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讨薪案例（通用12篇）
记录片：李正洪1997年来到北京，凭着一手好木匠活，2001年，他把全家搬到了这里。很多同乡也跟着他来到北京打工。2004年6月，李正洪接到了一个建筑项目，按照协议，工程完工后付清劳务。但工程结束以后，他和其他60多个工人没有拿到应得的工钱，总计18万多元。为了拿回工钱，李正洪找到了同在北京打工的好朋友巴特，因为巴特有文化，他希望巴特能帮着他们要回这笔钱。开始了讨薪之路，通过劳动仲裁，诉讼，，北京西城区法院一审判决农民工败诉，原因是没有相关证据证明实际劳务关系。李正洪，及其工友们，他们是不懂法，不知道劳动关系建立需要合同。看到法院宣判李正洪败述，在被告没有出庭的情况下就做了这样的结论，被告根本不需要陈述就可以赢得官司。谁来保护弱势群体？？
当前农民工追索劳动报酬的主要途径有：一是农民工向劳动保障部门进行举报和投诉，由劳动保障部门进行行政处理。二是由劳动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第三是由劳动仲裁委员会仲裁。第四是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但在实践中发现，上述解决途径存在一些问题：
1、解决渠道虽然多，但程序繁琐且周期长；
2、相关的主管部门职责划分不明确，各部门工作衔接不够顺畅，造成农民工多方求助，实体权利很难及时得到实现；
3、没有统一的协调、联动处理机制，各部门各自为政，重复工作，浪费行政和司法资源，且容易错过解决纠纷的最佳时机；
4、缺乏对农民工讨薪的有效法律指导和帮助，农民工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不了解相关程序，不懂得怎样获取和固定证据，导致讨薪难上加难。
建议：
1、完善立法，加大对拒不签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的处罚力度。新的《劳动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劳动合同。
2、工在遇到工资拖欠时，应该注意相关证据。收集单位拖欠工资的证据，如签订有劳动合同应携带合同，没有签订合同，应该寻找证人证明自己与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此外，考勤表、临时工作证、工地出入证、工资欠条等也是有效的证据。
3、加大对农民工的司法求助力度。建议扩大司法救助的范围，降低法律援助门槛。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案件，在适用法律规定、时效制度时适当予以放宽，尽量适用简易程序，节省农民工的诉讼时间和成本。
2013年1月10日11时,130余名农民工以下跪的方式在富平县人民广场进行上访,希望行政部门出面帮助处理好薪资问题。本文选择富平农民工下跪讨薪事件,是因为其属于群体性事件,参与人数众多且影响较大;并且因集体下跪的极端方式而获得了较多的关注。本文将这些报道进行梳理,并根据报道时间、内容、来源等方面进行列表(表1),从而能更加直观地进行分析。
通过事件报道的梳理,纵向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该事件的发生有3个阶段:
2013年1月10日—1月11日为开始阶段,此时媒体的报道不多,事件最初被网友发送到微博上获得了大量的关注,之后南方法制网对事件进行了报道,将事件的起因、现场状况、讨薪人员和欠薪单位做了一定介绍并配以现场图片,该新闻被转载4次。
1月12日—1月14日为发展阶段,此阶段报道和转载的媒体逐渐增多,报道数量达到高峰。此阶段中国新闻网、华商网等都对事件的发展进行了报道,主要介绍了富平县政府采取的举措,展现了政府积极应对的态度,该类报道获得了74次转发。此外,此阶段华商网还曝出了欠薪开发商曾花费130万请张柏芝走穴8分钟的新闻,此事一度引起关注,引发了读者对欠薪企业有钱请明星却没钱发工资的质疑,该报道获得了58次转发,将事件的关注引向了高潮。
1月15日—2月1日是结束阶段,此阶段人民日报对农民工领到1 365万拖欠工资进行了报道,并发表了“愿讨薪不再成为岁末焦点”的评论,对事件进行了安抚和定调,随后中国新闻网报道的“官方称欠薪已全额兑付”为事件的最终结尾,在政府的帮助下农民工最终拿回了自己应得的工资。可以看到在2013年8月20日,中国经营网发表了一篇追踪报道,对富平讨薪案的开发商进行了追踪,并大篇幅的讲述了对开发商吴栓牢的调查,但由于已经不在事件的发展期间,未获得关注,只有3个媒体对其进行了转载。
横向从报道主题来看,媒体对富平农民工讨薪事件的报道主要有在“对事件的总体介绍”“政府帮助追讨工资的过程”“农民工下跪背后的无奈”“开发商曾花百万请明星”这几个方面。
总结该事件的报道可发现,媒体基本能顺应事件的发展及时发声,能比较全面客观的将事件发展的主题报道出来,可见媒体在此类新闻报道中有较为成熟的模式。但仔细研究报道内容,又不难发现媒体报道仍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第一,新闻数据前后不符。在该事件的报道中,存在着夸大事件参与人数和欠薪金额不符的现象。在最初南方法制网的报道中下跪讨薪人数高达上千人,在之后多家其他媒体的报道确定为130人左右,媒体为了造大声势,吸引更多的关注而夸大事件参与人数,不仅是对新闻报道真实性的违背,也容易夸大事件影响,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此外,最初报道农民工被欠薪高达6 000万,在之后新华网的报道中变为4 900多万元,但最终中国新闻网刊发报道中写到的结清所拖欠工资约3 600万。不难发现,在媒体呈现报道中拖欠工资的金额一直在缩水,但并没有媒体对此做出相关追问,为什么欠薪工资总额几次变化成了谜题。
第二,缺乏同一媒体对事件的持续和深度报道。在富平农民工下跪讨薪事件中,出现了许多不同类型的报道媒体,其中华商报、中国新闻网以及人民日报承担了对事件发展过程的主要报道。华商报作为陕西地区日发行量超过66万的陕西地区第一媒体,并不是事件的最初报道者,相反,对事件发声较晚,1月10日事件开始,1月13日才进行报道,其他陕西本地媒体在此事件中更是仅有个别转载,并没有第一手的采访报道,可见当地媒体一是没有抓住报道的先机,二是存在报道缺位的现象。后续的报道中国新闻网和人民日报加入进来,两报的陕西记者站记者发挥了作用。但总的来说,该事件的报道全程并没有出现一个媒体对事件进行持续的报道,这或许也是上述报道中欠薪金额几次变化却无人问津的原因之一,缺乏连续的报道也导致了报道浮于表面,缺乏深度的挖掘和进一步思考。
第三,报道的引导方向存在一定问题。通过对报道内容的研究,可以发现在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媒体对政府的行为基本持认可态度。除了事件开始的报道外,后续的发展中每篇报道都包含政府的处理措施,报道的立场是客观的,但我们仍可以从中感受到政府的高效和权威。但这种对于政府行为肯定性的报道,实际忽略了事件背后政府监管失职的事实。在中国建筑新闻网和中国经营网的报道中,可以看出拖欠工资的开发商吴栓牢不仅是政协委员,其所开发的项目存在着手续不全、违法售卖等行为,这些都是政府监管不力的事实,这也是农民工讨薪难背后的深层问题,但这样的报道并没有得到关注,只有两三篇的转发量,且都并非有影响力的媒体。此外,报道集中于对于政府帮助农民工讨薪成功,可能会使得讨薪者以为只有依靠媒体将事情闹大,获得了政府的关注,依靠政府的权威力量才可以解决平民所解决不了的困难。所以在之后的新闻报道中也不难发现,农民工讨薪一跪不起,类似事件屡屡发生。
疑问：清欠办主要受理哪些方面的案件呢？这个部门的具体职能有哪些？
解答：“清欠办”全称是“清理拖欠工程款和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工作办公室”，是为了切实做好当前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为了解决各地近年日益突出的农民工讨薪问题而设立的工作小组，工作组成员一般由各级政府诸部门联合组成。
清欠办公室主要职责包括：1、统计、收集、整理和上报清欠数据；2、制定工作计划、建立工作台账；3、指导、督促和协调清欠工作；4、及时受理并查处各类举报投诉；5、配合市清欠办开展清理拖欠的专项检查；6、对违反清欠有关规定的建设单位、施工企业或建设项目提出处理意见；7、向市清欠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报清欠进度以及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对策措施。
各地清欠办公室成员组成及具体工作安排各不相同，以南昌市为例，清欠办由市人保局、监察局、建委、公安局、中级人民法院、总工会及司法局组成，采用集中办公方式。协调、处理农民工工资清欠工作，采用看用工合同、看工资表和看工程款支付情况，查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查公司应付款总额安排情况和查未支付工资安排情况的“三看三查”方式开展，并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清欠办”为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讨薪难
作者:曾土生
手拿竹板走上场，还没上场泪涟涟；王八官吏丧天良，坑俺民工血汗钱。讨薪来到村里面，村子是个穷光蛋；做工找人是村上，做工要钱是上面。讨薪来到乡里面，翻着脸皮无赖汉；工程资金在上面，做人做鬼两肩担。讨薪来到县里面，耍着流氓不认帐；大小工程由县里，讨薪就去问村里。讨薪来到市里面，庇护地方是体面；横财来自地方上，管他坏事样样干。讨薪来到省里面，状子原封往下放；一放放到乡里面，乡把村子当背垫。讨薪来到国务院，皮球踢回县里面；县拿乡里当背垫，乡拿民工来泄怨。讨薪来到大法院，赢了官司把家荡；讨薪就如上天上，政府法院一条线。讨薪来到劳动部，挂着羊头卖狗肉；民工讨薪非他管，要想讨薪别处讲。讨薪讨到雷公响，还是不见一银俩；上上下下一个眼，只要金钱不要脸。讨薪悲来讨薪惨，上访打入黑名单；讨薪不成牢坐先，拘禁还要自买单。讨薪苦啊讨薪难，泪水流尽诉不完；只因世道太凄凉，只因官吏丧天良!为什么子民眼中滴下血泪，因为我们承受了太多的伤悲!
为什么狗官到处为非作歹，因为李刚是尔等的后台！
为什么狗官可以为所欲为，因为他们全是王八杂碎！!
作者曾土生
2013年12月4日
附：
敬请读者关注相关链接
《郴州市委市政府丧尽天良，庇护政府官员抗农民工血汗钱》
《最缺德的郴州市委市政府力阻爱心人士为农民工讨薪献爱心的行为》 《郴州市嘉禾县县政府丧尽天良，捏造事实抗农民工血汗钱》 《嘉禾县公安局丧尽天良，拘捕讨薪农民工》
《郴州市委市政府，请不要阻止为农民工讨薪献爱心的行为》 《嘉禾县政府车头镇政府，请不要捏造事实》
《水井打好了嘉禾县政府却说不要了，二十万劳薪无处要》 《农民工讨薪 打油诗 公安局拘捕讨薪农民工》
《农民工讨薪 打油诗 顺口溜 民谣 》
《嘉禾县县委集体造假》
《嘉禾县公安局集体造假》
农民工讨薪一直是这些年的热门话题。自2003年10月24日，温家宝总理为重庆市万州区库区移民熊德明讨薪，掀开了农民工“讨薪”和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新话题，引发全国“讨薪风暴”，引起各级高度重视，使不少农民工实现了拿到拖欠工钱的愿望！
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农民工无法讨回工资，其中不免有些人做出偏激的举动。在此，农民工理智、快速、合法讨薪有三种正常渠道：求助工会，与用人单位进行协商;向劳动监管部门进行举报，随着讨薪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各地劳动局基本都有专门处理该类投诉的部门；通过律师进行调解，调解不果可申请劳动仲裁，若对仲裁不满的话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第三个办法由于过程漫长而且程序复杂，若非迫于无奈，一般较少采用。
现阶段，中国处于发展阶段，存在很多矛盾，农民工讨薪问题就是其中一个长期的社会矛盾。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决定社会财富的大小。而贫富不均的矛盾只会使社会财富减少，进而激化社会矛盾，农民工讨薪某种层面上也属于这类矛盾。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做大社会财富这个“蛋糕”，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要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改革分配制度，逐步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关键是提高城乡居
民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特别要抓紧解决农民和农民工两个群体收入增长较慢的问题。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工和农民的社会财富建筑的基础，工商业的发展都要从农业上集资，而工商业的资金盈利又很少回流到农业上，导致农业的滞后和生产力的匮乏，进而影响工商业的发展。中国现阶段的发展陷入一种慢性自杀式的循环中，社会财富不断的缩水，首当其冲的是农业与农民。
现阶段提出的科技兴国的道路，提倡工业与农业的结合，从本质上改变原有的生产模式，解放生产力，供给工业发展的原有资本积累，同时带动相关工业产业的发展。通过市场和政府的干预政策，是调整工农比例和贫富差距主要手段。
农民工讨薪问题所反映的社会矛盾，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会存在，但是相信在我国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共同改良的作用下，会朝着一个美好的方向发展。
依法讨薪法律援助专项活动总结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决策部署和全市法律援助工作会议精神”，我镇本着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稳定，做好农民工“讨薪”法律援助案件应对工作，从去年12月16日至今年2月16日，在市司法局、市法律援助中心领导和指导下，集中时间、人员、精力，在全市范围内深入开展了春节期间为农民工“讨工钱”专项法律援助活动。该活动以集中受理和办理农民工“讨薪”法律援助案件，快速处置农民工法律援助突发事件，使农民工能够及时拿到工钱，顺利返乡为主要内容，经过精心组织和实施，专项活动取得了预期效果。
一、基本情况及活动成效
我镇按照市局下发的《关于年末岁初开展为农民工讨薪专项法律援助活动通知》的要求，统一思想，积极行动，把此次“讨工钱”专项活动作为“一把手”工程，加强了对本区域内农民工“讨工钱”援助工作的组织领导，各部门相互配合，充分发挥农民工法律援助应急服务队作用，快速处置和应对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使此次活动收到预期效果。整个活动期间，共为农民工免费发放维权宣传资料3000余份，组织法律宣传6次，调解纠纷6件，有效地提高了农民工法律意识，帮助他们认识到了“讨工钱”要通过合法途径而不是采取过激行为解决，避免了用工双方矛盾升级扩大。全镇共受理农民工援助案件3件，其中集体诉讼1件，其他案件2件。已为农民工讨回工资
10万余元，受援助人员达200人。受到广大农民工的好评。
二、具体做法及典型案例
自专项活动开展以来，我镇加强专项活动工作领导，切实保障各项工作顺利进行。我镇法律援助机构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加大为农民工讨薪案件的法律援助工作力度。一是畅通农民工讨薪法律援助“绿色通道”。对农民工申请法律援助，要简化程序，快速办理，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针对我镇场镇企业我们实施“三个零”快速受理机制，即对农民工讨薪案件实行“零门槛、零遗漏、零等待”。二是坚持调解优先原则。将调解优先原则贯穿于法律援助的全过程，对涉及农民工的案件尽可能地通过诉前调解或和解等非诉讼法律援助方式解决纠纷，及时化解矛盾，实现诉求。三是提高法律援助工作质量。在各村我们指定责任心强的人员负责接待来访和指派工作，做到热情接待、及时指派、及时办理，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由于我镇企业较多，在春节前开展为农民工“依法讨薪”专项法律援助工作和法律援助办案程序为内容举办了一期业务知识培训。四是建立协作和信息通报机制。主动加强与信访、劳动保障等部门联络，建立情况沟通、工作会商和协作机制，防范和处置企业拖欠工资，提高法律援助工作成效。同时，加强信息通报制度，对于重大案件、矛盾易转化、易激化案件，及时向主管司法行政机关报告和向有关部门通报。五是加强宣传引导工作。积极开展相关法律法规宣传，提高农民工维权意识，引导农民工通过法律途径维护权益、解决纠纷，维护社会稳定。
三、经验总结
【关键词】破解；农民工讨薪；困局
一、形成欠薪的原因
（1）建设资金不到位造成拖欠。在工程在建过程中，有的工程由于建设单位资金紧张，无法及时足额支付施工单位工程款，施工单位在拿不到工程款的情况下，开始拖欠农民工工资；有的工程由于建设、施工双方在合同履行或工程质量上出现纠纷，施工单位也无法及时拿到工程款，继而造成拖欠农民工工资；还有的是由于个别施工单位不够诚信，即使拿到了工程款也故意拖欠农民工工资。（2）建筑分包体系还不够完善。一是建筑市场中的“包工头”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一些施工总包单位在承接到工程后，将工程交给“包工头”，“包工头”内部又层层转包，层层收取管理费。二是建筑劳务市场不健全。建筑施工总包单位虽然与建筑劳务企业签订了劳务分包合同，但实际操作中，由于劳务企业普遍还没有形成固定的专业化队伍，缺少必要的技术、管理人员，劳务企业往往也将工程转包给一些“包工头”，这些“包工头”内部也存在层层转包，层层收取管理费的现象。（3）失信惩戒机制还不够健全。目前，鹤壁市虽然已建立了一些诚信管理制度，但对没有任何资质、资格的“包工头”的管理，还没有很好的行政管理手段。一些“包工头”失信后，有的欠薪逃匿，往往还要依靠公安部门的力量来追讨。
二、采取的措施
（1）坚持日常投诉举报制度和案件督查制度。严格执行拖欠案件举报投诉制度。畅通举报投诉热线，明确专人负责受理日常投诉，坚持快速立案、快速查处的原则，切实加大了举报专查力度。对收到的拖欠投诉案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时下发《督办函》，进行跟踪督促，要求欠款单位制定还款计划，限期还款。对经书面催告，又无正当理由不制订或不履行还款计划的单位及法定代表人进行通报批评和公开曝光。对长期拖欠工程款和克扣农民工工资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和建筑施工企业，限制其在鹤壁的招投标活动；对恶意拖欠产生严重社会影响的企业，坚决清出鹤壁建筑市场。（2）坚持重点时段重点预防。一是要求各单位要提高认识，增强做好节日期间建设领域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工作的紧迫感、责任感。开发企业要对工程款的支付情况、建筑施工企业要对农民工工资的发放情况进行认真自查，发现拖欠问题要及时报告和处理。开通受理农民工投诉拖欠工资绿色通道，实行“24小时值班制”，完善应急预案，妥善解决农民工投诉举报案件。二是严厉查处拖欠行为。对拒不偿还欠款的建设单位和恶意克扣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施工单位，将采取列入清欠黑名单，责令其停业整顿，暂停房屋预售和工程竣工验收备案，降低缴纳民工工资保障金信用类别，停止其招标投标资格，外地企业清出鹤壁建筑市场，资质动态考核中降低或取消资质等方式进行严肃处理。三是严厉打击“不法讨薪”和“欠薪逃匿”行为。对于极少数企业或一些不法分子弄虚作假、伪造拖欠证据索取不当利益，或为达到其他目的，以讨薪名义敲诈勒索，制造群体事件，给社会带来负面、甚至恶劣影响的“不法讨薪”行为，要对有关企业及责任人给予严厉惩处，并予以曝光；触犯法律的移送公安司法机关处理。此外，对极个别“包工头”的“欠薪逃匿”情况，施工企业要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以便及时通过司法途径维护企业和民工的合法权益。四是由劳动、城建、公安等部门联合成立督导组，对各县区清欠农民工工资工作情况进行督导检查，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确保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得到及时解决。（3）坚持实行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制度。凡在鹤壁参与建筑工程项目施工的总承包企业和建设单位必须向市财政专户交纳农民工工资保障金。未交纳农民工工资保障金的工程项目，一律不予发放施工许可证。工程项目竣工后，施工企业和建设单位携工程竣工备案资料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退还保障金。建设行政部门会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核实该工程无拖欠行为的，方可办理退还手续；存在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的，保障金优先用于清偿农民工工资。（4）推行工程担保制度。工程担保是在工程项目招投标后，由项目的建设方和施工方与专业工程担保机构签订担保合约，包括投标担保、承包人履约担保、业主工程款支付担保和农民工工资支付担保四项。其中业主工程款支付担保是由建设方投保；投标担保、承包人履约担保和农民工工资支付担保是由施工企业投保。工程项目参加工程担保后如出现工程款拖欠问题，行政主管部门可以要求担保公司先行支付工程款，如出现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行政主管部门可以要求担保公司先行支付农民工工资。这样更有利于我们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对清欠工作的管理和调控。（5）制定农民工工资支付应急预案。为有效处置拖欠民工工资突发事件，及时化解矛盾，维护全市大局稳定，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了民工工资支付应急措施。出现拖欠民工工资突发事件后，经市劳动部门调查，认为有必要从民工工资保障金中强制支付的，由市劳动部门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出具《先予划支意见书》及《先予划支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审批表》。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收到《先予划支意见书》及《先予划支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审批表》后，由相关科室签署意见，交领导审批签字后，由市劳动部门开出收据，经市财政部门将划拨的保障金转入市劳动局账户，由市劳动部门负责监督发放到工人手里。（6）加大劳动执法力度。加大劳动争议仲裁调解及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力度，对各县区清欠农民工工资工作情况进行督导检查，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做到“快立案、快处理、快结案”。确保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得到及时解决。
三、建议
“在这大半年里，我们先后找过多家单位和政府部门，但都没得到明确的答复，至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要到工资。我们大都是家住四川的农民工，有的为讨要这笔工资已往返西安、四川多次，加之学校即将开学，夏种也不能耽误，孩子的学费、农药化肥再加上种子，这笔钱，我们真不知道从哪里来?为维护社会稳定，避免不安定因素的发生，我们真诚地希望借助媒体的力量，为我们‘清欠’这笔被拖欠的血汗钱……”这是新华网8月3日报道的在西安市高新区举行的“农民工讨薪维权新闻发布会”上的一段发言辞。
这让我想起不久前乘坐火车时，与同车的几个在上海某建筑工地上打工的四川农民之间的一次谈话。大概因为讨薪本身是件让人上火又确实有点刺激的事，那几个那农民工在车上经常谈到的话题就是讨薪。每当没能及时拿到工钱时，一起做工的农民工们就会集体去找发包单位。最通常的做法是先把发包单位的负责人办公室团团围住，再让几个人坐到办公室里要钱，对方不给，他们就不走。往往还会用堵门的方式限制对方负责人或其他办事人员的人身自由，不给钱就不让离开。我问他们，你们不怕警察吗?他们说，警察来了也是那样，工钱是血汗钱，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他们还告诉我，有一次承建方的一个项目经理在大家起哄讨薪的时候，因受惊吓突发心脏病死亡。我说你们为什么不采取其他办法呢，比如向法院起诉。他们说找法院麻烦，时间长，还不知道能不能拿到钱，这种办法更管用。我再问他们有没有拿不到钱的情况，他们告诉我，遇上那些很“厉害”的老板，就有可能拿不到钱。有时候对方可能确实是没钱，那也就拿不到钱。我问他们那种讨薪方式是不是很普遍，他们说是的，只有不奏效时才想其他办法。
从这两件事可以发现一个在理论研究者眼中比较奇怪的现象：在农民工讨薪的过程中，从有暴力隐患的自我救济到寻求政府帮助再到寻求媒体帮助，农民讨薪的手段可谓多种多样，但却始终没有人去寻求司法救济。同时，尽管农民工对讨薪之事非常重视，但其手段还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以内。这个限度不是以现行的制定法来衡量，而是以实践中的法律来衡量。这一限度即是：讨薪行为不会招致惩罚性后果。这意味着什么呢?
我想起码有两点。其一，把由运行中的包括道德在内的社会规则所形成的现有秩序为标准，农民工的讨薪行为依然在现行秩序框架之内。也就是说，讨薪的农民工仍然希望当良民，在现有的社会秩序中，他们依然可以看到希望。其二，在当前中国的社会规范体系中，法律还很弱势。就农民工讨薪事件而言，无论是讨薪者的意识，还是讨薪的现实，法律未能成纠纷解决的有力手段。农民工对政府的期望要远高于对法院的期望。再往下推衍，那就是当前的中国社会离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还很遥远。
新华网的报道还提到了青年农民工安少华的话：“……流血流汗挣来的钱一定得要回来，如实在要不到，我们大家商量，准备把老板的‘别克’卖了抵工钱。”这句话实际上反映了农民工群体的一个基本公平观念――血汗钱一定要拿回来。而为了实现这种公平，他们想了很多办法，但一直没有走向法律。他们下一步的打算――卖老板的车――其中仍然没有法律，却依稀可以看到些暴力的`影子。我在想，如果事情依然得不到解决，再下一步可能会是什么呢?到那时，政府又将如何面对呢?
所幸的是，当前的农民即使讨不到工钱，虽然压力大，但起码还可以解决温饱问题，还不至于走向绝望。因此，他们的方式基本上还在现行秩序的限度以内。但如果什么时候出现了温饱危机，他们又将如何面对呢?会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走向绝望呢?因为那时的他们很可能是真正的无产者!另外也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是，即使这些农民永无温饱之忧，但随着贫富差距的持续拉大，连血汗的工钱都讨不到的他们在巨大反差面前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这种严重的不公平体验伴之以激烈的不满情绪，接下来会是什么呢?显然这两种可能都是可怕的，因为必定会有人开始铤而走险甚至报复社会。现在我们许多人的态度是同情他们，如果真到了那个时候，同情在更大的可能
现行所称的“民工”，通常指那些离开农村所承包土地而进城从事其他工作的劳动者。建筑业的从业人员，基本上都是由这些劳动者组成的。建筑业的特点决定了这些就业人员处于弱势地位，加之诉讼成本大、时间长等因素，当出现不能按期取得报酬时，民工通常选择忍受，一旦忍受超过限度，往往会走向聚众索要，甚至出现极端行为，导致不良后果。笔者试从法律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与思考。１、关于“民工讨薪”与《劳动法》实施的有关问题（１）关于劳动争议的界定。《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均对劳动争议作出界定，其中《意见》的界定范围显然宽于《条例》，其第２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劳动争议，不论是否订立劳动合同，只要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并符合劳动法的适用范围和《条例》规定的受案范围，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均应受理。最高人民法院法释２００１１４号《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也作了相应规定。从《意见》、《条例》和《解释》来看，劳动者与建筑企业的讨薪应属劳动争议。（２）关于救济措施的成本问题。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劳动争议必须先经仲裁，对裁决不服的方可起诉，这里体现了竞合禁止的立法思想。即劳动仲裁是法定的必须程序，不允许当事人选择直接起诉。但必须看到整体拖欠民工工资既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法律问题。笔者认为应将其纳入到民事审判工作中去。劳动争议和一般民事案件相比，具有及时处理的特点，《劳动法》规定仲裁申请期限为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６０日内，《解释》仍然规定为６０日，否则将失去实体上的胜诉权。很显然，这样不利于保护那些整体拖欠工资职工的利益。具有一级资质的建筑企业可跨省、自治区承建建筑工程，一旦发生纠纷，如采用仲裁，仲裁管辖权目前也不十分明确具体，实行提供劳动地点和用人单位注册也不一致，以劳动者工资所在地仲裁机构管辖制度，而按照这一规定，势必会加大劳动者申请仲裁的支出成本，不利于快速、高效地处理此类争议。２、关于“民工讨薪”采取不当方式的相关问题目前常出现“民工讨薪”采用拉横幅打标语、爬塔吊、楼顶、甚至冲砸用人单位或发包单位设施等现象，给这些单位造成了负面影响，包括名誉权的侵害，一些过激行为也妨碍了治安管理。而上述单位的合法权益同样也应受到保护，但通常都难以通过法律途径得到支持。３、关于当前建筑行政管理部门成立清欠小组的法律定性问题２００３年底，各地政府建筑行政管理部门为有效杜绝减少整体欠薪，成立了清欠小组。小组在法律地位上仍是政府部门，具有调解性质，没有强制性，往往效果不佳。只要争议双方涉及其他争议，清欠小组就难以处理。而用人单位欠薪直接的原因通常是发包方或承包方不能按期付款。尽管有关建筑法规规定建筑工程的施工单位即建筑企业不准垫资承建工程，但事实上几乎所有工程均存在垫资承建问题。《招标法》规定，对国有经济性质建筑工程必须采取招标，民营经济却不在规定范围内，但施工单位为了承揽到业务，常常和建设单位确定最低工作量。中途变更原协议，增加工作量现象常常发生。一旦发生争议，工程款只要没有最后结算，发包方均可以双方认定工程款数额不一致以及质量、工期等借口拒付尚欠工程款，导致施工单位资金周转发生困难。最高人民法院法释２００２１６号《关于建筑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认定，建筑工程的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优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行使优先权的期限为六个月，自建设工程竣工之日或者建设工程合同约定的竣工之日起计算。看似保护承包人即施工单位权益，但实质上效果不明显。因为该批复第二条规定，优先权并不得对抗买受人，即善意取得人。所以在纠纷处理中，该批复几乎没有什么意义。针对“民工讨薪”所引发的法律思考，应修订完善现行的法律规定，切实有效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议程设置欠妥
议程设置理论强调：受众会因媒介提供议题而改变对事物重要性的认识，媒体报道的重要事情会成为受众关注的焦点。
媒体对农民工报道的忽视，减少了整个社会对他们的关注和重视。在农民工形象塑造方面，媒体存在歧视，经常报道农民工的负面新闻如盗窃、犯罪等，使整个社会对农民工的认识存在偏差，完全看不到农民工本性的善良以及他们对城市发展做出的贡献。而在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方面，媒体的确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但关注的往往只是讨工资的形式，今天有农民工跳楼了，明天又有农民工砍人了，好像这只是一件媒体用来吸引眼球、赚取受众注意力的刺激事件而已，而对于事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以及问题的根本解决，媒体的分析往往浅尝辄止。报道没有把焦点放在促进问题的解决上，又何以引起受众甚至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以及反思呢？这种不负责任的议程设置必然会导致社会对这一问题的忽视。
媒体合理的议程设置，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安定。媒体应该关注，并且全面、准确地报道农民工问题，以引起社会的重视。在农民工“跳楼”讨工资的报道方面，媒体应该客观看待农民工这个弱势群体，给予他们充足的话语权，更应该以正确的舆论来引导社会反思这类事件，以求有效解决问题。
报道方式片面
媒体要坚持真实的报道原则，但是媒体在实际操作中往往会出现个别的真实和整体的真实之间的矛盾。例如，用跳楼来讨工资的农民工只是少数，但是媒体经常报道这些内容，就会让人们认为农民工都是以这样方式讨工资的。况且经过政府的干预、社会各方面的努力，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充斥在受众眼前的仍是大量农民工讨工资的负面报道。所以，媒体报道时不仅要坚持个别的真实，更要坚持整体的真实和本质的真实，客观、真实、准确、全面地报道农民工问题，给人们一种全面、客观的认识。
媒体片面报道农民工“跳楼”讨工资最后获得解决，这样容易给农民工造成错觉：一是认为“跳楼”讨工资能引起媒体关注，从而解决问题，从而纷纷效仿；二是误导农民工认为媒体是万能的，有问题不是去找有关部门，而是找媒体。所以，媒体应该呈现给农民工一个真实的媒体形象：媒体不是万能的，只是事件的报道者，而不是问题的解决者，更不能干涉司法成为审判者。
媒体只是单纯报道农民工“跳楼”事件，却很少告诉人们这种行为的违法性。农民工往往把“跳楼”讨工资看作是一件纯粹个人的事情，而没有意识到这已经违法了法律法规，破坏了社会秩序。所以，媒体有责任对农民工进行普法，告诉他们这是一种违法行为，违反了社会治安管理条例，破坏了社会秩序，应该受到处罚。只有这样，农民工才能认识到行为的破坏性，从而避免采用这种方法。向农民工宣传保护自己权益的法律、方法、途径等，做到途径的畅通，就能有效避免使用这种方法。
人文精神丧失
在农民工“跳楼”讨工资的报道方面，媒体严重缺失人文精神。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缺乏深度的有闻必录。现在媒体这方面的报道只是简单、冷漠的有闻必录，而没有深刻的思考。流水账式的报道不仅不能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反而会带来消极后果；第二，惨不忍睹的图片。这些图片虽然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但是同样带来很大的消极影响，体现了媒体的无情和冷漠；第三，功利性的事件炒作。农民工“跳楼”讨工资报道后，一旦事情最终能够解决，一些媒体就对事件进行功利性炒作。
人文精神对新闻从业人员来说至关重要。媒体在这方面的报道上，没有担当起社会守望者的责任，没有履行好新闻职业道德。农民工的辛勤劳动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承担着城市最苦、最脏、最险的工作，而他们的待遇与城市工人的差距还比较大。我们不应该歧视他们，而应该以平等的心态对待他们。作为传媒，有责任倡导人文精神，关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文目标的实现。人文关怀是媒体吸引读者的重要手段，同时也代表着大众传媒的发展趋势。媒体必须注重加强人文精神，以促进新闻理念和报道方式的改进。
媒体要有人文精神和责任感，要努力促使问题的解决。媒体报道农民工“跳楼”讨工资的最终目的是要帮助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首先，媒体需要督促完善立法、加强执法，制定相应的政策处罚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并严格执行；其次，媒体要督促农民工增强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和能力，例如组织工会等；再次，新闻媒体要加强监督力度。要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新闻媒体的监督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媒体在报道这类事件时不能简单地就事论事，而有责任呈现给受众有深度、有分析、客观全面的报道，让受众明白这是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全社会各有关部门、有关人士都应该为此类事件的解决承担起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而不仅仅是冷漠的旁观者。
小结
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是一种恶劣的违法行为。但是，一些农民工以跳楼等方式讨工资，这种极端行为是不可取的，农民工们可以与有关部门好好配合，通过合法途径解决工资问题，因为目前农民工讨工资的问题已经走到法治的轨道上了。
媒体在关于农民工“跳楼”讨工资的报道方面存在很多不足，需要媒体的反思。媒体在这类题材的报道方面应该注意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媒体注意合理的议程设置和全面的报道方式，呈现给受众一个真实、全面、深刻的农民工生存现状。媒体应该努力从本质上促使问题的解决，努力促进创造一种民主、平和的社会环境；其次，媒体报道要讲究社会利益，不能只追求收视率和刺激。媒体有责任关注弱势群体，给他们充足的话语权。媒体要以人为本，有终极关怀，体现出对人的尊重、对生命的重视和对弱者的同情。而且媒体有责任努力促使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解决，多为农民工做些实事。媒体要做的不仅仅是简单地报道农民工“跳楼”事件本身，而更应该在农民工们走上楼顶之前为他们做更多实事。■
省中心：
按照川司法办发[2011]265号文件要求，我市认真开展农民工讨薪专项活动，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全市法律援助机构共承办农民工421件，代书365件，提供法律咨询2081人次，涉及金额达500多万元，农民工维权工作成效显著，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强力推进，维权工作更“实”
我市结合实际，推出了针对农民工的便民利民措施：一是健全农民工维权网络。全市共设立了6家农民工法援工作站，市法律援助中心增设了农民工接待窗口，并在市人力资源市场设立了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东区、仁和区、米易县在农民工聚集的厂矿企企业设立了法律援助联络点，米易县法律援助中心还与县普法办共建农民工法制教育基地，及时有效地维护了农民工合法权益。二是聘请农民工担任联络员。根据相关条件，市法律援助中心在全市选聘了一批农民工担任法律援助联络员，制作了农民工联络员名册，建立了联络员信息收集反馈机制，以进一步畅通农民工诉求表达渠道。三是建立“法律援助巡回进企业”机制。市法律援助中心与四川平兴律师所建立共建机制，成立了一支“法律援助进企业”服务队，分期、分批地在农民工集中的攀钢、攀煤、十九冶、金江高耗能工业园区等大中型企业中，开展上门
送法活动。四是完善异地协作机制。我市与周边的市州法律援助中心建立农民工法律援助协作机制，实现了资源整合与优势互补,有效地提高异地农民工法律援助事务的工作效率。在具体工作中，市法律援助中心承办的前后历经2年的张剑人身损害赔偿异地协作案，日前已完全执行了30余万元赔偿金，受援人为援助律师的特意送来了锦旗。特别是全市法律援助机构集中力量办好农民工群体性案件，把涉及社会稳定的农民工群体性案件作为重点案件办理，有效避免了重大矛盾纠纷的发生。仁和区法律援助中心在春节前夕承办的64人劳动争议仲裁案，工人们群情激愤，欲以过激方式向政府施压，法律援助律师一方面极力做好说服劝导工作，另一方面积极准备诉前工作，在2日内完成了法律文书、证据的收集准备工作及仲裁立案工作，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激化。经过仲裁和申请执行，工人们如愿拿回了近百万元的工资和经济补偿金，一场极可能影响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得到有效遏制。
二、加速推动，理念机制更“新”
为及时、有效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我们主动融入“大调解”工作体系，积极推行“调援结合”工作机制，通过调解方式化解各类社会矛盾纠纷，以最少的投入、最短的时间、最低的成本、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实现了法律援助工作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主要体现在：一是调解成功率高。专项活动以来，全市法律援助机构对129件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中进行了诉前调解，调解成功率达80%以上；二是群众满意率高。对以调解方式解决的纠纷，当事人满意
率100%。从山东潍坊来攀打工的贾某人身损害赔偿案中，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多次出面协商，但当事人双方仍未能就赔偿金数额达成一致，在市法律援助中心刘治成律师和司法所工作人员调解下，事情很快就得到了圆满解决，伤者家属对协商结果表示满意；三是维权成本低。“调援结合”工作机制既能减轻当事人诉讼费用的投入，又能有效节约司法资源；四是解决问题快。调解工作避免了复杂繁琐的诉讼程序造成的诉讼迟延，能及时化解矛盾纠纷和。米易县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农民工黄某工伤赔偿案，承办律师依据事实和证据，积极联系厂方进行协商，通过努力，达成了由厂方赔偿3万元给黄某的调解协议，从受理到办结，该案仅用了1个工作日。“调援结合”工作机制强调平等协商，避免了诉讼的对抗性，稳定了劳动关系，促进了社会和谐。此外，市法律援助中心修订完善了内部管理制度和案件质量管理等制度，专门制作了资料汇编光盘，使全市法律援助工作步入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轨道。
三、齐头并进，依法履职更“细”
一是法律援助进家庭。市法律援助流动工作站和米易县法律援助流动工作建设，被纳入我市“十大民生工程”。流动工作站人员积极转变服务方式，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为行动不便的特殊困难受援人和偏远乡村群众提供上门服务。二是法律援助进信访。每月派驻专人协助党政领导开展接访活动，疏导上访案件，减轻信访压力，维护上访群众合法权益，密切了政府与群众的联系，做到了维稳与维权的有机结合。三是法律援助进社区。
市法律援助中心制作了62件法律援助便民指示牌，装挂在人群密集地，为群众申请法律援助提供指引。四是法律援助进网络。市法律援助中心注重网络平台建设，开通了“新浪微博”，着力构建高效便捷服务便民平台。有12件案件通过网上进行了申请，解答了57件网上咨询，进一步方便了群众维权。
四、注重宣传，法援影响更“广”
以农民工讨薪专项活动为契机，我们进一步推进法律援助宣传工作，针对不同群体，多渠道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律援助宣传工作。全市开展农民工法律咨询专项活动11次，解答法律咨询1600余人次，发放宣传资料1万余份，发放法律援助惠民卡750张，并在外来人口集中的社区和较大的厂企开设了法律援助工作宣传橱窗。市法律援助中心与攀枝花电视台合作拍摄了宣传法律援助的专题片，在黄金时段播放，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的社会影响力和群众知晓率。
五、内化于心，队伍素质更“强”
全市法律援助机构和人员按照中央和省厅的要求，继续扎实深入地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不断巩固“三大主题”实践活动成果，认真开展以“忠诚、为民、公正、廉洁”为主要内容的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基层开展调研活动和提供便民利民服务，解决政治立场、群众观点、思想意识问题，始终坚持党在心中、人民在心中、法律在心中、正义在心中，始终做到理想信念不动摇、政治立场不动摇、大是大非不含糊，筑牢开展农民工讨薪专项活动的思想基础和组织保障。
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市法律援助工作还面临着一些困难和不足，主要是：各区县法律援助工作发展不平衡，有些区县受人力、财力、物力因素所制约，职能作用未能充分有效发挥；法律援助专职队伍需要充实，人员素质和办案质量需要进一步提高；法律援助的基层站点的建设仍需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机制有待健全。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夯实基础谋发展、提升能力树形象、改革创新求突破，全力推进攀枝花市法律援助工作，忠实践行“贫者必援、弱者必帮、残者必助”的庄严承诺，攀枝花市法律援助中心
曾在上海某新型建材公司担任办公室主任一职的王小姐，在辞职离开公司半年后，对公司削减自己工资及饭贴提出异议起诉到法院。近日，上海静安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对王小姐主张要求公司支付2006年1月至同年7月的工资差额9100元及饭贴、交通费14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2004年11月1日，王小姐与该新型建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从事公司办公室主任工作，工资为每月2800元，合同期限为1年。在合同到期后，王小姐继续在该公司工作，并按原合同领取工资，另根据考勤记录领取饭贴。2005年8月中旬，该公司任命王小姐兼任公司销售部经理一职，每月补贴200元。2006年1月至7月，王小姐每月领取工资为1500元。
2006年7月，王小姐辞职离开该公司，但对自己每月工资从2800元降至1500元，王小姐内心极为不满。2007年1月10日，她向区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被以申请事项超过时效而不予受理。同月26日，王小姐又向法院起诉，声称从2006年1月起，公司即停发了自己部分工资，在自己离开公司时，公司还承诺待公司相关股东事宜处理好，统筹安排再支付，然而就是不见支付，请求法院判决能够支持其诉请。
法庭上，该新型建材公司辨称，因2005公司销售业务急剧下降，公司听取公司全体中上层干部意见，大家表示要与公司共渡难关，遂决定从2006年1月起，停发公司中上层管理人员岗位津贴，时任销售部经理和办公室主任的王某也表示完全同意，并让办公室文员起草《关于调整员工工资的决定》。至今，所有相关人员均按此决定在领取工资，而身为销售部经理的王某，在领取工资外还领取销售提成。
公司还辨称，2006年7月王某因其个人原因提出辞职，7月底公司为她办理了退工手续。2006年10月，王某突然向公司提出尚拖欠她1月至7月的部分工资，遭到公司的拒绝。对于所谓饭贴，公司是根据考勤情况来定的，从2006年1月起，公司也根据决定停止发放，而交通费公司从未发放过。若王某对变动工资有异议，应在当年2月份就提出，而不应在辞职半年后来交涉，现已超过了法律诉讼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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