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假工作总结

2025-02-08 版权声明 我要投稿

打假工作总结

打假工作总结 篇1

引 言:假冒伪劣行为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较为突出的问题,也是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烟草专卖管理部门担负着卷烟流通领域打假维权的重要职责,卷烟打假维权效能如何,不仅关系到当地卷烟市场的好坏,而且还直接影响到烟草部门的社会形象。因此,创新监管方法,提高卷烟打假维权工作效能,一直是基层烟草部门探索和实践的课题。

关键词:卷烟、打假、联合机制

一、卷烟打假工作现状分析

假冒卷烟的巨额利润,让不少胆大妄为者眼红手痒。众所周知,同一牌号的真烟与假烟的零售价基本相同,但批发价却相差几倍,甚至十几倍。在利益诱惑之下,一些不法分子铤而走险,大肆制售假冒卷烟牟取暴利,假冒卷烟的泛滥,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和消费者的利益,对卷烟市场的正常秩序形成巨大的冲击。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群众的打假维权呼声越来越强烈,要求越来越高。烟草部门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力度也逐步加大。但市场上假冒伪劣行为屡打屡犯,屡禁不止的现象依然存在,从烟草监管的角度看,打假效率不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力度不够。基层存在监管漏洞,日常监管不到位,专项整治不彻底,造成了“集中整治-放松-泛滥-再整治”的不良循 环,使一些自律意识不强的零售户得不到约束,使制假、售假者有机可乘。二是领域不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新的市场业态、新的交易方式在商品流通领域层出不穷。三是手段不高。基层烟草部门监管的装备不强,手段简单,方法单一,常规的“举报投诉或专项整治-检查商品-送检鉴定-处罚”的打假“套路”,程序多,时间长,效率低。四是途径不多。烟草部门单靠日常检查、专项整治及投诉举报进行打假治劣,已不适应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五是力量不强。基层烟草部门所处在市场监管的前沿阵地,而职责多、任务重、管辖广、人员少、素质参差不齐的矛盾比较突出。

二、拓宽渠道,凝聚卷烟打假的社会合力

我们经过几年的监管执法实践,深感要切实履行起烟草部门打假维权的职能,实现监管到位,必须走社会化监管的道路。

1、切实加强对卷烟打假工作的领导。国家对烟草专卖高度重视,以法律形式对烟草制品从种植、生产直至流通领域都进行了规定,目的就是要通过有计划地组织烟草专卖品的生产和经营,提高烟草制品质量,规范烟草市场,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卷烟打假工作必须树立长期作战思想,各有关部门要把支持烟草打假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严厉打击涉烟违法行为,保证国家财税收入不流失,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2、巩固和完善卷烟打假机制。一是巩固和完善卷烟打假联合执法工作机制。要按照“政府统一组织,部门指导协调,各方联合行动”的原则,将部门打假扩展为政府打假。有关部门协同作战,充分发挥公、检、法等部门的职能作用,阶段性、经常性地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形成联合执法的合力,保持卷烟打假齐抓共管的良好态势。二是巩固和完善烟草部门与公安部门的打假长效合作机制,进一步完善烟草部门与公安部门的联席会议制度、重大案件督办制度、政策研究制度、信息互通制度、宣传工作制度等,不断强化烟草部门与公安部门的卷烟打假长效机制。三是巩固和完善烟草部门与检察院、法院的卷烟打假司法协作机制,加大对涉烟犯罪分子的追刑力度,严厉打击涉烟违法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始终保持对制假售假分子的高压态势。

3、突出抓好烟草打假工作重点。卷烟打假重在“打窝点、破网络、打源头”。一是广辟线索,形成网络,提高案件侦破能力。认真落实公安部和国家烟草专卖局下发的《打击制售假烟网络工作方案》,配备专职公安、烟草人员从事打击制售假烟网络工作。宣传假烟辨识方法,广辟信息网络,建立举报奖励制度,形成全社会积极参与卷烟打假工作的氛围。二是继续开展娱乐场所和车站、货运场所等货物、车辆集散地的整治,截断制假售假供需链。三是继续开展取缔无证经营的专项行动,着力封堵假冒伪劣卷烟的主要市场出 口。并根据发展适时调整卷烟零售点的布局,切实保护有证经营、守法经营者的利益。

4、努力提高依法行政水平。烟草部门要牢固树立国家利益至上的共同价值观,切实加强烟草专卖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依法执政水平,尽快适应建设法制型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新要求。一是坚持依法行政,确保文明执法。烟草部门在执法过程中,要严格执行纪律、规定,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行政许可和专卖执法的职权,坚持依法行政,确保文明执法。二是强化市场监管,发挥服务职能。烟草部门要正确履行行政主管部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监管与公共服务职能,遵照《行政许可法》规定,确保政务公开、公正、高效,综合运用行政、经济、法律手段进行管理。行政执法中要妥善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注重社会公平,发挥服务职能,营造和谐的执法环境。三是加强队伍建设,提升执法水平。烟草部门要从人才培养、优化结构、制度落实、规范执法、程序执法等方面入手,加强专卖执法队伍建设,提升专卖执法队伍素质,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和文明执法水平,确保执法准确到位,继续树立烟草专卖的良好形象。

5、设立舆论宣传窗口,发挥媒体的宣传监督作用。我们认为舆论宣传是烟草监管社会化的必经之路。一是设立实务公示窗口。运用新闻媒体公示烟草打假维权实务和打假成 果,把烟草打假维权做得有公认度,有关注点,有实用性,把办案成果转换成社会效应,不仅宣传了烟草形象,也放大了市场监管成果,更重要的是产生威慑力,置假冒伪劣行为于社会监管之中,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二是设立消费警示窗口。在有关媒体设立专栏,定期公布群众关注度比较高的商品或服务的消费可信度,并发布消费警示,增强社会和群众对卷烟打假维权工作的信任度,依赖感和支持率。三是设立案例点评窗口。定期不定期地在媒体介绍一些打假维权案例,通过案例剖析,增强消费者自我保护的消费维权意识,进一步提高卷烟打假维权的社会影响力。

三、坚持创新,推进社会化监管到位

拓宽渠道,凝聚社会合力,是提高打假维权效能的有效途径,但要实现监管社会化,不能只停留在渠道的拓宽,途径的创新,更要坚持全方位创新。

1、创新监管理念。首先,要牢固树立阵地意识。在目前的行政监管体制下,执法监管的权限交叉客观存在,监管阵地的争夺也不可避免。因此,烟草干部要彻底改变皇帝女儿不愁嫁的想法,要有强烈的阵地意识,无论你有多大的因难,都要想方设法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克服一切可以克服的困难,充分运用好国家所赋予的职能,绝对不能让人家来占领我们的主战场,更不能让职能旁落,否则对不起烟草事业。其次,要进一步树立协作意识。卷烟打假是烟草的 职能,但是烟草打假力量与专业水平的局限,闭门监管、独家监管无疑达不到好的效果。因此,烟草干部要改变分兵把守,各管一方的监管理念,增强协作的意识,调动的意识,共管的意识,用自己的脑,借人家的力,延长监管手臂,增多监管触角,调动各方面有利于烟草职能落实的因素,联合社会力量将卷烟打假工作进行到底。第三,始终突出“重点”意识。目前基层烟草部门的监管力量与监管任务间矛盾依然突出。那么,合理运用监管力量,突出打假重点,有效部署打假方案,是关系打假成效,提高社会关注度、公认度的重要方面。因此,打假维权一定要突出重点,讲求方法,要化零为整,变分兵作战为打歼灭战,变蜻蜓点水为重拳出击。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法和措施,加大打击力度,严厉惩处违法行为。

2、加大网络案件打击力度。要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充分认识打击制售假烟网络的重要性。加大对信息的收集工作,要形成打假合力,加强与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的信息共享,共建信息网络,增强协作意识和责任意识,不断扩充信息来源,进一步完善和落实涉烟重大案件由市委政法委统一协调、组织、督办工作机制,公、检、法和烟草部门联合办案以及向检察机关抄备督办等制度;进一步完善多警种合作机制,不断创新案件侦破手段和方式,形成行动迅速快捷、技术支持有力、法律保障到位、配合顺畅密切的工作局面; 进一步完善跨省市卷烟打假协作机制,形成源头及终端和运输干线齐抓共管、统一行动、整体打击的态势。

打假工作总结 篇2

一、2011年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成效显著,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2011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农业部联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信部、国务院纠风办、公安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供销总社等全国农资打假专项斗争部际协调小组成员单位,深入开展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实现我国粮食生产“八连增”和农民增收“八连快”提供了有力支撑。

——农资质量水平稳中有升。农业、工信、工商、质检等部门加大对农资产品的质量抽检力度,2011年农药、兽药、饲料产品抽检合格率分别为87.5%、91.5%和95.5%,分别比上年提高1.2、0.8和1.6个百分点;玉米种子合格率稳定在90%以上,杂交水稻种子合格率稳定在95%以上。

——农资市场秩序持续好转。各地坚持堵疏结合、加强监管,使制售假劣农资现象进一步减少,农民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据中消协统计,2011年消费者对农用生产资料投诉数量比上年下降了25.2%。农业部门以种子、农药为重点,深入开展种子执法年活动和农药市场监管年活动,同时推进放心农资下乡进村示范,畅通优质农资销售主渠道。全国工商机关深入开展“红盾护农”专项执法行动,确保了农资市场秩序。

——农民利益得到更好维护。各地区、各部门通过受理投诉举报、普及识假辨假知识等多种措施,加强对农民的服务,切实维护农民利益。农业部在“3.15”期间组织开展放心农资下乡进村现场咨询和宣传周活动,全国各级农业部门出动科技人员16.4万人次,举办现场培训咨询活动8330场次,为农民免费提供了大量技术知识、市场信息及优质农资产品。公安部制作了“守护百姓财富——警方在行动”系列专题片,揭露各类制售假劣农资犯罪手段,提高人民群众防范意识。质检系统深入近3万个乡村,抽查样品3.1万余个,受理农民投诉举报1704件。通过开展全国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全年为农民挽回直接经济损失10.88亿元。

——一批大案要案得到查处。2011年,全国农业、工商、质检系统共出动执法人员233万余人次,立案查处假劣农资案件9万余个。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严厉打击制售假劣农资的违法犯罪行为。全国农业系统共组织查处5万元以上的大要案81起,其中86名犯罪分子被移送司法机关。公安机关共破获假劣农资案件3000余起。检察机关共批捕犯罪嫌疑人83人。

法院共审结假劣农资案件28个,生效判决31人。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农业部和质检总局向社会公布了36起案值较大的典型案例,有效震慑了不法分子。

——农资打假和监管长效机制进一步完善。各地区各部门边整治、边总结,积极探索建立长效机制。农业部与公安部建立了案件移交绿色通道,对移送案件逐案落实,对重大涉农刑事案件联合挂牌督办。质检总局设立了现场受理、12365热线、网上投诉等多种方式,拓宽案件线索渠道。各地工商机关认真审查农资经营单位的准入资格,要求全面建立购销台账。全国供销总社积极推进农资企业配送中心改造升级,探索流通新模式,农资信用体系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

二、科学分析形势深入开展2012年农资打假和监管工作

今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农业农村经济实现稳中求进、再夺丰收任务繁重,面临发展基数和生产成本高、气候条件和市场变化不确定等诸多挑战,农资打假和监管工作的形势更加严峻、任务更加艰巨,有三个“越来越高”:一是保持粮食稳产增产对农资供给的要求越来越高。“八连增”后各种资源要素都绷得很紧,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是粮食和农业生产的基础保障,如果农民用上假劣农资产品,特别是假种子,造成减产甚至绝收,势必影响全年粮食稳产增产目标的实现。二是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对农资质量监管的要求越来越高。农产品质量安全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生命安全和产业兴衰,全社会的关注程度日益提高。当前,农资质量不合格、假冒伪劣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对农产品质量安全产生直接影响。三是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对农资市场监管的要求越来越高。现在,农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对农民收益影响很大。据农业部对300个物价网点县的调查,今年农资价格有所上升,2月上半月国产尿素、复合肥、磷酸二铵,均同比上涨10个百分点左右。假劣农资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更大。

面对新的形势,今年农资打假和监管工作总的思路是,紧紧围绕“两个千方百计、两个努力确保”的目标任务,以净化农资市场为主线,以维护农民利益为根本,严厉打击各种制售假劣农资坑农害农的违法行为,逐步建立健全农资打假长效机制,切实保证农资数量和质量,持续提高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为实现粮食稳产增产、农民较快增收提供基础保障。重点要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进一步突出工作重点。

要在春耕备耕、“三夏”、“三秋”等重要农时,集中力量抓好种子打假、饲料监管、禁用农药查禁等工作。在种子上,要继续深入开展种子执法年活动,严厉查处生产经营假劣种子、套牌侵权、无证生产经营、未审先推、包装标签不规范等违法行为。严格品种审定,规范品种命名,解决品种多、乱、杂等问题。在饲料上,要切实抓好《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的贯彻落实,重点打击生产经营假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等违法违规行为,严防在饲料加工和养殖环节添加三聚氰胺、“瘦肉精”等非法添加物。在农药上,要全面推行高毒农药定点经营,加强生长调节剂监管,重点打击违法添加高毒农药成分、有效成分不足、植物生长调节剂以肥料名义逃避农药登记等行为。同时,要加强肥料登记产品后续管理,重点查处有效成分不足问题;严格实施兽药GMP和兽药GSP制度,重点打击违法制售假劣兽药、疫苗、禁用兽药以及滥加抗菌药物等行为。

(二)加强农资生产源头把关。

将治理关口前移,防患于未然。要严格农资产品生产主体资质审查,切实执行审定、登记、许可的有关条件、程序和标准,严禁降低标准和越权审批。着重加强证后监管,对已经发放的农资生产经营许可证、产品登记证等进行跟踪核查,不合格的要坚决执行退出机制。要强化生产过程检查,以检查生产记录为重点,督促企业落实产品质量管理制度,建立产品召回制度,对有质量问题的产品一律停止销售并及时召回;建立健全企业诚信档案,实施分类管理,将失信企业作为重点监控对象,加大检查力度。

(三)强化农资市场整顿。

全面摸清农资经营企业的底数,建立农资生产经营主体档案,依法坚决取缔无证经营的单位。加强对农资批发市场、专业市场、集散地和经营门店的日常监管和农资物流配送的监控巡查,严厉查处在产品标签、广告宣传等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各地要及早制定农资产品监督抽查计划,加大对种子、农药、肥料、兽药、饲料、农机、水产苗种、渔船救生器材等产品的抽检力度,健全农资质量抽检通报制度。对近年来群众投诉举报多的市场要出重拳、用重典,肃清市场秩序。综合利用监督抽查、执法检查、投诉举报、群众调查等信息,开展农资经营企业诚信评价,让广大农民放心消费。

(四)狠抓假劣农资案件查处。

加强案件线索排查梳理,建立假劣农资涉案线索移送机制。坚决打击捣毁假劣农资制售源头,对于每一个涉案线索,都要追根溯源,做到查不清源头的绝不放过,端不掉制假售假窝点的绝不结案。对于犯罪分子,要坚决绳之以法,重罚重判,坚决杜绝“以罚代刑、一罚了之”。对于涉及面广、造成重大农业生产事故、群众反映强烈的案件,采取挂牌督办、集中办案、联合查案等形式,严查严管,一查到底。今年,农业部将继续加大查处大案要案的投入,各地也要加大这方面的投入力度。要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鼓励群众举报,坚持“有报必接,接案必查,查必到底”,切实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结果。加大典型案例的曝光力度,震慑违法犯罪分子。

(五)积极推进放心农资下乡进村。

大力推广农资连锁、农资农技“双连锁”等农资经营模式,支持和鼓励有实力、信誉好的名优农资企业、农资专业合作组织直接到乡村设立经营网点,构建新型农资经营网络,畅通放心农资下乡进村渠道,提高放心优质农资产品的覆盖面。继续组织开展“放心农资经营示范店”创建活动,规范经营门店管理,扩大示范店的影响力和市场份额。加快构建以县级农资监管信息平台为基础的农资监管网络,努力实现农资产品信息可查询、流向可追踪、质量可控制,提升农资监管水平。

三、强化支撑保障不断巩固提升农资打假专项治理成效

农资是保障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源头,各级农业部门要把农资打假工作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会同各有关部门全力以赴,抓紧抓实,确保今年治理行动取得实效。

一要严格监管责任。坚决落实属地管理责任,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分管领导要具体抓,责任要分解到具体机构,落实到人,加强农资打假工作监督检查,杜绝地方保护主义,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对工作得力、成效显著的,要予以通报表扬;对不履行职责或履行职责不到位的,要予以通报并责令限期改正;对在农资执法和查办制售假冒伪劣农资产品案件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将依法追究其行政或刑事责任。

二要完善制度机制。各级农业部门要在当地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会同法院、检察、工信、监察、公安、工商、质检、供销等部门,进一步强化农资打假工作机制。要健全完善地区间部门间协调配合、信息通报、联合查处、案件移送、统一发布等工作机制,联合行动,强化协作,增强农资打假和监管工作合力。

三要强化条件保障。各地要保障农资打假和监管工作经费,不断改善执法条件和手段,加大执法人员培训力度,切实提高执法能力和水平。各地要结合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建设,充实人员队伍,完善条件手段,扎实开展农资打假工作。要建立举报奖励制度,安排专项资金,鼓励人民群众投诉举报,调动社会监督的积极性。

四要加大科技支撑。今年,农业部在全国开展农业科技促进年活动,各地要以此为契机,支持和引导农资科研机构和生产企业,加强高效低毒农药兽药新品种的研发。同时,要大力推进农业投入品综合监管信息化建设,建立农资生产经营主体信用采集、评价、监管体系,不断提升科技支撑能力。

打假工作总结 篇3

一、假热闹

新课标给语文教学带来了新鲜的活力。层出不穷的授课方式,让语文课有了盎然生机。然而,热闹的课堂是否就等于高效的课堂呢?常有教师们花费大量精力来设计活动,课堂上师生之间热热闹闹,但是课文被搁置一边,一堂课下来,只见活动的热闹,不见课堂的有效。一篇课文究竟应该怎么上?不同的教师,面对不同的学生,教学形式的选择应当各有其异。然而,就语文教学来说,立足文本却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前提。如果在备课和上课时只是专注于课堂活动的形式那就本末倒置了。为了让学生与文本直接对话,我们首先必须在时间上给予保证。要给学生充分的接触课文、诵读课文的时间,包括课前的预习以及课堂上的自由诵读。其次,我们还应该在学习方法上指导学生与文本直接对话。教给一些有效的阅读方法(圈点法、质疑法、猜测法、讨论法等等)。一篇课文,能够读进去,读明白,才谈得上独特的感受和体会。引导学生读进课文,挖掘文本中丰富、深厚的资源,在此基础上,再辅以各种有效的活动,让学生发散思维,是我们当前使用新课标中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二、假提问

课堂提问的最终目的是激发学生思考的积极性,使学生养成善于思考的良好习惯,从而提高学生的思维品质。目前,以教师为中心的“满堂灌”式的课堂教学现象已很少看到,但取而代之的却是一种典型的“假提问”式的教学。教师在课堂上提的问题太简单,往往设计连续提问(是非问、选择问、填空问、自问自答等等),学生则仓促地回答,教师也只作简单的肯定、否定,或不置可否,然后自己继续讲解,再提问题……这种“假提问”的教学,表面看去,学生似乎是在主动学习,但其实质仍然是以教师为中心,与新课程中阅读对话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其实,教师提问要把握好两个关键。首先是设计问题要找准切入点。其次要把握学生思维流向及流程的教学机智。

三、假合作

首先是课堂上小组讨论合作的问题。真正的讨论合作,应该是教师提出问题后,给学生以充分的思考时间,切不可学生的思路刚刚打开就草草收场,使讨论只流于表面的形式。但现实是有些教师提出问题,然后一声令下,学生就分组围成了一团,学生的讨论声响成一片,课堂气氛非常热烈。几分钟后,教师又一声令下,于是学生的讨论戛然而止。结果展示讨论成果的往往是几个优等生,不能真正起到讨论的作用。其次课堂不切实际的现象还表现在:(1)目标“空”。目标设置得高、多,课堂上得不到落实,特别是知识性的东西得不到落实,工具性的东西被忽视。(2)评价“空”。教师对学生参与的评价、反馈“空”,只说“答得好”,“答得不错”,没有实质性的评价。无助于学生认识自我,建立信心。

四、假把戏

“光看不练假把戏”。运用多媒体教学所营造的由形象、色彩、声音等构成的综合氛围,使学生身临其境、倍感真切,从而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然而,大量教学实践表明,音像手段运用于语文课堂,如果控制不当就会成为干扰因素。它一时带给学生强烈的视听冲击,引起多感官的兴奋刺激,但其占用的课堂时间,远远超过学生对文本解读或运思动笔的时间。学生看看录像、听听音乐、谈谈感想,似乎“有声有色”,热热闹闹,却往往成了中看不中用的“作秀”。借助任何直观形象的教学手段,最后还都必须落实到课文的语言文字上去。它最多只能帮助学生加深对课文“写什么”的理解,而对于“怎么写”则少有触及。

农资打假工作总结 篇4

2017农资打假工作总结

为认真贯彻落实农业部、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等六部委今年3月4日联合召开的 “全国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动员暨毒鼠强专项整治工作表彰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我们按照省、市关于开展农资打假行动的部署,结合本辖区实际制定了具体实施方案,在市县两级工商、质检等部门的配合下,加大宣传力度,增强维权意识和诚信意识,积极开展农资打假行动,整顿规范农资市场秩序,保护了农民利益,保证了春耕备耕的安全,现将春季农资打假工作小结如下:

一、领导重视,严密组织

农资打假一直是我们农业局依法行政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全国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动员暨毒鼠强专项整治工作表彰电视电话议召开后,局领导及时组织各职能科站召开了农资打假工作会议,成立了由局长挂帅、分管副局长负责的领导小组和相关职能科站组成的工作班子,明确了韩国昌局长为第一责任人,郝修业副局长为分管责任人,层层落实了职责任务。

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开展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是实现今年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目标的重要保证,是维护农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直接体现。因此早在去年年底就对农资打假工作进行了严密的组织部署。在去年十一月,我们下发了《关于做好今冬明春农资市场整顿规范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县做好农资市场的调查摸底工作,建立统一的存货台帐,利用去冬今春,抓好农资经营人员的培训工作,为今年的农资打假工作打下良好基础;去年十二月底,我们牵头组织畜牧、农机、水利等部门制定了《山西省晋中市整顿和规范农资市场秩序三年规划》,明确了工作目标,制定了实施步骤,强化了保障措施;今年三月,我们又下发了《晋中市农业局春季农资打假工作方案》,安排部署了全市春季的农资打假工作,同时组织全市及重点县的六部门参加了“全国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动员暨毒鼠强专项整治工作表彰电视电话会议”,统一了思想认识,增强开展农资打假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二、加强宣传,营造氛围

今春以来,我们结合全市组织的春季农业科技服务活动,市县两级有关部门把农业法制宣传教育作为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来开展工作。在“3.15”消费者权益日,市农业局组织了植保、种子、农药等专业人员,开展了街头咨询、送法下乡,结合春耕备耕积极宣传农业法律法规,并将简易识别、使用优质农资和“主要农作物主推品种”和“购种须知”等编写成宣传资料进行了发放,我们还印制了晋中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工作卡片,扩大农业综合执法的影响,为农民提供更多的服务。同时各县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如和顺县农业局在地方电视台上开展了农资打假专项宣传活动,正确引导农户购买农资产品。3月底,市农业局还对全市种子经营单位进行了为期2天的培训,对农资经营人员进行种子法律法规讲解,通过培训大大提高了他们的质量意识和守法意识,为推进农资打假专项治理工作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三、周密安排,严格执法

我们结合本市的实际,将今春的农资打假工作分了三个阶段:一是市场排查阶段(3月1日至3月15日)。各县(区、市)农业局对本辖区范围内的种子、农药、肥料生产和经营企业(户)进行了拉网式排查,摸清了本辖区内农资供应和市场经营情况。二是清理整顿阶段(3月16日至4月30日)。各县(市、区)农业局要在第一阶段对从事农资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进行拉网式排查的基础上,以打击违法经营为主,特别是对群众举报的案件和屡教不改的“钉子户”进行严厉查处,防止各类顶风违法经营行为及假冒伪劣农资坑农害农事件的发生。三是总结规范阶段(5月1日至5月15日)。要求各县(区、市)农业局要做好总结,并将总结材料与报表于5月15日前报市局法规科。市局要对前两阶段的工作进行汇总、总结,推广各县(区、市)农资市场管理的好经验、好作法,对农资市场监督不力的县(区、市)要给予通报批评,为全年农资打假工作奠定良好基础,逐步建立农资打假的长效机制。市农业执法支队在3月16日到26日,对东山五县进行了为期10日的重点检查,共检查500万企业5个,种子经营门店27个。查处无证经营户2户,查处经销未审定品种户6户,查处标签、包装不规范户1户,共查扣种子312.5公斤。没收违法所得2200元。确保了春耕生产安全。

四、协调配合,上下联动

今年农资打假工作我们特别注重了加强了市、县两级之间的上下联动和农资打假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在左权、寿阳等县,当地农业、工商和质检部门联合起来对农资经营户进行拉网式检查,不留死角,对农资经营者进行全面的核查、清理。寿阳县质检局为了保障农民的用肥安全,对进入寿阳市场的每一批化肥都进行了免费抽检,合格产品推荐农民放心使用,对不合格新产品坚决查处,决不让流入市场,坑害农民。多部门齐抓共管,狠抓源头,关口前移,标本兼治,多措并举,使晋中农资市场秩序取得了根本性的好转。

五、存在问题

1、执法力量薄弱,综合执法亟待普及。我市农业行政综合执法队伍亟待健全,现在市、县两级综合执法队伍正在组建中,在从专业执法到综合执法转变的过程中,人员、职能衔接的不是太好,在检查中发现凡是有农业综合执法队伍的县农资市场秩序就要好于没有农业综合执法队伍的县,因此必须尽快健全农业行政综合执法队伍,充分发挥综合执法队伍在农资打假中的作用。

2、执法手段落后,执法经费短缺。现在农资打假工作的形势要求我们在交通、通讯、取证、技术检测等方面必须达到一定水平,但目前执法单位的状况很难具备这些条件,同时缺乏必要的经费保障,这就不能适应现阶段农资打假工作的形势。

3、经营未审定品种的情况比较严重。一些经营者在利益的驱动下,经销未经审定的玉米种子,特别是屯玉种业的未审定品种在我市市场上较多,左权辽丰种业有限公司就经营有屯玉7号、屯玉23号、屯玉88号等未审定玉米种子;左权农业科技服务部经营有屯玉

6、屯玉

13、屯玉

23、屯玉88、丰禾98等未审定玉米种子。

4、包装、标签不够规范,如左权县石匣镇川口村禹东红经销敖杂1号高粱种子,用的是玉米种子包装袋,并且没有标签。

5、无证经营种子、肥料情况严重。如和顺松烟镇雷庄村无证经销玉米种子、肥料,在我们和当地工商部门联合查处时,无证经营者煽动群众,暴力抗法,唆使一些村民哄抢了查扣种子,甚至当地公安部门出面也不能控制局面,我们只能向当地政府反馈了情况,此案在进一步处理中。

农资打假工作总结 篇5

1、重点检查证照是否齐全;

2、严肃查处无产品登记号、批准文号、生产许可证号、经营许可证、国家强制认证标志,以及假冒、仿冒产品商标等违法行为;

3、积极推动农资经营户落实进货检查验收、建立购销台帐制度,督促经营户搞好售后服务,逐步规范农资经营行为;

4、从严查处无证、借证、超范围经营等违法行为,依法清理不符合条件的经营户。

二、工作成效

共出动执法人员××人次、车辆车次,检查农药经营户×户、种子经营户×户、兽药和饲料(含水产用)经营户×户、化肥销售店×家、农机及零配件×户,发放宣传资料×份。

1、种子:检查发现未办理《农作物种子经营备案书》×户,现场办理《备案书》×户,当场为×户换发了《农作物种子经营备案书》,查获超范围经营玉米品种×个,现场开据责令整改通知书×份,抽取种子样品×个(玉米×个、水稻×个);查获过期兽药×个共×盒;未发现违法经营农药、地膜的行为。

2、农药:检查农药经营企业×家,检查果蔬种植基地×家,签订安全承认书×份,出动执法人员×人次,发放宣传资料×份,指导培训×场次,培训人员×人次;我县没有农药生产企业,检查工作主要针对农药经营企业和果蔬种植基地,重点检查了经营企业经营场所、仓储的通风、防盗、防火等设施设备及果蔬种植基地的用药记录及仓储;

所检查的×家经营企业表现为经营门店农药摆放、农药分类规范,农药分类的标识醒目,通风设施和防火防盗设施齐备,有独立的农药废弃物垃圾桶,管理制度规范,实行了限制使用农药实名制销售。果蔬种植基地用药记录完整,用药符合标准,有独立仓储,没有发现使用禁限制农药及高毒农药的情况。

3、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共检查兽药、饲料经营企业×户次,出动执法人员×人次,发放宣传资料×余份,查获过期兽药×盒,货值×元。对未按照《兽药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管理兽药的及时要求兽药经营户进行整改。

4、农机及零配件:共出动执法人员×人次,检查经营户8户,印发宣传资料×份。

5、举办农产品质量安全宣传×场次,发放《种子法》、《农药管理条例》等宣传资料×余份。

三、存在问题

1、部分经营户进销货台账不规范、所经营的农资混合摆放,存在安全隐患,工作组已责令其整改,并提出了整改要求和整改时限。

2、农业综合执法也是工作人员兼顾着开展,导致今年的农资打假行动及农业执法工作达不到目标要求。

四、下步工作打算

继续强化农业执法监督检查,切实把农资打假与农业领域“双随机、一公开”跨部门联合检查结合起来,形成常态,一旦发现农资市场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和欺凌行为,将依法进行严厉打击;狠抓畜禽屠宰场和渔业捕捞监管,坚决杜绝屠宰场行霸行为;加强农产品抽检力度,严把质量关,用实际行动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用得放心、吃得舒心。

××局

××年×月×日

2019春季农资打假工作总结 篇6

★工作总结频道为大家整理的2019春季农资打假工作总结范文,供大家阅读参考。更多阅读请查看本站工作总结频道。为认真贯彻落实农业部、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等六部委今年3月4日联合召开的 “全国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动员暨毒鼠强专项整治工作表彰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我们按照省、市关于开展农资打假行动的部署,结合本辖区实际制定了具体实施方案,在市县两级工商、质检等部门的配合下,加大宣传力度,增强维权意识和诚信意识,积极开展农资打假行动,整顿规范农资市场秩序,保护了农民利益,保证了春耕备耕的安全,现将春季农资打假工作小结如下:

一、领导重视,严密组织

农资打假一直是我们农业局依法行政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全国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动员暨毒鼠强专项整治工作表彰电视电话议召开后,局领导及时组织各职能科站召开了农资打假工作会议,成立了由局长挂帅、分管副局长负责的领导小组和相关职能科站组成的工作班子,明确了韩国昌局长为第一责任人,郝修业副局长为分管责任人,层层落实了职责任务。

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开展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是实现今年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目标的重要保证,是维护农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直接体现。因此早在去年年底就对农资打假工作进行了严密的组

织部署。在去年十一月,我们下发了《关于做好今冬明春农资市场整顿规范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县做好农资市场的调查摸底工作,建立统一的存货台帐,利用去冬今春,抓好农资经营人员的培训工作,为今年的农资打假工作打下良好基础;去年十二月底,我们牵头组织畜牧、农机、水利等部门制定了《山西省晋中市整顿和规范农资市场秩序三年规划》,明确了工作目标,制定了实施步骤,强化了保障措施;今年三月,我们又下发了《晋中市农业局春季农资打假工作方案》,安排部署了全市春季的农资打假工作,同时组织全市及重点县的六部门参加了“全国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动员暨毒鼠强专项整治工作表彰电视电话会议”,统一了思想认识,增强开展农资打假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二、加强宣传,营造氛围

今春以来,我们结合全市组织的春季农业科技服务活动,市县两级有关部门把农业法制宣传教育作为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来开展工作。在“3.15”消费者权益日,市农业局组织了植保、种子、农药等专业人员,开展了街头咨询、送法下乡,结合春耕备耕积极宣传农业法律法规,并将简易识别、使用优质农资和“主要农作物主推品种”和“购种须知”等编写成宣传资料进行了发放,我们还印制了晋中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工作卡片,扩大农业综合执法的影响,为农民提供更多的服务。同时各县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如和顺县农业局在地方电视台上开展了农资打假专项宣传活动,正确引导农户购买农资产品。3月底,市农业局

还对全市种子经营单位进行了为期2天的培训,对农资经营人员进行种子法律法规讲解,通过培训大大提高了他们的质量意识和守法意识,为推进农资打假专项治理工作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三、周密安排,严格执法

我们结合本市的实际,将今春的农资打假工作分了三个阶段:一是市场排查阶段(3月1日至3月15日)。各县(区、市)农业局对本辖区范围内的种子、农药、肥料生产和经营企业(户)进行了拉网式排查,摸清了本辖区内农资供应和市场经营情况。二是清理整顿阶段(3月16日至4月30日)。各县(市、区)农业局要在第一阶段对从事农资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进行拉网式排查的基础上,以打击违法经营为主,特别是对群众举报的案件和屡教不改的“钉子户”进行严厉查处,防止各类顶风违法经营行为及假冒伪劣农资坑农害农事件的发生。三是总结规范阶段(5月1日至5月15日)。要求各县(区、市)农业局要做好总结,并将总结材料与报表于5月15日前报市局法规科。市局要对前两阶段的工作进行汇总、总结,推广各县(区、市)农资市场管理的好经验、好作法,对农资市场监督不力的县(区、市)要给予通报批评,为全年农资打假工作奠定良好基础,逐步建立农资打假的长效机制。市农业执法支队在3月16日到26日,对东山五县进行了为期10日的重点检查,共检查500万企业5个,种子经营门店27个。查处无证经营户2户,查处经销未审定品种户6户,查处标签、包装不规范户1户,共查扣种子312.5公

斤。没收违法所得2200元。确保了春耕生产安全。

四、协调配合,上下联动

打假工作总结 篇7

房庆方指出, 全省“三打”工作开展以来, 建材打假工作有序开展, 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据不完全统计, 全省建材打假行动中各级有关主管部门共出动执法人员20600余人次, 检查建材经营单位1270多家, 检查工地9510多个, 检查建材产品150000多组, 立案查处290多宗, 捣毁制假窝点30个, 涉案货值2600多万元, 查办大案要案17宗, 涉案货值340多万元, 移送公安机关案件5宗, 涉案货值近50万元。

房庆方强调, 全省各级有关部门要落实责任, 突出重点, 全力做好下一阶段建材打假工作。一是要加强学习, 把汪洋书记等省领导的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位;二是要健全机制, 形成全省建材打假工作的推动力, 要着重建立健全情况报告和通报制度、重大案件领导包案制度、督察督办制度、工作绩效考核制度等制度, 全面推进建材打假工作;三是要突出重点, 确保完成情况排查阶段和打击整治阶段的各项工作任务:要加大摸排力度, 拓宽案件来源渠道;要加强对大案要案的查办, 提高打击质量;要加强联动执法, 加大打击力度;要加强宣传, 扩大发动群众的效果;要坚持“以打促建”, 做好打、建衔接工作。

会上, 省建材打假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副组长、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执法监察局局长陈天翼还传达了汪洋、朱小丹、朱明国、刘志庚等省领导的讲话精神, 通报了近期我省建材打假工作进展情况。省质监局、工商局、交通运输厅、水利厅、公安厅经侦局等有关领导出席会议并作讲话。 (来源: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工作要点的通知》 (建科综函[2012]17号) , 为做好我省2012年建筑节能工作, 制定如下计划:

一、严格执行新建建筑节能标准

目标:2012年新建建筑设计阶段执行建筑节能标准比例达100%, 施工阶段执行建筑节能标准比例达98%以上。

具体措施:

⑴继续加强专业技术人员建筑节能技术培训。各地级以上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按照“十二五”建筑节能规划的要求, 组织不少于两期建筑节能政策法规、绿色建筑、节能标准等内容的专业技术人员培训班。

⑵继续加强对建筑节能设计的监管力度, 提高设计文件质量, 落实建筑节能标准, 强化节能设计审查的监督管理以及施工图审查机构节能审查人员的培训和考核, 定期开展建筑节能设计质量检查。

⑶继续强化对施工阶段的监管, 严格执行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对建筑节能施工质量监督, 坚持“一票否决”制度, 对不执行建筑节能标准的项目, 坚决不予验收。对违反建筑节能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单位和个人, 要依法进行查处。

二、大力推广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

目标:加大绿色建筑的宣传力度, 以基础相对较好的广州、深圳作为建设绿色建筑的典型示范, 辐射全省, 全面推动绿色建筑的发展。按照“十二五”建筑节能规划目标, 2012年, 全省建成2个以上的绿色园区示范区, 新增绿色建筑面积总量达到800万平方米以上 (各地级以上城市完成绿色建筑面积见附件) 。定期公布绿色节能产品的推广目录, 逐步淘汰不符合节能标准的各类产品。

具体措施:

⑴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绿色建筑推广应用扶持政策, 研究制定绿色建筑行动计划, 进一步深化已有绿色建筑发展计划, 明确目标、措施及扶持政策;

打假要靠谁 篇8

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994年1月1日实施生效以来,由于出现了知假买假的“王海现象”,对于如何理解第四十九条关于加倍赔偿的规定,引起了人们广泛、持久、激烈的争论。在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完全相反的理解与适用,不同法院对相同性质的案件乃至同一法院对同一原被告、性质相同的两个案件做出了完全相反的判决。例如,1997年2月、1998年1月王海先后两次向天津市河北区法院起诉天津伊势丹商场销售无进网证的无绳电话机,要求“1+1”赔偿,前一次王海大获全胜,后一次则兵败滑铁卢。司法实践在适用第四十九条上的混乱状况,令消费者迷惑不解,法律的尊严大打折扣。这种状况一直持续至今。王海们的日子越来越难过,打假英雄成了奸商们声讨的“刁民”,猫捉老鼠成了“老鼠打猫”。

最近,《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又准备将知假买假者排除在消费者之外,掀起轩然大波,引起社会强烈反对。据搜狐网网上调查(至2002年7月31日止),近百分之八十八以上的人反对这种做法。但是知名民法学家梁彗星先生则一如既往否定“知假买假”式的打假行为。此次,他又接受《南方周末》(2002年7月25日)的采访,向公众重述了他那一套与其私法学家身份极不相称的迷信公权的观念:如果购买商品不是“为了生活消费的需要”,那就不是《消法》保护的对象;判定是否为生活消费需要,要靠“经验法则”;打假是国家行政机关的职能和责任;建议设立“消费生活中心”等机构来保护消费者权益。

一、消费恐惧症

现时的每一个中国人无论是富有还是贫穷,不管是达官显贵还是布衣平民,几乎无一例外都染上了一种恐惧症——消费恐惧症。无论衣食住行,无论生活、工作、学习,人们无时无刻不担心会受到假冒伪劣的袭击。一位业内人士说:“中国的消费市场除了消费者支付的钞票不能是假的,其他的一切都可能有假。”有一幅广为流传的漫画《战斗的消费者》生动地描绘了消费者这种恐惧心态:画中一位战战兢兢上街购物者身背显微镜,手拿计算器,怀揣伪钞鉴别仪,腰挂弹簧秤。这是对处于恐惧中的消费者的真实写照。

假冒伪劣泛滥成灾,消费者的消费安全得不到保障,这不仅使消费者人身、财产权利倍受侵害,使消费者失去对社会、法律的信心,同时,还会严重制约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何况中国的消费者频频被假冒伪劣猛“咬”。消费者因为害怕买到假冒伪劣商品,普遍不敢消费、害怕消费,导致需求不旺,市场过冷,经济疲软。近年来,国家通过降低利率、增发国债、提倡消费信贷等各项措施刺激消费,以图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但是,效果并不理想:消费启而不动,经济拉而不长。今年,工业生产、投资、出口等各种宏观经济指标都出现了令人欣喜的好转,但消费需求增长却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下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出现了连续十一个月的走低趋势。经济学家只会从经济因素上去找原因,而从不考虑法律方面的因素。事实上,消费安全问题是需求不旺的一个根本原因,消费者有钱也不敢消费 ,“人们的消费欲望基本上被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所抵消了”〔1〕。众多知名品牌被假冒伪劣产品拖得奄奄一息,这亦影响了GDP的增长速度。

消费恐惧症的产生不仅是因为假冒伪劣的猖狂,而且是因为司法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对消费者权益保护不力。消费者权利的司法救济途径异常繁琐、漫长,使消费者不敢打官司;法学家多年呼吁的“小额诉讼法庭”始终不见下文;市场监管部门、甚至少数消费者保护机构和司法部门常常跟奸商坐到一条凳子上,用所谓“君子言义不言利”的旧伦理给王海们扣上“刁民”的帽子,以什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等诸如此类荒谬的理由刁难消费者。而这种现象反过来又助长了假冒伪劣行为。正如吴敬琏先生在分析股市混乱成因时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司法部门和监管部门要负主要责任。

二、打假要靠谁

对于日盛一日的假冒伪劣行为,政府从未停止过打击:1978年即开始开展全国质量月活动,国家经济委员会为质量管理综合部门;1982年在国家经委下设质量管理局;从1985年发生特大“晋江假药案”开始,政府即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打假行动,2001年初开始的各部委联合开展“整顿市场经济秩序行动”即是一例。从设立计量局、标准局,到两局合并成一局,到质量技术监督局在省级以下政府独立出来,到质量技术监督局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分工负责打假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看,政府的打假力度、打假决心不可谓不大,用心不可谓不细。朱基总理曾经提出要以铁腕来打假。可是,假冒伪劣似乎打不疼、打不死,反而越打越多。人们不禁对传统的打假方式产生了疑问:靠政府能不能真正消灭假冒伪劣现象?

打假要靠政府,不靠政府靠谁?这是旧体制下铁定的逻辑,从来没有人怀疑过。我国的法律从来是试图建立维持以国家为主体的一种社会经济秩序〔2〕。但是,活生生的现实告诉我们,在法治尚未健全的社会,靠政府打假是靠不住的,靠政府的行政强制力不可能彻底根除假冒伪劣。事实上,大规模的、专业化的、灾难性的假冒伪劣往往是在地方政府保护下形成的:大规模猖狂走私是在少数海关的保护下进行;大规模伪劣农药、种子往往是少数国家专营的农资公司销售出来的;明目张胆的造假、售假往往得到当地工商、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的保护(王海发现的大连销售伪劣电缆电线的公司正是被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授予“质量信得过单位”称号者。媒体报道的南京冠生园月饼质量问题就典型地反映,食品卫生监督部门不可能切实地维护消费者的权益)。在权力制衡机制匮乏的社会,政府公权力有被私人权利随意租用的倾向,政府打假很容易演变成假打、护假、帮假。打假机构及打假官员和假冒伪劣者之间没有直接的利益对抗,打假成果的多寡、打假结果的好坏对其个人利益、前途没有多大的影响,严格的执法行为不仅不会为自己带来利益,反而容易招致被打者的人身报复。相反,法律风险不很大的帮假、护假行为会给打假者带来可观的利益。因此,根据经济人逻辑,负行政执法职责的打假者总是面临着“逾越正义与道德界限的诱惑”。在缺乏权力制约的社会,政府打假是靠不住的,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消灭假冒伪劣现象的。那么打假要靠谁呢?要靠消费者自己,只有消费者才不会被假冒伪劣者买通。

“靠消费者打假,谈何容易”,肯定会有人发出这样的质疑。的确,从效益成本考虑,消费者不会为“块八毛”的零星消费去投诉、去打官司,那是得不偿失的行为;更何况,司法诉讼程序非常繁琐,审限漫长,延期审结亦是家常便饭,再加上司法不公,惹不起还躲得起,消费者决不愿意为几十、几百元去费力劳神几月乃至几年;再次,出于“搭便车”心理,消费者往往希望别人出面来讨回公道,自己坐享其成。笔者在《通过诉讼推进民治》一文中提到,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一个公民都能像杨剑昌、吕净一那样不畏强暴、不惜生命去追求法律的尊严,去维护正义〔3〕。所以,消费者打假由于不经济、不方便,拘泥于传统民法的填平规则,此种民治的方式是无法推广的。

依照经济法理论,我们可以运用政府公权对这种平等的民事交易关系进行必要的干预,通过制度创新,使消费者敢于、便于、乐于从事打假行动,维护自己的权利。事实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也已经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加倍赔偿”的规定使消费者打假可能有利可图,解决了民间执法的不经济问题。第四十九条造就了一支民间职业打假队伍,掀起了声势浩大、全民参与的打假维权运动,取得了远远超过“国家队”的成就(无论是从打假的广度和深度考虑,还是从推进公民的权利意识、推进法治化进程考虑)。没有王海,福建性病游医可能至今还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大中小医院疯狂制造性病患者,掠夺钱财;没有王海,我们可能至今还不知道我们吃的木耳被溴化银加重处理过;没有王海,电信、铁路、医疗、教育等国家垄断经营的行业可能仍然“宰你没商量”,不会像今天这样“臭名昭著”、战战兢兢。曾何几时,王海所到之处,奸商们闻风丧胆,那真是让消费者舒心的日子。从来没有哪一条法律像《消法》第四十九条这样产生如此巨大的社会影响,形成这样庞大的民间执法力量,这样显著地提高公民的权利意识,这样广泛地揭露和有效抑制违法行为,推动社会进步。

可惜好景不长,不幸的是,民间打假遇到了阻力,王海在一些法院乃至消费者保护机构被认定为不是消费者,其知假买假行为不受《消法》第四十九条保护。一些奸商趁机踏上一只脚,指责王海动机不纯,是刁民。目前,消费维权运动处于低潮状态,假冒伪劣更加猖獗,有些假冒者竟然敢跳出来公然状告王海。连王海本人也发出哀叹:打假不能靠个人。只有消费者本人才是假冒行为的直接利益对抗者,只有通过广大消费者本人的力量,让消费者切实参与到打假执法队伍中来,才有可能对假冒伪劣形成致命的打击。

其实改变司法和王海的双重尴尬局面,并非难事,只需最高人民法院作一个司法解释,明文肯定“知假买假”适用《消法》第四十九条。有不少学者对这样解释的合理性、合法性,提出了众多的理由。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法学家都支持王海打假,呼吁确认王海的消费者身份。不知有什么顾虑,对于保护作为弱者的消费者的权利,我们的司法机关却表现出令人不解的冷漠。

但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私法学界巨擘梁彗星先生却十分迷信公权的力量,认为打假要靠政府,打假是某些专门行政机关的职责,对王海打假索赔持否定态度。他说:“对‘买假索赔’案适用《消法》第四十九条,是否对社会就一定有利?鼓励促成一批所谓‘打假专业户’和‘打假公司’形成一个既非生产也非销售的所谓‘打假行业’,借以取代广大消费者自己的维权行动,取代负责管理市场、维持市场秩序的国家专门机关的公职行为,其对于正在走向民主法治、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中国,究竟是福是祸,是很难预料的。相反,对‘买假索赔’案不适用《消法》第四十九条,促使有志于打假的公民把明察暗访了解到的经营者之违法行为向国家机关举报(对此应与物质奖励),由国家专门机关对有违法行为的经营者予以惩罚,肯定有利于建立健康有序的市场经济法律秩序。”〔4〕在梁先生的疑问和断语里蕴含着一种“政府无所不能、无所不为”的逻辑,俨然像计划经济时期一个计划官僚的语气:政府就是一切,你们要听政府的。如果一个公法学者持有这种论调,尚不难理解,而一个私法学者也如此信奉公权的作用,则令人难以理喻。粱先生作为私法学界的巨擘,应该非常清楚:法治社会建立在对政府的不信任之上,在我国这样一个权力缺乏有效制衡的法治不健全社会,更不应当对政府能力予以完全的信任,应当尽可能发挥社会自治力的作用,拓展民治空间。完全依赖政府,结果往往事与愿违。梁先生的几篇相关文章一系列观点都是建立在“理性政府假说”的基础上的:相信政府在任何时刻可以了解市场每一个角落的造假售假行为,并且可以运用足够的人力物力给予准确及时的打击。这是一种“致命的自负”。计划经济的失败、各种市场经济理论及法治理论尤其是私法理论证明:政府的理性是十分有限的。由于信息偏差,政府无法全面掌握市场各种造假售假信息;由于人力物力等资源的有限性,政府也不可能对已知的假冒行为给予有效的打击。政府不可能消除市场大海中的每一个病菌(这还不考虑前文提到的假冒伪劣者的寻租行为)。政府的特长不在于划桨,而在于掌舵;不在于对市场进行全面、直接的规制,而在于间接的宏规调控〔5〕。市场法治社会,政府处于并非主导性的辅助地位,即使对于社会公共事务,也应坚持市场自我调节优先、市场主体自主管理优先和社会自我管理优先的原则。正如漆多俊先生所言,政府既有权力也拥有权利〔6〕,同样,公民既有权利也拥有权力(这是当代中国法学研究所遗忘的一个角落),公益诉讼就是一种权力与权利相结合的理想的社会监督机制。法治的本质是民治,如果能将国家权力通过法律有效地转化为社会权力,转化为公民的民事权利,由社会、公民个人自己行使对市场的规制权,这是历来追求法治的人们所梦寐以求的,是法治社会的最理想状态。而梁先生反现代法治理论而行之,始终不相信消费者“为权利而斗争”的能力,认为消费者的权利只能依靠政府机关及其附庸才能得到有效地保护,念念不忘加强或成立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司、“消费生活中心”、“消费者保护政策咨询委员会”等官方或非官方机构 〔7〕。梁先生这套所谓的打假创新制度完全是计划官僚那种老掉牙的市场管理模式的翻版:一旦出现什么问题,马上组织一批人马成立一个机构对其进行对口管理。这正是我国政府机构不断膨胀的制度性原因。看来,梁先生是一个十足的机构理性主义者,一个伪私法学者。

梁先生似乎相信通过“专门机关的公职行为”,借助“有志于”无私奉献的公民的道德力量,就可以建立井然的市场经济法律秩序。可是请梁先生不要做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无视血淋淋的现实:深圳护法英雄杨剑昌、“三盲院长”姚晓红的举报者樊江、平顶山原政法委书记李长河案的举报者吕净一和兰考县农机局局长丰学良案的举报者连清海在明察暗访举报过程中无不献出了鲜血乃至生命。明察暗访举报的成本是非常巨大的,代价是惨重的。相对而言,诉讼程序具有公开性,有安全保障。作为有良知的法学家,我们坚决反对把这些代表法治希望的民族脊梁再送上血淋淋的不归之路。梁先生有《为权利而斗争》,但光靠呼吁广大公民“为权利而斗争”,而不给他们武器,不给他们权利,甚至还要将他们已经掌握的武器收缴,是无法达到梁先生所希望的理想社会的。

确定“购假索赔”的合法性,通过《消法》第四十九条将政府对市场的规制权转嫁到消费者权利上,广大消费者通过实施这种权利就能达到政府打假很难实现的目标:假冒伪劣将成为过街老鼠。这不愧是经济法的一次伟大创举,是经济法运用平衡协调理论对平等民事交易关系实施不利于欺诈者的一次倾斜式干预。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看,王海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民治楷模,王海购假索赔行为的本质是代替广大消费者保护自己的利益。王海现象是市场借助《消法》第四十九条这个孵化器自发形成的新型制度,对于中国的市场改革来说,是一种难得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我们应当倍加珍惜、呵护这种珍贵的市场化的民治资源。

概而言之,确定“购假索赔适用《消法》第四十九条”之日即是假冒伪劣铲除之时。确定这一点,是福,是大福,是消费者之大福,是市场之大福,是国家之大福;亦是祸,是大祸,是假冒伪劣者之大祸。

三、经验还是逻辑

梁先生认定“知假买假者”不是消费者的最主要依据是“经验法则”。这是他反复津津乐道,目前似乎还无人能推翻的杀手锏。他认为,根据生活经验,消费者购买消费品往往是小量的,大批量购买就不是为了生活消费而为,所以,可以据此判断大批量购买商品者不是消费者。不少法院判决运用了这一“经验法则”,把某些打假者排除在消费者之外。

美国著名法学家霍姆斯有句至理名言:“法律的生命始终不是逻辑,而是经验。”意思是说立法、司法并不能等同或局限于逻辑推理,经验才是决定法律发展的根本力量。换句话说,法律的生命始终不在于逻辑推理,而在于生活实践。通常,人们总是愿意把立法、司法简单理解为一个逻辑推理过程,喜欢把自己禁锢在逻辑牢笼之中,对于大量既成的、活生生的社会现实正义,因其反逻辑性,而将其排除在法律保护范围之外。人们在立法过程中,只关心法律的逻辑性、体系性,注意概念是否整齐、含义是否清晰,而不注意法律在现实生活中是否可行,是否能够产生普遍制约力。这种概念主义法学正是当代中国主流法学思潮,它使法学家们沉醉于立法,很多人似乎天真地认为只要制定一部法律,某种社会问题便可得到(笔者称其为立法理想主义)化解。于是乎法学家忙于提立法建议,人大代表忙于提立法议案,法律、法规越来越多,而法律约束力越来越疲软。概念主义法学的危害是十分巨大的,它在法律普遍纸面化状态下,仍然能极大地满足法学家们的成就感:“我参与了××法的制订与起草”,“立法机关采纳了我的××立法建议”。逻辑像鸦片一样麻醉着法学家们的良知,使他们无视社会普遍非正义现象而沉醉于逻辑推理,像鸵鸟一样将头插在正义的沙漠。梁先生们可以无视法律普遍得不到遵守、公民权利得不到保护的现实,埋头忙于抛出一部民法典,满足事业心和成就欲。

事实上,法律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追求逻辑合理性,而在于实现正义,在于它所倡导的正义能否在现实生活中被验证、践行。在文明社会,正义公平从来是超越一切原则的母原则。一种规范只要它能够维持公正,实现正义,即使它不合逻辑规则,同样可以成为法律规则。在法律变革、社会矛盾冲突中,人们总是毫不犹豫地把公平正义作为立法、司法的第一选择。人类正是不断通过法律变革来改变、淘汰陈旧的逻辑规则,实现社会进步。霍姆斯认为在确定人们所应依据的各种规则时,政治、经济、道德、历史和心理等因素比演绎推理具有更大的作用。逻辑的作用之所以被人夸大,就因为它满足了人们思想中对确定性和安静的渴望。当代法学家波斯纳也认为,有许多重要的法律问题不可能通过法律推理的方法来回答。英美法系中到处流淌着这种注重实用而不看重逻辑推理的顺畅与完美的思想血液,不主张用逻辑推理构建一成不变的法律文本去生搬硬套丰富多彩、千差万别的现实生活,而倡导在具体的经验事实中发现正义、实现正义。

梁先生正是基于霍姆斯这一广为传播的真理性思想,把自己的观点美其名曰“经验法则”,使一般人无法推翻。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梁先生在这里玩了偷换概念的把戏。梁先生得出知假买假者不是消费者的结论恰恰不是根据经验判断而是通过逻辑推理。首先,他通过归纳推理得出判断:消费者为生活消费而购买商品总是小数量的,然后通过演绎推理得出大量购买商品的人不是消费者的结论。演绎推理过程如下:

大前提凡是消费者购买商品总是小数量的

小前提王海不是小数量购买而是大批量购买商品

结论所以,王海不是消费者

这是一个典型的演泽推理过程,不知梁先生何以混淆视听,冠以“经验”之称。大概是借用霍姆斯的名言,更具杀伤力吧。事实上,梁先生对德国概念主义法学十分偏好,是一个百分之百的逻辑主义者,伪经验主义者。

如果梁先生真的信奉霍姆斯“法律的生命始终不是逻辑,而是经验”的名言,认为经验法则具有不可质疑性,那么梁先生的错误则更明显。根据中华民族传统的商业习惯和历史上形成的经商经验,知假买假而加倍索赔是受社会认可的普遍现象。“中国人传统不仅重义甚于重利,重感情甚于重利,重信用也甚于重利……商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历来不好,那是这种职业的性质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乃至人情风俗太不相容,然而商人也仍然受控于传统观念……中国商人往往把名誉和人格看得比钱财更重,他们凭信用做生意。”〔8〕中华民族历来有以诚信为本的商业传统,认为“戒欺”是一种最基本的商业道德。一旦违反它,就应当加倍处罚。“假一罚十”历来是商家默认的规矩,从来没有人怀疑过它的合理性。在传统的“假一罚十”习惯中从来没有人去追问买假的目的何在。而且在商家“假一罚十”的承诺中本身就含有悬赏打假的意思:只要你在我店买到假货,我就十倍赔给你。“假一罚十”是我国特有的传统商业习俗,是重义轻利观念在商业交易中的外在化表现,是市场法制建设中应予以充分尊重的本土资源。这也正是梁先生所奇怪的“为什么惩罚性赔偿制度除了美国以外,全世界只有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有”的原因,它是重义轻利、重信用等传统观念演变而来的交易规则,是我国独一无二的商业传统。

尽管用逻辑推理的方法认定王海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存在一定瑕疵,但王海购假索赔能够有效地消除假冒伪劣这种罪恶,是一种社会正义,而且这种社会正义不构成对其他任何正义的危害。依自然法则,合乎正义的就是合逻辑的、合经验的、合法的。法律不去保护这样一种社会正义,却要对其吹毛求疵,只能说明这个社会的法治水平有待提高。所以,根据人们对商业交易的经验性认识即根据经验法则来解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及其对消费者的定义,大量购买商品的知假买假者应当得到加倍赔偿。既然尽管“知假买假”不合逻辑,但它合经验、合正义,我们当然选择经验。

其实,即使进行逻辑推理,梁先生的“经验法则”也无法自圆其说。第一,“消费者购买商品总是小数量的”,梁先生的这一归纳推理是不全面的。在卖方市场,消费者为了防止物价上涨而大量购买同一种紧俏商品的行为十分常见。这种日子离我们并不遥远,梁先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消费者大量购买邮票的行为能否排除在消费行为之外呢?诸如此类的行为还很多,不再一一列举。第二,“消费者”这一概念的边界并不是像梁先生描述的那样清楚。大多数法律概念的边界都是模糊的,与对立的概念之间存在着中间模糊地带,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二者之间存在一清二楚的边界〔9〕。例如,购买字画、工艺品等商品既是有可能为了消费,也有可能是为了收藏,待升值以后转让;再如,研究人员个人购买图书资料是为了工作、生产,还算不算消费行为呢?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的边界,“生活消费”本来就是一个边界非常模糊的概念。而且,“大量”与“小量”之间的界限也是模糊的。梁先生所追求的法律概念的逻辑完整性本身就是不符合逻辑的(模糊逻辑)。经典逻辑推理在司法实践中是靠不住的,正义才是惟一始终可靠的标准。第三,既然农民购买生产资料的行为可以归《消法》调整,那么,王海知假买假行为划归《消法》保护也是符合逻辑的。

注释:

〔1〕钟伟:《“消费救国”缘何行不通》,《改革参考》1999年6月1日。

〔2〕[日]植木哲著、谢志宇译:《中日产品责任法比较》,《外国法译评》1999年第3期。

〔3〕陈云良:《通过诉讼推进民治》,《中国律师》2000年第9期。

〔4〕梁彗星:《〈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的解释与适用》,《人民法院报》2000年3月29日。

〔5〕陈云良:《政府干预市场方法之批判》,《新东方》2002年第7期。

〔6〕漆多俊:《论权力》,《法学研究》2001年第1期。

〔7〕梁彗星:《消费者法及其完善》,http://www.civillaw.com.cn/lawfore/CONTENT.ASP?programid=1&id=76。

〔8〕叶晓青:《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历史研究》198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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