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符号意义（推荐8篇）
32个关键字及其含义：
auto ：声明自动变量 一般不使用
double ：声明双精度变量或函数
int： 声明整型变量或函数
struct：声明结构体变量或函数
break：跳出当前循环
else ：条件语句否定分支（与 if 连用）
long ：声明长整型变量或函数
switch :用于开关语句
case：开关语句分支
enum ：声明枚举类型
register：声明积存器变量
typedef：用以给数据类型取别名（当然还有其他作用）
char ：声明字符型变量或函数
extern：声明变量是在其他文件正声明（也可以看做是引用变量）
return ：子程序返回语句（可以带参数，也看不带参数）
union：声明联合数据类型
const ：声明只读变量
float：声明浮点型变量或函数
short ：声明短整型变量或函数
unsigned：声明无符号类型变量或函数 continue：结束当前循环，开始下一轮循环
for：一种循环语句(可意会不可言传）
signed：生命有符号类型变量或函数
void ：声明函数无返回值或无参数，声明无类型指针（基本上就这三个作用）
default：开关语句中的“其他”分支
goto：无条件跳转语句
sizeof：计算数据类型长度
volatile：说明变量在程序执行中可被隐含地改变
do ：循环语句的循环体
while ：循环语句的循环条件
static ：声明静态变量
关键词：词语翻译,交叉联立,符号语言学
一、引言
翻译的主要工作是在理解目标语的前提下, 在原语中选择恰当合适的词汇对目标语进行表述, 传达目标语想要传达的意思。在翻译的过程中,翻译的等值和准确性是很重要的,因为这直接影响到目标语读者对原文的理解与原语读者对原文的理解是否一样。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是发生在原语与目标语间的转换,所以翻译的实质可理解为两种符号系统的转换。鉴于符号学与翻译学之间关系密切, 符号学对于翻译研究的作用在于它对意义的研究,所以可以从符号语言学的视角,对词语翻译进行研究探讨。下面,本文首先对符号学和符号语言学进行简要的介绍,继而按照查尔斯·莫里的应用成果: 从三个方面对语言意义进行分类,即言内意义、指称意义、语用意义,本文主要利用后两个对词语翻译过程中词语的交叉联立意义进行分析探讨。
二、符号学、符号语言学
符号学是跨学科的新的研究领域, 吸引了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语言学家和符号学家的注意力并对其研究。下面将对符号学研究代表人物索绪尔和巴特、皮尔斯和莫里斯的研究成果进行简要介绍。
(一)索绪尔、巴特的符号理论
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之父,亦是符号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提出语言符号理论,认为语言是基于符号和意义的一门科学。在巨著《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Saussure 1916)认为语言是观念的符号系统。语言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概念就是所指(signified),声音的心理印迹或音响形象就是能指(signifier)。索绪尔还阐述了语言符号的一些特点,如任意性和归约性、社会性和心理性等。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特将索绪尔提出能指、所指从语言学扩展到了符号学。他认为语言符号都是由所指和能指结合而成的。比如,“猫”这个符号,它的能指就是“猫”这个字的词形 ,而它的能指就是“食肉目猫科动物,前肢五指,后肢四趾,前肢短小,趾尖的手指,弯曲的爪,爪能伸缩,夜间活动,猎捕其他动物的方式是伏击,大多能攀树”。所以“猫”这个符号就是由它的能指所指结合而成的。符号学使语言回归本源,产生了符号语言。符号语言学是对受语法、语用和语义规则支配的符号的使用(杨玲、卢振飞2006:156)。
(二)莫里斯对皮尔斯符号理论的发展
索绪尔是符号学的奠基人,而美国逻辑学家查尔斯·皮尔斯(Charles Peirce)提出的“符号三分法”(同上:157)则是当代符号学理论形成的根本与溯源。之后,美国行为语义学家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对皮尔斯的理论进行系统的研究与发展。莫里斯(1989)认为任何符号都是由三部分组成的实体 ,即符号载 体 (a sign vehicle)、符号所指 (a represent of asign)和解释者 (an interpretant)。这三部分之间的关系构成符号学三方面的意义,即形式意义(符号与其他符号的关系)、存在意义(符号与所指对象的关系)和实用意义(符号与解释者的关系)。符号的完整意义即这三个意义之和。此后,莫里斯将自己的符号学意义观应用到语言学研究: 言内意义、指称意义、语用意义三者共同构成语言意义。接下来从指称意义和语用意义这两方面对词语翻译过程中词语的交叉联立意义进行研究。
三、符号语言学与词语翻译
符号学对于翻译研究的作用在于它对意义的研究, 接下来从指称意义和语用意义这两方面对词语的交叉联立意义进行研究。
(一)指称意义
指称意义是语言符号与其所描绘或叙述的事物的关系,是语言符号表层的意义, 其核心内容是事物的基本的区别性特征, 可以理解为语言符号的“所指”(关德英2006:117),其实就是字典中的解释。“猫”的指称意义就是它的能指“食肉目猫科动物,前肢五指,后肢四趾,前肢短小,趾尖的手指,弯曲的爪,爪能伸缩。夜间活动。猎捕其他动物的方式是伏击,大多能攀树”。这个符号是由词形(能指)和“四足哺乳动物”(所指)结合而成的,它的意义就是所指。当遇到诸如“cold war”,“hotline”, “black market”等词时 , 就可以分别直译为“冷战”, “热线”,“黑市”。
然而,所指和能指的关系并不能决定符号的意义,参考索绪尔(1916),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传统的,我们绝对可以用其他能指,如“狗”或“猪”代替所指“四足哺乳动物”。所以想要了解符号的意义,不仅是所指和能指的关系,而且是符号和其他符号之间的关系(翟凤荣2001:46)。比如“this is a cat”中的“cat”这个符号的语义是“猫”;而在“she is a cat”中,就不能再把“cat”理解为“猫”了,而是“她是一个有心计的女人”,所以这时的符号“cat”语义就由和其他另一个符号“she”的关系决定。由此可以看出,对一个词语即一个符号进行翻译,在判断词语意义时,不能只局限在符号内部,即所指,需要考虑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
在对意义是指称意义即符号内部的所指这样的词语进行翻译时,可以采用直译的方式。但是在实际交际过程中,会遇到词语因为存在交叉对应关系或者联立关系而需要灵活处理的情况,接下来,对词语翻译的交叉联立意义进行探究。
1.词语翻译的交叉意义
交叉:汉语和英语词语之间有语义部分是相同的,其他不同的语义的现象。大部分英语和汉语词语在语义上表现为交叉对应。举例说明,works词性为名词时有“著作”和“工厂”的意思;“工厂”用英语中的“works”和“plant”来表示;而“plant”词性是名词,则有“工厂”和“植物”的意思。所以,搭配、上下文和语境共同决定英汉词语间的交叉对应。比如,“works”可以根据不同 的搭配表 示不同的 意思 : “Hemingway’s greatestworks ( 海明威最伟大的作品 )”在这里 , “works”的意思是“ 著作”;而在“steel works(炼钢厂)”中,“works”表示“工厂”。
2.词语翻译的联立意义
一般来说,一个孤立的英语词语,它的意义是不确定、不稳定的,受到临近词语的制约,所以只有处于一定的联立关系中,即特定的搭配环境中,它的词义才稳定,明确。也就是说,“word has no meaning till it is in a context.”(词在上下文中方有意义)。词义是由受到临近词的制约,也就是与周围词的搭配关系,而意义不同,例如“take”,当只看到它,能想到的是它最基本最常用的意义,即“拿,取”,是无法给出具体明确的意义的,翻开字典也会看到,它的意义有很多条,而很大程度上,“take”的词义是由与它临近的词的搭配关系不同而呈现出多样化。“take after”是照顾,照料的意思;“take place”是发生,进行,举行的意思;而“take pains”是努力,下工夫,尽力的意思。
(二 )语用意义
语用意义,就是语言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意义。指称意义是字面意思,是词的最基本的意义,语用意义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或语境下,由指称意义的基础上引申出来的意义。但是在交际中,只使用词的指称意义的情况是很少的,往往要结合不同的语用意义达到传递信息或透彻理解信息的交际目的。所以对于语用意义,在翻译时,往往要将原语与目标语的社会文化差异考虑进去。例如,中国人有谦虚美德,经常用诸如“鄙人”、“寒舍”、“犬子”“贱内”等词语来表示谦虚之意,但是在西方国家,却不存在这样的“自贬”词汇,所以在翻译“我”的意思时,如果目标语是英语,则可直接翻译成“I”,而汉语若是目标语,则应根据不同语境进行酌情翻译成“我”,“鄙人”等。再比如对颜色词语的翻译, 不同的文化赋予同一种颜色不同的含义,可以很好地反映出文化背景差异使得词语翻译多样化。英语中的“green”在“green with envy”、“green-eyed monster”、green as jealousy”表达的都是嫉妒 ; 在“green hand”、“green-horn”表达的是缺乏经验 ,新手的意思 ;而在“green fingers”中 ,表示的是“高超的园艺技术”,但是在汉语中绿色却没有那种意思。反之,在汉语中,我们经常用“绿帽子”表示妻子对丈夫不忠贞,而如果要翻译成英语,则不能直译为“green hat”,造成外国读者的不解,而是用“cuckold”表示汉语中的“绿帽子”。
当一个词在英语和汉语中不表达相同的语用意义,语用意义和语义意义是不平等的,我们不能简单地使用语义意义,即直译,需要做出调整,应表达其语用含义,为了达到最自然的对等(吴娜、张余辉2011:79)。例如,“She is a fox”,可以直接翻译成“她是个狐狸精”,因为在英语和汉语中有“狡猾,狡猾的人”的意思,“fox”的语义含义和语用含义此时是相等的;但对于“She is a cat”,如果翻译成“她是一只猫”,读者就不知所云了。很明显,这里的“cat”翻译时不能使用其语义含义,而是要用它的语用含义,“狠毒的女人”,翻译成“她是个包藏祸心的女人”。同样是“cat”这个词,再如“rains cats and dogs”,如果直译成“下猫下狗”,则一定会让读者不理解其想表达的意思,而捧腹大笑的,所以,此时不能拘泥于词语的字面意思,需要做一些修改,译为“倾盆大雨”。
五、结语
关键词：Fries 方法论 口译研究
在当代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流派中，Charles C.Fries（1887～1967）是个不容忽视的人物。他的语言研究虽然秉承了以语法结构为核心的语言描写观念，但相比同时代的语言学家又独具特色。与结构主义语言学家Bloomfield、Sapir等人花大量精力研究北美印第安语不同的是，Fries对语言研究的兴趣是从英语作为外语教学的过程中衍生起来的，而他的理论思考也始终未远离英语教学。Fries身兼语言描写、教材编撰和外语教学的多重身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富有理论头脑的外语教育者的典型，他也因此被认为是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应用语言学家（Howatt，1984：313）。与源远流长的语言学发展历史相比，真正的口译研究发端于上世纪50年代（P?chhacker，2004：31-32）。尽管当前的口译研究已超越单纯的语言转换思考，但口译活动终究是“语言”参与的，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将持续对口译研究提供借鉴是毋庸置疑的。本文拟探讨Fries语言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以期对他的语言研究思想作一个较全面的概述。
一、作为交际的语言及其描写
自结构主义语言学鼻祖索绪尔在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的二分法以来，语言学家对研究的对象各有侧重。如形式主义语言学的集大成者Chomsky主张研究理想的说话者所使用的语言，认为在此基础上可以揭示大脑的语言生成机制，而以Halliday为代表的功能语言学家则认为，语言学家应注重研究人类在实际情形中使用的语言，也就是对言语的研究。应该说，语言学家选择以抽象的语言形式还是具体的语言功能为研究对象时，已经决定了意义和语境等因素在他们研究中的价值。索绪尔自身是重抽象的语言而轻具体的言语的，在他的影响下，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普遍只关注语言形式和结构的描写，而对意义和功能等则不予理会。不过，Fries算是一个例外。
在Fries看来，语言是一种抽象的符号形式，他称之为“信号代码”（code of signals）。语言本身不是意义，而是传递意义的工具，信息经由各种代码通过言语行为这种方式从一方传递至另一方（Fries，1963：100）。他认为，要研究一种作为人类社会交际工具的语言，我们必须关注受话者的反应，这使意义的确定成为可能（Fries，1957：35-36）。他还指出，语言学家需要关注的是，找出语言是如何在某个特定的社会群体中实现其全部交际功能的（Fries，1957：4）。因此，立足话语交际，关注意义实现，重视语言功能，是Fries区别于其他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的语言观。
尽管Fries在描写方法上并无多少创新性，但他对描写语料的选择并非只是从周围生活中信手拈来。他认为，要使对语言的分析具有效力，所用的语料必须来自那些说话者的注意焦点在表达交际意图而非语言本体上的情境（Peter Fries，1985）。显然，他要强调的是，只有依附于真实的交际情境的语言才能有助于我们揭示语言的本质和功能，而交际的本质是传递意义，语言则为意义的传递提供可能。Fries自身的语言研究表明，他是始终遵循这一前提的。尽管他对英语语法结构的描写未能跳出结构主义的藩篱，但他的这一思路直接影响了他的理论研究。如在他撰写的《美国英语语法》（American English Grammar）和《英语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English）两部专著中，Fries所采用的描写语料均取自现实的生活场景，既有书面语的书信，又有口语的电话录音，他的这两项研究也跻身20世纪最重要的英语语言研究成果之列（Howatt，1984：313）。当然，Fries选取交际中的语言为研究对象与20世纪初的语法教学和描写多关注文学语言而忽视口语或非文学类体裁作品不无关系。他认为传统的语法只会对语言成分分门别类，对交际行为根本没有解释力，而语言学家却从未对英语口语做过充分的科学调查（Peter Fries，2008）。所以，他的语法理论另辟蹊径，突出言语交际的特点，以功能为准绳确定词汇的词性，关注句子的结构意义和社会文化意义，这些不能不说是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时期的先见之举。
与Fries所研究的口语类似，口译同样是一种交际行为，口译的译语则是译员为了实现某一交际意图的产物。用巴黎释意学派创始人Selescovitch（1962）的话说，口译的过程是一个意义获得理解后再表达的过程，而非一种语言符号的转换活动。但口译译语与口语又不尽相同，这是因为，口译至少涉及两种不同语言和三方间接交际，意义的传递也至少跨越两个过程。以Fries有关交际的论述来看，译语的这一特征反映语言的功能，具备描写的价值。只是放在现今口译研究的视域下，对译语的这种描写已远非结构主义时代的套路可抵，而是应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和揭示口译活动的本质特征和特殊规律。
按意义在口译过程中的流向看，译语临近交际的末端，属于产出范畴。译语既是传递源语意义的媒介，又是译员即时思维的产物。译语是口译交际成功与否的物质依据，也是译员口译能力的直接体现。译语客观存在，可闻可见。不过，当前西方口译研究更注重口译加工过程研究（张威，2011），且与大量关注口译理解过程的研究相比，口译产出过程的研究问津者不多，当然这其中也涉及译语的描写（P?chhacker，2004：125）。与此同时，国内的口译研究重规定，轻描写的研究方法尚未根本改变（穆雷、王斌华，2009）。我们认为，这恰恰也从反面说明，研究口译产出的过程，尤其是描写译语仍然存在很大的空间。而与Fries所处的结构主义时代不同的是，现代语言学发展到今天已产生了诸如语篇分析理论、心理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等众多分支，这些无论是从方法、工具，还是理论框架和微观操作都为我们进行译语描写提供了一系列的经验和借鉴。研究者既可从语篇角度分析译员的谋篇策略和衔接手段，也可从心理语言学的角度解读副语言特征，如停顿、修补等非流利现象，还可从特定语言组合和语言方向的角度入手，探讨译语的对比特征和产出特点等等。可以说，结合口译这种交际模式描写译语特征，不仅会加深我们对口译言语加工过程的理解，还能丰富跨语言研究的内容，为母语（如汉语）和外语（如英语）研究提供借鉴。我们看到，近几年国内外口译研究者已在这些方面做了若干尝试（Tissi，2000;Mead，2002;Petite，2005;徐海铭，2010;戴朝晖，2011），继续深化这方面的探索，对口译教学和研究无疑大有裨益。
二、作为科学的语言研究
Fries对语言研究的创见还集中地体现在他的学术态度上。他把语言学视为一门科学（linguistics as a science），这门学科所要认识的是所有有关人类语言的本质和运作机制，而研究的途径必须是一套行之有效的分析方法和步骤（Fries，1963：91）。他继而指出，作为科学，所做的分析和得出的结论必须是可靠的和可印证的（reliable and replicable），这就必然要求所有的描写必须建立在客观语料的基础上，以接受他人的重新检验（Peter Fries，2008）。在他看来，经验式的和随想式（impressionistic and casual）的结论往往是靠不住的，只有基于客观语料的统计和举证才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结论。这种结论也许有误，但是可以由他人完善和修正（转引自Peter Fries，1985：75）。本着这种理念和原则，Fries系统收集了大量真实的语料，并基于这些语料做了不少原创性的研究。比如，他于1922年完成的博士论文《Shall和will的迂回使用》（Periphrastic Use of Shall and Will）就是他系统搜集和分析1560～1915年间英国戏剧和1902～1918年间英美戏剧中超过20000例的shall和will用法后的成果。他的《英语的结构》和《美国英语语法》也分别是在分析一个超过25万词项的电话录音语料库（约50小时，涉及300多人）和一战期间美国陆军部所收的3000封信件后完成的。站在今天的立场看，Fries的上述思路和方法正好体现了语料库语言学的精髓，只不过公认的语料库语言学的发轫却是20世纪60年代初。（杨惠中，2002：4）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口语始终是Fries的研究对象，但技术条件的限制使他到晚年才有机会撰写《英语结构》一书。从最初描写戏剧台词到后来分析录音语料，体现了Fries在研究方法上的革新，这与他对语言研究的科学态度是一脉相承的。
利用语料库辅助语言研究，是Fries语言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以现在的标准来衡量，Fries的语料库库容实在不算大，使用手段也无技术性可言（主要采用人工计数），但却昭示了实证思维在现代语言学发展初期的萌芽。此外，考虑到分析结果和研究结论的可印证性，Fries对人为控制的实验模式下取得的语料是持保留态度的，认为它们与现实情境下的正常语言运用存在差别（Fries，1964：245）。他的这种界定无疑也为我们研究交际中的语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作为翻译学的一个分支，口译研究在近年的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之势，研究队伍日益壮大，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但是，目前的研究现状仍然重经验传授轻理性思考，且思考缺乏深度（刘和平，许明：2012），真正利用跨学科理论研究口译现象和用实证数据支撑研究结论的探索不多（张威，2011）。而即便在这为数不多的实证研究之中，脱离语境的和实验性质的比例较大，故而常常有缺少“生态效度”（ecological validity）之虞。（王斌华，2012）
Fries语言研究的路径告诉我们，“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摆脱点评式、印象化和总结性的研究思维必须依靠研究方法的科学化，口译研究的纵深发展也必须以科学的方法论为指导。这就要求，一方面，在当前各相关学科理论日渐丰富的背景下，研究者不能画地为牢，而应积极借鉴这些学科的视角、观念、思路等对口译活动进行全面、系统、深入地探索，广泛地开展跨学科研究。另一方面，研究者也不能止步于感性思考和经验认识，而应自觉地运用实证手段，充分地发挥各种资源（包括实践教学、从业经历、网络媒体等）在口译研究中的价值。在这点上，Fries基于语料库的语言研究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
张威（2012）把语料库用于口译研究仅有十余年的历史，且研究手段单一、范围窄、成果少。国内的此类研究更是刚刚起步，来自中国知网的检索显示，发表于核心期刊的语料库口译实证文献仅5篇（戴朝晖，2011;李朝渊，2011;王文宇等，2011;胡开宝等，2009/2012），其中两篇涉及现场记者招待会口译语料文本特征的描写，其余3篇为英语专业八级口译考试语料的语块和非流利（dysfluencies）分析。一方面，这些为数不多的研究结论具有多大的代表性还有待进一步探索，而基于口译考试的语料分析是否最大程度地反应学习群体口译操作的真实性（authenticity）也令人存疑。另一方面，口译语料库的研究价值尚存在广阔的拓展空间，甚至很可能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研究角度可包含源语/目的语语料的对比分析，译员策略和角色研究，理论假说的检证等。因此，未来的研究者既要在建制各类反映口译实践本质的语料库上下工夫，又要让语料库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资源优势，更好地推动口译研究的科学化。
三、作为研究者的教师
Fries不光对语言和语言学有着独到的认识，对研究与教学的关系也颇有见地和心得，这与他作为外语教师的经历不无关系。更确切地说，Fries对语言研究的兴趣是从他的教学过程中萌发的。作为教育一线的教师，Fries对教学中的现实问题深有感触，这也引发了他对自我身份的思考。他始终认为，要找到教学问题的良策，教师必须诉诸已有的相关理论和新的学科知识，并在无可借鉴的情况下积极创新（1963：vii）。他以自身为例，在力求对语言本质和功能的认识有所贡献的同时也探索将这种认识用于解决教学问题的可能性（同上：viii）。他在谈到语言学理论与外语教学的关系时指出，理论必须在教学中经受检验，教学也应推动理论发展，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转引自Peter Fries，2008）
Fries对自我角色的这种定位在他担任密歇根英语学院（English Language Institute）院长期间得到了淋漓尽致地诠释。尽管在这之前他已有多年的教学经历，但是由于二战前外语教学在美国并不盛行，因此把英语作为外语进行教学也是在他创办这所学院后才开展起来的（Howatt，1984：268）。Fries（1955：11）认为，高效的外语学习必须以理想的教材为前提，而教材的编写和内容的筛选则是在对学习者母语和外语对比分析后才开始的。一方面要分别对外语和母语进行科学描写，另一方面还要对分析结果进行比对，得出两种语言结构的差异，进行针对性地教材设计和练习编排，最后才付诸教学，使学生在反复操练的基础上达到运用自如的程度。因此，在Fries的外语教学模式中，语言描写、教材编撰、课堂教学是次第分明而又融为一体的，他和他的同事也几乎同时充当着描写语言学家、应用语言学家和教师等多重角色。Fries后来将他的这种理念集中反映在他们创办的《语言学习—应用语言学季刊》（Language Learning—A Quarterly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中，他的密歇根模式也因此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产生了广泛影响，既催生了不少应用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也为国家部门（尤其是军队）培养了大量外语人才。（Howatt，1984：268-269）
桂诗春（2005）指出，外语教学的最终目的是教会学生用外语来表达意义，交流思想，即用外语进行交际。Fries的外语教学模式及其成就表明，达到这一目的离不开具有理论意识和研究头脑的教师参与，因为他们直接面对学生，熟悉语言规律，了解教学中的实际问题。
在今天看来，尽管他的外语教学模式是结构主义时代的产物，且常常也因为“枯燥”“呆板”不重视学习主体等而为后人诟病（Howatt，1984：225），但他的这一思路无疑是值得借鉴的。
相比外语口语，口译是一种更为复杂的语际交际行为，口译教学的目标是使学生“掌握双语思维的转换和交流技能”（刘和平，2005：100）。显然，这对教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我国，口译课在2000年被列为高校英语专业必修课之前，口译教学仅在为数不多的外语类院校和综合性大学内开展（穆雷，1999：63）。进入新世纪，社会的不断发展对口译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口译教学的层次、规模、地位得到了极大地提升。继2006年教育部批准了首批试办翻译本科专业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又于2007年批准设置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以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专业化的翻译人才。迄今，在获准试办翻译硕士专业的159所高校中，可授予口译专业方向硕士学位的达110所①。不过，口译教学的兴盛使口译教师队伍日渐庞大的同时，问题也是多方面的，如他们多出自传统的外语教学背景，缺乏口译实践和受训经历，对口译缺少基本了解和研究的不在少数等（鲍川运，2004;刘和平，2007）。与此同时，口译的技能要素和职业特点又决定了口译课的教学应不同于一般的语言教学，因为“语言教学培养的是言语交际能力，而口译教学是利用已经获得的言语交际能力学习培养口译技能”（刘和平，1999）。因此，口译教师若不能知常达变，则必然陷入经验教学的泥潭，教学效果也可想而知。
口译教学以口译技能培养为指针，离不开教学者对学生口译能力发展过程中种种问题的思考。按Fries的逻辑，对这类问题的思考既可以作为口译教学研究的起点，进而获得理论求解或创新，也可以作为口译人才培养的落脚点，为科学的教学模式提供理据。在他看来，教学与研究是彼此相济的，教学不是无章法、无依据的，研究也不是无来由、无根基的。我们看到，在口译研究领域，对口译教学与口译人才培养的探讨始终占据着研究者的主流视野，不过迄今，讨论多停留在教学内容、培养定位、教材等问题上，思考缺乏理论深度，研究者更未站在教学法的高度展开论述（刘和平、许明，2012）。我们认为，这与研究者不善发现和罔顾教学中的障碍，缺乏问题意识有关。事实上，对口译教师而言，关注教学过程中的瓶颈和常见症结，不仅是体察口译活动本质和特点的一种途径，还是反思口译教学利弊得失以及改进教学方式方法的必然诉求。况且，与Fries所处的结构主义时代相比，现代学科体系下的多维视角已为探究包括口译在内的言语交际提供了更多的理论资源。
四、结语
Fries虽然是结构主义时代的语言学家，但是他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即便在今天看来也毫不过时。他重视语言的交际特征，提倡描写交际中的言语活动，并本着科学的态度展开实证研究。此外，他还立足教学现实，注重对问题的理论审视，主张教与研的相互促进。这些都为我们从事口译研究提供了诸多启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值得口译教学者思考和借鉴。
注释：
①http：//www.tac-online.org.cn/ch/tran/2010-10/12/
content_376588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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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符号意义-再评塔图学派的文化符号学
本文从文化符号学的观点出发,首先界定了文化符号学的研究领域,然后探讨了塔图学派模型中一些概念性的问题,并将此模型与其他的交际模型进行了对比研究,指出了模型中存在的问题.最后,作者将模型中的.一些观念引入到文化与性别关系的课题讨论当中,指出了性别文化符号学研究的可能性与前景.
作 者：刘辉 Liu Hui 作者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教学部,北京,100024刊 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年，卷(期)：2007“”(10)分类号：HO-05关键词：文化符号学 塔图模型 文化 文本 性别
本文论述了汉语古诗翻译与语言符号之间的关系.文章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一是传统翻译法强调翻译格式化,二是论述了要以符号学的观点来审视汉语古诗翻译.
作 者：赵瑛瑛 作者单位：合肥工业大学外国语言学院,安徽・合肥,230009 刊 名：科教文汇 英文刊名：EDUCATION SCIENCE & CULTURE MAGAZINE 年，卷(期)：2008 “”(29) 分类号：H059 关键词：古诗 翻译 符号学
从信号到符号--认知语言学对人类语言起源的诠释
基于认知语言学的原理,考察了语言起源过程中的.符号产生和语言符号系统出现的认知基础,认为语言起源于人类认知体验性的互动实践,并论证了人类语言起源的进化论观点.
作 者：甘世安 杨嵘 GAN Shi-an YANG Rong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陕西,西安,710069刊 名：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年，卷(期)：35(4)分类号：HO-09关键词：语言符号 符号系统 认知 体验 进化
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发展,网络与社会越来越接近,越来越融合到每一个人的生活中,人们的生产、生活乃至思维方式等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大改变。网络语言作为一种特殊语言,首先是一种符号,与符号有共同特点。符号是联结心灵与世界的桥梁与中介,是沟通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桥梁。无论是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等,都离不开符号存在。本文从符号学角度出发分析文字符号和非语言符号的特点并解释网络语言符号迅速发展的原因。
二、语言符号学的理论
20世纪初 ,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日内瓦大学教授普通语言学时,对“符号”提出了一个比较鲜明的解释。在索绪尔的解释中,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统一体。也就是说,符号是一种二元关系:包括能指和所指,它们的结合便成了符号,“能指”指语言符号的“音响形象”,“所指”是能指表示的概念。其实能指和所指,就是符号形式和内容,能指是符号形式即符号形体,所指为符号内容即思想,是符形表示的意义或符号使用者所作的解释,同时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社会性、心理性和线条性的特点。
皮尔斯认为符号是由符号形体、符号对象和符号解释构成的三元关系。符号形体相当于索绪尔所说的“能指”,符号解释是“所指”,符号对象即符号形体表征的客观事物,索绪尔未强调。皮尔斯根据人们不同的需要, 提出把符号分为图像符号、指索符号和象征符号。索绪尔和皮尔斯关于符号的“二元关系”和“三元关系”学说,奠定了现代符号学的理论基础。本文结合两者的观点分析文字符号和非语言符号及网络语言符号的特点。
三、文字符号和非语言符号
用符号学理论看, 网络语言有两种所指:“与电子计算机联网或上网活动相关的名词术语”及“网友们上网聊天时临时‘创造’的一些特殊的信息符号或特别用法”。网络语言呈现给我们的不是以声音为物质外壳的能指语言系统, 不是直接的语言, 而是被文字系统所记录下来的、所反映的特殊语言现象。符号学角度下的网络语言是用于网络交际的一种特殊的混合符号系统,可以分为文字符号和非语言符号两类。文字是书面语言的载体,是记录口头语言符号的符号。非语言符号表现为除语言符号和文字符号以外的其他符号形式。
1.文 字符号
文字符号的构成包括复合式、缩略式、借用式、混用式和反语式等。
(1)复合式 :firewall(防火墙 )、homepage ( 主页 )、chat room(聊天室 )等。
(2)缩略式 :充分显示了网络语言简洁性的特点 ,包括英文缩略式和中文缩略式。
A. 英文缩略式 :BF (boyfriend男朋友 )、ASAP (as soon aspossible尽可能快 )、IS(I See我懂了 )、DIY(do it yourself自己动手)、BTW(by the way顺便说一句)等。
B.中文缩略式 :MM(美眉、妹妹 ,表示年轻漂亮的女性 )、LG(老公 )、JJ(姐姐 )等。
(3)借用式 : 是网络语言的主要生成手段 , 指用已有的词汇表达新意,体现了语言的经济原则,主要包括联想借用和谐音借用。
A.联想借用 :菜鸟 (网络初学者 )、潜水 (指隐身在聊天室不说话)、285 (指人笨或反应迟钝)、爬墙头 (光看帖子不发言)、拍砖(批评或点评等)、油墨(幽默)等。
B. 谐音借用 : 利用相同或相似发音 , 拼写出不 同形式的单词。
a.汉字谐音 :斑竹 (版主 ,论坛板块的管理人员 )、木油 (没有)、酱紫(这样子)、果酱(过奖)、菌女(俊女)等。
b.数字谐音 :748( 去死吧 )、765 ( 去跳舞 )、51396 ( 我要睡觉了)、5871(我不介意)。
c. 英语谐音 :CU (See you, 再见 )、IC (I see)、How r u (Howare you你好吗 )、ICQ(I see you我找你 )等。
(4)混用式 :
A.汉字与字母混用 :L公(老公 )、L婆(老婆 )等。
B. 数字与字 母混用 :3q (Thank you, 谢谢 )、F2F (Face toface,面对面 )、3X(thanks,谢谢 )等。
C.中文与英文混用 :倒ing(很晕 )、郁闷ing(郁闷中 )等。
(5)反语式 : 在网络语言中 , 利用反语修辞表达出来的不是真实的意思。
可爱(可怜没人爱)、偶像(呕吐的对象)、天才(天生的蠢材)、再见(再也不见)、善变(善变又没天良)等。
文字符号主要以文字为主,文字为视觉符号,用键盘把要说的话转化为文字信息传达给对方。
2.非语言符号
口语交际中,微笑、皱眉、怒吼、生气等生动的人类情感活动可通过有声语言符号系统中听话人的视觉来感受, 书面语符号系统中,可以通过文字方式叙述。非语言符号指网络交际中借助一些网络特殊符号对表达的语言交际符号所指意义起加重语气、强调或加入某种感情作用的一些非言语现象(包括面部表情、头部活动、眼部活动或手势等)。依据皮尔斯的符号理论,语言符号可以分为图像符号、指索符号和象征符号,这里主要用图像符号和象征符号分析非语言符号。
(1)图像符号 : 通过写实或模仿表征符号对象 , 其表现体必须与对象的某些特征相同,在这里主要是表情符号和QQ表情符号,如(^。 ^)笑脸、(*^-^*)兴奋、@_@(高度近视)、-_-? (疑惑)、〉_〈(生气)等。
(2)象征符号 :是一种符形与对象没有相似性或直接联系的符号,它可以自由地表征对象。象征符号的符形与对象之间的关系仅仅建立在社会约定的基础上,主要包括发饰类、服饰类、形体特征类、器物类、其他事物和行为类等类型符号。
A.“#:-)”(平时不大梳头 ,头发凌乱的风度 ),“(-)”(头发盖眼),(:-)”(大光头)等。
B. 服饰类。如 “:0-)”(戴着面具 ),“:-)8”(打着领结 ),“<<<<(:-)”(戴着高帽子 ),“(:-|k-”(打着领结 , 戴着礼帽 ,大概是有重要约会),“q:-)”(戴着帽子),“8-)”(戴着眼镜)等。
C.形体特征类 :“(:-”(左撇子 ),“:%)%”(满脸的青春痘 ),“:-(=)”(大门牙 )等。
D.器物类::M炸弹、:V十字架、:P电话、:H石头、:%小钟等。
E. 其他事物和行为类 : “(:^)”受伤、 “*<|:- )”圣诞老 人、“^h”拥抱等。
四、网络语言符号的特点
网络交际中人们通常选用最简单、最明白和最省时的符号表达要说的话, 通过观察可以发现这些语言符号有以下特点:
1.任意性。根据索绪尔的二元论 ,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性的。单个文字符号最初的音义结合是任意的,同样事物可以用不同国家的语言来表示,如中文“树”的英文则是“tree”,这两种语言音和形都不一样,但并不表示不是同一个事物。因此,可以看出网络语言符号中也有此种特点,如(*^-^*)兴奋、酱紫 (这样子 )等。
2.社会性。索绪尔认为 :“语言既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品 ,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种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语言符号的社会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语言符号是社会事,另一方面语言符号为社会所用。在网络交际中,网络语言是为了适应网络交际快速交流的需要产生的。如CU(See you,再见)、IC(I see)、MM(美眉、妹妹,表示年轻漂亮的女性)、LG(老公)等,这些词现在不仅在网络上流行起来, 而且在日常生活中逐渐被人们接受和使用。
3.经济性。网络时代 ,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 ,为了在最短时间内传递出最大信息量, 网民不得不创造出或改造出能适应网络交际这种特点的词语,尤其在聊天室中,上网都是按时计费的,因此人们不仅用可读文字符号,还动用数字、图形、表情等非语言符号传递信息,仅仅一个图形就可以代表一整句话, 可以给读者和笔者减轻输入文字的负担, 例如:886(再见 )、:)(开心 )、(:<) 吹牛大王、VG (very good)、3q(Thankyou)等。
4.多样性。在网络交际中 ,人们不会单一地只使用一种语言符号表达意思,而是选用简单和快捷的符号,特别是对非语言符号的使用, 通常人们喜欢在一个句子后附上一个QQ表情或字符表示心情或所处状态。如“偶走了! 886! :)(开心)! ”等。
5.风趣性。网络语言符号生动而风趣。 率先掌握并使用网络语言的群体大多为16~35岁的“新新人类”,这些人易接受新事物且创造性强。在网络这个虚拟世界中,人们选用那些诙谐的语言符号, 且创造一些幽默的词语, 如可爱 (可怜没有人爱)、偶像(呕吐的对象)等。
五、结语
摘要：零符号在莎士比亚的时代被人们大量使用，其能指形式在《李尔王》中主要有三种：数字0、货币和女性身体私处，三者分别从不同角度解释了悲剧的成因。但综合来看，零符号的主导作用是勾勒戏剧的结构和轮廓，并形成了以“nothing”为核心的元语言，与另一个以“nature”为核心的元语言构成“解释的漩涡”。莎士比亚的这种变化与发展的思维方式，使该剧显得抽象而难以理解。
关键词：零符号；莎士比亚；《李尔王》；能指；元语言；“解释漩涡”
中图分类号：I1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4)03?A228?A6
一、前言
零符号是一种特殊的符号①，从符号学的角度看，所谓零符号，就是能指为零，或者所指为零的符号。前者如文学艺术中的空白、建筑中的空间间隔等；后者如幽灵、上帝、零余人、数字0等。在汉语中能指形式为：零、无、没有、空等，在英文中能指形式为“nothing”“null”“naught”等，文化符号中的大量能指，如上帝、幽灵、影子等也都是零符号。零符号可以是实在的空间及事物，也可以是人造的代码。在莎士比亚时代，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兴起，莎士比亚对零符号及其代码――数字“0”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如在喜剧《无事生非》和悲剧《哈姆雷特》中使用“nothing”一词的性含义来捧哏逗哏，活跃剧场气氛。在悲剧《李尔王》中，悲剧始于“nothing”，正是“nothing”让考狄利娅停止了对父亲的谄媚，而且把李尔步步逼向疯狂，并最终走向毁灭。
对应于零符号，西方人最常用的词是“空”(null)，来源于中世纪的拉丁语nulla figura。在零符号传入西方之前，零符号曾引起希腊人的恐惧和不安，亚里士多德拒绝使用零符号。零符号在西方的广泛传播，首先是因为阿拉伯数字的引入，在货币计算中使用阿拉伯数字来控制资本的生产与扩张。十三世纪时，阿拉伯数字在西方被广泛应用在贸易和商业中，复杂的罗马数字被驱逐，这标志着封建古典秩序的死亡和商品
经济的来临。李尔的名言“零只能产生自零”表明了李尔精通新的计算方法，悲剧始于李尔的买卖和交易。李尔：“我要看看谁最有孝心，最有贤德，我就给她最大的恩惠。”[1](5)用最多的爱去换取相应的领土面积，这是典型的商人逻辑和思维。可惜，这场交易在价值上是不对等的，过程是虚伪的，结果李尔亏了本，还搭上自己的命。由此我们看到金钱在悲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金钱作为无价值的价值符号，是典型的零符号。
二、《李尔王》中零符号的能指形式
及其意义
在悲剧《李尔王》中，零符号及其能指形式“nothing”出现的频率颇高，还有一些具有零符号意义的代码和意象，如李尔的影子、葛罗斯特空洞的眼睛、光秃秃的脑袋，或者直接使用数字“0”等。其特殊的表现形态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数字0：一个元符号
计算理性或工具理性是现代性的思维方式，给予这个计算方便的正是数字0，没有0，就没有现代的计算方式。数字0发明以前，人们使用算盘来计算，数字0实际上就是算盘上的空位。印度人知道如何运用数字0来加、减、乘、除，这种计算方法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理论，“熟练无声的操作会带你走进算术
收稿日期：2013ㄢ231；修回日期：2014?A3㈢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0YJC751041)；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云南民族文化与文艺理论研究”建设项目
作者简介：李兵(1974)，男，云南嵩明人，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美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文艺美学，外国文学
计算的最高境界，这里充满了荣耀――但是你一旦超越这个境界，你就会进入代数和其他数学领域，在那里，思想通过符号来表达，这些符号甚至可以用来讨论自己本身。”[2](136)在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人开始在货币计算中使用印度数字，在复式簿记中使用数字0来记账。一开始，数字0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运用和信任，一个重要原因是0可以被改写成6或9。在《李尔王》中，到处充斥了赤裸裸的计算，从悲剧开场的领土分割，到李尔变得一无所有，人与人之间的爱、道德、伦理、行动等无不可用计算的方式来衡量。
弄人，作为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物，是活生生的零符号的写照，他自身的位置使他能区分零符号作为元符号与其他符号的不同。李尔不理解“无”的含义，他不能区别沉默和“无”、符号与元符号之间的差异，他仅仅把“nothing”理解为数量0。而考狄莉娅的“nothing”含义是多重的，如可以理解为爱是无价的，无法用数字来衡量；可以理解为不会说，即口才不好；还可以理解为不想说，因为她憎恶虚伪的漂亮话，等等。当李尔要求考狄利娅收回刚才的话时，她解释说：“……要是我有一天出嫁了，那接受我的忠诚的誓约的丈夫，将要得到我的一半的爱、我的一半的关心和责任；假如我只爱我的父亲，我一定不会像我的两个姊姊一样再去嫁人的。”[1](9)这种回答方式在李尔看来是计算式的，反而印证了李尔对“nothing”含义的判断，认为自己的尊严被蔑视，大怒之下剥夺了考狄利亚的继承权。在考狄利娅被驱逐之后，弄人成为了她的替身。不管李尔处境如何，始终不离不弃，并且充当着李尔启蒙者的角色。在剧中，对当时机关算尽的语言和李尔的交易，弄人多次使用零符号来嘲讽。比如，肯特在听完弄人的打油诗后，说了一句：“这些话一点意思也没有。”傻瓜接过话来直接嘲弄李尔：“老伯伯，你不能从没有意思的中间，探求出一点意思来吗？”[1](51)李尔：“Why, no boy;nothing can be made out of nothing.”[1](50)朱生豪译为：“啊，不，孩子，垃圾里是淘不出金子来的。”[1](51)这种译法虽然增加了文采，但零符号的形态和意义均被遮蔽了。从原文看，李尔是在重复先前与考狄利娅对话时的计算公式：关于零的任何计算结果只能是零。至此，李尔仍然不理解“nothing”一词的真正含义。为了让李尔明白“nothing”的元符号意义，弄人只好返回零符号的最初的形状，用鸡蛋的蛋壳比拟李尔的皇冠，然后直接点明李尔的脑袋是个空荡荡的处所：“你把你的聪明从两边削掉了，削得中间不剩一点东西。”[1](55)最后，弄人锋芒毕露：“……now thou art an 0 without a figure: I am better than thou art now;I am a fool, thou art nothing.”[1](54)朱生豪把这句翻译为：“可是现在你却变成一个孤零零的圆圈圈儿了。你还比不上我；我是个傻瓜，你简直不是东西。”[1](55)此处明显误译，理由有两个，一是把数字0译为“圆圈圈儿”，二是把“nothing”译为不是东西，在汉语的语境中，这是骂人的话，显然弄人是在帮助李尔，而不是打击他。梁实秋翻译为：“……现在你不过是个零。我现在还比你强；我是个傻子，你却什么也不是。”[3](39)这是正确的译法。根据符号学家诺特曼的考证，莎士比亚时代人们已经懂得运用阿拉伯数字来计算，“两位剧作家(琼森和莎士比亚)在大约30年前上学的时候就知道阿拉伯数字，他们是英国知晓罗伯特??克德传授的数字0的英国第1代儿童，他的教学混合了新的十进制思想和古老的算盘操作。”[4](78)所以这里的圆圈圈就是数字0，“0 without a figure”意思是没有一个数字的0，表明了数字0的元符号性质，零作为一个元符号，其意义是作为一个名称以此暗示其他符号1、2、……9等的不在场，其价值是被用来给其他数字赋值。从这时起，高纳里尔和里根开始把李尔消减为零。高纳里尔和里根开始逐步缩减李尔的随从，先缩减为50，然后是25，10，1，0。李尔向高纳里尔说：“你的五十个人还比她的二十五个人多上一倍，你的孝心也比她大一倍。”[1](119)李尔用商品买卖的计算标准来衡量人的孝心，把人看成了交易的物品，李尔从数字上变成零的时候，疯癫开始了。零符号的悲剧在葛洛斯特的副线情节里被重演，开始了新一轮的人性毁灭的悲剧。
(二)货币：无价值的符号
货币是无价值的符号，这是十七世纪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洛克的观点，他说：“因为金银作为货币，并没有其他的价值，只不过是可以作为使我们得到我们所想要的东西的保证，而只是由于它们的数量，它们才能使我们得到我们所想要的东西。所以很明显，在商业中使用的金银的内在价值，不是别的，只是它们的数量。”[5](19)洛克的这个观点虽然被批犯了名目论的错误，但在莎士比亚的时代很多人持这样的观点。
《李尔王》的故事发生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新兴商人变得比贵族更加富有，并大量购置土地，造成许多贵族空有头衔却无地。加之詹姆斯一世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大肆贩卖贵族头衔给新兴商人，贵族头衔的价值遭到空前的贬值。于是出现了两种价值体系的严重对立，对于看重内在价值传统的贵族阶级而言，金钱只是无价值的零符号，反之，从资产阶级的价值体系的角度看，市场交换决定价值的多少。当李尔试图通过市场交换的原则来衡量女儿的孝心时，遭到了考狄利娅的拒绝，她的回答是“nothing”，因为外在价值在她看来就是“nothing”，她提醒李尔注意市场意识破坏了贵族的价值体系。迈克尔莱恩认为：“考狄利娅的反叛代表了重新肯定恰当的关于效忠的贵族理想的努力。”[6](70)通过贬低金钱的价值来强调贵族自身价值的重要，这成了许多没落贵族的标志。莎士比亚通过法兰西国王之口强调了内在价值的重要：“最美丽的考狄利娅！你因为贫穷，所以是最富有的；你因为被遗弃，所以是最可宝贵的；你因为遭人轻视，所以最蒙我的怜爱。”[1](21)此言显示了考狄利娅与众不同的天然高贵的品质，这种品质明显与贵族的血统紧密相连，而一旦考狄利娅被剥夺了土地，按市场规则，其市场价格就变为零。
传统的看法认为，货币的功能在于价值的贮藏和转移，但这并非是货币的首要功能，齐美尔认为货币的本质是“结合于这种功能之中的那种远远超越了货币物质符号意义的观念”[7](198)。这表明货币只是用来交换的符号形式，目的是用来计算。弗里德曼认为：“货币的抽象概念很清楚，货币是人们普遍接受的无论何处都可用以交换商品和服务的东西。”[8](20)意即货币之有价值，是因为人们认为它们有价值，其功能依赖的是约定俗成的力量。由此看来，货币本身没有价值，或者说，货币的力量是空洞的、虚构的，货币就是典型的零符号。在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社会中，生活的价值最终被金钱的力量空洞化，所有的操劳最终变得毫无意义。这就是莎士比亚在《李尔王》中的感叹，所有东西都被nothing打败了，人文主义理想的莎士比亚让位于现实主义的莎士比亚。
布雷德利敏锐地看到货币对社会价值观念的冲击，认为《李尔王》的“悲剧力量十分接近于《奥瑟罗》，但在精神和实质方面，却显然与《雅典的泰门》的联系更为密切”[9](227)。在随后创作的悲剧《雅典的泰门》中，莎士比亚的思想更加成熟，对金钱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魔力看得更清楚，他说：“金子！…… 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10](62)马克思据此认为莎士比亚道出了货币的两个特性：“它使一切人和自然的特性变成它们的对立物；它是人尽可夫的娼妇。”[11](144)在《李尔王》中，人被分成截然相反的两类，好人坏人各占一半，特别是一母所生的考狄莉亚姐妹为何会如此不同？发生了什么畸变？如果仅从人物的内心寻找不到答案，那么答案只能在外部，在于新兴资产阶级对金钱和权力的追求，腐蚀了人的心灵。所以，剧中人物的行为和思想才会如此怪诞，如此异于常人。李尔感叹：“丑恶的海怪也比不上忘恩的儿女那样可怕。”[1](61)奥本尼也惊呼：“你这变化做女人的形状、掩蔽住你的蛇蝎般的真相的魔鬼，不要露出你的狰狞的面目来吧！”[1](191)
除了这些畸形的形象外，莎氏还使用大量动物的意象，剧中共有133处提到动物，涉及64种不同的动物。在剧中人也被直接比作一种动物，如奥斯华德是杂种老母狗生出的小杂种，等等。人不再是宇宙的精华和万物的灵长，却是在向动物蜕变，而推动这个蜕变的，只能是外部力量，尤其金钱的力量――无价值的价值符号。这些抽象的含义，观众难以理解，戏剧的观赏效果也受到了影响。而考狄莉亚得以保持善良的天性，这当然跟莎氏的人文主义理想有关，或者说这是莎氏用想象力对人性进行分析和抽象化的结果。
(三)身体私处：隐晦的性含义
莎士比亚是善于描写性的高手，其作品中许多双关语带有性的色彩。据统计，莎士比亚作品中涉及女性身体私处的双关语有180多种，比如“nothing”“O”“水井”“指环”“花园”“玫瑰”等，此外还有700多种其他带有淫秽色彩的词句，莎士比亚的每个毛孔都流淌着性②。《李尔王》的两条情节线索，都从“nothing”开始，此故事可以看作是“nothing”的故事，是有待解码的“零”、性别差异的奥秘，甚至带有狂欢化的色彩。
当考狄利娅和埃德蒙都用“nothing”来回答他们父亲的问题时，莎士比亚时代的观众显然都能意识到其中的性含义，因为“nothing”一词在伊丽莎白时代是表示阴道的俚语，莎士比亚戏中大量使用带有性含义的俚语和符号，这显然继承了中世纪宗教滑稽剧的遗风。在戏剧效果上，《李尔王》作为悲剧，过多的悲伤和沉思则会让观众难以忍受，而这些粗俗的俚语则让人忍俊不禁，暂时忘却生活的悲伤。莎士比亚并不只是在玩弄低级的文字游戏，在《李尔王》中，零符号“nothing”还揭示了人物内心活动的深层内容。按照精神分析学的说法，性器期的男孩会有恋母情节，女孩会有恋父情节。麦金认为王后的不在场是灾难的源头，他说：“她的不在场是明显的，在戏中是一个巨大的虚无，我们甚至可以看到戏中到处她形成的真空，并成为所有空无的源头。”[12](113)李尔的三个女儿由于母亲早逝，都对父亲充满了强烈的爱恋与依赖，反过来，女儿们实际上也早就在扮演母亲的角色，弗洛伊德认为：“她们是母亲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出现的三种形式，母亲本人，根据母亲形象所选择的爱人，最后，是重归于其中的大地母亲。”[13](195)由此看来，李尔与三个女儿的爱非同寻常，似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大女儿和二女儿已经出嫁，顺利解决了恋父问题。李尔设计的爱的考验似乎只是幻觉或假象，因为他已经事先做好安排，准备和自己最喜爱的小女儿度过余生。李尔坚信女儿们对自己的爱，这是一厢情愿的幻觉。戏中爱的荒唐考验，表明幻觉是其政策的基础。而这对考狄利娅而言，则是女孩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当考狄利娅回答说：“父亲，我没有话说。”李尔：“没有？”考狄莉亚：“没有。”李尔：“没有只能换到没有；重新说过。”[1](9)虽然她在发言前就已经知道自己获得的份额是三份中最好的一份，但仍然拒绝了李尔对自己的加冕。“当李尔转身听取她的表白时，她已然登基为王，这并非不列颠的王位，而是大自然为胸怀卓越美德的人们准备的看不见的皇冠。”[14](122)这个回答表明考狄利娅挣脱“恋父”，独立成长的开始，而“nothing”一词的性含义，似乎也在暗示父亲对自己的欲望有过分的地方。面对考狄利娅近乎赤裸的回答，李尔发现自己对小女儿的欲望被当面识破，于是恼羞成怒。
李尔发疯之后，满脑子都是性的繁衍的念头，并始终追随着李尔的疯狂之旅，再次证明了零符号“nothing”一词的性含义以及李尔对女儿们的欲望。李尔说：“我赦免那个人的死罪。你犯的是什么案子？奸淫吗？你不用死；为了奸淫而犯死罪，不，小鸟儿都在干那把戏，金苍蝇当着我的面也会公然交合哩。让通奸的人多子多孙吧。”[1](215)这里，我们看到李尔试图去分辨自然性爱与非法奸淫的不同，显然他不能区分二者，尘俗的欲望似乎压倒了神性之爱。李尔本人的悲剧始于“nothing”，最终也在对雌性动物“nothing”的臭气的厌恶与谩骂中死去。所以，两个女儿的不仁不义只是李尔的疯狂的导火索，而李尔本人的幻觉以及疯狂的不伦之爱才是悲剧的根源。
“nothing”一词用来指性器官，为指向下部的民间狂欢活动所固有。巴赫金认为在民间节庆活动中：“向下，反常，翻转，颠倒，贯穿所有这些形式的运动就是这样的。它们把东西抛掷下去，翻转过来，置于头顶；它们上下换位，前后颠倒，无论在直接空间意义上，还是在隐喻意义上，都是如此。”[15](430)在巴赫金看来，“nothing”是不折不扣的零符号，是狂欢的来源，也是地狱的入口，与死亡联系在一起。由此，在“nothing”狂欢中，秩序颠倒了，暗示着李尔的脱冕与降格。当李尔脱下王冠，戴上杂草编织的草冠出现在荒野上时，李尔完成了精神上的蜕变，认识到自己犯下的错误，但旧秩序的代表李尔必然死去，外部秩序才能得以重组，重新回归和谐。
三、元语言之间的冲突：“nothing”
还是“nature”
麦金认为数字0并不是零符号的主要形态，他说：“和虚无思想的出现相比，数学并不是本剧的主题，而我认为零符号的作用是勾勒了戏剧结构的更加抽象的轮廓。”[12](118)此判断表明零符号在戏中有更为重要的作用，零符号的抽象含义形成了以零符号为核心的元语言系统。有人认为《李尔王》是部“一个词”的戏，这个词到底是“nothing”还是“nature”，有很多争论，这其实是不同角度介入文本产生的不同的元语言，因为“文化符号活动的特点是元语言集合变动不居，针对同一个符号文本不存在一套固定的‘元语言’”[16](228)。由此可见，“nothing”以及“nature”是由同层次不同元语言形成的不同的元符号，二者的关系颇为微妙和复杂，既有冲突又有融合，既对立又统一，形成所谓的“解释漩涡”，这导致了剧中看似不合情理的事件“在数量和程度上都大大超过莎翁其他几部伟大的悲剧”[9](236)。
“nature”及其同根词在《李尔王》中共出现51次之多，而“nothing”及其相近的零符号出现频率与前者相近③。作为戏中的两个高频词，其中必然蕴含着特殊的意义，有些意义可能连作者都没有意识到，是潜意识使然。“nothing”一词的含义除了上面讨论的三种之外，还有宇宙和自然起源于“无”的观点，人的自然本性是“nothing”等的观点。关于“nature”，黄文中归纳了其在戏中的五种含义：“1.宇宙运行和万物繁衍的力量。2.自然现象：如雷、日蚀和下雨。3.没有精神和道德含义的物理世界。4.人的体力、身体或生命。5.个体的内在气质和品质，人的本质特 性。”[17](27㈢8)在不同的地方，“自然”的具体所指不一样，有时表现为有序的、正常的法则，有时又好像显得冷漠无情、充满敌意。
从词频统计来看，“nothing”一词在第一幕出现的频率最高，达20次之多，“nature”仅10次，随后的几幕中，“nothing”出现频率减弱，“nature”出现频率逐渐取代“nothing”，在最后一幕中，两个词均销声匿迹。由此，悲剧的起因与“nothing”有关，此词的可怕力量让李尔、考狄利娅卷入了命运的漩涡。在戏剧的发展和高潮阶段，“nature”的高频出现，再结合中文译本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些基本字(词)，如“孝、无情、善良、可怜”等，这些词明显与戏剧主旨有关。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两个高频词(短语)：可怜的汤姆、疯。“可怜的汤姆”是文艺复兴时期独特的疯癫形象，两者相加，成为戏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字)词，“疯”表示自然秩序失衡，人伦失常，道德沦丧。所以，“nature”一词的主导含义应该表示社会与自然得以运行的秩序、规律，英国莎评家丹比也认为：“在正统的伊丽莎白时代的人的思想里，自然就是人类行为的规范。”[18](229)而当时社会却是乱了套，“父不父，子不子，纲常伦纪完全破灭。…… 现在只有一些阴谋、欺诈、叛逆、纷乱，追随在我们的背后，把我们赶下坟墓里去”[1](31)。秩序失衡，是社会新陈代谢必然出现的现象。
中世纪社会保持统一的意识形态，其元语言系统是静态的、固定的。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出现了社会的分化，不同意识形态形成了不同的元语言，于是社会秩序开始失衡。“nothing”的基本含义“无”表示社会能量的熵变，而“nature”代表着生命的本真和深度。两者形成了冲突，自然秩序失衡。“nothing”在戏的第一幕占有绝对优势，造成了“疯子带着瞎子走路”的社会病态，经历了爱与善的牺牲磨练后，自然秩序得以恢复。丹比认为悲剧是由考狄利娅为代表的“仁爱自然”与高纳里尔和里根为代表的“残酷自然”之间的斗争引起的，但他的分析显然是矛盾的，他把自然视为秩序与规范，视为美好的安排，同时又将其分为善恶两种自然观。如果说考狄利娅代表着一个原则、一种社会，那么这个原则只能是自然，而埃德蒙、高纳里尔和里根则应该是零符号熵变力量的代表。吊诡的是，前者生命本真的真诚却以语言上的缺失“nothing”亮相，后者如埃德蒙却自称是大自然之子，这恰恰是元语言作为意识形态的表征之一。
总之，莎士比亚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并不采取简单的二分法，而是看到了两套元语言之间对立与融合的趋势，他将“nothing”与“nature”的多重含义融合在一个有机整体中，“正是这样的思维模式使多元化倾向和宽容精神成为可能，并在经历一段痛苦的磨合期后成为英国政治思想和政治体制的特点。正是对不容置疑的确定性的反抗才催生了社会的共识和妥协的艺术”[19](263)。莎士比亚这种充满变化与发展的思维方式，是社会元语言冲突变化的集中体现，也是莎士比亚之所以说不尽的原因所在。
注释：
① 在西方，零符号在自然科学中的研究和使用要早于符号学的研究。20世纪初，索绪尔认为语言中容许有与无的对立，可以用非物质性符号表达观念。1939年，雅柯布森(Roman Jakobson)用零符号(zero sign)来表示词格形式中的零词尾现象。之后，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把能指的欠缺但本身起能指作用的符号称为零记号，但他没有对零记号的意义和作用展开系统的讨论。符号学家诺特曼(Brian Rotman)认为数字0是典型的零符号，现代性起源于零符号。在中国，零符号的使用和研究比西方更为久远，如《易传》中太极的思想，老庄哲学对有无关系的探讨等等。在当代，王希杰、韦世林等人提出了“空符号”(blank-sign)的概念，但他们的研究局限于语言学或哲学领域，而且其定义暗中排除了数字0，不能涵盖文化符号中的大量能指，如幽灵、上帝等。鉴于此，笔者重新界定了零符号的涵义，认为零符号的涵义可以涵括空符号，而空符号不能涵括零符号，并把零符号的探讨引入到文艺学中来。
② 英国的莎学家宝琳?I尔南在她的著作《咸湿莎士比亚》(Filthy Shakespeare)中，认为莎士比亚善于使用双关语来暗示女性的身体私处，其中就包括了零符号“nothing”。小白在《好色的哈姆雷特》(《书城》2007年第7期)一文中引用了基尔南的研究成果，本文这里的统计数字来源于小白的文章。梁实秋的小品文《莎士比亚与性》(《雅舍菁华》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也提到莎士比亚剧中语义双关的淫秽之词是借用文字来游戏，可惜朱生豪的译文删除了原作中大量的猥亵之语。
③ 本文所列的词频数目均为笔者自己统计，主要参考文献是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的《李尔王》(英汉对照版)，也参考了其他的英文版本，所以数目上可能会略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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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B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Qujing Normal University, Qujing 655011, China)
Abstract: In Shakespeare’s times, Zero-sign was used much.There are three main forms of the Signifier in King Lear, namely, number 0, money and private parts of female body, which explain causes of tragedy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On the whole, Zero-sign plays a main role in outlining dramatic frame, forming meta-language centering on “nothing.” It creates interpretative whirlpool with another meta-language centering on “nature.” Owing to Shakespeare’s ways of thinking filled with change and development, this play appears abstract and inexplicable.Key Words: Zero-sign;Shakespeare;King Lear;Signifier;Meta-language;Interpretative Whirlpoo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