己长期革命斗争和工作实践得出的。董必武是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少有的专修过法律和从事过律师职业的领导人之一。在革命战争年代，董必武从事过律师职业，主持制订过惩治和审判土豪劣绅的有关法律，担任过苏区政府的最高法院院长，发起组织过宪政协进会等组织。新中国成立后，他主持起草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等法律文件，在这一系列法制实践中，董必武形成了自己的法制思想。董必武的依法办事思想，主要包含以下观点：
第一，必须有法可依。依法办事的前提，是要在重要的社会生活领域制定法律，使人们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依法办事的第一步就是要立法。董必武认为，“建立新的政权，自然要创建法律、法令、规章、制度。我们把旧的打碎了，一定要建立新的。否则就是无政府主义。如果没有法律、法令、规章、制度，那新的秩序怎样维持呢？”[4]在党的八大上，董必武再次论述了加强法制建设的重要性，强调党必须采取积极措施，健全人民民主法制。
第二，必须有法必依。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内，有法不守的现象还比较严重。尤其是在一些党员干部队伍中，出现了天下是自己打下来的、法律是管别人的、自己可以逍遥法外的错误思想。对此，董必武敏锐而深刻地指出：“目前我们法律工作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法律不完备，一个是有法不遵守。这两者哪一种现象较严重呢？应当说有法不守的现象比较严重……现在不守法、不依法办事的是社会上一般公民多呢？还是国家机关干部多？我看是机关干部较多。”[5]董必武认为，有法不依，等于无法，有了法而不去了解，有什么用呢？如果以为有了法，就可万事大吉，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他明确强调，凡属明文规定的，必须严格贯彻实行，按规定办事，不许有任何违法现象，要在人民中确立法律至上的观念。
3.倡导党员干部带头守法
树立守法意识，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党员干部要以身作则、模范遵守法律，是董必武一贯的思想。早在延安时期，董必武就提出，政府所颁布的法令、所定的秩序，我们的党员应当无条件地服从和遵守。如果我们党员违背了政府的法令，破坏了社会的秩序，我们自己必须负责，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新中国成立后，针对部分党员干部居功自傲，不把法律、法令放在眼里，不自觉遵守法律的现象，董必武更是在许多场合发表讲话，提出严厉批评：“要使群众守法，首先就要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者以身作则。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对法律、法令有充分的理解，才能正确地执行和模范地遵守法律。”“有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由于认为自己对革命有贡献，滋长了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自满情绪，不把法律、法令放在自己的眼里，以为这些只是用来管人民群众的，而自己可以不守法，或不守法也不要紧，这都是极端错误的。”[6]在这些讲话中，董必武反复强调了党员干部必须带头守法，才能领导人民群众来守法的观点，坚决主张对那些自命特殊、置国法于不顾而违法的党员干部，不论其地位功劳，一律追究法律责任。
4.强调正确处理党政、党法关系
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对于如何处理好党的领导与依法办事和政府权力的关系，当时不少人思想上存在着错误认识，以为党的领导就是党什么都管，就是党直接管理国家事务。而事实上，我国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都属于人民”。我们的法律是党领导人民制定颁布的，它不仅是人民利益的集中代表，也是党的政策和主张的体现。党领导人民制定了宪法和法律，但党不能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依法办事，就是依据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法律办事，党的领导与依法办事应该是统一的。正是看到了这一点，董必武明确指出：“党是我们国家的领导核心，我们一切工作都是在党领导下进行的，但党的领导不是每个具体案件都要党委管，如果这样，那还设法院这些机构干什么。党是依靠机关里的党组来领导。”[7]他还提出，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应注意：“党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不应把党的机关的职能和国家机关的职能混同起来，党不能因领导政权机关就包办代替政权机关的工作。”“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正确关系应当是：一，对政权机关工作的性质和方向应给予确定的指示；二，通过政权机关及其工作部门实施党的政策，并对它们的活动实施监督；三，挑选和提拔忠诚而有能力的干部（党与非党的）到政权机关中去工作。”[8]
1.积极推动法制教育
鉴于新中国初期我国法制建设面临不少的问题，如对法律、法令的严肃性认识不足，少数党员干部对法制不重视和不遵守等，董必武提出，要加强法制建设，就必须积极开展法制教育，以此培养人民的守法思想，增强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努力设法清除不重视和不遵守国家法制的现象，使全社会形成守法的风尚，否则，将给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造成极大的损害。同时，董必武也清醒地认识到，在我们国家，由于新中国刚成立，对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法制和法纪教育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决非一日之功所能达成，任务将是相当艰巨的。他引用列宁的话说：推翻一种旧制度是比较容易的，但要把千百万小生产者的习惯改变过来是很困难的。这不能靠下一个命令来解决，而要做经常的宣传教育工作，要与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散漫习惯等作长期斗争，并且要依靠法律进行这个斗争。宣传法纪的教育更是长期斗争，在工人阶级内部、外部都要做这个工作。[9]
2.全面推进立法工作
依法办事离不开完备的法律。要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利，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以法律作为人们行动的准绳和规则。人民民主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为了建立健全各种法律、法规，董必武可以说是呕心沥血。还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董必武就直接参与了《共同纲领》的起草，并主持起草了作为国家基本法律之一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又主持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等重要法律法规的制定。此外，董必武还主持或参加了另外几部法律草案的起草工作，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院组织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等，全面推进新中国的立法工作。
3.建立健全新中国各级政法机关
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法制建设一系列繁重而艰巨的任务，董必武迎难而上，领导并参与了废除国民党反动政权一切旧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建立新中国法制体系的重大工作。他高度重视中央与地方各级政权机关的建立，努力着手建立新中国的各级政法机关。他协助周恩来迅速组建了政治法律委员会、内务部、公安部、司法部、法制委员会等部门，之后，各地又相继建立起公证机关、律师机构。1951年5月，董必武领导政法委员会讨论并决定省以上人民政府建立政法委员会，明确其职责主要是指导与联系民政、公安、司法、检察院、法院、监察委员会等机关的工作，同时负责处理相互间的组织与工作关系。
为了正确处理司法系统内部各机关的关系，董必武还及时提出了公、检、法“分工负责”的权力制约观。他认为，公、检、法互相制约有助于加强三者之间的相互监督，有利于保证各自职权的正常行使，防止和减少工作中的失误或偏差。同时，在人民法院内部，董必武在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期间，又确立了公开审判和辩护制度、陪审员制度、合议制度、审判委员会制度等重要的诉讼制度。董必武为新中国人民司法的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理论建设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4.大力进行司法改革，培养政法干部
旧政权的被推翻，一方面使国家的本质发生了改变，另一方面新国家又面对大批旧政权遗留的工作者，惟有对这批人员进行改造，才能使其继续担负原来的工作。为此，围绕提高司法队伍的政治思想觉悟，纯洁其组织，1952年5月，董必武指示中央政法部门派出四个联合视察组，到华东、中南、东北、西北等地，对司法干部队伍的组织和思想状况有重点地进行调查研究。在董必武的建议下，1952年下半年起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司法改革运动，通过这场运动，将司法队伍中的坏分子从审判部门清除出去，肃清司法工作者头脑中旧法观点的遗毒。
董必武深知，有了法，还须有具备起码的法律科学知识的人去运用，否则不可能不判错案。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法律专业人员极为缺乏。因此，董必武不仅多次呼吁要加强法律干部的培养，而且于1952年10月具体地提出了训练政法干部的意见，要求依靠各方面的努力，开办各级政法学校和政法干部轮训班，解决法律人才不足的问题。在董必武的关心和推动下，不久，北京、上海、重庆陆续成立了政法学院，这为提高新中国政法干部的素质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董必武的法制建设思想和实践，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法学思想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今天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仍有重要指导意义。尤其是董必武关于党员干部要学习和掌握法律，以身作则，带头守法、护法，成为群众表率的告诫，更给予我们深刻启示。同时，目前我国社会上权大于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甚至腐败的状况并未完全杜绝。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免遭严重挫折，我们今天尤应高度重视董必武当初的教诲，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切实贯彻落实依法办事这一治国理念，认真做好各项工作，使党中央“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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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法制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民族工作纳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是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实施依法行政的重要内容，也是民族工作长期实践的重要经验。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民族法制建设从初步建立到基本完善，取得了重大成就，为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稳定，巩固和加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法制保障。
我国民族法制建设的光辉历程及成就
党和国家历来十分重视依法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合法权益，重视加强民族法制建设。新中国的民族法制建设，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初创阶段(1949年9月至1957年6月)。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把党的民族政策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加以确定，成为建国初期民族立法的法律基础。随后，根据民族工作需要，党和国家制定并实施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政务院关于保障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成分享有民族平等权利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关于建立民族乡若干问题的指示》等54件政策法规。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颁布实施，对民族区域自治及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定。这一时期，民族法制建设的特点是数量多、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
起步发展阶段(1957年6月到1966年6月)。这是我国民族立法工作在曲折中前进的时期。1954年宪法确立了中央高度集中的立法体制，同时明确规定了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权。这一时期，全国96个自治地方共制定了48个单行条例，其中有46个是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组织条例。但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一些重要的民族立法工作停顿下来。《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起草工作，从1954年着手起草到1959年上半年，已经写出八稿，但因当时的政治形势而被搁置下来。
停滞阶段(1966年6月到1978年12月)。“文革”期间，受“左”的思想干扰，1975年宪法取消了民族自治地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规定，民族法制建设出现严重倒退。1978年宪法虽然恢复了1954年宪法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规定，并有所补充，但这部宪法仍然很不完备，民族法制建设仍然停滞不前。
繁荣发展阶段(1978年12月至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民族工作的拨乱反正，民族法制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1.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制定和颁布。1979年4月，全国边防工作会议强调，“必须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加强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建设，保障各少数民族地区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政策的自主权。”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1982年12月，新中国第四部宪法颁布施行，全面恢复了1954年宪法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规定，并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当时民族自治地方的实际情况出发，做出许多重要修改和补充，使宪法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规定逐步完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为了贯彻落实宪法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规定，进一步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制定工作重新提上了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1983年，经中央批准，成立了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同志为首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起草工作领导小组，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多次座谈审议和反复讨论修改，1984年5月，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专门法律，全法共7章67条，全面总结了我国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30余年的历史经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使宪法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原则得到了具体体现。这部法律的颁布，是我国民族法制建设的重要成就，标志着我国的民族法制建设走上了新的发展阶段。
2.民族区域自治法配套法规制定工作全面展开。1991年1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标志着建立民族区域自治法配套法规工作迈出实质性步伐。2001年2月，新修改的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施行后，制定贯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行政法规和具体办法便成为一项重要而又紧迫的任务。2003年3月，胡锦涛同志指出：“要抓紧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实施细则，把法律的一些原则规定具体化，确保这一法律得到全面贯彻落实”。2005年5月，胡锦涛同志再次强调指出：“要抓紧制定配套的法律法规、具体措施和办法，制定或修订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逐步建立比较完备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法律法规体系。”同年5月，国务院颁布施行《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若干规定》明确规定了上级人民政府的职责和义务，并对违法责任和监督机制做出明确规定，这是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实施以来国务院制定的第一部贯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行政法规，是我国民族法制建设的重大成果，具有里程碑意义。为了贯彻落实《若干规定》中关于扶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国务院制定并实施了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和兴边富民“十一五”规划，从项目、资金、政策等多方面加大了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支持力度。据统计，截止2008年底，国务院有关部委制定了22件配套性文件或规章，四川、海南、重庆等省市出台了13个贯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制定了137个自治条例、510个单行条例、75个变通和补充规定，民族区域自治法配套法规建设成绩喜人。
3.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修改。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以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国家对民族地区的一些政策做了适当调整，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一些条款已经不适应新形势需要，适当修改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时机已经成熟。在党中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九届全国人大成立了以铁木尔·达瓦买提副委员长为组长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修改小组。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起草了民族区域自治法修正案草案(建议稿)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三次审议，于2001年2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决定》。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这次修改，科学总结了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实施以来的成功经验，充分反映了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新形势和新要求，我国民族法制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4.民族区域自治法执法检查。全国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贯彻实施。2006年7月至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执法检查组，分别由4位副委员长带队，先后赴内蒙古、宁夏等11个省、区进行检查，同时，委托吉林、重庆等9省、市人大常委会在本行政区进行检查，检查的重点是上级国家机关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配套法规建设情况。同年12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民族区域自治法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取得的成就，客观反映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以及民族地区干部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提出了进一步贯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意见和建议。为了做好执法检查整改工作，作为承办单位，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除听取国家民委、国务院法制办关于整改工作进展情况和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法配套规章进展情况的汇报外，还组织6个调研组，分别到发改委、财政部等14个部门，就整改建议的落实沟通情况、交换意见。此外，还到贵州等13个省市进行跟踪检查，了解各地整改工作开展情况，征求对执法检查整改工作报告的意见。这次执法检查对推进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贯彻实施，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挥了积极作用。
经过长期而有效的民族立法活动，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以宪法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规定为核心，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主干，以国务院及其职能部门制定的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民族自治地方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以及自治区和辖有民族自治地方的省(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为主要内容的民族法律法规体系，较好地保障了我国各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合法权益，保障了民族区域自治这一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推行，对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维护地方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起到了重要的法制保障作用。
我国民族法制建设的基本经验
我国民族法制建设经历了60年的风雨历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概括来讲，这些经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把坚持维护国家法制统一作为首要原则。国家法制统一是国家统一的重要标志。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民族法制建设必须融入国家整个法律体系之中，坚持宪法原则，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维护国家整体利益。任何民族立法都不得与宪法和国家制定的其他法律相抵触，必须保证宪法和法律在民族地区的遵守和执行，保证国家政令畅通。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民族法制建设正确的发展方向。
把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作为重要方法。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各个民族各具特点，民族法制建设必须根据民族地区实际，把握原则性和灵活性，决不能搞一刀切。新时期的民族法制建设，要在坚持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前提下，在坚持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原则下，充分体现民族地区特点，充分照顾各族人民利益，将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切实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
把处理好政策与法律法规的关系作为有效手段。民族政策和民族法律法规，都是解决民族问题的规范性文件，民族政策有时也以法律法规的形式表现出来，几乎所有的民族法律法规都表达了一定的民族政策要求，民族政策和民族法律法规两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是我国民族法制建设的一大特色。把多年来行之有效的政策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是我国立法工作的一个重要手段和一条成功经验。新时期的民族法制建设，要妥善处理好政策与法制的关系，善于把党关于民族工作的方针政策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上升为国家意志，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提供有力持久的法制保障。
2.发行监管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就是要逐步强化市场的约束机制，我国最终会实现证券发行审核从核准制向注册制过渡，但是会有一个较长的过渡期。
3.我国相关法律规则的颁布和实施在改善券商赢利模式、推进券商向现代金融企业方向发展的努力十分明显。
4.2003年里，一些直接将证券市场与推进企业改革联系的法律规则和规范性文件予以发布，涉及到上市公司的资产管理和治理结构。对国有企业改制的规定专门涉及到了管理层收购，严禁“自卖自买”国有产权。
5.值得关注的是，新的《证券投资基金法》对一些目前争议较大的问题，法律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同时也为基金管理公司日后受托理财预留了空间。
6.证券市场的监管在注重实效的同时下，也要进一步体现法制化的要求，强调依法监管。交易所相关自律中介组织积极推进行业诚信建设。
7.证券民事赔偿机制的建立，给投资者请求司法救济的权利，但这一制度应“备而不用”，更应强化行政与刑事责任对违规行为的处罚、遏制作用，而探讨投资者权益的民事保护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司法介入并非万能，要适度。
2003年，我国证券监管部门遵循“法制、监管、自律、规范”的既定方针，坚持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与市场的可承受程度相统一原则，将工作的重点放在法律法规的执行和市场机制的调整上。从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执行效果考察，证券市场的法治观念已经渗入到参与证券市场的各方主体；法制手段被更多地用来解决这一特定阶段中国证券市场所面临的具体问题。
一、《证券法》修改为证券市场及参与各方总体定位
关于证券市场以及参与各方的总体定位是通过《证券法》的修改体现出来的。早在2002年底，中国证监会就提出《证券法》修改征求意见稿。在2003年6月，《证券法》的修改被列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2003年的13项立法计划之一。2003年7月，全国人大财经委《证券法》修改起草工作组成立。原计划在2003年年底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证券法》修改草案因准备工作不足被推迟。
在《证券法》修改过程中，一直明确要处理好规范和发展的关系，要通过这次修改促进证券市场的创新。这其实是在宏观上为证券市场以及参与各方总体定位。《证券法》的相关规定为证券市场定位，也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设定基本框架。其中具体规定所涉及到的问题，比如分业经营与管理、现货交易、融资融券、国企炒股、银行资金入市等，给参与各方设定了活动空间。实际上要达到这一目的，仅仅通过《证券法》的修改还不够，还需要结合其他相关法律规则的相应修改。比如分业经营与管理问题，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以及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密切联系起来的。后三部法律中为金融混业预留空间，《证券法》的修改应在同一问题上，从自身角度出发加以规定。其他方面的问题也需要不同法律规定从不同角度出发作出协调性的规定。
另外，在2003年关于《公司法》修改的探讨也非常多。这些探讨比较深入和全面，在理论上为《公司法》的修改做了充分准备。而且，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征求意见稿。这一司法解释本身，需要改进的地方甚多。它很重要的意义之一可能在于，系统地梳理出了《公司法》颁行将近十年来所暴露出来的问题。这方面的规则对上市公司很重要，因为直接涉及到股东权益的司法保护。对于证券市场其他各方主体也很重要，因为他们绝大多数是采取公司形式的，除针对例外情况有特别规定的外，基本上要一体适用公司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所确立起来的规则。
二、发行制度改革日趋市场化
在2003年底，证监会发布了《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暂行办法》、《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暂行办法》和《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工作细则》，这在规则上为保荐制度的正式启动做好了准备。
10多年来，我国股票发行制度所采用的形式有审批制度下的额度控制和核准制两种。期间，在这两个大的制度框架下，又有过若干具体规则上的变化。目前所采取的保荐制应该说是核准制下一种更为市场化的方式。所谓“保荐制”即指由保荐人（券商）负责对发行人的上市推荐和辅导，核实公司发行文件与上市文件中所载资料是否真实、准确、完整，协助发行人建立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并承担风险防范责任。
从附表关于发行制度演变简介中可以看出，发行监管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就是要逐步强化市场的约束机制，进一步减少乃至消除行政力量对选择证券发行人的干预。改革的每一步骤都体现出了提升上市公司整体质量，为券商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的努力。但是任何制度的推行都无法脱离中国国情。可以预见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中国证券市场在发行的问题上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有上市融资愿望的企业很多，市场的容纳能力有限。中国最终会实现证券发行审核从核准制向注册制过渡，但是会有一个较长的过渡期。
作为发行制度改革的一个部分，要把好市场准入关，必须有一个公开透明、廉洁公正、权责明晰、专业高效的发审委。在2003年颁布了《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暂行办法》和《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工作细则》。与改革前的情况相比较，新规则使发审委更能充分实现作为一个机构在制度设计上的期望，调整了发审委的组成，委员人数为25名，部分委员为专职。新的发审委员在专业背景、执业经历和工作时间等方面都更能满足发行审核的要求；再就是对发审委的监督也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工作更透明，不仅发审委的组成人员向社会公布，而且还要公布发审委会议时间、参会委员名单、审核企业名单及审核结果。人员在定期轮换，委员每届任期一年。建立起了委员的问责机制和监督机制。
三、为券商向现代金融企业方向发展提供制度保证
在2002年券商全行业亏损，2003年这一状况在延续。相关法律规则的颁布和实施在改善券商赢利模式、推进券商向现代金融企业方向发展的努力十分明显。
（一）改善证券公司的治理结构
《证券公司治理准则（试行）》的颁布，理清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经理层之间的关系，对证券公司内部各主体行为的规范有利于在证券公司内部建立完善的权力制衡机制，避免出现内部人控制和大股东追逐短期利益、直接干预证券公司日常经营或者通过不公平交易向自身输送利益，侵害客户合法权益和小股东利益的行为。该《准则》从两个方面规范了董事会的运作：一方面是对董事会的构成提出了明确要求，规定在证券公司董事会中，内部董事不得超过董事人数的二分之一，必须设立独立董事，并且对独立董事的职责、权利、义务都作了详细的规定；另一方面是要求证券公司在董事会下设立专门委员会。目前证券公司董事参与决策主要通过董事会例会和董事会临时会议，该《准则》明确要求证券公司董事会就风险管理、审计等事项设立专门
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由独立董事担任召集人，这是提高董事会运作的规范性和有效性，提高董事会决策效率的重要保证。
该《准则》还加强了对证券公司经理层的监管。除了对经理层的任职资格、职责作出明确规定外，证监会还曾发布过《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分支机构负责人任职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详细规定了高管人员和分支机构负责人申请任职资格应当具备的条件，应当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以及相应的责任承担。该《准则》还特别强调证券公司要建立有效的经理层人员激励与约束机制，加强对经理层人员考核与监督的力度，保证对经理层人员行为、绩效评估、监督的持续性和公正性，有利于最大限度地调动经理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经理层人员的利益与股东利益相统一，实现证券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财政部发布了《证券公司执行〈金融企业会计制度〉有关问题衔接规定》，同时通知要求上市证券公司和外商投资证券公司以外的证券公司应当自2004年1月1日起执行《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并鼓励其按照《金融企业会计制度》编制2003年年度财务报告并进行相应会计处理。
《关于加强证券公司营业部内部控制若干措施的意见》的发布，旨在进一步加强对证券公司内部控制，该《意见》要求证券公司加强对证券营业部的人事管理、明确证券营业部的岗位设置和责任、加强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的集中统一管理、建立健全证券营业部稽核制度，加大现场稽核力度等。
（二）拓宽券商融资渠道，增加了证券市场的潜在资金供给量
在2003年，中国证监会发布《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规定符合条件的券商可开展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客户资产管理的业务范围比较宽泛，而且证券公司既可以为多个客户办理集合理财业务，也可以为单一客户办理定向理财业务，从事客户资产管理的门槛比较低，客户资产管理的对象也比较广。另外，试行办法还为券商开展专项资产管理业务预留了空间。
《证券公司债券管理暂行办法》以及与此配套的5个文件的颁布，使证券公司经批准可以向社会公开发行或向合格机构投资者定向发行债券。发债受到了券商的青睐。首先，与上市相比，券商发债的难度要小很多，而且发行过程短，融入资金规模大，有利于改善券商的财务结构。其次，经过多次降息，我国利率水平已到历史低位，从而使债权融资成本大大降低。所以在规则发布后，随即有多家券商上报发债申请。按照规定，发债所募集的资金将主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三）规范证券公司的退出
在2003年里，大连证券成为第一家被中国证监会作出取消证券业务许可并责令关闭的证券经营机构。除大连证券外，此前已经有鞍山证券等专营证券机构以及广国投、中经开等兼营证券机构退出。
证券公司作为公司的一类，应符合《公司法》关于公司破产、解散和清算的规定。《证券法》中也规定“证券公司在证券交易中有严重违法行为，不再具备经营资格的，由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取消其证券业务许可，并责令关闭”。中国证监会正是根据这些规定，对违法违规行为严重，并且公司已资不抵债，不再具备继续经营条件的大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出取消证券业务许可并责令其关闭的行政处罚决定。
值得注意的是，证券公司不同于一般公司的最大特征在于其风险具有扩散性、放大性，证券公司破产或解散退出后往往对证券市场甚至整个金融体系和国民经济产生冲击。因此，对证券公司营运的监控和预警有待进一步加强，比如对于成立保护投资者基金、赔偿、监管等方面，都应该有更为详细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
四、规范有序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在2003年里，发布了一些直接将证券市场与推进企业改革联系的法律规则和规范性文件。比如《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适用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国有参股企业中的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这些资产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在上市公司，所以说对这些资产的管理，会涉及到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按照暂行条例的要求，作为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主要通过行使企业出资人权利对所出资企业国有资产实施监督管理。其监督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对所出资企业负责人实施管理，对所出资企业重大事项实施管理，以及对企业国有资产实施管理。
《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规定国有企业改制应采取重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合资、转让国有产权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多种形式进行。国有企业改制，包括转让国有控股、参股企业国有股权或者通过增资扩股来提高非国有股的比例等都要遵守该《意见》的规定。在国有企业改制全过程中涉及到的主要环节包括：批准制度、清产核资、财务审计、资产评估、交易管理、定价管理、转让价款管理、依法保护债权人利益、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管理层收购等。这些规定对企业的改制上市具有重要影响。
特别是涉及到管理层收购，《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中明确规定，严禁“自卖自买”国有产权。要求收购本企业国有产权的经营管理者，不能参与转让国有产权的决策、财务审计、清产核资、底价确定等重大事项，不得向包括本企业在内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借款，不得以这些企业的国有产权或实物资产作标的物为融资提供保证、抵押、贴现等。对企业经营业绩下降负有责任的经营管理者，不得参与收购本企业国有产权。
五、规范基金运作为发展预留空间
《证券投资基金法（草案）》的起草始于1999年4月，在四年半的立法历程中几易其稿，不断完善，在2003年终于颁布。该《证券投资基金法》除总则、附则外，对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基金的募集，基金份额的交易，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基金的运作与信息披露；基金合同的变更，终止与基金财产的清算，基金份额持有人权利及其行使，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等均分章作了规定。这部法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作为立法基本思想，对基金管理公司进行了严格的规范。
值得关注的是，对一些目前争议较大的问题，法律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比如事实上，最后通过的基金法最终还是没有明确基金的定义。再比如，投资基金法中规定“基金管理人接受特定机构委托，进行证券投资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这就为基金管理公司日后受托理财提供了政策空间。不排除在《证券投资基金法》出台后的一段时间里，基金管理公司受托理财的具体办法就接着出台。这些都有可能为基金业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较大的空间。
还应该注意投资基金法与其他规则的必要协调。比如在税负方面，资产管理中委托资产虽由管理人管理，但资产的收益实际由委托人-收益人享有，管理人只收取手续费。根据公认的税法习惯，只对实际受益人征税，不采取重复征税制度。我国目前的税制也应该考虑适应基金资产管理业务的发展。还有公司型和信托型的证券投资基金托管机构功能各不相同，信托型基金被看作公司推出的产品而并非公司实体，因此它的投资不会受《公司法》的限制。我国目前尚无一家公司制基金，但公司制基金一旦得到发展，与《公司法》的冲突就会凸现出来。类似问题已经有所暴露。比如说对于证券投资信托，同一个投资者委托他人资产管理，中国人民银行和中
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依据《信托法》界定为信托行为；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依据《合同法》界定为代理行为。同一投资者极有可能委托不同的机构进行同一的资产委托活动，若产生纠纷、诉诸法律，将是不同的结果。
另外，还颁布了一些规则推进基金管理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基金管理公司治理准则（征求意见稿）》已经发布，并开始征询业内意见和建议。在信息披露方面有：《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号＜主要财务指标的计算及披露＞》和《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2号＜基金净值表现的编制及披露＞》的规定。基金管理公司在治理方面具有相当的特殊性，比如更加强调要把保护基金投资者的利益放在突出重要的地位，要弱化股东、董事会对管理层的干预，强化对经营者管理的合法合规性监管等。通过治理和信息披露方面的规定，可以更好地体现出基金管理公司在治理方面的这些特殊性，使基金持有人的利益得到更好地保护。
六、监管与自律注重实效
（一）监管更加透明和规范
《行政许可法》实施后，将更加强调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的透明度、规范性和合法性。证券市场的监管在注重实效的同时，也要进一步体现法制化的要求，强调依法监管。在2003年4月证监会取消第二批27项行政审批项目，中国证监会公布了被取消行政审批项目有关的后续管理方式和衔接工作，并决定改变7项行政审批项目的管理方式，将其分别移交给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国期货业协会行使自律管理。中国证监会表示，第二批行政审批项目取消及部分行政审批项目改变管理方式后，中国证监会将根据审慎监管的原则，通过制定管理规范和标准，完善监管手段，加大事中检查、事后稽查处罚力度等措施，进一步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和有关业务活动的监督和管理。
（二）证券市场的秩序化将以自律为基础
沪、深两个交易所分别发布了《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自律公约》。积极推进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并将其作为公司治理的重点内容之一，这有利于以最小成本实现公司和股东价值最大化。另外，交易所会员的自律管理也在强化。已经推出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自律准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业务规指引》，这将为进一步强化会员自律意识，规范会员的业务行为， 加强证券行业诚信建设，起到积极作用。同时，这也是上证所不断健全监管职能，完善监管方式，提高监管效率的一次有益尝试。
注册会计师协会是证券市场中自律方面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为加快行业自律管理体制建设，提高行业自律管理水平， 中注协就首批拟成立的惩戒、 申诉、维权等三个委员会的工作规程，发布了征求意见稿， 向广大会员、执业机构及地方协会征求意见。为保证注册会计师作为中介机构在执业上的独立性，证券期货主审会计师须定期轮换。为了维护证券期货相关机构审计工作的独立性，提高其经审计财务资料的质量，中国证监会、财政部最近联合下发了《关于证券期货审计业务签字注册会计师定期轮换的规定》。 其核心内容是“签字注册会计师和审计项目负责人为同一被审计客户连续提供审计服务的期限，一般情况下不得超过5年”。
证券业协会在自律方面的作用不可忽视。在2003年，协会颁发《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实施细则（试行）》。《中国证券业协会投资银行业执业准则》和《投资银行业从业人员执业守则》两个行业规则已经获原则通过。另外，还致力于诚信体系制度框架和诚信信息管理系统的建设，颁布了《中国证券业协会会员诚信信息管理暂行办法》。
自律组织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新产生的一些问题也应该加以深思。比如，券商佣金价格同盟就是其中之一。从2002年起，我国证券交易佣金实行浮动制。现在，在2003年5月，一些地区通过行业自律的形式，规定了本地区证券营业部的佣金下限，在价格上的限制就会涉及到垄断和竞争秩序问题。
七、投资者权益的民事保护取得突破
在2003年证券民事赔偿案件的审理有实质性突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 《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规定》。这一规定是这个审判领域中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司法解释，对现有的原则性证券法律规定进行了细化，填补了司法实践适用法律的空白，其积极作用当然是不可以低估的。在规定颁布后，大庆联谊、红光实业（现为ST博讯）、*ST渤海、*ST圣方、ST九州、ST同达、ST东方等上市公司被推上被告席。在案件的审理中，仍然在如损失的计算、因果关系的证明、举证责任、诉讼时效、被告的认定、诉讼人数的众多等方面存在较多问题。法院受理的范围还限于虚假陈述类案件，市场操纵类和内幕交易类民事诉讼案件还遥遥无期。尽管法院受理的案件范围有所扩大，但还是存在前置程序。还有规定行政复议导致诉讼中止也将为以后的案件埋下隐患。在诸多被告中，一旦有一人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法院都将中止民事诉讼，这很可能会使诉讼时间漫长，诉讼成本大大增加。如果再加上执行问题，情况就会更加复杂。
一些法律人士认为，从完善证券市场责任体系的角度考虑，应当建立证券民事赔偿机制，给投资者请求司法救济的权利，但这一制度应“备而不用”，还应看到，目前对证券市场违规行为的行政、刑事处罚力度很不够，“罪罚不适当”。因此，在启动民事赔偿机制的同时，更应强化行政与刑事责任对违规行为的处罚、遏制作用。
在探讨投资者权益的民事保护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司法介入并非万能，要适度。 即使在美国，证券民事诉讼实际获赔的比例也很小，主要是通过庭外和解或其他方式解决。同是大陆法系的我国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实施30年来，还未出现成功的证券民事案。在日本对证券违规行为的处罚主要是通过行政力量实现的。
★ 循环经济的基本原理和数学模型
★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全文」
★ 化学工业过程中的循环经济
★ 循环经济在中国的发展现况及应对策略论文
★ 发展循环经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 法制建设标语
★ 循环经济下煤化工污水处理技术应用论文
★ 循环经济与环境友好社会的和谐发展
★ 循环经济下的农产品物流业发展研究论文
（二）早在三个世纪前，西方国家就开始了大规模工业化和财富积累，而我国经济起飞只有不到30年，无论从经济的量还是质上都相差悬殊，缩短差距绝非朝夕之功。这一国情，将长期决定着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走向。我们担心的是：
（一）资源环境远虑与近忧
当前，“节能减排”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可喜的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摒弃了“我们中国地大物博”的盲目骄傲，逐渐认识到，按人均算，我国耕地、水、矿产资源的拥有量尚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珍惜资源、保护环境的氛围日趋浓厚。
然而，国家确定的节能减排任务却难以完成。2006年，全国未能实现单位GDP能耗降低4％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2％的目标。究其原因，客观上，我国正处于重化工阶段，大规模生产带来的高能耗、高污染难以完全避免；主观上，一些地方和企业对资源环境问题的紧迫感仍然不强，只顾眼前，不计长远，没有认真执行节能环保法规和标准。
[上半年我国单位GDP能耗同比降低2.78%]
（二）[中国加紧产业结构调整力促节能减排]
一个资源相对紧缺的国家，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很难长期支撑经济的发展，这已不是一个遥远的“明日危机”，现实问题就摆在眼前。2003 年，全国有22个省份拉闸限电，人们至今记忆犹新。国家环保总局曾有一个保守估算，2004年，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当年全国GDP的3.05％。
有人说，很多国家的发展都经历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过程。但是花旗集团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指出，当前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高速发展的美国相比，起码存在三方面的差别：一是在大致相当的土地面积上，中国人口是当时美国6倍多；二是中国目前经济增速比当年美国快一倍；三是中国当前工业化程度远高于当年美国水平。这一切都意味着，目前中国的治污任务更为沉重。
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把资源环境成本看作我国未来必须支付的隐形负债。有专家测算，假如矿产、土地、水、空气被迅速消耗、破坏，工农业生产成本将成几何级数翻升。由于这种破坏常常是不可逆转的，它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将比可能的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更加严重。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着力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节能减排逐渐纳入各级政府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今年，又连续出台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治理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一、马克思主义利益观是以科学世界观为基础的价值观
马克思主义利益观是指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决定精神、利益决定思想为基本出发点, 揭示当代社会发展的源泉、动力、过程和目标, 阐述当代全球化和市场经济中的理想信仰人生和价值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的利益观可以概括为四个主要方面: (1) 利益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2) 利益是生产力乃至社会发展的内驱力。 (3) 利益关系是经济关系的表现, 社会的基本矛盾集中表现为利益矛盾。 (4) 上层建筑的任务就是代表那些在经济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利益, 维护和调整一定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益关系。
马克思主义的利益观是科学的利益观, 它揭示了利益在人类社会中的普遍性, 揭示了人的关系中的利益性。利益驱动着社会的发展, 利益同时在支配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 利益不仅是历史的、经济的、政治法律的范畴, 利益也同时是哲学的范畴。哲学上的利益绝不是将利益定格在个人或私人之间, 它着眼于利益在整个社会运动过程中的机理和作用。
环境法在中国的产生历史并不悠久, 但是由于环境问题、环境危机的出现, 环境法在中国也应时出现。中国的环境法制建设由20世纪70年代被动立法发展到现在的主动立法, 这不是国家树立国际形象的作秀之举, 而是对于本国几十年来发展路径的深刻反思。环境问题、环境危机的凸显使执政党敏锐地意识到, 在发展经济、提高国民物质文化利益的同时, 必须关注另一种利益, 即公众的环境利益。这种利益不仅关乎当代人的利益, 也关乎后代人的利益。这种利益不仅关乎某一国公众的利益, 而是关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中国的环境法制建设必须对此利益的变化做出回应。而要如此, 必须深刻理会马克思主义的利益观。
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环境法制建设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 不仅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取得巨大发展的三十年, 也是中国环境保护事业取得巨大发展的三十年, 还是中国环境立法取得重大进展的三十年。
1979年9月13日由第五届全国人大第十一次会议原则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试行) 》。这是中国第一部环境法律问世。自1982年以来的两代中央领导集体, 都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环境法制建设。此间制定了大量的环境法律。1989年12月, 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环境保护法》。标志着中国环境法制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到1997年, 中国环境法的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尤其值得指出的是, 2003年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主张。这对中国的环境立法是极大的支持和推动。到目前为止, 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中国环境法制建设的历程表明:要正确处理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 要把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与遵循生态规律结合起来, 要把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与市场机制的作用有机结合起来, 要把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与行政手段有机结合起来, 既要发挥各方面的立法积极性又要反对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对于环境法制建设的探索, 是我党对于马克思主义利益观深刻理解的结果。环境法制建设的成果说明, 马克思主义的利益观是科学观。当然, 在新的时期, 随着环境保护领域新情况、新思想的出现, 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同时, 必须与时俱进的予以发展并赋予它新的内容。
三、发展马克思主义利益观, 维护环境公益
人类不仅是自然环境的开发者, 人类也是自然环境的产物。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人类须臾也无法离开。为了应对环境问题和环境危机, 人类不得不转而向环境法求救以遏制人类对环境的掠夺。但是, 传统环境法并未完成这个使命。因为传统环境法赋予人的环境权本质上还是私权, 比较而言, 这只是环境资源分配的一种新路径, 人们原来该怎么用现在还怎么用, 只是合法化了而已。这种权益观不仅没有解决环境问题, 反而使得环境的外部性具有了身份上的差异, 表现出了极端的非正义性。反思传统的环境法理论, 当代环境法应以义务为本位, 环境法要从为人谋利转到为人防害、治害的宗旨上来。在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下, “以自然为本”比“以人为本”更加必要。维护环境应是全球的普遍责任。由于地球环境是一个不可分的系统的整体, 而作为主体的人类是一个集合的概念, 作为集合概念的人类中不包含组成人类的自然人的个体特性, 因而作为集合概念的人类所享有的权利也并不必然地可以落在作为人类的分子的个人身上。为此, 环境权应是人类的环境权, 是人类共同利益的体现。这个利益不是私的财产和精神的需要, 而是通过人类的协作, 更好的预防和处理环境问题, 杜绝环境危机。人们对环境问题和环境危机的焦虑反映出其对现有的生存环境的不满, 而创制环境法、思考环境权体现了人们恢复在舒适、美好的环境中生存的愿望。
人类保护环境, 其归根结底是在保护人类本身。所以, 人类对于自然的态度变化, 并不能说明法律关系的调整基础发生了革命。法律仍然调整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法律关系始终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既然法律的调整对象未发生变化, 那么环境法意义上的主体必然存在利益上的纷争。事实上, 环境法上的利益冲突不仅比传统法上的利益冲突表现的隐蔽而且异常激烈。因为环境利益从根本上说是最大的公益。这种公益性表现为时刻与每一个主体有关而又无关。当某个人或单位 (包括) 国家的具体的环境利益受到损害或被剥夺时, 他就会表现出强烈的维权意识, 有时甚至将其举动上升为公益的角度。否则, 人人都漠然视之。其实, 仔细剖析, 公益背后更多的是维护私益的考虑。虽然这种行为有时在某种程度上客观地有利于公益的维护, 但也难掩饰其私利性。环境法的建设从本质而言不是应主体维护其私益而存在的。其出发点在于如何协调发展经济与维护环境的关系, 在于如何保护人类的环境利益而不是具体地维护某一个个体的环境利益。地球环境的封闭性决定了人类在环境利益上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表现为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正真意义上的环境损害其受害的主体是全人类, 而不是某个具体的个人。环境法应立足于这一认识, 立足于整个地球环境的保护。但是, 由于世界尚未大同, 地域分割的现实性暂时还不具备人类协调一致来应对环境问题, 这一切需要政治实体间通过谈判来实现。尽管如此, 也不能歪曲环境法的公益属性。
马克思主义的利益观虽然不否认私益的作用, 但是, 在社会发展的矛盾运动中, 其着眼利益的整体性。换句而言, 只有关乎社会整体利益的事件和发展, 才可能影响人类认识并改造环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时, 马克思主义的利益观强调了利益与上层建筑的作用。上层建筑的方方面面无不透视出利益的积极性。国家的利益, 政党的利益、集团的利益等等。而执政党的利益及其所代表的集团利益显然始终左右着社会的利益数量和质量。其一个最好的物质展示方式便是法律文件的数量和质量。在环境法领域, 我们清楚的发现, 其追求的利益方向无论对于政党而言, 还是普通的老百姓而言, 最终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预防和合作是必然的, 也是可行的。在国际, 我们应该积极参与有关治理环境的谈判, 并积极承担属于自己的责任。在国内, 我们应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利益观深刻去研究利益的生成机制和运作原理, 将其运用于保护人类环境利益的实践中来。总之, 环境法制建设确定的目标应是唤醒人的良知良能, 激发人们在环境利益上的社会责任、社会使命和社会理性。
摘要：当前在环境问题上, 人们已经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人类必须保护环境, 必须寻求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有效途径, 否则人类社会将不可能可持续性地发展下去。环境保护应是全人类的公益。就中国而言, 环境法制建设应冲破传统法制以惩罚为理念, 以强制力为后盾的藩篱。环境法制建设应立足于唤醒人的良知良能, 激发人们在环境利益上的社会责任、社会使命和社会理性。
关键词：利益观,主体性,环境保护,环境法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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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法制；法律成本；法律资源
一、我国经济法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近些年，我国的经济立法发展速度非常快，在此过程中还存在众多的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第一，在经济法律中，其需求和供给出现了失衡的情况。首先，民商法不论是在体系化还是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不能使社会的需求得到满足，经常表现出供给不足的情况，除此之外，经济行政法在行使过程中出现了使用过剩的情况，已经不能停留在只发机关、司法、立法的范畴之中。第二，在实施经济法律后，所达到的效果并不能与立法预期的效果相互吻合，经济立法在行使过程中主要是对指导思想在经济上进行诱导，在此过程中经常出现市场的自发调节能力差，造成经济法律结构中出现比例失衡的情况。除此之外，在强制规范达不到一定的效果时，還普遍存在有法不依、法不责众的情况。
二、经济法律的成本
（一）经济法律的立法成本
一般情况下，经济法律成本指的就是在进行经济立法过程中，在财力、物力、时间方面的支出，其中包含了从调查一直到法律文本制作其中所有活动的支出费用。由于立法的机制存在一定的差异，在整个国家中经济立法的成本已经成为了社会各界，包括机关、社会全体以及个人都要支付的一项费用。制法成本的费用主要由机关支付，而社会和个人主要支付的是一些没有得到正式规范的成本。其中主要包括以下几项问题：第一，由于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在改革法律过程中，一般是将国家立法机关作为实施的核心，然后强制性的对法律条文进行改革和更新，近些年立法的活动项目越来越多，这就造成我国使用在法律中的费用也在不断增加，耗费在我国财政支出中的费用相当大。一些政府部门为了能够参与并且起草与本部门相关的法律条文，甚至不惜花费大量的调研费用。第二，在创立一些并不正式的经济法律规范时，经常出现将一些日常的业务与法律创设条件融为一体的情况，受到这种情况的影响，最终就造成了费用支出过大的情况，例如：一些企业和行政部门在定力企业标准或者设立企业规章制度时就会采用此类方法，最终造成费用消耗过大的情况。
（二）经济法律的实施成本
一般情况下，我们将法律实施过程中的经济投入称为是经济法律实施的成本。这方面的投入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的投入：第一，国家机关的投入，这部分投入一般主要应用一些教育以及宣传活动中，通过这种实施方式，使人们旧的法律意识得到改善，从而更充分的了解新的法律规范。第二，个人以及社会公众的投入，这部分经费的来源方式一般是在审理案件时，当事人所要支付的劳务费用，审判结束后违反法律规定一方所承担的赔偿金。经常被提到的守法成本一般是指社会公众在进行经济法律活动时所支出的费用，例如：企业对企业中的产品进行抽检，需要提取样品到相关部门进行检测，这部分的支出就属于是守法成本。
三、影响经济法律成本的因素
（一）经济立法成本
与经济法律存在一定的差异，由于需要调整的社会关系与调整的方法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产品的稳定性和其机制也会发生很大的改变，在这种环境下就会导致经济立法成本发生差异的情况。在我国定力民商法时一般会经过这些步骤：先由个别意思对合同的条款进行抉择，然后将这项条款呈现给大多数人看，用来寻求大多数人的意见，然后订立相关的合同，最终根据立法的惯例制定出准确的法律条文。这种由非正式逐渐向着正式演变的过程将其自发性和市场需求的内在性充分的反映出来，这就使民商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与此同时，经济法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因素使地方和部门的利益出现冲突情况，所以造成我国经济立法出现机会成本过高的情况。
（二）消费者偏好与经济法律实施成本
公众消费法律的过程与经济法律实施的过程是相互同步的，在消费者进行一般商品消费时，对商品拥有一定的偏好，对法律的偏好也是如此。法律的偏好情况会影响人们自觉的使用法律。在一般情况下，民商法的宗旨就是使市场主体的交易情况得到促进，它的规律与追求个人偏好时将利益最大化的方法相一致。由于经济法则存在差异，造成社会短期利益、集体、局部利益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为了使市场主体能够得到最大化的利益，在市场中会出现将自身的损失转嫁于他人的情况。所以在市场中需要有相关的部门以及人员专门对市场交易的合法性进行监督和检查，通过这种方式使实施的费用得到增加。
四、降低经济法律成本的措施
（一）设定科学的经济法律政策
第一，将民商法作为指导基础。在经济法律运行过程中，首先要投入一定的成本，将这些资金用于经济法自身管理中，从而使经济法的整个体系得到规范，在立法过程中，应当将民商法作为立法的基本指导思想，民商法不仅成本较低，而且自民商法颁布以来，它已经拥有了一个良好的实施环境，将给经济法带来一定的有利因素，从而使其形成一个良性的发展趋势。
第二，应当将有较高交易费用的领域作为其突破口，在一些经济领域中，由于其交易的费用相对比较高，所以它对法律的有着非常强烈的需求，将其作为开展工作的突破口，就能使运行的成本得到降低。一般情况下，如果想要使市场交易得到正常的运行，那么就应当不断的完善债权制、物权制等。通过目前市场的现实情况不难发现，义务和权利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不平等性，在市场主体中，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危机问题，这些问题使市场经济受到了阻碍，并且使市场的功能不能得到正常的发挥，所以，民法会将合同法和物权法放于优先地位。
（二）经济法律的多元化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我国人民实现了经济的民主性，在市场经济中所运用道德法律形式和调节机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所以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经济法律的功能有着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经济法律是多非常元化的。
五、结束语：
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法在立法数量上有了很大的增长，与改革开放以前的立法数量相比有了质的提升。在我国范围内大力推行经济法律，不仅能使我国社会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可以做到有法可依，而且能够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更大的发展。而在经济法律立法过程中法律成本还存在许多问题，值得我们去关注，所以，作为我国立法部门，应当不断探索和研究我国经济法制建设与法律成本之间的关系，有针对性的找出这些问题后，通过设立经济法规、增强法律多元化等手段，解决我国经济法制建设过程中法律成本的问题。（作者单位：平安银行上海黄浦支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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