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新教育》心得体会（精选12篇）
这个暑假，我很荣幸地参加了省培，使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也有很多深刻的体会。而我今天要讲的读书心得，就是在培训上专家推荐的一本书 ——《中国音乐教育》。
这本书包含了音乐教学的宏观构想、道德情操教育、唱歌教学、音乐欣赏教学、器乐教学、音乐创作教学及课外音乐活动等九个内容。读此书，就好像有一位智者站在你面前，他循循善诱，给你指点迷津。其中的文章不仅开阔了我的专业知识层面，也让我的教学思想产生了更深远的思考。
学习音乐重要的是对音乐感兴趣，成功的音乐教学首先要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实践证明：“学生不是一个需要添满的罐子，而是一颗需要点燃的种子”。那么，如何从培养学生的兴趣入手，去点燃这颗火种呢？激发、培养学生对音乐的兴趣，老师的示范固然重要,而启发、诱导学生的工作，同样不可忽视。本书的第四部分“双基教学中培养学生的音乐兴趣之关键”讲解的非常细致。不仅讲解了兴趣的分类及它的重要性还讲解了如何创造好的音乐环境及教学中务必注意的问题，还列举了四种有效的教学方法。
书中说了一句话，“中国音乐教育的进步，离不开音乐教育心理研究的发展”，因此，我们应该先了解孩子的心理，走进他们的内心，用心施教。在音乐课程改革的进程中，许多专家、学者、研究人员和音乐教师都被当前的一个音乐教育现象所震撼：为什么能够带给人们无限美好与快乐的音乐，在中小学里，学生们却不感兴趣，通过这本
书让我们深刻反思并重新认识基础音乐教育时，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到影响音乐教学与音乐学习的一个重要因素----心理。从某种意义上说，音乐学习是一个“内心的旅程”，而音乐素质的形成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然而，在以往的音乐教学中，我们关注学生的想法较少，考虑学生的需要较少。学生为什么要学习音乐，他们对音乐有哪些心理需求，他们能否运用自己的方式学习音乐，他们喜欢什么样的学习方式„„而对这些问题认识上和研究上的薄弱正是影响我们基础音乐教育质量的因素之一。这本书中介绍了很多案例和分析，我也会在新学期尝试着用书中的方法，希望能在教学中取得不错的效果。
书中还为音乐教师提供了很多音乐课中的小游戏，这些游戏都是针对学生的年龄特点制定的，对我的教学有很大帮助，但是书中提出的观点建议总是有限的，作为一名身处教学一线的老师而言，我们应该探究学生的心理从学生的角度看问题，在自己的教学中多反思。我在教学中碰到的难题“关于欣赏课的教学”通过阅读本书也获得了不少经验。第六部分音乐欣赏教学通过四个内容展开，包括音乐欣赏教学的意义、欣赏的基础、欣赏教学的一般过程及欣赏课中常用的教学方法。这些丰富的内容对我以后的教学工作非常有利。
一个多世纪以来, 伴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发展, 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经历了一个由零星的、分散的研究到制度化研究的发展过程。该书将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大致分为四个发展时期, 并以丰富的史料全面呈现了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发展的历史图景。
19世纪末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 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初创期。为了国家救亡图存, 一些“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有识之士, 开始对西方的教育制度和内容进行大量的考察。他们著文介绍西方的教育情况, 对中国教育改革提出一系列主张和建议, 这可以认为是中国早期具有现代性的教育研究之发端。这既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研究的前奏, 也是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组成部分。
1912年至民国时期, 已有大批在国外学有所成的新型知识分子回国从事教育事业。他们不断吸收、借鉴外国经验并予以本土化改造, 积极开展教育研究, 出版教育研究刊物, 从而促进教育研究向制度化发展。同一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也发展了为革命战争服务的教育事业, 创造了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 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思想和论述。这些都是中国教育研究的宝贵遗产。
1949年新中国建立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 是创建新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探索期。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 主要是学习苏联经验, 缺乏独立自主的研究意识。虽然也有一些零星的高等教育研究和论述, 但基本上是围绕党的教育方针和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所做的政策性阐述。尽管在教育实践方面也曾创造了一些好的经验, 但缺乏科学的研究和总结。
1977年至20世纪末是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和高等教育事业共同蓬勃发展的新时期。“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 经过对“文革”的拨乱反正, 人们获得了极大的思想解放, 迎来了教育研究的春天。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既立足于本国的实际, 又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从而使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逐渐融入世界高等教育研究体系, 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该书有两大基本特色:其一是对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实践活动, 特别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蓬勃发展的实际情况开展了广泛的调查。除查阅了已有的各种文本资料外, 特别向全国600余所本科院校、部分专科学校及其他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发出了有关情况的调查表, 得到了各院校和机构的积极反馈, 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从机构设置、人员构成、承担项目、研究成果、学术组织和学术交流、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科研管理等各个方面做了全方位的系统的资料收集、整理和分析。从教育研究史的角度看, 这些资料和统计数据是很有价值和珍贵的。
其二是首次以高等教育科学分支学科为框架, 整理、介绍了各分支学科的发展情况及成果评价。尽管学界对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属性及发展程度尚存有争议, 但高等教育研究由单纯的教育学方向逐步和其他学科相结合并向各领域延伸, 从而逐渐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方向, 则是不争的事实。该书所撷取的高等教育学分支学科包括高等教育史、高等教育原理、高等教育教学理论、高等学校德育、高等教育心理学、高等教育管理学、高等教育经济学和财政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等。当然, 高等教育研究还有其他方向, 但相对而言上述分支是比较成熟和成果较丰富的领域。这样的叙述可以说是关于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个较为全面的呈现。但可能存在的问题是这样划分分支学科是否科学合理尚需要研究, 而且由于各分支学科的发展存在不平衡, 使得按分支学科呈现的内容也很不平衡, 甚至遗漏重要的研究成果也在所难免。这是需要后续的研究进行收集、整理和发掘的方面。但该书在学科梳理方面毕竟是做了一次有益的尝试。
《中国通史选读》是雷海宗先生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通史课时编写的讲义，共7册43章769节930页，是为清华大学铅印稿，极少数的大学图书馆尚有收藏。正如王敦书教授在《伯伦史学集·前言》中所概括的：“每节皆为史料，在每一章(无子目之章)和每个子目后都有说明，从史前时代直到溥仪退位，体系完整，系统反映了雷海宗对中国通史方方面面的观点和研究心得。”王敦书教授在编辑《伯伦史学集》时略去史料方面的内容，而将每册目录和每章的说明编次成卷，定名为《{中国通史选读)纲要》收入文集，使读者大致可以窥见这部中国通史讲义的风貌。
我讲一点阅读后的粗浅认识，重点是他在中国通史的研究和编撰方面的成就。
一、一部有鲜明特点的中国通史讲义
这部《中国通史选读》的特点是：以目录显示纲领，以解说阐明要旨，以史料为主要内容。
雷海宗先生在32岁时编纂起来的这部讲义，充分表明了他的勤奋、博学和才华。今天看来，他的历史观点和对中国历史的一些评说，我们可以表示不同的见解和认识，但是这部讲义在二十世纪中国通史编纂史上，无疑具有重要的位置和参考价值。尤其在今天，在史料受到忽略的情况下，这种以选编史料为主要阅读内容而辅以简要说明的形式，是非常值得借鉴的。
二、贯穿历史进程和思想发展的
两条线索
这部讲义，在历史进程方面，主要讲了史前时期、封建时期和专制时期(其间交叉着萌芽状态、过渡状态、分化状态)，脉络十分清晰。其历史分期问题，自成一说，反映了历史之连续性的演进过程。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作者在讲述历史运动过程时，十分关注思想运动的面貌和特点，如讲义对殷周时期“天下一家”观念的分析时指出：
成汤以后三百年间的情形仍甚混沌。盘庚迁殷(公元前1300年)以后，王朝的地位才渐渐稳固。殷对一部分的部落，多少有点支配的能力。西方最强的周在名义上也承认殷王为天子。此时似乎没有成周式的封建制度；但部落间已有一种与封建制相近的比较精密的组织。天下一家的观念，此时大概已很普遍；名义上的共主就是这个观念的象征b(《伯伦史学集》页404，以下只注页码)
上述看法，反映了他对中国历史上“天下一家”思想之古老传统的理解。此外，他对周人的宇宙观和神祗神话的分析，对春秋时代思想的分析，对战国诸子的总的评价，对秦汉宗教和秦汉思想的分析，对东汉末世和魏晋时期的人生观的分析，对唐诗中的哲学的见解，对宋代理学和书院的重视，对明末清初学术思想的评价等等，都显示出作者对思想领域的重视。这种重视显示出两个特点，一是内容上有分量，二是作整体上把握，而后者显得更为重要。
三、贵在通识与自得
学术贵在通识，贵在自得，治史亦如此。雷海宗先生的这部讲义，具有这方面的品格。对这部讲义，不论后人如何评价，它是自成一家的。如作者在评价《天下篇》、《非子十二子篇》、《显学篇》时指出：
战国时代政治社会的酝酿，与文化发展的成熟，使思想界放出空前绝后的异彩。下引三段是当时传下的三篇哲学史，代表三种不同的态度。《天下篇》是对当代各派思想的一个扼要的叙述与同情的批评。《非子十二子篇》是一种叙述不清的武断批评。《显学篇》站在国家的立场，专事批评势力最大的儒、墨二家，附带的也表示出地位重要的法家思想的轮廓。(418~419页)
又如，他在概括门阀特点时指出：
自三国时代立了九品中正的制度(见前第392节)，富贵贫贱的分别渐渐形成望族寒门的阶级。乱世的流浪人多投身到富贵之家以求保护(见前第455节)，阶级的分别因而愈发显著。到南北朝时代门阀的制度可说完全成立。门阀的一种表现就是士庶不通婚姻；并且不只南朝如此，北朝也有同样的制度(第479节)。第二种表现就是望族的谱学发达(第480第481节)，。第三种表现就是风水的信仰大盛(第482节)，这可说是保障士族永为士族的方法。第四种表现就是士族阶级中“谀墓文”的时髦(笫483第484节)。(页454)
上述评价鲜明地显示了作者的独立见解。又如他对孔子的评价、对理学和书院关系的认识、对明朝晚期内外矛盾的分析、对鸦片战争的论断等等，莫不如此，有些见解 至今仍有学术上的参考价值。
四、史料的魅力及启示
这部讲义以史料为主，这是它的基本 特点。但它并不是史料长编，也不是史料汇 编，全书有目录作统率，有说明阐述要义， 从而使所有的史料都有明确的定位和具体 的文献价值，同时，这也使目录有所依凭， 说明有所根据，全书浑然一体，而尤其是诸 多史料都显示出自身的生命力和作为反映 中国历史基本面貌的魅力。从王敦书教授 所选录的第3册第22章子目(二)“儒教之 成立——素王”之第331节“辑《纬书》及其 他传说”，列举有关孔子史料和第6册第 36章“宋元理学”之第626-633节所选的 有关史料来看，足以表明这部讲义以史料 为基础的特点和优点。
谢小芳
通过这次《中国师德手册》的学习,使我深深地体会到教育事业是太阳底下最光辉、最神圣的职业，体会到“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深刻含义。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要发展，教师是关键，教师的素质和师德最重要。教师不仅仅只是教育教学,教师高尚的师德,是对学生最生动、最具体、最深远的教育。全社会、全人类都希望教师甘为人梯，乐于奉献，静下心来教书，潜下心来育人，努力做受学生爱戴、让人民满意的教师。处处为人师表。具体地说主要体现于以下方面。
一、做爱国守法的好公民，好教师
爱国守法。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自觉遵守教育法律法规，依法履行教师职责权利，不得有违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言行，是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首条。作为教师，我们有责任和义务，为祖国献出一切，也有责任和义务，认识到自己与祖国的客观联系，体验到自己对祖国的奉献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才能真正迸发出炽热的爱国情感，尽自己所能，报效祖国，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并把这一思想通过各种途径传给我们千千万万的学生。
作为教师，只有了解国情，才会有清醒地认识和理解，才能更扎实地去努力消除其不美，更进取地去尽力弥补其不足。只有这样那些不断发生在我们脚下的“奇迹”，才会在教学过程中，一点点地在我们手中出现。了解土地国情不但利于自己珍惜土地，更能借此唤醒学生对土地忧患意识，让他们从小树立保护土地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的意识。
在当今形势下，中国的核心利益和根本利益就是繁荣和统一，是发展中国，让中国变得更加强大。从这个意义上讲保持国家大局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就是对各种遏制中国、抹黑中国行径的最好回应，更是爱国主义最为具体生动的体现。作为教师，我们有以大局为重、理性爱国的责任“立足本职岗位，做好自己的事”，为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贡献智慧和力量。埋头苦干，脚踏实地，努力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这就是最大的理性，最大的爱国，最崇高的师德情操。这就要求我们教师在学校，要做一个好老师；在家里，要做一个好家长；在社会，要做一个好公民。只有这样，我们才是一位对得起“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一光荣称号、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们的合格教师。
二、做爱岗敬业的模范
伟大的教育事业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依靠我们全体教师的爱岗敬业精神。作为一名教师，必须具有较高的师德修养，而这一修养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具备较强的责任感和甘于寂寞、无私奉献的精神。
人生如月，月圆则亏。凡事岂能尽如人意，但求问心无愧就好。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事物。只要我们知足长乐，安心乐教，就能饮醇自醉，快乐地甘于寂寞，在三尺讲台上悠然自得。让三尺讲台，成为我们闪烁师德光彩的舞台。一生执教，持俭守节。不取不义之财、非法之利，不贪受学生及家长的财物，不贪占集体与他人的财物，不沾染社会上的不良恶习，始终以廉洁的道德品行为学生与世人作出表率。默默耕耘也并不会让我们失去快乐，天天看见学生天真无邪的笑容、家长感恩戴德的眼神、社会对我们的赞誉„„这就是我们教师最好的奖励。
三、关爱学生，做学生的第二家长
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人格，平等公正对待学生。对学生严慈相济，做学生良师益友。保护学生安全，关心学生健康，维护学生权益。不讽刺、挖苦、歧视学生，不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是中小学职业道德规范的要求。爱是教育的根基，爱学生是教师的天职，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师德是教师职业道德的灵魂，没有德行的教育就失去了方向。
其实，我们在与学生爱的互动中，大多都是平凡的，甚至微不足道的小爱。但也只有这样，一旦灾难临头，我们才能有精神像“5·12”灾区的英雄老师那样，为学生奉出自己的大爱。像学生的亲人一样关爱学生，让学生觉得师爱就像春雨一样，在细微处滋润着他们洁白的心灵。感受到那份无私的温暖的师爱。
四、不仅教书、更要育人
教书育人,遵循教育规律,实施素质教育，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因材施教。培养学生良好品行,激发学生创新精神,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不以分数作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俗话说“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高山有高山的巍峨，小草自有小草的风采。每一个学生都有每一个学生的特点，差生也自有他的长处。我们教师绝不能鄙视差生，应该以宽厚博大的胸怀去包容学生的一切，让每一位学生都得到不同程度的进步。这样我们才能教好书，育好人。也唯有此，我们的教育才是国家之幸、民族之幸、学生之幸。
五、做为人师表的典范
因为教师是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对自己的为人处事都要有更高的要求。原因是我们教师的身后总是跟随着一群学生，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在对学生产生影响，对他们道德品质的形成与发展，都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要想让学生成为文明，高尚的公民，我们教师首先就要成为文明，高尚的人，以身作则为学生做出表率。
诚信是一个人立足社会的基石。身为一名教师，无疑更应该具备诚信的品德。教师教学生诚信，这是为人之本；教师对待学生诚信，这是为师之本。因此不管在做人还是教研方面，我们都要为人师表、身体力行、有诺必践，以教师高尚的品行，人格魅力,诚信作风取信于学生、家长和社会，从而提高公信度，做诚信的表率。这样需要我们每一位教师都应当在不断提高自身内在素质的同时，加强外在素质的修炼，使仪表风度更好，以不辜负学生心中的“偶像”之誉。
六、把终身学习确立为坚定目标
终身学习是指社会每个成员为适应社会发展和实现个体发展的需要,它贯穿于人的一生的持续的学习过程。我们教师既肩负着民族兴旺，国家富强之责。又承担着传授知识，育人育德之责。而要想在传授知识中不辜负学生，不辜负“教师”这个称号，就是为师者一定要终身学习，让自己博学多知。“乐于旁问”、“不耻下问”，向所有人请教，哪怕是请教自己的学生也无例外。因为学习永无止境，我们也应该像学生一样终身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层次和辩证能力,保持任何时候都有源源不断的“长流水”。不断积累，为自己储备更多的学识才能不误人子弟。才好在“三尺讲台”上承接历史，联系未来。做个合格的教师，为下一代传授更深奥的科学知识。
为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桂山林场掀起了学习党史党建知识和读红色金典的高潮，并在读书的过程中使自己对中国近代史的内容有大概的了解，我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对新中国成立所经历的风雨历程，或多或少地目睹或经历过。所以，读《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这本书，特别有趣，毕竟这本书的很多内容读后才知道，但结合书本内容和自身的经历，感觉深刻，引人深思，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艰苦卓越的生产运动，谋求富民强国的政策方针、路线及作出的成绩是不可否认的，但其中也有许多感慨，抒发自己的体会。
首先讲起的是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狂潮运动，那是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的日子，那时候是响应毛泽东发表的指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大凡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很清楚，对“最高指示”的庆祝是不能过夜的。过夜就是不忠，不忠则意味着不革命，而不革命的罪名那是相当可怕的呀。对“最高指示”中最让人激动并产生联系的话，应该是：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可大有作为，这对青少年或对成年人，也极富巨大的诱惑力和感号力，我的三个姐姐们一起奔赴贺县兴修水利，准备建姑婆山水库的运动中，那时青年人的热情之至，真可以“史无前例”形容，吃饭，干活都唱着歌，经常有模样的是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朝阳沟》以及《蚕花姑娘》等。我们队里来了一批有一批的知青，这些知青刚开始也是干活十足的，由于劳动量大，当然要消耗多些粮食，刚开始他们笑我们吃得多，也不会长肉，后来也是跟着我们一起一餐就吃了两三碗饭，才能把身体顶住，唉！人是铁，饭是钢啊！
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那个“再”高意味着什么？它毫不留情地使知识青年身陷一个很低的层次，从而去接受一次无情的“教育”，用当时贫下中农某些人的理解，就是这些学生在学校里接受教育已经不管用了。城里不稀罕要他们。因此只能放到乡下再接受一次教育，这类话我在乡下时常听到。由此，有些知青因为不好好接受再教育而被批斗，被劳动改造。知识青年在乡下的无助，甚至无情，使知青在生活的环境上越来越有恐惧感，茫然不知所措，何时能熬到尽头„„1974年以后，又有一批小知青到村里插队，但他们集体吃住，还有带队的，与他们当初完全不一样了，跟他们聊起以前的情况时，他们不可理解。村干部和社员也不愿提起那段事，觉得做得不大合适。我现在写这些绝不是翻老账，只是写出自己的感受。想说人的权利和尊严如果在法制被破坏的情况下，是很难得到起码的保障的。而“运动”，曾经或永远是造成这种现象的载体，包括知青内的许多人饱受其苦，许多知青终生受此影响：没学历，早下岗，负担重。现在，往事对他们来说，有些不愿回首，还有不少忧愁。“插队”已变成历史烟云里的一个词，但含在这个词里的众多记忆，却是无法消灭的。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是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历史转折点。也是我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重大转折点，从那时起，尤其是全国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后，人们开始理智地审视以往走过的历史道路，包括重新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然而，粉碎“四人帮”后，历史遗留问题堆积如山，积重难返，尚待日逐步解决。当时确保社会稳定是大局，为此党中央确定知青工作的暂时方针：继续鼓励支持知青安心农村，有步骤，有计划，稳而不乱地解决他们的问题，具体做法是：国营农场知青基本稳定不动，农村插队知青进城进一步放宽。原以为农场知青统一集中管理，生活条件比较好，问题比较少，故而采取稳农场，放农村的策略。但是，农村插队知青人数多，分布广，加之国营农场属于国营企业，各地政府分配给农场的招生、招工、征兵指标往往较少，返城人数明显低于农村插队知青。随着年龄增大，婚姻、探亲、生活等问题日益突出，农场知青不满情绪逐渐加大，强烈要求返城。
如何解决知青的问题，也是一件迫切的事情。当时，有赵凡等几位同志联名向中央写了报告，计划分批分期安排知青返城。在党的政策召唤下，知青流着热泪回到了娘家。
———学习《中国师德手册》心得体会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学习了《中国师德手册》使我深刻体会到师德的核心和灵魂。教师那赤诚的爱，唤醒了多少迷惘，哺育了多少自信，点燃了多少青春，摧发了多少征帆。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我深感自豪，在此，我谈几点自己的读书体会。
一、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要为人师表，“言为人师，行为师表”教师要培育出对社会有用且正直的学生，首先自己要行得正、坐得端，尤其是心要放正。一个教师如果本身居心不良，整天算计他人，他是根本不能成为学生的榜样的。就算勉强为人师，也是一个极不合格的教师。为人师，不仅要对学生负责，也要对社会负责、对科学负责。因此，教师应为人宽厚正直，处世廉洁自律，恪守诚信，并把严于律己落实在自己的一言一行中，只有这样，我们才算一名合格的人们教师，一名值得学生乃社会尊重的教师。
二、鞠躬尽瘁、诲人不倦
要爱岗敬业，身为一名教师，应具有较好的师德修养，而这一修养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具备较强的责任感和甘于寂寞、无私奉献的爱岗敬业的精神。不论是一个时代还是一个民族，甘于寂寞的人越多，这个时代的进步就越快，这个民族的发展就越迅速。教育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更离不开广大默默奉献的教职员工，离不开他们无比崇高的爱岗敬业的精神。要
关爱每一名学生，关心每一名学生的成长进步，以真情、真心、真诚教育和影响学生，努力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成为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人和引路人。特别是后进生，由于长期学习成绩不佳，被老师、同学、甚至自己最亲密的人—父母公认为“差生“，他们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丧失了学习的信心和勇气。这时需要我们老师用爱去影响他，使他重拾信心和勇气，实现埋藏在心底的美好愿望。“没有爱的教育是死亡的教育，不能培养爱的教育是失败的教育。”爱是教育的生命，爱学生是师德的直接体现，是做好教师的关键。
三、无私奉献、兢兢业业
要对学生无私奉献。热爱学生，尊重、理解学生以人为本，关心爱护学生，是教师正确处理与自己直接服务对象学生之间关系的准则，热爱学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让学生体会到老师对他们的爱更困难。热爱学生，就必须对每一个学生一视同仁，不能偏爱一部分学生，而冷淡或歧视另一部分学生。疼爱自己的孩子是本能，而热爱别人的孩子是神圣！这种爱是教师教育学生的感情基础，学生一旦体会到这种感情，就会“亲其师”，从而“信其道”。教育爱，作为一种出自崇高目的、充满科学精神、普遍、持久而又深厚的爱，其内涵极为丰富，既包括要求教师精心热爱学生，又包括要求教师精心教育学生。每一位学生都渴望得到老师的爱，尤其是那些家庭有过特殊变故的学生，容易形成特别的性格，这就要求我们做思想工作时应真诚相待，热情鼓励，耐心
帮助，用师爱的温情来融化他们“心中的坚冰”，让他们在愉快的情感体验中接受教育。
新华社著名记者李松在连续推出《中国隐性权力调查》、《中国社会诚信危机调查》两部畅销调查系列作品之后, 又隆重推出了第三部调查系列作品《中国社会病》。李松秉承一贯风格, 以他特有的敏锐嗅觉, 以调查的事实, 对当今中国社会病态做了“典型而深刻”的扫描与分析, 而且还尝试着做一名“社会医生”, 与他采访的大批社会精英一起寻求治疗之道。由于各种因素纠结在一起, 中国社会问题、社会矛盾有着远超出外界想象的复杂性、长期性和系统性, 非一人能够窥清。但李松的“一人所见”, 对我们思考和解决当今中国社会病, 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李松在《中国社会病》中开门见山, 提出他的“社会病”含义:“社会病指具有普遍意义的伦理道德缺陷病, 以及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一切有失公平、有失水准、不尽合理的不利于人类健康成长、进化以及社会良性进步的所有社会不平衡现象。”杀人不为越货, 利刃一次次挥向无辜, 母亲从楼上扔下自己的孩子, 儿子雇凶杀害自己的父亲和姐姐, 穷凶极恶者在公交车上点燃汽油, 不满社会者将屠刀一次次对准稚嫩的孩子;无毒不成餐, 假酒、瘦肉精、三聚氰胺、苏丹红、染色馒头、溴酸盐、牛肉膏、地沟油……一茬接一茬, 你刚唱罢, 我又登场;老人倒地不敢扶, 亲兄妹为争夺财产反目成仇对簿公堂, 曼妙女郎“宁愿坐在宝马里哭泣, 也不愿坐在单车上微笑”, 更要强调“夫妻本是同林鸟, 大限来时各自飞”;打酱油、俯卧撑、躲猫猫、喝开水、做梦, 山寨手机、山寨小黄鸭、山寨白宫、山寨天安门、山寨局长、山寨司长, 诚信已经无处安放;“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我爸是李刚”、“穷人的房子不配有厕所”、“是为党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 价值观由扭曲到混乱……这是最好的时代, 也是最坏的时代?
李松在《中国社会病》中抛出一个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公平正义比太阳有光辉”, 但我们拿什么来终结高速公路暴利收费?出租车司机干吗这么拼命?富人为什么要移民?社会转型催生了许多“新生群体”, 但“拆迁富翁”为什么充满了未来隐忧?“摩尔狂潮”背后为何是农民失地之痛?“网络打手”是怎样的江湖生存?“私人侦探”有着怎样的从业内幕?“网络钓鱼”肆虐是谁之过?“期待幸福快乐来敲门”, 但为何“幸福社区”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带薪休假”为何没有底气?人们总是在忧虑拿什么看病、靠什么养老?为何面对“你幸福吗”只能顾左右而言他?民生权益成了看不见的“黑洞”, 暴雨之时城市只能看海,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成了说着玩的, 政务中心离“阳光”还很遥远, 底层向上流动机会越来越少……
中国社会不仅病了, 而且病得很重。不仅公正、公平等基本社会伦理原则失守了, 就连对最基本的生存与安全, 民众也充满焦虑。“权势为王, 金钱至上”的潜规则已经弥漫到社会的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潜规则维持着社会的表面“正常”强大, 实际异常脆弱, 仿佛海啸来临前的度假胜地, 地震发生前的宁静夜晚。有病不可怕, 关键是要找到病根。吴敬琏说, 中国社会病的根源在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 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的主要原因是腐败和垄断;于建嵘说, 中国社会的“病态”是“溃散”, 人们没有了敬畏之心, 没有了目标, 没有了信仰, 只有恐惧;杜维明说, 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社会的市场化, 所以要唤醒中国人“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基因。在李松看来, 中国社会病是出在民生问题上, 因为一旦民生出问题, 民众就会失去恻隐、廉耻之心, 失去对生命、正义、善良、人性的基本敬畏和判断, 从而制造出更多的冷漠和人间悲剧。由此, 要医治好中国社会病, 最急迫的是要解决好民生问题。
民生连着民心, 民生凝聚人心, 民生意味着一切!李松在《中国社会病》中认为, “民生”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民众基本生存层面上的民生问题, 具体包括社会救济、最低生活保障状况、基础性的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基础性的公共卫生、基础性的住房保障等。其次是民众基本发展机会和发展能力层面上的民生问题, 具体包括充分就业、基本的职业培训、消除歧视问题、公平合理的社会流动渠道, 以及与之相关的基本权益保护问题等。第三是民众基本生存线以上的社会福利层面上的民生问题, 主要包括民众能够享受到较高层面的社会福利。比如公立高等院校的学生得到免费教育;住房公积金普及到每一位劳动者;社会成员的权利得到全面保护等。
鉴于中国社会病已由最初的“手段方式失范”上升到了对整个社会规范信任和遵从的侵蚀, 公民对社会的“神圣感”和目标信念已经动摇, 甚至出现了“根本目标取向失范”、“无法无天”的现象。因此, 李松在《中国社会病》中认为, 改善民生的关键是“一切都必须置于法治之下”, 要通过公正的合法渠道, 缩小收入差距, 减轻人们就业、就学、住房、医疗方面的压力;要通过法治, 给弱势人群更多的话语权, 给他们更多的尊严感和成就感;要让制度切实保障每一个人:只要做出努力, 就有获得成功的机会!社会病容易交叉影响、相互模仿、将病就病、恶性循环, 因此, 李松在书的“尾篇”专门提出了加大“社会心态”调适力度的问题, 要通过提升民众安全感、完善社会诚信体系、有效化解社会矛盾, 让“中国梦”离现实更近一步。
从敬献于神的珍馐，谨呈于帝王贵族的美味，变成了表现内心羞惭，甚至于儿女情长的“羞羞答答”，汉字中恐怕没有哪个字有“羞”字这样兜兜转转、跌宕起伏的命运了。
原本美味
一边是一个羊头，一边是一只手，这只手或左或右，位置并不固定，这个字就是甲骨文的“羞”，其本意是手捧或举羊以进献。可见，三千多年前的“羞”，不是今天的“羞”。
羞原指有滋味的东西，《周礼·天官·膳夫》中有这样一句：“掌王之食、饮、膳、羞”，汉代经学家郑玄解释为“羞，有滋味者”。这种羞，包含肉酱、果酱、鱼虾酱、烤肉、肉脯，甚至于香料香草。在祭祀或者宴会的时候，一般被盛放在名叫笾豆的竹木盘之上，作为调味的蘸料。所以，《周礼·天官·宰夫》中又说，周代十分重要的官员宰夫，其职责就是在祭祀、宴会时，“以式法掌祭祀之戒具，与其荐羞”。在那时，身份越高的人，可以享用的羞的品种越多，按照文献的记载，“凡王之馈……羞用百有二十品”。
在上古时期，祭祀活动中的敬献品并不仅限于羊，但羊最为常见。这大约与羊肉的滋味最为浓烈有关，所以表现味道美好的字多是用羊来修饰，比如“鲜”，比如“美”。“羞”又常常被作为动词使用，表示进献。《左传·隐公三年》中说，只要诚心诚意，即便是山沟池塘生长的萍、藻、蘩、蕴这样的野菜，一般的竹制笾豆，大大小小的路上积水，都“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这里的“羞”，就是进献礼仪的意思。
由进献引申，“羞”字也作为推荐使用。《国语·晋语九》中赵简子说起他的祖先赵武时，称赞他“有武德以羞为正卿”——因为有军事能力而被推荐为正卿。
羞又可以指代美味，就有了“珍羞美味”等词语。陶渊明在他的《自祭文》中说，“羞以嘉蔬，荐以清酌”。装盛美味的器具也就被美称为“羞鼎”、“羞豆”。
进献、呈贡，美食美味或者吃美食的“羞”，并没有今天使用中的羞惭、羞愤涵义。那表现心理活动的“羞”涵义，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难道“羊”“丑”？
1990年代中期，上海博物馆从香港入藏了一批战国时期的楚国竹简。作为这批竹简的最初整理者，北京大学李零教授认出了一个字，这个字在以往的包山楚墓楚简中曾经出现过一次，只是当时无人能释读。
当李零教授与它相遇时，它端坐在上海博物馆楚简《周易·恒·九三》“或承其羞”的“羞”字位置上，只不过却是另外一种写法。经过一番识别，李零教授把它隶定作“■”，注道：“疑读为羞……与上‘耻’字互文。”李教授的意见一经面世，就引起了古文字界不小的反响。因为，这个字一旦被认定为“羞”，在文字学上如何处理它与从羊从手的“羞”字的关系就是很大的问题。
经过很长时间的讨论，学术界最终结果是这样：李零教授所发现的这个字，从文字学的角度看，最好隶定为“■”。这个字从心，■是它的声符。在《说文解字·肉部》里的解释是：“■，面柔也。从■，从肉，读若柔。”在上古音中，柔声、丑声相通，所以，经过一系列的文字学考证并按照音韵学的原理，学者们证明，两个字可以相通，而且有充分的文献依据——从心的“■”字，才是真正表示“羞耻”之“羞”的本字。
解决了文字学的演变与音韵学的问题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个字在其它的语境中是否也是“羞”字的含义。幸而，在上海博物馆楚简的《三德》篇和《仲弓》篇中这个字再次出现。而且，在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中，也曾见到过与上博楚简《三德》篇相近的句子。由此，学者进一步确认这个字就是“羞耻”的“羞”的本字。
“羞”字的演变
让我们回到春秋战国那个战乱纷扰的时代。
对于那个时代，孔子有一句最经典的总结，叫“礼崩乐坏”。西周势弱后，周王朝形同虚设，各诸侯国纷纷想争王称霸，于是原先那套礼制便被抛弃，孔子只有仰天长叹。和孔子一样感叹社会风气败坏的还有许多人，比如讲求刑名的法家，他們都呼吁要遵从规范，制定秩序。所以在这一时期的文献记载中，很强调“羞恶”、“羞辱”甚至于“耻辱”。甚至连主张逍遥避世的庄子也会在乎道德礼仪，说“其行乃甚可羞也”。而《史记》里的老廉颇对于蔺相如被提拔，面对自己部下会怪不好意思地说：“吾羞，不忍为之下。”
从那时起，有没有道德、要不要脸面逐渐成为社会衡量一个人是否高尚的标准，而这个标准上升到家庭层面，则成为是否“孝”；上升到思想道德层面，就是是否“仁”。
在知识精英的大力提倡下，人心的羞恶也被当政者所重视，将其提升到官僚干部的任用要求中。从秦代开始，无论实际效果是否是暴政苛刑，至少在官员的学习守则中，便已经开始提出要施行“仁政”了。在秦代十分常见的官员守则《为吏之道》中，就有“毋羞贫”三个字。
而在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思想也为重视人的道德要求提供了平台。这时候的社会格外提倡人应有“羞恶”之心，不但皇帝要有“唯恐羞先帝圣德”的思想觉悟，皇室要有“以羞先帝之德”的决心，普通百姓更是要有“杀身无益，适足增羞”的行为。
上有提倡，下必实行，于是，“羞”耻之心、“羞”恶意识成了十分神圣的事情，是时人心中非常重要也最为崇高的道德标准。请注意，大约就在此时，发音相近的“羞”与“■”，在“精神美好”与“内心认知”层面最终达成了一致。同时，从秦代开始的“书同文”运动在汉代仍然在持续，众多先秦各国的文字被整合归并，而为了便于书写而逐渐流行起来的隶书，成为日常书写时的首选字体。许多写法复杂、讲解曲折、音近或同义，甚至于仅仅是意义有共同之处的文字，都在这个背景下被合并、通假。借着这场书同文、写同法的东风，“■”被“羞”吞并了，书写容易，意义也更加美好的“羞”字成为了大家的首选，而“■”字则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
还有一个细节也许会被眼尖的人发现：羞字下半部原本为“手”，而今天的“羞”字下半部为“丑”。“手”何时何故被替换了？这是因为从甲骨文到金文再到小篆的写法变化中，“手”字不断地被曲折书写，最后在隶书中被隶定成为“丑”字。
终是面子事
在道德成为人行为标准的最高准则之后，人的行为方式与心理认同也在潜移默化中产生了微妙的变化。按照福柯的说法，这实际就是一个人类行为被“规训”的过程。人们往往会因为准则的改变，而调整语言的表达；而语言的表达系统，又会反过来影响人的行为方式。打个比方来说，从小被教育要谈吐优雅的孩子，在行为做事时，就不会没有礼貌，而越有礼貌，就会越注意表达方式与遣词造句的考究。这实际就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规训过程。一来二去，“羞”这种思维指引下的中国人开始越来越含蓄地表达自己的诉求与想法，而羞辱感与耻辱感也就成了一个中国人最重要的事情，甚至内化为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特质。在西汉司马迁的想象里，霸王项羽一定要自杀的理由是“无颜见江东父老”，因为未能建功立业，故而羞；司马迁身受宫刑，自云是“羞当世之士”，仍然是强烈的羞耻感；汉末曹操发表《整齐风俗令》，觉得要是实行不了，则“四者不除，吾以为羞”；甚至于到了民国，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也要说脸面大于天，因此他死是为了“义无再辱”。
除了羞耻感，羞又带来了中国人精神深处的另一种特质——谦慎。自谦、自贬几乎融入了每一个人的血液。
没钱要说“囊羞”；老婆是“山妻”（没见过市面的山里女人）、“拙荆”（笨拙如荆条一样粗贱的女人）、“内子”（上不得堂的女人）、“贱内”（卑贱的内人）；儿子要称为“小犬”、“犬子”。还有，家乡成了“乡鄙”、“寒舍”；自己的本事再大也是“薄技”；自己的书送人家只能是给人家“覆瓮”（盖坛子用）；自己的画送人只能是给人家“补壁”（当糊墙纸）；准备了山珍海味请人吃饭，也只能说“略备薄酒”、“薄具小酌”而“不成敬意”。即便是诸葛亮这样的人，也要谦称自己是“先帝不以臣卑鄙”。总之一句话，夸奖的话千万不能是自己说，别人说“嫂夫人”、“令郎”、“令爱”、“仙乡”、“潭府”、“大作”的时候，还要谦让推辞一番。
男人如此交际，女人表达情绪时就更得“羞答答”了，这一方面源于理学教化，另一方面，社会心理中对于女性美的认识已经被定格为表面需要柔弱、娇羞，欲拒还迎才能透出骨子里的妩媚风流。所以，在汉代以后所有的文学作品中，对于女性美的描述中，女子一定要如李清照在《点绛唇》中所描述的那样“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的柔弱；要如王实甫的《西厢记》中，崔莺莺“这羞人答答的，怎生去”的欲拒还迎。
描写女性外貌的词汇，同样是以羞为美：眉毛是“羞蛾”，脸红是“羞颜”、“羞红了双颊”、“羞若桃花”，甚至于害羞也要说“羞煞人”。称赞人家美貌，更是能够“羞花”才最好。
“羞”字不仅限于中国，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朝鲜、日本也在内心深处深深地根植了这种审美观、道德观，甚至将它发挥到极致。日本人精神深处对于面子、娇羞的表述，甚至比中国人还厉害。
从美食的羞，到知耻为美的羞，一个“羞”字的演变历程，或许可以说是国人心理特质中谦虚、曲折婉转、语义深邃的建构过程。
链接·汉字释义
羊
在中华文明的发展進程中，人们发现羊性情温顺善良，不犯众物，繁殖能力较强，就将其驯养，人与羊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人们出于对羊的重视和喜爱，赋予羊许多美好的象征意义，如“美”、“善”、“祥”、“羲”等字都以“羊”字为其组成部分，表明古人心目中的羊确是美好、善良、吉祥的象征，并且是知礼仪的动物。
材料101班—王龙
一、中国传统文化概述
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兴盛不衰。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要素可以概括为：第一，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中国人的内在的精神生活形式，包括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习惯等；第二，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往往也以外在的物态的形式来表现，涉及人们衣食住行的风习和行为的规范等；第三，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在中华民族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立特征，这种民族性的文化实际上已经成为多元的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于特定的“生态环境”。这种“生态环境”的特征包括：半封闭的大陆—海岸型地理环境、家庭手工业与小农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并辅以周边的游牧经济、家国同构的宗法—专制社会。正是这样的社会生活土壤，养育了中华民族的心理特征，产生了绚烂多彩的文化特质。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内容广泛的题目，谈论它的时候不能不有所取舍。我们选择的是最能反映中国文化特色而又常常为人们所感兴趣的几个话题。字：表意
二、汉字：文化的传承者
汉字的产生，若从近代发掘出土的古代陶器上的符号算起，迄今已经有六七千年的历史了。现存较早又较多的文字是甲骨文字，距今已三千多年。殷人用龟甲、兽骨占卜，并将占卜的内容用当时书体刻在甲骨之卜兆旁。1899年有人偶然从中药的所谓“龙骨”上发现了字迹，这些甲骨来自河南安阳。王懿荣认定为殷商文字。至今发现的甲骨有十几万片，文字约四千五百个，为学者所识者有三分之一。郭沫若 《今昔集•论古代社会》：“殷代尚相当原始，对于鬼神有深厚的信仰。逢到一件事情，就卜兆问神，更将卜问所得，书刻在牛胛骨上或龟甲上，故称甲骨文。甲骨文和公文一样，有一定的格式。内容大概是祭事、田猎、风雨、战争、疾病之类。”此后还有金文（古代铜器上所铸、刻的文字）、篆书、隶书、草书、楷书等。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会徽的主体部分是“中国印”。中国印采用的字体是艺术化的篆书。从秦始皇将小篆定为通用字体后，篆书便成了印章文字的主流。
篆书字形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汉字的表意特点，汉字的这种特点后来为更加符号化的隶书和楷书字体所削弱。中国印的印面刻着一个变形的篆书“京”字。京字主要地表示这次奥运会举办的地点———北京。而经过艺术变形处理之后，这个京字又与一个跳动的人形相似。借以寄寓运动者，切合运动会的主题；借以寄寓舞动者，表达中国对朋友的欢迎。这个字充分展现了汉字的表意特点和艺术魅力。
三、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发展历史中，积淀和形成了自己独特而伟大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表现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居安思危、乐天知足、崇尚礼仪等等特征。中华文化的核心和精髓，就在于“和合”二字。
1、和合的字源和理念
“和”、“合”二字均见于甲骨文和金文。和合，就词义本身而言，“和”，指和谐、和平、祥和；“合”是结合、合作、融合。“和合”是实现“和谐”的途径，“和谐”是“和合”的理想实现，也是人类古往今来孜孜以求的自然、社会、人际、身心、文明中诸多元素之间的理想关系状态。
中国传统文化中贵和持中的和谐意识，表现于两个方面：一是“天人合一”，指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二是“中庸”，指人际关系，即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天人和一”旨在承认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反对将它们割裂开来。“中庸”则强调对待事物关系要把握一个度，以避免对立和冲突。提倡“贵和”、“持中”的和谐意识，有利于处理现代社会各种矛盾，以保持社会的稳定。
在中国，以广泛深厚的和合文化为基础的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源远流长。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 子》第四十二章），认为道蕴涵阴阳两个相反方面，万物都包含着阴阳，阴阳相互作用而构成和。这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以及天地万物生存的基础。《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把和作为处事、行礼的最高境界。其他人如墨子、管子、荀子等先秦诸子也多有关于“和”或“和合”的论述。“和合”概念在先秦时期基本形成。随着“和合”概念的形成，中国的原创文化也经过“百家争鸣”，逐渐“和合”形成儒、道两大显学，并且在两汉之际“和合”地接纳了由印度原创的崇尚“因缘和合”“圆
融无碍”的佛教文化。因缘和合论成为佛教的重要理论，在历史上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此，“和合”概念被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道佛所通用，并成为其概括本身宗旨的核心概念，同时也被其他文化流派的思想家普遍接受并广泛运用。西汉董仲舒为适应“大一统”杜会发展的需要，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实则以儒家思想为本位，兼取道、法、阴阳五行说等各家思想，主张把礼治与法治相结合，明显受到燕齐文化的影响。
钱穆先生说：中国人常抱着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外面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值，都可融会协调，和凝为一。这是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性：文化中发生冲突，只是一时之变，要求调和，乃是万世之常。认为西方文化似乎冲突性更大，而中国文化则调和力量更强，中国文化 的伟大之处，乃在最能调和，使冲突之各方兼容并包，共存并处，相互调济。西方人好分，是近他的性之所欲，中国人好合，亦是近他的性之所欲。注重和合，是中国文化乃至中国人的特性。
2、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是古代中国人处理自然界和精神界关系所持的基本思想，其突出特征是：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服从自然规律，人性即天道，道德原则与自然规律一致，人生理想就是天人谐调。在古代中国人看来，自然过程、历史过程、人生过程、思维过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这一思想特征贯穿了“天人合一”观念源起与演变的基本过程，贯穿于古代的哲学、科学和艺术中。
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认为宇宙间有四大，人居其一，人以地为法则，地以天为法则，天以道为法则，从一个侧面确立了人与天的相互关联。庄子提倡“与天为一”，《庄子•达生》云：“弃事则形不劳，遗生则精不亏，夫形全精复，与天为一”。抛弃世事，忘怀生命，使形体健全，精神饱满，从而达到与天合为一体的自然无为境界。《周易•文言》明确提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时，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吉，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的顺应自然的“与天地合德”的思想。汉代董仲舒甚至以“人副天数”的观念为基础建立起天人感应的谶纬神学体系。《春秋繁露•阴阳义》即云：“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在宋代理学中，“天人合一”思想更趋成熟、精致、完善。张载直接提出“天人合一”命题；《正蒙•诚明》云：“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可以成圣”。
中国医学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则提出“天人相应”的命题，强调人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副，与天地如一。天人同构，人体的小宇宙与天地的大宇宙相对应。书中列举了诸如“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等等。
在美学上，和谐化诗意关联的“天人合一”思想，深刻浸渍了中国古代审美境界论，使得古代中国人特别强调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的合一。其次，“和合”文化中和谐化辩证法的普遍运用，使得中国美学智慧特别注意以对应性、相融性、辩证性、和谐性来理解和处理一系列审美范畴的展开与构架。有人指出，纵观中国古代美学基本特征（如强调真善统一、情理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有限与无限的统一、认知与直觉的统一等）和中国古代审美理想（如儒家对“和”、道家对“妙”、佛禅对“圆”的追求），无不是“和合”文化在审美层面的诗性展开和逻辑延伸。这表明，中国诗性智慧和审美意识与“和合”文化有着一种特殊的亲和性和关联性。“和合”文化，是中国古代诗性智慧之根。
3、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是“和合文化”在为人处世方面的具体准则，它在儒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视作一种人生和道德的至高境界和追求目标。
“中庸”最早见于《论语》。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他的“五美”之说实际上也是讲中庸：“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
何谓“中庸”？据宋儒说，不偏不倚谓之中，恒常不易为之庸。儒家文化的这种中庸之道塑造了中国人的中庸之德，使中国人形成了中庸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处事作风和人格境界。面对现实人生很多具体的两极选择，人们试图有效地在对立的两极之间找到了一个均衡的支点，并使对立双方归于统一。在生活实践中，守中、不走极端，成为古代中国人固守的人生信条。在今日的语境下，“中
庸”就是要正确把握度并协调好各种关系，以益于社会的和谐稳定持续进步。中庸之道的真谛在于：坚守中正，寻求适度，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
协和万邦是和合文化的又一实践。“以和为贵”、“亲仁善邻”、“协和万邦”这是中华民族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传统道德基础。从中国先秦时期老子主张大国理应谦下(“大者宜为下”、“大国者下流”)，到西汉董仲舒主张“洽四国”，唐代高祖李渊主张对周边邻国行“宏仁恕之道”，等等。和睦相处，消弭战祸，“化干戈为玉帛”始终是中华民族的美好愿望和实践目标。在这种和合的文化下，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极少对外用兵。
和而不同是和合思想的一个特征。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指不同事物之间的搭配、融合、平衡达到最为圆满程度的一种状态。例如音乐，五音的高低疾缓臻于完美，就称为和；又如饮食，五味的多寡浓淡搭配得宜，也称为和；又如身体，阴阳之气平衡饱满，也称为和；又如德行，处事不刚不柔曰和，为古代五德之一。可见此种和的境界有三个特点。
第一，它是一种至善的状态；第二，它是由不同事物之间构成的一种完美的关系；第三，这多种事物在和合的关系中保持着原有的个性，而不必舍弃个性，一刀切成一堆齐刷刷的火柴棍儿。和而不同，“和”异于“同”之处，就在于它保留了其中每一种事物的个别属性。
工作之余，以读书来充实我的生活和知识，提高我的自身素质和教育程度。近期，我读完了《中国古代教育史》。这部书通过对中国古代教育家的教育思想介绍，了解中国教育发展历史的脉络和古代教育家的教育思想。重要通过了解从先秦诸子到明末清初的教育家对教育作用、教育对象、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学原则和方法的认识。借鉴前人的经验，加深对教育规律的把握。提高教育实践程度。
《中国古代教育史》是一部厚重的著作，不仅仅是它广大厚重的装桢，更是因为它对于我国漫长教育史的高度总结。当然，对于这部书的阅读的收获绝非一片读后感所能概括，而且，我也无法对这部鸿篇巨著做一个整体的感言。于是，我捡拾起阅读过程中零星闪烁的思考的火花连缀成一片文字，姑且称之为读后感。
当然对于“史”著作，(当然我所说的不是单纯的历史著作，而是涉及文学、文字等的著作)我早已读过不少。《中国文学史》、《中国文论史》、《语言学纲要》等等不一而足。对于我国历史发展的轨迹业已有了些微的认识。特殊是些特殊的时期，在脑海中总是有抹不去的印记，不时会凭窗默坐，品味一个时期的人文历史，个中滋味难以言传。当我再次以“教育”的名义走进这历史的时候，那种沉潜在内心的滋味不禁再次泛起，一些时期、一些人物、一些典故次第登场，给我以触动。
当我在“战国时期的教育”中感受那个动荡时期里私学发达、学术活泼时，我不禁想起另一个动荡的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史上，两个时期同样演绎出百花齐放的光辉。诸子百家的著书立说，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等共同造诣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盛事;魏晋文人造诣我国古典文学的第一次高峰，这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期”。这一时期的诗歌发达，散文、辞赋、骈文、小说等体裁和文学理论，同样多彩多姿。三曹、阮籍、左思、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x、庾信等等都是文学史上残暴的明珠。两个时期有着共同的繁华，让我们看到真正的思想解放的文学、文化的发展。就是这样的先入为主的认识让我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教育充斥期待。因为，我看到了战国时期的教育的盛况。
在战国时期教育部分，我没有读到任何屠杀的信息，恍若走进一个太平盛世。因为，这一时期的教育的盛况，让我感受到的是士子们优游的生活状况，我看到他们自由的身份、看到他们独立的人格，在那个养士的时期，我第一次看到知识分子的分量，也看到他们那份自信甚至可以说狂傲。“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孟子，不满鲁穆公待之以友，以为其应以师事之的子思，他们真正展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当我走进齐国的“稷下学宫”时，便彻底被这个时期的教育气氛所折服。管家举行，私人主持的情势给学宫带来思想自由、学术繁华和人才竞出的盛况。各派各家都能够在这里拥有一席之地，都能够著书立说教育后学，激烈的争辩，尖利的争锋，相互抵触又相互交融。这不禁让我想起蔡元培时期的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蓄”的`办学思想给北大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而稷下学宫在数千年前便造诣了这一盛况。尽管这一时期也只能是昙花一现，但是，这一现确已经给我们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让我真正体验到那个战乱纷争的时期里，教育发展的春天。
当我迫不及待地翻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教育时，我的充斥期待的心情一点点地被侵蚀，我还停留在文学大发展的梦中，我以为这一个同样人性崛起的时期里，这样一个同样纷争的年代里，也会演绎出繁华的教育，可是，我看到了什么?官学的时髦时废，似断又续;私学、家学的不平衡发展……我彻底地被这个时期所迷惑。为什么?为什么这样一个教育废毁的时期涌现那么多杰出的人物?为什么同样思想解放的时期却让教育沉静?
本书所论述的是二十四年的历史(1840—1864年)。共分七章。除第一章谈1840年以前的世界和中国，第七章集中谈十九世纪中叶的文化和思想外，其余五章主要谈两个问题，即鸦片战争(包括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全书有一条主线把它提携起来，即侵略与反侵略，压迫与反压迫。书中有插图二十一幅，图版十五幅。书后还附有大事年表和外国人译名对照表。
本书的一个特点是，简明扼要，史论得当。它没有大段大段的引文，也没有空泛的议论，而是夹叙夹议，把史料和论点糅合在一起。例如，第五章第二节，谈到叶赫那拉氏等中外反动势力的结合时，既根据可靠的史料来说明有极强烈权力欲望的那拉氏，擅长搞阴谋诡计，她和得到外国人支持的奕勾结起来，搞宫廷政变，排除载垣、肃顺等八大臣的权位，把皇帝的年号棋祥改为同治——表示太后和皇帝一同治理天下，又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评论说：“那拉氏、奕当政，……中外反动势力开始走上彼此结合的道路。清政府在更大的程度上变成了外国资产阶级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在那拉氏作为这个反革命政权的象征的近半个世纪里，中国越来越深地陷进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深渊。”
这部书还注意吸收新的研究成果。例如，关于洪秀全之死，以前的有关历史著作，都沿袭“服毒自杀”的说法。这种谬误乃出于曾国藩的伪造和篡改。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六月二十三日，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曾国藩，为了向清廷报功，在奏折中称洪秀全在“官军猛攻时，服毒而死”。不久，曾国藩见到了李秀成的《自述》。《自述》中清楚地说明，洪秀全是病死的：“四月将初……天王斯时病已很重……此人之病，不食药方，……是以四月二十一日而亡。”奸诈的曾国藩怕犯欺君之罪，把《自述》中的这段话加以篡改。自从李秀成《自述》影印原稿出版后，真象大白了，曾国藩的鬼把戏被揭穿了。洪秀全“服毒自杀”的谬误近年来已经得到澄清，本书也吸收了这一新的研究成果，明确地说“洪秀全因病逝世”。
这部书与以前的同类历史著作相比较，是有它自己的特点的。但是在挖掘新史料、阐述新论点方面并不多，对有些历史人物的评价，也还有值得讨论研究的地方，例如，对李秀成的评价，对韦昌辉前期和后期功过的论述，就是如此。
对于李秀成的评价。书中第五章第三节有这样一段论述：天京沦陷，“李秀成突围后被俘，在囚笼里写下了一份长达几万字的供状，对曾国藩阿谀谄媚，献计招降太平军，成了一个可耻的叛徒，随后被曾国藩处死。”本书作者把李秀成定为“叛徒”，是沿袭以前的一种说法。如何评价李秀成的问题，以前史学界讨论过，最近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推动下，又重新热烈讨论起来了。评价李秀成的功过，应从他的全部历史来分析，还应该看到其阶级的局限性和当时的历史条件。李秀成《自述》中对敌人的软弱表现，是他在政治上的一个大错误，也是他一生中的污点。但是他视死如归，“死而足愿，欢乐归阴”，在狱中的十四天(即自一八六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夜，李秀成在方山被俘，至八月七日被杀害)，并没有在敌人面前乞求一命的表现。李秀成写完《自述》的当天傍晚，曾国藩下令把李秀成“处死”。临刑前，李秀成还写下了就义歌——绝命词十句，对太平天国仍表“尽忠之意”。仅凭一纸供状定他为“叛徒”，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由于作者把他定为“叛徒”，因此对于这个从十几岁就参加革命，由一个圣兵一直提升到成为太平天国后期主要将领(被天王洪秀全封为忠王)的人在太平天国革命战争中的赫赫功绩，如痛打洋枪队和天京保卫战中的作用，不敢加以赞扬。其实，对李秀成应该肯定的就给予肯定，这样做绝不是为所谓“叛徒”唱赞歌。
对于韦昌辉的评价。作者在谈到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分裂时，严厉地鞭挞韦昌辉的错误是应该的。韦昌辉奉洪秀全之命杀了杨秀清，但是他扩大事态，滥杀无辜，这一罪恶行为是不可宽恕的。作者却由此而不敢肯定韦昌辉在革命初期的作用和贡献。韦昌辉是广西桂平县金田村人，地主兼典当商，并捐得监生。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洪秀全领导的拜上帝会在金田村宣布起义之前，劝韦昌辉入会，借他的绅富名义和资财，组织保良攻匪会，掩护革命活动，贪官污吏指为谋反，韦昌辉愤而加入拜上帝会。可见，太平天国能够在金田发动起义，同韦昌辉的毁家发难，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但是本书作者却对这些加以回避。如何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是当前史学界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
一
这是晚清时期曾任美国驻中国的外交官何天爵在所著的《中国人本色》一书的一段话。与国内学者的近代史著作不同, 《中国人本色》并没有把军事战争、政治斗争作为晚清史研究的主题。在书中既描述了中国作为“行星系”中心的来龙去脉, 又分析了晚清辫子的由来。通过对中国的政府、语言文字、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宗教、迷信等方面的详尽描画, 全景式地再现了晚清时代的中国社会。众所周知, 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中国人民反抗西方列强侵略的英勇抗争、追求自由进步的历史, 也是一部中国人民受尽欺凌、遭受奴役压迫的历史。一次次失败的战争, 一个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一笔笔巨额的赔款, 构成了中国近代史的灰色画面, 也成为了我们近代史研究的主题。毋庸置疑, 我们的历史学家理应肩负起唤醒人们牢记历史教训, 建设富强中国的历史使命, 必须关注近代史发生的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然而, 我们还应该看到历史是多姿多彩的, 单纯地描述政治、军事和战争, 并不能完全地真实地揭示历史真相。如果我们的近代史研究在把民族解放、国家强盛作为研究主题之外, 适当关注民计民生, 使历史内容跟我们贴得更紧密一些, 枯燥的历史年代, 孤零零的历史事件也许就会鲜活生动起来, 不仅可以促进历史研究更加全面, 更加立体, 我们的历史教育也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喜欢, 历史传统将会更好地传承下去。从这个意义上, 可以说《中国人本色》为我们拓展了历史研究的视野, 提供了一种对国民进行历史教育的新方法, 对我们的历史研究作了有益的补充。作者正是坚决地摈弃认识事物的传统方法, 利用他在中国生活工作了16年的亲身经历, 根据自己的耳濡目染, 所见所闻和深入思考, 全方位地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晚清中国的另类画卷。
二
以期让那些不了解中国和中国人以及了解不多的人, 真正地了解中国, 认识“真正的中国人”。因此, 这本书不仅仅用粗线条勾勒出了晚清时代的中国社会, 尤为重要的是分析了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 阐释了中国人一些固有的特性, 可以看做是一部中国通史的简明读本。作者眼光独到, 有一种局外人特有的敏锐与清醒。譬如, 作者分析中国人为何成不了殖民者时就深刻指出, 这与中国人固有的特质有关。他认为, 中国人的天性中有一种爱国恋家的倾向, 地域观念和相互之间的联系较强。中国人远离故土谋求生路, 不是为了成为当地的殖民者, 而是为了帮助家乡, 帮助家人。他们远离故乡, 往往被认为是一种流放, 而且离家前, 就已经规划好了返乡的计划。外出者就像候鸟, 虽到处安家, 但最终的归宿却是叶落归根, 魂归故里。中国人的天性如果不彻底地改变, 他们不是, 也不能成为殖民者。作者的远见卓识要比当今少数人鼓吹的“中国威胁论”理智客观得多了。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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