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文化论文(共10篇)
从2000年年中起,欧美各大电视台掀起了一股“真实电视(RealityTV)”的流行风潮,同类型节目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推出。“真实电视”泛指由制作者制订规则,由普通人参与并全程录制播出的电视竞赛游戏节目。它的先天优势就是制作成本相当低廉。由于参赛者都是无名百姓,电视公司得以省下付给明星阵容的高额酬劳,也不必担心编剧或演员罢工。而它创出惊人高度的收视率,使得高额广告收入来得非常容易。对于电视公司而言,“真实电视”仿如诱人的钱坑,令人无法不往下跳。至今“真实电视”已经成为欧美最热门的节目类型,甚至有人将这股风气称为“纳斯达克现实泡沫”,意味着“真实电视”就像股市中新兴的科技股一样,俨然成为电视文化的新宠。“真实电视”有什么法宝,可以制造出这样的轰动效应?如何认识其本质?有几出经典的节目不能不见识一下。
“老大哥”在看着你呢
“老大哥(BigBrother)”这个节目的名字出自乔治·奥威尔那部著名小说《1984》中的一句话:“老大哥在看着你呢”。
节目制作组精心挑选十名背景不同、性格各异的选手,把他们放在一处秘密地点的预制房屋中,让他们封闭地共同生活。这段生活的所有细节都被屋内无处不在的摄像机和麦克风记录下来,制作成每天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的节目,向电视观众展示屋内发生的大事小事。而观众更可以登录到该节目的网站,通过特定的5部摄像机追踪屋里的实时状况。设在淋浴间和厕所的摄像机是不允许通过网络查看的,但这两处摄下的事情只要有趣,也会被用到电视节目里去。
在共同相处、逐渐加深认识后,选手们每周要选出两个最不受欢迎的家伙。每天守候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早已迫不及待,他们只要打一个声讯电话,就可以在这两人中选出一个他们最不喜欢的,最没人缘的选手只好出局。关键是在观众投票开始的前三天,节目组就会告诉这两名选手:你们被选中了!此时他们的处境和心态变得非常微妙:被推举为讨厌鬼肯定是恼羞成怒的,但又必须压制情绪,毕竟还要争取可以幸存的那个名额;而即便幸存下来,也仿佛脑门上贴上了“讨厌鬼”的字样。为了争取挺到最后可以得到7万英镑的奖金(此处以英国版“老大哥”为例),他必须加倍努力地改变自己的态度和表现。
“老大哥”节目始发于荷兰,随后迅速被德国、丹麦、澳大利亚、美国等共18个国家照搬制作了各自的版本,是目前传播最广泛的“真实电视”节目。
“阁楼故事”:浪漫还是下流
在“老大哥”节目里十分引人注目的就是在封闭生活中陌生男女选手间难免产生的暧昧关系,对“真实电视”节目素来不感兴趣的法国(在欧洲翻版“老大哥”的十几个国家里就没有法国)似乎是注意到了这一点,将它“提炼”出来,制作了空前轰动的“阁楼故事(LoftStory)"节目。
参与者当然仍是精选出来、全部二十出头、形象足够上电视的五男六女,同居在一处拥有室内健身房、豪华家具、花园、泳池和篮球场的住所,当然还有26台照顾周全的摄像机。他们要在这里居住十周时间,不需要做什么事,可以尽管“培养感情”。电视台每天播出20分钟的写实节目,选手们每周自选两名被逐者,由电视观众电话投票淘汰一人。由于没有太多的生活内容,选手投票的标准通常是模糊的,比如“他越来越不可爱了”云云。节目最后硕果仅存的一男一女将获得位于巴黎市内的一套价值300万法郎的公寓,而如果他们俩能在这套房子里继续共度六个月的话,还会额外有一笔足以令观众们继续关注这个节目的丰厚奖金。
“阁楼故事”播出后立即掀起惊人狂潮,节目的平均收视人数达520万,某些章节更曾摸高至770万,这在法国电视业界非常罕见。而后,这个自称以制造浪漫为主旨的节目由于
出现了太过“开放”的镜头,登上了众多媒体的头条。部分观众聚集在节目拍摄地进行抗议,在法国政府中也引发了就媒体审查制度展开的激烈争论。法国人总是与众不同,在“真实电视”上也不例外。
去“诱惑岛”考验忠贞
与“阁楼故事”相比,美国福克斯电视公司策划的“诱惑岛(TemptationIsland)”也许有过之而无不及。该节目把鲜活热辣的诱惑放在情侣们面前,看谁能做柳下惠。
参与的选手是四对自告奋勇的感情深度不等的年轻情侣,他们来到加勒比海上一个世外桃源般的美丽岛屿后就被分置两地,在节目安排下,男女各与十三名单身异性分别在岛的两端驻扎。在游戏节目进行的两周内,除了集体活动,情侣们不能见面,见面时也不能交谈。节目的开始,男女选手有权从他们的十三个潜在情敌中选出一人赶出岛去。接下来情侣选手分别与单身异性自由约会,活动内容是节目所设定的呼吸器潜水、山洞探险和骑马等。每人每天与一个单身异性共度,一轮约会结束后,男女选手可以要求观看自己情侣的约会录像,他们还必须再次选出潜在情敌男女各一出局。这样的程序进行四轮后,每个选手选定一名单身异性,与其进行最后的也是相当深度的约会。在节目的最后一夜,四对情侣重新会合,决定他们是继续厮守,还是另觅佳偶。这个结果并非游戏,而是真正的感情取舍。
这是一项不设奖励的游戏节目,但它的诱惑显而易见:自觉情比金坚的,会把它当作对自己或对方的考验,寻找爱情成就感;对感情信心不足的,也可以靠它确证一下,如果中途就发现情形不对,正好顺水推舟,赶紧多接触几个新人选。如五世纪的印度诗人卡比尔云“爱的小径如此狭窄,只容一人通行”,谁会把自己真正爱的人如此直接地推向诱惑呢?即便在美国,也有相当的观众认为这个节目太不道德,那些志愿者的脑子有问题。在蛮荒之地袒露人性的“生存者”
“生存者(Survivor)”节目由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于2000年5月推出,它等于是将“老大哥”这样的室内共生淘汰游戏拿到了蛮荒的大自然。目前它是“真实电视”节目中风头最劲的一个。CBS公司从近万名应征者寄来的录像带中挑选出十六名参赛者,将他们送到无人居住的熔岩海岛,或是澳洲大陆深处的荒山野岭,在那里生活39天。他们的生活过程由节目组全部实时跟拍,不仅制作成每周一小时的电视节目,还被放到互联网上供随时收看。
参赛者被分成两组,没收掉随身携带的物品,每天的食物配给只有一把大米和两个罐头。他们在忙碌于取火、猎食、搭建住所、对抗天然敌害和恶劣气候的同时,还必须完成节目设置的竞赛项目以赢得额外物资和投票淘汰的免死金牌。每三天在各组进行一次投票,各选出一名成员逐出游戏。当两组总共只剩十人时,就合并起来继续进行生存和淘汰的程序。游戏的最后三天,只剩三名选手做最后的角逐,而之前被淘汰的7名选手将组成评审团,投票决出谁是最后胜者。获胜者将获得100万美元的大奖,而其他参赛者按被逐出的先后顺序也会得到6500至10万美元不等的安慰奖。
“生存者”播出的第二周,即成为全美收视率第一名的节目,而最后一集更创下收视高峰,家庭收视率高达28·2%,估计全美共有将近44%的家庭、5800万人收看“生存者”节目。收视率高,广告价格当然是水涨船高,CBS将最后一集节目延长至二个小时,广告费上涨至每30秒60万美金。“真实电视”卖什么?
从这些节目的概况中,不难看出“真实电视”在卖什么。首先节目对参与者的“生活”实行完全的监视,等于是将他们赤裸裸地放到所有电视观众面前,很大地满足了凡人都有的窥探欲望。正因如此,许多卫道人士群起反对这种节目,认为它违反人类的尊严,品位低级。更深一层说,所有节目明显的共同点是“票选淘汰”环节,在这个过程中足以发生说不完的故事。为了赢得最后的大奖,选手们在票选淘汰中用尽机心、玩耍计谋:先组成同盟对付少
数人,然后再违背盟誓,对“自己人”下手这样的策略屡见不鲜。在“阁楼故事”这样的节目里更有男女情愫交织在勾心斗角的利益关系中,情况的复杂难以言表。在观众有投票权的时候,他们又要顾及电视机前无数群众“雪亮的眼睛”,使手段之后还得努力设计纯洁形象,以免被他们否决掉。局面由此变得扑朔迷离,微妙的局势变化层出不穷,“雪亮的眼睛”也看不明白、莫衷一是。在一些“老大哥”迷制作的个人网站上,甚至提供了《孙子兵法》的下载文件供大家学习交流。这无疑给了观众在节目外的无穷谈资,对“真相如何、谁最阴暗”的争辩给了他们极大的智力快感。如此,暴露真实的人性阴暗面成了节目诱人不可或缺的道具。而在“老大哥”的观众投票环节里,人们更可以痛快地表达对某人的厌恶,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决定另一个人的命运,可以让他的态度为自己而改变„„这是多少在公司或生活中唯唯诺诺的人梦寐以求的事情。
“真实电视”其实根本不“真实”。恰如在巴黎大学从事电视研究的弗兰克·乔斯特教授所说:“谁会在地铁站里驻足观看挂在那里的闭路监视器呢?”由老练的电视商人设计的游戏规则牢牢地抓住了观众的欲望,为了满足他们,道德或者社会意义是根本不需要考虑的事情。当“阁楼故事”里一个已经爱上了一名女选手的小伙子被观众票选出局时,电视上播出了他黯然落泪的特写镜头。“这不只是窥探隐私,”弗兰克说,“这已经是施虐,他们以看到别人受伤害为乐。”几乎所有的“真实电视”节目都为失败的选手提供了专门的心理治疗师,这首先说明选手确实会受到自尊的伤害,其次它有点自欺欺人———节目所满足的观众的心理是健康的吗?谁又来给大众治疗呢?
(1) 电视文化对现实的简化或歪曲误导青少年对现实世界的认识。电视文化由于与商业利润越来越唇齿相依, 有时, 不可避免地要用媚俗的方来换取大众的青睐, 电视节目哗众取宠、收视率至上的观念往往导致一种“伪真实性”, 从而误导青少年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和判断。大量的“贵族化”的人物, 奢侈的生活方式, 掩盖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艰苦现实。屏幕上的挥金如土诱发了青少年脱离生活实际的奢华、挥霍的愿望。电视节目中“王子、格格、公子、小姐”吃喝玩乐、无所事事的生活方式, 助长了青少年追求享受、畏惧困难的思想。此外, 一些电视节目往往以性、暴力和权力的交换作为挑起人们消费欲望的诱饵。当青少年吞食这些诱饵的同时, 他们也吞食了一种对世界的歪曲, 往往可能夸大两性关系在人际关系中的重要性, 夸大在现实中面临暴力威胁的可能性和暴力解决问题的必要性, 很可能在突然遭遇现实挑战时作出错误或者不恰当的反应 (美国不断发生校园枪击事件就是最典型的例证) 。
(2) 电视文化对视听感官的过分依赖, 不利于青少年语言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的开发。由于在电视文化传播过程中图像占绝对主导地位, 因而在看电视的时候主要是右脑兴奋, 而左脑则相对抑制。长期沉溺于电视机前的青少年, 面对直观的、震撼力极强的电视画面, 只是十分被动地呆坐着。这种消极被动的接受方式势必不利于青少年左脑的开发。而且, 电视文化在高收视率的驱使下, 追求通俗性和表面性, 极少有深刻沉重促进映像思维的节目。大量调查显示:越不用动脑筋, 越刺激的内容越容易为观众接受和欣赏。电视剧《还珠格格》、湖南台的《快乐大本营》等娱乐节目获得极高的收视率, 而教育性节目、科普片在青少年中收视率不高就说明了这一点。青少年若长时间地在电视机前消极被动地接受信息, 有可能使头脑本身也变得消极起来, 不喜欢思考也不善于对各种信息作出积极反应。长此下去, 最终势必造成想象力肤浅和思维能力的减退。
(3) 电视文化叙事的模式化和制造的流行文化, 影响青少年的创造性和独立个性。电视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 就是一种复制的文化, 它不仅仅是对物质的复制, 也是对精神的复制, 它为人们提供着各种大同小异的、模式化的流行文化, 为大众造就着各色样板, 提供着同一的认识, 供人追逐仿效, 造成现代社会空前的文化趋同现象。文化的多样性和创造性由此受到削弱, 在这种氛围中成长的青少年首当其冲要受到影响。中小学正处于最敏感最容易接受影响的时候, 因而总是从电视中学习到大量在学校教育中没有任何位置的流行文化。从卡通人物到体育明星, 到流行歌星, 是中小学生谈论和崇拜的对象;而各种时髦的装束和电视广告中大肆宣传的各种消费品则成为青少年向往和追求的目标。他们的独立个性、创造力、自信心、批判精神、现实热情和对人生的独特体验正在消退。面对强大的电视文化, 青少年越来越失去自我控制、自我表现、自我塑造的能力。电视剧《还珠格格》能够在青少年中获得如此高的收视率, 除编剧的成功以外, 电视文化主导的流行文化造成的大规模的相互认同和相互模仿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一种电视信息的影响很可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 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我们不能简单粗暴地禁止, 而要主动出击, 发掘电视文化的积极因素, 对学生看电视加以正确热情地引导, 让他们在轻松愉快的电视节目熏陶下, 增长语文知识, 增强辨别是非的能力, 提高审美情趣。
一、有心插柳亦成阴
电视节目是一门综合艺术, 知识五花八门, 形式直观生动, 它形象生动地给人知识、智慧和经验, 陶冶人的情操, 这是单纯文字学习所不能匹敌的。许多学生对一些电视广告词可以倒背如流, 运用时妙手偶得、亦真亦假, 而同学间转述电视内容时口若悬河、绘声绘色。可见, 电视节目对学生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教师要做的工作是在学生看电视中挖掘淘洗出有利于语文教学的“金子”, 在语文教学中渗透“电视文化”。变被动接受为主动挑选, 娱乐中学知识。兴趣是学习的起点, 更是学习的动力。既然学生对看电视兴趣盎然, 教师就要引导他们用欣赏的眼光去看, 用品评的心情去想, 逐渐使他们走出迷恋“情节”的怪圈, 学会选择电视节目, 为自己语文能力的提高服务。
二、为记叙作“嫁衣裳”
中学生以练就记叙、描写的功夫为基础, 选入课本中的记叙文又大多是小说和散文, 这与电视剧正好合拍。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也昭示人们:学生知识的获得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的, 而是他们在一定的情境即文化背景下, 借助其他人的帮助, 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 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主动获得的。电视剧为学生学习小说、写作记叙文提供了最优的情境。用语言、动作、外貌等描写手法塑造人物, 单纯靠知识讲授有时学生无法理解。而让学生置身于电视剧直观的形象前, 人物的喜怒哀乐是通过直接的动作、语言、神态表现出来的, 易于接受, 学得轻松。特别是电视剧擅长的人物“特写”, 更是学生描写人物外貌的样板。电视剧中常通过屏幕画面之外的旁白———“画外音”来补充一些资料或作必要的交代, 这就好比记叙文中的插叙、补叙。画面转换的“蒙太奇”技法正好是学生习作过渡的蓝本, 指导学生学以致用地看, 去除了兴趣的盲目性, 使他们潜移默化地掌握记叙、描写的技巧, 不知不觉中提高了写作能力。
三、条条大路通罗马
指导学生挑选电视节目, 诸多内容兼学, 可以拓宽学生的视野, 促进语文教学。语文学科是一门涉及面较宽的人文学科。信息社会中, 新科学、新知识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朝人们袭来, 从“三尺讲台”获取信息确实会落伍。读报刊、看电视正好可以弥补此缺憾, 而电视节目以其形式新、容量大、速度快的特点展示它的“旋转舞台”的优越性, 语文教师有计划、有目的地指导学生收看, 定会使学生获益匪浅。像“动物世界”“全国大中专生辩论赛”“科技博览”“实话实说”等栏目, 学生获取的信息, 接受的熏陶, 无法言述。有的栏目就连解说词也不失为学生仿效的佳品, 在轻松的氛围中, 拓展知识面, 学生“乐学”, 这样比采用“高压政策”和“题海战术”要奏效多了。
变放纵随意为陶冶情操, 娱乐中升华人格。“电视散文”“请您欣赏”等栏目, 具有画面清新、音乐优美、诵读动听、能适时穿插人物的活动等特点, 学生读的是直观、形象、逼真的“教材”, 文字、画面、音乐三管齐下, 既可领略大自然的美妙, 又能体味作品的深邃意境, 怡情养性。即使是一则广告, 其中也不乏生动形象的说明文, 也蕴涵不少说明技巧。
电视音乐欣赏节目, 对学习语文也有很大的帮助。语文教材中与音乐有关的课文约占总数的1/4, 在教学中, 注重将音乐与语文教学相结合, 引导学生健康地欣赏音乐的同时, 也促进了学生语文学习能力的增强。课文与音乐配对学习, 边读课文边听音乐, 效果确实不错。例如《渔夫的故事》——流行音乐《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电视剧《水浒》主题歌;《最后一课》——《马赛曲》。只要正确引导, 让学生从钟情所谓的“流行歌曲”, 提升到选择“阳春白雪”式的高雅音乐, 净化心灵, 学习分辨真、善、美与假、恶、丑, 就会不断提高审美修养, 同时又学习了语文知识。我们何乐而不为?
只要引导得法, “腐朽”也能变为“神奇”, 更何况“看电视”这样健康的活动。为让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之树常绿, 教师还是应该对学生乐看电视这一现象多来点正面引导, 少设些禁区, 让“电视文化”在语文教学中大放光彩。
参考文献
[1]陈明选.论电视文化对青少年精神心理和行为方式的影响[J].电化教育研究, 2002 (3) .
《汉字英雄》、《爸爸去哪儿》的爆红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过去电视界长期以来只有电视剧、综艺节目、重大体育赛事与新闻事件直播才能创造高收视的思维定式,给了电视人差异性竞争的信心与标杆。电视人过去也未尝不想打破“唱歌跳舞”的竞争怪圈,让自己变得有些文化味些,只不过忌惮于其他节目类型的低收视,不敢轻易创新推出差异性的节目类型。在同质化与差异化的平衡木上,他们更倾向于走安全系数高的同质化竞争的大道,绕开风险系数高的差异性竞争的独木桥。
进一步说,同质化竞争与差异性竞争本身是中性词,并无高下之分,好坏之别,同质化是竞争的基础,差异性是竞争的核心。高度同质化竞争的市场风险低,但利润率也低,有利于倒逼市场参与者的差异性创新;完全差异化的产品、服务往往意味高风险,但利润率也高,一旦有差异性产品取得极大成功,便会引来无数的跟风者,竞争激烈程度猛增,从而迅速拉低摊平利润率。
因此,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为明年出现20来档亲子类真人秀节目感到惊讶,因为同质化竞争是市场的常态,更多竞争者的参与有利于共同做大做强市场,也不必为娃哈哈曾经推出的全新产品“啤儿茶爽”的折戟感到惋惜,因为这是市场创新者必然会付出的代价,开拓一个全新品类的差异性竞争蓝海本身就是勇敢者、领导者的游戏。
《爸爸去哪儿》自10月11日开播以来,因为其诙谐幽默的表现手法,和独特的亲子主题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它以走进乡村,体验生活,完成任务为手段让观众看到了一种别样的明星背后的孩子们,让我们看到了作为明星的他们摘掉明星光环后是在怎样扮演者一个父亲的角色,第一次离开妈妈只有爸爸陪在身边的孩子们以及第一次由单独陪着孩子的父亲们在体验生活的过程中会出现怎么样的窘境,会面临怎样的困难是这挡节目备受关注的一点。其实这些只是吸引观众的一种形式,这样做提高观众的收视兴趣,其实也是电视的文化作用,那就是娱乐消遣,相对于电视剧而言,这样的表现形式更让观众在轻松快乐的氛围中体验学习生活,同时也可以带来不同角度的思考,正如这档节目传达出的亲子感情、家庭教育、父性教育等等都是我们可以在这档文化节目中可以看到的,它弘扬了一种积极的、先进的社会文化,但同时也不显枯燥,是这档节目的成功之处。
这里就电视所传播出的文化引导功能谈一谈,我们知道,大众传媒有着这样的一个特点,它承担了引导社会文化的功能,而如果电视不能很好的完成这项任务或者走入歧途就会对公众造成伤害并且难以承担后果。其实想要保持中立的态度平平庸庸的很容易,每天放一放电视剧啊,新闻啊什么的,但是这些是很难挖掘到大众所需要的文化,就拿《爸爸去哪儿》来说,这里的亲子文化是社会所弘扬的,而用一种怎样的方式来很好地表现出它是电视或者说是传媒机构的责任,而能让大众在轻松娱乐中感悟这些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就需要正确的定位和生活的回归,我们看惯了电视剧带给我们的爱情的美好时光,看惯了相亲类节目带给我们的低俗冷艳,也看惯了选秀节目带给我们的追星文化,那就让我们回归一下生活,回归一下现实,去看看那些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文化在电视中是如何表现的,而选择明星作为这档节目的主人翁更能够备受关注,更能够让我们看到明星在光鲜亮丽的一面的背后也有着平凡人一样的和不一样的生活,并且能吸引大众,引领大众,弘扬积极文化,达到更好的效果。有人觉得这档节目是让我们看完明星看明星的孩子,这样下去,连明星都有了继承权了,其实这是一种偏见的想法。试想一下,如果我们不让明星来做这档节目只是去记录乡村生活,其中的落差就不见了,反而变成了一种记录片,这种吸引力就自然而然的消失了。所以电视研究应该有正确的定位,看到观众的需求,注意观众的兴趣。否则一档节目就算有再大的教育意义也无法达到它应该有的目的,毕竟受众是评判这档节目的主人。
节目是从韩国引进的,我也看了一下韩国的这档节目。我觉得韩国在文化方面做到的要
比中国做的好,韩国在文化方面一直都比较有实力,所以引进是可以的。但是不能一直停留在引进的层面,需要的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当然,我也希望有一天能看到我们自己的电视节目远播海外,人家来引进我们的电视节目,其实做到这些并不是难于登天的。现在社会问题这么多,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以一种怎样的方式来把这些问题表达出来,仅仅是表达出来就够了,而剩下的那部分就交给观众去评判,电视在其中做的就是怎样进行不断接近完美的呈现。我们不能一直追随他人之后,更应该去做的是不断在学习中进步,发现自己特有的东西,在自己特有的东西中进行包装和打磨,这需要我们的媒体不断去挖掘社会问题,展现社会问题,让受众意识到问题的存在,让受众关注到社会问题,而用轻松诙谐幽默的变现手法变现出来是关键,毕竟,枯燥不是所有受众所期望看到的。这就需要媒体进行受众定位,分析受众心理,受众人群的特殊性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更好更值得一看的电视节目。
其实电视节目做出来,如果度拿捏的不够好就会出现过度迎合观众或者枯燥无人观看,比如相亲类的一些节目就是过度迎合了观众的喜好,而并没有考虑到正当的价值观,在我看来,或许它是是适用于一部分人群,但是这并不代表它弘扬了一种正确的价值观,而有一档节目倒是很适用,很能引领观众,关注社会问题,那就是《职来职往》,它以一种电视节目的方式进行招聘,而我们也看到了电视媒体在这方面承担的更多的责任,这才是我们更需要的电视节目,而面对《职来职往》这种节目的受众应该更多偏向于大学生,或者是一些文化人,那么这类节目的幽默诙谐程度就稍微低了一些,但是主持人在节目中的话语引导并没有让这类节目没有看头,反而让节目更加生动精彩。
一、纪实化是文化类纪录片现实主义精神的体现
纪录片的核心价值在于真实,在于记录正在进行的一段时空跨度相对较大的一段现实或历史。那么,无论是新闻纪实类的纪录片,还是历史文化类纪录片,都应立足当下,做到真实、可信,做到“真、善、美”。纪实化,是文化类纪录片的现实主义精神的体现,是纪录片贴近动态现实的一种方式和手段,是历史与现实结合的必然。文化类纪录片纪实化的主要表现特征为:
(一)从正在进行的一件文化事件入手,运用纪实长镜头切入对文化与历史的表述,让历史与现在交错进行;例如央视热播的《舌尖上的中国》大多以现实和过去相结合的表现手法,通过对传统和现代的饮食文化的交错叙述,让观众可以深切地体验到所讲述的事物的一个完整的发展过程;现在一些文化类纪录片也大量运用情景再现的手法,将历史与现实一起呈现在观众面前,既提高了纪录片的可看性,也令纪录片的讲述更加有理有据,让观众感叹,看一部好的纪录片就像看一部电影,例如酒泉台摄制的纪录片《玄奘瓜州历险记》,选取了玄奘取经路上最险恶的一段,讲述初唐时期玄奘为西行求法,置朝廷通缉于不顾,夜半偷渡玉门关,历经九死一生,终达伊吾的传奇故事,和以往不同的是,这部纪录片不仅使用高清设备拍摄,而且运用了大量的剧情表演,再现了千年前的传奇故事。文化类纪录片还可以通过完整记录一个鲜活的文化活动,例如,婚丧嫁娶、社火、祈雨、祭祀等。
(二)充分运用自然的现场声音。现场声音是表达的另一个主体,因为电视是一种视听语言艺术,声音语言的作用不可缺少。今年年初,笔者拍摄的《尕海湖边的故事》中,效果声的运用就为节目增色不少。在尕海湖边拍摄冬候鸟大天鹅时,清晨清亮的天鹅叫声,顿时让冬天的尕海湖边响起了候鸟的歌声。如何能让观众也能体会到当时尕海湖边的这种场景,光靠唯美的画面是不可能做到的,《尕海湖边的故事》就将常规的效果声的音频指数略微提高一些,突出候鸟的叫声,充分吸引了观众的眼球。
(三)各种声音元素交错进行,扩展声音时空。比如表现崆峒山、武夷山、少林寺,声音除解说、音乐之外,还有钟、鸟、风、游人和做佛事所发出的声音,而这些声音是文化类节目内容的重要组织部分,也是纪实化不可或缺的元素。在甘肃电视台10多年前创办的.日播文化类栏目《美丽甘肃》中我们看到,天水台反映民俗的《年初一》就是因纪录而取胜,它充分反映了民俗中原生态的摇曳多姿。甘肃卫视的《中国西北角》栏目,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纪实化的元素也在大大增加。
二、文学化是文化类纪录片成熟的标志
纪录片不仅需要真实的影像记录,同时也需要依靠文字的逻辑来推动纪录片的叙述向前发展,而仅靠影像是不能完成推动这一逻辑叙述的发展,所以纪录片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文学化的表述。文化类纪录片不是新闻专题,恰到好处的文学化是此类纪录片的必要因素。从《话说长江》到《望长城》,再到近些年出现的大型文化系列片《江南》《苏园六记》以及中央台9套节目的开播,我们可以看到,电视一直与各种文学类型相伴相生,文学化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类纪录片成熟的标志。《舌尖上的中国》播出后,“《舌尖》体”一时成为人们所喜爱的一种纪录片的语言表达方式,被观众们所喜爱和接受。文学化是编导对采访对象的发现、创造与想象,是对过往历史的复活。简单、沁人心脾的解说词,可以让观众更好地融入节目当中去。文学化是编导个人情感的投入,画面因情感而复活生动,节目因情感被长久记忆。
三、社会化是节目的深度体现
【正文】
谁都不能熟视无睹:电视,在20世纪人类文化舞台上的醒目到场和隆重出演。所以长期以来,舆论界和学术界对电视这一客观的文化存在及其文化身份给予了种种感性或理性的界定:“电视文化是通俗文化”,“电视文化是消遣文化”,“电视文化是娱乐文化”,“电视文化是快餐文化”,云云。于是,有些文化人开始忧心忡忡、煞有介事地指责、质问和呼吁:“弱智的中国电视”、“电视你还要糟蹋什么”?“文学千万别嫁给电视”等等。所有这些议论,必然会导致我们对电视文化身份及其本质特征、学理层面的深入探讨。
在文化学视域里,文化身份一般被建构为一种社会构成现象,它标识着相关文化的存在位置及其话语的成立方式与作用力度。对文化身份的探究和判断,意味着在其所属领域文化本体论推导的结束和对其社会历史成因多元化的认可。文化身份研究所能给予文化观察者的实验条件,主要在于多维度的视角和对其所在系统生命性联系的提示。因此,诸多看似互相矛盾、各执一端的说法,并非区分理论是非的简单依据,表象的混乱状态往往更能见出电视文化身份研究必然存在的多维度的合理性及其关联的复杂性。
本文试图从俯视、后视、外视、侧视、内视、前视几个角度,对电视文化身份予以全息式观照和审视,进而尝试让观照的过程本身成为一种推导的方法,以期电视文化身份的本质在纷呈的现实表象中渐渐浮出。
俯视:在人类文化学的整一系统中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文化,是人类留下的痕迹,是人类特定条件下的生存方式。从区域的大小而言,文化一般隐含着三种意义:“一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二是指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典章制度、政治和社会组织以及思想、信仰、风习、艺术等;三是指与政治、经济并列的一种形态,并由此又派生出一种更狭小的含义,即指认字与学习。”(注:参见张崇琛著《简明中国古代文化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文化的存在状态是一种双向的动态过程,即“人化”与“化人”,其驱动力源自人类的创造精神。
从文化的本体概念出发,则不难认同,讨论“电视有没有文化”、“电视是高级文化还是低级文化”等问题只能降低我们理论研究的水准。任何一种文化的价值,首先在于其形态的存在而非身份的高低贵贱。在整个文化系统中我们需要相对确定“电视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而非对其莽撞地取消或意气用事地贬损抑或盲目膜拜。
电视,作为20世纪科学技术的结晶,是人类文化发展进程中的现代文化形态之一,它可以成为文化学研究的素材,但不是目的。在这个视域里,所容易发生的偏差往往在于:研究者将各类文化形态作为既有的.方法以推论电视文化,从而通过衡量其中他文化的各种成分与含量是否全面和饱满,来确定电视本体文化的性质,使研究的出发点与归结点发生倒错。在整个文化系统中,电视文化作为一种技术的出现与存在,其技术性能塑造了其身份的与众不同。它呈现出一种全能文化形态:
首先,它不能像任何一种文化形态,边界较为清晰地归属某一文化区域,但它自身大于人类自然力量的技术整合力,又使它在文化的任何一个区域得以兼跨。亦即文化系统所包含的三个区域的内容,都可能与之轻易结合,从而成为其文化构成。政治文化、经济文化、艺术文化等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有机会在电视文化的身份证上签名。
其次,它不能像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由一种相对稳定的文化思维方式来支撑。人类的思维方式是多样的:时间性思维和空间性思维;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经验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等等。但语言出现以后,各种思维方式大体为语言思维方式所整合,纷纷融化于语言思维的海洋,亦即语言已成为人类基本的思维媒介。语言思维是人类基本的文化思维方式。电视文化的出现,将人类带进了一个全新的思维王国。基本拿到理论“护照”的界定:电视思维是“可闻可见的四维思维方式(立体的空间+时间=视听的运动)”。(注:周传基著《电影・电视・广播中的声音》第44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91年版)这个界定,有其技术分析的可确定性,但未能留出文化思维中模糊思维可能存在的余地。电视文化,宣告了一种全能思维方式的出现:如果说,视听是其思维的主要构成部分,那么数字式(点式
雷蒙·威廉斯在《电视:技术与文化形态》中谈到电视节目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商业性质的,如肥皂剧以及一般的娱乐节目;另一类则是公共服务性质的,如新闻、教育、艺术等节目。他进一步指出,这些商业性质的节目是允许观众参与的,因此它们是反主流意识形态的。而那些官方的、高雅的如BBC、ABC等教育节目的观众大都是中产阶级,他们正是主流意识形态的顺民,“灌输什么,就接受什么”。然而我们如果进一步做出分析的话,就不难看出,在当下社会中恰恰正好相反,所谓的大众文化变成了主流意识形态,也就是葛兰西所谓的意识霸权。而且大众文化不断有庸俗化的嫌疑,是值得警惕的。
因此,在精英文化受到了严重挤压的情况下,这种所谓的大众文化就通过屏幕迅速传播,而在屏幕上呈现的形式就是商业性质的节目,相亲、游戏等娱乐节目是当下最为典型的体现形态。“就大众文化的基础价值判断而言,我们依然是在求诸或者已成明日黄花,或者东山再起、重振雄风的舶来理论。假如我们不认可当下大众文化的价值取向,比如,当流行歌曲风头不再,电影的热情意兴阑珊,真人秀异军突起,美女俊男在屏幕上川流不息扮演男找女、女找男、未婚找离异、离异找未婚、丈母娘找女婿,或者哪一天倒过来女婿也找丈母娘,等等,假如我们对这一些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故事心存不满,有意提醒受众这类娱乐至死的相亲节目说它什么都行,唯独不是真实,那么我们尽可以援引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说明大众文化骨子里总是唯利润是瞻。”[2]“无怪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大众文化痛心疾首,将之命名为‘文化工业’,判定它是垄断资本和寡头政治联手,生产低劣文化产品来给工人阶级洗脑,总之是在追逐利润中控制思想,在思想控制中追逐利润。”[3]
如果我们再借用一下威廉斯提出的“流程(flow)”概念的话,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出:当下的屏幕远远比威廉斯时代的电视更为便捷,更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流程”。如果威廉斯对电视“流程”还在迟疑是否给与批判的话,我们则可以明确地断定,这种屏幕“流程”的结果更是打破了传统思维方式,剥夺了思维的时间和空间。况且,屏幕文化不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变成了生活本身,其所宣传的内容在潜移默化中使受众变成了“顺民”。福柯在《规训与惩罚》《权力与主体》中指出现代文明将人变成被动的客体有三个步骤:区分、规训、检查。意思是说把不符合主流的区分出来,然后进一步规训,最后个体在自我趋同中客体化。例如尤金·奥尼尔的《毛猿》中,杨克在不断地自我确证失败以后,变成了“畜生”——动物园里笼子中的猩猩。而今天的屏幕文化的传播更为隐蔽和快速,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被规训,更可怕的是屏幕文化试图把所有人囊括在自己的体系之内。
总之,在虚幻的时间和空间中凋萎的东西正是人的本真性,这是因为虚幻的时空取代了现场性,而现场性具有独一无二的存在感。屏幕文化中虚幻的本质是由于它的二度性——编辑所导致的。本雅明在谈到“灵晕(aura)”时举例自然对象的灵晕。他认为这是一种“距离的独特现象”。他说:“如果当一个夏日的午后,你歇息时眺望地平线上的山脉或注视那在身上投下阴影的树枝,你便能体会到那山脉和树枝的灵晕。”[4]他在谈到灵晕缺失的社会根基时,多次提到了“当代生活中日益增长的大众影响”。而屏幕文化恰恰在“竭力通过激发幻觉的场面和暧昧为可疑的投机来激发大众的兴趣。”[5]
参考文献
[1]陆扬.电视与大众文化[J].三峡大学学报,2006.1
[2]陆扬.大众文化:塞壬的歌声[J].探索与争鸣,2012(5).
[3]陆扬.大众文化:塞壬的歌声[J].探索与争鸣,2012(5).
[4]本雅明.启迪:本雅明文选[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8,238.
继去年的“新三国”“新西游”“新红楼”之后,鞠觉亮执导的“新水浒”终于在与网络盗播鏖战之后,进入上星频道热播,古典文学名著剧集的重拍热,算是打上了一个漂亮的分号。
和另外几部“新”翻拍剧一样,“新水浒”的表现也不能算十全十美:过于站在现代人角度为“淫妇”翻案、宋江“英雄化”外露,吴用失之于阴柔,卢俊义少了丰神俊朗,“武松杀嫂”整出戏的情感过渡有点偷师《金瓶梅》……这些都是剧集在原著前黯然失色的地方。但剧情在改编时,以最小的情节和人物失真,最大程度吻合了影像的叙事特点,这在迄今为止所有的古典名著改编上,是具有纪念意义的。
一部《水浒》,只要打得好看,觀众就会多少原谅别的错误。更何况剧集在步将肉搏之余,对马上和水上的打斗,都做了荧屏上前所未有的创造与尝试。这方面,再挑剔的看客除了前述几项,也说不出更多不满。它说明了拍摄各方在尊重原著神韵、公众看待名著的民意方面,具有非同一般的智慧。影视改编名著,最怕费力多多,观众最后却认为你拍的是另一部书,在这方面,新水浒、新西游,乃至最受议论的新红楼,多少都是有可取之处的,表现出了几部戏的改编团队在文化品位上的追求。这样的追求,老版剧集不能说没有,但不突出。这里面有技术、资金的原因,也有不同时代,拍摄者对人性的领悟与演绎功底。
名著的改编,最容易彰显影视人的文化感。这一点不仅体现在中国的古典名著剧集,国外的其实也一样。记得早在1980年代之初,央视曾经引进过英国广播电视公司拍摄的《大卫.科波菲尔》《亚瑟王》《罗宾汉》《卡斯特桥市长》《老古玩店》等一系列名著剧集,在内地观众中的反响,均要强出后来好莱坞同题材的电影。有时跟看过它们的朋友聊起来,大家都觉得这些剧集里的人物举止,更遵循原著的描写,也更靠近它们所属的年代。影视遵循文学原著,是件很难的事——貌似亦步亦趋、没有创意,其实难度都集中在影像语汇与文字语汇表现功能上的转换。相比之下,那些过于强调二者不同,大砍大削式的“改编”,倒是在偷懒了:它们把改编当成了一件纯粹的活计,放弃了对意境的再造、对回味的追求。
中国电视剧在当下的繁荣景象吸引了众多知识分子把学术研究目光投向这一领域,电视剧作品数量的积累也为电视剧批评提供了充足的文本。电视理论的研究队伍已经吸纳了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文艺学、历史学等领域的学术精英。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交相辉映构成了当下电视剧的基本生态。尤其是当代大众文化思潮直接影响着中国电视剧的发展,随之而来的问题提出、澄清、解决已成为电视剧批评的中心。以曾庆瑞教授和尹鸿教授关于中国电视剧的文化策略及社会角色论争为代表,可谓惊心动魄。
一
尹教授对曾教授发表的《守望电视剧的精神家园》(见2、4期的《杭州师范学院学报》)中有些观点提出异议,并撰文对中国电视剧进行文化学和政治经济学剖析(《意义、生产与消费》,见《现代传播》第4期;《冲突与共谋》,见《文艺研究》20第6期)。曾教授于在《现代传播》第2、3两期作了数万言的回应,指出中国电视剧当下的社会角色既是艺术事业,又是文化产业,其经营并非企业化和商业化、市场化,同时表明自己非“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中国电视剧发展40多年来,电视剧的理论问题研究显示出严重的缺失,曾庆瑞教授较早介入这一领域,在电视剧的本质规律探讨上作了奠基工作。在过去的电视剧批评中,人们习惯于就作品进行随感式的分析,国外并无“电视剧”概念,因而无从借鉴。有限的理论资源大都从电影艺术挪移过来,再加上文艺学的某些理论,拓荒时代的电视理论工作者的确经历了一番煎熬。然而当下各学科的学术交融蔚为壮观,各种文化思潮几乎涉略每一个领域。电视剧出现的`这种论争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当代文化思潮反映在电视剧领域的重要表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当代文化思潮的最主要的表现之一。
应该说,这场论争的背景是“全球化语境”下衍生的当代大众文化思潮。中国经济转轨后,“市场”概念在文化领域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平台。“文化”被赋予了经济学意义,作为特殊的“物质”而非纯粹的“精神”。换言之,“文化”在工业时代具有了商业价值,它非但能给人们带来精神享受,还可以产生商业利润。当下各行各业大都贴上“文化”的标签,例如“酒文化”、“茶文化”、“烟文化”、“厕所文化”、“园林文化”……诸此种种具体的物质与文化交合的背后是企业的商业目的。这种“泛文化”现象在实际利益上获得了丰厚的经济回报,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了物质品格。然而文化概念的混乱与滥用引起部分精英知识分子的忧虑与不满,同时还有部分精英知识分子将“泛文化”作为反叛主流意识形态的合理工具,以此呼应西方大众文化思潮,两者在文化反思的过程中确立了各自不同的立场。而时下流行的全球化语境就成为两种立场交锋的阵地,一方呼吁和西方交融,一方抵制或拒绝。“全球化”是20世纪5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经济领域概念,后来延伸到其他领域,在文化艺术界也成为热门话题。“全球化”在中国的热炒是建立在中国市场经济取得一定成效,物质文化取得较大发展的基础上;中国文化要在世界获得身份,而在西方强势文化的渗透面前又要奋起抵制和反抗。这是交融与抗争的文化较量。中国电视剧似乎历史地被推到了潮头,它以当下传播最广泛,受众最多的优势成为领军艺术样式。中国电视剧的历史与中国电视史相伴而生,40多年来,电视剧的真正发展是在1978年以后,这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是契合的,经济的因素似乎天然地与电视剧有不解之缘。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经济腾飞,电视剧又出现了迅猛发展的势头。这有充足的理由吸引人们去探究经济、商业与电视剧的存在关系。商业因素的介入给电视剧发展带来诸多好处,如电视剧风格、类型、题材、表现方法的多样多元;但也带来了令人担忧的问题,最突出的就是作品人文精神的逐渐丧失,大众的审美价值取向的偏离,电视剧作为艺术的品格滑落。是继续保持电视剧艺术品格还是沿着世俗审美文化轨道前行?这是关系中国电视剧未来发展的重要问题。论争的双方都将电视剧作为体现中国大众意志的最佳承载,焦点集中在电视剧是否已经是“大众文化”,“大众化”是否是电视剧发展的标尺,以及由此涉及的当下中国电视剧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尹教授认为中国电视剧已经“从教化工具到大众文化的位移”、“从宣传工具到大众文化的转变”、“电视剧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的格局已经基本形成”,这是一个理想化的结论。而曾教授将“官方主流文化”、“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市民通俗文化”三者结盟来反对“大众文化”,这种文化联盟必须明确它们各自的立场之后才能确立,值得商榷。
二
邹广文、常晋芳对“大众文化”的本质特征作了较为全面的界定:“当代大众文化是一种在现代工业社会背景下所产生的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市民文化,是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产生的,以都市大众为消费对象和主体的,通过现代传媒传播的,按照市场规律批量生产的,集中满足人们的感性娱乐需
根据局党委、行政的工作部署和市总工会工作安排,结合局系统工作实际,特制定xxxx年工会工作计划。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工会工作,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中国工会“十五大精神,以构建和谐校园为主线,推进局系统民主政治建设,以大力开发职工素质建设工程为核心,开拓创新,服务大局,突出维护职责,全面履行工会的各项社会职能,为我市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二、工作目标
以“十八大”的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努力完成上级工会提出的各项工作任务,全面提高职工政治和业务素质,加强职工建设,落实方针,切实加强局系统民主管理,全面履行工会职能,突出维护职能,发挥广大职工的工作热情。
三、主要工作
(一)组织广大职工深入学习理论,提高政治素质。
1、配合局党委、行政,组织广大干部职工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和全国工会的“十五大”重要思想,组织学习《工会规程》,学习业务知识。以政治理论指导工作实践,努力提高政治思想工作的能力,提升德育工作水平,为文化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2、认真学习新时期我党对工会工作的重大理论观点,不断提高依法治会、依法维权的自觉性。充分利用工会的工作优势,确保局系统的民主管理,进一步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充分发挥教职工代表大会在系统民主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参与单位公开的监督,确保系统职工政治权利的落实。
(二)开展多项活动,促进职工业务素质的提高。
1、配合单位积极引导职工更新教育观念。促进广大中青年职工专业素质的提高。
3、发挥职工群体在单位建设中的的作用,通过学习反思,向书本学习,向社会学习,向身边的人学习,集思广益,学以致用,切实提高学习效果。
(三)切实加强民主管理,全面落实“依靠方针”。
1、全心全意依靠职工做好文化工作,落实职代会的各项职权,拓宽职代会内容,健全职代会的有关组织和制度。
2、完善各项措施,不断深化单位政务公开工作。在公开内容、形式、时间、范围等方面严格落实,充分发挥政务公开制度,发挥职工的监督作用。
(四)进一步做好“维权”工作,切实履行维护职能。
1、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新《工会法》强调突出的工会职能,是工会服从和服务于文化改革和发展的基本职能,工会要从根本意义上做好维权工作。
2、继续实施“送温暖”活动,关心退休同志,关心生病职工。积极为职工谋利益、办实事、做好事。
3、切实关心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通过各种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寓教于乐,增进健康,活跃身心,激发集体荣誉感和进取精神。
(五)加强工会自身建设,提高工会工作水平。
1、进一步加强工会自身建设,使工会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充分发挥委员一班人的作用,在委员分工职责范围内努力做好分管工作,工作中分工不分家,互相支持,协调配合。
2、培养和壮大工会积极分子队伍,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依靠工会积极分子开展好工会活动。
3、重视女工委员会工作。关心、支持女工工作,充分调动女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开展“巾帼文明岗”等活动,使广大女教职工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作出更大的贡献。
4、重视工会宣传和工会台帐资料的建立健全工作,完善工会文档资料的管理,争创优秀职工之家活动。
四、主要活动
3月:工会的组织的组建;三八节活动。
4月-6月:组织系统职工参加全市的各项文体比赛活动;“五一”、“五四”活动;组织开展局系统趣味运动会
7月-元月:开展中秋节、春节等节日慰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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