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腐败问题与反腐败策略

中国的腐败问题与反腐败策略（共10篇）

中国的腐败问题与反腐败策略 篇1

一、当前中国腐败问题的主要特点

1.个体腐败和群体腐败并存，群体腐败呈上升趋势

2.腐败犯罪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同时，一些领域的腐败行为公开化和制度化

3.腐败同时向高层发展和向社会蔓延，涉及层面不断扩大

4.腐败的社会认同度提高，腐败文化开始形成二、当前中国腐败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

1.体制转型期出现的体制缝隙和漏洞使贪污腐败者有机可乘

2.对腐败的惩罚力度不足以遏制腐败的蔓延

3.部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意识削弱

三、建立健全预防和惩治腐败的体系机制

1、.加强制度建设，消除产生腐败的体制缝隙和漏洞

制度是关于个人或者组织的行为规范、规则和惯例的总和，它规定和塑造着个人或者组织的行为。制度作为规范、规则和惯例的总和，是社会秩序的主要构成因素，有利于人或者组织获取一种共识信念，从而使得人或者组织的行为具有稳定性和可预期性。邓小平非常强调制度的重要性，他认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可以说，合法性政权和良好的制度安排所导致的有效的政府能力和经济绩效即制度竞争力，是一个国家持久强大的根本保证。因此，制度建设是非常重要的，特别对于体制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更是如此。当前中国正处于体制转轨阶段，许多体制存在缝隙和漏洞，为腐败提供了滋生的土壤与条件。应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反腐倡廉工作的需要，主动深入到腐败易发多发的领域和部门，抓住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消除可能产生腐败的体制缝隙和漏洞。要尽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制度基础;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步伐，筑牢反腐倡廉的政治基础;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夯实反腐败的法治基础。同时，要加强反腐倡廉方面的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制度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中的保证作用。要完善反腐倡廉相关法律和规范国家工作人员从政行为的制度，加快廉政立法进程，研究制定反腐败方面的专门法律，修订和完善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制度。当前，推进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制 1

度改革和创新，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二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完善规范政府共同行为的有关制度，三是深化财政、投资和金融体制改革，四是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五是建立市场配置资源制度，规范和完善工程建设招标投标、土地使用权出让、产权交易、政府采购等制度。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也要严格贯彻执行各项制度，要充分认识到，贯彻执行制度才是制度建设的关键方面。

2.、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风险防范管理，筑牢抵御风险和拒腐防变的防线

当前，领导干部面临的社会环境越来越复杂，可能受到的诱惑越来越多。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思想道德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一些原有的道德规范不能适应新的形势，新的道德规范尚未完全建立起来，一些领域和地区是非、美丑、善恶界限不清，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滋长蔓延，各种价值观念都开始在社会上占据一定的市场，思想文化领域的多元化倾向越来越强。不少领导干部缺乏社会责任感和公共意识，也缺乏廉洁自律和风险防范意识。在这种局面下，必须加强领导干部反腐倡廉教育，推进廉政风险防范管理，促进他们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廉洁从政意识，增强法治观念，自觉抵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落后思想的侵蚀，切实做到秉公用权、廉洁从政、抵御风险、拒腐防变。

反腐倡廉教育是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中的基础性环节，要以领导干部为重点，以树立良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为根本，以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为主题，以更好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目标，进行理想信念和从政道德教育、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党纪国法教育。要把反腐倡廉教育贯穿于领导干部的培养、选拔、管理、使用等各个方面，坚持教育与管理、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督促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反对和防止腐化堕落，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牢记“两个务必”，自觉经受住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条件下长期执政的考验。[17] 推进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就是运用现代管理理念和科学管理方法，增强预防腐败工作的创新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这一手段可以提高领导干部自觉接受监督、主动参与监督和积极化解廉政风险的意识，促进决策民主、程序公开和运行规范。同时，也要大力开展廉政文化建设，遏制腐败文化的传播，弘扬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社会风尚。

3、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确保权力正确行使

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监督是关键。做好反腐倡廉工作，必须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是促进领导干部正确使用权力，不犯或少犯错误的重要保证，是有效防止腐败的重要手段。当前，要不断完善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机制，确保国家机关立法权、司法

权与行政权行使的相对独立与高效运行。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是国家职能实现的具体体现，分属国家三种彼此相对独立的职能机构。权力行使的相对独立性要求国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具有相对的独立地位，在各种权力行使过程中不被其他权力所左右和控制。国家权力的高效运行要求配置或设定权力要以科学化和实效性为原则，以保证各种权力独立行使时能最大值地发生正向作用。在确保国家机关立法权、司法权与行政权行使相对独立的同时，要建立健全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机制，从而防止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

当前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机制建设要突出四个重点：第一，加强党内监督。党内自上而下的监督和自下而上的监督都要加强，要认真贯彻党内监督条例，进一步加强党内监督。第二，加强人大监督。要合理界定党委、人大常委会和政府的职能，理顺它们之间的关系，明确人大和政府的职权界线，完善人大监督政府的法律、制度和程序。第三，加强法律监督。从中国法律的有关规定看，法律监督的方式主要有四种：一是通过对职务犯罪的立案侦查督促国家工作人员在履行法定职责时严格依法办理;二是通过追诉犯罪的活动伸张法律正义，督促全体公民尊重和遵守法律;三是通过参与诉讼发现和纠正诉讼活动中的违法行为，维护法律适用的合法性;四是通过对确有错误的刑事、民事和行政判决、裁定的抗诉，维护司法公正。[18]第四，加强舆论监督。当前，舆论监督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关注，并在推进改革、防止腐败和保护公民权利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要加强新闻立法工作，推动舆论监督法治化，完善舆论监督外部环境的制度建设，特别是要注重发挥网络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总之，要使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体制内监督与体制外监督紧密配合，形成一个相互渗透、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的监督体系和网络，完善和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机制。

4.加强对腐败的惩治力度，充分发挥惩治腐败的重要作用

惩治腐败，必须从严。惩治有力，才能增强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的约束力、监督的威慑力。惩治无力，教育就缺乏说服力，制度就缺乏约束力，监督就缺乏威慑力。依法依纪查处腐败案件，是惩治腐败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2003年至2009年，各级人民检察院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案件24万多件。在惩治受贿犯罪的同时，中国完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加大惩治和预防行贿犯罪力度。2009年，对3194名行贿人依法追究了刑事责任。[20]当前，要严肃查处违反政治纪律的案件，严肃查处利用审批权、人事权、司法权违纪违法的案件，严肃查处贪污、受贿、行贿、挪用公款等违纪违法案件，严肃查处失职渎职、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的案件，严肃查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和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等案件，并严肃查处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案件，严重侵害群众

利益的案件，群体性事件和重大责任事故背后的腐败案件。

中国的腐败问题与反腐败策略 篇2

一、当前中国的腐败问题

腐败在哲学上引申为事物的异化, 而人们最经常引用的腐败定义大致从“以权力为中心”、“以公共利益为中心”、“以市场为中心”等三个角度来定义腐败。简单来说, 腐败是一种由公职人员趋利的理性行为所导致的权力蜕变、资源滥用、制度化逃避现象, 从而引发消极的外部效益。中国目前的反腐败斗争开始了“刮骨疗毒”, 从公认的腐败高发区如垄断行业、权力机关以及金融证券、建筑、工商、税务等经济管理、资源分配部门, 到食品药品安全部门等民生领域的关注, 重拳出击, 全面开花, 遏制了腐败蔓延的势头, 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根据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数据统计, 在2003—2008年的六年间, 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213 242件250 666人。其中, 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16 616人 (包括厅局级1 111人、省部级39人) [1]。但这些数据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的腐败现象依然处于高发、易发、多发态势, 从近几年反腐案件的研究来看, 当前中国的腐败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腐败主体的级别向基层渗透, 高官腐败数见不鲜。在“权力趋于腐败”的铁律中, 一方面许多腐败现象的主体可能仅仅是科级干部或普通人员, 他们试图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或假借上级的影响力来谋取私利;另一方面“一把手”腐败并不少见, 而且多腐败窝案、串案, 贪官金额不断升级。如位列2006年十大反腐典型案件榜首的上海社保基金大案涉及款项达32亿人民币, 涉及包括上海原市委书记陈良宇、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原局长祝均一在内的大小官员等逾百人, 涉及到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夫人 (或情妇) 外交、“资本运作”等各种形式的腐败内容。

2.腐败形式层出不穷。传统的腐败形式包括贪污、行贿、受贿、索贿、徇私舞弊、侵占国家资产、挪用公款、玩忽职守、敲诈勒索、“卖官鬻爵”、严重失职、渎职等等。而在新形势下, 在腐败与反腐败的博弈中出现了新的腐败形式包括权力期权化腐败、不良债权贪污、用职务之便以低价托买或高价托卖、干股获利、通过赌博方式收受请托人财物、“买税”、通过政企联谊的“中奖”等方式行腐败之实等, 如2006年全国首例金融不良债权处置过程中的特大贪污案———吉宜军、陈力案;2007年全国首例“特定关系人”受贿案———赵詹奇案;湖南干股受贿第一案———高力初、罗腊梅夫妇“干股”受贿案等。

3.腐败行为多元化、复合化。腐败从单一型向复合型发展, 腐败活动并不纯粹受拜金主义或物质主义的驱使, 而是集政治蜕变、经济贪婪、生活腐化、道德堕落于一体。权钱、权色、权权交易相互交织, 跑官、卖官、买官和骗官现象滋长。典型如湖北天门市“五毒书记”张二江、福建周宁县“三光书记”林龙飞、新中国最大卖官案的主角马德、安徽省原副省长何闽旭, 以及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等。目前的“腐败先锋们”基本上都无视法律和道德的双重制约, “拔出萝卜带出泥”, 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

4.“裸官”、“逃官”现象突出。“裸官”就是以各种名义把家人送出国, 自己在国内做“光杆司令”、“裸体做官”、能腐败多少就腐败多少, 随时做“野鸽”逃离的“潇洒派”蛀虫官员。近年来, 裸官已成黑数, 被掳走的钱财更是不计其数, 如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福建省原工商局局长周金伙、黑龙江省石油公司原总经理刘佐卿、中国银行黑龙江河松街支行行长高山等都是“裸官”中的佼佼者。根据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的一项统计报告显示, 过去十年逃往北美和欧洲等地的中国腐败官员达1万多人, 携带出逃款项达6 500亿元人民币以上。这些裸官、逃官的泛滥加剧了反腐治理的成效。

二、制度反腐:防治腐败的治本之策

(一) 制度反腐的发展状况

近几年, 中国为改变滋生腐败的宏观制度环境和结构, 进一步加强了“国法”和“党纪”两个方面的制度体系建设。 (1) 在反腐的法律建设方面, 2004年施行的《行政许可法》、2005年施行的《信访条例》、2006年施行的《公务员法》、2007年施行的《反洗钱法》、《物权法》、《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2008年施行的《反垄断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为反腐倡廉的法律法规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国的刑法系统在2000年通过了《引渡法》, 在刑事法律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制度。《刑法》中依照罪刑法定原则, 除了明确规定贪污罪、受贿罪、渎职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等罪名外, 在2009年又确定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新罪名。 (2) 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制度反腐体系———“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4年中央先后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试行)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 2007年颁布了《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 2009年中央又连续审议通过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 (试行) 》、《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2]。为堵塞贪官外逃之路, 通过1997年《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2006年《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2009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的相关规定, 进一步完善了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 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 并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 (境) 外的公职人员管理。

(二) 制度反腐任重而道远

1. 建立和完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

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内容, 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是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采取的防腐反贪制度。1994年官员财产收入申报法正式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项目, 但因技术原因而作罢。1995年《关于党政机关县 (处) 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2001年《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 (试行) 》等为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指导性的铺陈。近年来, 舆论对官员财产公开化的立法呼声日益高涨, 更将其称为反腐败的“阳光法案”。一些地方也在试点官员财产公开制度, 比如2008年新疆阿尔勒地区率先在当地廉政网上公开官员财产和2009年浙江慈溪市的“廉情公示”[3]。如果能将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入法, 就可以扩大官员财产申报的对象和范围, 充分发挥人大和舆论的监督作用, 通过审核、公示、质询、追究、信用记录等环节, 有效阻断官员不明财产的无限膨胀, 使灰色收入在阳光下现形, 真正做到防微杜渐, 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2. 建立和完善金融实名制。

实行金融实名制, 建立社会信用体系, 是新时期反腐倡廉的有力武器。中国从2000年4月开始实行公民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 但这离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实名制”还很遥远。金融实名制是对个人金融资产的出入进行监控, 要求每个公民在任何一家金融机构开设账户和进行金融交易时, 都必须使用实名, 并留存包括身份证件、职业、居住地址、通信地址、纳税信息、账单周期等在内的个人信息及相关金融交易信息记录[4}。中国也可借鉴韩国实施金融实名制的经验, 如规定金融资产在限期内进行实名确认、凡未进行实名确认的任何金融资产不得提取等, 清查匿名存款, 打击各种形式的洗钱活动。金融实名制的建设离不开一定的技术支持, 需要所有的金融机构联网操作, 防止非法资金隐性藏匿或外逃。此外, 还要增强国家的金融监管力度, 健全金融结构的责任制度等, 让腐败行为难逃法网。

3. 网络反腐制度化建设。

网络反腐打破了传统的反腐格局, 拓展了公众实现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表达权的渠道。200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始建立网络举报平台, 之后中央纪委监察部和18个省级纪检监察机关也相继开通了举报网站。截至2009年6月, 26个省 (区、市) 、100多个地级市、200多个县建立举报网站[5]。除了官方的网络举报, 还有诸如博客、论坛等网络载体成为民间网络反腐的首选阵地。2008年8月13日湖南省株洲市出台的《关于建立网络反腐倡廉工作机制的暂行办法》是国内首个纪委网络反腐办法, 成为中国网络反腐迈向制度化建设的一个里程碑。网络反腐的制度化出口关键在于三点:一是网络举报制度的建设, 如建立和完善保护举报人制度、举报信息保密制度、举报奖励及补偿制度、网络举报信息受理、处理、时效制度和信息反馈制度等。二是建立网络反腐信息监控与报告制度。中国近3亿的网民力量显示的是最廉价的监督, 可能是合理的怀疑、证据充分的“有罪推定”, 也可能是民主的非理性抑或网络暴力, 这就需要认真组织收集和监控这些网络信息, 引导网民理性监督, 如杭州市纪委监察局推出专人监控“反腐贴”, 另外, 还可对网络反腐舆情监控实行每日报告制度等。三是建设和完善政府网上电子监察系统。如苏州市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探索出了惩防体系建设的新路, 先后开发、运行了行政审批网上监察系统、工程建设网上监察系统、政府采购网上监察系统、行政权力电子综合监察系统等, 实现监察工作从事后监察向全程监察的转变, 大大提高了行政效能和防腐反腐力度。

摘要：新时期中国的反腐败斗争渐入“深水区”, 鲜明地树起了“依法治国、制度反腐”的大旗, 始终保持反腐高压态势, 逐步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现有的反腐败法律制度仍然存有很多制度空隙, 亟待完善, 如建立和完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金融实名制、网络反腐制度化建设等。

关键词：制度反腐,金融实名制度,网络反腐

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检察院历年工作报告[EB/OL].http://www.spp.gov.cn/site2006/region/00018.html.

[2]郭晓果.中国反腐败法律体系现状和缺陷[J].经济研究导刊, 2008, (9) .

[3]郭中军.官员财产公开的破冰之旅[EB/OL].东方网, 2009-03-27.

[4]王明高.三大制度破解“外逃魔咒”[J].人民论坛, 2009 (, 7) .

中国的腐败问题与反腐败策略 篇3

[关键词] 经济转型 腐败 政治经济学 管理制度

一、引言

当代中国的经济转型性质具体体制特征决定了腐败问题的特殊性：民主形式掩护下的公贿与贪污，集体共犯式腐败，带双轨制痕迹的腐败，行政垄断下的腐败蔓延。腐败产生的客观基础是国家法制和经济运行机制不健全，其主观原因是在腐败主体的私利追求中收益大于成本。改革过程实质上是在官僚控制下的一个权力和利益的转移和再分配过程，在把“公”权变成私权的交易中，权力主体的“代理人”和“买方”是腐败和贿赂的受益者，权力的大部分所有者是受害者。

二、腐败的含义和实质

1.腐败的内涵

凡是公共权利被滥用而使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就是腐败。构成腐败的内涵通常具备三个要素：一是腐败的主体，即与权力相联系的个人和组织；二是腐败的行为，即与权力被滥用为特征的社会行为；三是腐败的客体，即受到损害的国家和公民的利益。这三个密切联系又不可分割的要素，构成了腐败的本质和内涵。

2.腐败的外延

揭示腐败概念所指定的对象其适用范围即为确定权力被滥用的适用范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必须确认一种社会行为的本质属性，即构成这种行为的政治腐败性；二是要充分考虑公民对腐败的政治态度；三是应兼顾到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殊背景。

3.腐败的实质

腐败作为一种政治概念，它的根本属性，就是某种权力的蜕化和变质。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中一定范围的权力蜕变往往通过行政垄断下权利的官僚化、商品化和特殊化表现出来。

三、腐败的现象与特点

现阶段中国的腐败及其特点与当代中国的转型性质具体体制特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由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属性，公有制是与其他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发展的。同时，当代中国处在剧烈的社会转型背景之下，传统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正在逐步让位于市场经济体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正处在重新定位时期。由渐进改革所进行的社会转型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1.公贿与贪污

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性质上与资本主义的显著不同，在于它实行的是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结构形式。但是，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把公有制简单化地理解为国有制，以为只有国家所有才是公有，把公有制的形式之一国有当成了公有制的全部。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是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演变为国家所有和单位所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就被虚置，本属大家的财产也就成了与个人无关的公家的东西。改革开放以后，通过对国有制的股份制改造，这种虚置局面表面看来有所改观。但由于相应管理制度和措施的不完善和变形走样，劳者有其股的愿望并未圆满实现。这样，就使得当代中国的公贿、贪污和监守往往以民主（在股东代表大会和监事会的掩护下）和普遍的方式进行着。公贿不同于私贿的地方，在于它是典型的以公谋私，是拿公众的钱去捞取私利的零成本腐败，其社会影响可想而知。

2.集体共犯式腐败

前述产权虚置的弊端，不仅给公贿以可乘之机，而且还蔓延出一种新的腐败—集体共犯。集体共犯的特点在于，当揭开一个腐败案件的盖子时，涉及到的往往是一个群体。这是在以往所披露的有关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经济大案中所不难发现的事实。集体共犯既有体制性原因，又有其官僚特权基础。体制性原因在于产权虚置为腐败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产权虚置说白了就是公家的东西没管好，给腐败者以可乘之机；官僚特权成为当权者通向腐败蜕化路上的保护伞。

3.带双轨制痕迹的腐败

双轨制是当代中国由传统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度时期的一种制度安排。在双轨制格局中，经济管理的双轨并非始终并行不悖，而是经常发生交织甚至矛盾，时而给经济运行造成阻碍。而且，在双轨制格局中，政企不分广泛存在于社会经济生活中。既当球员，又当裁判这种无视市场经济规则的无序做法，为政企合谋、垄断交易、贪污贿赂提供了肥厚的土壤。

4.行政垄断下的腐败蔓延

最近国内有研究者利用寻租理论，考察了中国腐败中的一种独特现象—行政垄断。行政垄断是由一些政府部门力图通过行政垄断阻止市场竞争来保护部门及下属企业利益，其主要形式是地区和行业垄断。其一:地区垄断。表现在利用行政权力树立地区壁垒，从而阻碍了市场的开放性，扰乱市场竞争及合理的市场资源配置。其二：行业垄断。是中央部委或某些行业管理组织排斥竞争限制其他企业进入，而保护下属企业利益的表现。在中国，行业垄断所聚集的租金有两种:一个是垄断价格导致的社会福利损失，另一个是由这些垄断行业通过各种理由非法收取的各种费用，借此把管理失误和投资的成本转由消费者承担。行政垄断是最具中国特色的腐败之一，给国家造成了大量经济损失，还导致民众的广泛不满。

5.卖官鬻爵的腐败现象死灰复燃

改革开放以来，这一销声匿迹半个世纪的丑恶现象又沉滓泛起。官场待价而沽、量“财”录用、卖官买官之风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少数领导干部卖官的胆量和手法较古人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不能不说严重影响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健康发展，或者说直接威胁着国家的前途命运。

四、腐败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1.腐败产生的客观基础条件

在现代社会，公共权力和公共决策的存在及其与具体掌权者和决策人私人利益的矛盾是产生腐败和贿赂的客观基础。实行市场化是解决腐败问题的一个根本出路，但腐败和贿赂产生基础的广狭宽窄与滋生蔓延的现实终究是完全的两件事，这主要取决于经济运行机制和其他制度条件，包括政纪法制、道德约束和意识形态等广义的制度因素。改革过程中决策权力的高度集中，且改革启动了利益机制，地方、企业和个人获取自身独立经济利益的动机和激励明显增强，利益矛盾和利益争夺大大加剧，再加上其他条件，腐败和贿赂行为就会泛滥起来。

2.腐败和贿赂的成本与收益比较

腐败和贿赂是人们的一种理性行为，个人是否选择这样的行为，取决于腐败和贿赂行为的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当腐败者以权谋私，进行权钱交易得到的收益大于这样做的成本，腐败和贿赂就会发生；净效益越大，就越容易发生，其程度也就越严重。反之，如果政纪法制健全而有力，道德约束良好而有效，意识形态公共服务意识强，腐败和贿赂行为的当事人大都受到比较严厉的惩处，其成本代价大，则这种行为理所当然地受到有效的抑制而较少发生。

3.腐败产生的形式与受益主体

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集中计划经济制度走向市场经济制度转变，改革过程就是一个权力和利益的转移和再分配的过程。实际上，权力的转移和再分配通常只有两个途径：一是抢夺，二是购买。既然掌握公共权力和公共决策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和交出他们执掌的权力，现实的政治体制下又不允许从其手中强夺，就只能采取交易的方式进行购买，于是便形成了权钱交易。在这种一般的、共同的形式下，既有法律和政策允许的交易，也有法律和政策不允许的交易，还有法律和政策尚未涉及的交易，界限很难分清。不仅如此，在现实生活中，非法的交易往往打着合法的招牌，合法的交易往往要通过和借助于非法手段来实现。

五、中外防治腐败管理制度比较

西方国家如何反腐败，概括地讲主要有四个方面:首先，推行政务与事务分开的透明政治和行政制度;其次，实行包括审计、司法、议会和新闻、公众等有效监督;再次，进行反腐败立法，建立弹劾制度;最后，实行集中采购、招标投标的制度。基于上述措施，一些国家成为“国际透明组织”每年公布的“最清廉的国家”。评论一般认为，现代国家大都建立了比较有效的反腐机制，能够“将一个筐里烂了的桃子挑出来,扔出去，从而保持了整筐桃子的新鲜”。

中国目前比较突出的举措大致有两类：其一，厚禄养廉。厚禄养廉的立论前提是政府官员之所以贪污受贿，仅仅是受贫困所迫。先不用说这种立论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和谐社会主旋律吻合的程度有多大，单是活生生的现实就可以让人耳目一新：在当今，被揭出的腐败案件中所涉及的款额之巨大有目共睹，这不好用“为贫困所迫而为之”所能解释的；同时，很难相信，这种养廉举措能把腐败消除到什么程度。其二，以道德教育消除腐败。至少在现阶段，人们的思想水平并未普及达到大公无私的境界，真是的人应该脱离不了追求物质利益的社会属性。这种道德教化的作用有很大的局限性，如果政府对道德教化在反腐败中的作用企望过高，将会误导人们反腐败的努力方向，延迟反腐倡廉的法制化进程。因此，笔者认为，如果单纯地提出“关键的问题在于教育干部”，这似乎于国于民并无太大益处。

六、几点认识和体会

腐败包括主体、行为和客体三个要素，其主要特征是:行政垄断的权力的官僚化、商品化和特殊化。当代中国的转型性质具体体制特征决定了腐败问题的特殊性：民主形式掩护下的公贿与贪污;集体共犯式腐败；带双轨制痕迹的腐败;行政垄断下的腐败蔓延。

腐败产生的客观基础是国家法制和经济运行机制不健全，其主观原因是在腐败主体的私利追求中收益大于成本。腐败和贿赂的规模和程度取决于腐败和贿赂与反腐败和反贿赂两种力量的比较，归根结底取决于这两种活动的成本和收益的比较。改革过程实质上是在官僚控制下的一个权力和利益的转移和再分配过程。在把“公”权变成私权的交易中，权力主体的“代理人”和“买方”是腐败和贿赂的受益者，权力的大部分所有者是受害者。而政府主动创租行为下的行政垄断是腐败最严重的形式之一，它源于经济接轨。

消除腐败的根本途径还有待进一步商榷和探讨，依笔者之见，应该借鉴国外一些行之有效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结合本国实际，调整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从人治向法制转变，限制公共权力的作用范围，使改革中权力的转移和再分配公开公平且以公平健全的法律监督为前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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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反腐败问题 篇4

腐败是一种伴随着私有制、阶级、国家、公共权力产生而产生的复杂社会历史现象，任何国家、任何朝代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腐败现象。早在19世纪，英国的阿克顿勋爵就说过一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而且它也是一个世界性的焦点，各国都普遍存在这一问题。

1、腐败问题原因

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人民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而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并没有相应的配套政治体制、法律体系等与之配套，即上层建筑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使得诸多矛盾和问题层出不穷，违纪违法案件在一些地方呈易发多发态势。

（一）制度不完善是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旧体制的某些做法还在起作用的情况下，经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容易受到权力的左右，这样就给权钱交易打开了方便之门。在制度建设方面，当前我国正处于初级阶段，在传统的政体中，人治的色彩很浓，家长制的作风占主导地位。

（二）权力缺乏监督是腐败产生的直接原因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说的：“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从我国这些年的反腐败实践看，腐败现象的产生存在这样的“三个

基本”现象：事前基本没有监督，事中基本缺乏监督，事后基本不是监督。领导班子的内部监督流于形式，特别是对主要的领导干部，同级党委不敢监督，同级纪委也不敢监督。人民群众形象地描述对“一把手”的监督现状：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媒体监督太险，下级监督不敢。

（三）社会转型期的思想教育缺失

改革开放以后，对外交流不断加深，社会文化环境得到了发展，但也也使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有所滋长，使一些意志薄弱的党员干部权力观发生了变化，经受不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跌入了腐败的泥潭。此外，我国经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官僚主义、等级观念、特权意识、官本位思想等封建社会的固有思想仍然根深蒂固，成为滋生腐败的主要土壤。

2、关于中国特色反腐败工作的一些思考

我国现阶段反腐败斗争，是在社会转型期诸多矛盾相互交织下进行的，我们既要认识到反腐败斗争的紧迫性，又要充分认识到其长期性，坚定信心是关键，反腐败斗争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急于求成。

（一）进一步完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加强制度执行力建设

依法反腐是国际反腐败经验的重要总结，我国的反腐倡廉也要多加完善具有较强执行力的法律制度，避免假、大、空的政策性规定。同时，还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切实保证已有反腐败法律的执行力，促使国家各项廉政措施真正得以贯彻落实。

（二）继续深化改革，为预防腐败提供强大动力

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期，旧的体制打破了，新的体制又不完善，就容易产生腐败问题，对此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坚持以改革统领反腐败的各项

工作。

（三）健全反腐败监督机制，保障人民监督权

深入开展反腐倡廉工作必须加强党内监督、法律监督、行政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把专门监督与群众监督有机结合起来，更好地保证人民群众依法行使民主监督的权利。

中国腐败问题论文 篇5

在中国人们关注度较高十大社会问题有腐败问题，吸毒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大学生就业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环境问题，高房价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等等，其中我认为危害性最高最先应解决的是腐败问题。

“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总书记如是说。当前，中国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表现为公款性奢侈消费、经济类犯罪、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等行为屡见不鲜，从腐败官员层级来看，呈现由基层到中层再到高层发展发展趋势，涉及经济管理部门、党政领导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学术教育界等多个领域、多个部门，腐败官员的数量也越来越多。所以本次我以腐败的起因，特点及其解决对策来谈一谈。

（一）中国当前腐败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权力过于集中

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国家权力有相当大的部分集中在党员领导干部手中，导致权力过于集中。过于集权是产生腐败的直接诱因和根本原因。

（二）长期行之有效的监督检查奖惩制度缺失

权力集中，同时又缺乏有效监督，必然导致腐败，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而中国当前现实恰是如此。虽然中国建立了一套较完整的监督体系，但是仔细分析之，可以发现没有一种监督形式同时做到持久监督和有效监控，所以，制度缺失、监察不力是产生腐败的主要原因。

（三）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健全，以及法律威信不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只是一个粗线条的、基本的体系，其中规范性的“细节法律”尚待编写。此外，国民大众对相关法律知之甚少，更无从信仰法律之说；而对于官员来说，腐败行为的短期收益明显大于成本，即对腐败官员的惩治力度太轻。官员知法犯法，人民不知法不信法，这是产生腐败的重要原因。

（四）正值转型期，市场经济缺点在政治领域的映射

改革开放30年，时值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期的当代中国，时值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社会精神文化积淀不足，市场经济的“金钱万能”、“利益最大化”等思想不断冲击着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传统价值观念和思想文化，反映在人们思想上就是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这也就为腐败问题的滋生提供了一个“精神支柱”。

（五）社会风气重道德而轻法律

道德层面上，人们普遍认为“找熟人”比“打官司”更有利于解决矛盾争端，而不是通过法律、程序等方式解决，这基本上已经构成一种社会共识。众所周知，在“找熟人”的过程中必然会带来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的产生。

（六）官员自身思想素质有待提高

掌权者或由于自身思想素质不够高，或由于长期安逸而丧失机警，在行驶权力过程中不断受到公权力的侵蚀而腐化，这是腐败问题产生的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七）外部国际环境的侵蚀

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国际化的世纪，中国的国际化步伐越来越快，国际交流越来越多，国际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由于价值观念、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在某些发达国家看来，中国始终是一个“敌人”，因此也就采取各种手段加以削弱，比如“蛊惑”党员领导干部队伍中思想不坚定者，并为他们的腐败行为提供政治避难等“退路”。

（二）中国腐败问题的特点化,多样化。

群体化

一些腐败败露后，往往引发所辖地区官场的“大面积塌方”。腐败分子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即“窝案”、“串案”。高官化

据公开资料统计，2003年至2007年的5年间，共有35名副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年均7人。2009年全年落马的省部级(含副部级)高官有17人。巨额化

腐败涉及的金额巨大，动辄就是上千万甚至上亿元。2009年已基本查明涉案的31位国企企业家犯罪涉案金额累计达34亿元，人均高达l亿元；其中涉及贪污、受贿的国企企业家30人共计贪污、受贿9.3亿元，人均3109万元；涉及挪用公款的国企企业家9人，累计挪用公款12.9亿元，人均1.4亿元。期权化

“权力期权化”交易的是一种“权力”，其不直接涉及钱物，因而形式和过程隐蔽，相互兑现往往是间接而不是直接的，如高薪任职、分给股权、优厚待遇等。“权力期权化”改变了腐败获利的时间和方式，为腐败分子手中的“权力资源”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变现可能。潜规则化

在中国文化中有很多消极的因素是滋生腐败的条件，如“潜规则”文化在官场流行，很多行为规则不公诸于世而是如“黑市”交易，公诸于世的规则，大家又不遵守。同时，中国文化中有一种消解制度的倾向，在现实中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国际化

有的腐败分子利用资本跨地域、跨行业、跨国境流动的机会，与地区外、行业外、境外的不法分子相勾结，共同犯罪；有的利用国际间法律的差异，国内犯罪，国外洗钱；有的以境外商人为合作对象，在为对方牟利后，在境外“交易”，赃款赃物滞存境外。一些涉案的党政干部特别是关键涉案人员一有风吹草动即随时出逃。新型化

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拍卖等方面的反腐败措施比较少，导致新兴领域腐败案件频繁发生，在这些领域中，腐败呈现出金融化、虚拟化特点。

（三）当前腐败的治理对策

1.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完善与创新

腐败是制度漏洞的表现，反腐败本质上就是不断完善和创新制度的过程。医治腐败的根本途径和突破口就是构建国家廉政制度。一个国家不论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采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腐败的程度多么严重，建立国家廉政制度对于医治腐败仍具有普遍性意义。.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法治

作为保障社会秩序的先进机制，其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在于它是限制和制约腐败 现象的重要工具。目前，腐现现象之所以得不到有遏制，一个重 要原因就是立法滞后。因此，要保证反腐斗争的顺利进行，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3加强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如果思想防线不坚固，经不起诱惑，又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想腐败轻而易举。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可以有效地预防腐败。

4．高薪防腐

建立一种公正待遇机制，并统一规范行政人员的福利待遇。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依据行政人员所承担的责任，适当提高其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给予他们应得的利益，实现薪资水平必须和责任相匹配。5．教育拒腐

当个人思想道德意识无法战胜个人私欲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开始滋生，法制意识和道德责任感逐渐淡薄，最后疏于自律，走向腐败。所以应增强行政人员法律意识，通过长期的教育，让他们意识到他们的权力来源于那里，应为谁服务。从而使国家行政官员在贪污腐化上不想为。结语：

中国的腐败问题与反腐败策略 篇6

之《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读后感

中华民族向来都是高度重视历史的民族，我们总结前人经验，思考未来，以史为镜，知兴替，明道路。总书记也曾说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历史的教训更应引以为戒。《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是由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组织攥写，多位专家耗费近10年的时间才最终完稿。十年磨一剑，该书从先秦到明清，全面地为我们展示了朝代更替中的腐败与反腐败。反腐是当今中国社会从中央到地方，领导人到百姓的基本共识，反腐任务复杂艰巨而又刻不容缓，走进历史，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的成败得失，必将对我们的反腐建设有所启迪。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唯有勿忘前车之鉴，王朝才能长久。历代王朝的覆灭，究其根源，都与腐败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为腐败的成本往往都是由人民来承担，国力的衰竭，通常都是腐败所耗尽的。东汉买官卖官，政治腐败，西晋官场“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王朝最后不都迅速走向灭亡。在与腐败的斗争中，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而这其中我对于古代官员制度有自己的思考与体会。

官员永远是贪污腐败的最大主体，即使统治者如何荒淫无耻，腐败无能，他终究只有一个人，就如书中的秦始皇，宋徽宗，他们仿若一条大虫子，但是真正要腐蚀这硕大的国家，单凭统治者一个人是无法完成这一巨大的工程的，这背后还需要有千千万万的小虫子，也就是官员们的‘添油加醋’。而在书中关于各个朝代如何规范官员，减少腐败做了详尽的介绍。对历代的廉政经验，我获益匪浅，从官员的角度将各个朝代对于官员的廉政措施进行了总结与思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官员任命，避亲避近避籍原则

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宗法制，其影响延续至今。所以中国古代选官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其回避制度。官员回避制度始于汉代，避亲，即有亲属关系的人不得在同一地区或同一单位做官；避籍，即官员不得在本籍或是临近地方为官；避近，即君主近臣，高官等的子女在任官时回避一些官位。回避制度在具体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实践，但这一制度确实对于规范官员自身行为，减少地区以乡土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结党营私，谋求私利的情况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关系户现象在当今社会无处不在，官员回避制度在今天的任官选官上有它的积极意义。

官员考核，看古代官员考核制度

科学合理的考核制度是减少贪官污吏的最好方法。秦简《为吏之道》以”五善””五失“规范官员为官行为；唐代完善考核制度，将官职划分流内、流外和轮番执勤人员，规定细致的考核具体操作条款。宋朝增加御史复核制度，亲信巡访制度，互监制度，相较唐代有了较大的发展。不仅如此，宋朝还制定了较完备的惩治贪官污吏的法律法规。这对于打击腐败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古代官员考核综合官德，税收，功过，对今天仍有很大的实践意义。由古看今，今天我们国家对于官员的考核制度已经从原来的重政绩重GDP，向现在的重环保，重民生。有些省份在对官员考核时加入了具有代表性的民意调查作为考核指标之一，更科学对官员进行考察，一定程度上也对官员的行为具有约束力。

官员监察，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中国的腐败问题与反腐败策略 篇7

对于高管, 《公司法》第217 条规定:“高级管理人员, 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 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指定的其他人员。”目前在中国, 高管腐败现象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同时也不利于建立良好的企业文化, 损害了一部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近几年高管腐败问题层出不穷, 尤其是许多垄断行业的高管腐败案件呈现出“窝案”、“串案”的形式。从近期查处的情况看, 往往是一个单位内多人合伙, 或领导贪污、挪用, 有关人员群起效尤, 或内外勾结, 共同犯罪, 在调查的过程中往往发现腐败现象呈现链状趋势, 有时甚至牵涉到整个管理层。有些公司高管为了避免直接的钱权交易, 还采取了许多新的形式掩人耳目, 为自己谋取利益。

例如, 中石油黑龙江销售分公司原总经理王贤泸、中石油工程建设公司一建公司原总经理顾满林等, 多位中石油下属公司高管因涉嫌贪污已被司法机关查处。首都机场原董事长、总经理李培英贪污8250万元、受贿2661万元, 被判处执行死刑。2009年至今, 中国移动已经有7名高管落马。高管频频落马与查处使得投资者对于企业发展信心大失, 同时也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风波。这些垄断行业的高管腐败现象的出现, 向公司治理问题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2010年初, 国家审计署对中国人寿进行审计时查出47名新华人寿高管购买天价保险, 其中前老总孙兵退休后每月可入账11万元。虽然此事已被审计署叫停, 但是, 由于违约, 公司已经为此付出了3500万元的代价。

据披露, 2003年1月到2007年9月, 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调查国有企业案件71507件, 涉及企业高管19698件。 清华大学教授任建明做过统计, 表明贪污、挪用和为特定关系人非法牟利是当前国企人员腐败的最主要手段, 此类案子占国企腐败案中80%以上。某些国企高管滥用手中职权, 私吞国有资产, 利用关系, 为自身带来好处。比如原中国银行副董事长刘金宝, 给两个“企业家朋友”放贷款高达18亿元, 给国家造成5.45亿元损失;深圳石化原董事长陈涌庆让亲信把持企业重要位置, 携款潜逃和走私, 涉案金额上亿元, 更把2亿多元工程交给熟人来做, 以此获取个人利益。

针对目前高管腐败现象丛生, 国家及公司内部颁布了相应的法律及规则, 但有些公司高管还是铤而走险, 为了个人利益损害相关者的利益, 损失了企业乃至国家的资产。企业高管大都有良好的教育知识背景, 下面就高管为何腐败进行分析。

2 高管腐败原因分析

2.1 法人治理结构缺陷

法人治理结构作为现代企业制度中最重要的组织架构, 是明确划分股东会, 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之间权力、责任和利益以及相互制衡关系的一套制度安排。通过这样的制度安排, 可以形成企业清晰的利益机制、决策机制和监督机制, 确保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有序、有效进行。也就是说, 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能够有效防止企业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的行为, 制度越完善, 监督力度越强, 违法行为就会更多地被遏制;相反, 如果治理结构存在制度缺陷, 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滥用职权就有可乘之机。

虽然形式上, 国企一般也设置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并界定了各自的权力, 但事实上股东大会不能按时召开, 董事会尤其是一把手可凌驾于股东会之上, 或完全操纵股东会, 有的企业甚至不设股东会, 监事会受董事会的控制, 无法真正行使监督权, 纪检、审计、工会等部门不能发挥作用, 必然导致企业内部机构虚设化和企业决策程序形式化, 为个别人把集体决策变为独断专行创造了条件, 更为一部分人在企业资金使用、产品购销以及子公司管理等重要环节和重大事项上搞暗箱操作、大肆损公肥私打开了方便之门。

2.2 体制机制不健全

《公司法》规定, 董事长应该由股东大会选举, 总经理应由董事会选出。而在中国, 许多公司出现了“一股独大”的现象, 而公司的高管也是由董事长直接任免的, 企业的整个权力也因此掌握在董事长或以董事长为核心的极少数人手中, 董事长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使得公司董事会的决定成为个人意志的体现, 大股东通过董事会以及经理层实行对公司的控制, 受贿、贪污、挪用公款, 各种利益输送皆成举手之劳, 严重的损害了中小投资者以及国家的利益。更有一些国有企业, 一人独揽决策与经营大权, 利用职务进行腐败, 致使国有资产损失严重。如云铜集团在1995年至2006年长达11年时间里, 邹韶禄身兼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三职, 除了在工程承包、土地使用权转让、干部任用中受贿外, 还大肆弄权。他多次未经任何程序, 同意余卫平将云铜集团巨额资金无偿转借其他企业或垫款以及提供担保等, 至案发时未收回的资金达近9亿元。

2.3 职务消费制度缺陷

我国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职务消费是非常庞大的, 且具体职务消费额度难以确定、职务消费与企业生产成本之间界限不清的特点, 这就很容易导致消费过度, 致使产生奢侈浪费等现象。职务消费的漏洞, 也容易导致一些经营管理人员从中渔利。有些企业的高管人员就利用这一漏洞, 以招待费名目, 乱报销, 公车私用, 把公费旅游巧妙地隐藏在公务活动之中去报销等。特别是职务消费如果被摊入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之中, 这会产生个人消费成本化, 侵蚀企业的资产, 不利于建立良好的企业文化。

2.4 公司内部监督缺位, 法律惩治力度低

从众多的案例来看, 高管腐败都发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时间拖得越长, 腐败金额也逐年上升, 这说明, 监管部门没有发挥相应的职能, 及时发现问题, 这种监督的迟缓性助长了高管腐败的强度, 这些拥有完整公司架构的企业中, 现有公司治理机制对高管的内部监管形同虚设, 无效且缺位。同时, 高管腐败的代价低, 过低的违规成本成为高管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对于公司治理问题出台的法律规范不少, 但是法律的执行力度不够, 而且大多数停留在经济惩罚上, 缺乏足够的刑事惩罚, 上市公司高管违规往往只是通过公开谴责或者罚款方式进行惩罚。这使得高管对于腐败产生了一定的侥幸心理, 不利于有效的防治企业高管腐败问题。

2.5 垄断行业容易滋生高管腐败

近几年, 垄断型国企的腐败似乎呈上升趋势, 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民航、中国移动都发生了高管腐败的案件, 且表现为“串案”、“窝案”的形式。垄断型国企高管一般拥有较多的资源以及权力, 外界其他企业很难与之抗衡, 而且监督和制约不到位, 在拥有绝对权力优势并且监管缺位时, 有些高管经不住诱惑, 容易滋生腐败。

2.6 高管腐败的心理因素

企业高管腐败过程中往往存在三种心理, 分别是补偿心理, 侥幸心理以及从众心理。有些高管认为自己对企业有付出, 依靠正当的工资收入, 仅仅能够维持正常的消费水平, 而无法与其所处的地位相匹配, 只有靠一定程度的灰色收入才能予以补偿。于是在这种思想和心理的支配下, 他们将各种灰色收入看作是正常的和不可避免的。侥幸心理个体明明知道行为本身是属于违法乱纪的, 并且一旦败露将受到严厉的制裁, 但仍然寄希望于侥幸过关而不被发现。侥幸心理的产生, 主要来源于以下三种情况:一是过往的经历中, 有过违法行为未被发现;二是周围的群体中有违法行为而未被惩处的情况, 形成了一定的替代强化;三是其职权的合法身份可以掩盖其违法的行为。而从众心理是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下, 有些并无腐败意向的人也跟随周围的人一起腐败。这是有些高管腐败的心理因素。

3 改善公司治理, 遏制高管腐败的途径

3.1 优化董事会结构, 加强对经营者的监督。

优化董事会的结构, 一方面要优化内部董事的结构, 给予职工代表一定的比例, 充分体现民主管理的特性;另一方面要增加外部董事的比例, 如国有资产代表、法人机构代表及有关专家等, 以制衡董事会和总经理的权力。上市股份公司必须设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的责任一方面突出了董事之间也具有相互监督职责, 另一方面在董事会决断过程中如果内部董事因利益冲突而无法独立行使决策时, 独立董事可以组成特别委员会, 经董事会的授权, 客观公正地行使相应的决策权, 以此保持整个董事会决策的有效性和适当性。

3.2 实行透明性原则

国企董事会与大股东、管理层关联度太高直接影响董事会的独立性。不仅执行董事和外部董事的提名权掌握在大股东手中, 独立董事的提名也都来自大股东和管理层。为了改变这一状况, 建议在国企上市公司中实行公开透明的董事、独立董事选聘制度。董事或独立董事换届选举时应对董事、独立董事、监事、独立监事的提名人、提名理由向全体股东有明确的说明并对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职位需求和任职条件做详细的阐述。同时在独立董事和独立监事的选举应采取差额选举和累积投票的方式。同时, 建立严格的会计制度, 对所有交易信息进行披露, 这样才能实现有效的监督, 对于高管的资金流入流出有所掌握, 能够有效的遏制高管腐败现象。

3.3 优化股权结构, 合理分散股权

合理分散股权, 保障中小股东的权益。目前我国国企股权相对集中, 主要是掌握在国资管理部门或其设立的持股机构手中, 这使得股东大会极易为少数股东操纵, 而其他股东不关心企业经营情况。这样, 大股东将会为了增加自身利益, 不顾企业长远发展和其他小股东的利益, 损害企业利益, 造成“内部人”控制的局面。合理分散股权, 要加快实施国有股减持、国有资产变现和开放投资限制等措施, 鼓励更多的非国有法人资本、境外资本和民间资本投向国有企业, 降低企业中国有资本持股比例, 促进公司股权多元化, 加强外部机构对经营者的监督。另外, 合理分散股权, 还要求给予职工一定的股份, 使其自身利益与企业利益紧密相连, 促使其关心企业的生产经营, 并激励其去监督经营者的行为。

3.4 加强内部审计

内部审计通过对企业经济活动及其经营管理制度的监督检查, 能够揭示企业的违法乱纪行为, 维护企业的经济秩序, 有一定的制约作用。通过内部审计发现企业内部的违规违纪现象, 保护国家的财产和企业的利益。披露经济活动资料中存在的错误和舞弊行为, 保证会计信息的准确性, 对于会计人员与某些高管勾结作假帐的行为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为了适应WTO环境下的新形势, 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内部审计人员有必要开展事前、事中、事后审计, 内控系统的健全性和有效性审计, 风险审计及计算机审计, 揭示并建议改正内部控制制度存在的薄弱环节和失控点, 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3.5 加强法律制裁力度

事后处罚不力, 违规成本低也是导致高管腐败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 除了在经济上进行赔偿外, 应该加强法律的制裁力度, 提高腐败成本。2009年7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 (下称《规定》) 。《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国企领导人员的范围, 包括国有独资企业、国有控股企业 (含国有独资金融企业和国有控股金融企业) 及其分支机构的领导班子成员。根据《规定》, 除国企高管的配偶和子女外, 其近亲属和共同利益关系人也被纳为反腐之列。 旨在遏制国企高管“裙带关系”腐败的新规定, 突破了原有的查究范围, 将“特定关系人”纳为反腐败对象之一, 将“特定关系人”框定为与国企高管近亲属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 促使企业反腐败能得到根本的解决。

3.6 建立良好的企业文化

在企业内部建立反腐倡廉的企业文化, 建立相互监督的体制, 确立和宣传正确的管理理念, 必须加强道德规范和法律制度建设, 形成一种反对腐败行为的道德和法制环境, 在企业内部形成反对腐败行为的共鸣。

3.7 完善公司激励制度

健全合理的激励制度能引导管理人员去创造价值, 而不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来增加个人收益并损害股东利益。

可以为高管设置合理的薪酬激励机制, 将薪酬与个人的绩效相联系, 适当提高薪酬。同时推进国有企业人事制度改革, 完善适合国企特点的高级管理人员的管理办法, 是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必然要求, 也是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这些年来, 有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实行市场上公开招聘高管和企业内部选拔的制度, 不仅引进了一批优秀的经营管理人才, 还提高了公司内部员工的积极性, 起到互相监督的积极作用。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将有关人员的个人利益和公司的长远利益联系在一起, 有效的防治企业高管人员进行腐败。

摘要：近几年, 中国许多国有企业面临高管腐败的问题, 这成为公司治理中的一大难题, 不仅造成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 而且损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近年来许多国有企业高管腐败案件呈现出“窝案”、“串案”的形式, 高管腐败也呈现出各种不同原因。为了遏制高管腐败, 需要企业和国家有关部门共同努力, 改善公司治理。

关键词：高管腐败,国有企业,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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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寡头”成中国反腐败的新动向 篇8

反腐败就是反寡头 因此，这次反腐败有了新的政治意涵，就是反寡头。

中国经济寡头的形成有其体制原因。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组建庞大的国有企业集团，试图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次改革的本意没错，但因为以市场为基础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没有到位，国有企业的不同领域形成高度垄断的局面。部门经济的高度垄断性便是经济寡头的经济制度基础。

除了经济制度基础，经济寡头的形成背后还有诸多政治因素。其中一个重要的政治因素是中国的政治权力运作方式。

更为严峻的是，经济寡头开始试图干预国家政治生活，不仅分割了中国的国民经济，而且在“富可敌国”的情况下，经常在政治上变得具有野心。从这次反腐败所发现的情况来看，这些寡头一方面通过各种关系向地方和基层延伸，其操作方式往往是黑社会性质的，另一方面也往上延伸到权力核心，干预国家政治。

寡头政治颠覆民主 中国必须通过大规模地反腐败来消除经济寡头，尤其是防止其转型成为政治寡头。台湾“黑金政治”的教训要吸取，俄罗斯、乌克兰等国的政治教训，中国更要吸取。叶利钦时代，俄罗斯在短时间里经济快速寡头化，并且这些寡头具有了足够的实力来主导国家政治。

当前我国反腐败斗争的形式与策略 篇9

反腐败斗争是加强党的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根本保障，是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是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客观需要。国家领导人反复告诫全党，在党和国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还需要十分重视党风廉政建设，把反腐倡廉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狠抓党风廉政建设，开展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成效。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是，消极腐败现象在某些地方、某些方面还在滋长和蔓延，反腐败斗争的形势还很严峻。因此，在新形势下，必须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把从严治党方针落到实处。

腐败是人类社会的毒瘤。它损害民主和法治的根基，扭曲和破坏市场竞争秩序，侵害公民合法权益，降低公民生活质量，甚至为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提供温床，威胁社会安全。历史上，因腐败而亡国灭族的悲剧一再上演，令人触目惊心；当今，因腐败而导致政权更替，引发社会动荡的事件频频发生，值得深思警惕。当前，中国反腐败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央反腐意志坚决，力度空前，成效显著，但面临的困难仍然较多。从历史和发展的视角，以全球比较的视野冷静分析当前形势，认清我国反腐败的成效、挑战和困难，会让我们更加理性和沉着地应对腐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斗争动作频繁，既“打老虎”又“拍苍蝇”，陆续的采取的节日腐败、创新党内巡视制度、集中解决“四风”问题、整顿会所歪风等一系列措施，态度坚决，力度空前，成效显著。同时党中央清醒的认识到反腐斗争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

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权力在运行过程中缺乏有效地监管和牵制，当权者在运用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分配社会各项资源的时候，由于人性的弱点，导致资源分配丧失公平。腐败已经是现在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其发生和发展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和世界不同制度的国家和地区都普遍存在。

一、加强思想教育，全面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素质

克服消极腐败现象，必须从教育入手。腐败的产生，首先是思想的堕落。清除腐败，要着重从思想上和世界观上解决问题。反腐倡廉教育，是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反腐倡廉教育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主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党的优良传统的教育、遵纪守法的教育、民主集中制的教育、廉政勤政的教育、艰苦奋斗拒腐蚀的教育以及其它思想政治教育等，反腐倡廉教育，必

须注重实效，这就要求我们在教育时，一要注意针对性，要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选择教育内容；二要注意与党和政府中心工作相结合，把教育渗透到中心工作之中；三要把教育重点放在领导干部上，这是教育成败的关键；四要与查办案件相结合，搞好案前、案中、案后的教育；五要注意教育的思想性，就是要讲道德，以理服人；六要注意教育科学性，按照教育的规律，讲究教育的方法；七要注意方式的多样性，丰富教育的载体。通过这些教育提高党员干部的整体素质，使每个党员干部在思想道德上形成良好的修养，牢固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增强反腐防变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建立起一道以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为基础的内心防线，从而消除产生腐败的主观根源，真正做到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廉洁奉公，勤政为民，提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提高抵御腐朽思想侵蚀的自觉性，提高模范遵纪守法的自觉性，这是对腐败最有力的防范。

二、健全法制，加强监督，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从长远意义上来看，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健全各种法制，对于深入持久地反对腐败具有重要意义。要建立和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切实加强党内监督、群众监督、专门机关的监督、社会舆论监督以及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对此，还要加强刑事立法，明确贪污、贿赂等犯罪受刑事制裁的范围，严惩经济犯罪活动。要加强廉政立法，建立一套权力行使的自律和制约机制，要加强市场经济立法，规范市场经济主体的法律行为，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进一步完善加强廉政建设的法律和行政规章，以及公职人员的行为规范，从而保证执政党和政府的廉洁和国家公职人员的奉公守法。加快建立健全民主的科学决策制度，完善各项监督制度，切实保障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民主权利，在这种条件下，才能有效地对权力进行监督，才能使监督起到作用。

三、深化改革，从体制和制度上遏制腐败现象的产生和蔓延

解决的办法只能是深化体制改革，从制度上健全对腐败现象的监督制约和防范机制，这是釜底抽薪的根本办法。解决腐败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是要通过改革明确那些部门、哪些人不能直接从事经济活动，以解决官商不分、政企不分的问题；二是要通过改革，使如何竞争与交易，如何遵循市场规律和发挥市场作用，如何维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如何进入市场等，都有明确的法规来制约。这样，权力干预市场、干预生产经营的状况就会改观，政府只是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

要的行政手段进行宏观调控；三是要通过改革，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包括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规范市场行为；建立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建立合理的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从根本上堵塞因旧体制转换而出现的漏洞，消除某些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的条件。

四、坚持从严治党，严格按照党章办事

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是全党的表率。以身作则，廉洁自律，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品格，也是党和人民对他的起码要求。从严治党，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保证；从严治党就是要严格按照党章办事，按照党的制度和规定办事，按照党的路线办事，就是要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腐败作为一种政治行为，其要害是公务人员滥用权力，因而要消除腐败就必须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制约。领导干部身在要职，手握重权，他们能否廉洁自律，身体力行，关系到廉政建设乃至政权建设的成败。特别是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掌握着行政、司法和经济管理的权力，它们能否奉公守法、廉洁从政、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形象与声誉，关系到国家性质的有效保持和国家权力的正确运作。因此，党风廉政建设必须从领导干部和这些机关部门为重点。

五、新形势下我国反腐的策略

1、以预防为主作为非专门反腐机构的首要策略

专门反腐机构流程是群众通过写信、来访、网络、电话举报→中央纪委监察部调查受理→分类办理→恢复反馈。期间的过程复杂而且时间长。而非专门反腐机构则更方便快捷，它能够事前积极预防，事后监督查处，增进的办事效率，有效的解决了腐败问题。

2、落实政府职能转变，从源头减少腐败

从重效率转向重效能，严控“三公消费”等行政性支出；放权市场，让市场和社会力量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法律固化，明确各部门、单位职责权力；按职责权利对称原则设置岗位，撤临时性办事机构；加快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只有做到这些，腐败才能从源头渐渐消失。

3、严格管理公务人员，实行聘任制管理

现在公务人员是金饭碗、银饭碗，他们进了国家单位就会有不错的薪水和待遇，即使自己什么事情都没有干，但工资照拿。如果国家严格处理违法违纪官员，制定相应的法律来约束公务员，并实行聘任制管理，那么公务员就会更加的做实

事，为人民谋福利。如果他们违法违纪或者工作效率差就会有被辞退的危险，他们会比以前更用心。

4、全面提升公开质量和水平

进一步加大公开力度，公开预算决算细目、公务员收入标准等事项；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要实行公示、听证等；进一步推进党务公开，着力抓好党的基层组织党务公开；认真办好政府门户网站，将不保密的政务信息和文件网上公开；运用财务云技术规范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的财务管理。

我们必须对腐败现象的危害性和严重性有足够的认识。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是全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各级领导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反腐败斗争同维护稳定和促进发展紧密结合起来，纳入党委重要议事日程，实行严格的责任制，保证中央反腐败工作部署的贯彻落实。

新形势下我国反腐败的困难与策略 篇10

依笔者看来，当前我国公众参与反腐的的渠道主要分两种：直接渠道以及间接渠道。前者又可称为劳务型参与反腐工作。其形式主要是发挥自媒体的作用，通过公共举报、信访、协助举证等开展进行反腐工作。后者又可称为智能型参与反腐工作。其形式主要是让公众参与到制度建设中去以及参与廉政教育，从意识形态上杜绝腐败。

“网络反腐”：利刃-让权力不再骄傲 当今时代，网络如水银泻地般浸入了人的工作和生活，并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传统的面目和模式。网络的惊涛拍岸，也冲击着传统的反腐格局。网络反腐，即通过网络技术及所引起的社会舆论效应对行政行为与执政行为的监督和对权力的约束，从而达到有效预防、遏制、惩戒腐败行为的一种全新方式，利用自身平台大、传播快、公开广、成本低、受众多的优势，易于形成舆论热点，自然而然地成为反腐败的天然盟友。

自十八大以后，一系列反腐动作的相继展开，坚持 “老虎”、“苍蝇”一起打。从中央到地方均能明显地感觉到，反腐败斗争在不断提速。而这一提速，又最集中地表现于网络反腐。4年前，南京的“名烟局长”周久耕，因被网民曝光，从蹿红网络到被免职用了15天。而今年因色诱而被拍不雅照的重庆市北碚区原区委书记雷政富，从被网络曝光到被免职，只用了63个小时，创下了迄今为止最快的网络反腐纪录。1月17日，衣俊卿被免去中央编译局局长职务，这是网络反腐中第一位被免职的省部级官员。自去年开始，从“表哥”杨达才，到“房叔”蔡彬等事件使网络反腐风生水起，异军突起。我们应该抓住网络带来的机遇，顺势而为、积极引导，充分发挥网络的正面效用，实现反腐与网络的良性互动。逐步踏入反腐败信息化时代，让温家宝总理“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愿景早日实现。

制度建设：反腐的根本保障

提及制度建设，人们第一反应想到的会是：“这是政府的事情，与我无关。”正是这种事不关已，高高挂起的心态阻碍了我国反腐制度的更好发展。只有公众积极参与到反腐制度中的建设中去，反腐工作才能更好的发展。以香港廉政公署为例，香港百姓有一个共识，即“廉署是香港社会发展的基石”。正如廉署的宣传词所言，“香港优势，胜在有你和ICAC。”“你”是身处香港社会的每一个人，“ICAC”则是香港廉署的缩写：“你”的廉洁自律及对反贪防贪的积极参与，加上廉署的“不惧不偏、大公无私”，共同构成了香港的一个竞争优势，即廉洁、高效、透明的政府运作机制和营商环境。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建立反贪机构并不难，难在如何从体制深层到具体运作，构筑强大而可持续的反贪公信力。香港政府的廉洁正是得益于香港民众对于制度建设的支持。

廉洁教育：反腐工作的根治良药

当前，在学校开展科学系统的廉洁教育已是全球共识。2003年第五十八届联大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要求其成员国将廉洁教育作为“中小学和大学课程在内的公共教育的内容。很多人认为这个没用，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物质主义文化已经在社会上占据上风，教育根本不会起作用。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并不是教育不起作用，而且我们传统的那套说教式的唱高调的教育不起作用，情境化的、案例式的教育一定可以深入人心，对于物质的追求并不代表对腐败的容忍，香港就是最好的例证。但是教育的作用不是那么明显，而且也不是短时间内可以直接见效的，但是廉政教育必须要长期坚持做，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加强廉政教育，不仅仅是对于学生而言，也是对于手握国家权力的公务人员，当公众全民从意识上杜绝反腐，营造腐败低度容忍的公共文化，才能根治我国的腐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