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诗歌发展历程(推荐8篇)
1、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2、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二首(其一)》
3、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夜喜雨》
4、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客至》
5、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蜀相》
6、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巾。《蜀相》
7、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春望》
8、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江南逢李龟年》
9、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
10、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抒怀》
11、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月夜忆舍弟》
12、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梦李白二首》
13、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佳人》
14、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
15、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16、挽弓当挽强,用剑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前出塞九首》
17、朱门九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18、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
19、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丹青引赠曹将军霸》
20、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绝句四首(其三)》
21、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
22、君看磊落士,不肯易其身。
24、人生有情泪沾衣,江水江花岂终极。
25、人生七十古来稀。
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历史渊源
1840年,中国的近代化道路艰难起步。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中国精英式改革与革命的结果无一例外均以失败告终。这其中就体现出一个问题:在人口众多的中国进行革命,最不能回避的,就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孙中山先生认为,在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要实行民权,绝不能学英美等国的自由主义,一盘散沙对中国来说有害无益。中国人民要结成一个坚固的团体,对抗外敌的侵略,才能实现全体人民的自由。因此他提出著名的权能分开的理论,政权要集人民的权力与意志形成,而治权就需要有能力,有专业素养的人民来担任,并且要接受人民的监督,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实现民主,并且治理好国家,孙中山先生首创了五权分立的政治体系,这是我国协商民主产生的渊源。[2]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过程中,逐渐丰富,发展了协商式的民主。最初的协商式民主实践应该是抗日战争时期在根据地实行的“三三制”原则。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政权建设的具体实践,为了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在政权组成人员的分配中,采取党员占据三分之一,进步势力占据三分之一,其他中坚分子占据三分之一的一种办法,以相互征求意见,并进行充分的讨论协商。这种民主制度被邓小平所盛赞,认为是最好的民主政权形式。中国共产党第二个有关协商民主的实践,就是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共产党从大局考虑,愿意与国民党和谈,主张结束一党独裁局面,各民主党派一起建立联合政府,以实现民主。这个主张发展到后来就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一起,实现了协商建国。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中国共产党发布了著名的“五一口号”,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召开,就成立新中国等问题达成协定,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政治协商作为一种独特的民主形式实现了制度化的发展。
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逐渐成型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我国的权力机关,是人民民主代议制的形式,人民政协圆满完成历史任务,然而我国继续保留了人民政协,让其作为统一战线组织而存在,以求扩大民主,实现最广泛的协商。毛泽东在《关于政协的性质和任务》中指出,“政协委员中全国人大代表的数目仅仅占了四分之一,还有四分之三不是人大代表,可见仅仅有人大还是不够的,需要通过政协来容纳许多一起商量,我们是讲究民主人民做主的国家,民主是大家一起商量办事,不是一党独裁。”[3]我国目前有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相结合的两种重要的民主形式,在这里就可以初见端倪。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各项事业迅速步入正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邓小平曾经对民主党派有关的发展问题进行关注,认为民主党派是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政党组织,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实践中相互帮助,相互努力。因此,他主张将我国的政党制度描述中的“下”字去掉,这样更体现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平等关系。[4]1991年,江泽民在一次讲话中强调,“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选举和投票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5]这是我国第一次提出两种民主形式,协商民主也逐渐成型。
协商民主理论在中国不断发展,21世纪以来,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引入中国,与中国的具体政治实践相结合,立刻产生了极大的共鸣,我国协商讨论的民主形式逐渐被提炼成协商民主的理论体系。在总结我国两种民主形式发展实践的基础上,中共十八大报告中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写进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报告,强调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而存在,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在长期的民主实践中,我国的协商式民主不断得到总结,提炼,发展,最终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协商民主在中国的发展,是中国在近代的民主化过程中自己选择的结果和不断自我摸索实践的产物。协商民主的发展开始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探索过程中逐渐的成长,不仅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起到了关键性的努力,而且为国家在大规模上的转型、实现有序的发展并且达成有效的治理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6]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我们又进一步强调了“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要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生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未来必将促进人民民主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参考文献
[1]李金河.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2.
[2][4][6]林尚立.协商民主对中国国家建设的价值[J].红旗文稿,2015.9.
[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
“写实主义”译自英文realism,这同一个单词又被汉译为“现实主义”。在英语中作为同一个英文单词的realism,写实主义与现实主义在中国有着不同的含义,前者属风格学范畴,后者属社会学范畴。这种含义上的差别反映了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的演化。写实主义绘画及其艺术思潮被传入和引进是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从最初作为异质文化遭排斥,再到作为拯救中国传统绘画的良药被引进,最终作为一种新的文化传统成为中国美术教学和创作的重要标准,写实主义的发展构成了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的主干,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美术的代表性成果。纵观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写实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可分为最初的肇始期(明清时期)、发展和确立期(清末民国到解放战争时期)、主流和全盛期(解放后到80年代)、多元期(90年代之后)。
肇始期——西风东渐
根据确凿的文献记载,西方写实主义艺术传入中国发生在明代万历7年。1579年意大利耶酥会传教士罗明坚首次把油画携入广东境内。当时,西方一些传教士积极参与天主教在东方的扩张,他们在传教过程中把西方的科学和文化连同油画一并传入中国。利玛窦通过自上而下的运作方式及“文化传教”的手段,使西方“笔致精细”的写实性绘画引起中国皇帝和上层官儒的兴趣。另一个传教士画家乔万尼在澳门设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传授西方绘画的学校,培养了一些早期的中国写实主义油画家。这些传教士及其中国弟子在我国南方珠江口岸建立了稳固的传播基地,并以此为据点不断向内地渗透,为日后西方油画在中国南北经济重镇的兴盛奠定了初步的文化移植、社会影响和人才基础。如果说明代传教士的功绩在于开拓了西方油画在中国的东渐之路,那么到了清代,随着中国皇帝对传教士油画家的御用力度加大,西方油画家开始聚集帝国的宫廷,北京遂成为中国油画的重心。而南方则因中西经济交流的加深和历史积淀,民间油画家也逐渐增多和成熟起来。至此,清代油画形成了南北并峙的局面。中国皇帝对西方写实绘画的青睐,既有其彪炳文治武功、追求享乐和宫廷时尚的目的,也缘于由透视、明暗等写实手法构造出的逼真效果的吸引,乾隆皇帝意识到,“至于写真传影,则可用油画,朕备知之”。为了取悦中国人的审美习惯,一些画家试图采用折衷的方式来处理画面,如降低强烈的明暗光影,增加画面的装饰性等,郎世宁即其中之一。有迹象表明,早在明代,油画的发展就已出现中西融合的倾向,许多作品兼具西方油画的材质美感和中国人物画的写意神韵。这就为西方写实艺术在中国的传承作了一些有意思的早期探索,也为后来写实艺术在中国的兴盛预演了一套观念和思路。康有为就曾建议中国画家采用郎世宁的路子。
中国皇帝的御用对写实绘画在中国的传播起了一定的艺术赞助作用,但作为西方宗教和商业扩张的副产品,其影响毕竟有限。中国独立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审美体系对一切外来样式具有一种天然的排斥性,西方写实主义美术的“他者”进入,起初遭到了中国文人士大夫的诋毁和蔑视。在长达数百年的整个肇始期内,写实主义画风并未引起中国主流画家的重视,在中国的发展十分缓慢。
发展和确立期——美术革命
十九世纪后期,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日本的崛起,中华民族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在急切求变的改革者眼中,理想的新艺术必须是西方模式。最早旗帜鲜明地提出对中国美术进行变革的是推动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三位思想家——康有为、蔡元培和陈独秀。他们对中国美术除旧布新的理想规划,不约而同地指向同一途径:写实改造中国画。其从社会学角度切入艺术领域的深层潜目标含有政治变革的意图。从那时起,西方写实主义美术开始受到我们的垂青。值得注意的是,那时我们对写实主义美术的学习,着眼点在“写形”的形式语言和对西方的科学理性精神的追求。
辛亥革命后,一批批艺术学子满怀报国之志和学习西方美术的渴求游学海外。早期到西方学习写实绘画的代表人物是李铁夫和周湘,他们成为近代中国西画和美术教育的拓荒者。紧随其后,东渡日本的代表人物有李叔同、陈抱一、汪亚尘、许幸之等,留学欧洲的有吴法鼎、方君碧、蔡威廉、林风眠、徐悲鸿、潘玉良、颜文梁、吴作人等,刘海粟也到欧洲考察。从20年代起许多留学生相继回国,或办美术学校,或从事教学,成为中国近现代艺术及艺术教育的骨干力量,尤以徐悲鸿(1895-1953)的影响最为深远。徐悲鸿的艺术思想基本是在一条由传统到以写实为基础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法国学院派写实主义的影响及改造中国画的宏愿使之确立了遵循现实主义原则、忠于客观描写的艺术方向。徐悲鸿1928年学成回国后,便致力于美术教育事业,开始推行法国学院派写实主义。作为一个坚定的写实主义者和精神领袖,徐悲鸿强调素描基础并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手段,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具有写实功底的美术人才。经他培养和推荐出国深造的著名写实主义画家和教育家有吴作人、吕斯百、颜文梁等,形成了中国艺术教育中的徐悲鸿体系,中国美术界出现了以徐悲鸿为首的强大写实阵容。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异常激烈的三四十年代,涌现出许多优秀的艺术家,除徐悲鸿之外,著名的还有王悦之(1894-1937)、司徒乔(1902-1958)、许幸之(1904-1991)、唐一禾(1905-1944)、沃渣(1905-1974)、李桦(1907-)、江丰(1910-1982)、胡一川(1910-2000)、王式廓(1911-1973)、张漾兮(1912-1964)、冯法祀(1914-)等,他们关注社会,体恤民众疾苦,并用自己的艺术反映民众的抗敌斗争和解放运动。他们大都取法写实主义,代表着当时艺术运动的主流。如王悦之的《弃民图》(1930-1934)、唐一禾的《“七七”口号角》(1940)。这一时期徐悲鸿专注于主题性的历史画和故事画,创作了《田横五百士》(1928-1930)、《徯我后》(1930-1934)、《愚公移山》(1940)等佳作。早在1912年开始,鲁迅受蔡元培之聘,在国民政府的教育部任职,主管文化、科学、美术工作,他热心推动具有现实主义和无产阶级文艺倾向的美术。这也成为后来解放区美术事业的主导思想。1938年,在延安建立了以鲁迅命名的艺术学院。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对后来的中国文艺创作影响深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否定了超阶级的、纯粹的艺术观,把文艺视作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确立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向。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冯法祀创作了《演剧队的晨会》(1948)、莫朴(1915-1996)创作了《清算》(1948)。解放区的艺术工作者和以徐悲鸿为核心的富有社会责任感并坚持现实主义道路的艺术家,成为新中国文艺建设的中坚。这为后来写实主义成为中国画坛主流奠定了人力资源和思想基础。(01、02)
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当19世纪末的西方写实主义已经逐步退出了统治地位,而由表现主义、立体主义、抽象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构成的现代主义方兴未艾,中国学子为何把写实主义这一看似落伍的艺术样式迎进国门,当作改革中国美术的良方?其深层原因在于国家危亡的处境和救亡图存的使命感。中国的知识精英从中西绘画的对照中,把西画的“写形”与西方文明成果相联系,把“写意”的文人画与中国近代的落后相关联,因而认定不重视写实是中国画的最大弊端,是束缚中国人思想观念的根源。在呼唤“民主”与“科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西方的写实绘画更被看成是科学、进步的艺术观和艺术形态得到大力倡扬。而大多数在国外接受了学院写实主义绘画训练的留学生,回国后也多以教学方式极力推行写实主义绘画,以至于写实主义绘画成为这一时期最受瞩目的流派。虽然庞薰琹、倪贻德等发起的“决谰社”也曾主张向西方现代主义学习,试图探讨中国艺术发展的另一条道路,但中国的新艺术缺乏西方现代艺术所具备的社会基础和人文环境。30年代发生的写实主义和表现主义道路之争的“二徐”论战(徐志摩和徐悲鸿之间就西方现代主义的争论)表明,现代艺术在中国发出的声响是微弱的,也缺乏必要的群众基础和社会需要。与此相反,以徐悲鸿为首的写实主义,因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的创作理论和大众易于接受的艺术形式,在社会动荡时期得到了顺利的发展,并逐渐成为主流。1937年爆发的抗日战争不仅标示着中国历史的新时期,而且改变了realism的译法和词义。从此,现实主义取代写实主义成为中国美术中一个重要概念。描绘社会现实需要写实主义,写实艺术承担着重大的时代命题。伴随着民族解放战争的洗礼,写实主义美术不断成长,实现了从“风格学”到“社会学”的概念蜕变,完成了其意义的转化和升华。在世纪末西方光怪陆离的艺术万花筒中,中国美术革命的结果是最终选择了以徐悲鸿为代表的写实主义艺术。这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逻辑必然。
主流和全盛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新中国成立之后,徐悲鸿成为新中国美术界的领头人。以徐悲鸿为代表的写实主义画风和现实主义的主张从体制上得到确认,成为美术教育和创作的主导。
为了加大新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步伐, 20世纪50、60年代,我国政府派出了一批留学生到苏联和东欧学习,有罗工柳、全山石、肖峰、李天祥、钱绍武、林冈等,同时又聘请一些苏联和东欧的美术教育家来华执教,如在中央美院办油画训练班的马克西莫夫。该班培养出一批后来在中国美术界发挥影响的人物,如靳尚谊、詹建俊等。50年代初,苏联的美术教学体系被推荐到全国美术院校,从此成为我国素描教学的正统。在艺术创作上,苏联美术界继承了俄罗斯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确立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道路,提倡写实的、主题性的艺术语言和表现手法。这自然是我们借用的样板。这种派出去请进来的办法,造就了一大批擅长主题性创作的现实主义艺术家。通过他们的积极传播,逐渐形成了一种比较统一的思想观念、创作方法和评价标准,由此呈现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指导下,艺术家们创作了不少有价值的作品,如胡一川的《开镣》(1951)、罗工柳的《地道站》(1951)、董希文的《开国大典》(1952)、詹建俊的《狼牙山五壮士》(1959)、蔡亮的《延安火炬》(1959)、何孔德的《古田会议》(1960)、侯一民的《刘少奇和安源矿工》(1961)、钟涵的《延河边上》(1963)、孙滋溪的《天安门前》(1964)。客观地说,在苏俄体系引进之前,我们的写实主义从形态上看是粗放的,技术手段也缺乏系统性,而且整体水平相对不高。苏俄体系的引进,使我们获得了一个完备的学院写实主义训练系统,从整体上提升了中国画家的写实水平,大大增强了对宏大画面的把握和进行主题性创作的能力。今天一味指责苏俄体系,过分夸大其消极影响是有失公允的。只是后来到了文革时期,片面强调艺术为政治服务的极端思想和权力干预才使得艺术成为政治的附庸,艺术家成为无个性的工具,从而背离了写实主义的原则,使写实主义成为狭隘的、单一的现实主义。(03、04)
20世纪70年代末,“文革”结束,经过思想解放运动,中国人的时代课题终于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对“文革”的反思成为这个时期意识形态的特点。反映在文艺创作上,就是所谓的“伤痕文艺”。罗中立的《1976年的天安门》(1979)和《父亲》(1980)、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1979),这些本来反映作者亲身体验的作品却在美术界引起了强大的震荡和激烈的讨论。这说明改革之初,人们还处于一种惯性的集体意识之中。罗中立的代表作《父亲》在今天通常被视为中国现代艺术的里程碑。与那些精神昂扬、容光焕发的共和国英雄不同,巨大的画面主体是一位农民,辛劳的生活在他的身上雕琢了苦涩而又残酷的标记。尽管《父亲》受到了照相写实主义的影响,它在中国艺术史上的地位更多的是基于社会意义而不是其风格手法。这幅反英雄式的作品因此超越了那个时代。同一时期的另一杰出代表陈丹青创作了西藏组画。作者尊重现实,描绘一种未被矫饰的生活岂不正符合写实主义的思想前提?以此为标志,中国的写实主义迈向一个新的时代,即强调自我意识的写实主义。(05、06)
多元期——当代中国语境下的多元写实主义
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中国艺术家的视野被骤然打开,有了研究从文艺复兴之后500多年来整个西方写实主义绘画史的机遇和条件。中国艺术家的身影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西方各大博物馆和名作前,悉心观摩大师原作,感受其卓越的技法和灵魂。这与20世纪初中国留学生的拘谨和茫然有了显著区别,也与50年代单向学习苏联大为不同。他们除了怀着朝圣的崇敬之外,更多的是一份自信和选择。进入90年代,写实绘画倍受质疑。有些画家心态浮躁,急于成功,追求前卫,并把写实和落后画等号。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下,写实主义的地位受到动摇,几乎面临被改造的窘境。有人断言,写实绘画即将死亡。但事物的发展出乎许多人预料。虽然经过“85新潮美术”和后来的一次次新观念的冲击,写实主义并未像许多人所预料的那样退出中国画坛,相反却生生不息,显示了旺盛的生命力。时至今日,各种先锋艺术虽然花样翻新,但并未取代写实主义成为主流。一些哗众取宠的所谓前卫艺术反而招致人们的反感。
在当代西方写实主义与架上绘画趋向边缘的今天,中国的写实主义还能有怎样的发展前景?写实油画真的会灭亡吗?对此我们不必担心。既然当初摄影术没能取代绘画,那么今天其他表现形式也未必就会消灭写实主义。其实,艺术只有质的优劣而无所谓形式上的先进与落后。写实油画在西方取得了几个世纪的辉煌,至今仍然在延续。实际上,我们对写实绘画的认识和理解尚浅,优厚的西方写实主义的历史积淀仍是我们需要倚重的资源。有人认为当今的图像文化和后现代的城市景观使得写实绘画失去了当代联系,认为应该放弃写实寻求创新。可是艺术创新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艺术离不开其所赖以生存的各种环境和资源,艺术家摆脱不了他所成长的条件,艺术离不开真诚和民族精神。中国的本土画家不应盲目追逐潮流。在社会转型和人文价值观重构的时代背景中,中国当代的写实主义不断向深层次和多元化方向发展。从《塔吉克新娘》(1983)、《青年女歌手》(1984)开始,到后来的一系列肖像艺术创作,我们可以看到靳尚谊的写实主义一方面在向欧洲写实主义的大传统回归,另一方面也试图找寻民族审美的神韵和时代信息。
如何给当代的中国写实主义分类?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学术问题。单从作品的表现技法和风格上看,大约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新写实主义。又被称为新古典主义,以杨飞云、王沂东、艾轩、陈逸飞、徐芒耀、孙为民等为代表。他们大多具有学院背景和高度的写实水准,注意选材、画面格调的当代性和唯美主义。和较早时期的写实画家相比,重大的历史命题从他们的画面中消退了,但绘画本身的功能在回归,写实技术趋向成熟,画面走向精致。虽然都采用写实主义,都注意向欧洲的传统汲取营养,但在个人的风格技术和精神追求上有着明显不同。徐芒耀《我的梦》(1988)以精到的写实主义结合超现实主义的象征性,获得首届中国油画大奖。杨飞云由较早的精美到后来对于理性和谐的古典精神的追求,使画面超越了对技巧的迷恋。王沂东用考究的写实技巧表现中国乡土民情。艾轩把“怀乡写实主义(nostalgic realism)”的“怀斯风”与中国边远的藏区结合,形成一种原始质朴的美和冷峻孤寂的肖像风格。此外,陈逸飞的甜美华丽灵动,孙为民把日常生活提升为雅致品味。随着当代写实主义画家在市场上的走红,他们也愈发自信。2005年,陈逸飞、艾轩、杨飞云、王沂东等人共同成立了“中国写实画派”,以群体方式宣告当代写实主义新势力的走强。艾轩这样说“中国现在最高水准的写实主义绘画绝对走在世界的最前列,水平也最高……”。(08、09)
超写实主义。这是写实主义的一个分支,以冷军和石冲为代表,在当今画坛独领风骚。其作品重技法、材料和构思,把写实性做到极致,以达到令人震颤的逼真效果。实际上很多写实主义者也具有超现实倾向,如早期罗中立的《父亲》和徐芒耀的《我的梦》。中国的超现实主义者又不是自然主义的超写实,他们往往从极端细腻的超级描摹中营造出超越物象自然形态的气质,使画面蕴涵一种难以名状的情绪,以达到某种象征的隐喻的抽象性。(10)
后现代式的写实主义。有刘小东、忻东旺、方力均和张小刚等。这是当代后现代语境下各种新的感觉经验和视觉探索。他们进一步颠覆崇高、理性、唯美、和谐的古典精神,取消经典主义,把一种日常不被关注的甚至是粗陋和无聊的人性存在状态提升为艺术。对他们来说,技术固然重要,但画面的个性因素大于技术因素。(11、12)
以写意性和表现性为特征的写实主义。他们淡化传统写实主义的技术因素对主体个性情感的束缚,追求一种相对自由的、个性的表现和宣泄。他们或追求中国画的意象造型,或与西方表现主义结合,或是尝试一种打破时空的“观看”,即所谓的“具象表现”。“写意风”盛行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之后油画的一大特色,从事者众多。
今天,回到写实已不单是一句口号,而更被市场所推动。相比那些轻浮的流派,写实主义画家的工作是辛劳而严谨的,作品数量也极其有限。也正是这点,才赢得了收藏者的青睐和市场的追捧。近年来,写实主义作品拍卖的价位和成交率都在明显提高,和经常无人问津的前卫艺术相比,各种不同层次和不同水平的写实油画都易于找到买家,而那些在美术史上成名的画家的作品更是成为收藏者争相竞购的对象,不仅如此,一些当代有成就的写实画家的作品也屡创天价。日渐升温的油画市场再次催化了人们对写实主义的热情,有些已经背离了写实主义的画家又一次开始回归。写实主义油画已成为各级艺术市场和拍卖会的主角。有资料显示,从2000年到2004年,中国写实画派的市场行情一直保持在相当价位的稳定状态。从2005年至今,其行情几乎是急剧的直线上扬,比2000年翻了五倍有余。国人对写实艺术的钟爱和中国写实画家多年孜孜不倦的追求,使其作品市场信赖度高,潜力很大。如今,中国写实画派的成员大多都是艺术品市场的宠儿。杨飞云、王沂东、刘小东等更是其中的佼佼者。目前在中国油画中拍卖记录最高的是徐悲鸿的3300万元的《愚公移山》,近来也不断传出刘小东等中青年画家作品逾千万的天价拍卖记录。画作升值的回报同样让收藏投资者感到欣慰,一些作品在几年间市场价格从几倍翻到数十倍。近年来,一些画家不仅“库存”的作品被抢购一空,甚至“透支”了将来若干年的创作。
摘要:本文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历程归纳总结,作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是由开国时的计划经济转为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列举了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一些重大成果以及目前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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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上宣布新中国成立起,我国便进入了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新时代。然而建国之初,百废待兴,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人民生活水平低的问题尤其突出。在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发展经济成为共产党执政后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经过60多年的不断摸索,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着小康社会迈进。在这60多年间,我们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共存的分配制度。虽然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结果是美好的,但是我们走过的路却是极其崎岖困难的。
一、中国经济由斯大林经济模式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转变
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过程。建国之前,我国绝大部分生产资料掌握在少部分的军阀和大资本家手中,广大普通群众生活潦倒,生产水平极其低下。然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只有进一步发展与它相适应的物质基础才能最后取代旧的生产关系。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其中心任务就是加速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
新中国建立以后,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国民经济得到根本好转,工业生产已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但是我国那时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我国的工业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同时也落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鉴于当时的社会基础,党中央根据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提出了我国在1953-1957年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也就是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的内容是以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156个项目为中心,以694个大中型项目为重点,以发展重工业为主,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加之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展开,我国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我国逐步走上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建立的是以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1]。当初选择这样的经济体制有它的主客观条件。主观上,当时我们理论上都普遍把计划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
客观上,当时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下,国民经济实力薄弱,现代工业少。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工业化建设,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利于迅速有效的集中全国经济力量,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创造各种条件。而且当时苏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主义取得的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对我国经济体制的选择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确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比较迅速的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运行中暴露出了不少问题,特别是政企职责不分,国家对企业管的过死,权利过于集中,分配中平均主义过重,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主动性。同时它也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以至于在后来的“大跃进”中我们吃到了不少苦头。毛泽东主席在后来的报告中也对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进行反思,提出了不少的改进方案,为后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但随之而来的“左”倾错误,使得这种探索没有得到前进和发展。
在“一五计划”成功实现之后,中国经历了“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这两次对中国尚显稚嫩的经济的严重打击。“大跃进”是在新中国完成了一定的基础建设和原始经济资本积累后力图实现工业和农业的快速发展寻找自己的发展模式为背景中,错误的估计了当时社会的现状,通过“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等一些错误的指示使1958——1961年三年间基建投资总额高达1006亿元,比“一五计划”时期基本建设总投资几乎高出一倍。积累率突然猛增,三年间平均每年积累率高达39.1%,投资比例和方向的失衡也成为我国长时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因素。而“文化大革命”则是我党追寻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的发展战略和政治斗争的综合产物。据估计在“文革”十年中,中国经济直接损失达5000亿人民币,间接损失则不可估计[2]。实事求是的说“文革”时期中国的经济还是有发展的,各项重要生产指标均有大幅度增长,但是对比“一五计划”时期和文革后五年的经济发展速度,不得不说中国确实是损失了十年的黄金发展时间。同时在这十年中欧洲建立了欧共体,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东南亚经济飞速发展,亚洲“四小龙”脱颖而出,这是世界发展的黄金时期,而中国正是在这十年中扩大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甚至也扩大了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差距。
二、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
以邓小平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这标志了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事实上文革后的中国经济已经处于崩溃边缘,国家财政赤字严重。经济上,至1978年为止,尽管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3624亿元,比1965年的1716亿元翻了一倍多,年均递增率达6.8%,并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但是人民依然贫苦,技术比较落后,并且经过文革后,中共出现一定程度的执政危机和信任危机,所以改革僵化的经济体制已是大势所趋是历史的必然。邓小平第三度上台,尝试对当时国内的经济体制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并试图将中国的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转移到市场经济上。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也就是我们现行的中国特色这会主义经济制度。该经济制度的提出使多种所有制经济得以发展,投资主体多元化,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多样化。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不仅有利于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有力地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
我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的改革开放,使我们由贫穷落后发展到繁荣昌盛。总体上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前列。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在各个领域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成就,主要概括为以下几点:
1.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24亿元上升到2012年的519322亿元,2012年是1978年的143倍多。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比重由1978年的1.8%上升到2012年的12%左右。经济总量在世界排名从1978年的第十位,2012年上升到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当之无愧的发展最快的国家。
2.我国已经建立了现代化工业体系,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已居世界前列,成为“世界制造工厂”,工业发展突飞猛进。1978年,我国工业生产总值为1607亿元,而2012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46625亿元[3]。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前列。我国钢铁、煤炭、水泥、平板玻璃、电石、棉纱、棉布、化纤、丝绸、服装、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等工业产品总产量已居世界第一位。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超市,几乎都可以看到“中国制造”。
3.农业生产实现历史性跨越,温饱问题基本解决。2012年全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58957万吨[3]。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改变了粮食等主要农副产品长期供应不足的局面。一些主要农副产品,如谷物、棉花、油菜籽、肉类、水产品、水果等产量已跃居世界第一。
4.产业结构显著变化,第三产业取得长足进步。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产业结构仍处于较低水平。1978年我国第一、二、三产业的比重分别为27.9%、47.9%和24.2%,呈现明显的农业等第一产业在三大产业中比重较高,而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在三大产业中比重较低的现象。经过多年来的产业调整,至2010年我国第一、二、三产业的比重分别为10.2%、46.9%、43%,第三产业的比重明显提高了18.8%。这说明了我国在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服务和流通领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5.我国对外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12年全年我国进出口总额38667.6亿美元,出口20489.3亿美元,进口18178.3亿美元,进出口相抵,顺差2311亿美元,是1978年进出口总额的206.6亿美元的187倍多[3]。2001年12月中国正式成为WTO成员国,标志着我国将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分工,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意味着中国市场化的改革正在与世界市场经济接轨,中国的经济将真正参与世界竞争,中国将全面融于经济全球化。2010年发改委撰文指出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和企业实力不断增强,中国政府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各种所有制企业,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开展境外投资,将“引进来”为主要特征的对外开放战略,逐步向以“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方向转变。一轮轮的由中国企业参与的国际并购案则向世界证实着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今年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挂牌成立意味着我国对外开放又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6.利用外资突破性进展,外汇储备位居世界第一。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接受外国投资迅速增加。1979-1982年外商直接投资为60.1亿美元,2007年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余额为7400亿美元。我国吸引外资居发展中国家首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汇储备快速增加,1978年仅为1.67亿美元,1996年首次突破一千亿美元,2007年增加到15282亿美元,增长9150倍,位居世界第一。截至2012年我国外汇储备33116亿美元,又有新的突破[3]。
三.改革开放以来还存在的问题
我国目前取得的成果是巨大的,但是问题也是存在的。就我所关注的方面可总结为以下几个问题:
1.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调节。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而资本主义是市场经济的这种老观点,应该说早已解决。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已经深入人心。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然是以市场调节为主,但国家的宏观调控还是具有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在很多领域都存在着漏洞,市场化自我调节并不能很好的解决问题甚至是在扩大问题时国家的宏观调控就将起到重要的做用,但怎样调控,怎样将国家调控作用于实处,是我们应该思考的。就当前人们最关心的楼市问题,高额的房价显然是市场失能的表现,但国家的调控政策虽然出台却没能落到实处,房价经过一个短期的波动后仍然一路走高,现在已经从一线大城市发展到三四线城市,显然市场失能的背后隐藏着既得利益者们与中央政策的博弈。
2.价值和价格的关系。现如今人们开始关心股价的动荡、房价的虚高、原材料价格的猛涨。这些物价的上涨是由于它本身价值增长了吗?价值和价格的关系问题是个老问题,同时它也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新问题。马克思说过,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决定价值,价值决定价格,价格围绕价值波动。然而现在国内的一些
现象却很值得我们思考。2008年股市崩盘让我们见识到了超出正常价值决定的价格会造成多么大的威力,如果换作楼市,我们的经济是否能承受一次房地场泡沫的崩溃呢?中央已经在抑制房价,但作为国内GDP的支柱型产业,地方政府是否又能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呢?这又回到了国家宏观调控的问题了,这里就不作过多阐述了。再说人们基本生活物资价格的上涨,如果考虑到工资上涨和通胀的原因,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人们肯定能接受,但是非理性的价格上涨,就会导致消费率的下降,而我国消费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并且逐年走低。而居民消费率是反映一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重要指标,它过高或过低都会引起宏观经济结构失调,损害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使经济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难以实现。如何拉动内需,提高居民消费率应是政府未来工作的重点。
3.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首先是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速度过快。国际通用的一个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叫做基尼系数,最小是0,表示所有人的收入都一样;最大是1,表示所有的财富都集中到极少数人手中。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基尼系数是0.16,非常平均;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已经达到0.40以上。这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达到国际公认的中等水平和警戒线。同时,上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城镇居民失业、下岗,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社会分配的“两极化”趋势变得愈加明显。而在富起来的这部分人中,又有少数人是通过不合理或不合法甚至是犯罪的手段致富的,他们并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所有这一切,都成为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我认为社会发展,既需要公平,也需要效率,但公平与效率相比,公平更重要,有了公平才会有效率,人们付出的努力能得到合理的回报才能促进社会的正常发展。当然,这里的公平不是指以前的绝对公平,不是要走回头路。绝对的公平会打击人们的积极性,是不可取的[4]。
四.总结
“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共同的期盼。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我坚信,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这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参观《复
兴之路》时发表的“中国梦”的重要讲话。我也有个梦,在梦里孩子们可以吃着放心的食物,喝着放心的牛奶,呼吸着清洁的空气,在学习的空闲可以享受着属于他们的欢乐时光;年轻人可以学有所用,住有所居,凭借自己的能力养活自己,勤奋努力则成为决定今后生活质量的最重要因素;老年人可以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放心踏实地颐养天年。在梦里,天是那样的蓝,水是那样的清,摔倒的老人是敢扶的,交通事故是以救人为第一位的,医生和患者的关系是融洽的,人们的脸上都是洋溢着笑容的。
参考文献
[1] 上海财经大学课题组.中国经济发展史[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2]郭树清.变革正未有穷期——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J].国际经济评论,2008,11:17-18.[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3[J].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4] 洪远鹏.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回顾与展望[J].复
今年是建国60周年,为迎接祖国“六十”华诞弘扬爱国思想,激发民族自豪感,传承中华文化,学校团委、少先队大队、星光文学社共同举办这次诗歌朗诵大赛,让我们一起回顾六十年历程,见证祖国六十年辉煌,畅想时代主题,讴歌时代精神,并以此掀起读书的热潮,营造普通话氛围,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推动学校教育现代化建设历程。
1、参加年级:初
一、初二,每班最少一人,可两人组合;
2、内容:紧紧围绕“60年历程,60年辉煌”这个主题选取朗诵作品。内容不限,篇幅自定;
3、朗诵时间:每人控制在5分钟之内;
4、报名时间:4月17日前报到;
5、比赛时间:初赛4月27日下午第三节(初二),30日下午第三节(初一),决赛5月22日;
6、初赛地点:四楼教师会议室;
7、奖项设置:一、二、三等奖,指导老师奖,凡能参加决赛的都有奖励。
摘要:2021年正值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这一百年也是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的一百年,这一百年是中国共产党历经千辛万苦的一百年,也是历经曲折磨难的一百年,但同时也是创造辉煌的一百年。一直到一百年后的今天,中国人民不仅站起来了,也变得更加强大了。之所以会成为今日之盛世中华,和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程息息相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又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基本原理。正是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思想一直引领着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而努力奋斗着。本文就主要通过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探索历程为主线进行具体阐述和探讨。
关键字:中国共产党 马克思主义 探索历程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史,也是探索史。正如一百周年上的“七一”讲话精神中所指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既然是历史和人民共同选择了共产党作为领路人,就应该更加团结一致建设更好的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产物,是人民在苦难时候的“指路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信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会将它和中国人民的前途光明牢牢抓紧。因此,在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历程之前,先了解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含义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含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以及时代特征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遇到的实际问题。在从实践中总结和提炼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相关经验,以此来发现、认识以及掌握其中所蕴含的客观规律,再将总结出的规律运用到马克思主义原理之中,这也是给马克思主义原理在原来的基础上增添更多的新内容,使得这些内容能够在此利用到中国未来发展的征程中。还有要根据中国多民族的特点将马克思主义理念运用多种民族语言的形式翻译出来,让人们能够随时随地的感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优势,明白它在每一个中国人民心目中的重要位置以及作用,最终能让它成为具有中国特色风格和性质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马克思主义特征:具有时代性、实践性、人民性。
马克思主义思想所体现出来的特征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特征具有极度的相似性,因此可以说共产党的建立就是顺应了时代,又从那个时代中进行实践探索,在一边实践探索的同时又团结中国人民一起共同奋斗。这三种特征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最好的证明
首先,时代性特征,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特征是顺应时代的变化发展而产生的,也一直在时代的不断变化发展中作为“行动指南”在指导中国共产党往前奋进。
其次,实践性特征很明确地说明马克思主义不是纸上谈兵,是一种实践性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实践性的产生和发展也是来自于人民革命的实践当中。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它就是带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特征进行革命奋斗。在中国革命一步一步发展过程中,它应该走什么样的路,怎么走的长期斗争中都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性。
最后,人民性特征,马克思主义最大的贡献在于它让世界上所有的无产阶级工人清醒地认识和意识到了正确的人生方向,让人民自己站起来改变世界.这也是马克思理论关于人民性特征的最好解释。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正是结合了人民性这一特征才使得他们在百年历程中将为人民谋幸福放在首位。
二、持续推进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给了我们深深的震撼和激励,因为在过去的百年当中,共产党用一次又一次的真理向中国人民和全世界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正确性和科学性,也使得它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一个理论基础。过去的一百年也是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百年,中国共产党将中国过去一百年的具体的实际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在不断的探索和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更新,并且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融入到中国人民的心中以及中华民族的血液中,这就为将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够持续推进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正如在庆祝中国共产党100周年的讲话精神中,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一样“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除此之外,习近平总书记还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过去的百年理论实践以及创新的过程,与此同时还强调了在面对新时代以及新的百年征程路上必须强调坚持了“两个结合”,始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给新的百年征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之所以说要在新的百年征程中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有着它重要的原因。下面就结合中国共产党过去的百年征程进和现在中国的具体国情详细的阐述:
1、归根到底可以说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大会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充分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性,对于中国人民的深刻意义。也能从中总结出一个结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无论在过去的一百年中还是将来新的百年征程中都会紧紧相连,这就是基于中国过去百年历史的实践、现在发展的实践以及未来创新的实中总结出来的重大且重要的结论。从以往的实践中可以得到证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的逻辑来源于它的理论武装,理论武装又进一步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能”,最后才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好”。“行”、“能”、“好”三个简单的字三者之间是一种层层递进的关系,也能够将中国过去的百年发展历史用这三个字进行简要的总括。
回望过去的一百年,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成绩,能够让中国人民以及世界人民由衷的赞叹和佩服中国共产党强大的能力以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这一切的功劳都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行。习总书记在讲话中用“归根到底”几个字来总结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共产党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意义的重要性以及他它们之间所体现的逻辑关系。这就要从两个方面来说明,首先,对于中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来说,如果没有理论就没有革命,只有理论才会有革命;有了革命才会有对理论的实践。其次,如果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的某一个阶段中断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那么中国共产党就不会取得现在这么巨大的成就。因此,正是中国共产党至始至终没有放弃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中断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得我们在科学地遵循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之下才开创了前所未有中国革命以及建设的光明大道,也将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直秉持全心全意为民服务的发展观,同时也通过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良好工作作风不断地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且对其进行持续不断的实践和创新,最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也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更新而向前推进,因此,归根到底,马克思主义它的作用就是中国革命、建设、制度以及文化的“灵魂”。要想成就更大的属于中国特色的伟大事业就要持续不断的在新的百年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纵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百年历史中发挥的作用可以得到实证,就是它从来都不是纸上谈兵的理论,也不是空洞的指导学问,它的根本就是指导革命的具体思想。它的出现也不仅仅是对世界革命进行单纯的解释,更重要的是为了通过指导革命而彻底的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从根本上对于人类世界的发展规律进行了揭示,给出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站在中国人民的角度上,给正在受苦受难的中华民族给中国革命者为了找寻拯救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艰难路程指出了正确道路。成为百年之中改变中国以及挽救民族危亡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同时,对于人类历史来说,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就像是“久旱逢甘霖”的作用,也像是黎明之前的黑暗所发出的一道“光照”给一直处于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的世界无产阶级和所有的穷苦劳动人民带去了一束光明。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行,还在于它的理论一直具有科学性,站在人民的立场,将它所体现的开放性和实践性从未改变过。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和建设中,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一直给予了科学的指导。也就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中国人民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让中国人在精神思想上由被动转入了主动,它也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样燃烧在中华大地上,最后就是因为这样的效果才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顺利实现。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主要是因为作为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注重“两个结合”,在此基础上才创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教条主义,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指南”,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它是在实际运用中都要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进行随时随地变换,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指导建设和实践的过程中,也用马克思主义这一真理的深厚力量激活了具有几千年伟大文明的中华民族。也以具有中国性质的方式气派地回答了关于中国革命建设的具有时代性质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还创造出了具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有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理论体系。就是根据这些具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够从真正意义上取得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以及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双重顺利。正是因为如此,不仅仅是单纯的马克思主义行,还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一样行。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得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不会后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彻底的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才使得它在中国彻底实现了本土化。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一直以来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一贯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才取得了必然的伟大成就。在中国的百年之初,也就是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就总结出了要像那时候俄国人所走的线路一样的结论,却没有教条般的直接搬运“十月革命”的经验,相反的,考虑到中国的实际国情,从实际出发探索出了一条属于中国特色革命的道路,就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方式进行革命。当新新民主主义胜利以后,成立了一个新的中国,就开始积极的探索和改造社会主义道路以及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从而实现了生产力的解放和完成了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目标,最终才能使具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以后的道路上展现出它强大的生机和活力。从现在回望过去,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通过努力奋斗实现了第一个百年目标,如今也正朝着建成第二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目标努力迈进。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中国的百年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人民的幸福生活持续不断往前推进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历史的发展趋势和人民的共同理想作为己任,实事求是,将勇于改正错误的良好作风运用在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上,同时也在更加深入地认识各种发展规律、中国革命规律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从而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与具体实践充分结合,不断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3、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未来一百年的关键
马克思主义一直以来都是“活”的,不是机械的教条主义,因此,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观察、把握、引领时代,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未来新的一百年发展的关键。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在一百多年前就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以及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在一起。从它的理论实践中可以得出它的科学性以及真理性在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奋斗历程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一百周年的七一讲话中所强调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中国社会主义为什么如此之好,归根结底就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好。
三、总结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已经扎根于中国人民心中,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能够同呼吸、共命运一起为实现民族继续强大而努力奋斗。中国共产党始终要带领人民走在前面,起到带头模范作用。人民才能够更加放心的跟随共产党往前走。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牢记在心,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百年征程,新的时代特征,就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都是通过中国过去的百年实践总结出来的结论。对于未来百年的发展目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得中国共产党要在新的征程中不断探索实践。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是因为它在充分的体现了强政治、强思想、强组织、强本领的重要性。也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引领之下,中国共产党才带领人民一道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成功,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以及实践的力量。只要是努力持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信未来的百年征程,对于我们国家和民族都是更好的一百年。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111~112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页~第18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291~292页。
一、科技的萌芽时期
我们把原始社会称作为科技产生的萌芽阶段, 因为这个时期人类还不能对自然规律作出科学的认识和解释。此时的人类还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类, 并且原始人在很大程度还保留着猿的生活习性, 可以把原始时期的人类看作是从猿转变到人的过渡期。这一时期的人类, 也就是原始人对各种自然规律和自然现象根本不理解, 更不能作出科学的认识和研究。原始人的生存完全依赖自然资源来生活, 正如恩格斯所说“启蒙时代是获得天然产物的时期”, 在整个原始时期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完全依赖于自然, 这一时期的人类用马克思的话来说: “就像牲畜一样屈服于自然, 只有利用自然界现有的产物来维持生存。”正因为如此, 对自然没有上升到一定高度的认识, 对自然的认识处于一个知其然, 不知所以然的阶段。
原始时期, 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过着“采集———狩猎”的群居生活, 以采集野果、围捕猎物、树叶果体、挖穴而居。对雷、电、风、雨等自然现象还处于幼稚认识之中, 甚至对这些自然现象是一种害怕的状态, 更不可能加以利用。随着活动经验的积累和自身意识提高, 逐步掌握了打造木质工具和石制工具, 来提高捕捉食物的技能。后来又经过长期发展懂得了钻木取火, 用火来取暖、烧烤食物、驱赶野兽,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身的生活方式。因此, 摩擦取火的现实意义不亚于人类发展史上的任何一种科技发明。对此恩格斯曾高度评价说: “就世界性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 因为摩擦生火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支配了一种自然力, 从而把人与动物分开”, 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人类自身的进化和发展。这一阶段可谓是科技的新生阶段, 每一点进步都是一种艰难的跨越, 不像现代科技进步那样突飞猛进, 每一步都会经历几万年甚至几十万年的时间。
二、科技的发展时期
在古代农业时期, 随人口数量的增多和人们思维意识的提高, 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水平和能力也进一步提高。人们已经认识到一个主要的问题, 就是“改变自然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人们开始逐渐认识到如何利用自然规律, 如何制造技术工具来改进自身的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此阶段人们在对生活和劳动的经验总结的基础上, 并开始制造出各种简单的技术工具及生产用品, 如辕犁、水车、铁锨、铁锹、锄头等。这些产品的制造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人们的劳动方式, 也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后来逐步掌握了冶炼、制陶、建筑、耕种等等相关技术的能力, 随着历史的发展在农业、医学、工艺学、天文学、地理学等领域都有所成就。如人们用畜力代替人力, 不仅大大减轻了人们劳动过程中的体力付出, 也能够使土地深耕细作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效率; 纺织业的兴起, 使人们走向用布取代树叶和兽皮做衣服, 不仅防寒保暖; 很大程度上使人们迈向了文明。
这时期人们对各种自然规律认识还不能上升到科学的认识, 对像曲辕犁、水车、水渠等, 只是结合生产过程中的经验来实现, 是对自然规律的自发认识, 对其中的原理还不能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加以解释, 即便是这样仍对整个人类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如中国的四大发明、酿造、冶金等, 不仅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生产效率; 还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人类的文明程度, 更为以后的科技进步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三、科技的飞跃时期
在人类社会的近代时期随人口数量的增加, 相应的人类各种需求也不断增加, 传统的生产工具和劳动方式, 很难满足人类总体增长所带来的各种需要, 再加上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上升到科学阶段。人们通过对自然科学的不断研究来创造出各种科技产品, 并运用到改造自然的实践中, 很大程度上方便了人类的各种需求问题。对此恩格斯也强调过:“一切科学产生的原因是人们的需要”。
马克思强调科技不仅解放了人类的劳动方式, 还把人类推向更高层次的文明之中。18 世纪, 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科技革命, 便是人类史上的一大飞跃。不仅大大解放、还进一步促进了产业的发展。但是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技术革命, 其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在当时基本上并没有在全球范围内推广, 仅限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使主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论是在经济上, 还是在产业上都起到革命性的作用, 为此被马克思评价为: “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到100 年的统治之中所创造的生产力, 比过去一切时代的还要多, 还要大”, 也使资本主义国家进入新的文明。
以电力为代表的第二次科技革命, 实际上是第一次科技革命的延续和发展。因为蒸汽机只能够把热能转化为机械能, 而第二次科技革命所带来的电力技术, 能够使能量之间的转化更进一步提高, 实现了热能、机械能、电能等各种能量之间的相互转化。这是人类对自然规律和自然科学认识进一步提高的结果, 正如马克思所说: “科学只有从自然界中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 也体现了人类对自我认识和自然实践的显著进步。以电力为代表的第二次科技革命虽然产生在欧洲, 却能够普及和推广到全世界, 使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能够受益。不仅标志着人类进入了电力时代, 也标志着人类进入新的和更高的文明。
以计算机和核能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使人类进入新纪元, 人类由此进入一个现代化和科技化的新时代。展现在人类生活和工作领域的科技产品琳琅满目、无所不有, 小到衣服拉链、大到飞机上天、潜艇入海、甚至是人类登月。人们可以通过科技的作用, 轻而易举地把人从地球的这边送到地球的另一边, 甚至还可以把人类送入太空和其它星球, 不难看出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各个方面都充斥着科技的踪影。因此, 这个时代被一些科学家评价为科技爆炸的时代。各种技术产品层出不穷, 人们无论是生活、工作、交通、通讯、工业、农业、教育、军事等, 科学技术的影响可以说涉及到各行各业的每一个角落, 科技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可以取代人的作用。
人类历史进入20 世纪之后, 每隔不到3 年就会研制出一种新的科技产品, 如1903 年飞机的问世; 1923 年电视机和电冰箱的研制成功; 1926 年第一颗火箭和1957 年第一颗卫星的研制成功。所有这些都是人类根据自身的需要和利益创造出来的, 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和进步, 就像马克思强调的那样: “科技是一种革命的力量在推动人类历史的发展”, 不仅大大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也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人类的自身。这一时期科技的作用迅速扩展到国家的经济生产和国防等领域, 被邓小平定性为: “第一生产力”, 也成为决定国家综合实力和竞争实力的关键性因素。从人类发展的整个历史来看, 科技的发展已经经历了三次变革, 并且还会不断地继续变革着。
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中, 科技对我们人类来说的的确确起到了不小和无法替代的作用。但这个作用既包括了正面的积极作用, 也包含了负面的不利作用, 特别是到了近代以来表现的越发突出和明显。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看科学技术也同样具有二重性, 也就是正反两面的作用, 科技的这种二重作用被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称之为具有“双刃剑性质”, 在为人类的生活、工作带来方便的同时, 也在很大程度上危害着人类和自然。如: 臭氧层空洞、工业排放的三废物所造成的污染、各种农药污染及核污染等等各种因环境问题而导致人的死亡, 都在表明是自然对人类的报负。虽然表面看是对环境的污染, 实际上也在威胁着人类自己。马克思就曾指出: “人们同自然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的关系一样”, 受制于自然和依赖于自然, 因为我们人类也是自然的一部分。那么科技的发展必须有利于自然的发展, 也就是必须朝着有利于人类自身发展。对此, 爱因斯坦在研制核武器之后也曾担忧地说: “只懂得应用技术本身是不够的, 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科技上奋斗的目标”。也就是说人类作为科技的主体, 必须使科技的发展方向朝着有利于人类自身和自然的可持续方向发展。因为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任何时期, 无论是之前、现在、还是将来人们都不可能离开科技而生存下去的, 正像陈多闻教授所说: “离开了科技, 人类就荡然无存于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中去了”, 从中不难看出科技是统一于人类发展的全部过程, 也不难看出人类与科技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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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陈昌曙.技术哲学引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2:198
[8]许英良.爱因斯坦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3, 第3卷
一、《诗经》开创了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
《诗经》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它如一幅巨型画卷和一首多乐章的交响乐,向我们展示出自周朝初年至春秋中叶500多年间的社会风貌。它以生动丰富的内容和优美灵巧的艺术形式,为我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开创了光辉的起点。
《诗经》大体上反映了周代的社会面貌和人民的思想感情,其思想内容表现出丰富性的特点。它的创作源于人民的所见所闻,以浓厚的生活气息描绘了当时纯朴的风貌。《诗经》中以农业生产和劳动生活为题材的诗篇为数很多,这些诗篇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各个方面的情形,让人恍如见到劳动者的呻吟与歌咏、痛苦与欢乐组成的劳动风俗画。《豳风·七月》即是写劳动生活的优秀诗篇。该诗采用铺叙的手法,就像一幅素描画,描绘了当时奴隶们从春到冬一年辛苦而紧张的劳动和悲惨的生活,向我们展示出古代农业社会的真实情景。奴隶们一年四季辛勤耕种、狩猎,为统治者服各种劳役,甚至他们的家眷还要“我朱孔阳,为公子裳”,而且“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连身体也不能保证自由,随时有被贵族公子们抢占的危险。奴隶们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但自己的生活却非常困苦:“无衣无褐”,“穹窒熏鼠,塞向谨户”,“采茶薪雩,食我农夫”。这与公子贵族们裘马酒肉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以说,《七月》不仅写出了以农事为主的多种生产劳动,而且深刻揭露了当时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给下层劳动人民带来的苦难。
《魏风》中的《伐檀》、《硕鼠》透露出的是奴隶们不甘忍受剥削和压迫,要求改变不公平社会状况而发出愤怒的反抗之声,后者更表示出农奴渴望摆脱苦难,寻求自由、幸福生活的愿望。其他如《魏风·葛》写一农夫被压榨得无法生活,只好背井离乡去流浪讨饭;《邺风·北风》写由于统治者残暴,百姓相携逃去;《小雅·苕之花》写饥寒的农夫哀叹生不如死等。这些诗歌大都感情真实,词悲意切,是当时下层人民心声的写照。除了对奴隶们悲哀沉重的叹息的记述外,《诗经》中的一些关于劳动生活的作品,还以欢快的笔调描绘出当时人们劳动生活的另一面。如《魏风·十亩之间》、《召南·采蘩》、《唐风·采苓》等诗,也都声调优美,情景宜人,在劳动场景的描绘中展现出劳动者生活欢快轻松的一面。
不容忽视的是,在《国风》中,有超过一半是关于爱情与婚姻的诗篇,这充分彰显了人性最原始真实的一面,反映出奴隶制社会感情生活现实。其中既有君子思慕、少女怀春,也有薄情断肠、怨妇悲秋。《蒹葭》就是一首缱绻缠绵的爱情小诗。“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是多么优美的珠玉之声,它以一种虚实相生的手法朦胧地表达了诗人对伊人的苦苦追寻和深深思慕,委婉动人的格调抒写的是凄迷的孤独与幽远的浪漫。《子衿》则以“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等丝丝情语,细腻地刻画了一个热恋中的少女苦等情人不来那种焦急惆怅的心情。这些表达两性间哀乐之情的诗歌,流露出人性最真实的情感,可以说是《诗经》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一部分。除此,《诗经》的内容还涵盖了人民的远征之苦、劳役之怨、国难“黍离”之悲、羁旅怀乡之思,而爱国主义的战争诗与颂扬生活的劳动歌,以及不满黑暗政权官僚的政治讽刺诗,也是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些多方面的内容,配以种种绘声绘色的写实手法,使得《诗经》无愧于中国几千年现实主义艺术源头的地位。①
二、唐代诗歌集群式创作发展了现实主义的诗歌理论
由于周民歌,尤其是汉乐府民歌的直接哺育,汉末建安时期,文人们开始写出一些现实主义的诗歌,如辛延年的《羽林郎》、曹操的《薤露行》,以及王粲、陈琳、曹植、蔡琰等人的一些作品。但他们都未能充分发扬现实主义的传统。建安后,现实主义更逐渐转入低潮,晋宋之间,“庄老告退,山水方滋”,梁陈以后,宫体猖獗,更脱离现实。至初唐陈子昂倡导汉魏风骨,反对齐梁的“采丽竞繁”,现实主义诗歌才略见起色。
陈子昂在文学上表现出极强的革新精神。他以对建安风骨所作的理论概括标举自己的美学理想,以齐梁诗歌所作的艺术批判提出了诗风革新的主张,强调诗歌的“风骨”、“兴寄”。所谓兴寄,是通过对事务的歌咏来表现诗人忧国忧民的意见;而风骨,则是将明朗的思想感情透过质朴有力的语言表现出来,形成一种爽朗刚健的风格。陈子昂的诗歌创作完全摆脱了齐梁诗风的影响,坚持实践自己的文学主张。他在诗歌中着力摒弃华丽辞藻和对偶形式,注重反映丰富深刻的现实生活,抒发激越昂扬的思想感情,创造出雄健质朴的艺术风格。他的代表作《感遇》三十八首和《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其基本内容,就是带有强烈自我意识的、充满进取精神的对政治、道德、命运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的观点与思考。“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杜甫、韩愈的这些颂扬之词,均高度肯定他在唐诗发展中的创建之功。
到了盛唐后期,杜甫是那个大乱年代造就的伟大诗人。他紧贴时代的脉搏,直面残酷的现实,客观真实地描绘那个万方多难的时代面貌,呕心沥血地抒写自己忧国忧民的伟大情怀,用如椽巨笔谱写出时代的宏伟篇章。在诗歌艺术上,他坚持转益多师,奋力开拓。在创作中以集前人之大成的卓越成就,为后世诗歌树立了不朽的典范。在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过程中,杜甫占有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他把现实主义推向了一個新的更高更成熟的阶段。
杜甫诗歌现存一千四百多首,这些诗歌扎根于盛唐时代肥沃深厚的土地上,挺立在“安史之乱”狂暴的风雨中,是艺术而真实地反映中国封建社会由极盛而骤衰、由大治而遽乱这一历史转折关头种种社会景象的一部伟大“诗史”。在其卓绝千古的“三吏”“三别”中,杜甫更以忧国忧民的复杂心情,以“诗史”特有的“实录”的笔墨,反映了当时特殊的社会状况:曾遭叛军摧残的人民,又经受着官府大肆征兵的苦难;人民不满官府的凶残,却又忍受着痛苦承担起杀敌卫国的责任。在关注国计民生、反映国难民怨的过程中,杜甫还清楚地看到统治阶级的种种罪过,因而他的诗所表现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抨击统治阶级的穷兵黩武,揭露他们的荒淫腐朽,讽刺他们的昏庸无能。与此形成鲜明对比,杜诗最广泛地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和遭遇,最真实地表现他们的痛苦和不满,最大胆地传达他们的要求和愿望,充分地表达了诗人对他们的关爱和同情。《兵车行》一诗将人民承受的兵役之苦表现得淋漓尽致:“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耳闻目睹这种深重的灾难,作者努力地写作诗歌反映人民的生活愿望,不断地在诗中呼喊出人民的心声:“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常不用。”(《洗兵马》)“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昼梦》)
在那些反映现实的乐府叙事诗中,杜甫没有遵循建安以来沿袭乐府古题的老路,而是本着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精神自创新题,这为后代诗人指出一条通向现实、通向人民生活的创作道路。为了全面地反映现实,杜甫利用了当时所有的一切诗体,并创造性地发挥了各种诗体的功能,为各种诗体树立了典范。仅以七律而论,杜甫之前,大都是用来歌功颂德或唱和应酬的,但他却用来反映民生疾苦和国家大事,成了讽刺的武器。②
“安史之乱”后,随着社会的急剧变化,这一时期的文学也发生显著的转变。由于白居易等人的理论倡导和创作实践,乐府诗自觉弘扬风雅比兴传统,注重反映社会现实题材,发挥政治讽喻诗功能,因而形成了一个创作高峰,文学史上称之为“新乐府运动”,而白居易则是这一运动最杰出的代表。
白居易主张诗歌要积极主动干预社会现实,“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特别强调,诗歌在表现内容上要热忱关心民生疾苦,如实反映政治弊端。“是时病革后,生民正憔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其二)“不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这样使诗歌切实发挥“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社会功能。根据这一原则,他特别注重诗歌“风雅比兴”的艺术传统,明确否定六朝以来“嘲风雪、卖花草而已”的诗歌创作倾向。
三、唐之后现实主义诗风的传承与发扬
作为一个杰出的爱国诗人,陆游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是很接近于杜甫的。他始终关怀国家民族的命运,并不惜为国牺牲。他的诗相当全面地反映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社会面貌。陆游的现实主义诗篇也自有其特点,他不是或者很少对客观现实生活作具体的铺陈、细致的刻画,而是抒写个人的主观感受,往往把巨大的现实内容压缩在一首短诗里。如《关山月》,全诗只有十二句,却用对照的手法描写了皇帝的下诏主和、朱门的酣歌醉舞、战士的亟思报国和遗民的渴望恢复等方面的情况,有时甚至凝结在一两句诗里,如“天下可忧非一事,书生无地效孤忠”(《溪上作》)、“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等句。这种对现实的高度概括,陆游有时是通过用事来进行的。如“不望夷吾出江左,新亭对泣亦无人”二句,便骂尽了南宋小朝廷的文武百官毫无国家民族观念。因此,陆游的诗,一般说来,概括性和抒情性很强,而故事性则比较薄弱。这主要和他所处的黑暗时代有关,他自己就曾说过“躲尽危机,消残壮志”(《沁园春》)这样的话。
到了近代,诗坛上产生了脱离现实、倾向保守的诗歌流派。以龚自珍为代表的一批具有进步思想的文学家,大胆抗衡时弊,以自己的创作,反映现实斗争。特别是龚自珍的诗,多着眼于社会现实,抒发感慨,纵横议论,绝少单纯的自然风景描写,即使是咏史抒怀,也往往涉及时事。如其著名的《咏史》诗:“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鞭挞士风,隐含着强烈的民族意识,词句犀利,愤慨之情溢于言表。写于晚年的组诗《己亥杂诗》,也大都是政治抒情诗,对封建专制的残酷、官吏的昏聩、军队的腐败、鸦片的毒害等,进行了无情的抨击,同时也表现了诗人渴望变革、追求真理的满腔激情。如《己亥杂诗》之五:“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抒写了诗人愤然离京后不畏挫折、不甘沉沦的坚强性格与献身精神。龚自珍的诗歌突破了清中叶以来诗歌远离现实的沉寂局面,为近代诗歌的发展开拓了新路。他的诗歌对后世影响很大,柳亚子推崇他是“三百年来第一流”的詩人,其实是分所应得。
《诗经》广泛而深刻地描写与反映现实生活,大胆直接地干预现实政治的创作倾向,开创了中国诗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爱者歌其情”的现实主义传统,给后代诗人以深刻的启迪。自此之后,历代诗人、作家继承《诗经》传统,扛起现实主义创作的大旗,主动自觉地关心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针砭时政,为民请命,而不是把文学看成流连光景、消遣闲情的东西。作为嫡传的历代民歌都深刻体现了这种精神。历代进步文人在创作中,特别是在反对形式主义的倾向时,常以“风雅”相号召,实质上也是倡导这种精神,也是对《诗经》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进一步发展。正是沿着这样的一条轨迹,我国的诗歌发展才能够不断走向壮大。
注释:
①胡先媛著:《先民的歌唱——〈诗经〉》,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②闵虹著:《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
(作者单位:郑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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