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合法化的理性思考

安乐死合法化的理性思考（精选6篇）

安乐死合法化的理性思考 篇1

摘要：安乐死，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热点话题，它不仅涉及到道德伦理学、社会学，更涉及医学、法学。因此对于安乐死的合法化问题备受学者、立法专家关注。在世界安乐死合法化问题探讨的不断影响下，我国安乐死问题也面临是否能够合法化的困境。

关键字：安乐死 合法化 违法阻却 合法化的完善 导论：“1986年6月23日，汉中市的夏素文因肝硬化腹水病情恶化，神志不清，被子女送到汉中市传染病医院救治。因不忍看到母亲生不如死的痛苦，夏素文的两个子女跪地向蒲连升求情：“行行好，让我妈咽气吧！”见此情景，蒲连升最终开了处方，并让患者唯一的儿子在处方上签字。他同另一位医生分别给患者用了若干毫克的“冬眠灵”注射药。1986年6月29日凌晨，患者夏素文死亡。蒲连升由此招致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 ①作为全国首例安乐死案件经过了6年的漫长审理最终确定医生实施的安乐死的行为不够成发犯罪。由此变引发了国内学者的激烈的讨论，本文也将就安乐死合法化问题谈谈个人的看法。

一、安乐死的基本常识。

（一）讨论安乐死的合法化问题，首先要弄清安乐死概念。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语euthanasia,愿意为“无痛苦的死去”。《牛津法律大辞典》对安乐死的解释：“指在不可就要的或病危患者自己的要求下所采取的引起或加速其死亡的措施。”而在我国《法律辞海》中，安乐死又称“安死术”。指目前医学上确认为无挽救希望的不治之症并挣扎在难以忍受的肉体痛苦中的病人真诚的要求“安乐地死去”时医生处于道义，为解除其不堪忍受的痛苦而采取的措施提前结束其生命。单从概念分析，我国对于安乐死的定义较为严格。

其次，安乐死从行为上被分为积极地安乐死和消极的安乐死两种。积极的安乐死又称为主动的安乐死，指采取促使病人死亡的措施结束其生命；消极的安乐死又称被动的安乐死，指对处于抢救中病人不给予或撤销救助治疗措施，使其自然死亡。在理论界大都对于消极的安乐死予以认可，认为其不够成犯罪。

再者，安乐死合法化的命题来源已久，古斯巴达便有涉及安乐死的理念，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一书中也赞成吧自杀作为解除无法治疗的痛苦的一种方法。可见古人也早已认识到安乐死的问题，只是在近代纳粹德国实行种族灭绝政策后安乐死才被推到具有极高讨论价值的论题。随着现代高科技的发展尤其是医学的极大进步，大量的病重患者可以通过医疗维持生命，而使病人忍受痛苦的活着。于是更多的患者希望结束痛苦，安乐死便被频繁的提及甚至实施，安乐死合法化问题也不得不被考虑。

（二）对于安乐死的认识。

1、国际上，欧美国家子上个世纪30年代久开始讨论安乐死问题，从一些民间组织到学者、司法工作者。其讨论的焦点也是安乐死合法化与否，对此无论民间组织还是学者都主张安乐死的合法化，但世界各国政府大都采取保守的态度并不予以法定化。不过激烈的国际讨论也取得一些成果：一些国家在司法实践中处理安乐死的个案采取默认合法化而不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更甚者如荷兰、比利时更是以立法的形式把安乐死合法化了，美国、澳大利亚的一些州对安乐死也予以合法化。

2、在我国，对安乐死的问题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热议。1986年首例安乐死被判无罪后，1988年全国各界专家组织了一次关于安乐死的研讨会，并达成一致共识，对安乐死无论在医学上还是立法上都应慎重对待。1994年以来人大代表的关于“安乐死合法化议案”经常被提起。在司法实践中安乐死的个案也时有出现。但我国也一直未对安乐死予以立法。从刑法理论上讲，安乐死有故意杀人罪之嫌，因此从法学的角度讲安乐死的合法化问题更加复杂化。

二、分析安乐死的合法化。对于安乐死能否合法化，国内学者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安乐死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属于犯罪行为。如张爱艳：“但笔者认为，若依据我国现行刑法理论，那么医生为患者实施“安乐的死去”这种行为于刑法规定的故意杀人罪，无论在主管罪过上，还是客观表现形态上，乃至在侵害的客体对象上都完全一致。安乐死行为构成犯罪时我国系那个法学“四要件说”犯罪构成理论对该行为的一个必然结论”2另一种观点认为安乐死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不应作为犯罪对待。如：“根据刑法理论,“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最基本的特征”,陈兴良教授提出“犯罪本质二元论”,即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同为犯罪的本质特征。从客观危害来看,实施安乐死的行为其客观结果是病人的死亡,是一种因非自然原因而丧失生命。这样的结果是否都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 不尽其然。”3但这里不再讨论学者们的观点，而从自我对于安乐死的认识谈谈我国安乐死合法化问题。

既然是谈论安乐死的合法化下面就从法律的角度分析：

（一）、从《人权法》的角度。

1、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而生存权包含有体面地生存权，即生命权和尊严权。安乐死便是生命权与有尊严的死去之间的较量。“一个人有权选择择机生存的方式（在法律自由的范围内），也必然有权选择结束自己生命”

42、人身自由权，自由是法的灵魂，核心和本质内容，法律上的自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5而安乐死行为无害于他人，完全是病人自由权的表现。并且人身自由权的具体表现形式有三种：控制权、利用权及有限处分权6.由此分析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一是充分尊重病人自由权的表现；二病人对自己的生命权有有限的处分权，其有权要求医生为其实施安乐死。

3、人道权，虽然安乐死的行为没有被法律明确规定，但安乐死完全符合国际、国内关于人道权立法中的精神。安乐死本身就是一种人道的死亡方法，无论对于病人个人、其家属还是社会。

（二）、从刑法角度。

1、刑法中对于犯罪的规定可以看出犯罪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其应具有社会危害性，甚至刑法中明确规定“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而安乐死对于社会没有危害性，相反它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对病人的一种解脱，利于社会资源的节约。另外从退一步讲即使安乐死侵犯了病人的生命权，但这种行为依然符合刑法中但书的规定。陕西汉中市的全国首例安乐死案就是最好的证明，最终以医生实施的安乐死行为是会危害性不大而判无罪。

2、违法阻却时事由。从刑法的构成要件分析，安乐死的行为完全符合刑法的“四要件”（前面以引用观点论证，这里就不讨论），因此若从刑法四要件的理论方面进行论述是行不通的。但刑法理论中从在违法阻却这一学说，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便是违法阻却的具体体现，说明我国刑法学界认可大陆法系的“违法阻却说”。下面就从违法阻却事由方面论述安乐死的合法化。违法阻却事由：

关于违法阻却事由有三种理论：“目的说”、“社会相当行说”和“法益衡量说”。这里重点从“法益衡量说”进行论证。法益衡量说有分为利益阙如和优越利益两种论点。首先，利益阙如：“在特殊情况下，缺乏法益保护的必要时，行如就没有侵害法益，因而不构成犯罪。此种理论最经典的表现是基于被害人的承诺或推定承诺而阻却了违法的事由。安乐死正是基于病人的承诺，且在病人病危的情况下，病人的生命权益以没有保护的必要。因此，医生实施安乐死行为符合利益阙如说，在违法阻却事由的范围内。其次，优越利益说：

可见此说是两种利益对比的结果。结合安乐死的行为，医生最从病人心愿实施安乐死一方面是侵犯了病人生命权，但另一方面却又充分尊重了病人的自由权，保护了病人的人格尊严。此种情况下，病人生命的价值以降到了最低线，而生命自由权与人格尊严权却远高于起码等于生命权。由此看，安乐死亦符合优越利原理。再者，违法阻却事由的形式中包括被害人的承诺。在安乐死过程中既然病人已明确表示要却医师对其是实施安乐死，表明病人已经放弃了其生命权，也放弃了对此法益的保护。并且病人对其生命权有有限的处分权。由此，医生损害的是病人已经放弃的权利、法益，便不构成违法。

三、安乐死合法化的进一步完善。

虽然从法学理论能够论述安乐死的合法性，但安乐死制度要想实现合法化仍面临一些诸如法律不完善、实践中难以鉴定、甚至被不法分子滥用权力故意杀人等问题。

1、法律制度不完善，对于安乐死的条件及程序没有严格的规定。

2、实践中，如何鉴定病人符合条件，怎样进行监督，如何实施，采用何种方法实施等等问题。

3、对于实施安乐死后果，对于病人家属，医生乃至社会的影响都没有深刻的考虑，没有法律可寻。但是这些问题并不足以否定安乐死的合法化，只是安乐死要实现合法化仍需完善。

（一）、法律的完善。刑法中先对安乐死进行明确规定。对于安乐死的条件及程序可以司法解释中详细规定，也可在一些有关医学的立法中加以明确严格的规定，甚至完全可以为安乐死行为单行立法，毕竟安乐死行为涉及人的生命权，关系伦理、社会、医学等远比正当防卫、紧急避险重要。

（二）、实践中限定安乐死的条件。

1、安乐死的对象必须是患有不治之症或生命垂危的病人。

2、必须是为了排除患者本人在肉体上的不堪忍受之痛苦，而不能为了亲人的利益。

3、必须是患者本人在清醒的状态下的真实意思表示。

4、安乐死必须有医师等专业人员进行。

5、实施安乐死的过程中必须有公正人员、律师或法院人员进行监督。

6、安乐死必须采取人道的方法进行。如：注射催眠剂、麻醉剂等必须在病人进入深度睡眠后才可实施。

（三）、严格安乐死的程序及监督。

1、病人亲自提出申请，以书面的形式。

2、医院组织专家团对病人现状进行诊断，鉴定能否实施安乐死。

3、病人于医院、具体实施医师都需签订协议。

4、向法院或国家专门机关申请进行安乐死，法院或国家机制作决定书。

5、两名以上医生实施安乐死。对于监督要十分严厉：在安乐死的整个过程中要由法院或相关国家机关主持、监督；签订的协议要在法院或相关机构有存档；在医生实施安乐死后要将结果向社会公布。

安乐死合法化的理性思考 篇2

关键词：安乐死,合法化,可行性

0 引言

安乐死亦称安死术，是英文“euthanasia”一词的汉译，最早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一词，本意为“快乐死亡”或“尊严死亡”。其实，在80年代以前，法学界对于安乐死的争论主要在国外，直到1988年全国和上海的各界专家学者才组织了一次关于安乐死的研讨会，而在同年召开的七届人大会议上中国妇产医学和儿科专业的泰斗严仁英和胡亚美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安乐死立法的议案。。”

1 学界反对安乐死合法化的理由。

近年来尽管安乐死合法化取得了一些进展，并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但实践中仍遭到司法界的否定评价和立法者的搁置，持否定意见的仍不在少数。归纳起来主要有： (1) 医学观念上，反对者认为医生的天职在于救死扶伤，挽救生命。这是我国医学上的光荣传统，医生对无可救药的绝症患者实施安乐死，即违背了医生的职业道德。 (2) 刑法的目的与刑法规定来看，反对者认为刑法保护一切人的生命，只要未犯死罪，任何人都不能结束他的生命，刑法第132条规定的“故意杀人罪”并没有排斥安乐死，实施安乐死与法不容。 (3) 从人道主义角度来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各国法律，道德，舆论和风俗习惯对痴呆，严重畸形，伤残乃至各种濒临死亡的人普遍采取极其宽容的态度，这是人道主义精神在全人类中的普遍体现。安乐死的作法是对人生命权的剥夺，是极不人道的。

2 安乐死在中国的可行性

其实，安乐死虽然是一个新兴的名词，但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安乐死在中国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首先与解放前相比，医疗科技水平确实进步了一大截，许多以前视为绝症的病症现在已如同感冒咳嗽那样简单，很容易就被治疗。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的是，迄今为止无法救治的疾病仍与人类同在。每年仍有数以万计的生命受到癌症的侵噬。而且，医疗的进步也并没有阻止更为可怕的疾病出现。艾滋病肆虐多年尚未降服，还有非洲的一些地区近年来流行的“埃博拉”病毒，出现的原因尚不知晓更不要奢谈预防和治疗了。在亚洲，继非典型性肺炎之后又出现了高致病性禽流感。人的生命其实是很脆弱的，承受痛苦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在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面前，我们怎能眼见病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而奢求不可预期的新疗法出现呢?那是不尽情理的。其次，安乐死在中国具有可行性的最大一个原因是，中国人还很不富裕。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还不发达，人民生活并不富裕而且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并不完善，但是，使用现代化的先进医疗技术用人工的方法去延续一个濒临死亡的人的生命，让他长期住在医院，就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这样的花费，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意味着倾家荡产，对于国家和集体来说，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许多病人也正是出于为家庭经济情况考虑而积极要求实行安乐死，但由于安乐死在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其合法化，一些医院或绝症患者只能采取“自然死亡法”。这实质上就是采取消极的安乐死，对绝症病患者来说却增加了痛苦与折磨。再次，安乐死一词也并非完全是一个舶来品，在中国无论是在文化观念上还是在实践中安乐死具有一定的历史传统。在二千五百多年前，释迦牟呢创立的佛教就宣扬“涅槃”的目的，方式与安乐死不同，但“涅槃”所达到的死亡状态是快乐，舒适和安静，在这一点上与安乐死十分相似。据我国历史小说记载：唐太宗的大将尉迟恭见偏将三保被敌兵断去四肢，虽目光仍在流动却已口不能言，气息奄奄。他不忍爱将惨受痛苦，遂刺其胸而死。唐太宗并没对尉迟恭降罪，这也与当代安乐死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上述事例可以看出早在古代人们就渴望摆脱临终的痛苦和渴望尊严的死亡。既然生存是人的权利那么我们是否应该享有死的权利。生命短暂才短短几十年，每个人都应该享有快乐生存的权利，但当生已无望之际，给予其死的权利也是合情合理的。生老病死是自然界永恒不变的规律。现代科学技术可以延续人的生命却不能使人得以永生，更何况当这种延续只能给自己和身边的人带来痛苦时则更是完全不必要的。最后，国外某些国家关于安乐死的立法和实践对于我国安乐死法律问题也具有重大的借鉴思考意义。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随着工业革命掀起的第三次浪潮，医学革命得到了复苏，安乐死合法化的讨论再度兴起。早在1960年就有人在英国议会提出了安乐死法案。1962年，日本最高法院规定允许早死条例并附先决条件：本人愿意并提出申请，医生诊断患绝症，患者痛苦异常，亲属同意。1976年美国加利福尼亚洲通过了《自然死亡法》首次在法律上承认了“死的权利”。世界上第一部安乐死立法是澳大利亚1996年7月1日通过的《垂危病人权利法》。但这部法律在1997年3月25日被废止，总共才实行了8个月。如果减去1996年12月众议院通过中止法案后的三个月时间那么真正生效的时间还不到半年，其间实施合法安乐死者只有四人。2001年4月，荷兰再次通过一项安乐死法案，不但承认安乐死在荷兰的合法性更“惊世骇俗”的是它还涉及到未成年人的权益，该法规定“6到18岁未成年人可以在同家长商讨后一同作出决定”，“对12到16岁的青少年，必须由家长或监护人作出决定”同成年人一样，未成年人每一例“安乐死”的实施必须有该地区“终止生命监督委员会”签署同意才进行。这在我国又一次掀起了讨论安乐死的高潮，长期承受病痛折磨的病人纷纷提出申请，请求安乐死。

3 应该使安乐死合法化。

3.1 生命的价值并不在于长短而在于生命的质量

中国有句俗话不如赖活者”可是当人们的生命真正面临着好死和赖活的选择的时候，大多数的人都选择了好死。为什么呢?因为生命真正的价值并不在于生命的长短而在于生命的质量。人的生命并非是永恒的，一个人不可能永远的活着，于是人们努力地提高生命的质量，体现自身的价值。可是当一个人的生命只具有纯粹生物意义上的存在或是只能在巨大的痛苦中等待死亡时(生命的质量已大大降低)，而医生却硬要拖延使他承受痛苦，实际上这是对病人的一种虐待，恰恰是一种不人道。中国有句俗

3.2 使安乐死合法化可以减轻家人的负担

患者主动提出安乐死出于许多因素的综合考虑而在我国患者提出安乐死绝大部分的原因是出于沉重的家庭负担。在我国医疗保险不十分完善的今天，城市居民或许还享有那为数不多的医疗保障费用，但对于广大农民来说，生病上医院完全是自己掏腰包的事。这就导致了农村的患者得了重病没钱治疗。小病变大病，大病更没钱治疗的恶性循环，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生不如死，而当生命结束时又为其家人遗留下一笔难以承受的巨额债务。我们并不否认生命的珍贵是不可以用金钱来衡量，但是在讲究经济效益的今天，我们也应该思考一下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平衡问题。既然死亡已成为一种必然，我们又何必以牺牲健康者今后正常生活为代价来维持其痛苦的生命。让患者合法而安详地选择死亡。对于国家、患者本人及其家人都好。患者主动提出安乐

3.3 物竞天择, 安乐死适应了自然界的进化规律

“物竞天择, 适者界永恒不变的规律，即便是充满智慧的人类也不能违背这一规律。无论在动物界还是在人类世界，那些能适应恶劣环境或自然界的各种病毒的生物即适应自然者得以生存并繁衍后代，把这种基因传下去，使种族得以延续。而不适应者就会死亡，灭绝。正是在这种残酷的抉择中人类才得以进化，才从四肢爬行动物进化到现在会使用工具，会思考的人。安乐死正是适应了这一规律。人从一出生就面对着自然的选择，而自然的选择是残酷的，总有一些人是不符合种群优化标准的。现代科技的发展只能使人们在对抗自然的选择时，增加战胜自然而存活的机会，但现代科技不能代替自然的选择使那些不适应的人生存下来。否则人类就永远不能进化。因此，使安乐死合法化，让那些在自然选择中淘汰下来的人平静而安详的离开人世是符合人类进化规律的。“物竞天择, 适

3.4 安乐死者是对患者的临终关怀, 是真正的人道主义

反对安乐往喜爱指责安乐死的实施是一种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是不人道的。但是，安乐死的目的正是为了尽早结束病人的病痛，是对绝症晚期病人的一种临终关怀，是真正的人道主义。从医学上来说，任何一种绝症到了晚期往往是痛苦不堪的，特别是当患者的病情恶化时那种痛苦往往使其难以忍受，只有靠增加止疼药的剂量来缓解，而同时因为服用大量的多种止疼药物又会引起一系列的毒副作用，使之更加痛苦不堪，而这种痛苦的频率随着病情的加重而日益频繁，经常折磨得患者不成人形。正因为如此，剥夺绝症患者死的权利使其必须承受如此痛苦的死亡是非常不人道的。安乐死对于临终者来说是一种解脱，是一种幸福。反对安

3.5 人的生命的自由

安乐死是一个哲学问题, 这个哲学问题的核心在于一个人的生命是否完全属于他自己，换而言之一个人对自己的生命有没有完全的支配权。在西方社会非常崇尚个人的自决权 (Idividual Autonom y) ，个人自决权的概念在生命伦理学的讨论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强调个人具有自己决定外界对其身体作某种医疗行为的权力，辛格曾认为“尊重独立地原则告诉我们要允许富有理性的人们根据自己独立决定去过自己的生活，而不受强迫或干预.如果富有理性的人们独立的选择去死，那么独立的尊重之心将引导我们帮助他们去做他们选择的事情。”而大多数反对安乐死的人则认为一个人对于自己的生命没有完全的支配权，原因在于人是社会的动物他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要与社会发生各种联系。那么既然我们的生命不属于我们自己，那他又属于谁?既然我们无权结束自己的生命可为什么各国均不把自杀作为一种犯罪呢?关于自杀问题是否作为犯罪处理，并不存在争论，除了封建时期的教会法以外历来各国均不把自杀作为一种犯罪来处理，自杀最终从一种犯罪变成了人民的权利。那么安乐死其本质上也属于自杀，是自杀行为中极其特殊的一种，理应也不视为是犯罪。我们说任何自由都是有限制的，即行为人在享有自由时对他人、社会的合法利益不造成损害。安乐死虽然是人为结束生命的行为却是在病人及其亲友主动要求下，无痛苦的进行，并没有损害社会或他人的权益。既然这种行为只涉及当事人自身权益而当事人又是自愿的，这也是安乐死应当合法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不可否认生命是可贵的，但生命中也有许多痛是我们所无法承受的，承认人们有死亡的权利，让安乐死立法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因为安乐死的不合法同样会引发许多社会问题。

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安乐死既然无法在立法中正名，无法合法化，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许多案例仍然作为杀人案来处理。安乐死没有合法化的“名份”但安乐死在许多病例中又确实存在必要性。这就使那种变相的安乐死或在私底下秘密实施安乐死的情况大量存在，这就更加不利于对人们生命财产的保护。

安乐死是人类理性面对现实，探索死亡文明的客观体现，是人类社会在文明进程中的一大进步。尽管安乐死的合法化在我国还在研究，还会面临着这样那样的质疑，但社会现实状况已表明面对这样一个群众日益支持不断的社会问题，立法者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法律必须面对社会现实否则所形成的事实不过是法律的放任。随着人类认识层次的提高，安乐死必将为法律所承认和规范。

参考文献

[1]2003年7月17日《南方周末》25-27版报导.

[2]2003年7月17日《南方周末》25-27版报导.

[3]陈晓青, 李瑾.《论安乐死的法律问题》.摘自《内蒙古大学学报》.2002年1期.85-88.

[4]欧阳涛.《安乐死与立法》.摘自《政法论坛》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1996年6期17-24.

[5]赵健雄.《我国早期的“安乐死”思想》.摘自《健康报》1996年10月19日) .

[6]王红漫.安乐死问题立法进展比较.摘自《现代法学》.2001年4期152-156.

[7]王红漫.《安乐死问题立法进展比较》.摘自《现代法学》.2001年4期152-156.

安乐死合法化的理性思考 篇3

[内容提要]：儒家传统的生死观是一种重生恶死的生死观，但从本质上来说，这种生死观属于典型的“生命质量论”。儒家的这种生死观在我国广大人民群众中的观念和意识中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它对当前安乐死在我国的合法化提供了意识基础和观念依托。

[关键词]：儒家;生死观;我国;安乐死

安乐死的合法化问题是近来学理界所广泛关注和论争的一个热点问题，[①]也是长期以来一直困扰我国立法者的难点问题。由于安乐死是一种直接冲击和挑战人类传统生死观的社会行为，各国理论界一直对其褒贬不一，而立法界也普遍对其合法化问题持审慎态度。那么，在当代社会中，安乐死是否应当合法呢?要正确回答这一问题，显然不能单纯从某一个侧面去分析或论证。笔者以为，安乐死合法化是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的，在我国这样一个经济、社会、文化等都非常特殊的国度里，安乐死合法化更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这是因为，我国社会长期以来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传统的生死观为安乐死在我国的合法化提供了意识基础和观念依托。以此种认识为出发点，本文拟对儒家传统的生死观浅作探悉，并拟在此基础上对安乐死在我国的合法化问题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

一儒家传统的生死观及其产生的原因

1儒家传统的生死观

首先，在对待生死方面，儒家特别珍视生命，因而是重生恶死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儒家的几位代表人物那里找到论据。孔子曾经说：“未知生，焉知死?”[②]认为人应当谈生而讳言死。被后人尊称为“亚圣”的孟子指出，“生亦我所欲”，“死亦我所恶”[③]，认为生是人的本能欲望，而死则是人竭力所欲避免的。而儒家的另外一位大师荀子则进一步强调：“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恶，死甚矣。”[④]就是说，生不仅仅是人一般的`欲望，而且是莫大的、竭力追求的欲望;死也不仅仅是人通常所厌恶的现象，而且是人极端厌恶、极端惧怕的现象。这说明，在几位儒家大师那里，生命是受到珍视的，而死亡则往往为其所忌讳。

其次，儒家虽重生，但更重生的意义。关于这一点，在儒家的经典著作中，都有过一些论述。例如，《论语?卫灵公》认为：“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孟子?离娄》认为，人应当“创业重流”，《尚书?引义》强调“生以载义”，而《论语?秦伯》则强调“死守善道”，认为人最担心的不是死，而是死后没有流芳百世，名垂青史，因而要惜生爱命，因为只有在生的情况下人才能进行有为的人生追求，实现人的价值。“人应当在有生之年积极作为，建功立业，即使是死，也要坚持死节，在死亡上体现出人格的力量，完善导道行。”[⑤]不难看出，儒家的生死观是一种典型的重生观，或者说的更为确切一点，是一种以追求生命的质量为最终价值目标的典型的“生命质量论”。

另一方面，儒家又肯定了死亡的价值，而且还进一步认为死亡的价值在一定条件下会超过生命的价值。孔子曾明确地指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义，有杀身以成仁。”[⑥]就是说，人不能为了苟活性命而去损害仁义，做不仁不义的事;相反，要为了仁义的事而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杀身以成仁”一直是儒家对待死亡的基本观点。除孔子外，孟子也曾指出：“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⑦]也对有价值的死亡给予了肯定。而荀子则在《礼论》也提出：“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始终俱善，人道毕矣。”这无疑也是对死亡价值的一种认许。由此可见，儒家从道德层面上提出了死亡的价值超过生命的价值。

2儒家生死观产生的主要原因分析

我们说，儒家传统生死观是珍视生命、重生恶死，同时又是重视生命意义并肯定死亡价值的。儒家的这一观念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着特殊的经济和意识根源的。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从经济方面来说，由于华夏民族自古生活在一个“大海障于东、南，雪山屏于西，大漠戈壁绝于北”[⑧]的天然的与其它地方隔绝的地理环境中，导致在这种封闭性的地理环境中生长出了一种根深蒂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安乐死是否应该合法化》 篇4

17岁的少年子尤，胸腔穿刺数次，大小手术无数，承受着极大痛苦的他没有选择安乐死，而是笑着离开。子尤从未放弃微笑，那我们呢？

坚持下去就有希望！很多人选择安乐死，就是因为感到现实的绝望。然而，只要我心不死，生命就终会有所转机。

4很少听说有人在战场上自杀，也许正是因为战士们见多了生命的毁灭，比谁都更懂得珍惜。在选择安乐死之前，请想想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否真的比战场还残酷！

父母给了我们生命，谁忍心让白发苍苍的他们看着自己的孩子逝去？即使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要投入全部力量努力活下来，为了咱爸咱妈。

植物人也好，绝症加身也好，只要还有一丝呼吸，就让身边的人感到希望的存在，就像黑暗中微弱的烛光一样。别熄灭我们心中的烛光。

街上有多少乞丐连四肢都没有！有多少人和癌症抗争了大半生！我不言败，不去想如何死亡，只想如何走好漫漫人生路。

张国荣的纵身一跳和安乐死带给周围人的心灵之痛是一样的。人们可以接受自然的裁判，却无法忍受自我的了断。

比死亡更可怕的，是放弃生存的权利。哀莫大于心死，一个心灵死亡的人，才是最可悲的。

选择安乐死，是死亡战胜了勇气；选择坚强面对，是勇气战胜了死亡。在人类文明漫长的发展史中，人类对死亡的观念在不断地发展演变着。从最初盲目畏惧死亡发展到消极平静地接受死亡，最后发展到积极主动地规范死亡，人类对死亡这一自然法则的心理轨迹，反映了人类对生命价值理解的升华和对生命保护力度的加强。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所要做的不是是否接受死亡，而是如何接受。“安乐死”这一社会问题正是顺应时代发展而出现的。然而安乐死毕竟是一个涉及到医学、伦理、道德、法律、社会学、哲学等诸多领域的复杂的综合性社会问题。从它一出现，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议。这场争议在国外已有几十年的历史，而且已进入了我国并日益引起社会关注。安乐死问题在我国作为一个新生的社会问题，其本身还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妥善解决，才能推动其合法化。本文以此为宗旨，对安乐死的实质、安乐死的立法理由及立法步聚、内容进行论述，以期促进安乐死在我国早日立法。

一、安乐死问题的实质

2、我国对生命保护法律体系欠佳的现实

法律作为一种规范社会的工具，是应社会的要求产生的。就死亡过程而言，只要社会提出了明确要求，则法律就应该认真对待，尊重社会的要求。而安乐死之所以在我国作为一个问题出现，就在于它已成为社会需求的强烈表现。但是，出于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来对其进行规范，从而导致了对生命保护的不力。尽管在目前司法实践中将安乐死作为犯罪来处理，以此防止因实施安乐死而导致的各种弊端。但是这种“一杆打死”的做法并不符合社会要求，从而也不能使人们自觉遵守，而只是导致人们对其规避。

在现实生活中，各种半公开的或隐蔽的对病人采用类似安乐死的做法虽然比比皆是，但法律由于自身的不完善，各种制度还没有建立，故对此却显得无能为力。例如，我国大多数医院公开规定拒收晚期癌症病人，放弃对其救治，这实际就是一种不作为的安乐死方式。我国卫生部关于对晚期癌症病人一再放宽使用麻醉药物限度的规定也是在一定范围内对安乐死变相的认可。另外，我国许多地区特别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医院因缺乏必要的昂贵医用器械或药品而停止对病人积极地救治而导致其死亡，或者病人家属因费用太高而根本不送病人入院治疗而放任其死亡的情况也时常发生。这些现象虽然普遍存在，但是由于社会关注不够，法律规范和监督不力，人们往往对此习以为常，很少有人对此提出疑议，至于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就更不用提了。这种因立法空白导致的社会实际操作上对生命处置的放任不利于对人们生命的保护。因此，在我国制定一部有关安乐死的法律，完善对生命保护的法律体系，加大对生命保护的力度，不但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安乐死在中国合法化的可能性

安乐死问题研究尽管在我国起步较晚，是在80年代中期因一起医疗纠纷案件引发的。但随着社会对其越来越关注，国内理论界对安乐死的研究也在一步步深入。这有利于人们真正认识安乐死的社会价值，并推动安乐死立法运动在我国的发展。笔者认为，目钱我国要将安乐死合法化，理论上要先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必须论证安乐死非罪化；第二是须证明安乐死合理化，即符合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与人道主义原则。这两个问题奠定了安乐死立法的道德基础。

1、安乐死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 安乐死非罪化是安乐死合法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只有先解决它，才能帮助司法机关正确断案，不被形式上的假象所蒙蔽，以避免公民（主要是医生）因对病人实施人道的安乐死而被错误追究刑事责任，从而有利于实现对公民人权的保护。

首先，我国现行刑法将罪刑法定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受罚”。我国现行刑法中没有明文规定实施安乐死的行为或类似行为是犯罪，因此将其作为犯罪处理缺乏法律依据。

其次，根据我国刑法理论对犯罪本质的规定，任何一种犯罪都必须具备三个特征：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及应受刑罚性。这三个特征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

这种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因此有人不同意让绝症患者选择死亡方式，不同意他们借助安乐死寻求解脱。这种观念以现代人的眼光去看待合理吗？不！因为现代人的道德观念认为死亡是人生的必然现象，一个人不但有生的权利，也应当有死的权利。人们渴望“优生”，也需要“优死”。当一个身患绝症不久于人世的病人在病痛难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时，我们首先要做到的是为其缓解痛苦。我们必须从病人利益出发，不应该为所谓的“社会公益和医学进步”而把病人作为研究对象以期发现救命良方，从而忽视病人万分痛苦的客观现实。当一个理智的绝症患者为了不再忍受病痛折磨，选择了以安静方式离开人世，从而保持其人格尊严时，我们有什么理由去反对这样做呢？毕竟，这种做法比那种靠人工方式维持生命从而延长病人痛苦的历程更符合现代的道德规范和人道主义啊。其次，受传统封建道德思想束缚，许多病人的子女迫于社会压力，在眼看着自己父母倍受病痛折磨时也不支持父母实施安乐死。因为怕被社会视为“大逆不道”或“不肖子孙”。他们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毫无效果的救治，在给自己带来巨大精神痛苦和经济负担的同时，也在浪费有限的社会医疗资源。这种做法符合现代伦理道德吗？显然不！现代的道德观念认为生与死的社会价值也是道德评价的标准之一。具有社会价值的死亡是符合道德，反之则否。将有限的资源耗费在不能治好的人身上，从而使其他更多的能够被挽救的人失去治疗的机会，这不但违背了公正原则，也不符合社会价值观。因此，我们应当支持安乐死，从而一方面可以减轻病人家属的负担；另一方面也可以将宝贵的医疗资源尽可能合理地使用到有价值的地方，这种做法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符合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最后，传统的医德认为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对垂危病人要想方设法抢救，这样医生才尽到职责。然而这样做的后果常常是忽视了患者本身的需要，忽视了患者倍受病痛折磨的现实，这真是合乎医德吗？笔者不以为然。笔者认为医生“救死扶伤”时不但要保护病人的生命，同时也要重视减轻病人的痛苦。“救死”的概念是指尽可能挽救可以挽救的生命，而非指挽救死亡。对那些倍受痛苦折磨而在现阶段又拿不出有效救治手段加以解决的绝症病人，要顾及其根本利益及当前利益。道德的做法是在病人同意的前提下解除病人的痛苦，而不是采取徒劳无功的办法去增加病人的痛苦。传统的医德只讲义务，而现代医德则更注重价值，注重尊重病人的尊严和权利。综上所述，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建立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当我们以逐步形成的新的道德规范去审视安乐死问题时，不难发现，安乐死并不违背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原则。因此安乐死合法化有其自身的道德基础，也能够为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所普通接受。

三、安乐死在中国立法的几项建议

（一）进行安乐死的宣传教育

实施安乐死因为涉及人命，必须慎重行事免出偏差。在我国现阶段，应该在立法前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从而为立法打下坚实的社会基础。宣传的内容包括：

1、安乐死本质的宣传

安乐死不是对生命的处置，并不解决生死问题，它实质是对生命终结的处置行为，是对死亡方式进行优化的行为。它是死亡过程的文明化。

2、安乐死目的的宣传

是人民的意志，对安乐死立法，才能更好的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更多的让人民参与到立法中来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徐景和认为，《宪法》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是有特定含义的。公民个人有权选择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条件下也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安乐死”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在不违背国家、社会和他人利益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对生命的特殊处分方式，这种处分是有严格的条件与程序的。现在欧洲一些国家所实行的“安乐死”立法都是在传统道德与现代法律之间所作的选择。因此，认为“安乐死”有背宪法，缺乏基本的构成要件。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博士宋功德提出，宪法虽然规定了“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但是，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看，做到这点有点不现实。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就说明了这一点。也有专家认为：宪法这一条款，仅仅体现了国家有帮助公民延续生命的责任，但这一点既不意味着国家可以强制公民延续自己的生命，也不意味着国家不能帮助公民结束自己的生命

（一）安乐死在法律上非犯罪性

1、安乐死不具有社会危害性

犯罪的本质特征在于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是我国刑法否定犯罪的社会政治评价，而安乐死只是改变了患者继续遭受因患病产生的无法忍受而又无谓的痛苦的命运，人为地将濒危的病人无法挽回的，由疾病导致的必死的结局，稍稍提前一点，而并未改变患者将死的命运。因而是一种仁慈的行为，是对患者选择死亡方式和时间权利的尊重和保障，对病人本身来说，有利无害；对病人家属来说，能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经济负担中解脱出来；对医生来说，可以将有限的精力放在更有生命意义和生存可能的病人身上；对社会来说，还能减少不必要的人力药物消耗，将其用于急需的地方，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安乐死不具备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这是安乐死区别于故意杀人行为的最本质的特征。

2、安乐死不具有应受刑罚处罚的刑事违法性

应受刑罚处罚的刑事违法性是犯罪的法律特征，是犯罪必不可少的特征之一，首先，我国刑法并未对安乐死作出明确规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因而安乐死不具备刑事违法性。而应受刑罚处罚是犯罪的法律后果，它表明了国家对于具备刑事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的应有立场和态度。既然安乐死没有刑事违法性，也当然谈不上应受刑罚惩罚性。而且我国刑罚适用的目的是为了预防犯罪，从特殊预防的角度讲，适用刑罚的目的在于教育改造罪犯，从一般预防角度来讲，适用刑罚的意义在于教育他人，防止类似主观恶性的滋生乃至犯罪，因此，要适用刑罚，必须有需要改造的主观恶性。而医护人员实施安乐死，是基于痛苦难忍的患者的同情，怜悯，主观上并无害人及危害社会的恶性，不具有预防性的威慑力。[3]相反，如果对施予安乐死的医护人员定罪量刑，事实上也就是对于医护人员这种对于患者的同情与怜悯进行惩罚，这是与道义背道而驰的，它所导致的结果只会是医护人员对于患者的疾苦不予理会，只是为了延续患者充斥着疼痛的

看到和感受到的也只是这种无尽的痛苦与煎熬，也是“欲罢而不能”，而我们早期唯物主义者培根曾说过：“医生的职责是不但要治愈病人，而且还要减轻他的痛苦和悲伤，这样做，不但会有利于他健康的恢复，而且也可能当他需要时使他安逸地死去。”而安乐死正是帮助解除病患痛苦的最佳方法，也是医生职责的所在之处，不对安乐死予以肯定和认可，这对于患者和家属是多大的一种残忍。

患者在忍受自身痛苦的同时，还要花费昂贵的医疗费用，对于患者家属来说，在承受精神痛苦的同时，将背上沉重的经济包袱，“家属对家庭成员有照料的义务，但是为了一个无意义的生命去消耗有意义的生命，是过分的要求，对于上述种类的病人（指脑死或不可逆昏迷或死亡不可避免的病人）家属已承受极大的感情和经济压力，他们处于十分为难的处境。安乐死或把他们从这种压力和为难境下解脱出来。”[7]

3、安乐死对于社会的价值

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今天可供人类利用的资源正一天天减少，而维持人类社会的可待续发展，因此，将有限的资源利用到有挽救价值的病人身上才合适且合理，对本应适用安乐死的病人却不惜一切代价去赌资源，这首先就违背了社会发展必须合理分配和合理使用的原则。何所谓资源的有效性，不是我们所能看到的起到了暂时的效用。有限的资源在绝症患者身上的效用也只是延续一段并不长久的却充斥着痛苦的生命。然而，在中国还有很多贫困地区缺医少药，常常有人因病得不到良好的治疗而死亡或者造成残疾，这些有限的资源，对于这样地区的人们意义又是多么重大。因而，从社会效益角度而言，将大量的医学资源用来勉强延长一个生命意义丧失，不可避免要死亡的患者的生命，是不利于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

因此，无论是从刑法本身出发，还是从我们社会的仁义道德出发，从情理出发，安乐死本身都在不违法的同时又能对病人本身以及其家属，以及社会资源配置各方面都具有极大的积极性和必要性。

四、结语

有学者认为我国将安乐死合法化还不具备基础和条件，认为“我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医疗卫生与福利保健体系不健全”“医疗科技水平和研究能力有限，死亡标准和安乐死判断难以确定”“传统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束缚，民众观念需要转变”[8]等一系列的问题，然而，问题的发现和解决都是通过实践本身，只有在实践中去发现问题的真正所在，再配以相对应的解决方案。

介于我国医疗科技的发展也为安乐死准备了一定的条件和基础，我们应尽快将其安乐死合法化，笔者认为可以将安乐死放置在排除犯罪事由的被害人承诺部分，再完善与之相配套的制度，使其进一步完善化。

安乐死合法化四辩陈词 篇5

对方辩友滔滔不绝的雄辩也同样无法掩饰辞理的缺失。让我来指出对方辩友的几点偏颇之处。首先，我们今天讨论的安乐死 重点在安乐，而不是死，因为结局已经注定，我们只有减轻病人的痛苦，让其安祥离去。您知道肺癌病人是怎样死去的吗？是活活憋死的呀。应为癌细胞充满整个肺部，无法呼吸。可是因为安乐死尚未合法化，有些人忍受不了这非人的痛苦，选择了自杀。更是忍受了更多的痛苦。倘若他是您的父母，您的爱人，您的亲友，您忍心看着她生不如死吗？您难道不想他能安详死去吗？

另外，对方辩友一直对医德方面耿耿于怀。认为安乐死合法化会让医生不思进取，遇到难治的病就让病人去申请安乐死，这是与安乐死的初衷相违背的。一个有医德的医生是不会主动提出让病人安乐死的。其实自杀早就存在，可是现在医学水平却在不断进步，也没见过有医生因为不想治病而全病人自杀的呀！对方辩友给安乐死带上这样一顶帽子是不是有违合理性了呢？想到在雅安不顾个人安危救人的医生，在郑大医学院苦读的那些准医生们，我为你们感到委屈呀！而对于安乐死的前提来看，安乐死必须是患者自愿选择的。我们今天讨论的并不是病人选择安乐死的原因，而是病人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做出什么样的决定。而人在做出一个决定，并不一定是完全为了自己，而是综合考虑之后决定的。比如卖国贼与就义英雄，死的结果毋庸置疑，重要的是死的方式。而对于安乐死本身就是一个自愿的行为，使患者拥有完全的自主选择权。

而有关于误诊的问题，我方一直在强调我们承认误诊普遍存在着，即便是在美国。当病人申请安乐死的时候，法律强制其复诊以确保误诊率在最低，一方面是误诊的病人看到生的希望，也可使申请安乐死德病人明确自己的处境，理性做出抉择。这种严谨的态度，这种对生命权利的保护，不正是人性化法律的写照吗？我相信奇迹也渴望奇迹，但奇迹之所以称之为奇迹，就是因为其发生的概率低，如果面向普遍大众了，那还能称之为奇迹吗？对方说我们实施安乐死的理由过于理想化，那您所说的奇迹您的医疗水平瞬间突破是不是更加理想化了呢？

安乐死合法化存在伦理，医疗技术等方面的的问题。然而问题的出现和解决都是通过实践的，没有完美的理论，爱迪生还经过了上千次的实验才发明灯泡的，更何况这一有关死亡的大事。只有将其合法化并付诸实践，才能进一步完善其不足，更好地为人们服务。比如我们可以在小范围内实施，然后再推广。由公证人全程监督，每个过程都有一定资格的专家进行核查，以确保其公正性。

安乐死合法化的理性思考 篇6

词语安乐死来源于古希腊文, 本意是“尊严的死亡”、“无痛的死亡”。尽管研究安乐死的专家对于安乐死的解释不尽相同, 但他们有共同的特征: (1) 当今科学技术条件下, 患者死亡已经是无法避免的, 安乐死的后果只是导致死亡提前。 (2) 患者在临终前饱受病痛的折磨, 无法忍受, 异常痛苦。 (3) 安乐死实施发展的第一原因是为了减少和消灭病人难以支撑的巨大痛苦。 (4) “安乐”, 指的是尽量采取有尊严的, 使患者感觉不到疼痛的手段实施。

1986年, 我国第一起安乐死导致矛盾的案例在陕西省汉中市出现, 54岁的妇女夏素文因患肝硬化、肝脑综合征在汉中市传染病医院治疗。6月27日, 患者出现呻吟不止, 惊叫不安, 坐卧不宁等症状。次日, 其儿子和女儿跪在地上求医生让他们的母亲早点离开, 并一齐签字反复要求医生实行“安乐死”, 愿意承担一切后果。医生禁不住患者家属哀求, 在其范围之内, 为减轻病人的痛苦, 开了处方, 注射后, 于6月29日凌晨5时结束了夏素文的生命。在本案中, 公诉机关以故意杀人罪将两被告起诉到法院, 该案经过一审、二审, 法院最终做出了无罪的判决。由此发端, 我国关于安乐死的讨论进入高潮。

目前, 我国与大多数国家一样, 并没有承认安乐死的合法性, 实践中, 当发生这一类型的案例时, 法官往往根据《刑法》第232条以“构成故意杀人罪”来处理, 个案中会以“情节显著轻微, 社会危害性不大, 不构成犯罪”处理。

2、安乐死的合法化以及对我国的立法启示

2.1 安乐死合法化的原因

现代刑法的两大主要功能是人权保障和社会保障, 其中实施人权保障要求刑法必须通过某种特殊的方法, 使人权应有化向实有化逐步迈进。就像笔者所认为的, 选择死亡是每个人的权利, 当我们宝贵的生命只剩下痛苦和折磨时, 为什么还要继续忍受和承担这种不幸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刑法更应该切实保障患者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 赋予患者这样的自由。

2.2 安乐死合法化的困境

虽然安乐死的合法化对尊重和保障人权有着重要作用, 但是客观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可忽视。

第一, 安乐死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相悖。病人在痛苦的弥留之际往往意识模糊, 无法准确表达自己的意愿, 如果家属要求解脱自己的父母实施安乐死, 会被社会认为不孝, 被舆论所谴责。而且, 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 主动剥夺患者的生命, 无疑会被认为与职业道德相悖, 给医生带来巨大心理负担。但是, 在这个提倡生命质量的社会, 让一个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一次次的忍受病痛折磨、做无谓的挣扎是残忍的。既然可以选择无痛的、仁慈的离开这个只剩下痛苦的世界, 刑法也并没有规定绝症患者不享有自主选择的权利, 对公民而言, 法无禁止即自由,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何不满足患者的愿望呢?

第二, 安乐死合法化需要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法律的不健全会给犯罪分子有机可乘, 任何立法的产生都需要一定的基础。必须明确安乐死的定义, 从本质上理解安乐死不代表谋杀, 其目的更不是犯罪, 只有把这种观念深入人心, 法律才有可能被社会所接受。

2.3 我国安乐死的立法展望及启示

首先, 笔者认为使用安乐死需要具备严格的程序限制:第一, 申请程序。安乐死必须在自愿的基础上由患者本人向法院提出, 如患者已无法做出思考行为, 可以由两名以上直系亲属联名提出书面申请, 并立下承诺, 愿意承担一切法律后果, 且须能证明实施安乐死保障患者利益的最佳选择。第二, 审查程序。医院必须法院提供病人无法治愈且难以忍受病痛折磨的证明, 并保证此结果的真实有效性, 法院组织公正人员进行公正和调查, 鉴定本人或亲属所写的书面申请是否真实, 笔记是否一致。第三, 批准程序。法院确定材料无误后进行审批, 就患者生前是否有犯罪行为、该申请是否符合安乐死的适用范围、病患者是否还有未履行的义务等等进行审查后并做出决定。第四, 执行程序。审查通过后, 法院应把安乐死交给专门的医务人员进行, 并对安乐死的执行过程进行监督, 法院监督人员在监督书上签字。第五, 备案程序。安乐死执行完毕后, 申请书, 公证书, 监督书装入案卷, 由法院进行保管。

其次, 可以在法律或者政策中规定一些但书, 作为排除犯罪的例外情况。这是从法律上肯定安乐死的非犯罪性的第一步, 即承认符合下定条件的安乐死不是犯罪行为:第一, 安乐死的适用范围局限在以现在的科学技术水平无法治疗, 正在遭受无法摆脱的难以承受痛苦的临终患者。第二, 减轻和解除病人难以承受的身体疼痛作为实施安乐死的第一目的。第三, 实施安乐死必须有本人或其多名直系亲属请求的神志清楚和真诚的委托或同意。第四, 医生必须确信没有其他的合理的解决方法, 并征得另一位独立医生的支持。第五, 安乐死应该是由医生执行的能迅速结束患者生命的方法。

再次, 在安乐死案例逐渐增多后, 赋予某些案例以法律效力, 初步建立判例法。一方面引导人们转变对安乐死的看法, 另一方面为安乐死的立法做充分的准备。实现安乐死的前提是立法、司法、程序化, 多重相互监督制约, 因此需要建立健全、严谨的法律来承担。如规定安乐死的适用条件、必须遵循的原则、适用哪一种程序、何人是否承担法律责任等。并应当从安乐死的立法程序、实施条件、实施手段、实施程序、实施年龄上分别加以限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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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志伟.刑法学的新动向[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

[3]陈俊, 宋炳文.关于安乐死合法化的探析[J].争鸣与探讨, 2005 (8) .

[4]张玉堂.我们有死的权利吗—对安乐死争论的法理学思考[J].理学, 2001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