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增长与就业的关系

gdp增长与就业的关系（通用10篇）

gdp增长与就业的关系 篇1

我们认为，gdp增长速度与税收增长速度不存在直接的、量的对应关系，两者不能简单地比较，影响税收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应作具体分析。

一、gdp的增速与各税种对应税基的增速并不存在直接的、量的对应关系

经济增长是税收增长的基础，但影响税收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是各税种对应税基的增长。由于gdp与各税种的税基增长速度不一致，gdp的增长并非在任何条件下都与税收增长呈正相关关系。具体来讲，以销售额或销售量为税基的税种与gdp一般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如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城建税、资源税。当经济处于上升期时，gdp增长较快，这些税种的税基一般较快增长；当经济处于下行期时，gdp增速减缓，这些税种的税基的增速一般也会减缓。另外，一些税种与gdp有一定的相关关系，但相关度比较小，如企业所得税，其税基是企业的利润，与经济发展的质量密切相关，但其增速与gdp增速的关联度很小；还有一些税种与gdp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如财产税、行为税等税种，与财产的存量和行为发生的数量等密切相关，与gdp没有直接的数量对比关系。

当反映主要税种税基的经济指标（如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交通运输、金融保险、邮电通讯、建筑业、文化体育业、娱乐业、房地产业等的营业收入，烟、酒、汽车、成品油等大宗消费品的销售量（额），企业利润，进出口额，证券交易额等）的增长速度高于gdp增长速度时，税收的增长速度就会高于gdp的增长速度。反之，税收的增长速度就会低于gdp的增长速度。

一般而言，在经济恢复增长或快速增长时期，反映税基的经济指标会快于gdp的增长。相应地，税收的增长速度也会高于gdp的增长速度。如1999年～2007年，国家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而采取的调控措施逐步发挥作用，经济出现恢复性增长且增速逐年加快。这一时期，主要税种税基的增长速度高于gdp的增长速度，从而税收增长速度也高于当期的gdp增长速度。

当经济增长放缓时，反映税基的经济指标的增长速度会低于gdp的增长速度，从而使税收的增长速度低于gdp的增长速度。如1994年～1996年，国家为防止经济过热而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的效果逐步显现，经济增速逐步回落。这一时期，主要税种税基的增长速度低于gdp的增长速度，从而税收的增长速度也低于当期的gdp增长速度。

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国民经济出现减速运行态势。相应地，税收增长速度开始大幅度回落。10月份，税收开始出现10年来罕见的负增长。2009年及今后一两年，我国经济发展将面临许多挑战。从保持平稳、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我们初步判断，与2005年～2007年的经济增长相比，今后一两年，国民经济仍将处于相对低速的运行态势。主要税种的税基，如工业增加值，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烟、酒、汽车、成品油等消费品的销售量（额），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建筑业等的营业收入、企业利润，进口额和证券交易额等的增速，都会低于同期gdp增速。国家为保增长而采取的减税政策也将直接影响税收增长，从而会使2009年起2年到3年的税收增长和1994年～1996年一样，低于gdp增长。

二、gdp的增长结构与税收的来源结构并不直接对应

gdp由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构成，gdp增长速度是第一、二、三产业的平均增长速度，而作为我国税收主体税种的流转税主要来源于第二和第三产业，来源于第一产业的税收比重较小。gdp增长结构和税收来源结构的差异造成了税收的增长与gdp的增长并不直接对应。近年来，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增长一般快于gdp的增长，从而造成税收的增长快于

gdp的增长。在工业增长速度下滑时，部分第二产业的增速会低于gdp增速，从而造成税收增长低于gdp增长。

三、反映经济总量的gdp增长与经济质量的变化并不同步

gdp的增长反映的是经济总量和规模的扩大，这种扩大既可以是粗放式低质量型的，也可以是集约式高质量型的。在经济总量维持稳定的情况下，当经济质量和企业效益整体提高时，与经济质量密切相关的所得税收入增速会超过gdp增速。反之，当经济质量和企业效益整体下滑时，所得税收入增长幅度会低于gdp增

长幅度，甚至可能会下降。

四、gdp与税收核算方法存在较大差异

按照支出法（投资、消费、净出口）核算的gdp，在对净出口的核算方法上和税收的核算方法存在较大差异。在支出法中计入gdp的是净出口额（出口额减去进口额），出口额在核算gdp时是增项，进口额在核算gdp时是减项。在税收统计中，进口额提供的进

口税收（关税和进口环节税）对总收入是增项，出口带来的出口退税对总收入却是减项。在经济繁荣时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一方面使得进口税收增加，另一方面国家在此情况下为缓解外贸顺差而实施的降低出口退税的调控措施，将使出口退税减少，从而使进出口环节税收增长进一步高于gdp增速。当前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衰退迹象日益明显，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回落，造成进口税收下降，而国家为稳定出口而采取的提高出口退税率的措施，会造成税收的大规模减收，一降一升，使进出口环节税收增速低于gdp增速。

五、税收政策调整会对税收产生直接影响

税收政策的调整、税种的开征、停征等，直接导致税率和税基的变化，会对税收产生直接影响，但这种变化与gdp的增减是没有关系的。

六、税收征管水平的变化对税收产生直接影响

税收征管能力的增强和征管水平的提高，可以在其他因素不变的前提下增加税收，从而提高税收的增长速度。但这种变化与gdp的增减变化同样没有任何关系。

此外，还有一些影响税收的因素与gdp并不相关。比如，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的调整会影响企业和居民收入水平，从而对所得税产生影响，而这种变化与gdp没有关系；部分累进或累退制税种以及税收与gdp的统计口径差异也会造成税收与gdp增长速度的不一致。

gdp增长与就业的关系 篇2

一、文献综述

安体富、孙玉栋等学者比较早也比较系统地对税收增长与GDP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认为税收应低于GDP的增长才是正常的。贾康 (2006) 提出了导致税收快速增长的“三因素”论。认为在“自然性增长因素”、“管理性增长因素”、“政策性增长因素”三个因素中, “自然性增长因素”即经济发展和其隐含的效益对税收支撑是基本的, 经济增长因素在税收增长的诸多因素中占据主导地位。贾康、刘尚希等 (2002) 、杨崇春、许宪春、米建国及刘建明、宋建军 (2005) 等都认为税收增长和经济增长是大体一致的, 是宏观经济良性运行即市场经济活跃, 经济运行质量提高的整体反映。郭庆旺 (2004) 、吕冰洋 (2007) 认为税收高速增长除了经济增长这个基本因素外, 产业结构调整和征管效率提高也是主要因素。王道树 (2008) 通过因素分析, 具体给出了税收增长因素的作用程度。也有学者 (倪红日, 2006) 指出中国税收的超高速增长是一个特殊阶段, 税收增长主要依赖于该阶段经济的高速增长。杨之刚 (2004) 、高培勇 (2006) 、赵迎春 (2006) 认为税收超速增长与税制有关, 但未给出具体论证。而学者杨斌 (2008) 从GDP计算和税制安排, 特别是从GDP生成各个环节重叠的税种结构角度, 说明在经济高速增长下必然导致税收增长超过GDP增长, 而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税收增速会低于GDP增速。

基于上述学者均是从定性方面或从统计学角度对此问题进行的分析, 本文将运用计量方法和EViews软件, 通过建立ECM模型得出税收增长与GDP增长在不同期限下的关系。

二、ECM模型简介

误差修正模型ECM主要用于结构分析, 分为线性单方程和线性方程组模型、非线性单方程模型两类3种模型, 其优点表现在: (1) 用OLS估计ECM模型的参数解决了多年来一直困扰经典计量经济学界的伪回归问题; (2) 对存在均衡关系的一阶单整变量同样可以用“OLS”法估计参数, 而且不存在虚假回归问题; (3) 能够同时给出变量间的常期均衡关系与短期效应。经典计量经济学只讨论变量间的长期关系, 而不涉及短期关系。ECM模型的这种长期和短期参数的明确划分, 使其成为一种把变量之间长期表现与短期效应结合在一起的有效工具。

三、实证分析———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

(一) 研究对象的选取

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选取1978—2007年税收增长率 (INTAX) 为被解释变量, GDP增长率 (INGDP) 、1978年消费者物价指数为定基价格指数增长率 (INP78) 为解释变量, 分析经济增长、物价增长对税收增长的贡献。

由于1984年我国对税制进行了较大的调整, 财政收入结构也因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税收收入在整个国家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发生明显变化, 成为政府筹集资金的主要来源。因此, 本文主要研究了1986—2007年各解释变量的关系。

(二) 建立ADL模型

从最简单的ADL (1, 2, 1) 开始, 根据各项检验指标建立ADL (2, 2, 2) , 剔除不显著变量后显示于表1:

(三) 建立ECM模型

对应上面所建立的ADL (2, 2, 2) 模型, 相应ECM的抽象表达式为:

估计参数, 得ECM示于表2, ECM的拟合图示于图5。

将表2所示的误差修正模型ECM改写成标准形式:

从而得出长期均衡模型 (协整回归) 为:

式中et-2=Δintαxt-2-0.1213-0.6826ingdpt-2+1.0134inp78t-2

(四) 对ECM模型残差进行协整检验

计算麦金农协整检验临界值:

由于t*=4.6536

四、结论

根据以上建立的ECM模型的输出结果, 税收增长率与DP增长率和物价指数增长率之间存在的长期均衡关系表现为:

综上分析,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从长期来看, 我国税收增长速度应该慢于GDP增长速度, 在基数0.1213和物价变动的调整下, 税收增长速度是GDP增长速度的0.6826.也就是说税收弹性是处于0.6826附近的, 它的经济含义是:在基数和物价变动的调整下, 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 税收就大约增长0.6826个百分点。这也印证了“从长期来说, 税收不可能超速增长即快于GDP增长”的观点。而在短期, 也可以说在一个经济周期内, 税收增长速度与GDP的增长与所处的经济周期阶段有关:当经济处于繁荣阶段即GDP增长快且经济效益比较好也就是所谓的又好又快, 并且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只要仍然实行当前的税制结构, 税收弹性大于1为正常现象, 税收弹性越大说明经济运行效益越好。此时, 税收弹性大并不意味着实行增税政策, 而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相反在经济萧条、经济效益降低的经济周期里, 在不考虑征管等因素的情况下, 税收增长速度会低于GDP增长速度。

摘要：本文在分析我国近30年税收增长速度、GDP增长速度的基础上, 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 对一些学者提出的“税收增长应该与GDP增长同步”的结论做出了调整:税收增长是否与GDP增长同步, 应从长期和短期两方面来具体分析。

关键词：税收增长,GDP增长,ECM

参考文献

〔1〕安体富.如何看待近几年我国税收的超常增长和减税的问题〔J〕.税务研究, 2002 (8) .

〔2〕高培勇.中国税收持续高增长之谜〔J〕.经济研究, 2006 (12) .

〔3〕贾康、刘尚希等.怎样看待税收的增长和减税的主张——从另一个角度的理论分析与思考〔J〕.管理世界, 2002 (7) .

〔4〕吕冰洋、李峰.中国税收超GDP增长之谜的实证解释〔J〕.财贸经济, 2007 (3) .

〔5〕米建国.税收仍会持续高增长〔J〕.中国税务, 2005 (2) .

〔6〕孙玉栋.中国税收负担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7〕许宪春.税收收入增长与GDP增长〔J〕.税务研究, 2005 (3) .

增长质量高的GDP多一点没关系 篇3

国企的改革要先易后难，可以从两个产业开始试点——新兴产业和产能过剩行业。

我们的改革已经进行了30多年，今天改革形势和30多年前是不一样的，因为一些比较容易改革的都已经改了，剩下是一些难题。第一个是利益集团，改革有损于他们的利益，因此有各种不同的反映。第二个是制度惯性，也叫路径依赖。老路走惯了，走新路总是这儿也不合适，那儿也不合适，走老路总是最保险的。

2月24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初步核算，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56.8845万亿元，同比增长7.7%，这一增速与上年持平，但却是近5年新低。

3月1日，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显示，2014年2月中国制造业PMI为50.2%，比上月回落0.3个百分点，表明我国制造业继续保持扩张态势，但增速有所放缓。

GDP增速与制造业增速的放缓，让不少市场人士对2014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忧虑。3月3日，两会期间，著名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常委厉以宁就中国经济的相关问题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的采访。

别对结构调整中的中国经济期望太高

“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稳中向好、稳中求进。”厉以宁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

厉以宁表示，中国经济要向好发展，有三个问题必须要厘清。

第一，中国正处在经济结构调整阶段，结构调整问题如果做不好，以后的麻烦就会很多。比如产能过剩问题一定要解决，同时，要解决新兴产业不足的问题，对新兴产业加以扶持。

第二，对处在结构调整中的中国经济期望值不要太高，如果期望值太高，就会衍生大量的投资，重蹈以前的覆辙。不过，这并不代表投资不重要，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仍然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一些观点把经济发展中的“罪恶”都归结到GDP的增长中，这是不准确的。如果GDP的增长质量高，那么GDP多一点也没关系，因为当前中国单独靠消费还带动不起来经济的增长。

所以投资和消费对中国经济都很重要。但投资要从三个方面来着手，一是要加大技术创新的力度，二是要动员民营资本进入到制造业领域，三是建设一些有长远效益的基础设施和环保工程的投资。

第三，中国的经济形势必须要跟世界经济形势联系在一起，目前，欧盟这些国家的经济还没有完全摆脱债务危机，同时，美国的复苏也不是很稳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综合分析世界经济形势。

深化国企改革，可先从新兴产业、

产能过剩行业开始

此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并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提出了一系列要求。那么，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径是什么？

厉以宁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国有企业改革有两个层次，高层次的是国企资本体制改革，低层次的是国企企业体制改革。

厉以宁告诉记者，所谓资本体制改革，是指国家要掌握国有资本投入量的升升降降、进进出出。对于产能过剩和效益长期不佳的企业，国有资本就应该减持；对于产能短缺和有发展前景的产业，国有资本应该增持。政府的职能转变以后，政府就变成管资本的了，而不是管企业的具体行政工作。

厉以宁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就是把国有企业当成独立的市场主体，由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来管理，通过企业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发挥作用，使企业的效益和效率摆在首位。

“这样的改革使国家更主动了，主要是掌握了投资权，而不是去管企业具体的行政管理工作。”厉以宁说。

gdp增长与就业的关系 篇4

（1977—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

1977 10.7%

1978 11.7%

1979 7.6%

1980 7.8%

1981 5.2%

1982 9.1%

1983 10.9%

1984 15.2%

1985 13.5%

1986 8.8%

1987 11.6%

1988 11.3%

1989 4.1%

1990 3.8%

1991 9.2%

1992 14.2%

1993 13.5%

1994 12.6%

1995 10.5% 1996 9.6%

1997 8.8%

1998 7.8%

1999 7.1%

2000 8.0%

2001 7.5%

2002 8.3%

2003 9.5%

2004 10.1%

2005 10.4%

2006 11.6%

2007 13%

2008 9%

新中国以来至（1950—1976）年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率：（此时中国官方没有计算国内生产总值，工农业总产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

（1948年没数据，所以不知道增长率）

1949年 466亿元

1950 23.4%

1951 19%

1952 18.3(73.8%比49年）

1953 30.3%

1954 9.4%

1955 5.6%

1956 16.5%

1957(67.84%比52年）第一个5年计划

1958 32.2%

1959 19.5%

1960 5.4%

1961-31.0%

1962-10.1%(3.4%比57年）第二个5年计划

大跃进、三年人祸－1959年至1961年

1963 9.5%

1964 17.6%

1965 20.4%(55.04%比62年)

1966 17.3%

1967-9.6%

1968-4.2%

1969 23.8%

1970 25.7%(58.08%比65年)第三个5年计划

1971 12.2%

1972 4.5%

1973 9.2%

1974 1.4%

1975 11.9%(45.28%比70年)第四个5年计划

1976 1.7%

1977 10.7%

1978 11.7%(25.75%比75年)结束到改革开放前夕

（1966年5月－1976年10月）

1949年GDP基数为1.00；1957年为2.91；1978年为13.50；2007年为200.00

1978年GDP基数为1.00；2007年为15.00。

用1978年大陆人均GDP为200美元推算(倒推法没考虑人口增长)：

1975年人均GDP为159美元 1970年人均GDP为109美元

1965年人均GDP为69美元 1962年人均GDP为45美元

1957年人均GDP为43美元 1952年人均GDP为25美元

1949年人均GDP为15美元 按黄金价格计算则约为现在的2000元，当时黄金大概35美元/盎司

1949年－1970年世界石油价格稳定在1.9美元/桶，1973年3美元/桶，1974年12美元/桶。

2006年中国大陆人均GDP为 2300 美元，2006年台湾人均GDP为 16000 美元，2007年台湾人均GDP是中国大陆人均GDP的7倍

在1820-1952年期间世界经济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而中国由于技术落后、内乱和外国列强入侵，人均GDP反而从600美元下降到538美元，中国占世界GDP的份额从1/3下降到1/20。

中国在1952-1978年期间实行了新的国家治理模式，经济增长明显加速，GDP增长了3倍；不过人均收入只增长了80%，年增长率只有 2.3%，慢于世界平均2.6%的水平。屡屡发生的政治运动和种种体制缺陷导致了生产率下降。而1978年以来的30年改革时期中国经历了高速增长，在世界GDP中的份额从5%增长到15%，全要素生产率每年增长接近3%，人均收入增长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

中国在改革期间的经济表现相当卓越。分析人士总结8条原因（参考）：1）农业改革先行；2）保持了国家完整统一；3）海外华人的投资；4）起点低的后发优势；5）计划生育控制了人口出生率；6）防止了俄罗斯那样的恶性通胀；7）没有像俄罗斯那样通过大规模廉价出售国有资产、创造超级富豪的方法来推进私有化，而是让非国有企业发展来自然取代国有企业；8）实现了与世界经济的接轨。

2006年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31448万人

1949年 54167万

1953 年58796万

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1953年6月30日24时，全国人口总数为601,938,035人，（含大陆港澳台人口），其中28个省、市、自治区为为58260万人（不含港澳台人口）

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1964年6月30日24时，全国人口总数为72307万人，其中28个省、市、自治区为69,458万人，性别比为105.5，港澳台和国外华侨为2,849万人。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截止1982年6月30日24时，全国人口为100391万人（不含港澳台人口），性别比为106.3。

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1990年7月1日0时的113368万人（不含港澳台人口），性别比为106.6。

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2000年11月1日0时全国总人口为129533万人。其中：祖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福建省的金门、马祖等岛屿）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共126583万人，性别比为106.7。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口为678万人，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口为44万人，台湾省和福建省的金门、马祖等岛屿人口为222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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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GDP(亿元)GDP指数 GDP增长率 人均GDP(元/人)美元/人

1978 3645.2亿元 100.0 0.0% 381元 226美元

1979 4062.6亿元 107.6 7.6% 419元 269

1980 4545.6亿元 116.0 7.8% 463元 309

1981 4891.6亿元 122.1 5.3% 492元 288

1982 5323.4亿元 133.1 9.0% 528元 279 1983 5962.7亿元 147.6 10.9% 583元 295

1984 7208.1亿元 170.0 15.2% 695元 299

1985 9016.0亿元 192.9 13.5% 858元 292

1986 10275.2亿元 210.0 8.9%

963元 279

1987 12058.6亿元 234.3 11.6% 1112元 299

1988 15042.8亿元

1989 16992.3亿元

1990 18667.8亿元

1991 21781.5亿元

1992 26923.5亿元

1993 35333.9亿元

1994 48197.9亿元

1995 60793.7亿元

1996 71176.6亿元

1997 78973.0亿元

1998 84402.3亿元

1999 89677.1亿元

2000 99214.6亿元

2001 109655.2亿元

2002 120332.7亿元

2003 135822.8亿元

2004 159878.3亿元

260.7 11.3% 1366元 271.3 4.1% 1519元 281.7 3.8% 1644元 307.6 9.2% 1893元 351.4 14.2% 2311元 400.4 14.0% 2998元 452.8 13.1% 4044元 502.3 10.9% 5046元 552.6 10.0% 5846元 603.9 9.3% 6420元 651.2 7.8% 6796元 700.9 7.6% 7159元 759.9 8.4% 7858元 823.0 8.3% 8622元 897.8 9.1% 9398元 987.8 10.0% 10542元 1087.4 10.1% 12336元367 403 355 419 520 469 703 775 821 864 945 1041 1135 1273 1490 343 604

2005 183084.8亿元 1198.7 10.2% 14040元 1739

2006

211923.8亿元 1337.7 11.6% 16024元 2052

2007 249530.6亿元 1496.9 11.9% 18868元

2005 183867.9 亿元 1200.8 10.4% 14103元

2006 210871.0 亿元 1334.0 11.1% 16084元

2007 257306 亿元 13.0%

2008 300670 亿元 9.0%

注：人均GDP反映一国人们的富裕程度

总量GDP反映一国的经济实力和市场规模

1971年以来历年官方美元兑人民币均价(1美元兑换)

年份 价格 年份 价格 年份 价格

1971年 2.462 1985年 2.937 1999年 8.278

1972年 2.245 1986年 3.453 2000年 8.279

1973年 1.989 1987年 3.722 2001年 8.277

1974年 1.961 1988年 3.722 2002年 8.277

1975年 1.859 1989年 3.765 2003年 8.277

1976年 1.941 1990年 4.783 2005年 8.0702（年末价）

1977年 1.858 1991年 5.323 2006年 7.8087（年末价）

1978年 1.684 1992年 5.516 2007年 7.39 ?

1979年 1.555 1993年 5.762 2008年 —

2553

1980年 1.498 1994年 8.619 2009年 —

1981年 1.705 1995年 8.351 2010年 —

1982年 1.893 1996年 8.314 2011年 —

1983年 1.976 1997年 8.290 2012年 —

1984年 2.320 1998年 8.279 2013年 —

=======================================

韩国历年GDP

从1962年到1989年，保持了平均8%的经济增长率。1982年到1987年，平均增长率为9.2%；1986年到1988年，平均增长 12.5%（汉城奥运会刺激）。1997年金融危机几乎摧毁韩国经济，1999年韩国经济复苏，增长率为9%（1999年）和10%（2000年）。2001年开始全球经济发展减缓（global 3.3%），韩国保持了5%～6%的经济发展，归功于出口产品中HDTVs和手机的大量需求（与中国贸易大幅增长）。

1963年，人均GDP 100美元，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

1977年，人均GDP 1000美元；

1987年，人均GDP 3000美元；

1997年，人均GDP 10000美元；

2007年，人均GDP 15000美元；

其1963年到1987年的经济发展被称为“Miracle on the Han River” Samsung Tower Palace（在韩国，被认为是财富的象征）

中国的2001年－2010年的发展相当于韩国的1977年－1987年，人均GDP很有可能从1000美元增长到3000美元，这黄金10年两国旗鼓相当，只是晚了20年。

gdp增长与就业的关系 篇5

18省下调2014年城乡收入增长目标

七成省份城镇收入没打算跑赢GDP

据《经济参考报》记者统计，截至发稿，已有26省(自治区、直辖市)正式发布了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与去年相比，共计有18个省份下调了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增长速度目标。尤其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目标，有18个省份设定的增幅甚至没有超过今年的地区生产总值(G D P)增长目标，约占已发布政府工作报告26省的70%。

除安徽、海南、湖南、吉林、辽宁以外，中国内陆共有26省(自治区、直辖市)确定了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从收入增长指标看，共有15个省份同时下调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目标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目标，另有3个省份下调了其中之一。

从分布区域来看，西部省份下调幅度最大：四川、甘肃均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目标下调了4个百分点，陕西、内蒙古、广西下调了3个百分点。

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情况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目标下调情况更为严重，天津、福建、贵州、西藏4个省份低于当地确定的2014年G D P增长目标，另有上海、广东2个省份将目标确定为“基本同步”，此外还有12个省份确定的目标与G D P增长目标同步。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目标相对更低，则可能与当前的就业形势仍然较为复杂有关。从各省情况来看，只有云南1省下调了城镇登记失业率目标，但是重庆、内蒙古、宁夏、黑龙江4个省份在去年没确定目标的情况下今年提出了城镇登记失业率目标。城乡收入增长目标的下调被认为和当前经济形势可能出现下行密切相关。据统计，在18个下调了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增长速度目标的省份中，共计有15个下调了今年的G D P增长目标。

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张永军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现在地方已经认识到不太可能实现原来制定的高增长目标了，所以就纷纷下调增长目标。

工业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 篇6

[摘要]工业经济增长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国家社会进步与技术创新，但是工业生产也是造成环境污染的重要因素之一，工业生产活动必然带来资源消耗和污染物的排放，当污染物排放超过环境容量，引起环境问题，同时环境又会从客观上制约着工业经济的增长，所以说，工业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关系。

因此研究工业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了解工业经济增长与环境变化的内在联系，进而能够制定出工业产生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政策。

gdp增长与就业的关系 篇7

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 国内生产总值) 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境内生产的所有最终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统计上GDP有现价和不变价两种指标。每年统计部门公布的GDP总量是现价总量。为了真实反映GDP增长情况, GDP增长率 (又称GDP增速, 用来表示经济增长速度, 记作GDP) 为不变价指标, 扣除了价格因素。在我国现行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中, 生产总值即国内生产总值GDP是现价总量;生产总值指数即GDP增长率为不变价可比增速, 包括生产总值指数 (上年=100) 和生产总值指数 (1952年=100) 两种指标。本文中GDP数据采用的是不变价指标, 取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中的生产总值指数 (上年=100) , 因此GDP=GDP-100。在不引起混淆的情况下, 为方便表述, GDP和GDP一般可省略%。

CPI (Consumer Price Index, 消费者价格指数, 我国通常称之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是反映一组代表性商品和服务项目价格水平变化趋势和变动幅度的统计指标, 是世界各国普遍编制的一种指数。在我国现行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中,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价格指数 (上年价格=100) 和定基价格指数 (1978年价格=100) 两种指标。CPI增长率 (又称CPI增长幅度, 也称CPI增幅) , 记作CPI。本文中, CPI数据采用的是统计年鉴中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上年价格=100) , 所以CPI=CPI-100。在不引起混淆的情况下, 为方便表述, CPI和CPI一般可省略%。

2 GDP与CP I增长率的关系

保持适度的GDP与CPI增长率, 是我国现阶段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GDP与CPI增长率的关系是宏观经济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 也是国内外经济理论研究的难题。对GDP与CPI增长率关系的认识是宏观调控的基础。

笔者认为GDP与CPI增长率之间存在演化机制、直接耦合、非直接耦合、溢出效应及滞后效应等五种关系。

2.1 演化机制

正如达尔文提出的生物进化论一样, GDP与CPI增长率也存在演化机制。我们可以认为GDP与CPI增长率在演化过程中, 时间或者说历史具有重要作用, 今天的结果肯定与昨天的状态相关, 当期的GDP与CPI增长率数据是以前若干期GDP与CPI增长率导致的结果。另外GDP与CPI增长率在演化过程中存在大量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2.2 直接耦合

GDP与CPI增长率之间存在紧密配合与相互影响, 具体表现为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相互抑制的关系。比如GDP与CPI增长率之间, 有时表现为共存关系, 有GDP增长就存在CPI增长;有时表现为相互促进的关系, 在一定范围内, GDP与CPI增长率会同向变动;有时又表现为相互抑制的关系, 过高的CPI增长率对GDP增长产生抑制作用, 而经济衰退时, 过低的GDP增长率也会对CPI增长产生抑制作用。

2.3 非直接耦合

GDP与CPI增长率之间有时没有直接关系, 他们之间的联系是通过第三个变量来实现的。比如, 通过货币发行量的变化, GDP与CPI增长率二者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2.4 溢出效应

溢出效应, 是指一个组织在进行某项活动时, 不仅会产生活动所预期的效果, 而且会对组织之外的人或社会产生影响。简而言之, 就是某项活动要有外部收益, 而且是活动的主体得不到的收益。GDP与CPI增长率之间也存在这种溢出效应。比如GDP增长率在自我演化的过程中, 会对CPI增长率产生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同样CPI增长率在自我演化过程中, 也会对GDP增长率产生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

2.5 滞后效应

在经济学中, 一个变量对另一个 (些) 变量的影响很少是瞬时的, 往往会有一个时间上的延迟, 这种时间上的延迟就叫做滞后。也就是说, 一个经济变量在当期发生后, 往往会在以后若干期间对经济产生影响。GDP与CPI增长率之间的相互影响, 也存在这种滞后效应。

3 GDP与CP I增长率关系的计量经济学模型

在确定GDP与CPI增长率关系的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具体形式时, 主要考虑以下因素:

(1) 微分方程是科学世界观的基础, 因此用微分方程的思想建立模型;

(2) 二次函数是反映两个变量间有时相互促进, 有时相互抑制的最简单的函数, 为尽可能降低模型的复杂度, 模型主要采用二次函数;

(3) GDP与CPI增长率的观察值是时间序列, 是离散值, 因此建立差分方程模型;

(4) 经济系统具有不确定型和偶然性;

(5) 观察值存在统计误差。

在考虑上述因素的基础上, 为了最充分地反映GDP与CPI增长率之间的演化机制、直接耦合、非直接耦合、溢出效应及滞后效应等五种关系, 建立以下计量经济学模型:

模型 (A) 中下标t-1表示滞后1期观察值, t-2表示滞后2期观察值……;ua、ub是随机误差项 (random error term) , 简称误差项 (error term) , 表示所有不确定因素。

4 甘肃经济GDP与CP I增长率关系的实证研究

下面我们用模型 (A) 对甘肃经济GDP与CPI增长率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4.1 数据的收集

笔者根据《甘肃统计年鉴2013》和《2013年甘肃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收集了1978—2013年共36年的GDP与CPI增长率数据。

样本数据中反映的GDP与CPI增长率走势如图1所示GDP与CPI增长率无明显规律, GDP与CPI增长率关系的散点图如图2所示GDP与CIP增长率无简

有效性。笔者对估计的模型进行了正态性检验、自相关检验和异方差检验, 结果如表4所示。

检验结果表明, 当显著水平为0.05时, 正态性检验中“Jarque-Bera”项的伴随概率“Probability”为0.453121和0.744075, 大于0.05, 模型的误差项正态性假设成立;一阶自相关检验中“Obs*R-squared”项的伴随概率“Probability”为0.3482和0.5753, 大于0.05, 模型的误差项不存在一阶自相关;异方差检验中“Obs*R-squared”项的伴随概率“Probability”为0.7517和0.5899, 大于0.05, 模型的误差项不存在异方差。因此, 模型符合理论的前提假设, 模型是可靠的。

4.4 模型的分析

4.4.1 模型拟合优度

从表3可以看出, GDP增长率方程的校正的判定系数R-squared值非常高, 约为0.9905, 表示方程解释了GDP增长率99.05%的变异;CPI增长率方程的校正的判定系数R-squared值也非常高, 约为0.9976, 表示方程解释了CPI增长率99.76%的变异。也就是说模型的拟合优度是非常高的, 可以用来进行GDP和CPI增长率相关数据的计算, 为宏观调控提供数据依据。

模型对GDP和CPI增长率样本数据的拟合情况如图3模型非常准确地拟合了GDP增长率的样本数据、图4所示模型非常准确地拟合了CPI增长率的样本数据。

4.4.2 利用模型进行计算

利用模型 (B) , 可为甘肃经济宏观调控进行两个方面的辅助计算。

(1) 利用模型 (B) , 对甘肃经济下一年度的GDP和CPI增长率进行预测分析。

(2) 利用模型 (B) , 对甘肃经济的GDP和CPI增长率关系进行分析, 为宏观调控提供数据依据。

由于篇幅所限, 对于预测和决策分析, 笔者将另文论述。

4.5 实证研究结论

通过以上对甘肃经济GDP与CPI增长率关系的实证研究, 我们得到以下结论:

(1) 甘肃经济GDP与CPI增长率受历史数据的影响, 同时也对未来数据产生影响。

(2) 甘肃经济GDP与CPI增长率可以合理预测。

(3) 甘肃经济GDP与CPI增长率间相互影响的数量关系可以通过模型进行计算分析。

5 政策建议

5.1 理性看待GDP与CPI增长率数据

由于甘肃经济GDP与CPI增长率受历史数据的影响, 同时也对未来数据产生影响, 因此要客观理性地分析和看待每年的GDP与CPI增长率数据。当年GDP与CPI增长率中, 有很大的成分是由历史数据演化而来的;同时当年数据也会对未来数据产生影响。因此, 在宏观调控决策中, 要重视历史数据的作用, 并充分考虑宏观调控政策对未来的影响, 合理确定经济增长和价格调控目标, 保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5.2 进行辅助计算, 提高GDP与CPI增长率目标决策的科学性

利用模型进行预测和决策的辅助计算, 把这些数据作为GDP与CPI增长率目标的决策依据, 提高决策的科学性。

参考文献

[1]甘肃省统计局.甘肃统计年鉴2013[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4.

[2]甘肃省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甘肃调查总队.2013年甘肃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http://www.gstj.gov.cn/www/Hd Cls Content Disp.asp?Id=28329, 2014-03-25.

科学认识税收与GDP的关系 篇8

GDP与税收的核算范畴

GDP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国内（地区）生产总值的简称，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可见，GDP首先是生产的概念。从生产角度看，GDP为常住单位在核算期内生产的全部货物和服务总产品价值，扣除生产过程中投入的中间产品价值，得到的增加值。即：

GDP=总产出-中间投入

GDP核算是以市场价格对货物和服务进行估价，市场价格包括生产者价格和购买者价格，这些价格均为含税（生产税）价格，因此GDP和税收有着必然的联系。

税收是政府为了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凭借政治权利，强制、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税收作为政府的一种分配行为，在性质上属于经济活动的分配范畴。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将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中央和地方共享税，不同的税种按相应的分税比例划分到中央和省、市、区等各级财政。

税收收入有不同界定，国税税收收入和地税税收收入是基于征收管理权。以北京为例，国税税收收入为北京市国税局负责征收的税收总额；地税税收收入为北京市地税局负责征收的税收总额。地方一般预算财政收入中的税收收入基于税款所有权。是税务部门征收的税收收入扣除上划中央部分，留存在北京的税收收入。

财政中的税收收入=（国税税收收入-上划中央部分）+（地税税收收入-上划中央部分）

2010年国税征缴税收为4351.7亿元，地税征缴税收为2104.9亿元，两者合计6456.6亿元。财政中的税收收入为2251.6亿元，约占全部征缴额的1/3。不论上缴中央的税收还是留存在地方的税收，都是北京地域内常住单位创造的，因此税收征缴额在总量上应该与GDP更匹配。但GDP核算以常住单位为原则，由于北京市国税局负责征收铁道部、各银行总行、各保险总公司集中缴纳的营业税、所得税，中央企业缴纳的所得税等，而这些税收并不完全是北京常住单位创造的，还包含其在外地的下属单位创造的税收，这些税收与北京GDP没有关系。2010年税务部门税收征缴额为6456.6亿元，而属于北京常住单位创造的税收约占全部征缴额80%，即税收征缴额中20%的税收与北京经济没有关系。

按照征税对象性质，可以将税收划分为五类：流转税、所得税、财产和行为税、资本税以及特定目的税。从征税环节看，流转税、财产和行为税以及特定目的税均在生产和流通环节征收，全部纳入GDP核算。而所得税是在分配环节缴纳，即在生产环节之后，针对GDP中的营业盈余和劳动者报酬课征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因此不包含在GDP核算中。资本税是在资本转移时缴纳，属于资本账户（记录非金融资产的价值）的核算范畴，因此也不包含在GDP核算中。

税收与GDP核算不完全对应

生产税是GDP的组成部分。从收入角度看，GDP是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应得的收入份额。常住单位生产中产生的收入由支付给雇员的劳动报酬、上缴政府部门的生产税、补偿固定资产正常磨损的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属于生产单位的营业盈余组成。

GDP=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

其中生产税净额即为企业上缴政府的生产税减掉生产补贴，取净值。生产补贴是政府对企业的收入返还，看作是一种“负税”。从GDP的核算方法可以看出生产税是GDP的组成部分。

生产税分为两类：产品税和其他生产税。产品税是每单位货物或服务应缴纳的税收，指对生产、销售、转移、出租或交付货物或服务而征收的税收；或者对以自身消费或资本形成为目的使用货物或服务而征收的税收。根据我国税收体制，产品税应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和关税等流转税。

其他生产税指除产品税以外，企业因从事生产活动而应缴纳的所有税收。如针对生产中所用的土地、建筑、其他资产等的所有权或使用而征收的税收。根据我国税收体制，其他生产税应包括房产税、车船税、印花税、契税等财产行为税，同时也包括城市维护建设税、车辆购置税等特定目的税。

2010年全市征缴生产税达到3000亿元左右，其中约2300亿元计入GDP，占GDP总量的16%。“十一五”时期，生产税占GDP的比重一直稳定在17%左右。GDP包含的生产税与税务部门征缴额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有：北京总部企业众多，2010年已达到1110家，总部企业上缴的税收并不完全是北京常住单位创造的，外地企业由总部企业代扣税款不能计入北京的GDP。此外由于GDP与税收的核算原则不同，记录时间上存在“时间差”，也造成税务部门征缴的生产税无法与GDP一一对应。

所得税不直接纳入GDP核算，但其税基与GDP有密切关系。2010年税务部门征缴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总计达到3355亿元，约占全部税收征缴额的52%，所得税属于国民经济二次分配范畴，不直接纳入GDP核算，但其税基（据以计算应纳税额的基础或依据）与GDP有密切关系。

企业所得税以利润为主要计税依据，包括生产经营利润和资本利得，其中生产经营利润与GDP中的营业盈余相对应，而资本利得（主要包括企业的股息、红利，转让财产收入）虽然交纳企业所得税，但不包含在GDP核算中，属于财产收入分配的范畴。

2010年企业所得税征缴额达到2815.2亿元，若扣除外地企业由总部企业代扣的税款，真正反映北京地域企业效益的所得税在1730亿元左右，占所得税征缴额的60%左右。反映北京地域内企业效益的所得税与营业盈余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2010年企业所得税占营业盈余比重达到56.4%，“十一五”时期，这一比重在40%～65%之间波动。我们可以看出，企业所得税占营业盈余的比重较高，且年度之间有所波动，原因在于企业利润中的投资收益不纳入GDP核算，但应缴纳企业所得税。从图1可见，投资收益高的年份，企业所得税占营业盈余的比重相应也高。

个人所得税的征税范围主要包括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这些与GDP中劳动报酬相对应，但其征税范围中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转让所得等不纳入GDP 核算，属于财产收入分配范畴。目前，个人所得税主要来自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是城镇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2010年工资性收入占城镇居民收入的七成，可见工薪收入是个人所得税的最大税源。因此个人所得税与GDP中的劳动者报酬关系密切，2010年个人所得税占劳动报酬的比重达到7.8%，“十一五”时期这一比重一直稳定在7%左右。

税收与GDP增长不完全同步

经济增长与税收提高紧密相连，但两者之间也存在差异，表现为GDP和税收收入在一个地区较短时期内同向不同步，也就是说GDP和税收收入增长并不是完全一一对应的。

我国现行税制基本上是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时期形成的，为了避免政策性因素影响，我们仅考察1995年至2010年税收收入（指地方财政收入中的税收收入）与GDP增长的关系。从图2可见，税收收入增长一般快于GDP增长，1995年至2010年，税收收入年均增长20.1%，同期GDP现价年均增长17%。

税收收入与GDP的增长趋势基本一致，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76。但税收增长相对于经济增长波动幅度较大，表现为经济增长较快的年份，税收收入增长更快，而在经济增长放缓的年份，税收收入增速放缓的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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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增长与GDP增长不完全同步，其原因主要反映在以下五个方面。

GDP和税收指标性质上有区别。GDP是经济发展成果最直接的反映，它的多少直接取决于经济的规模和增长速度；税收收入虽然主要来源于经济增长，但它还受政府财税政策调整的影响，不同的财税政策，会带来税收收入中非经济因素的变化，直接影响税收收入的规模和增长速度。2003年以来，我国进行了新一轮税制改革。这些税收政策将反作用于经济，如 “减税”措施，会导致税收总量减少，但对经济总量具有扩张作用。由此可见GDP的指标性质是纯经济性范畴的指标，而税收收入作为国家权力意志的体现，是经济和政策兼具、且偏重政策性范畴的指标。

GDP和税收指标构成存在差异。GDP是由个人所得（劳动报酬）、企业所得（营业盈余、固定资产折旧）和政府所得（生产税净额）三部分组成。生产税与GDP有直接关系，其比重一直稳定在17%左右，但GDP 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所以仅用税收收入的高增长难以验证GDP增长的情况。

GDP和税收核算原则上的差别。GDP与税收收入存在一定的时间差。同时GDP核算原则是“应收”的原则，即采取的是权责发生制原则。税收收入核算原则是“实收”的原则，采用的是收付实现制，也会造成两者差异。

GDP和税收增长速度计算方法的差异。GDP增长速度反映的是剔除物价因素后的GDP实际增长速度，而税收收入增长速度反映的是含有物价变动因素的税收的名义增长速度。所以GDP可比价增速与税收名义增长有一定的差异，特别是在物价变动较大的时期，差异会更大。

税收管理体制造成税收与经济不同步。目前北京总部经济总量占全市GDP的45%左右，由于总部企业税收征管的特殊方式，造成税收与经济的增长不匹配。在总部经济模式下，总部企业贡献的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税源具有不确定性和流动性。因为总部企业可以将其设在所在地以外的子公司、分公司创造的税收，转移至总部企业，也可以将总部企业自身创造的税收，转移至其他地区的子公司、分公司，这完全取决于企业（集团）的整体经营发展战略。此外总部企业的一些高管人员还会有股息、红利所得，而根据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无论是工资、薪金所得，还是股息、红利所得，其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都应由总部企业代扣税款，并向总部企业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代为缴纳。这两种税源转移方式的运作，会使总部企业对其所在地税收的贡献超过或少于其自身创造的税收，也会造成税收与经济发展的不协调。

gdp增长与就业的关系 篇9

摘 要:在外部需求减弱的背景下,要实现保增长的工作目标,必须要扩内需。而长期以来我国的增长模式是依靠投资和出口推动,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进一步加速了这种增长方式的失败和破产,迫切需要进入到消费驱动经济增长的良性发展模式。

关键词:保增长;内部需求;投资;消费;经济结构

面对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国际市场需求疲软的外部环境,为了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就只能更多的刺激内需。而内部需求分为投资和消费,如果说扩大投资对经济增长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那么扩大消费则是长远之计。信心比黄金更重要,保增长最能鼓舞大众信心

经济发展离不开信心的支撑。人民信心充足时,消费者敢于消费,投资者敢于投资,整个经济就有了活力。当前的经济危机对各国人民的信心都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同样是往市场上投入一笔资金,这笔资金被消费者、投资者或者银行贮藏起来,还是被运用并在整个市场中流通,所起到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而这些货币被贮藏还是马上进入流通,关键在于人民的信心。我个人认为欧美国家上万亿美元的大手笔救市方案之所以被没有起到预想中的作用,人民信心的降低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温总理说“信心比黄金更重要”是很准确、很关键的。

很多的学者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各种有利因素出发,向大家阐述了一个问题:我国经济有各种各样的优势,大家一定要有信心啊!我觉得更直观的给百姓带来信心的,还是经济增长率。太多的经济指标,专家懂得但是老百姓不懂,老百姓能懂的经济指标不多,经济增长率多数人还是能简单地理解一些的。如果今年我国连续几个季度的GDP增长率都是5%、6%,那学者们说再多的有利因素,百姓也不会认为经济已经好转,信心也不会增加。从保持信心方面来讲,不论何种方法先让经济增长率涨上来是十分必要的。保增长,短期还要靠投资

2.1 消费短期内难以启动

在外部需求急剧减少的形势下,为了保增长就必须要扩大内需,而内需又分为投资和消费。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来看,扩内需主要是扩大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靠消费来拉动经济的增长应该是更合理的发展方向,世界上多数发达国家目前就是这样的。但是,转变发展方式远不是一年内能够完成的,为了恢复人民的信心,就要我们用最短的时间尽可能的来保增长,从短期看,我国也靠消费来保增长却是不太现实。目前制约消费的主要原因无非就是人民没有钱花和即使有了钱也不敢乱花的问题,无论是增加人民的收入,还是完善住房、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短期内都不易实现。因此,在保增长的巨额投入中,必将有大部分作为投资。

2.2 从投资的特点看,易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首先,投资具有见效快、持久性强等特点。虽然当前民间资本“惜投”心理较重,投资乘数比以往都小,但巨额投资对经济和就业的直接拉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涉及基础性产品需求,其关联产业多且传导时间长,因而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持久一些。

其次,从操作层面看,投资项目储备已久,便于政府有关部门直接实施。同时,由于我国近几年经济过热、通胀压力较大等原因,各地一直想上而未上的项目都被搁置或延缓建设,可以借此机会落实这些项目。

再次,从保增长的方案内容看,其结构较为科学合理,预计效果会比较好。中央4万亿投资既有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也兼顾了保障性住房、自主创新、生态环境、医疗卫生、灾后重建和农村民生等方面的需求,总体上结构比较合理,符合我国国情,也反映了当前社会各界的诉求,特别是自主创新、民生保障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资,对增强技术拉动增长作用、居民消费信心和能力,保持我国经济长期平稳发展,将产生积极作用。本篇论文由网友投稿，3COME文档只给大家提供一个交流平台，请大家参考，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尽快处理。3 保增长,长期应该靠消费,扩大消费必须要经济结构调整

3.1 没有金融危机,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势在必行

30年来,我们实施了出口导向战略和重商主义政策,一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内外经济失衡,经济结构扭曲,分配不公等等。目前的经济困难,有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影响,也有经济体制中的弊端的积累和反映。依靠投资和出口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进一步加速了这种增长方式的失败和破产。

中国经济30年的高速发展,成就伟大而非凡。但这种完全依靠投资拉动和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对资源和环境的耗竭让全世界不堪重负,中国GDP只占全世界的6%,但万元GDP能耗却远高于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

目前不仅要解决好近期内保增长的问题,更要制定和实施一个大调整的长期战略,以改变结构失衡和实现体制转型,并把二者恰当地结合起来。比较而言,结构调整和体制转型比短期救急保增长更重要、更根本、更困难。因为,救急是必要的,而关键则在于治疗和康复。如果说在解决短期问题上,可以利用政府主导的体制优势,迅速而果断地采取一些重大措施,那么,在解决长期战略问题上,行为短期化显然是不足的。

3.2 优化投资、消费结构,协调好两者比例关系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重投资,轻消费”,两者失衡的矛盾十分突出。假如消费长期乏力,很可能会导致投资“踩空”,形成产能过剩;而居民消费能力的提高及消费品质的提升,则可以反过来拉动投资,并对投资的方向构成“倒逼”,驱使产业结构更加合理。通过消费扩张带动经济增长,进而促进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早在去年中共十七大和“十一五”规划中就有明确表述,这符合市场规律和全球潮流。

消费特别是结构合理的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源动力之一。我国虽处于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阶段,但迫切需要进入到消费驱动经济增长的良性发展模式。从消费率看,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偏低,即最终消费率从1979年的64.4%下降到2008年的48.6%,而1980年-2006年世界平均消费率一直维持在70%-80%。从消费主体结构看,政府消费比重从1994年的25.3%上升到2005年的27.2%,同期居民消费比重则从74.7%下降为72.8%。从消费的城乡市场结构看,城乡消费差距在不断拉大。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占全国消费总额的比重从1978年的62.1%下降到2007年的25.6%。从家庭消费支出结构看,住房、医疗、教育和保险等支出约占家庭全部消费支出的47%,食品、服装和通讯等生活消费占33%,储蓄约为20%。可见,过高的房价和社会保障不健全压缩了家庭消费支出,削弱了居民消费能力,这不仅不利于我国经济转型,也与我国发展经济的初衷相违背。

所以必须要优化投资、消费结构,协调好两者比例关系,把刺激消费需求放到一个更重要的位置上来。

另外还要注意的是,最好把政府消费和大众消费区分开来。弗里德曼说过:自己为自己花钱物美价廉,别人为别人花钱物次价高。这说的是一个效率问题,政府消费和投资相当于为民众花钱,普遍而言,这种行政配置资源的效率要低于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

参考文献

gdp增长与就业的关系 篇10

基于我国1990—2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阐明了我国农田水利投资和农业经济增长的现状，通过构建两者的面板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实证检验并分析了农田水利投资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农田水利投资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农田水利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存在正向的推动作用，而农业经济增长对农田水利投资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性;农业经济增长对农田水利投资影响最大的是西部，农田水利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最小的地区为东部。对此，提出加大水利投资力度、推广节水灌溉技术、加强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等建议。

根据6月《水利发展规划(—)》，全国一半以上的耕地缺少基本灌排条件，40%的大型灌区骨干工程与50%～60%的中小型灌区存在设施不配套、老化、失修等问题，大型灌排泵站的设备完好率不足60%，农田灌溉“最后一公里”问题凸显。水利设施的缺乏、老化或者失修必然会给农业生产带来负面的影响，从而阻碍农业经济的增长。所以近年来我国不断增加水利建设投入规模，根据水利部规划，“十二五”期间我国水利投资规模将达到8万亿，相比“十一五”期间实际投资规模增长156%，年均复合增长20.7%。而我国如此大规模的水利投资是否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增长，农业经济的增长又能否反过来提高水利投资水平?反思这些问题，有利于提高我国水利投资效率，加强我国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各地区抗灾能力和粮食生产能力，对保障我国粮食安全、提高水利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于水利投资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学者们进行了诸多探索。有学者基于水利社会核算矩阵的分析发现，水利投资对国民经济尤其是农业部门能产生较大的拉动效应，但是不同水利部门的投资增加对国民经济的具体拉动效应存在较大的差别[1]。也有学者基于C-D生产函数的研究发现，增加水利投资对提高粮食产出有促进作用[2]。基于水利投资和经济发展历史数据，深入分析水利投资对农业、第二、第三产业的促进作用，发现水利投资极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3]。有学者通过构建生产函数模型讨论基础设施投资和人力资本积累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基础设施投资阻碍了农业经济的增长[4]。周世香运用DEA和Malmquist指数分析了全国各个省份的农业水利投资效率，研究发现“十一五”期间中部和西部大多数省份的农业水利投资效率都相对低下[5]。

在省(市)层面，有学者基于四川省的实证分析认为，四川省财政支农支出、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和第一产业从业人数对农业经济增长均具有积极作用[6];基于四川省的研究发现，农田水利基建投资与农业经济增长并未形成双向因果关系，农田水利基建投资增长会推动农业经济增长，而农业经济增长并未显著带动农田水利基建投资的增加[7]。有学者研究了重庆市农村基础设施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重庆市农村经济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与农业经济增长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8]。

从已有的成果来看，农田水利投资能够促进农业经济增长基本已经得到了绝大多数学者的认可，但是农业经济增长对农田水利投资的影响却成果寥寥;对于两者之间的双向关系，不同的学者得到了不同的结论，但仍缺乏基于全国层面的双向机制的研究。相关成果和分析思路都为本研究奠定了基础。本研究基于全国29个省(市)1990—20的面板数据，借助面板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并采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因果检验和面板VAR方法，对农田水利投资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双向影响机制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就近期我国政府的水利投资方向和渠道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方法

采用面板VAR模型分析农田水利投资和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构建了以下模型：

1.2 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建国以来，水利投资的统计口径经过多次调整，其中水利基建投资数据较为完整，并且在水利投资中占据主导地位[2]。因此，选取农田水利基建投资完成额(irr)作为农田水利投资的分析指标，以农林牧渔业总产值(agr)作为农业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9]，数据分别来源于《中国水利年鉴》和国家统计局网站。为了保持统计口径的一致，将重庆市归入四川省;由于西藏地区存在大量数据的缺失，因此不纳入讨论范围;时间跨度为1990—年。考虑到全国各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农业发展状况和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本研究将全国分为东、中、西部3个地区分别进行分析[东部地区包括：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共11个省(市、自治区);中部地区包括吉林、黑龙江、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自治区)，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陕西、青海、宁夏、新疆、甘肃、四川、贵州、云南、广西10个省(市、自治区)]。为了剔除价格波动带来的不同年份数据不具备可比性的问题，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1990年=100)对农田水利投资数据进行可比价格调整(个别省份存在少量数据缺失的问题，以有数据年为基期进行调整)，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指数(1990年=100)对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数据进行可比价格调整。同时，为避免异方差和数据的强烈波动影响，对所有数据进行了对数处理，并分别用lirr、lagr来表示取自然对数后的农田水利投资、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本研究构建了涵盖全国除港澳台之外的3个地区、29个省(市)23年的面板数据，共有667组观测值。

本研究基于调整价格影响后的可比价数据绘制了农田水利投资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发展趋势图(图1)。可以看出，1990—2012年间全国农田水利投资与农林牧渔业总产值都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并且二者之间存在很大的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759 4。但是，农田水利投资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例在以后却呈下降的`趋势，表明农业经济增长对农田水利投资的带动效应并不明显，或者是现有规模的水利投资已经满足需要，而造成农业产出增幅高于水利投资增幅。那么，农田水利投资的效率如何?农田水利投资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如何?由于水利项目的投资存在滞后性，其效益可能需要在下一年或更长时间后才会产生影响。因此，有必要进一步从动态层面来衡量农田水利投资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2 结果与分析

2.1 面板单位根检验

由于做VAR模型要求系统中的变量具有平稳性特征[10]，因此有必要对农林牧渔业总产值(lagr)、水利投资完成额(lirr)的平稳性进行检验，以避免采用非平稳数据拟合模型而造成“伪回归”。STATA12.0软件为面板数据提供了5种单位根检验方法，分别为LLC检验、HT检验、Breitung检验、IPS检验和Fisher检验，为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利用上述5种检验法得到了表1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当检验3个地区2个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时，均显著地拒绝了原假设，而原值序列不能完全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因此这2个变量的一阶差分值为平稳序列，即两者均为一阶单整序列。

2.2 面板协整检验

为了检验2个变量之间是否具有长期均衡的关系，在单位根检验基础上对数据序列进行协整检验。Westerlund构造了4个统计量，2个组统计量Gt、Ga，2个面板统计量Pt、Pa[11]。组统计量说明在允许面板异质性的条件下存在协整关系，面板统计量是在考虑面板同质性的条件下检验是否存在协整关系，2组统计量的原假设均为不存在协整关系。由表2可知，2组面板统计量的检验结果基本是一致的，均显著地拒绝了原假设。因此，东、中、西3个地区的农田水利投资和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也就是说，农田水利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从长期看来存在促进作用，并且可以通过误差修正机制，保持两者之间长期稳定“均衡”的关系。

2.3 面板误差修正模型

为了检验农田水利投入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长期、短期的因果关系，本研究建立了面板数据误差修正模型。做误差修正模型之前还应该正确确定滞后期k，如果滞后期太少，误差项的自相关会很严重，并导致参数的非一致性估计。在模型中适当加大k值(增加滞后变量个数)，可以消除误差项中存在的自相关。但是k值又不宜过大，因为过大会导致自由度减小，直接影响模型参数估计量的有效性[12]。本研究主要采用当前较为常用的3种确定滞后约束的检验方法：似然比(loglikelihood ratio，LR)统计量、赤池信息准则(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AIC)和施瓦茨信息准则(Schwartz criterion，SC)。由表3可知，根据选择最优k值的原则，即在增加k值的过程中使AIC、SC值达到最小，确定滞后期数为2期。

由表4可以看出，东部地区的误差修正项ECM(-1)在模型(2)、模型(3)中均达到5%的显著性水平，这说明长期看来，农田水利投入是农业经济增长的原因，反之亦成立，即东部地区存在从农田水利投入到农业经济增长的双向因果关系。短期内，东部地区仅存在从农田水利投入到农业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对于中部地区而言，长期内，两者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但是短期内只存在从农田水利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西部地区都只存在从农田水利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

2.4 面板VAR模型

2.4.1 面板矩估计 为了说明变量之间的回归关系，首先进行面板矩估计(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GMM)，采用均值差分法消除时间效应，前向差分法消除固定效应。由表5的结果可以看出，对于全国3个地区而言，无论是滞后1期还是2期，农田水利投资都显著地表现出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这也说明了农田水利投资的效益存在滞后性，在较长的时间内才能更好地发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滞后期数相同的情况下，西部地区农田水利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大于中部、东部地区，更多的可能是因为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导致西部地区农田水利投资的增加可以获得更多的边际效益。

农业经济增长对农田水利投资的作用在不同地区表现不同。滞后2期的情况下，东部地区的农业经济增长表现出对农田水利投资的负向显著，而在滞后1期时不显著。可能是因为东部地区具有优越的地理环境和资源禀赋，以及良好的经济基础，其政策重心更多地倾向于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或者农业新品种和新技术的开发，从而挤出了农田水利的投资。中部地区农业经济增长对农田水利投资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而西部地区农业经济增长对于农田水利投资的作用不显著。

2.4.2 面板方差分解 为了更好地分析农田水利投资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影响的程度，利用面板方差分解来进行进一步的说明。表6为第10个、第20个预测期的方差分解结果。由结果可知，第10个预测期与第20个预测期的结果比较接近，说明系统在第10个预测期已基本趋于稳定，农业经济增长与农田水利投资之间的动态关系已达到均衡;系统内2个变量受自身冲击的影响均大于受对方冲击的影响，对自身波动的贡献率均在60%以上;农业经济增长对农田水利投资的影响在18%～30%之间，其中西部最高，东部最低。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而且水资源极度匮乏，因此需要不断补充和完善水利基础设施，提高水资源利用率，从而保证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农田水利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在 13%～30% 之间，其中中部高于西部，西部高于东部。对于东部地区来说，良好的经济基础和优越的地理位置极大地促进了该地区农业的发展，在各类型水利设施基本配套的情况下，单位水利投资的效益到达拐点，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增长需要依赖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

3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全国29个省(市)1990—2012年的面板数据，总结了我国近年来农业经济增长和农田水利投资的情况。通过构建面板VAR模型，探析了我国东、中、西部3个地区农田水利投资和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对全国而言，农田水利投资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农田水利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也就是说，无论是东部，还是中部、西部，从长远看来，农田水利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均存在正向的推动作用。农业经济增长对农田水利投资的影响却因地而异。

第二，农田水利投资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存在较强的区域差异。短期内，东部地区仅存在从农田水利投入到农业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而长期内二者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对于中部地区而言，长期内两者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但是短期内只存在从农田水利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西部地区都只存在从农田水利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

第三，方差分解的结果证明农业经济增长对农田水利投资影响最大的是西部，农田水利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最小的地区为东部，可能的原因在于各地区资源禀赋和经济条件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