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区

自由贸易区（精选8篇）

自由贸易区 篇1

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自贸区建设工作，早在十七大就明确提出“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十八大再次提出“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十八届三中全会又提出要“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凸显了中央对推进自贸区建设的坚定决心。

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近年来我们积极顺应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迅猛发展的新形势，加快发展自贸区，取得了较大进展。2002年，我国与东盟十国签署《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宣布建立中国-东盟自贸区。经过十来年的发展，自贸区建设已成为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新平台和新方式。

目前，我国正在建设18个自贸区，涉及31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已签署12个自贸协定，分别是我国与东盟、新加坡、巴基斯坦、新西兰、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冰岛和瑞士的自贸协定，内地与香港、澳门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以及大陆与台湾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除了与冰岛和瑞士的自贸协定还未生效外，其余均已实施。正在谈判6个自贸协定，分别是我国与韩国、海湾合作委员会、澳大利亚和挪威的自贸谈判，以及中日韩自贸区和《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此外，我国还完成了与印度的区域贸易安排(RTA)联合研究；正与哥伦比亚和斯里兰卡等开展自贸区联合可行性研究。我国已初步构建起横跨东西的周边自贸平台和辐射各洲的全球自贸网络。

二、我国自贸区建设取得的成绩

加快自贸区建设，已经成为我国统筹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手段，展示了我国开放、负责任的国际形象。通过自贸区提供的制度性保障，各方货物、服务、投资和人员流动政策更加透明、更具预见性，提升了彼此经贸关系和经济融合，取得了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结果。自贸区建设的显著成效主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自贸区促进了与自贸伙伴贸易和投资的增长。随着与各贸易伙伴自贸协定的进一步实施，关税将不断降低或取消，自贸协定促进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的增长。

二是自贸区降低了企业经营成本，提升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自贸区建成后，我国和自贸伙伴之间的市场准入条件将进一步改善，贸易和投资环境也将更加规范、透明，自贸协定的各项优惠政策降低了企业进出口的成本，有利于各方企业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三是自贸区提供了更多的贸易和投资机会，带动了沿边地区经济合作。自贸区虽然是国家或单独关税区之间的合作，但与自贸伙伴毗邻的沿边地区往往可以发挥区位优势，“近水楼台”享受自贸区优惠政策，积极发展次区域合作，吸引和承接自贸伙伴或国内区际产业转移。因此自贸区可有效带动与我自贸伙伴接壤地区的发展。关于这一点，广西商务厅的韦朝晖副厅长还将作更详细的介绍。

四是自贸区增加了消费者的实际利益。通过自由贸易互通有无，消费者可以更低的价格购买世界各地更多、更丰富的商品，提高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例如，我国市场上的热带水果越来越多，价格也越来越实惠，这正是得益于中国-东盟自贸区；榴莲、山竹、火龙果等热带水果成为我国广大消费者日常享用的水果。

从实施情况看，自贸区做大了贸易的“蛋糕”，促进了我国与自贸伙伴国家和地区的互利双赢。可以预计，随着自贸协定的深入实施，我国与有关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潜力有望进一步释放。

中国-东盟自贸区是我国同其他国家商谈的第一个自贸区，也是目前建成的最大的自贸区。其成员包括中国和东盟十国，涵盖18.5亿人口和1400万平方公里。

东盟是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简称ASEAN）的简称，有10个成员国：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其中，前6个国家加入东盟的时间比较早，是东盟的老成员，经济相对发达；后4个国家是东盟新成员。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与东盟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双边贸易持续攀升。目前，东盟是我国在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贸易伙伴，我国是东盟的第四大贸易伙伴。

2000年11月，我国时任总理朱镕基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设想，得到了东盟各国领导人的积极响应。

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2002年11月4日，我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在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贸区，并正式启动了自贸区建设的进程。

2004年1月1日，自贸区的先期成果--“早期收获计划”顺利实施，当年早期收获产品贸易额增长40%，超过全部产品进出口增长的平均水平。

2004年11月，双方签署自贸区《货物贸易协议》，并于2005年7月开始相互实施全面降税。根据我国海关统计，2007年我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到2025亿美元，同比增长25.9%。2008年上半年，双边贸易额达1158亿美元，同比增长25.8%。双边贸易实现了稳健、持续的增长，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

2007年1月，双方又签署了自贸区《服务贸易协议》，已于当年7月顺利实施。2009年8月，双方签署了《投资协议》，中国-东盟自贸区将在2010年全面建成。

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进一步加强了双方业已密切的经贸合作关系，也对亚洲及世界的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008年4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新西兰政府自由贸易协定》在两国总理的见证下正式签署。这是中国与发达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也是中国与其他国家签署的第一个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多个领域的自由贸易协定。目前，中新双方均已完成各自国内法律程序，《协定》已于2008年10月1日开始生效。

《协定》是中新两国在WTO基础上，相互进一步开放市场、深化合作的重要法律文件。《协定》共214条，分为18章，即：初始条款、总定义、货物贸易、原产地规则及操作程序、海关程序与合作、贸易救济、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服务贸易、自然人移动、投资、知识产权、透明度、合作、管理与机制条款、争端解决、例外、最后条款。

《协定》的签署是中新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上一座新的里程碑，为加强中新两国经贸合作搭建了新的平台，也为双方合作注入了新的活力，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合作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实现双赢，推动中新经贸关系迈入新的发展阶段。

《协定》的实施，将有利于两国进一步发挥各自产业优势，深化产业分工，有助于双方全面推进农牧业、林业、家电、服装等货物贸易领域的合作，并促进教育、旅游、环境、咨询等服务贸易的发展。《协定》为双方经贸合作提供了制度性保障，营造了更加开放和稳定的商业运行环境。双方企业和产品可按照《协定》提供的优惠条件进入对方市场，有利于拓展合作空间，提高竞争力，实现互利共赢。同时，两国消费者也可以更低廉的价格享受到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新加坡

双边货物贸易概况

2007年中新双边货物贸易总额472亿美元，同比增长15%。其中，中国向新加坡出口296亿美元，同比增长28%，中国从新加坡进口175亿美元，同比下降0.8%。中国是新加坡第二大贸易伙伴。新加坡是中国第八大贸易伙伴，第七大外资来源国，第二大劳务市场。

《协定》带来的变化

两国将在中国-东盟自贸区《货物贸易协议》的基础上，加快货物贸易自由化进程。根据《协定》规定，新加坡将从2009年1月1日起，取消所有自中国进口产品的关税；我国将在2012年1月1日前取消97.1%自新进口产品的关税，其中87.5%的产品从《协定》生效时起即实现零关税。

关税查询：

我国出口产品在新加坡全部享受零关税。

《协定》涵盖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人员流动、海关程序等诸多领域，是一份内容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双方在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快了贸易自由化进程，拓展了双边自由贸易关系与经贸合作的深度与广度。根据《协定》，新方承诺将在2009年1月1日取消全部自华进口产品关税；中方承诺将在2010年1月1日前对97.1%的自新进口产品实现零关税。双方还在医疗、教育、会计等服务贸易领域做出了高于WTO的承诺。

《协定》的签署是中新双边关系发展历程中新的里程碑，将进一步全面推进中新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也将对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产生积极影响。同时，在全球共同应对金融动荡的时刻，《协定》的签署有利于维护两国经济与贸易的稳定和增长，为维持世界经济稳定和促进贸易自由化做出积极贡献。

新加坡服务业概况

新加坡既是世界有名的旅游国家、亚洲金融中心和亚洲美元市场中心之一，同时是东南亚最大的海港、重要的商业城市和转口贸易中心。

新加坡在金融（银行、保险、会计、律师、审计）、交通（快捷的空运、海运和高效的港口）、商业、酒店餐饮等领域发展迅速，被公认为东南亚地区的金融中心、运输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服务业是新加坡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其中商业服务（包括对外贸易）、交通通讯、批发零售、金融服务等是服务业最主要的行业，新加坡在这些行业的优势较明显，仍具较大的发展潜力。

《协定》带来的变化

根据《协定》规定，中新两国将在WTO和和中国-东盟自贸区基础上向对方服务提供者进一步开放服务贸易市场。

在服务贸易方面，双方进一步相互扩大市场准入范围。新方的承诺包括：

1、承认我两所中医大学学历；

2、允许我在新设立中医大学和中医培训机构；

3、允许在新开展中文高等教育、中文成人教育和中文培训；

4、允许我在新开办独资医院；

5、同意与我尽快启动会计审计准则的认可谈判。我方承诺包括：

1、承诺新方在华设立股比不超过70%的外资医院；

2、认可新加坡两所大学的医学学历。

秘鲁

在货物贸易方面，中秘双方将对各自90%以上的产品分阶段实施零关税。中秘两国的全部货物产品将分为五类实施关税减让。第一类产品在《协定》实施后当年实施零关税，分别约占中、秘税目总数的61.19%和62.71%。第二类产品在《协定》生效5年内逐步降为零，分别约占中、秘税目总数的11.70%和12.94%。第三类产品在《协定》生效10年内关税逐步降为零，分别约占中、秘税目总数的20.68%和14.35%。第四类产品为例外产品，不作关税减让，分别约占中、秘税目总数的5.44%和8.05%。第五类产品将分别通过8、12、15、16、17年关税逐步降为零，分别约占中、秘税目总数的0.99%和 1.95%。《协定》实施后，中方的轻工、电子、家电、机械、汽车、化工、蔬菜、水果等产品和秘方的鱼粉、矿产品、水果、鱼类等产品将从中获益。

在服务贸易方面，在各自对WTO承诺的基础上，秘方将在采矿、研发、中文教育、中医、武术等部门进一步对中方开放，中方则在采矿、咨询、翻译、体育、旅游等部门对秘方进一步开放。同时，为进一步便利两国人员来往，《协定》为商务人员临时入境建立了透明的标准和简化的程序。

自由贸易区 篇2

2007年10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中国自贸区的建设被提升到战略高度。所谓自由贸易区(FTA),是指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一组关税领土中,对成员领土之间实质上所有有关产自此类领土产品的贸易取消关税和其他限制性贸易法规。它有以下优点:

1、与WTO相比

(1)开放程度、贸易自由化程度更高。在自贸区成员国之间通常提供零关税待遇,明显低于WTO的最惠国待遇,从而在区内产生贸易创造效应。北美自贸区建立后,墨西哥出口大幅增长,从1996年世界排名第21位跃升至2005年的第13位,取代日本成为对美第二大出口国,取代中国成为对美纺织品第一大出口国。(2)自贸区谈判更容易达成一致协议。WTO成员众多,各方利益各不相同,多边谈判时间漫长,如乌拉圭回合谈判长达8年,而多哈回合谈判目前仍陷于僵局。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国家都把经贸政策的重点从WTO转向自贸区。

2、与其他区域合作形式相比

(1)自贸区可以避免成员国在贸易和经济政策协调方面的困难。自贸区在实行内部自由贸易的同时,成员国对外不实行统一关税、贸易政策,内部经济政策的协调程度较低。这与关税同盟需要建立统一对外关税和贸易政策协调有较大差别,后者难度的相对较大。(2)自贸区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贸易转移效应。在自贸区条件下,成员国不需要对外实行统一的关税和贸易政策,仍然可以较大程度地保持同外部世界的原有贸易经济关系,降低贸易转移效应。正是上述原因,目前自贸区是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形式,而没有实行关税同盟以上、需要较高政策统一性的组织形式。

二、我国实施的FTA战略的必要性

在世界区域经济合作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我国提出“实施自贸区战略”,充分显示了其必要性。

1、自贸区是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发展的必然

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发展的竞争压力迫使之下,各国为了避免被排除在外而受到歧视,都在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据估算,平均每个发展中国家参加了5个区域贸易安排。

2、自贸区已成为大国开展战略合作与竞争的重要手段

自贸区已经超越了经济范畴,兼有外交、政治方面的战略意义。它通过更加优惠的贸易和投资条件,将成员的经济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经济利益的融合又加强了成员之间的政治、外交关系,形成各种利益共同体。这一趋势使国家之间的竞争演变为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目前,美国、欧盟和日本已分别与43个、45个和29个国家商谈自贸区。

3、我国发展自贸区的要求十分紧迫

入世七年多,我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出现很多新的深刻变化,需要建立一个更开放的经济体系,自贸区可以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形式。一是能拓宽经济发展空间,扩大市场。二是保障资源供应。与资源大国商建自贸区有利于建立稳定、多元的战略资源供应渠道。三是自贸区可以消除贸易投资壁垒,为我们把已经形成的生产能力更顺畅地转向国际市场提供了现实可能。四是有助于消除“中国威胁论”。通过自贸区框架下相互开放、互利共赢的有予有取,有助于化解国际贸易争端,树立开放、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五是改善国际尤其是大周边环境。我启动与澳大利亚自贸区谈判后,澳在西方大国中率先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地位。

4、中国在区域经济合作大趋势下的必然选择

面对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中国不能抵制、只能参与。因为区域贸易安排有明显的排他性,从而产生贸易转移效应。北美自贸协定生效后的最初3年,墨西哥男衬衣对美出口增长122.9%,中国减少38.1%;墨西哥运动服增长769.7%,中国减少33.8%。我国为避免被排除在外,必须更多地参与到以自贸区为主的区域经济合作中来。

三、我国FTA战略的实施情况

1、我国实施FTA战略的基本原则

即“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原则,既符合本国利益、又能促进共同发展,坚持在平等、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同各国发展经贸关系。

2、我国FTA谈判对象的选择标准

(1)双方政治和外交关系良好。(2)双方产业和进出口商品结构互补性较强。实现自由贸易不会给关系到中国计民生的产业带来严重冲击。(3)对方具有一定市场规模及贸易辐射作用。这样,所建立的自贸区就会有较好的经济效益。(4)双方均有建立自贸区的共同意愿。

3、我国FTA战略的实施要点

第一,多边贸易体制仍然是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首选。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多边贸易体制优越于区域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区域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只能是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补充,不能取代多边贸易体制。第二,各种利益的均衡是建立双边FTA的关键。中国通过双边FTA发展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扩大与它们的经济合作,其意义和影响不仅限于经济领域,同时也是我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第三,由政策性开放向制度性开放转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开放与不同层次的国际经济合作是根据自主需要制定的,所以在某些方面不可避免地与国际通行规则不一致,体制性摩擦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一再出现。实施FTA战略为我国推进由政策性开放向制度性开放提供了有利契机,使我国的对外开放制度更加完善。

4、我国实施FTA战略的最新进展

迄今为止,我国商谈的自贸区共有12个,涉及29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已经与我国签署自贸协定的有中国香港、澳门特区、东盟、智利、巴基斯坦和新西兰;正在谈判的有南部非洲关税同盟、海合会、澳大利亚、新加坡、冰岛和秘鲁。另外,我国完成了与印度、挪威的自贸区可行性研究,正在进行可行性研究的有韩国、哥斯达黎加。

参考文献

[1]、商务部．易小准副部长谈中国在区域经济合作大趋势下的抉择与作为．商务部网站．2007．

[2]、朱颖．美国全球自由贸易协定战略[J]．中国知网．2007．

自由贸易区 篇3

但波斯特认为最大的谬误莫过于把学术自由与言论自由混为一谈。在他看来，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应分别服务于民主正当（democratic legitimation）和民主胜任（democratic competence）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这两种权利从而应有各自完全不同的基础、逻辑和原则。具体而言，民主正当意味着言论自由可以使政府变得“正当”，即言论自由可以帮助政府建立作为一个民主政府的正当性；民主胜任则被波斯特定义为公民个人“认知能力的增强”，换言之，学术自由的价值在于它使公民能够“胜任民主”。

这是一本关于学术自由的书，但又不限于此。本书的副标题“现代国家的第一修正案理论”暴露了作者的“野心”。波斯特要构建的是一套第一修正案理论——而不只是有关言论自由或学术自由理论。通过“民主正当 vs. 民主胜任”这样一种两分法，波斯特一改第一修正案之下言论自由“一家独大”和“只手遮天”的局面，把民主胜任和学术自由放到了一个与言论自由并驾齐驱的位置。之所以如此“拔高”学术自由，倒也不是因为波斯特比其他人更热爱这项权利。答案同样隐藏在本书的副标题之中——这种重视是基于波斯特对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的认识。

“要想生存和发展，任何一个现代社会都需要专业知识。”——在波斯特看来，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对专家和专业知识的高度依赖。现代社会的运作和治理正是建立在这些专家和专业知识之上。作者喜欢举这样一个例子：要回答香烟是否会致癌或钚-239的半衰期是否是两万四千年，抑或是否应该提高关税这样的问题，普通公民与民主政府在决策时除了相信、依靠专家和专业知识外别无选择。可培养一名专家需要多年的训练与选拔，专业知识更是只有通过极其复杂严格的专业和学科实践才能被生产和复制出来。因此，专业知识以及能够创造它们的专业实践才是波斯特真正的关怀所在；而之所以选择学术自由，是因为这是目前我们所拥有的保护此类知识和实践最有效的法律武器。

学术自由、言论自由与第一修正案理论

波斯特反对那种通过言论自由来想象学术自由，或把学术自由视作“学者的言论自由”的观点。而后者恰恰代表了美国国内对学术自由的主流理解，这种倾向主要体现在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一九一五年关于学术自由原则和学术终身制的宣言》和《一九四零年关于学术自由和终身制原则的声明》中对学术自由包含“三大自由”的定义，以及美国最高法院一九五一年斯威齐诉新罕布什尔案（Sweezy v. New Hampshire）以来一系列有关学术自由的判例。前者代表了包括大学管理者、教授、研究人员在内的学术共同体就学术自由所形成的共识，后者则从法院的判决和法学家的著述中发展而来，它代表了法律共同体对作为一项权利的学术自由的通行理解。

波斯特在书中不仅要对关于学术自由的主流理解，做“正本清源”和“拨乱反正”，他更试图构建一套完整的第一修正案理论。明白了波斯特的问题意识，我们也就清楚了应将本书放在哪一条学术脉络中阅读。在一九一九年的“申克诉美国案”（Schenck v. United States）后，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和学者们主要发展出了三种第一修正案理论，它们分别是思想市场理论（Marketplace of Ideas Theory）、共和主义理论（Republican Theory）或自治理论（Self-Government Theory）以及自主理论（Autonomy Theory）。按照波斯特的说法，这三种理论分别代表了第一修正案所试图服务的认知（cognitive）目的、政治（political）目的和伦理（ethical）目的。

作为一名第一修正案学者，波斯特的学术出身和渊源可被归为共和主义一派。如其名字所示，共和主义理论聚焦于第一修正案与美国共和政体间的关系。共和主义理论家认为一切可以对美国共和政体做出贡献的言论（以及一些活动）都应受到保护。由于不少学者都将自治视为美国共和政体的核心，因此共和主义理论往往又被称为自治理论。对此最早也最为系统的阐述来自美国著名教育家、哲学家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Alexander Meiklejohn）。米克尔约翰视选举为美国自治政体的核心，但自治并不是简单地把选票投入票箱，真正成熟、健康的自治要求选民在投票前必须对相关议题和信息有充分了解，并拥有足够的判断力去做出理性的选择。因此，第一修正案应保护一切可以帮助公民“更好地投票”（to better vote）的表达。在此基础之上，波斯特又对共和主义理论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改造甚至颠覆。

波斯特视公共意见（public opinion）为美国自治政体的核心。受麦迪逊“公共意见是每个自由政府的真正主权”著名论述的影响，波斯特认为真正的自治政府，就是一个由公共意见统治的政府。公民只有在认为自己是所服从法律的真正来源时，他们才会认为自己是在统治自己。而只有确保每个普通公民都有机会影响公共意见，并保证政府对公共意见有所回应，公民才有可能建立对政府的归属和认同感。因此，言论自由所要保护的就是能影响和塑造公共意见的过程——公共对话（public discourse）。唯有如此，公民才会认为他们是在自己统治自己，他们的政府才是一个自治政府。民主正当的意义正在于此——言论自由使公民认可自己的政府，从而确立了政府的民主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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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特的论述若止步于此，本书的价值便会大打折扣。重视公共对话的共和主义理论家不是只有他一人，受晚近哲学和政治理论发展的影响，这一学派的关注点近年来逐渐转向民主商谈或协商式民主，这是波斯特、欧文·费斯（Owen Fiss）和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这一代共和主义理论家的共同特征。波斯特最大的贡献是在公共对话之外的民主胜任。单就概念本身而言，它也不是波斯特的首创。波斯特的“公民个人认知能力的增强”就是米克尔约翰“帮助公民更好地投票”的升级版。但波斯特的贡献就在于他重新分配或划定了民主胜任这一价值的归属。包括米克尔约翰在内的共和主义理论家可能早就提出了民主胜任的雏形，但他们却认为这一价值应属于公共对话之中。更准确地说，这些共和主义理论家并不区分公共与非公共对话，在他们的想象中第一修正案只存在一个领域，一种价值。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将这些传统理论称为“一元的”第一修正案理论，即这些理论只关注公共对话（或不进行领域的划分），并主张第一修正案有且只有一个核心原则或价值贯穿始终。

但波斯特却把目光投向了公共对话之外——这一传统第一修正案理论视野中的“外太空”和“无人区”。更重要的是，波斯特颠覆了传统的一元结构，建立了一套“二元”的第一修正案理论——公共对话之中的言论自由应服务于民主正当，公共对话之外的学术自由则基于民主胜任。第一修正案第一次拥有了两个领域和两种价值，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则在这两个领域围绕两种价值各自展开。

波斯特的“两分法”和“二元结构”：民主正当 vs. 民主胜任

基于波斯特的论述，民主胜任下学术自由与民主正当下言论自由的不同可被总结为以下四点：

第一，民主正当要求公共对话中的言论自由应基于平等和宽容，但民主胜任则往往强调权威并具有“歧视性”（discriminative）。言论自由对平等的追求很好理解。从民主正当的角度看，只有当每个参与公共对话的公民都感觉自己受到平等对待，他们才可能把政府决策和法律视为己出；反之，如果他们遭受了不平等待遇或被剥夺了发言权，公民无论如何也不会把政府行为甚至政府本身视为具有正当性的。不仅仅是共和主义理论，这种对平等的追求同样也被思想市场理论和自主理论分享。对民主正当至关重要的公共对话，是一个不同观点交流与碰撞的思想市场；而通过参与公共对话来影响和塑造公共意见，作为自主主体的公民同样实现了自我满足与自我发展。

但专业知识和专业实践却并非如此。此类知识和实践在本质上是强调权威和具有“歧视性”的——必须通过强制和“歧视”把正确、真实、有价值的言论与错误、虚假和无价值的言论区分开来。专业学术期刊是最典型的例子。如波斯特所言，任何曾向《自然》、《科学》或《柳叶刀》等杂志投稿的人都能马上体会到此类顶级期刊所具有的高度歧视和选择性。这些期刊所淘汰和排除的言论要远多于它们发表的言论。但此类刊物的价值和贡献恰恰在于此。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生产和选拔出普通公民和外行读者可以信赖的专业知识——只有这样，才能服务于民主胜任的价值。学术期刊不过是专业知识和实践的一个缩影，如果把公共对话中的平等与宽容强加于此类实践，这既是荒谬也将是灾难性的。

第二，民主正当把公共对话想象为一个意见的领域（sphere of opinion），而公共对话外的学术和专业言论则属于知识的领域（sphere of knowledge）。民主正当倾向于把一切公共对话内的言论都“转化”为意见。但意见只是意见，对错真假等标准是不能被强加于公共对话中的意见的。在著名的“《纽约时报》诉萨利文案”（New York Times v. Sullivan）中，为了给言论自由留出足够的“呼吸空间”，美国最高法院宣称除非能够证明被告存在“实际恶意”，否则政府不能在涉及公共议题时惩罚对事实的错误陈述。而这一原则在“格茨诉罗伯特·韦尔奇案”（Gertz v. Robert Welch）中进一步演变成“第一修正案之下不存在错误的观点”这一著名论述。换言之，错误或不真实的言论不仅不应被惩罚，连正确与错误的区分也被一并取消了。意见或许不分对错，但是区分真假对错却是知识领域最高的标准和原则之一。如前所述，在专业知识和实践中，民主胜任要求错误、虚假和不合格的言论必须受到歧视、限制和惩罚。在此，民主胜任对学术自由的要求可以类比于其对职业言论的要求。在不当执业诉讼中，出具了不合格法律意见书的律师和因错误诊断而导致医疗事故的医生不能以自己的建议只是一种意见，或“第一修正案下不存在错误的观点”来为自己辩护。与医生和律师一样，教授和学者同样不能通过主张自己不合格或糟糕的研究只是一种“意见”作为抗辩；相反，他们的言论必须接受评判和审查，而评判和审查他们的则是由同行评审或专业权威所代表的知识的标准。

第三，公共对话中禁止对言论“基于内容”（content-based）的审查，而专业知识和实践却必须“基于内容”。在第一修正案判例中，“基于内容”或“基于观点”是指完全根据言论的内容或观点做出的政府管制，与之相对的则是“内容中立”（content-neutral）的立法。后一类管制虽然同样可能限制言论，但它起码“一视同仁”，并不针对某类特定内容或观点。一直以来，因对言论危害最大，一部法律一旦被贴上“基于内容”的标签，就必须接受极难通过的“严格审查”（strict scrutiny）。波斯特曾将对“基于内容”立法的禁止称为“美国第一修正案的基石”。既然公共对话内的一切言论都被视作意见，政府不应也不能区分对错真假，那么禁止政府去审查言论的内容就变得顺理成章。但在学术和专业言论的领域，无论是专业期刊同行评审的审稿过程，课题申请或教授会上对聘任和晋升教授的投票，对作品和言论内容的评判与审查都是这类程序的核心。这种审查不仅仅要“基于内容”，它还必须对内容进行最严格、挑剔和“歧视性的”的审视。可以说，“基于内容”的审查构成了学术和科研活动每时每刻的工作。民主胜任的关键就在于确保专业言论和知识的内容与实质是“专业”和“胜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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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公共对话是“基于发言者”（speaker-based）而学术自由却建立在“基于听众”（listener-based）的立场上。即便是望文生义，读者也不难看出言论自由事关“说”与“表达”，而发出这些动作的主体显然是“发言者”。欧文·费斯因此曾将美国言论自由的经典想象形象地概括为“街头发言者”（the street corner speaker）范式。从民主正当的角度看，只有当公民认为自己能够自由平等地通过“说”或“讨论”来塑造和影响公共意见，他们才会认可政府的正当性。换言之，在民主正当的视角下，“我们人民”就是“我们发言者”。思想市场理论和自主理论同样是“基于发言者”的。所谓思想市场，正是一个让不同发言者和他们的观点自由竞争的平台；而自主理论所关注的自我实现、自我表达和自我满足，也毫无疑问是站在主体——也就是“发言者”——的立场上。在“基于发言者”这一立场下，行使言论自由的主体（发言者）与这种权利所服务的对象（也是发言者）是重合的——保护发言者的权利正是为了服务发言者自身的利益。

但民主胜任却颠覆了上述格局。在民主胜任的价值下，行使学术自由的当然主要是教授和学者——他们仍然是学术自由中的“发言者”；但学术自由所服务的对象却首先是“我们人民”，而非专家与学者——民主胜任是为了增强广大普通公民的“个人认知能力”，而不是专家与学者自身的利益。作为“沉默的大多数”，“我们人民”并不参与专业知识的创造和传播；相反，作为“外行”，他们只能信赖专家和专业知识——广大普通公民只能以听众、观众和读者的身份消极被动地接收、相信这些知识。换言之，民主胜任使行使学术自由的主体（作为发言者的教授和学者）与其所服务的对象（作为听众的公民）发生分离。言论自由中的那种“重合”在学术自由中不复存在。在专业知识的语境中，“我们人民”变成了“我们听众”。

谁的自由？如何自由？为什么自由？

为什么要保护学术自由？民主胜任是波斯特给出的答案，他希望借此重新奠定学术自由的宪法基础。民主胜任意味着保护学术自由是因为它可以服务于“我们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学者或大学自身的利益。学术自由从一项基于个人的、义务论式的、倾向于消极自由的权利，被改造为一种基于共同体的、工具主义的、具有更多积极自由色彩的权利。换言之，波斯特把学术自由变成了一种“民享”（for the people）的权利，其意义和功能主要在于“为人民服务”。很多人批评波斯特这是在“降低”学术自由；在某种意义上，也的确如此。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从民主的角度看，波斯特其实重塑了学术自由与民主间的关系。学术自由不再是一种基于“个人 vs. 政府”或“个人 vs. 社会”想象的对抗性的个人权利；相反，民主胜任使学术自由深深嵌套在民主社会与共同体之中。这种“降低”反而使学术自由与民主间的关系由对抗转向和谐。这或许为学术自由提供了一个更加稳固的理论基础。

同时，民主胜任也是对“如何自由”的回答。波斯特打破了很多人对学术自由玫瑰色的想象，很多时候，他反倒更像是在展示学术自由是多么的“不自由”。如他所言，“学术自由只保护符合‘专业规范’的学术言论”。民主胜任之下学术自由的逻辑就变成了：为了享受学术自由，学者必须服务于民主胜任；而为了服务于民主胜任，学者必须首先保证自己是胜任和够格的。换言之，学术自由是有“门槛”和资质的——我们要想主张学术自由，必须首先证明自己“配得上”学术自由——学术自由只保护专家和专业人士对专业问题的专业研究。由此引出一个问题：如果专家和学者想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就非其专业的公共议题发表看法怎么办？首先，根据《一九一五年宣言》和《一九四零年声明》，这属于“三大自由”中的第三项“校外言论”，其理应受到保护。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至少在美国，专家和学者的“校外言论”一直是参照普通公民的一般言论自由来保护。换言之，当专家学者就公共议题发表看法时，他们是以公民而非学者的身份发言，他们其实应受言论自由而非学术自由保护。

似乎只有在“谁的自由”这一问题上，波斯特没有去挑战传统观点。纵观全书，波斯特的整套理论似乎都建立在一个相当“精英主义”的前提上：有且只有专家学者和学术机构才能创造现代社会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对波斯特而言，这一前提是给定和不需讨论的，这是他全书的起点与基点。但在二零一二年底耶鲁法学院为本书举行的新书发布会上，波斯特的同事、作为评论嘉宾的杰克·巴尔金（Jack Balkin）教授却对这一前提发起挑战。巴尔金承认，从短期看，专家学者和学术机构对专业知识的垄断的确不可动摇。但长期呢？除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推动知识和技术“民主化”这一大背景，巴尔金请现场听众注意一个非常具体的事件——麻省理工学院在二零零七年决定将其全部课程在网上开放给公众。巴尔金用他标志性的调侃口吻请台下听众和他一起“畅想未来”：这是否会是漫长历史进程中第一块倒下的多米诺骨牌？是否有一天，学者和大学对专业知识的垄断将不复存在，被今天的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教授、学生、学科和大学等概念也会最终消亡？

巴尔金的这一“猜想”无疑会被很多人视为天方夜谭，但却为我们点出了一种思考的可能性：我们是否能够，并且敢于拥有一种对学术自由更加“民主”的想象？在波斯特将之改造成一种“民享”的权利之后，我们是否可将学术自由进一步变成一种“民有”（of the people）和“民治”（by the people）的权利？换言之，我们是否能从“精英和贵族式”的学术自由走向一种“人民或民主”的“学术自由”，即把学术自由变成一种属于普通公民的、保护他们研究和探索自由的权利？不过，这已经需要另一篇文章来讨论了。

（《民主、专业知识与学术自由：现代国家的第一修正案理论》，罗伯特·波斯特著，左亦鲁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即出）

自由贸易区 篇4

一、自由和新闻自由

自由是为人人所向往的东西：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下，无论是大至国家和民族的战争，小至个人的反抗斗争，往往与争取自由权利密不可分。而自由本身的概念和内涵，也随着时代的前进、经济的发展不断得到丰富和延伸：在内容上，人们经常提到经济自由、社会自由、政治自由、道德自由与形而上学的自由等等，它们有共同之处，但具体内涵则有很大的不同；在时间上，19世纪的自由主要是指社会的自由与政治的自由，而在20世纪自由则变得更加复杂，这是因为经济的发展使各种事物变得复杂，再加上我们对历史与自由的认识和理解有了发展，所以，没有人能够准确界定“自由“一词的涵义。这样一来，“正如‘幸福’、‘善’、‘自然’、‘实相’一样，‘自由’这个名词的意义也很模糊。

“新闻自由”同样如此。从历史上看，新闻自由缘起于欧美等国对出版自由的争取，以约翰·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为起始，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新闻自由的理论基础从传统到新颖，逐渐发展出完整的体系。西方主流的新闻学术界认为新闻自由的传统理论基础包括天赋人权理论、观点的自由市场理论及民主促进理论，较新的新闻自由理论基础则为第四权理论。“新闻自由”这一概念本身的内涵也随着其理论基础的演变，不断地得到发展。其中，关于新闻自由应当属于“消极自由”还是“积极自由”的争论，至今仍是学术界的关注的焦点。

二、消极的自由和积极的自由 1．概念

消极的自由和积极的自由的概念，是被誉为当代自由主义一代宗师的伊赛亚·柏林最为人所知的思想贡献，对于人们理想自由的实质具有重大的意义。

伊赛亚·柏林在他的著作《两种自由概念》中提出：“消极自由”乃是相对于“积极自由”而言。我们可以将消极自由理解为一种“保留区”的自由，它划定个人的某一范围为外人，社会，法律及其他因素不加以干涉的保留区，不管这一不加干涉的保留区是依据什么原则来划定的，是自然法、自然权利也好，或是功利原则或绝对命令也罢，抑或是社会契约的绝对不可侵犯性，或是任何其他人们用以阐明论证其信念的概念，反正在这种意义上，自由意味着“免于”的自由，意味着在一个虽然变动不居却总是可以加以确认的界限之类不受干涉。与此不同，积极自由是“去做”的自由，是按一种已经规定好，认为正确的生活方式生活的自由。自然，这种“已经规定好的方式”意味着也是不受干扰。但这种干扰不是一种“被动范围”内的不受干扰，而是“我希望只是自己的意志而非任何他人意志的行动手段。”简单来说，所谓“消极的自由”，和针对以下这个问题所提出的解答有关，亦即：“在什么样的限度以内，某一个主体（一个人或一群人），可以、或应当被容许，做他所能做的事，或成为他所能成为的角色，而不受到别人的干涉？”。在这种意义下，自由就是“免于……的自由（LIBERTY FROM…）”。若我是自由的，意思就是我不受别人干涉（强制）。不受别人干涉的范围愈大，我所享有的自由也就愈广。而“积极的自由”，则和以下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关：“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有权控制、或干涉，从而决定某人应该去做这件事、成为这种人。而不应该去做另一件事、成为另一种人？”在这种意义下，自由是“去做……的自由（LIBERTY TO…）”。

2．在新闻自由上的体现

两种自由的概念，在新闻自由上体现为两种不同的传播理论。在《报刊的四种理论》中对这两种理论分别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即：自由主义报刊理论（天赋人权论）和社会责任报刊理论（社会责任论）。

（1）自由主义报刊理论 以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自由主义思想为源头的自由主义传媒理论，对人类理性的力量深信不疑，坚持个人的重要性，包括言论和出版以及新闻自由在内的天赋人权的思想。根据作者西伯特的阐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围绕这些问题的一系列基本观点，特点是强调人的理性的力量，极力提倡个人权利。自由主义的观点认为：人是有理性的，人本身就是目的。人作为有思想的有机体，有能力组织其周围的世界，并做出促进自己利益的决定。因此，自由主义的观点认为，真理是一个确定的、可以探知的实体，并且可以展示在一切有思想的人的面前。基于这种理论，约翰弥尔顿提出了“观点的自由市场”，认为人通过运用理性能够辨别正确与错误，鉴别好坏。而要运用这种才能，人就应当有权不受限制地接触他人的意见和思想。因此，传媒的根本目的是“帮助发现真相、通过提供各种证据和意见，来协助解决政治和社会问题”。而这个过程的基本特点，就是不受政府操控。此外，自由主义理论还认为传媒具有监督政府的作用。在新闻自由的界限为题上，自由主义的理论强调自由的新闻也在社会系统中的重要性，虽不得不承认发表意见的自由有限度的问题，但却认为政府干预越少越好，强调非行政控制手段，主张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作用在于为传媒提供稳定的法律制度，使传媒接受法制化的限制。

自由主义的传媒理论曾长期在西方新闻传播思想中占主导地位。即使后来随着社会现实的变化，该理论受到挑战，“传媒的社会责任论”兴起后，自由主义理论的最根本的原则，在西方也未被动摇。

（2）社会责任报刊理论

该理论的奠基之作是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亦称“哈钦斯委员会”）1947年发表的题为《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的报告。作为西方20世纪的传媒新理论，社会责任论并未否认自由主义理论的原则精神，而是用一系列新的观点，对新闻自由，传媒与政府、公众的关系等西方新闻学中的基本问题，重新进行了阐述，把传媒的社会责任、道德义务的概念融入进去，而且予以强调。在新闻自由的概念方面，社会责任论拓展了原有的概念，之处，新闻自由包含两层意思，及新闻界有“不受„„控制的自由”和“做„„的自由”，即所谓的“消极的自由”和“积极的自由”。在社会责任论之前的自由主义理论强调使传媒最大程度低不受限制，认为新闻传媒业只要不受束缚，就会将各种消息和思想提供给市场，而从各种消息和思想的交流中，真理就将胜出。这就是所谓的消极自由的概念。社会责任论提出，单纯消极的自由是不够的，是没有时效的，指出所谓的自由应该包含两个方面：自由即使用自己的行动权限而不受外界的限制或控制，同时还要具有行动所需的任何手段或设备。社会责任论认为，自由的新闻业是不受限制的，自由的新闻业有自由致力于实现其道德感和社会感需要所指出的目标。有感于“新闻自由对于一个没有机会享用大众传媒的人来说是相当空洞的权利”，社会责任论提出，新闻业应当承担责任保持无机会运用大众传媒发表自己意见的人的自由权利：“他的自由必须有具有与他相似的观点的报刊来履行，必须有政府或非营利机构所运营的媒介来履行”。这里可以看出，社会责任论认为新闻自由不仅涉及媒介的自由，而且涉及广大公众的自由。同时，在社会责任论中，新闻自由的概念包含着新闻道德的概念。社会责任论把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利、新闻自由的权利是为附有义务的道德权利。从这里可以看出，在社会责任论的观点中，新闻自由不仅是消极的自由，也是一种积极的自由。

三、中国新闻自由的现状与未来

本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和传播的自由概念，基本上就是从法国传来的积极自由的概念。这种观念的确鼓舞了人心，但它却埋下悲剧的种子：我们把太多自己的权利让渡给国家，因为，国家可以给我们一种有力量的感觉，国家可以让我们有自由的感觉。从而我们自己却被国家严密地控制，变成了国家的工具而不是目的。

消极的自由的确是不完美的，然而，许多人曾经用完美的积极的自由理想来指引我们，最后我们却发现并没有步入天堂，而是被驱赶进了地狱。消极的自由下，我们的确不能随心所欲，但在积极的自由下，最可能随心所欲的却是统治者。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可以管理国家事务，然而事实如何呢？

与其幻想每个工人都参与企业管理，不是想出一些实实在在的办法限制经理的权力。与其幻想每个人都能当家作主，不如设计出某种制度限制和制约国家的权力。

其实消极的自由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一味消极地等待这种自由降临，或者我们回到自己的内心世界，不问外间各种事。恰恰相反，在强制多多的国家，摆脱种种强制就是争取自由，比起幻想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是一个更为艰难的过程。我们要自由，并不是取消国家，并不是不要一切规则，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是要给国家划顶一个行动范围，就是限制国家强制的范围和强度。从这一意义看，争取消极自由又何尝不需要积极的态度呢？

西方新闻自由的发展已经经过了三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利益集团相互博弈，已经基本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新闻自由体系，这个体系由已经确立的政治制度、法律体系、人文传统等构成，以及一套潜规则体系。但是新闻自由理念的发展在我国也不过一百多年的时间，其间还数次被各类运动所打断。改革开放后三十年新闻自由的发展，既有追溯传统的纵向诉求，也有像西方拿来主义的横向诉求。其发展也深深受到了本土环境以及历史因素惯性的制约。而新闻自由要同本土环境和历史惯性形成一种契合，达到平衡，就注定了这种摩擦、磨合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从现实环境来看，新闻自由的发展主要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制约，这也是新闻自由本土化将要努力解决的重大课题。

1、体制障碍的制约

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型期，其本身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制度与政策处于多为盲动阶段。旧体制还没有完全破解，新的制度体系没有完全形成，一些领域往往是受新旧规则的共同影响。新闻领域就是这诸多领域之一。体制对新闻自由的限制从现实诉求来看，主要是出于稳定的需求，这种经验判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教训——民众对新闻自由的狭隘理解与片面追求、政府对新闻自由管制的失控是形成恶果的重要因素。

2、商业主义的侵蚀

媒介市场化最开始的目的之一是为了缓解国家和媒体双重的经济压力，以求达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但是，随着媒体市场化加速，以利润为取向往往超越了社会效益的诉求；而广告主的利益通过合同契约的方式也需要得到切实的保障，这样往往企业成了媒体的第一把关人，采编系统对新闻的报道要符合至少不“损害”广告主的利益。这样，媒体新闻自由职责往往受到经济利益的损害，关公公司会根据广告主的需求进行各种危机处理，编辑部由于整体压力临时撤稿就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了。

3、法律诉求的缺失

法律既是保障新闻自由的重要方式，也是防止新闻自由出现畸变的有效途径。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法律体系对媒介进行有效规制。法律基本设定了新闻自由的总体框架以及各行为主体的权力范围。

在我国，目前新闻行业以及新闻自由的主要困境在于无法可依。我国宪法虽然对公民的言论自由有所规定，但是缺少部门法将这一权利具体化。早在1986年，我国第一部新闻法*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试行稿》就已经起*完毕。次年，国家新闻出版署成立，着手复杂新闻法制定工作。1988年9月，专门的研究机构——中国新闻法制中心在北京成立。10月，上海和北京分别起*的两部新闻法*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征求意见稿》均告完成。1990年6月15日到18日，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新闻出版法制会议在北京召开。但是至此以后，关于新闻立法的日程表却被逐步搁浅下来。

因此，我国新闻自由的发展还处在初期阶段，无论是在理论实证、观念认知还是实践应用方面都还不成熟，因此也不具备一蹴而就地放开新闻自由的内外部社会环境。发展新闻自由，一方面需要积极借鉴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基本经验，特别是北欧国家在处理新闻自由和本国政治体制之间关系的有效方法；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积极推进新闻自由的本土化，使其同我国的国情相适应，积极探索新闻体制改革的路径取向，制定明确的改革路线图，同时对新闻业进行有效规制。新闻自由不是单纯的消极的自由或者积极的自由，必须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予以探索和完善。

参考文献：

1、蔡雯：《公共新闻：发展中的理论与探索中的实践——探析美国公共新闻及其研究》，载《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一期。

2、《报刊的四种理论》

自由贸易区 篇5

关键词：自由贸易区，自贸区，改革红利，入驻企业

上海自由贸易区自挂牌成立以来，入驻企业热情高涨。放宽的政策及自贸区对投资管理、贸易监管、金融等综合监管的政策创新，吸引大量企业希望能尽快注册，赶上改革红利。

在企业忙于注册的时候，汉特根据近十年的领域内经验提醒您应注意规避财政风险。虽然自贸区在自由金融，进出口贸易等方面有诸多的优惠政策，但根据中国政府的财政税务政策，在中国大陆经营的外商投资企业财务管理必须实行中国通用会计准则（PRC GAAP），无论通过财务软件或手工做账都必须满足会计准则条件，才能被接受。而且，任何企业使用的财务软件都必须通过会计电算化备案。

据统计，目前有92%的跨国企业选择延其母公司所使用的财务软件来记录中国分支机构业务，以方便全球的业务和报表管理，以及系统的维护。然而总部的ERP多外语设置，不仅没有中文系统，更不能出具符合中方会计准则的报表和凭证，这种做法给企业每个月的审计工作带来风险，甚至面临财政局勒令整改的风险。

针对这样的困境，有些企业选择在沿用母公司财务软件的基础上中国本土再采用另外一套本地的财务软件，或者直接使用手工账来处理PRC GAAP的账务，这两种类似指标不治本的劳民方式，优点是开发时间短，手工做账直接能上手，缺点是财务人员工作量会非常大，而且必须时刻确保两边数据的一致性。中方账不仅给企业带来风险，也可谓是财务人员的噩耗。

为避免人工重复工作，有些企业选择对自有ERP进行二次开发从而自动生成报表。这种方式优点显而易见，隶属于一个系统的数据流通一致性，便于使用及统计管理。但是缺点也是非常明显，对ERP二次开发成本高，前期投入时间人力物力大，还会面临政策环境改变的风险。自贸区诸多政策尚不明确，如此风险便不可预估。

以上方法都可圈可点，汉特认为自贸区入驻外企选择财务本土化解决方案才是上选，不仅不破坏母公司的ERP系统，更有利的是，财务本土化在避免手工做账费时易错的基础上，还能解决两个系统不一致的困扰。汉特的财务本土化解决方案能协助企业顺利生成符合中方会计准则要求的报表，同时软件经由权威机构认证，100%通过会计电算化备案，应对政策变动能力强。

自由贸易区 篇6

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证书样本及其填制说明

Certificate of Origin

*

A Certificate of Origin under China-Chile Free Trade Agreement shall be valid for one year from the date of issue in the exporting country.— 1 —

Overleaf Instruction

Box 1: State the full legal name, address(including country)of the exporter.Box 2:State the full legal name, address(including country)of the producer.If more than one producer’s good is included in the

certificate, list the additional producers, including name, address(including country).If the exporter or the producer wishes the information to be confidential, it is acceptable to state “Available to the competent governmental authority upon request”.If the producer and the exporter are the same, please complete field with “SAME”.If the producer is unknown, it is acceptable to state “UNKNOWN”.Box 3:State the full legal name, address(including country)of the consignee.Box 4:Complete the means of transport and route and specify the departure date, transport vehicle No., port of loading and discharge.Box 5:The customs authorities of the importing country must indicate(√)in the relevant boxes whether or not preferential tariff

treatment is accorded.Box 6:Customer’s Order Number, Letter of Credit Number, and etc.may be included if required.If the invoice is issued by a

non-Party operator, the name, address of the producer in the originating Party shall be stated herein.Box 7:

Box 8:State the item number, and item number should not exceed 20.State the shipping marks and numbers on the packages.detailed to enable the products to be identified by the Customs Officers examining them and relate it to the invoice description and to the HS description of the good.If goods are not packed, state “in bulk”.When the description of the goods is finished, add “***”(three stars)or “ ”(finishing slash).Box 10:For each good described in Box 9, identify the HS tariff classification to six digits.Box 11:If the goods qualify under the Rules of Origin, the exporter must indicate in Box 11 of this form the origin criteria on the basis

of which he claims that his goods qualify for preferential tariff treatment, in the manner shown in the following table:

indicate exact quantities may be used when customary.Box 13:Invoice number, date of invoices and invoiced value should be shown here.Box 14:The field must be completed, signed and dated by the exporter.Insert the place, date of signature.Box 15:The field must be completed, signed, dated and stamped by the authorized person of the certifying authority.The

telephone number, fax and address of the certifying authority shall be given.Box 9:Number and kind of package shall be specified.Provide a full description of each good.The description should be sufficiently Box 12:Gross weight in Kilos should be shown here.Other units of measurement e.g.volume or number of items which would

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证书填制说明

第一栏：注明出口人合法的全称、地址（包括国家）。

第二栏：注明生产商合法的全称、地址（包括国家）。如果证书包含一个以上生产商的商品，应该列出其

他生产商的名称、地址（包括国家）。如果出口人或生产商希望对该信息予以保密，可以填写“应要求提供给主管政府机构（Available to competent governmental authorityupon request）。”如果生产商和出口人相同，应填写“同上（SAME）。”如果不知道生产商，可填写“不知道（UNKNOWN）。” 第三栏：注明收货人合法的全称、地址（包括国家）。

第四栏：注明运输方式和路线，并详细说明离港日期、运输工具号、装货港和卸货港。第五栏：由进口方的海关当局在该栏简要说明根据协定是否给予优惠待遇。

第六栏：如有要求，该栏可注明客户订单编号、信用证编号等。如果发票由非成员方经营者出具，应在此栏填写原产国生产商的名称、地址及国家。

第七栏：注明项目编号，但不得超过20个。

第八栏：注明包装上的运输唛头及编号。

第九栏：注明包装数量及种类，并列明每种货物的详细名称，以便查验的海关官员可以识别，并使其能

与发票上的货名及HS编码上的货名相对应。如果货物无包装，应注明“散装（IN BULK）。货”物描述结束后，应在后面添加“***”或“＼”（截止符）。

第十栏：对应第九栏中的货物名称注明相应的协调制度编码，以六位编码为准。

第十一栏：若货物符合原产地规则，出口人必须按照下表中规定的格式，在本证书第十一栏中注明其申

第十二栏：该栏应注明毛重的公斤数，其他按惯例能准确表明数量的计量单位，如体积、件数等也可用

于该栏。

第十三栏：应注明发票号、发票日期及发票价值，发票价值填写FOB价。

第十四栏：该栏必须由出口人填写，签名、签署日期和加盖印章。

浅谈亚太自由贸易区政策 篇7

亚太自由贸易区并非全新的提议,早在200年就已被提上议程。中国对其的大力推动是前所未有的,中国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主办APEC成员国首脑会议期间将FTAAP作为中心议题。

实际上,FTAAP是中国为结束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所采取的迂回政策。关于TPP美国在过去几年中已和其他11个亚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谈判,但是不包括中国。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APEC)共包括21个国家和地区———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中国、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朝鲜、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巴布新几内亚、秘鲁、菲律宾、俄罗斯、韩国、新加坡、中国台北、泰国及越南。

对于TPP进行谈判中的12个国家和地区全部是APEC组织成员。没有被包含在TPP谈判中的APEC国家和地区有中国、中国台北、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菲律宾、俄罗斯、韩国和泰国。

FTAAP是否预示着TPP的结束?

TPP是非常野心勃勃的贸易协定———可能是有史以来基础规则最复杂的贸易协定。其不仅涵盖关税协定,还包括对农业、知识产权(IT)、政府采购、劳动力以及环境等多方面的条款。

TPP不仅涵盖范围广,而且在每一项条款上的门槛都很高———比WTO的规定高出很多,甚至比美国与其他TPP参与国现存的自由贸易协定都要高。在很多方面,TPP显示了美国对贸易建设的“美好愿望”,展示了美国对以其规则为基础的世界贸易的设想。因为其自身政治原因,美国一直坚持着这种“超级”贸易。

这一规则可以总结为贸易中的“大棒”,每个国家在对国际贸易产生影响的政府行为和商业行为中都被要求深入并彻底的承担职责和义务。

事实上,TPP对于贸易达成进行了过多的要求。对出口型国家而言,贸易中的开放市场无疑是最大的诱惑,特别是在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市场具有竞争优势。TPP已经进行了二十几轮的谈判并取得了很大成效。

然后不幸的是,由于以下两个主要原因,TPP并没有达成任何交易:

1) 对大多国家而言,美国的期望值实在太高———比如在和日本的农业合作方面(现在进口日本大米的关税大约为800%),和很多国家的IT合作方面,以及政府采购业务等等。

2)谈判刻意进行全程保密,这在美国外贸交易中还是首次,以往虽然进行安全保密但是国会例行参与,私营企业里头脑清晰的顾问也会参加。

由于最终决策要通过美国及成员国各自的政治审批程序通过,其中存在两项阻碍:

1)贸易方案必须经美国国会通过,然而国会可能并不愿意进行此类贸易。共和党不信任奥巴马会为美国赢得有利的贸易,而少数支持贸易的民主党也只会勉强同意这种“超级”贸易———如此高的准入门槛以及美国对参与国的大量需求。简而言之,只有前所未有的开放市场及准入贸易政策才可能有机会在被国会通过,特别是如果奥巴马需要对其必不可少的重要民主党集团的支持。

2)保密谈判是为了保护美国的谈判伙伴国。各国的政策发生改变将使得既得利益阶级产生不安。保密谈判的理想概念是在贸易细节公诸于众之前达成交易,当受到影响的各国宣布他们已经最大程度的保护自身产业利益时,贸易已经最终决策并无法改变。

然后不幸的是,不管细节保密工作对国外伙伴国如何有利,这一“秘密行动”已经在华盛顿失败了很多次———国会和私营企业甚至让这一“超级”贸易看上去到了耻辱的地步。

而FTAAP的方式则完全不同。

最重要的,FTAAP的贸易方式不像TPP那样复杂,准入门槛相对较低,对大多政府来说比较容易接受。

FTAAP不像TPP那样是美国的“个人秀”,毫无疑问FTAAP将会是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主导的,基于这两国的发展历程,他们将坚持更宽松、更灵活的贸易方式。TPP的一些成员国(如日本)将毫无疑问更欢迎这些宽松的规则。

FTAAP带来的贸易前景将刺激在与TPP规则斗争的各国退出TPP,等待亚太贸易中更优惠的规则。此外FTAAP给予的两年研究考察期立刻缓解了日本的的压力,其他与美国强制的严格条款斗争的各国现在可以说他们需要时间等待亚太地区贸易形势的新探索。

实事求是的讲,FTAAP的谈判将会非常困难。美国将会在贸易范围,市场展望等方面与中国和俄罗斯进行争执 (美国对乌克兰危机的强行制裁将会是主要的政治和实质性阻碍)。有中国和俄罗斯这两大重要国参与将使得APEC会议比TPP谈判更加困难。中国和日本这样不可调和的对手如何合作也是有待关注的难题。

APEC提出的FTAAP是否可刺激美国为挽回曾经的努力成果而降低TPP要求仍具有争议,但其可能性是极小的。在这一方案末期降低其目标将使美国在亚洲地区丢尽颜面。此外,获得国会通过重大贸易方案是必要的,特别是对奥巴马来说非常重要的民主党可以为此进行牺牲,为了确保在国会的斗争中为奥巴马取得共和党的支持通过,这也是他任期内前所未有的动力。在这方面,共和党可能不会配合,不希望反对党的奥巴马获胜而使得自己党派丢脸。

总而言之,如果没有其他原因,TPP谈判仍将继续,持续给APEC贸易政策施加压力。尽管如此,FTAAP仍为TPP成员国打开了新的通路,为在与美国高门槛贸易政策斗争的各国一个方便的理由,对完成TPP要进行的艰难让步保持观望。

自由贸易区：深度开放进行时 篇8

如果你精通中医，或者厨艺精湛，或者武艺超群，或者在计算机、汽车修理等方面有一技之长，那么只要你愿意，从今年10月1日起，你就可能获得去新西兰挣取高薪的机会。

这一天，《中新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按照这份协定，新西兰为中医、中餐厨师、中文教师、武术教练、中文导游等5类中国特色职业提供800个市场准人机会；确保计算机应用工程师等20类技术性职业的中方人员得到至少1000个无需劳动力需求测试的市场准入机会。

如果你的年龄介于18至30岁之间，并且拥有高中以上学历，同样能因为这一协定而获益。根据两国达成的《假期工作机制安排》，新西兰每年将为1000名18至30岁的中国青年提供为期1年的赴新勤工俭学的机会。

“目前已经有一批技术人员赴新西兰就业。而就在协定生效当天，就有一位北京的女大学生获得了假期工作许可。”商务部国际经贸关系间相关人士告诉本刊记者。

“自由贸易区”，这个对普通人来说尚显陌生的词汇，正在带来更多变化，只是人们并不一定知道。

热带水果山竹最早进入中国时卖98元一斤，而现在只要十几元钱——这得益于中国一东盟自贸区安排；在沃尔玛超市，人们发现来自智利的葡萄酒越来越多，相比于法国、意大利葡萄酒，智利葡萄酒堪称物美价廉——这得益于中国－智利自贸区安排……

自2003年签署内地与港澳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以来，我国的自贸区版图迅速扩大。迄今，正在或已经与3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自贸区13个，涵盖2007年我国外贸总额的四分之一。

“这不是普通的对外经济业务，而是一种战略上的需要。”商務部国际经贸关系司司长俞建华说。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并具体要求“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

专家指出，参与自贸区建设，意味着中国进入了深度开放时代。

谈判“跟菜市场买菜的老太太一样较真”

李女士对山竹有强烈的爱好，“*98元一斤的时候就买来吃”。不过她与一般消费者不同，她的身份是商务部国际经贸关系司官员，中国东盟自贸区以及中国新西兰自贸区项目正是由她所在的部门负责。尤其是后者，她全程参与了谈判。

中新自由贸易协定于今年4月7日在北京正式签署，这是中国与发达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李女士说，这是一个“全面的高质量的”协定，“新西兰人评价说，这是他们在1983年与澳大利亚签署协定之后20多年来达成的最有分量的协定”。

“最早是新西兰提出意愿，希望与中国签订一个包括货物，服务与投资各方面的全面协定。”这位官员说。不过，达成协定的过程并不轻松。谈判于2004年11月由胡锦涛主席与新西兰总理克拉克共同宣布启动，经过3年15轮磋商，于2007年12月最终结束谈判。

所有谈判都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李女士的同事曾经形容她“跟菜市场买菜的老太太一样较真”。中新双方各有顾虑，新西兰担心中国的汽车零部件会对他们产生冲击，而中方则担心新西兰的乳制品会对我国农牧业有影响。

“对我国一些牧民来说，一头奶牛相当于一个小金库，孩子上学，结婚全靠它，这种影响我们不得不考虑。”李女上说。评估的结果，中方认为除了中国，新西兰乳制品还有很多其他出口市场，因此不会对中国造成过大的冲击。

不过，在最终的协定中，中方仍然第一次使用了WTO中期审议机制。按照协定，中方应于2019年1月1日前取消奶粉关税。但根据中期审议机制，在2013年关税减让实施后，2014年关税减让实施前，货物贸易委员会可以评估之前的关税减让造成的进口增长是否在总体上对中国奶业造成了负面影响。

而对于中国的汽车零部件和纺织等强项，新西兰设置了一个过渡期，用9年时间实现零关税。

谈判不仅需要知识和智慧，还需要毅力和体力。“有时甚至延续到夜里11点多，双方为一些表述争论不休。”李女士说，中新之间的谈判原本预计在第14轮结束。结果谈到第四天仍然未达成一致，“他们的首席谈判是哭着离开会场的”。

已经加入了WTO，为何还要擅自贸区

俞建华司长经常被人问及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我们已经加入了WTO，为什么还要搞自贸区?

他将WTO比喻为一个“大池子”，“150多个成员就像150多个运动员，有高有矮，要把池子里的水加深很难。”原定于2005年1月1日前结束的WTO多哈回合谈判的无限期中止，是“大池子”理论的最有力证明。“相对来说，自贸区就如同‘小池子’。‘大池子’转不动，于是大家就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小池子’里边来。”

以自贸区为主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最新的潮流。俞建华说：“截至2008年9月，向WTO通报并仍然生效的各种区域贸易安排已达223个，其中80％是近10年间出现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对东亚区域合作持怀疑、谨慎甚至是忽视的态度。但是，观察者发现，从2005年起，美国对东亚区域合作的态度由“战略忽视”一下子转为“积极介入”。

美国不断深入与东盟整体的自贸谈判，还积极开展同泰国、马来西亚的自贸协定谈判，与柬埔寨签署了《贸易与投资框架协议》，与越南签署了《双边市场准入协议》，并与新加坡、文莱、新西兰及智利进行商谈，建立可能实行的区域经济体——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之自由贸易协议。

2007年4月，美国宣布与韩国正式达成自由贸易协定，被舆论认为是美国在东亚经济整合圈的边缘上，抢先突破了一个缺口。

日本也是如此。近年来，与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东盟均建立了自由贸易区，与韩国的自贸区也在谈判当中。

俞建华用“有声有色”和“风起云涌”来形容自贸区“小池子”里的动静，“自贸区是排他性的，区域外的经济体无法得到其中的优惠安排。如果不参与，中国就会被排除在外，变成一个孤岛。”

冷战之后，东南亚曾经盛行中国威胁论，一开始是“中国填补真空论”，90年代中期是“中国军事威胁论”，而到了世纪之交则表现为“中国经济威胁论”等。而此时的东南亚经过金融危机，经济仍然疲弱无力。在这个背景下，2002年11月4日，我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在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贸区。

“当时有一种说法，就是中国会把给东盟的投资抢过来，会把大量的出口产品倾销到东盟去。”原中国加入WTO首席谈判代表、现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回忆说，中国的目的就是消除东盟的担心，“中国要证明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们应该和东盟加强经贸合作，使得东盟能够分享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

中新自贸区协定的签署，进一步引起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

《福布斯》杂志发表评论称，中国与新西兰达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贸易协定，使中国在自由贸易的奥运会上拿到了第一块重要的个人金牌。中国正在建立自己的双边贸易伙伴俱乐部。

建立自贸区好像“搞对象”

对于自贸区，人们最大的担忧是降低关税后是否会对本国的产业产生冲击。俞建华说，根据经验，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是因为加入了WTO或者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而使自己的某个行业遭到了毁灭性打击，“新西兰不再生产男式皮鞋和衬衫，但那是一种主动放弃，他们只是在寻求比较优势。”

有人将结自贸区比喻为“搞对象”，在WTO这个“大池子”里互相认识后，相互感兴趣的转入单独接触，经过一段时间的互相了解，如果双方都觉得合适，便喜结连理。

由于对象单一、目标明确，风险就容易控制，这就是俞建华总结的自贸区的优势——“对象可选”、“风险可控”。

据悉，目前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相当于WTO全部成员的三分之一强，希望与中国展开自贸区谈判。这当中如何取舍?商务部副部长易小准曾对谈判对象的选择标准这样定位：战略意义突出、经济互补性强、市场规模大或者资源丰富、推动和谐发展效果显著。

中国也非常注重示范效应。新西兰在中国贸易伙伴中排名颇为靠后，但它是第一个与中国缔结此类协定的发达国家，这将对其他发达国家产生推动。商务部人士介绍，中新自贸协定签署后，中国与澳大利亚的谈判正在加速。

智利是第一个与中国缔结自贸协定的拉美国家，这个单程飞行就需28个小时的国家，现在与中国之间已经架起了一座跨太平洋大桥，“而且不收过桥费”。“与智利谈相当于跟整个拉美谈，秘鲁、哥斯达黎加在此后就向中方表达了谈判的意愿，这也促成了‘中国机遇论’在拉美的流传。”商务部国际司综合处官员告诉本刊记者。

目前，中国与辐射中东地区的海湾合作委员会(包括沙特、阿曼、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和巴林6国)、澳大利亚、冰岛、挪威等國的谈判也在进行中，与印度、哥斯达黎加的自贸区联合研究，即“预谈判”已经完成，与韩国的联合研究也取得了积极进展。

走向深度开放

对外开放走到今天，自贸区战略与之一脉相承，并被视为发展方向。

上世纪70年代，对于迫切需要重整秩序，重建经济的中国来说，机遇来了——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化，中国比较容易地建立了与西方市场的联系，“这实际上得益于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

1979年，我国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这是方向性的变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隆国强说，“那时候我们以吸收出口导向型的外资为主，希望借此创汇。”

1986年，我国作出了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GATT)缔约国地位的决定。1995年1月，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从当年7月起我国复关谈判转为加入WTO谈判。“这是重大标志性动作”。

15年的艰苦谈判于2001年11月10日结出果实。同时，“挑战和机遇”也被反复讨论，而以开放、接轨促动国内的改革，是当时人们的一大期许。

事实是，加入WTO时的热望似乎并未很快落实。多边谈判进展缓慢，双边于是成为自然的选择。隆国强说：“其实目标是一致的，都是贸易投资自由化。”

从历史脉络上进行观察，俞建华司长评价说，自贸区战略是国家开放战略中指向未来的重要部分，“是开放的深化或者说深度开放”。这个开放逐渐深化的过程，与世界经济的发展潮流相契合。

这也是一种现实需要。不如此就难以进一步突破某些束缚。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曾撰文指出，中国要直接在WTO框架下确立符合中国利益的某些规则，尚且实力不足，但完全有力量在某些双边和区域经济组织内部做到这一点。

他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15条规定，中国自人世之日起15年内其他缔约方可以不视之为市场经济体，这项条款加大了中国出口企业的风险。“在当前情况下，中国无法直接取消这项极为不利的条款，消除其不利后果的最佳策略就是通过区域、双边经贸协定，规定不适用这项条款，绕开它。”梅新育说。

俞建华说，自贸区的谈判需要一个积累过程，要不断提升国内市场的应对能力和产业安全，“我们从来没有封死过，只跟谁谈或不跟谁谈。但是如果一开始就选择欧美国家，他们的要求很高，难度会比较大。这有个客观规律在里边，循序渐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