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金强制执行申请书

租金强制执行申请书（精选11篇）

租金强制执行申请书篇1

申请人：XXX 性别：X

年龄： XX岁

民族：汉族地址：XXXXXX

电话：XXXXXXX 邮编：XXXXX 被申请人：海南环瑞置业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张晋（公司总经理）

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秀英港《中央商城》

邮编：570105

电话：68639851 , 31657399

传真：68533166 强制执行事项：

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被申请人履行合同向申请人支付租金人民币XXXXX元，违约金XXXXXX元。

2.请求执行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XXXXX元（说明：依照法院判决：如果未按本判决的指定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租金X0.06%X滞期天数=XXXXXX元，即20XX年XX月XX日—20XX年XX月XX日违约金为XXX元，实际金额顺延至实际支付之日止）。

3.请求被申请人履行判决将XXX铺面交还申请人。4.请求被申请人支付本案诉讼费用XXXX元。5.请求执行过程中的全部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与理由：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因《中央商城》租金及违约金一案，业经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于20XX年XX月XX日作出（20XX）秀民一初字第XXX号民事判决书，被申请人拒不遵守判决履行。为此，特申请贵院给予强制执行。

此致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

租金强制执行申请书篇2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执行程序的开始有两种形式, 即申请执行和移送执行。债权人是否申请执行, 由当事人自行处分, 故执行程序的启动以申请执行为原则, 以法院依职权开始执行的移送执行为例外。

一、我国关于申请执行期限的立法现状

关于申请执行期限制度, 我国的原《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限, 双方或者一方当事人是公民的为一年, 双方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为六个月。前款规定的期间, 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 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而2007年修改后现行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 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 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 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 从法律文书生效起计算。”

从这次法律条文的修改, 可以总结出以下两点区别:一是统一适用期限标准, 不再区别主体。为了能够让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当事人在有效时间行驶主张权利, 立案运用了针对不同的自然人法人, 即民事主体, 采用不同期间的标准, 对民事主体进行督促。因为这一规定对不同的法人和当事人以及其他组织的当事人采用不相同的申请执行期间标准, 不仅不符合市场主体平等的市场经济原则, 又不符合我国民事主体平等的原则, 所以当规定推出的时候, 就受到了很多专家及学者的强烈反对。第二, 关于申请执行期限的改变比较适用我国民法通则, 因为将原来不变期间的申请执行期限改为可变期间, 在诉讼时效期间, 申请执行期可以从中停止, 或者间歇执行, 这就让申请执行期间有效延长, 因为以往申请执行期限不长, 债权人很容易就会错过申请执行期限而失权, “赢了官司赔了钱”, 不利于保护执行债权。这是对债权人的利益保护的严重欠缺, 使不少债权人因此而遭受重大损失。

二、我国关于申请执行期限的司法实践

尽管2007年新颁布《民事诉讼法》已对当事人申请执行期限做出了修改, 但是因为1998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 (试行) 》第十八条中规定:“ (3) ……人民法院对符合上述条件的申请, 应当在七日内予以立案;不符合上述条件之一的, 应当在七日内裁定不予受理。”并且该规定现在仍然有效, 导致我国众多法院据此依然由立案部门依职权主动适用审查两年的申请期限。这对于当事人的权利保护是非常不利的。但是, 也有一些法院是适用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来对待申请执行期限, 即法院不主动审查及释明, 而是由当事人提出时效抗辩后再进行审查。

据此, 就产生了司法实践的不统一性, 各地做法不一。对于我国建设法治社会而言, 法律制度的贯彻实施不一致性将是巨大的困难。因此, 我们就有必要从实践出发, 来探讨申请执行期限问题的性质及立法本意, 从而统一认识, 统一司法实践操作, 为我国法律制度的完善奉献绵薄之力。

三、境外申请执行期限制度的立法现状

执行债权和诉讼中的权利在大陆法系中都被认为是民法上的请求权, 其权利主张被一体看待, 用于消灭时效制度。在大陆法系国家中对于执行债权的确认时间要比诉讼中意见不一致的债权的消灭时效期间要长很多, 因为前者已经被有权进行确认, 不存在争议。如果在一定期间内, 债权人不去行使权力, 那债权人的权利就自行消灭。对债权的保护在大陆法系国家 (地区) 一般给予比较长的时效期间, 在《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当中, 就规定了三十年的普通消灭时效期间, 在《日本民法典》中也规定了10年和20年两种。我国台湾地区规定为15年。当消灭时效不足五年时, 在实体法规中就会将其延长至五年。消灭时效长, 就避免了执行债权人因为时效届满丧失强制执行的权利。

四、申请执行期限的性质探讨

在民法上, 诉讼时效和期限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制度。诉讼时效, 是指对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的权利人将失去自身胜诉权的法律制度。诉讼期限是从权利义务的产生、变更和中止的时间, 包括期日和期间。从法律意义上讲, 当诉讼时效到期后, 胜诉权就归于消灭。制定这一制度就是通过督促权利人行使自己的法律权力从而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而期限与时效的意义不同, 它规定的内容与种类很多, 用于确知和确定权利义务的产生、变更、消灭和持续的时间, 其包含的内容有确定民事主体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方面的, 有的是确定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方面的, 从外延上来说, 法律期限包含法律时效的范围。那么, 申请执行期限的性质具体该如何界定呢?

(一) 理论的探讨

关于我国申请执行期限的性质界定, 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实践上, 都具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经过调查研究后笔者发现, 我国申请执行期限的性质与执行期限届满后的法律效力两者存在密切的联系, 在学术界对于后者存在四种不同的学说:

第一种, 实体权利消灭说。

以日本为典型代表的实体权利消灭说是指权利人在期间届满其实权权力就会归于消灭。

第二种, 诉权消灭说。

该种学说认为, 申请执行期间届满, 实体权利依然存在, 只是其诉权归于消灭。这种学说的典型代表为法国。

第三种学说, 胜诉权消灭说。

该种学说认为, 申请执行期间届满, 诉权和实体权利都不会消灭, 仅仅只是权利人受法院保护的权利归于消灭, 其诉讼请求将不会得到支持。即消灭胜诉权而不是起诉权, 权利人的权利变成自然权利。我国的《民法通则》采用此种学说。

第四种, 抗辩权发生说。

这种学说的典型代表是德国, 它们认为, 义务人在申请执行期间届满时, 就会拥有抗辩权, 其实体权利和诉讼权依然存在, 这种说法受到大多数学者赞同。

抗辩权发生说更加具有合理性。理由如下:第一, 该学说更为符合国际法学潮流, 更容易融入世界大法学, 有利于与国际接轨。第二, 该学说更加符合申请执行期间制度的立案宗旨。它设立的目的就是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 实现债权, 避免被执行人长期处于被执行的不利局面, 以维护社会经济的稳定性。第三, 该学说符合私法自治精神。申请执行期限届满以后, 必须由抗辩权人针对权利人的请求提出, 如果抗辩权人不主动进行抗辩, 抗辩权人以外的人包括法院不得主动进行适用, 应当视为抗辩权人对自己权利的放弃。

因此, 申请执行期间的概念就是指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 权利人没有行驶法律赋予的权利, 义务就相应行驶拒绝履行抗辩权, 根据这种行动, 人民法庭就不能行驶强制执行的权利让在文字规定的权利得以实现的法律制度。

(二) 实践探讨

我们国家修订前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申请执行期限是指法院在立案时行使职权在不变期限时主动审查。申请执行期间在民事诉讼法修订之后其性质是否发生改变, 即是否由除斥期间变为时效期间?目前, 在我国司法中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产生于实践过程中:一是将申请执行期限与原来的申请执行期限一样, 都由法院在立案时进行主动审查, 成为申请执行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如果超出期限, 将不会被授理。二是申请执行期限不再由法庭立案部门审查, 而是由法庭执行部门来审查, 如果超出期限, 执行部门也不会受理, 而会驳回申请。三是立案部门和执行部门都不再进行审查, 如果被执行人对执行期限存在不同的意见, 再由执行部门启动审查, 如果异议成立, 执行部门就会驳回申请, 如果异议不成立, 就会驳回时异议。如果被执行人在整个过程中都没有提出任何不同意见, 整个案件将会依法继续进行。

通过笔者参与法院执行立案工作的实践看, 同意第三种观点。即将申请执行期限适用诉讼时效的有关规定, 可称之为“执行时效”。所谓“执行时效”, 是指对生效法律文书中所确认的执行债权进行保护。在明确了以上观点之后, 再反观本文开篇之案例, 笔者得出以下结论:法院立案部门应当受理申请人的执行申请, 并且及时移送执行部门。在执行中, 只要被申请人不提出执行期限届满异议, 即使不写“承诺书” (也就是说承诺书已无关紧要) , 立案程序、执行程序都会正常进行。

更进一步探讨, 笔者认为, 新申请执行期间在性质上已经完全不同于旧的申请执行期限, 其性质上更接近于“诉讼时效”, 亦可称之为“执行时效”。即新申请执行期间是一个时效期间, 属于“诉讼时效之一种”。既然认定新申请执行期限是一个时效期间, 性质上等同于诉讼时效, 那么其法律适用也应等同于诉讼时效。目前, 诉讼时效制度在我国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都形成了统一看法:抗辩权发生主义需要诉讼时效制度来协调。被告是否提出抗辩决定了法院是否审查时效问题。这种诉讼时效制度能够实现民事诉讼中私法自治原则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落实。

我国《民事诉讼法》过去在规定申请执行期限时没有将消灭时效运用行强制执行程序, 只是在诉讼时效之外作了规定。该期限不仅远短于《民法通则》规定的两年普通诉讼时效期间, 而且不能像诉讼时效那样可以中止、中断, 容易导致债权人错过申请执行期限而失权, “赢了官司赔了钱”, 不利于保护执行债权。这次修改《民事诉讼法》, 立法者明确规定了申请执行时效制度, 执行时效不再有法定不变期间, 而是诉讼时效之一种, 从而在立法中真正贯彻了保护民事权利的精神。

根据上面的论述, 根据我国司法实践情况, 我认为应该把当事人申请执行期限与“执行时效”意义等同, 它能够很好地协调诉讼时效抗辩权发生主义的相关规定, 与<民法通则>比较适用。坚持与时俱进, 不再机械的适用1998年颁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 (试行) 》中的规定。将申请执行期间的适用选择权交给当事人, 尊重和保障当事人在私法领域的意思自治。

五、对我国申请执行期限制度的立法展望和完善建议

我国2007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对申请执行期限制度的做出了修改, 这对于督促权利人尽快行使权利, 稳定社会经济秩序, 充分保护权利当事人救济权的实现, 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此次修改使得申请执行期限与民法的诉讼时效制度前后呼应, 完善了我国的民事理论体系, 这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此次修改对申请执行期限的规定比较笼统, 没有对其中止中断的具体情形及相关的配套制度做出规定, 理论界和实务界也对其内涵、性质及立法例的选择等存在诸多争议。因此, 立法者有必要根据相关法学理论对申请执行期间的上述问题再思考, 做出更为详尽完善的规定。笔者认为有必要从以下几方面做出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

1.通过修改《民事诉讼法》第215条, 将申请执行期限明确定性为“执行时效”, 适用《民法通则》中有关诉讼时效的法律规定。

2.适当延长两年的申请执行期限, 可以延长为五年或者十年, 给当事人更为周密的权利保障, 使其充分行使意思自治。

3.通过颁布相关法律法规或者司法解释 (也可包括其他有权解释) 来进一步明确对申请执行期限有关中止中断的具体情形及相关的配套制度, 使其更具有司法操作性。

4.亦可将申请执行期限定性为除斥期间, 但是要将该期间设定的足够长, 如参照《法国民法典》的三十年, 或者《德国民法典》的二十年。以使执行债权人不会担心因时效届满而丧失请求强制执行的权利。此种意见的第一大优点在于它的确定性, 简单明了, 容易计算, 法院很容易查清其起算点和届满时间, 有利于案件的及时受理和执行;第二大优点是我国社会非常熟悉这一制度, 从法律制度的稳定性和适用的方便性考虑, 如果通过小修小补可以解决问题, 就没有必要非得完全推翻原来的制度, 引入一个相对复杂和陌生的制度。

摘要：当事人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期限制度是民事执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启动法院执行权的必要条件。不仅关乎案件当事人的切身利益, 也涉及法院执行权的行使。因此, 对这一制度的探讨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并对我国法院的司法实践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执行期限,依职权,胜诉权,建议

参考文献

[1]陈桂明.诉讼公正与程序保障[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6:118.

[2]邵明.民事诉讼法法理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327-329.

租金强制执行申请书篇3

妻子于2003年初提出离婚，我不同意，她就擅自租了房子搬出去住，说是要为“感情破裂”提供证据，为离婚创造条件。一年多的“光棍”熬得我如饥似渴，找上门去哄、去求，她硬是不动“凡心”，想找条别的途径解决问题又怕以后背个“有过错”。无奈时想去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以维护自己的配偶权，却被驳回，丈夫申请“强制执行”为什么就不予支持？既然如此，所谓的“配偶权”又在哪里呢？

王平

王平朋友：

新《婚姻法》的确规定了配偶权。配偶权是包括夫妻姓名权、住所权、同居权、生活互助权、家事代理权、平等从业权、生育权等项内容的综合权利。仅仅因为报纸披露的个别案例不合心思就对配偶权的存在提出质疑，这种观点未免偏激。

事实上，法律只是明文规定了“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却没有明文规定妻子与丈夫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同居。不仅如此，《婚姻法》还明文规定，夫妻因感情破裂或分居满2年的应准予离婚。据此亦可推论，分居是夫妻任何一方的权利。如果强制性地要求夫妻必须同居，实质上是对夫妻人身自由的侵犯。

一般说来，夫妻中的一方要求分居大都事出有因，说白了就是夫妻感情上出了问题，婚姻面临危机。拿你来说，你妻子与你分居的目的不就是要“为感情破裂提供证据，为离婚创造条件”吗？这种情况下，法院驳回要求妻子履行同居义务的强制执行申请，难道有什么不对？

强制执行申请书篇4

申请执行人：***，男，1973年7月22日出生，汉族，湘潭市人，住湘潭市*****。

申请执行人：***，女，1973年7月22日出生，汉族，湘潭市人，住湘潭市*****。

被申请执行人：***，男，1973年7月22日出生，汉族，湘潭市人，住****。

被申请执行人：***，男，1973年7月22日出生，汉族，湘潭市人，住*****。

申请执行人与被申请执行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纠纷一案，经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湘高法刑一终字第****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现被申请执行人拒不全面履行生效判决书，为此，特申请贵院给予强制执行。

申请事项：

1、请求法院执行被申请执行人***赔偿申请执行人经济损失等人民币****元，由被申请执行人***赔偿申请执行人经济损失等人民币****元；

2、请就法院执行被申请执行人***加倍支付申请执行人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元，被申请执行人***加倍支付申请执行人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元。即按人民银

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的利息的双倍（暂时计算自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

3、被申请执行人支付本案的执行费。

事实与理由：

申请执行人与被申请执行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纠纷一案，已由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湘高法刑一终字第****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

一、……；

二、……；

三、……，即“判令由被告人***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等人民币53767元，由被告人***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等人民币13441.6元。”；

四、……；

被申请人***、***至今都没有支付给申请人一分钱的赔偿金。为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六条之规定，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

此致

**市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

强制执行申请书篇5

申请人：

被申请人：

请求事项

1、请求贵院依法执行XXX号判决书确定的上述被申请人的义务；

2、由被申请人承担本案的执行费用。

事实与理由

申请人XX（以下简称“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周礼（以下简称“被申请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于2013年X月X日经XXX人民法院判决，并出具了（2013）X民初字第XX号判决书。内容如下：

一、被申请人XX在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7日内偿还申请人XX()元。如果被申请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本案受理费XX元，因适用简易程序XX元，由被申请人XX承担。

现判决已生效，被申请人未在判决书指定期限内履行上述给付义务。被申请人拒绝履行判决确定义务的行为严重侵犯了申请人之合法权益。为此，申请人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36条之规定，特向贵院提出上述执行申请，请贵院依法支持。

此致

XXX人民法院

申请人：XX

二○一三年月日

附：

强制执行申请书篇6

申请人周中平，男，1968年3月29日出生，汉族，湖南省祁东县人，初中文化，居民，住祁东县洪桥镇街道太阳升居委会周家村民小组11号。

被申请人唐东宝，男，1962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祁东县双桥镇林星村12组。

申请事项

请求贵院执行（2017）湘04民终129号民事判决书所判决的事项，即对被申请人唐东宝劳务者致害责任纠纷一案，所判决唐东宝赔偿周中平42575.00元；被告承担案件受理费864.00元，合计43439.00元，由被申请人予以强制执行。

事实与理由

申请人周中平与被申请人唐东宝劳务者致害责任纠纷一案，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8日作出判决，判决被申请人唐东宝在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申请人周中平赔偿责任款42575.00元及案件受理费864.00元，合计43439.00元由被申请人唐东宝负担。本案判决书现已产生法律效力，被申请人唐东宝至今尚未履行清偿义务。据此，特依法向贵院提出上述申请，请予支持。

此致祁东县人民法院

浅析强制执行公证篇7

一、强制执行公证的概念

《公证法》第37条规定:对经公证的以给付为内容并载明债务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承诺的债权文书, 债务人不履行或者履行不适当的, 债权人可以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民事诉讼法》第238条也作出同样规定。也就是说, 强制执行公证就是针对债权债务关系明确的债权文书, 只要经双方当事人公证承诺可强制执行, 在纠纷时可非经诉讼, 直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一种公证制度。

二、强制执行公证的作用和意义

(一) 非诉证据, 节约司法资源

经公证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 都是公证机关对公证对象进行了认真全面的审查、核实、确认其真实、合法的才给予公证, 因而可信度高。除被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的外, 均可直接作为司法诉讼活动中的证据证明材料, 无须司法机关另行启动调查、诉讼或仲裁程序。简单快捷实现债权、有效节约了司法资源。

(二) 通过法院强制执行的威慑力, 督促当事人自觉履行义务

在债务人作出自愿接受强制执行的承诺时, 表明其自愿接受强制执行的约束力, 选择放弃诉讼来解决纠纷。基于此一般都能自觉地履行债务以免出现因自身财产被查封、扣押等强制执行措施而影响正常的生活、生产秩序。

(三) 有效保护债权人权益, 保障社会稳定与发展

在民事诉讼中因诉讼审判程序繁琐、周期过长, 对债权人来说废时、废力, 而一纸强制执行公证书, 直接越过漫长的等待进入执行程序, 能最有效的使债权人的权益得到实现。

三、强制执行公证的债权文书的范畴

债权文书是指债权债务关系的各种文书的总称, 包括合同、协议、借据、有价证券等。我国《公证法》规定可通过公证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只限于给付一定货币、物品或有价债权。《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 第2条规定: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的范围: (一) 借款合同、借用合同、无财产担保的租赁合同; (二) 赊欠货物的债权文书; (三) 各种借据、欠单; (四) 还款 (物) 协议; (五) 以给付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学费、赔 (补) 偿金为内容的协议; (六) 符合赋予强制执行效力条件的其他债权。当前我国公证业务领域中多办理借款、租赁、买卖合同等公证。但随市场经济发展、公民财产交易、流通的愈加频繁, 对主债权进行担保的抵押合同、保证类合同都不断涉列到公证中。笔者认为今后范围将会更大。

四、公证的法律效力

公证的法律效力是指公证证明在法律上具有的效能和约束力。依我国法律规定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 证据效力:《公证法》第36条规定, 经公证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 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该项公证的除外。这就是公证最基本的法定证据效力, 使债权文书具备比普通证据材料更高的证明力。

(二) 强制执行效力:强制执行效力是公证效力中最具特性的一种效力, 依据公证机构出具的执行证书, 申请人可直接向法院请求强制执行。它是债务人对自身诉讼权利的放弃, 是一种法律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而从债权人的角度来说, 强制执行能免于纠结在繁琐的诉讼程序当中, 这种新型的快速纠纷解决方式无疑是债权人的最佳选择。法律赋予了公证强制执行效力, 对一些简单的民事、经济纠纷, 事实清楚, 争议不大, 是完全可以利用公证的强制力来高效快捷的实现的。

(三) 法律要件效力:就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某项法律行为须经公证后, 才具有法律效力, 未经公证不具有相应的效力。

五、公证机构承办强制执行公证应注意的事项

因强制执行公证是依公证机构出具的执行证书直接进入执行程序, 所以如果公证书有错误, 就会对债务人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为此, 公证机构在办理强制执行公证时, 一定要注意强制执行公证的要件要求及必要告知事项:

(一) 公证书须以给付货币、物品或有价证券为内容

强制执行公证的目的就是最快解决问题, 免于纠纷, 而对于行为或无形资产等的给付因过程复杂, 认定难度大。有些还要涉及到专业机构进行评估或鉴定等, 容易产生纠纷。所以我国法律将公证债权文书的对象限定为货币, 有形物和有价证券。这就要求公证员一定要明确公证债权文书的范畴。这也是本文为什么在前面重点列举了公证债权文书的范畴, 意在不能超范畴而被法院裁定不予执行。

(二) 债权债务关系明确, 债权人和债务人对债权文书的给付内容无疑义

在承办强制执行公证时, 公证员首先要重点审查行为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所签债权文书是否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名称、种类、数量、履行期间等是否清楚明确;还要具体审查合同项下的有关物权权属及其他给付内容有无异议;有无规避法律、侵害第三人合法权益、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事实或行为。

(三) 债权文书中载明当事人自愿接受强制执行的承诺, 公证书要载明已赋予强制执行效力

强制执行公证的前提是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意思表示真实, 债务人要有自愿接受强制执行的承诺, 公证员要向当事人充分阐明强制执行公证的含义、法律后果。询问其是否充分理解并同意接受强制执行, 并在笔录中记明, 在债权文书中载明;公证书中最后要载明赋予强制执行效力。

摘要：随着我国法制社会建设的不断深入, 公证所发挥职能作用的领域也越来越广泛。强制执行公证就是非经诉讼方式, 赋予当事人债权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制度。本文从强制执行公证的含义入手, 阐述了强制执行公证的范畴、法律效力、要件要求问题, 仅供参考。

关键词：概念,范畴,法律效力,执行

参考文献

[1]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Z].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5.08.28.

[2]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Z].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8.04.01.

[3]最高人民法院, 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EB/OL].找法网, 2005-11-08.

探望权可以强制执行吗篇8

去年我与前妻协议离婚，当时约定，3岁的孩子归前妻抚养，我每月支付抚养费200元钱，且每个星期探视孩子1天。但离婚没过多久，前妻的家人为了不让我探视孩子，把孩子送往外地去读书了，而且长期不回来，我现在根本无法探视到孩子。请问：我可以以拒绝支付抚养费的方式来抗议吗？我又应该如何来维护我的探望权呢？

薇薇解答：

抚养费与探望权是两个法律关系，你不能以探望权得不到兑现而拒绝支付孩子的抚养费。

根据我国《婚姻法》的有关规定，夫妻离婚后，父母子女关系依然存在，不能因为没有直接抚养子女就剥夺其探望子女的权利。抚养子女的一方应与另一方协商，允许对方在适当的时间探望子女，并要为其探望提供相应的便利条件。至于探望的次数、地点、会见时间的长短一般由双方协商。协商不成的，人民法院应根据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和学习生活的原则，对行使探望权的方式、次数、地点、交接等作出判决。

同时，本法第38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

现在你前妻拒绝你按照判决书的约定行使探望权，她的行为已侵犯了你的合法权益。如果你行使探望权的方式、时间经过协商得不到实现，你可以通过法院强制执行。

强制执行申请书篇9

被申请人：中国**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南通市**号，负责人：杨**，职务：总经理。

申请执行根据：

（20xx）开民初字第0232号民事调解书

申请执行标的：

一、强制执行被申请人中国**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中心支公司给付申请人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理赔款计人民币40959元；

二、强制执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自20xx年11月2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双倍计付）；

三、本案的执行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申请执行理由：

申请人诉被申请人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经贵院主持调解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达成调解协议，并由贵院于20xx年11月1日作出（20xx）开民初字第0232号民事调解书，由被申请人于20xx年11月25日前给付申请人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理赔款计人民币40959元。前述履行期间届满后，被申请人并未依约向申请人履行给付款项的义务，现为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申请强制执行，恳请贵院早日执行完毕！

此致

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

强制医疗执行监督的调查与思考篇10

内容摘要：调查发现，在强制医疗执行检察监督中，存在信息衔接不畅、监督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建议通过完善强制医疗执行案件衔接机制、明确强制医疗执行主体、健全医疗费用保障机制等途径予以完善。

关键词：被强制医疗人强制医疗执行检察监督

《刑事诉讼法》设置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明确规定：由公安机关写出强制医疗意见移送检察院，由检察院提出强制医疗的申请，对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由人民法院决定。同时也明确了检察院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笔者通过对2013年—2014年贵州省59件强制医疗执行案件的调查研究，提出解决强制医疗执行监督难的对策，以期推动建立强制医疗执行法律监督机制。

一、强制医疗执行监督现状

2013年—2014年，贵州各级法院决定强制医疗59件59人，其类型为：故意杀人32件，故意伤害20件，放火5件，强奸1件，过失致人死亡1件。采取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59件，执行场所主要是看守所、拘留所、康复中心、精神病医院。强制医疗场所主要是民政部门所属的精神病医院、公安机关所属的康复中心、民营精神病医院等。法院决定强制医疗后，在交付执行环节，主要由公安机关送交执行，或者被强制医疗人的亲属配合公安机关送交，有时也仅由被强制医疗人的亲属单独送交医疗场所。检察机关主要通过巡回检察的方式对强制医疗执行进行检察监督。目前，被强制医疗的59人，未经法院决定解除强制医疗而由被强制医疗人亲属直接接回的2人。

二、强制医疗执行监督困境

检察机关对强制医疗决定和执行的监督过程实际上是权力制约的过程。但这一权力制约的过程囿于法律规定的粗疏、司法解释的部门化等原因，使检察机关对强制医疗执行的监督存在诸多困境。

（一）强制医疗执行案件信息衔接不畅通

对强制医疗执行进行监督，首要前提就是获知案件信息，不能获知案件信息，检察机关的监督就是无源之水，监督也就无从谈起。检察机关对强制医疗执行的监督分为两部分：其一，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刑诉规则》）第543条规定了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在审查公安机关对涉案精神病人提出强制医疗意见时，应当对公安机关采取的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是否适当进行审查。第547条规定了监所检察部门对于公安机关对涉案精神病人采取临时保护性措施的执行进行监督。但《刑诉规则》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并没有就两者法律监督的协调作出明确规定。这就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对涉案精神病人采取临时保护性措施时，往往不告知监所检察部门，公诉部门在审查强制医疗意见时也怠于抄送监所检察部门，对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的执行的监督就出现盲区。其二，《刑诉规则》第540规定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实施监督，第661条规定监所检察部门对强制医疗执行活动进行监督。在强制医疗决定阶段和执行阶段之间，有一个衔接过渡的执行交付过程。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和《刑诉规则》并没有规定法院在作出强制医疗决定将强制医疗决定书、执行通知书送达公安机关时，抄送检察机关监所监察部门，也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在收到法院的决定书后将决定书复印件移送监所检察部门，强制医疗执行监督从源头上就缺乏获知案件的畅通渠道。其三，不同检察机关监所检察部门之间的衔接也不畅。司法实践中对公安机关的执行交付的监督和对强制医疗机构的执行活动的监督，往往由不同检察机关的监所检察部门履行，但相互之间缺乏衔接。

（二）强制医疗执行主体不确定

强制医疗机构是对被决定强制医疗人进行医疗诊治的专门机构，也就是强制医疗执行的主体。但《刑诉规则》及司法解释并未规定哪些医疗机构是强制医疗的执行主体。实践中，一般将被强制医疗人交由民政部门的精神病医院执行，有的将被强制医疗交人交由公安机关所属的康复中心执行，有的则交由民营精神病医院执行。首先，由于民营性质的精神病专科门诊、福利院不是法定的强制医疗机构致使检察机关不能对其进行监督。其次，因为上述医疗机构并非法定的强制医疗机构，强制医疗机构对被强制医疗人提出解除强制医疗没有法定依据和法定职责，致使解除环节陷入“梗阻”困境，解除环节落入“虚置”困境。

（三）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标准不明确

在法院对涉案的精神病人未作出强制医疗决定前，由公安机关对其采取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并未对“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的标准作出明确规定。实践中，各地公安机关对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的标准把握不一致。精神病人涉案后，有的将精神病人关押于拘留所或看守所；有的将其送于公安机关所属康复中心；有的将其送至民政部门所属的精神病医院或民营性质的精神病医院；甚至有的直接让精神病人亲属领回家进行看护。这就导致检察机关对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的执行的监督出现虚置、落空。

（四）强制医疗执行监督制度不完善

对强制医疗的执行进行监督，主要是对强制医疗的交付执行活动，医疗机构的执行活动和违法行为，强制医疗的解除等方面进行监督。《刑诉规则》对强制医疗执行的监督仅作了原则性规定。当前，我国还没有专门的强制医疗执行检察监督的规范性文件，强制医疗执行监督的对象、内容、方式方法、工作机制等都缺乏明确规定。监督制度的不完善，导致司法实践中检察监督工作不规范，监督实效不明显，从而影响强制医疗程序价值目标的实现。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如，监督主体不够明确。被强制医疗人跨区、市执行强制医疗，对强制医疗机构的执行监督是由“强制医疗机构所在地的检察院负责还是由作出决定的法院的同级检察院负责”，相关法律司法解释未明确规定。对治疗效果和解除强制医疗的监督更是检察监督的“硬骨头”。这关乎被强制医疗人的身心健康和人身自由，是执行监督的核心内容，但“实施必要的治疗”和“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尚未确立具体的评判标准和科学的评估程序。

（五）强制医疗解除条件不明确

《刑事诉讼法》规定，强制医疗机构应当定期对被强制医疗的人进行诊断评估。对于已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的应当及时提出解除意见，报决定强制医疗的法院批准解除。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有权申请解除强制医疗。然而相关司法解释并未对“定期诊断评估”制度，“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解除条件作出明确规定，缺乏具体的操作规则，导致实施困难，强制医疗执行机构不清楚如何科学的把握解除条件，法院对于被强制医疗人的解除依据也主要依赖于强制医疗机构的诊断报告和精神病鉴定。但临床学精神病所谓的治愈通常还包括通过药物、监管看护可予以控制的情形，而并非强制医疗程序中的“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由此，给司法实践带来一系列现实困难。一是强制医疗执行机构基于不能准确判断被强制医疗人“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或基于其不是法定的强制医疗执行机构，没有法定职责，从而不提出解除意见；二是精神病人因没有被科学的“定期诊断评估”，不具备完全行为能力，导致其不能提出解除申请；三是被强制医疗人近亲属乐于强制医疗机构长期监管精神病人，不愿意申请解除，从而导致解除程序不能启动，精神病人实质上被无限期关押。四是被强制医疗人近亲属因无力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未经“定期诊断评估”是否“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而直接将被强制医疗人接回，完全虚置强制医疗解除程序，给社会公共安全埋下不可预知的隐患。

（六）强制医疗费用缺乏保障

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费用包括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阶段和执行阶段的费用。目前我国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对这些费用具体由哪些部门承担，也没有明确规定。在实践来中，有的公安机关支付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和强制医疗的部分费用，但公安机关没有单列强制医疗经费，只能挤占办案经费。有的公安机关委托民营精神病医院执行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或强制医疗，但是民营精神病医院无力承担巨额医疗费用，从而拒绝收治被精神病人或被强制医疗人。有的民政部门所属的精神病医院执行强制医疗的，医疗费用通常先由医院垫付。有的则要求被强制医疗人亲属支付部分刑事强制医疗费用。强制医疗费用缺乏保障，也是检察监督的现实困境。

三、强制医疗执行监督对策

对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执行强制医疗，尽管可以促进精神病人的健康恢复，但更多的是对精神病人的人身自由等权利予以限制。因此，检察机关对强制医疗的法律监督，对保障涉案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起到至关重要的保障作用。针对上述现实困难，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强制医疗执行的监督机制加以完善：

（一）建立强制医疗执行案件信息衔接机制

及时掌握强制医疗执行案件信息，是检察机关进行法律监督的源头，因此在强制医疗执行的监督上首先要建立和完善案件信息沟通机制。其一，应当在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之间建立案件信息衔接机制。公安机关在向检察机关对涉案精神病人提出强制医疗意见时，同时向检察机关的监所检察部门通报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的相关情况以及采取的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其二，在检察机关内部公诉、监所检察部门之间建立案件信息衔接机制。法院作出强制医疗决定之后，公诉部门应当在收到决定后三日内告知监所检察部门。其三，在提出强制医疗申请的检察机关监所检察部门与强制医疗执行机构所在地监所检察部门之间建立案件通报机制。

（二）确定强制医疗机构

强制医疗机构在强制医疗程序中具有核心地位的作用，其连接被强制医疗人交付执行、收治监管、康复解除环节，关系到强制医疗法律制度价值的实现。从其所处诉讼程序中的位置及履行的法律职责来看，强制医疗机构无疑具有较强的司法属性。因此，相关司法解释尽快明确强制医疗主体。笔者建议：其一，为解决当前医疗主体性质各异、被强制医疗人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医治和社会安全隐患多发的混乱局面，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民政部门、公安机关所属的精神病医院或康复中心为强制医疗机构，每个市州可明确1个医疗机构集中收治被强制医疗人。其二，着眼长远，宜规划建立兼具治疗和看管双重职能类似羁押场所的强制医疗所，由其集中收治被强制医疗人，统一行使强制医疗执行权，也便于检察机关的检察监督。

（三）科学界定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的标准

规范临时保护性措施的适用，对临时保护性措施适用的有关场所、方式、内容和执行责任、费用保障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首先，明确措施适用的场所。什么情况下在看守所或拘留所适用，必要时可以将涉案精神病人送往精神病医院、康复中心等场所进行诊断治疗，并应当对“必要时”作出明确解释。其次，明确适用措施的内容。通常分为一般性强制措施和留置鉴定措施。前者与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强制措施相同，如逮捕、拘留等；后者则是将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送入精神病医院或适当处所，对其精神状态、身体情况进行观察治疗。再次，明确执行责任。在适用临时保护约束性措施时，应当明确区分公安机关和精神病医院的执行责任，精神病医院承担具体执行责任，公安机关承担监管责任。

（四）完善强制医疗执行检察监督机制

检察机关对于强制医疗执行进行监督，主要是对强制医疗的执行交付、收治医疗活动、康复解除环节方面及强制医疗机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此外，还要受理被强制医疗人及其近亲属、法定代理人的控告、举报和申诉，并及时审查处理。检察机关对强制医疗执行的法律监督，对保障被强制医疗人的合法权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强制医疗执行监督机制的完善和落实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强化顶层设计，完善相关监督机制，强化强制医疗执行监督，增强监督实效。基于此，笔者建议：一是明确检察方式，建立巡回检察制度。检察人员不定期对强制医疗机构的医疗、监管、诊断评估等活动进行现场检察，发现违法或者侵犯被强制医疗人的合法权益的情形，及时予以纠正。二是建立动态同步监督机制。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法院、强制医疗执行机构可建立网络信息平台，实现信息共享和即时沟通，推动强制医疗执行的动态化监督。三是建立纠正违法和检察建议制度。根据强制医疗活动中的不同违法情况，提出口头纠正意见或制发书面纠正违法通知书，以及检察建议书。四是畅通权利救济机制。建立检察官谈话和约见检察官制度，检察人员不定期选择被强制医疗人进行个别谈话，及时与要求约见的被强制医疗人及其亲属、法定代理人谈话，听取情况反映，提供法律咨询。在强制医疗机构的适当位置建立检察官信箱，接收被强制医疗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和其他人的控告、举报和申诉材料。

（五）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

强制医疗的解除环节是执行程序的出口，直接关系到被强制医疗人的人身自由等权利。启动解除强制医疗的前置程序是经过强制医疗机构的诊断评估，解除的关键是被强制医疗人“已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因此，在强制解除环节建立应建立以下制度：一是专门评估。建立专门的强制医疗评估鉴定专家委员会。该委员会应由具有鉴定资质的司法鉴定人、强制医疗机构的精神病学专家、其他社会医疗机构或卫生行政系统的精神病学专家等组成，对被强制医人“已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作出专门评估和科学鉴定，体现评估鉴定程序公正和诊断评估意见的准确性，畅通强制医疗解除出口。二是定期评估。强制医疗机构应当每半年对被强制医疗人是否具有人身危险性进行评估鉴定，经鉴定，人身危险性消失的，应当及时提出解除意见，法院应当及时审理，作出解除决定；认为被强制医疗人仍有人身危险性的，继续强制医疗。三是重新评估。如果被强制医疗人及其亲属不服强制医疗机构的评估鉴定意见有异议，可以申请重新评估鉴定。强制医疗机构接到申请后，应当另行组织评估鉴定。

（六）建立强制医疗费用保障机制

对精神病人进行强制医疗是国家的一种强制行为，具有国家司法功能，其费用理应由国家来承担。基于此，建议我国法律或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强制医疗费用由国家负担。但强制医疗费用保障应当区分情况，解决两方面的费用保障：一是强制医疗期间的医疗费用，这部分费用应当由政府全额保障，各级政府应当单独编制强制医疗经费预算，实行统一拨付、分级管理，确保强制医疗经费足额及时拨付到位。二是被解除强制医疗人的后续治疗费用保障问题。建议通过医疗保险社会化的方式解决，即将被强制医疗人的医疗纳入城镇医疗保险和新农合医疗保险，对没有参加城镇医疗保险或新农合医疗保险的，则由民政部门对此部分费用视情给予补助，以保障被强制医疗人的后续救治措施得到及时有效实施，使被刑事强制医疗人能够早日康复回归社会。

论我国探望权的强制执行篇11

探望权最初起源于英美法系, 后为各国法理和立法普遍接受和认可。2001年, 我国首次以立法的方式确认了探望权制度, 是我国婚姻法史上的一大进步。但在司法实践中, 探望权的执行效果仍不理想。我国婚姻法第四十八条 (1) 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 第三十二条 (2) 对探望权的强制执行作了相关规定, 但无论是从立法层面还是实践层面来看, 仍存在许多的问题。

(一) 立法缺陷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仅用两个条文规定了探望权的强制执行, 缺乏详细的强制执行条件和程序, 同时也没有规定强制执行的原则。这容易给司法实践带来困扰, 缺乏自由裁量权的适用标准, 法官过多地行使自由裁量权, 往往难以说服当事人。

(二) “探望权”强制执行的法律适用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 探望权强制执行的适用存在着许多障碍。具体表现如下:

1.子女不合作。在现实生活中, 当父母离婚后, 由于未成年子女心理发育不成熟, 再加上所处环境的影响, 会出现抵触情绪, 拒绝探望权人探望, 使得探望权案件的判决难以执行下去。此时, 法院可能出于保护未成年子女利益的考虑中止探望权人探望, 这就会使探望权人的权益遭受损失。

2.与未成年子女生活的一方拒不配合, 夫妻双方因为离婚而“结仇”的绝不在少数。此时, 与未成年子女生活的一方有时会把孩子当做筹码或者报复的工具, 拒绝另一方来探望孩子。

3.探望人滥用探望权。在现实生活中, 一些探望人的做法过于过分, 隔三差五就去探望孩子, 甚至不经直接扶养人的同意就将孩子带走, 严重影响了子女的正常生活。

上述三种情形是在司法实践中比较常见的情形。当然在实践中, 关于探望权案件的强制执行仍存在其他的一些障碍, 比如案外人协助难、法院执行力量不足等等。

二、域外“探望权”强制执行的立法及比较

探望权设立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我国的司法实践提供法律依据, 以解决不与未成年子女生活的一方当事人探望未成年子女的问题。但由于我国探望权立法起步晚, 目前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从世界范围来看, 探望权制度已为各国立法和法理所认同, 因而探望权的强制执行也普遍存在各国立法和法理中。为此, 笔者通过介绍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主要典型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并进行比较分析, 为我国的探望权制度尤其是探望权的强制执行提供有利的借鉴。

(一) 域外“探望权”强制执行的立法

1.美国

在美国, “探望权”又被称为“探视令”。美国历来十分注重保护人权, 为此, 美国联邦及各州都制定了许多关于家事案件执行的法律, 故而也包括探望权案件的强制执行问题。当直接扶养人阻碍探望人行使探望权时, 法院有权作出相应的措施以此保证探望权案件的顺利执行, 维护探望权人的合法权益。

(1) 子女最大利益原则。美国在《1989年儿童法案》中规定, 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决定是否制作“探视令” (3) 何时制作“探视令”时必须充分贯彻子女最大利益原则, 要充分考虑子女的意愿、意志, 考虑对子女的影响, 以此作出正确的选择。

(2) 救济措施。美国各州都采取了相应措施来保障探望权案件的强制执行。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第一, 法院增加判决内容或执行条件。 (1) 科罗拉多州就规定, 若直接抚养人阻碍探望权人行使探望权, 当事人可以自行协商解决或采用听证会的方式处理, 如若不能协商解决, 法院可以通过增加原判决的内容或执行条件, 以此保障探望权人的合法权益。第二, 变更监护。若直接抚养人阻碍探望权人探望子女, 严重损害子女的利益, 探望权人可以向法院提出变更监护的申请, 法院在法定期间内举行听证以取消直接抚养人的直接抚养权。第三, 罚款。美国阿拉斯加州规定, 直接抚养人如果拒不履行判决内容, 法院可对其进行罚款。第四, 藐视法庭罪。如果直接抚养人拒不履行判决内容并蔑视法庭, 情节严重者, 则被判处藐视法庭罪。

2.日本

日本将“探望权”称为“见面交流权”。日本与大多数亚洲国家一样注重家庭伦理秩序, 十分重视家事案件的执行。为此还专门设立特别程序和专门处理家事案件的家事法庭。日本在《人事诉讼法》中确立了“履行确保制度”。 (2) 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履行劝告。对于拒不履行判决的直接抚养人首先采取教育、劝告的方式, 督促其尽快履行义务。二是履行命令。如劝告不成, 法院可采取强硬的手段, 命令直接抚养人履行其义务。此外, 日本还规定了罚款制度。对于拒不履行判决的直接抚养人可处以10万日元以下的罚款。

3.我国台湾地区

我国台湾地区又将“探望权”称为“交往会面权”。台湾地区十分注重保障子女的利益, 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法院在作出判决时应当征询子女的意见。台湾在其民法典中规定, 当探望人行使探望权受到协助义务的一方阻碍时, 可以对其采取高额罚款或拘役的处罚措施。此外, 台湾在其强制执行法中规定, 如果义务人拒不履行其义务, 可以对其采取拘提、管收或者处以怠金的处罚措施, 并规定相应的履行期间。如果在法定期间内义务人仍不履行的话, 可再次对其处以怠金。

此外, 法院可以判令阻碍权利人实现权利的一方, 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 支付违约金。

(二) 域外探望权强制执行立法的比较分析

上述国家和地区的探望权强制执行的立法各具特色, 都在结合其本国和地区具体情况的基础上确立了相应的法律制度, 不仅有利于保护探望权人的合法权益, 也有利于确保子女的健康成长,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笔者通过比较分析上述国家和地区的立法, 拟找出共通之处, 以期能够完善我国的探望权强制执行制度。

1.征询子女意见, 维护子女利益

美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无一例外地都体现了维护子女利益、尊重孩子意愿的原则。在执行探望权案件的过程中, 都注重征询子女意见, 维护子女利益。是贯彻“儿童利益最大”原则的体现。

2.注重调解原则

探望权案件毕竟只是民事案件, 仍然适用调解原则。故而上述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也都体现了调解原则。在决定是否适用强制执行时, 首先由双方当事人自行协商解决, 只有在协商不成时, 再启用强制执行程序。

3.罚款

对于探望权案件来说, 所直接抚养人拒不履行判决内容, 对其处以罚款也是各国 (地区) 立法中采取的常见措施。美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也确立了相应的罚款制度, 并确立了相应的数额幅度。

三、完善我国探望权强制执行的建议

(一) 确立探望权强制执行应遵循的原则

1.子女利益最大原则

探望权纠纷的核心便在于子女, 而探望权设立的最终目的也在于维护子女的利益, 保护子女健康成长。因此, 法官在审理探望权纠纷案件时, 应征询子女的意见, 考虑子女的利益。为此我国不仅应在法理上确认子女利益最大原则, 更应将这一原则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

2.教育调解与强制执行相结合的原则

探望权纠纷归根结底是家事纠纷, 血缘和亲情难以抹杀, 并且探望权执行的好坏关系到子女的身心健康。因此, 当直接抚养人拒不履行判决内容时, 法官应首先采取调解教育的“软”措施, 只有在此情形下探望权仍无法实现时, 才启用强制执行的“硬”措施。只有软硬兼施, 调解教育与强制执行相结合, 才能更好地实现探望权, 解决纠纷, 维护子女的利益。

(二) 完善我国探望权强制执行的立法规定

1.明确行使探望权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我国婚姻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 (3) 只是对探望权行使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做了原则性规定, 并没有具体详细的介绍。笔者认为, 在司法实践中, 探望权行使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往往是双方当事人争论的核心问题。为此, 在立法上明确探望权行使的时间、地点和方式是非常必要的。

关于时间, 笔者认为主要包括周末、节假日及寒暑假三个时间段。周末时, 探望权人仅可以在白天12小时内去探望子女, 一般不应留宿子女。因为周末时间短且周末后子女要上课, 留宿子女会打扰子女正常的生活秩序。至于节假日和寒暑假时, 探望权人可以留宿子女, 和子女多待几天, 交流感情。关于地点, 笔者认为, 探望权人可以选择子女的住处, 本人的住处或者公共场所, 比如游乐园、公园、快餐店等。但探望权人最好不要选择去学校探望子女, 否则会扰乱子女正常的生活秩序。对于探望的方式, 传统的主要是看望式和逗留式两种, 这要根据探望的时间长短而确定。除此之外,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 新兴的交流方式不断涌现。探望权人可以视频聊天的方式实现探望权。当然, 这只是作为一种辅助方式, 毕竟只有与子女真正的接触才更有利于交流感情, 实现探望权。此外, 如果探望权人与子女不在同一地区居住的, 探望权人行使探望权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应迁就子女一方。

2.明确强制执行的辅助义务人的范围

我国婚姻法第四十八条 (1) 规定, 有关个人和单位应协助探望权人行使探望权。这里的“有关个人和单位”即为辅助义务人。但立法并没有详细的说明个人和单位的范围。笔者认为, “个人”主要是子女的祖父母、外祖父母等近亲属。“单位”主要是子女所在的幼儿园、学校、双方当事人所在单位、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妇联和青少年权益保护组织等。之所以要界定辅助义务人的范围就是为了防止有辅助义务的个人和单位逃避义务, 而无义务的个人和单位被迫承担义务。同时, 也是为了广泛调动社会的力量, 化解纠纷。

(三) 完善强制执行的措施

强制执行的措施是强制执行过程中的核心问题, 强制执行并不只是强制直接抚养人带子女与探望权人会面, 还包括其他的变通措施。针对探望权强制执行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结合域外立法的经验, 笔者提出以下几种变通措施:

1.训诫。如果直接抚养人拒不履行判决内容, 情节较轻, 可以疏导教育直接抚养人, 督促其履行义务。

2.拘传。如果直接抚养人将子女送到探望权人不知道的地方以阻止探望权的实现。探望权人向法院提出申请强制执行, 若法院传唤后直接抚养人两次拒不到庭, 法院可将其拘传到庭, 说明子女的下落。

3.罚款。对于妨碍探望权执行的行为人, 包括个人和单位, 如果情节严重的, 法院可以经过法定程序对其处以一定数额的罚款。

4.责令支付迟延履行金。支付迟延履行金制度是我国确立的一项经济赔偿制度。对于实施妨碍探望权执行行为的人, 情节恶劣者, 执行法院可以责令其向探望权人支付相应的迟延履行金。

5.确立变更抚养权制度。我国并未在探望权案件中确立变更抚养权制度, 但是, 司法实践中变更抚养权制度已成为一种需要。为此, 笔者认为, 如果直接抚养人多次阻碍探望权人行使探望权, 情节恶劣并且已严重影响子女的身心健康, 经过探望权人申请, 法院可以变更抚养权, 将子女交由探望权人抚养。

四、结语

探望权是亲权的一种, 我国设立探望权的目的是为了给司法实践提供法律依据, 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从司法实践来看, 我国从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立法目的。然而, 探望权的强制执行一直以来就是司法实践中的难题, 如何妥善的处理此问题成为法学界讨论的焦点。

笔者认为, 我国探望权的强制执行应在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 吸收借鉴国外有效的立法经验, 明确相应的立法原则, 变更抚养权等一系列制度。笔者坚信, 随着我国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发展, 我国的探望权制度将会不断发展和丰富。

注释

11《婚姻法》第48条规定:“对拒不执行有关扶养费、抚养费、赡养费、财产分割、遗产继承、探望子女等判决或裁定的, 由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有关个人和单位应付协助执行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