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转正申请(精选7篇)
ICANN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罗德·贝克斯托姆 (Rod Beckstrom) 表示:“这一决议对全球中国网民来说是一次巨大的变化。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说中文, 这意味着中国域名把潜在网民数量提高了10亿人。”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主任毛伟表示:“ICANN理事会正式批准CNNIC的“.中国”繁简体的申请, 这是10年来开展中文域名研究的重大成功, 是国际社会对互联网上中文文化的认可。”
目前, CNNIC已完成“.中国”域名技术调试和顶级节点升级工作。预计在2010年8月份, 全球华语网民在世界任何地区在浏览器地址栏中直接输入“.中国”域名即可访问相应网站, 中国网站用户可以直接将中文名称注册成“中文.中国”形式的域名供网民访问, “.中国”域名作为中华文化的象征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中国域名大事记
1997年6月3日, 经国家主管部门授权, 中国科学院正式组建了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 行使国家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职责。CNNIC一项重要的职责就是“互联网寻址技术研发”。
1999年, 国家信息化主管机关信息产业部 (现工业和信息化部) 正式授权CNNIC进行中文域名系统的开发, 此举揭开了汉字字符融入国际互联网根域名系统的序幕。
2000年1月18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推出中文域名注册试验系统。11月7日, 信息产业部发布《关于互联网中文域名管理的通告》, 对境内中文域名注册服务和管理加以规范, 并明确授权CNNIC为中文域名注册管理机构。
2002年9月在修订《中国互联网络域名管理办法》时, 原信息产业部首次明确“中文域名是我国域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产业部鼓励和支持中文域名系统的技术研究和逐步推广应用”。11月, 原信息产业部对外发布《中国互联网络域名体系的公告》时提出“我国互联网络域名体系在顶级域名‘CN’之外暂设‘中国’、‘公司’和‘网络’3个中文顶级域名”, 据此, CNNIC中文域名注册系统全面升级, 推出“.CN”、“.中国”、“.公司”、“.网络”为后缀的中文域名服务。
2000年5月20日, 为解决内地和港澳台都面临同样的中文简体、繁体等效问题, CNNIC联合港澳台的互联网信息中心在北京成立了中文域名协调联合会 (CDNC) , 共同来研究中文域名技术问题, 统一中国在国际上的声音。
2004年4月14日, CNNIC联合TWNIC、JPNIC、KRNIC制定的《中日韩多语种域名注册标准》国际互联网技术标准制定组织IETF正式发布为RFC3743, 这是中国第二个IETF标准。
2006年10月13日, IETF正式发布了CNNIC主导制定的《中文域名注册和管理标准》, 编号为RFC4713。这是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继RFC3743之后主导制定的第二个互联网国际标准。至此, “.中国”写入全球根域名系统的技术难题或国际标准问题逐一化解。11月, 微软在正式推出的IE7浏览器及最新操作系统VISTA均实现了对中文域名的直接支持。
2008年微软在其刚刚推出IE8测试版时显示, IE8完成无障碍支持中文域名。6月, 在ICANN巴黎年会上, ICANN理事会首次表决通过“允许使用其它语言包括中文等作为互联网顶级域字符。”正式拉开了“.中国”域名国际申请的大幕。7月16日, 对于即将到来的“.中国”时代, 为帮助用户积极应对, CNNIC在京正式启动“由中国走向世界——中国域名全球升级行动”, 协助用户顺利实现向“.中国”时代的升级。该升级行动主要内容为:在“.中国”域名写入全球根域名系统之日, 所有“中文.CN”域名的注册用户, 将自动获得对应的“中文.中国”域名, 无需用户另行申请注册;在“.中国”域名写入全球根域名系统后, 所有自动获得的“中文.中国”域名, 将全部同步升级至“中国域名”全球根域名系统注册库, 实现全球互联网的访问。9月3日, “谷歌Chrome”浏览器紧随IE8、Firefox3.0、Safari3.1等最新浏览器采纳中文域名国际标准, 无障碍支持中文域名。
2009年10月30日, 在韩国闭幕的ICANN第36届会议上, ICANN表决通过了《“.中国”等非英文域名后缀快速通道实施计划》。这意味着, 互联网诞生以来的最大变革“国际互联网域名体系向包括中文在内的诸多语言文字开放”迈出了实质性一步, 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英文域名的国际申请和全球部署将正式进入“快车道”。11月16日, CNNIC在北京举行“.中国”域名国际申请启动仪式, 在微软、百度、阿里巴巴、淘宝、Firefox、OPERA、遨游、新华网、人民网、新浪网和腾讯网等众多中国知名互联网企业代表的共同见证和支持下, CNNIC代表中国正式向互联网名字与编号分配机构 (ICANN) 递交了“.中国”域名国际申请。
目前,辽宁省已有5所高校正式向省教育厅提出了37个专业的停办申请,并拟在相关专业在校生全部毕业后撤销。据了解,在2012年对5种专业170个专业布点试点评价基础上,辽宁省教育厅2013年对37种本科专业共522个布点开展评价,覆盖的在校生近全省本科在校生的50%。通过“以评促建”,多所高校制定了专业调整方案并主动提出专业停办申请。据介绍,评价充分运用信息技术手段,采取专家不进校方式进行,通过网络进行信息采集、汇总、计算、分析。专家不进校的评价方式使在同一省域内,对不同高校多种不同专业同时分别进行评价成为可能,并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学校负担,促进了评价工作作风的转变。评价以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数据库及信息平台为依托,参评专业所有相关信息均在“辽宁本科教学网”开设专题页面进行公示,并通过组织专家对定量指标数据进行核查,确保评价的公正性和客观性。评估结果以百分制呈现,给学校切实带来触动。渤海大学、沈阳农业大学、沈阳师范大学等高校先后开展了校级专业评价工作,提出了学校专业调整方案。2014年,辽宁省教育厅将对包括艺术类专业在内的、全省布点在10个以上的其余30种专业继续开展综合评价。endprint
我于二○XX年六月二十五日进入公司,根据公司的需要,目前担任XXX一职,负责总经办内勤管理工作。
本人工作认真、细心且具有较强的责任心和进取心,勤勉不懈,极富工作热情;
性格开朗,乐于与他人沟通,具有良好和熟练的沟通技巧,有很强的团队协作能力;
责任感强,确实完成领导交付的工作,和公司同事之间能够通力合作,关系相处融洽而和睦,配合各部门负责人成功地完成各项工作;
积极学习新知识、技能,注重自身发展和进步,平时利用下班时间通过培训学习,来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目前正自学日语课程,计划报考全国研究生硕士,以期将来能学以致用,同公司共同发展、进步。
三个多月来,我在潘总、公司领导和同事们的热心帮助及关爱下取得了一定的进步,综合看来,我觉得自己还有以下的缺点和不足:
一、思想上个人主义较强,随意性较大,显得不虚心与散漫,没做到谦虚谨慎,尊重服从;
二、有时候办事不够干练,言行举止没注重约束自己;
三、工作主动性发挥的还是不够,对工作的预见性和创造性不够,离领导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
四、业务知识方面特别是相关法律法规掌握的还不够扎实等等。
在今后的工作和学习中,我会进一步严格要求自己,虚心向其他领导、同事学习,我相信凭着自己高度的责任心和自信心,一定能够改正这些缺点,争取在各方面取 得更大的进步。根据公司规章制度,试用人员在试用期满三个月合格后,即可被录用成为公司正式职员。因此,我特向潘总申请:希望能根据我的工作能力、态度及 表现给出合格评价,使我按期转为正式职员,并根据公司的薪金福利情况,从20XX年10月起,转正工资调整为XXXX元/月。来到这里工作,我最大的收获 莫过于在敬业精神、思想境界,还是在业务素质、工作能力上都得到了很大的进步与提高,也激励我在工作中不断前进与完善。我明白了企业的美好明天要靠大家的 努力去创造,相信在全体职员的共同努力下,企业的美好明天更辉煌。在以后的工作中我将更加努力上进,希望上级领导批准转正。
此致
敬礼
申请人:XXX
尊敬的领导:
您好!首先非常感谢让我到公司工作。我一定会珍惜这次的机会,在今后的工作中,好好表现自己,认真地投入到每一个工作中。我于2011年10月25日成为公司的试用员工,到今天已经2个月了,现申请转为公司正式员工。
在这2个月中,要特地感谢我的领导和同事对我的入职指引和帮助,因为是初次接触行政方面的工作,感谢他们对我工作中出现的失误提醒和指正。我本人工作认真,善于与他人沟通,注重团队的合作协调,责任感强。我会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去,积极配合各部门负责人,成功地完成各项工作。今后,我会更积极学习新的知识,新技能,注重自身发展和进步,努力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努力成为公司所需要的合格人才。
因现任工作与以前工作性质多少有些不同,我还需要继续学习,希望早日得到公司的认可,以便更积极地深入开展工作,同时,我还有很多不足,需要不断学习以提高自己工作能力。
到公司工作与发展,我深深地感到骄傲和自豪,也更加迫切的希望以一名正式员工的身份在这里工作,实现自己奋斗的目标,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公司一起成长。在此我提出转正申请,恳请领导给我继续锻炼自己,实现理想的机会。我会用谦虚的态度和饱满的热情做好我的本质工作,为公司创造价值,同公司一起展望美好未来!
申
证券监管的制度同样由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构成。政府监管、自律监管和法律监管都是由专门的机构以成文的法律、制度和规则为依据进行的监管, 它们构成了证券监管的正式制度。然而, 这些监管手段都有局限性, 在这些监管方式下难免存在监管的空白地带。诸如社会监督机制、诚信机制的非正式制度在尽可能消除这些监管空白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证券市场监管中正式制度的主要内容
1. 政府监管方面
一般意义上, 监管是指为了实现监管目标, 监管主体利用各种监管手段对监管对象所采取的一种有意识和主动的干预和控制活动。监管行为及监管机构的出现与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迄今为止, 诸多理论论述了监管的必要性, 其主要观点如下:
(1) 市场失灵论认为, 市场失灵是不可避免的, 为了减少市场失灵的影响, 政府必须出面对市场进行干预。证券市场需要证券监管部门来弥补市场的缺失。
(2) 交易成本论认为, 监管行为及监管机构的存在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监管好比交易双方之间的媒介, 其存在的合理性在于有助于尽可能地节省交易成本。
(3) 信息不完全论认为, 信息具有共享的特点, 是一种准公共物品。市场不仅在提供有形物品方面不完全, 在提供无形信息方面同样不完全, 因而获取信息的代价往往是昂贵的。当信息不完全时, 由于经济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 交易费用趋于上升, 市场效率低下, 从而使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限制。所以, 在证券监管方面, 监管行为和监管机构的存在是必要的。
(4) 利益冲突论认为, 利益冲突的存在可能会损害证券交易所的自律效率, 因为当自律组织既负责监督其会员、又负责监管市场部分的时候, 利益冲突的风险就更大。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有必要加大行政监管力度, 确保不会由于证券交易所接触有关市场参与者的商业信息而产生利益冲突。
(5) 法的不完备论认为, 因为法律的不完备性, 法律的吓阻功能削弱, 再加上法庭被设计为被动式执法者和事后立法者, 导致执法不足。这样, 能够在相关案件发生之前主动采取预防行动阻止其发生的政府监管就是必要的。然而, 政府监管并不是总能弥补市场缺陷, 它也可能失灵。
政府监管失灵的第一种表现是:政府监管不仅存在过度倾向, 而且存在不足倾向, 同时存在滞后性。首先, 政府的干预无限扩张, 从而导致机构庞大, 人员臃肿。这样的政府通常会超越政府应该调控的范围、层次和力度, 不仅不能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 反而妨碍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其次, 监管代理机构因被利益集团俘获而不能进行全面充分的监管。管制者可能谋求自身利益, 被管制对象“俘获”, 为管制对象的利益服务。一旦政府监管被产业所控制, 立法机关或政府监管机构就会仅代表某一特殊利益集团, 而非一般公众。最后, 监管效应的滞后性表现为一项监管措施从制定到实施, 往往需要一个过程。由于“监管时滞”的存在, 监管措施不可能严格准确地执行, 因而使监管无效。
政府监管失灵的第二种表现是:政府监管不能解决外在性。外在性不仅可以使市场失灵, 而且也可以使政府失灵。政府远非无所不知, 管制者同样存在信息不完全的问题。管制者可能言而无信。管制是靠政府的权力实施的, 靠权力做出的“承诺”如果“食言”, 不会受到另一方的惩罚。
(6) 理性预期学派认为, 微观主体的理性行为抵消了政府的监管意图, 致使政府监管无效。理性预期假定暗示, 经济当事人通过对政府的政策动向进行分析、预测, 当某项政策不利于自己的盈利目的时, 经济当事人就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 采取相应措施来抵制政府, 造成政府的监管效力递减, 甚至无效。一方面, 政府监管是必要的;另一方面, 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 其自身也存在失灵的问题。惟有把政府监管控制在适度的和必需的范围之内, 强调监管要适度, 尽可能缩小政府干预缺陷的负面效应, 才能发挥政府监管的积极作用、抑制其消极作用。
把握政府监管的适度性应当遵守以下三项原则:一是将政府监管严格限制在市场失灵的领域;二是将政府监管限定在对市场缺陷干预能起积极作用的领域;三是政府监管应当限定在监管能产生效益的范围内。
科学实施政府监管, 首先应对政府在监管中的职能有明确的定位。决策是政府的职能, 而具体执行可以由非政府组织负责。在决策指挥和执行的选择上, 前者是适合政府活动的领域。政府承担宏观调控的职责, 非政府组织承担微观处理的职责。全局性的或关键性的职责应当由政府承担, 执行性的以及贴近基层的职责应当尽量由非政府组织承担。政府应将精力集中到宏观决策和监管规划等方面的问题上, 凡涉及执行性、事务性和操作性等职能的领域都应当放松政府管制。
2. 自律监管方面
作为保护投资者权益的一种监管方式, 自律监管比除此以外的其他监管方式出现得更早。证券业自律监管是证券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 在总结早期证券行业自律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产生的。通过明确的法律或行政授权, 证券业自律监管组织制定比较系统、完整的自律监管制度, 在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督、管理下对证券行业实施监管。自律监管是证券市场监管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与政府监管有较强的互补性。其他监管方式的出现并没有削弱自律监管的地位, 自律监管一直在证券市场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早期证券市场管理几乎完全依靠行业自律, 证券商为维护市场秩序, 保护投资者权益, 自主约定行业规范。三个因素促进了证券业自律监管组织的发展:一是政府监管部门的支持;二是场外交易市场的发展;三是市场化进程推动了行业组织向自律监管组织的转变。
自律监管的成功得益于多个方面的优势。因为受到经济、声誉及监管机构自身利益的驱使, 自律监管组织必须有效地采取有责任的行动, 寻求最佳方法监管市场。如果自律组织对市场的监管无效, 它们将无法存在。自律监管组织具有适应快速变化的商业环境的监管要求的灵活性, 它们接近市场和市场参与者, 能针对其市场的具体特征制定适合的规则和监管技术, 它们也能快速修改规则适应市场变化。自律组织及其会员以及各自律组织之间保持一种契约关系, 这种契约关系具有很强的约束力。因为自律机构接近市场及市场参与者, 它们处于平衡监管收益与成本、避免不必要的监管成本的极好地位。与法定监管机构可能提供的方式相比, 自律监管允许采用更多方式遵守规则, 服从监管。监管架构应设置成具有足够的灵活性, 以使市场参与者以创新的、及时的、灵敏的方式对必然发生的变化做出反应。自律监管能给政府节省巨大的成本, 只要得到正确执行和监督, 一项自律监管计划将以低于法定监管机构的成本有效地实现法定机构的目标与公众利益及被监管者的利益的一致。自律监管组织具有行业专门知识, 深入地了解市场及其产品;自律机构具有发挥建设性作用的经验、资源与承诺, 这种建设性作用表现在帮助法定监管部门检查问题、有效地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维护金融市场的健康, 保护消费者。自律机构既具有专门的知识和技术, 又具备与市场的直接联系, 从而与复杂行业的快速变化保持同步, 保证监管的有效性。这些经验能极大地促进监管的有效性以及自律组织发展规则、实施监管及执行计划的效率。
自律监管属于民事监管, 主要根据自律组织章程、交易规则、纪律规则及相关协议而启动。自律组织在向市场参与者提供服务时, 很自然地附着在证券发行和交易活动的各层面, 这使得自律监管具有全面监管、专业监管、深度监管、柔性监管和预防性监管的功能属性。劝告、警告、谴责等措施是自律组织惯常采取的过渡性监管措施, 并以自律组织行使对成员的开除处分作为最有效的措施, 通过开除会员资格或取消上市资格, 迫使自律组织成员遵守自律组织的约束规则。柔性监管是自律监管的固有属性, 也是自律监管区别于政府监管的重要特征, 这使得自律组织有可能对被监管者实施差别待遇, 从而使得自律组织能够更好地发挥鼓励诚信和惩戒失信的监管作用。
总之, 自律组织能更好地理解市场的运作, 自律组织出台的规章更容易为被监管者接受, 并能较好遵守;自律监管规则本身及其如何实施, 可以方便地根据市场条件变化做出适当的调整, 而且自律监管可以实施灵活的、高标准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自律监管通常专注于发展证券业内最佳的实践和标准, 并根据经济性原则、声誉原则和自我利益原则对市场进行监管;有效的自律监管可以减少政府监管的成本, 从而减轻纳税人的负担。自律监管有助于在市场及其参与者之间保证公平, 有效地执行监管计划。
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日益全球化, 市场监管之间的合作越来越重要, 自律组织之间以及自律组织与政府之间可以开展监管合作, 市场监管的协调变得越来越重要。自律组织之间需要协调, 自律组织与法定监管机构之间也需要协调。
3. 法律监管方面
证券市场是一个众多参与者进行利益博弈的场所, 是利益转移的一个渠道。在利益面前, 寡廉鲜耻者有之, 违法乱纪者有之, 以强凌弱者有之。为了维持证券市场的秩序, 必须建立威慑机制、惩戒机制、援助机制、纠纷解决机制和对监管机构的监督机制, 为此必须要有完善的法律和制度加以规范。
法律作为证券监管的基础, 意味着它要为证券市场的所有参与者树立行为的规范, 在侵害投资者的行为发生前发挥威慑作用, 在侵害行为发生后对违法者加以惩戒并对受害人进行援助。法律作为证券市场秩序的保证, 它要提供解决各种证券纠纷的依据。法律不仅要树立各种证券市场交易行为的规范, 也是证券监管部门如政府监管机构、自律监管机构实施监管活动的依据。
与行政监管具有的强制性相比, 法院介入市场监管的强制性更为严厉。尤其是法院对于证券犯罪行为的制裁从资格刑、财产刑到自由刑, 其制裁的内容和惩罚的程度都是极其严厉的。对于遭受违法犯罪行为的欺诈破坏的受害人, 只有实施司法救济手段才能最有效地稳定市场和抚慰投资人。对于证券市场的纠纷, 经过司法解决不仅权威, 而且实现了终局。在行政性监管难有作为或者作为不够的时候, 司法应该显示其自身的力量。因为公平和正义是法律的基本价值, 违背了公平与正义, 监管部门也是值得怀疑的, 这时相对人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通过行政诉讼救济自己的利益, 最终也救济了证券市场, 以及广大股民。
司法具有威慑和教育功能、具有稳定和抚慰功能、具有最终解决纷争的功能、具有衡平和监督行政权力的功能。司法救济是证券交易的法律需求, 它能够弥补行政性监管的最大不足, 是维护中小股东合法权益最直接最可靠的手段, 有利于激励股民和社会力量实现全社会对市场的监督, 对于规范证券市场规则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它对于维护证券市场的秩序、促进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是不可缺少的。
可是, 法律通常被设计为要长期适用于大量对象, 并且要涵盖大量迥然不同的案件, 它本质上具有不完备性, 法律的不完备性可能导致法律威慑失灵。同时, 由于执法机构职能冲突、执法资源不足、执法时机滞后、执法方式过于刚性, 法律执行难以准确体现法律的本意。此外, 证券法律有时与国家利益、地方利益相互冲突。作为证券市场的主导者和产权利益的最终享有者, 政府必须承担信用担保责任, 为上市公司、证券公司等市场主体的经营风险、道德风险负责。而且, 追求稳定的政治目标, 更将政府隐性信用担保责任推向左右为难的困境。国家对市场主体的隐性信用担保, 弱化了证券市场应有的产权约束机制、风险自担机制、责任追究机制, 衍生出大量的、几乎无法防范的体制性违法违规行为, 导致证券法律失效。
要充分发挥证券监管法律在证券市场的积极作用, 必须对其进行适度定位。实际上就是要正确界定证券监管法的任务和证券监管法干预的范围, 即证券市场机制能够自行完成的任务, 证券监管法就不去涉足;证券监管法干预无效, 甚至干预会产生负成本的范围, 证券监管法就不必去干预。
证券监管法律的基本任务及其干预证券业的适度范围, 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制裁证券市场的违规违法行为, 以规范证券发行和交易行为;增强投资公众的投资信心, 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宏观引导社会资金和资本合理分流, 以实现资本金的优化配置;从社会公共利益出发, 加强对证券发行和交易行为的监管, 形成良好的证券市场秩序, 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二证券市场监管中非正式制度的主要内容
国内外学者就非正式制度做过许多研究, 但对于证券监管中的非正式制度问题几乎没有任何学者进行过归纳。虽然证券监管中的非正式制度可能并不仅仅包含以下两个方面, 但是本文仅从这两个方面分析证券监管的非正式制度。
1. 社会监督机制
媒体是现代社会中公民权利对公共权力的一个制衡力量。财经媒体是为广大读者、包括投资者服务的, 而监督从来都是其最重要的基本职能。
随着社会的开放和经济的发展, 媒体作为独立的社会舆论力量正在成型, 代表社会公众利益的力量也在不断增强, 媒体在证券市场能够上具有独特优势和影响力, 它在监管方面更加直接有效, 更加独立和超脱。
媒体发挥证券市场监督作用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媒体有揭露事实真相的动力。新闻报道的作用, 一方面通过对某一个上市公司的新闻报道, 可以让投资者全面了解这个上市公司的经营、财务、投资等各方面信息;另一方面, 已报道出来的一些公司丑闻, 会对其他公司具有一种威慑作用, 从而迫使这些公司自觉遵守规则。二是媒体在解决利益冲突方面具有优势。媒体可以利用其敏感的触觉, 穷追猛打、究根寻源的职业习惯和无处不在的独特的职业优势, 以及律法赋予的特别权利, 监督中介机构的独立性, 提高利益冲突的披露的透明度, 并把第一时间得到的消息传递给社会, 以促进信息的对称。
大众传媒传递的金融信息以及发表的金融市场评论, 是金融监管部门进行决策时的重要参考。目前, 大众传媒已成为各国金融监管部门必备的信息来源和重要参考, 金融监管部门可以透过大众传媒, 及时广泛地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反应, 从而提高金融监管决策的准确性。大众媒体以不同方式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直接进行舆论监督, 有助于发挥其对金融监管部门的辅助监管作用和强化市场机制的约束作用。大众传媒可以对金融监管部门及其官员进行监督, 促使金融监管部门及其官员依法行使监管权力, 防范腐败的产生。大众传媒可以反映民意、成为金融监管部门与社会公众之间相互沟通的重要渠道。大众传媒作为政府的政策宣传工具, 可以为新政策的出台或调整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大众传媒是一种方便、快捷的舆论工具, 可以起到金融监管部门所不能起到的重要作用。
但是, 如果管理不善或运作不规范, 大众传媒就有可能对金融监管部门制订政策、实施监管起到十分不利的消极作用。由于大众传媒及其从业人员也是利益主体, 也有自身的特殊需求, 一旦缺乏应有的自律机制和外部监督机制, 也有可能左右决策部门, 误导投资者和社会公众, 从而对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起到阻碍甚至是破坏的负面作用。
2. 诚信机制
诚信机制是介于单纯建立在重复关系之上, 依赖博弈双方自我实施的诚信声誉和以国家强制力为实施保障的国家司法系统之间, 或者依靠社会规范, 或者依靠缺乏强制力的民间仲裁机构来组织实施的围绕合约执行而展开的有关社会成员商业行为的信息披露、纷争的仲裁、欺诈行为的惩罚等活动的规则和程序的总和。良好的诚信秩序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 提高证券市场效率, 保障投资者的权益。
如果证券市场没有达到足够的诚信程度, 不会给投资者带来足够的经济利益, 参与市场的投资者就将十分有限, 证券市场将难以发挥积极作用。如果证券市场运行基础无法让人放心, 诚信缺失、欺诈横行、投机色彩浓厚, 投资风险必然加大, 投资者数量将会逐渐减少, 市场将逐渐萎缩, 投资者和证券发行人利益都将受到致命威胁。诚信本身就是健康有序的证券市场之应有特征, 健康有序的证券市场本身就是讲求诚实守信的证券市场。
诚信机制是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诚信机制成为非正式制度的原因在于, 其作用的发挥不需要依靠专门的机构和既定的规章制度, 也不需要遵循规定的程序, 它在任何需要的时候和任何必要的场合都能发挥作用。在证券监管中, 诚信机制的作用在于, 它迫使管理层在其任职的大部分时间内不侵占股东的利益, 并努力争取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它使独立董事努力实践对股东的承诺, 始终保持忠实和勤勉;它也使上市公司尽量准确及时完整地披露信息。上市公司及其管理层的信誉越好, 维持信誉的积极性就越高。相反, 如果它们的信誉不佳, 违规行为的出现会更早、更频繁。诚信机制的维护对于证券市场取得合作双赢局面至关重要。无论正式制度被如何精心地设计, 它终究与日新月异的证券市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而诚信机制则能够与证券市场的变化保持同步。上市公司及其管理层对信誉的追求更能影响证券市场的长远发展。一个上市公司和管理层极力追求并精心维护其信誉的证券市场, 是健康有序的、各种正式制度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投资者利益得到保障的市场;而一个上市公司及其管理层对其信誉漠不关心、参与者对信誉缺失麻木不仁的市场, 是投资者利益频频遭受侵害、管制政策屡屡失效的市场。
三证券市场监管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关系
制度本身包含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两个方面, 二者互补, 相辅相成, 都是制度安排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1. 正式制度
正式制度靠政府机制强制实施。由于政府管制存在失灵的种种缺陷, 以及政府管制难以解决的难题, 单一的正式制度安排是不可能解决市场秩序混乱问题的。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惯例、行事准则、行为规范、道德等, 通过其对交易主体自我激励和降低交易成本的功能, 对社会稳定和市场效率的提高有很大影响。
正式制度只是规范市场秩序的一个手段, 并且这一手段还不十分完善有效, 单靠它不可能走出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怪圈。必须在使正式制度健康运行的前提下, 加上非正式制度这一监管方式, 彼此协调运行, 才有可能走出这个怪圈。
首先, 要使正式制度运行良好, 必须改变现有的制度安排, 加大对管制者的激励和惩罚力度。有时一项制度的效率低下不一定是规则本身的问题, 而是规则的执行程序安排不当。一个低效率的制度是可以通过改变制度执行程序而得到改进的。有些市场管制效果不好, 问题就是出在执行程序上。比如, 注重打击发行欺诈、内幕交易、操纵市场、虚假信息以及欺诈客户, 但忽视对政府管制者行为的规范。有些市场秩序混乱, 政府管制失灵的原因应该从管制者身上找, 并由管制者改进管制方式, 或由制度设计者重新安排制度程序, 加大对管制者的激励和对其不规范行为甚至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 以降低交易费用, 增进社会福利和经济效率。
其次, 需要校准正式制度的目标。政府有维护市场秩序的责任和义务, 维护市场秩序的核心问题不是告诉 (“批准”或“审批”) 人们做什么, 而是防止证券市场上发生发行欺诈、内幕交易、操纵市场、虚假信息以及欺诈客户的行为。
最后, 正式制度的管制行为契约化。一切规则的制定和执行就应该是管制者与被管制者的平等协商, 即通过契约化的形式行使。虽然命令和契约都具有强制力, 但二者的约束方式是不同的。契约产生的强制力更容易被接受, 因为它融入了平等和自治的思想, 潜藏着道德上的制裁力量, 且力量是平等约束签约双方的。契约化的根本性标志, 就是利益主体的平等性和双向性交涉, 而不是单向的强制力。政府行为不同于一般意义的契约, 政府行为契约化指把被管制者放在与管制者平等协商的地位, 管制者也一样受到规则的强制约束, 这样的管制规则较之于“命令式”制度易于执行。从这点上说, 契约化是连接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桥梁。政府行为契约化不但是政体和国体的本质要求, 而且能降低制度成本, 制衡管制者的滥施权威, 解决政府失信等问题。
2. 非正式制度
规范市场的正式制度仍不足以走出“怪圈”。所以, 还得研究如何发挥非正式制度的作用。许多标准的激励和组织理论都假定经济代理人是自利的, 并且只通过法律强制的正式合约 (制度) 维持他们之间的关系。但实际上, 许多交易是通过“自我执行”的非正式合约或规则如诚信等来完成的。非正式制度是在一定激励或约束机制作用下, 行为者个人或团体自我执行的隐含契约, 即不靠外界强制力量才能执行的社会约定俗成规则。这种规则的有效自我执行是靠道德力量和信誉机制来完成的。因此, 加强道德建设和信誉机制的建立成为非正式制度建设的关键。当然, 就市场秩序而言, 道德和信誉机制约束的不只是市场交易主体, 也包括市场的管制者, 即政府;而且政府的信用在市场规范中起更大作用。作为非正式制度的关键, 诚信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诚信等非正式规则不仅影响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 使追求同一目标的参与者共同行动, 更有效率, 而且还是摆脱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窘境的桥梁。换言之, 上文所谓政府管制市场的“怪圈”, 是以假设没有非正式制度的积极作用、没有诚信机制 (或者实践上不重视这一机制的建立) 作为前提的。因此, 充分发挥非正式制度尤其是诚信机制的作用, 成为走出政府管制“两难境地”的关键。
摘要: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两类。证券监管的制度同样由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构成。政府监管、自律监管和法律监管都是由专门的机构以成文的法律、制度和规则为依据进行的监管, 它们构成了证券监管的正式制度。再诸如社会监督机制、诚信机制等非正式制度在尽可能消除监管空白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二者互补, 相辅相成, 都是制度安排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证券监管,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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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全国制式武器会议,决定以德国1924式步枪,兼用为步骑枪,使用7.92×57mm尖弹,定为制式步枪。该枪在德国尚只有小量生产,是当时最新型的步枪。
1934年时财政部为了武装税警总团,向德国毛瑟厂订购一万枝步枪,兵工署技术司,乘机请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向该厂索取二十四年式工作图全套,并附料表,检验样板,对板图一副。收到后,交给巩县兵工厂,根据图样、样板,修正夹头工具,筹备制造二十四年式步枪,原先预计在1934年10月底制出第一批新枪。
但是毛瑟厂所赠样板,系已经用过者,交来图样,亦小有错误。兵工署技术司又向德国兵工署,正式商取德造二十四年式工作图及检验样板图。巩县兵工厂当时厂长毛毅可,原毕业于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奉派前往德国引进1924式工作图及样板。新图于1935年收到,仍由巩县兵工厂负责开发研制。
巩县兵工厂在1935年7月开始试产,原定名为二四式步枪,亦称1924年式短式毛瑟枪。节套上的印记模仿毛瑟的横幡商标(Banner),打上二四式。
在筹备试产过程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暨夫人宋美龄,曾到巩县兵工厂视察,后来由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呈请批准,1935年8月之后,将新枪定名为中正式步骑枪。节套上打印中正式、巩县兵工厂厂徽及生产年月。因此,有不到二千把的此型步枪,有印着二四式的枪匣。
中正式步骑枪于1935年10月10日正式量产。图示的巩县中正式序号为3157,1935年9月生产,为中正式量产前的先导型。现存的实枪中,有一把是1936年12月生产的,序号已达58000,以此看来,当时巩县兵工厂一年有生产四万多枝步枪的能力。
1940年,21厂奉命改制中正式步枪。21厂的枪厂参考了德制98式步枪的两万多张工作图,在原有的设计上进行研究改良,重新绘制图纸、改进机具,并采用了一些简化生产、提高产量的措施。新枪连刺刀一共定为94个零件,在1943年10月10日开始量产。
1946年12月,兵工署制定『中正式步枪核验暂行规格』,规定枪管及部份枪件的互换、高压弹试验(制成的产品称为蓝枪,须能安全发射数发特别装填,能产生2-3倍正常膛压的子弹而无异状,才能过关)、精度试验、刺刀、附件、涂油及包装等项验收内容及方法,以及枪件淬火的硬度等。这项规定配合了早己实施,每半年轮调一次的兵工署驻厂检验人员,建立了兵工产品完整的品质管理制度。
中正式步枪,可算是北伐成功定都南京,成立兵工署之后的一项重要作为,这可以分三方面来说:
一.采用了短管步枪。广东第一兵器制造厂首先在1932年开始仿制FNl930年式的21式步枪,但是产量不大,仅限于『南天王』陈济棠的势力范围内。
在此之前,中国比较普遍的自制步枪是元年式步枪,由袁世凯北洋时代的陆军部颁定,生产的有巩县、广东、四川等兵工厂,各厂制造的却都略有不同。
以巩县兵工厂的元年式步枪来说:枪全长1,255公厘、枪全重4.08公斤、枪管长738公厘。中正式主要的差异就是枪管缩短了138公厘,符合了武器发展的趋势。以此相较,日本一直到二次大战结束,仍在生产长筒步枪。短管步枪在使用时,比较灵便,制造时节省材料,
其杀伤力在射击和进行白刃战时,比起它的长简兄弟,毫不逊色。
除了比利时制造的1924/1930式短管毛瑟步枪,捷克也生产了VZ24式毛瑟步枪,中国在抗战前也买了不少。捷克和比利时都是使用德国机械和设计改良而出的,其差别在外观上而言,护盖延伸到头箍,不像毛瑟上段枪管露出。护盖并覆盖到照门前端,不像毛瑟在照门尽端嵌入一道圆槽。内部作业大致相同,有的在抛弹片(Ejector)后没有活动空间,以供缓冲用,有的无法单发喂弹,必须由弹仓上膛,这些是与毛瑟原枪不同的地方。
二.采用了尖弹为制式标准弹药。中国的汉阳造和元年式,多使用圆头弹,其弹头重14.7公克(227grain),即使是元年式,原先仿自毛瑟1907式,使用弹药6.8x57mm为尖弹,在中国仿造时,也有改用和汉阳相同的M1888子弹,四川兵工厂和广东兵工厂的元年式则已经采用尖弹。尖弹的弹头轻,因此出速较高,其形状呈流线形,空气力学系数佳,因此弹道特性较好,不易受风向影响。
7.92×57mm尖弹有两种弹头,一为9.98克(154grain)、一为12.83克(198grain),是从M1888子弹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在1903年采用。s型弹头(Spitzgeschoss;pointedbullet),是全世界第一种被采用的尖弹(中国在采购1907年式之后,清末民初也用了一阵子6.8mm的尖弹,算是走在时代尖端。相对于美国的30-06,是在1906年采用的。)后来德国为了改进弹道的平直性及有效距离,又发展出了ss型(schweresSpitzgeschoss,HeavyPointedBullet)。起先专供机枪使用,到了二次大战前,
才统一配发给步兵。中国称s型为尖弹,供步枪用,ss型称为重尖弹,仅供三十节式、二四式重机枪等使用。因为重尖弹要能适用于机枪猛烈的机械动作,生产难度较高,成本亦较高,并不普遍配发。
三.采用为制式武器。中国军队须要采用统一的制式武器,这是从清末有志之士就不断大声疾呼,努力想实现的一个理想。可惜事与愿违,军阀混战期间,为了武装军队,往往饥不择食,又碰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各式军械大贱卖,使得中国军队使用的武器,日趋庞杂,互不相容。即使黄埔军校,当年也是靠了俄国运来的八千枝MosinNagant1891式起家。
1928年11月军政部兵工署成立,统筹全国兵工事宜。到了1933年1月,俞大维继任署长,他启用专门人才,展开了有计划、有制度的兵工建设,气象一新。他在职期间长达13年,经历了八年抗战,将中国的兵工事业,由一团散沙,开展到几近自己自足,生产制式统一的局面。他到了1946年4月才御下了这负重担,由副署长杨继曾接任,这又是他管理成功的一例,由体制内培养出了接班人。
从生产的角度而言,中正式步枪是中国第一把制式步枪。1937年时,兵工署参照了德国工业准则,制定了『中正式步枪应用材料之规范』,统一规定了枪件名称、材料名称、各组件的化学成份及机械
性能。到了1943年,1厂、21厂、41厂三个生产步枪的工厂,都采用同样的图纸,生产同样的步枪,采用同样的品管准则。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受到了凡尔赛合约的种种严苛约束,军队被限制为十万人,军火生产只能在指定地点进行,军火的进出口一律禁上,连供给威玛陆军(WeimarRiechwehr)使用的军火生产数量.存量也有严格的规定。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德国既存的庞大军事生产工业,仍在暗中运转。各式各样的军械仍然以不同的名义持续发展。毛瑟厂在1924年发展出了标准型(standard-Modell)步枪,声称为商用步枪,但事实上是98式步枪的改良型,仅看枪上的阅兵钩孔就露馅了(在阅兵时,不用背带环,背带固定于头箍下的阅兵钩及扳机前的阅兵孔之间,较为平整美观)。该型虽在1924年定型,但是到了1930年代才开始量产。这是德国在吸收了第一次大战的实战经验后,改良的一种中间型,曾经作过几种不同的尝试,因此有不同的枪型。标准型的名称,来自于其枪管长为60公分(23.6寸),可供步兵及骑兵通用。事实上标准型没有受到很大的重视,少量配给德国军方,以及西班牙内战中的德国志愿军。随后继续演进,在1935年德国正式采用了K98k。如今标准型尚为人所知,很大的因素是由于中国在30年代采购之后,仿造了中正式。
标准型和98k的差异,主要在外形。98k的背带在左侧,标准型在下方,标准型有阅兵钩孔,98k则将其略去,后期21厂等的中正式也将其略去。标准型有握手槽,98k有准星护罩。中国采用的为水平型,98k及后期的标准型均改为下折型。(此点孰优孰劣,仍有争议,一般以为下折型节省空间,行动时不易误触,尤其在装置瞄准镜时,水平型无法使用。但水平型的长处是,射手无须寻找扳手的位置,手掌上推,一定会推到扳手。)98k木托上也有相应的凹槽。毛瑟步枪在怆托上均嵌有金属圆孔,供分解撞针部用,中国生产的毛瑟步枪,几乎无例外的省去这项配件,大概是考量士兵的素质,根本不要他们分解撞针部。标准型的设计上,原来即没有这个金属圆孔。其余内部机件、构造两者均相同,许多零件尚且可以通用。
中正式步枪操作简单,结实耐用,火力强大。具备了毛瑟步枪的特长,
枪闩前双闭锁榫,后有第三道安全榫、
枪闩上有引导肋(GuideRib)、节套有导气槽等。装填使用毛瑟特有的5发桥夹(stripperClip),由上方一次压装,装入后桥夹弃之不用。在节套上有导槽,
左侧有供压装的凹槽。
在节套下有后座力阻榫(RecoilLug),木托中有横销以供补强,这两样装置,使节套及枪管的组合,固定在木托中,提高了射击的精确度,今日手动步枪的设计,仍然沿用。
射击时,将扳手上推,旋转90度开膛,此时撞针即大部份受压缩,准备进入待击(cock)状态。这一点是毛瑟受人批评之处,因为开膛、待击两个动作同时发生,在持续射击时,节套与枪闩因受热膨胀,原就较难开启,再加上须要压缩撞针,有时根本无法开膛。因此英国的李一英菲尔步枪(Lee-Enfield)采用后闭锁榫及闭膛时才进入待击的设计,以操作快速有名。
在拉枪闩时,如果枪膛内有子弹或已经发射的弹壳,枪闩头的退壳钩会裹住弹底缘,将其拉出,此时尚不能退壳,要拉到尽头,在节套左侧枪闩固定模块中抛弹片,会通过左枪闩榫的凹槽,撞击到弹壳底部左部,才将弹壳弹出。所以,如果在拉开枪闩时力量不够,或抛弹片损坏,都可能造成退壳失败。尤其是抛弹片损坏时,再怎么推拉,那弹壳还是牢牢的套在退壳钩上。
制刀座是毛瑟式的,刺刀座装于木托上,由头箍固定,这与美式的枪管上附装刺刀座不同。同时,毛瑟式刺刀座的另一个特点是在上刺刀时,通枪条插入刺刀柄中,因此用于毛瑟的刺刀,在刀柄底座都有一个长槽,是与其他刺刀显著的不同点。德国刺刀无枪管套环,因此刺刀不与枪管接触;中国自制的刺刀多带套环。
保险在枪闩后部,顺时针旋转90度,即进入保险状态,此时可以将枪闩退出节套,遂行分解。此时,保险片也挡住了瞄准线,因此射手知道枪是在保险状态。置于180度时,枪闩不能取出,处于锁定状态。
毛瑟的枪管是独特的节段式(steppedContour),这是在1890年即已定型的设计。毛瑟在研发的过程中发现,急火射击时,枪管会受热而作直线膨胀,如果枪管只是作成渐减的圆筒形(Tapered),枪管延长时会压迫木托,
导致变形,影响密合度。因此,设计成节段式,木托在每段之前预留空间以供枪管伸缩,如此一来,既可保持木托与枪的密合,又可以不受膨胀的影响。
由此以后,绝大多数的毛瑟步枪都采用节段式的枪管。
标准型的直线形照门,是由98式的孤形照门改良而来,而且其底部是用螺丝锁在基座上。如此一来,如果改用不同的弹药,因弹道改变,可以很容易的更换有不同刻度的照门。
7.92×57mm的弹道和30-06非常类似,都属于长型全装药子弹。有效射程可达1,000公尺以上,与之相比,日本的6.5×50mm就差了一级,因之日军在吸取了在中国作战的教训之后,在设计99式时,改用了7.7×54mm的子弹,但在弹道、杀伤力上仍然无法与7.92×57mm相比。
收藏一把好的中正式并不容易。在1980年代中国出口了许多旧枪,开始时还有些状况好的,后来大部份情况都很差。更有商人到中国去,买来即将被送进熔炉的废枪,也拿到市面上来卖。因此在美国收藏家心目中,以为中正式的品质很差,使用的材料也有问题。
单以材质而言,战前都是由奥地利、德国进口的,后期使用自制的钢材,也要通过高压弹测试,才能出厂,怎么会有问题?话又说回来,到现在还存在的中正式,多是身经百战,经过四五十年的折腾,有个枪样子便是不容易了。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下令,禁止中国原为军事武器的枪械进口,所以要找一把好的中正式,除非有收藏家愿意割爱,是可遇而不可求之事。
据不完全统计,1928年至1949年间,
“国民政府”统治区的兵工厂共生产各式步枪181万余支,其中“中正式”占三分之一以上。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重武器缺乏,士兵训练不足,但是轻武器“中正式”步枪并不比日本步枪差。可以说“中正式”在抗日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国内战争期间,国民党军虽有大量的美械及接收、缴获的日本枪械,但“中正式”仍是主要的步枪。直至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全面换装美式步枪,“中正式”才退出了作战序列。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也使用“中正式”。解放战争中,许多解放军战士使用的是缴获的“中正式”。“中正式”最后一次上战场,是朝鲜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依然有不少战士使用缴获的“中正式”。朝鲜战争后期,志愿军开始换装俄式装备,残留的“中正式”退居二线,用于装备民兵。
兵工署各厂生产中正式的情形如下:
1937年6月,广东第一兵工厂(后迁往广西,改名第四十一厂)开始生产中正式步枪。
申请事项:申请人对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价格认证中心管价认鉴(20XX)308号《涉案物品价格鉴定结论书》的鉴定结论不服,请求对本案涉案物品价值重新组织鉴定。
事实与理由:
贵院正在审理的被告人张云翠涉嫌盗窃罪一案,本所律师作为被告人张云翠的辩护人,在依法查阅案件事实和材料后,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审查后认为,本案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价格认证中心管价认鉴(20XX)308号《涉案物品价格鉴定结论书》(以下简称“鉴定书”)存在若干重大违法和错误之处,为便于贵院查明案件事实,公正判决,特申请重新鉴定。主要理由如下:
一、涉案物品价格认证主体资格存在疑问。
鉴定书没有附鉴定机构及鉴定人员的资格证书,无法确定其是否具有价格鉴定的资格。
根据《价格认证中心工作管理办法》、《河南省赃物罚没物管理条例》、《郑州市涉案物品鉴证程序》的相关规定,价格认证应由具有相关资质的机构并具有相关资格的鉴定人员作出,本案中,鉴定书既没有附鉴定机构的资质证书,也没有附鉴定人员的资格证书,因此无法确定鉴定主体是否具有鉴定资格,也无法确定鉴定书的效力。
二、鉴定书鉴定方法不科学,鉴定结论数额与被盗物品真实价值不符。
鉴定书记载价格鉴定所采用的方法是“成本法”。成本法也称重置成本法,是指进行价格鉴证时,按照价格鉴证标的的现时重置成本扣除各种损害来确定价格鉴证标的价格的方法;重置成本是指在现行市场条件下,重新购建一项全新的物品或资产所支付的全部货币额。成本法的计算公式为:价格鉴证标的价格=重置成本—实体性贬值—功能性贬值—经济性贬值
本案中,涉案手机购买价格为6。8万元,是名符其实的奢侈品,尽管涉案手机购买仅3个多月,其实体性贬值、功能性贬值程度可能较低,但手机作为消费品,其经济性贬值很快,一经购买,其价值即无法再用购买价值衡量。故鉴定书所用成本法所得结论不科学、不合理。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二)款第9项、10项、第11项的规定,对已陈旧、残损或者使用过的被盗物品,应当结合作案当时、当地同类物品的价格和被盗时的残旧程序进行折算。
综上所述,基于本次鉴定结论存在以上严重违法和错误之处,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九条之规定,特向贵院申请对本案涉案财物价值进行重新鉴定。为便于贵院查明案件事实和公正判决本案,恳请贵对本鉴定申请予以批准。
此致
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河南国基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伟
李权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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