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专题作业（通用8篇）
一、单选题(共5题，每题2分，共10分)
1.【教材第十讲】辛弃疾出于爱国激情向皇帝进献的十篇关于抗敌复国的文章是： A.《论盗贼剳子》 B.《美芹十论》 C.《稼轩记》
2.【教材第十五讲、视频教学课件第十五讲】《红楼梦》第四十六回写的（）事件是大观园中极有代表性的反抗事件？ A.宝玉挨打 B.鸳鸯抗婚 C.香菱学诗
3.【教材第八讲。鼓励独立完成作业，严惩抄袭。】 严羽概括宋诗的三个特点是：“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为诗”。
A.性情 B.图画 C.才学
4.【教材第十三讲、视频教学课件第十三讲】以下关于《三国演义》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A.《三国演义》是我国第一部章回体小说，又是我国第一部历史演义小说。B.《三国演义》是一部世代累积型的作品。C.拥曹反刘是《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
5.【教材第十二讲】在南戏的发展中，高明的哪部作品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 A.《紫钗记》 B.《琵琶记》 C.《荆钗记》
二、简答题(共4题，每题10分，共40分)
6.【教材第十一讲】试分析杂剧在元代兴盛的原因。
7.【教材第八讲、视频教学课件第八讲。鼓励独立完成作业，严惩抄袭。】简述苏轼词在中国词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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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教材第十三讲、视频教学课件第十三讲】你如何看待《三国演义》的世代累积？
【教材第十讲、视频教学课件第十讲】简述辛弃疾词的艺术成就。
三、作品赏析题(共1题，每题20分，共20分)
10.请运用本课程中学习的诗词鉴赏方法，赏析苏轼的《西江月》。西江月 苏轼
照野猕猕浅浪，横空暖暖微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可惜一溪明月，莫教踏破琼瑶。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注：此词前有苏轼所作的序：“顷在黄州，春夜行蕲水中，过酒家饮，酒醉，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由肱醉卧少休。及觉已晓，乱山攒拥，流水锵然，疑非尘世也。书此语桥柱上。”
四、论述题(共2题，每题15分，共30分)
11.经过本学期的学习，请谈谈你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看法或学习体会。要求：
1、严禁抄袭。
2、字数在500字左右。
3、有条理，语言通顺。
4、能体现个人的学习与思考。
随着高考改革和课程改革向纵深发展, 2013年新课程高考文综历史试题将在“稳中求变、变中求新、返璞归真”中与时俱进, 可以预见, 新课程理念和新课改精神将在新课程高考中进一步体现。为了配合全国新课程高考省、直辖市、自治区的考生做好高考文综历史第二轮复习, 本刊编辑部集中全国各地新课程高考研究中的名优教师资源, 根据新课程历史《考试大纲》和2013年高考文综历史命题趋势,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 结合第二轮通史复习的特点, 将新课程必修内容和部分选修内容以及时政热点整合为九个专题, 以期帮助考生达到高效备考的目的。此第二轮复习系列专题, 兼顾人教版、人民版、岳麓版、大象版等版本的教材, 精讲精练, 准确把握核心考点, 试题的命制突出原创和改编, 将成为考生笑傲高考、迎接金色六月的利器。
【命题规律】
1.近三年高考涉及本专题的重点知识
(1) 中国古代政治文明专题, 主要考查古代中国中央集权制的演变, 一方面侧重于行政机构职能的变革对加强中央集权的影响, 另一方面侧重于汉至元的行政机构, 如宗法制、分封制、郡县制、三省六部制、科举制、监察制、内阁制和军机处等。2012年浙江文综卷第13题考查了分封制, 2010年全国文综新课标卷第25题考查了郡县制, 2012年山东文综卷第10题、北京文综卷第13题考查了三省六部制, 2012年江苏历史卷第21题考查了科举制, 2012年全国文综新课标卷第24题考查了刺史制, 2012年全国文综新课标卷第28题、江苏历史卷第4题和广东文综卷第14题考查了内阁制, 2012年天津文综卷第2题考查了军机处等。
(2) 中国古代经济文明专题, 主要考查了古代农业铁犁牛耕的耕作方式和土地制度, 以冶炼和纺织业为代表的古代手工业发展, 古代商业和城市发展对社会的影响, 经济政策的影响。如2012年广东文综卷第12题和2010年浙江文综卷第14题考查了铁犁牛耕的耕作方式, 2012年江苏历史卷第2题考查了古代的手工业发展, 2012年全国文综新课标卷第26题、北京文综卷第12题和安徽文综卷第14题考查了中国古代商业的发展。
2.考情预测
(1) 从题型来看。本专题仍将以选择题为主, 且试题引用材料多为文言文, 难度较大。
(2) 从命题趋势来看。中国古代政治文明方面, 视角多变。一是注重对政治制度创新的考查;二是对政治文明建设中特色内容特别关注, 如对监察制度的考查;三是侧重对体现以史为鉴知识点的考查, 如唐朝三省六部制的完善及影响, 制度创新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将中国古代的三省六部制与美国的三权分立、古希腊的民主政治机构的设置联系起来进行考查。
中国古代经济文明方面, 仍将结合当前的“三农”问题等热点命制试题。一是古代农业的发展、农田水利的兴修, 联系现阶段科学发展观的落实;二是将古代农业发展的原因、表现、影响和相关政策制度结合起来综合命题;三是古代手工业成就对当今立足创新、发展高新科技、增强国力的启示;四是古代商业的发展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启示;五是封建国家经济政策的影响对今天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启示;六是将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结合起来进行考查。
(3) 从命题方式看。本专题仍将通过设置新情境、新材料来考查主干知识, 侧重考查学生的基本能力。
【复习方法】
1.运用表格归纳法复习早期政治制度, 古代中国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城市发展, 把握基本脉络、发展规律和阶段特征。
2.运用比较分析法对重要的概念和重大现象进行分析比较, 如分封制和宗法制, 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 郡县制和行省制, 三公九卿制和三省六部制, 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 内阁制和军机处等。
3.采用线索归纳法从宏观上掌握本专题的基本线索。如复习古代中国政治文明史, 就要抓住一条线索、两对矛盾、三个趋势、四种主要制度等。
4.运用史论结合法来探究古代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重大现象, 如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原理分析探究耕作方式、土地制度与小农经济形成的内在联系。
5.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辩证法认识和评价古代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现象的影响, 如自然经济对古代中国社会发展产生的历史作用。
6.重视将主干知识与现实生活、热点问题联系起来复习, 如选官制度与公务员考试制度的联系等。
【综合解读】
一、政治文明史
1.古代早期的政治制度
2.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
(1) 历代主要政治制度的演变:
(2) 全面评价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3.古代东西方政治制度的比较
二、经济文明史
1.古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
(1) 农业:
(1) 具有世界领先、精耕细作、自给自足的特点。 (2) 以种植业为主、以家庭饲养业为辅。 (3) 从耕作方式和生产技术的角度看, 使用牛耕和不断改良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 使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日益完善。 (4) 从经营方式的角度看, 以家庭为单位, 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农经济, 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 (5) 从土地所有制的角度看, 实行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主导的土地私有制, 也是我国古代农业经济的一个特点。
(2) 手工业:
(1) 历史悠久, 技术精湛, 持续发展, 长期领先于世界。 (2) 官营、民营和家庭手工业三种经营形态并存。 (3) 规模不断扩大, 分工日益细密。 (4) 长期远销欧、亚、非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 享誉世界, 如西汉有“丝绸之路”且被称为“丝国”, 唐朝又被称为“瓷器大国”。 (5) 地区分布广泛, 与古代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作相应的变化。
(3) 商业:
(1) 商业与农业、手工业的发展紧密相连, 相辅相成。 (2) 阶段性特征明显, 其在各个阶段的发展极不平衡, 但始终受到重农抑商政策的压制, 发展艰难。 (3) 商业产生之后不断发展, 到宋元时期空前繁荣。古代金融发达, 类似于银行的柜坊、类似于汇票的飞钱和纸币很早就出现了, 有利于商业发展;商业活动不断打破地点限制和时间限制, 国家对商业的控制逐渐放松;国内贸易、边境贸易和对外贸易全面繁荣。 (4) 封建社会后期, 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封建制度起了瓦解作用。 (5) 国家控制对外贸易, 朝贡贸易占有重要地位, 政治目的大于经济目的。明清时期实行“海禁”政策和闭关锁国政策, 严格限制中外交流。
2.古代中国重要的经济政策
【热点链接】
热点一
材料:2012年3月14日, 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京闭幕。会后,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从我上任的那一天起, 就确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三个目标。第一, 就是要建立科学民主决策的机制。第二, 我们政府还要依法行政, 建设法治政府。第三, 我们要接受各方面的监督。
解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需要吸收与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政治文明成果, 包括古代中国优秀政治文明, 特别是制度创新。试题的设计, 可以从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经验教训对今天政治民主化进程、机构改革的启示的角度进行考查, 如监察制度与反腐倡廉, 古代中央对地方的管辖与国家统一等。
热点二
材料:2012年11月1日, 据国家公务员考试网统计, 2012年报考国家公务员人数高达152.6万人。公务员考试依然是高烧不退, 报名者趋之若鹜, 这与20世纪80、90年代的下海潮形成鲜明反差。
解读:公务员报考热折射了时代变迁, 可与古代中国的选官制度相联系, 要抓住古代中国选官制度标准和方式的演变来掌握。试题的设计, 可以从科举制的影响和对科举制的认识角度, 考查今天我国的公务员考试制度, 东西方官员选拔制度的差异。
热点三
材料1:2012年2月1日, 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公布, 这是中央“一号”文件连续第九年聚焦“三农”。这一文件强调“把农业科技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一半篇幅涉及农业科技。
材料2:2012年9月19日, 据海关统计, 10年来, 我国进出口贸易额年均增长21.7%, 较同期全球贸易额年均约10%的增速高出1倍多。我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上升至2011年的10.2%, 自2009年起连续三年稳居全球对外贸易第二大国的位置。
解读:本热点涉及古代中国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高考对此考查多采用综合题的形式。考查的视角主要有:一是古代农业的发展与农田水利兴修对当前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启示;二是将古代农业发展的原因、影响、相关制度政策与当今热点“三农”问题、粮食问题等结合起来命题;三是古代中国手工业成就对当今立足创新、发展高新科技产业、增强国力的启示;四是古代商业的发展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启示;五是封建国家采取的政策对今天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进一步加强对外开放的启示。
【创新训练】
一、选择题 (本大题共15小题, 每小题4分, 共60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 只有一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
1.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熊彼得曾提出“领地国家”的概念, 其中“领地国家”的特征是:在封建制度下, 国王的税收有两个来源, 一个是自己领地上的收入, 一个是来自诸侯的进贡, 国王无权对诸侯领地直接征税。根据这个概念, 对古代中国处于“领地国家”时期叙述正确的是
A.形成了地方绝对效忠和服从中央的制度
B.构建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文化心理认同
C.确立了以土地国有为基础的社会公有制
D.实现了以家天下为核心的集权社会机制
2.秦朝“在政府组织上, 嬴政大帝给中国历代王朝奠定了权威性的规范, 使得以后几百个帝王只能在他所想到的圈子里作小小的修正, 而无力作巨大改变。”由嬴政大帝独创的“权威性的规范”是指
A.皇帝制
B.丞相制
C.郡县制
D.世袭制
3.马克思说:“哪里君主制的原则是天经地义的, 哪里就根本没有人了。……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 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对该论述理解错误的是
A.君主专制是最典型的“人治”
B.君主专制具有极端的残暴性
C.君主专制极大地压制“人性”
D.君主专制总体上是有害无利
4.20世纪90年代中国“省管县”改革悄然进行, 有人说这吸取了中国古代某个朝代地方管理制度方面的经验教训。“某个朝代”最有可能是
A.秦朝
B.汉朝
C.唐朝
D.宋朝
5.唐人沈既济说:“故太平君子, 唯门调户选, 征文射策, 以取禄位, 此行己立身之美者也。父教其子, 兄教其弟, 无所易业, 大者登台阁, 小者任郡县, 资身奉家, 各得其足……故忠贤隽彦韫才毓行者, 咸出于是。”对上述材料解读正确的有
(1) 科举成为当时人们走向官场的唯一途径 (2) 有助于提高读书人的影响力 (3) 科举成为读书人最高最迫切的追求 (4) 张扬了“学而优则仕”的风气
A. (1) (2) (4)
B. (2) (3) (4)
C. (1) (2) (3)
D. (1) (2) (3) (4)
6.据《宋史·志第一百一十四·职官一》记载:居其官不知其职者, 十常八九。其官人受授之别, 则有官、有职、有差遣。……故仕人以登台阁、升禁从为显宦, 而不以官之迟速为荣滞;以差遣要剧为贵途, 而不以阶、勋、爵邑有无为轻重。此现象直接导致了
A.中央集权削弱
B.行政效率降低
C.腐败现象丛生
D.积贫积弱局面
7.《明史》卷一六八《陈循传》记载:在比孝宗还要早的景帝时, “帝欲易太子, 内畏诸阁臣, 先期赐循及高谷白金百两, 江渊、王一宁、肖镃半之。比下诏议, 循等遂不敢诤 (而遵旨票拟) ”。这主要说明了内阁
A.只是为皇帝提供顾问的内侍机构
B.是法定的中央一级决策机构
C.与皇权相互勾结易导致腐败丛生
D.对皇权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
8.有人说, 军机处的设立, 是清朝中枢机构的重大变革, 标志着清朝君主集权发展到了顶点。下列言论不能够佐证此观点的是
A.军机大臣“掌书谕旨, 综军国之要, 以赞上治机务”
B.军机大臣“只供传述缮撰, 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
C.军机处“凡有旨存记者, 皆书于册而藏之”
D.军机处只能“跪奏笔录”、“上传下达”
9. (清) 陶煦在《租核·推原》中记载:“金宝庐舍, 转瞬灰烬, 惟有田者, 岿然而独无恙。故上自绅富, 下至委巷工贾胥吏之俦, 赢十百金, 即莫不志在良田。”导致此现象的根本原因是
A.重农抑商政策的长期推行
B.闭关锁国政策的长期实行
C.精耕细作农业的形成和发展
D.封建土地私有制居于主导地位
10.某高中学生在学习中国古代手工业发展时, 找到下列材料:“工之子恒为工。” (《国语·齐语》) “工匠之子, 莫不继事。” (《荀子·儒效》) “工商皆为家传其业以求利。” (《唐六典》) 分析上述材料可知
(1) 中国古代手工业技术是以家族内传承为主要形式 (2) 小农经济的狭隘性、封闭性制约了手工业技术的进步 (3) 官营手工业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制约了技术的传播 (4) 闭关锁国政策的推行不利于中外手工业技术的交流
A. (1) (4)
B. (2) (3)
C. (1) (2) (3)
D. (1) (3) (4)
11.2012年10月31日, 北京盈时国际2012年秋季拍卖“古韵奇赏——古董珍玩专场”举槌。——皇家青花海水祥云应龙纹梅瓶以9775万元成交, 这是内地19年来拍出的最高价格的瓷器。据你推断该瓷瓶
A.最早可能在唐朝平定“安史之乱”后制作
B.是吸收波斯、印度风格文化的结晶
C.将帝王的威武与神秘隐喻化地呈现
D.是青瓷技术与白瓷技术交融的结果
12.明《万历志》张宁序中指出:“维扬古九州之一, 江都为附邑, 袤延数百里, 北枕三湖, 南抵大江, 今昔称海内一大都会, 且为南北襟喉, 漕运盐司, 关国家重计, 皆莅斯土”。对此解读正确的有
(1) 漕运、盐运的兴盛使扬州成为“海内一大都会” (2) 便利的交通是扬州兴盛的重要原因 (3) 明中期, 在盐业等领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4) 扬州呈现空前的盛况, 有“海内文士, 半在维扬”之说
A. (1) (2)
B. (3) (4)
C. (1) (3)
D. (2) (4)
13.某学生从图书馆借阅《宋元以来城市分布的特点》、《苏州府志》、《明清中西经济的比较分析》三种书, 计划写一篇小论文。下列最有可能是这篇论文主题的是
A.明清苏州的社会风俗
B.明清的海外贸易
C.明清新经济现象探析
D.明清时代会馆的演进
14.乾隆四十一年《吴县永禁官吏占用钱江会馆碑》中说:“商贾捐资, 建设会馆, 所以便往还而通贸易, 或存货于斯, 或客栖于斯, 诚为集商经营交易时不可缺之所”。可见修建会馆的直接目的是
A.使“士商之游处四方者, 道路无燥湿之虞, 行李有聚处之乐”
B.使“明其约, 释其疑, 主客交孚, 民物充赖”
C.使“联乡谊, 敬神庥……定规则, 抑行商”
D.使“通信息, 保交通, 中外贸易顺畅流通”
15.重农抑商政策和闭关锁国政策是我国古代重要的经济政策, 对我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两者比较分析可知其
A.都是在封建社会形成时期开始实行
B.都侧重于严格限制海外贸易的发展
C.都是自然经济形成或者发展的产物
D.都是为了抵御外来侵扰的消极手段
二、非选择题 (本大题共2小题, 其中第16题25分、第17题15分, 共40分)
16. (25分) 我国古代城市建设与发展曾经在世界上独领风骚、辉煌灿烂、光照四邻, 这对现今构建和谐城市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阅读下列材料, 回答问题。
材料一在中国古代城镇的发展过程中, “礼制”成为其空间整体格局维新式演变中的主导机制, 并形成了礼制为尺的空间层级组织, 或表现在城市的规模大小、城市的级别的高低;或表现于城市中宫殿、府邸的尊卑等级;或表现于建筑的屋顶形式的差别, 色彩的不同;甚至建筑的踏步亦有等级的表示。总之, 礼制的制约体现于一切可见的形式中。唐长安棋盘格式的中轴线布局出现 (如下图) , 是统一王朝权力达到高度集中的一种表现。城市中轴线由宫室为对称轴的终点, 到以后皇宫位于城市几何中心, 使礼制的、伦理的观念深入人心。当然具体的城市形态同时要受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生态环境及技术条件的制约。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念体现在城市空间的布局和艺术表现之中, 反映为一种对空间的理解和向往。
——摘编自《中国古代城市的特点及其规划思想》
(1) 依据材料一, 概括分析中国古代城镇发展的主要特点, 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形成原因。 (4分)
材料二“关中寓内西、偏天下, 劳于转输”, “长安、洛阳虽云故都, 然地险而隘, 去东夏辽远, 故汉之吴楚七国、唐之山东、河北往往强悖, 良亦远而难制也。加其转漕非便, 仰给四方, 常苦牵费”, 所以在此形势之下, 长安难以继续为都, 故 (宋) 太祖弃之。洛阳虽处长安之东, 但仍有与上述差不多的不利之处, 也不宜建都。同时相对于汉唐, 因为西北匈奴相对势小, 东北契丹民族的强盛, 燕云十六州难以收复, 国防重心和政治重心已然转移, 西北之地已经不适合建都。相比于长安、洛阳, 开封不仅水运方便, 漕运发达, 且地处中原, 有前文述说之种种优势, 所以在新的社会形势下, 定都开封能满足各方面的需要, 乃是必然选择。
——摘编自《北宋东京城市建设探讨》
(2) 依据材料二, 分析宋太祖建都开封的原因。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 比较分析唐长安与宋开封在城市布局方面最大的不同点。 (6分)
材料三以苏州论, 明清时期城市格局的变动反映了私人工商业的迅速发展。清时, 苏州私人棉布纺织、踹染业大都麇集在阊门外, “苏布名称四方, 习是业者在阊门外上下塘, 谓之字号”。阊门一带成为生气勃勃的新工商业中心, 并与其他三个市区形成对立。杭州城区也有类似变化。不够发达的东城区在明清时期被纳入市内, 成为工商业飞跃发展的集中区域。苏、杭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其周围的卫星市镇经济有关。环杭州的塘栖、临平、览桥、瓶窑等众多大小市镇及集市, 与杭州城一起组合为一个比较完整的城市市场体系, 形成连锁的群体效应。
——摘编自《明清江南商品市场结构与市场机制探析》
(3) 依据材料三, 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时期城市发展的新特点及其形成的原因。 (8分)
材料四下面是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所编制的关于中国与欧洲城市化发展的对比表。
中国:
欧洲:
(4) 对比材料四中的中欧城市发展, 你能得出哪些有效信息? (4分)
(5) 综合上述材料, 分析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特征。 (3分)
17. (15分) 阅读下列材料, 回答问题。
材料在大多数国人的印象中, 科举是一种只会造就腐儒的没落的取士制度, 甚至认为科举制严重地禁锢了整个民族的创造思想和创新精神, 是阻碍中华民族进步的罪魁祸首, 是过去中国腐败落后的根源。在1998年华侨出版社出版的《黑二十四史》中, 科举与缠足、宦官、酷刑、盗墓列在一起, 足见科举制度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有多么的黑暗。……很少有人知道, 在科举制废止不久就有人提出要为科举制平反。最早提出为科举平反的著名人物是戊戌变法时期极力批判科举制的梁启超。在游历东西洋国家作过比较之后, 梁启超幡然悔悟, 说“科举非恶制也”, 并公开提出了为科举平反的主张, 甚至公然提出恢复科举的建议。民国建立后, 伟人孙中山也在各种场合一再赞扬科举。他在《五权宪法》等演说中强调:中国古代的考试制度, 是世界各国中用以选拔真才的最古、最好的制度。
——摘编自《“科举制”盖棺百年涌风烟重新评价观点成为学术界思潮》
评述材料中关于科举制的观点。
(要求:围绕材料中的一种或两种观点展开评论;观点明确, 史论结合)
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1.B 2.A 3.D 4.D 5.B 6.B 7.D8.C 9.D 10.C 11.C 12.A 13.C 14.A15.C
二、非选择题
16. (1) 主要特点:“礼制”成为其空间整体格局维新式演变中的主导机制;布局严整、等级森严, 反映了皇权的至高无上;反映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念。 (任答两点即可, 2分) 原因:政治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确立和发展, 并实现了大一统;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居于统治地位;思想上封建儒家思想处于统治地位, 宣扬“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等思想;受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生态环境及技术条件的制约。 (任答两点即可, 2分)
(2) 原因:长安、洛阳存在“地险而隘”、“转漕非便”等不利之处;宋面对强大的契丹, 国防重心和政治重心已然转移, 开封具有交通、地理等方面的优越条件。 (4分) 不同点:宋朝时, 打破了城市布局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 反映商品经济的发展。 (2分)
(3) 特点:城市中新的工商业中心不断兴起, 其生产和商业功能日益增强;城市不同市区分工相对明确;卫星市镇兴起, 与中心城市一起组合为一个比较完整的城市市场体系, 形成连锁的群体效应;在江南某些城镇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任答两点即可, 4分) 原因:工商业的发展;经济重心的南移;社会长期保持安定统一局面。 (任答两点即可, 4分)
(4) 信息:欧洲在公元1000年时还不存在城市文明, 而中国已经出现了城市文明;在此后1000年间, 中国的城市发展没有显著的进步, 而欧洲城市却在这段时间内有了长足的发展;1800年, 中国清朝的城市化水平基本没有提高, 而欧洲的城市发展水平不仅经历了从无到有, 还超越了中国。 (任答两点即可, 4分)
(5) 特征:传统的政治性城市逐渐向商业化城市发展, 表明商品经济日趋活跃;农村人口不断涌向城市, 城市人口增多, 城市规模扩大;明朝中后期, 在商品经济繁荣的江南某些城市, 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3分)
17. (15分) 第一种观点:
积极说:扩大统治基础和选拔人才的范围;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促进了教育的发展;有利于公平、公正社会风气的形成;将选官任官的权力集中到了中央, 加强了中央集权。
第二种观点:
消极说: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内容限制在四书五经范围内, 八股取士使许多知识分子不讲求实际学问, 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 加强了封建君主的专制统治;严重阻碍了科技文化的发展, 使社会发展失去了创新的动力。
第三种观点:结合上面两种观点进行全面评述。
例1 历史学家李洵认为：“明代江南地区的‘士大夫’是十六世纪以来中国历史上有特点的社会势力。他们凭借着江南地区发达的经济文化有利条件，通过各种途径获取政治上的功名，然后扩展经济实力，引领当时的社会风潮，在江南社会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阅读下列材料并回答问题。
材料一 士大夫家多以纺绩求利。其俗勤啬好殖，以故富庶。……如华亭相（徐阶）在位，多蓄织妇，岁计所积，与市为贾。
——[明]于慎行《谷山笔麈》卷四
材料二 江南役重甲天下，……祖父以役累中落。……一启中举，尽免其役，家业复振。……（植蚕）与市为贾，骤富焉，市人多效之。
——《徐光启文集》卷十一
材料三 （松江）嘉、隆以来，豪门贵室，导奢导淫，博带儒冠，长奸长傲，日有奇闻叠出，岁多新事百端。……伦教荡然，纲常已矣。
——[明]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
材料四 前明吾乡（苏州）富家甚多，席费千钱而不为丰，长夜流酒而不知醉。……有邹望，亦有田三十万亩，僮仆三千人，……而好讼致穷。
——[清]钱泳《登楼杂记》
（1）据材料一、二，概括江南士大夫致富的主要途径。
（2）据材料三、四，士大夫的活动引起了江南社会风气的哪些变化？
（3）有学者认为，明代江南士大夫既是资本主义萌芽的促进者，又是其阻碍者。请依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阐释学者的观点。
解析 解第（1）题的关键在于读懂材料的内容。从“江南役重甲天下，……祖父以役累中落。……一启中举，尽免其役，家业复振”和历史学家李洵的观点可以总结出，许多士大夫通过科举来振兴家业。“士大夫家多以纺绩求利。其俗勤啬好殖，以故富庶。”结合徐阶从事纺织业的例子可以看出，士大夫家主要通过发展工商业来致富。
第（2）题的解答技巧应该从审题开始，找到关键词——“江南社会风气”，那么材料中有关社会风气的描述内容就是答案要点， 如“导奢导淫”“伦教荡然，纲常已矣”“好讼致穷”，将它们的意思意译出来即是答案。
第（3）题是开放性问题，难度稍大，需要有机结合材料和课本知识。首先从“既是”“又是”这样的问法来看，策略上一般都从正反两方面来阐述，即解释促进与阻碍的具体内容。促进方面，商品经济发展促进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阻碍方面，材料只揭示了不利于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现象——热衷于购地消费、奢靡成风；追根溯源本质在于自然经济下重农抑商观念影响，不可能扩大再生产，这就需要结合课本知识。
答案 （1）科举（免役）；发展工商业。
（2）崇尚奢侈；逾越传统伦理（道德沦丧）；好诉讼。
（3）促进：带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阻碍：士大夫受到重农抑商观念的束缚；致富后主要用于购地、消费；没有用于扩大再生产。
例2 中国古代饮茶之风始于唐，盛于宋。到宋代，茶叶已成为中原及周边各族人民“一日不可以无"的日常消费品，对宋代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阅读材料，完成下列各题。
材料一 西戎茶马之市，自宋已然。盖土蕃潼酪腥膻，非茶不解其毒，……（中原）藉之可以得马。以草木之叶，易边场之用，利之最大者也。
——[明]谢肇淛《五杂俎》
材料二 蜀中旧使交子（纸币），惟有茶山交易最为浩瀚。
——[宋]苏辙《论蜀茶五害状》
材料三 宋榷（专卖）茶之制，择要会之地，日江陵、日真州（江苏仪征）……初数户，后繁之。市中荼坊林立，徽人、晋人荟萃，五音杂语。……输之于边，数倍利之，骤富焉。
——[宋]庄季裕《鸡肋编》
材料四 （东京）朱雀门外除东西两教坊，余皆居民或茶坊。……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又北山子茶坊，……仕女往往夜游吃茶于彼。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1）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分析宋政府茶叶专卖的主要原因。
（2）据材料二、三、四和所学知识，分析茶叶贸易对宋代商品经济的影响。
（3）茶坊、瓦肆等大量兴起，乃宋代开创之新气象。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宋代在城市商业布局、思想、文学等方面的新变化。
解析 回答此题的前提是要读懂材料中文言文的大致含义。其次，同学们要知道整个两宋时期商业经济空前繁荣，商业环境相对宽松的大前提。
第（1）问主要考查对宋代商业发展原因的理解。根据材料一提供的信息和所学知识，可以从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考虑。
第（2）问考查对宋代商业发展的影响的掌握。根据材料一、三、四可以从货币、市场、商业城市、市民生活、商人群体的出现等方面作答。
第（3）问有一定的综合性，涉及到了必修3中关于宋代的思想文化的知识。主要考查对商业发展、思想、文化的联系的理解。同学们可以从市坊限制的打破、理学的出现、市井生活、宋词的出现等方面作答。
答案 （1）增加财政收人；促进贸易发展；增强军事力量。
（2）促进纸币流通；经济城镇兴起；城市商业繁荣（市井生活繁荣）；地域商人出现。
（3）城市商业布局：打破市坊界限；思想：出现了一个以“理”或“天理”为核心的观念系统（理学）； 文学：出现一种更易抒发感情，表现市井生活的新体裁——宋词。
例3 明代《闽部疏》载：“凡福之紬（绸）丝……福漳之桔，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之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皆衣被天下。”材料反映明代福建（ ）
A. 海陆交通十分发达
B. 商品经济活跃
C. 成为全国经贸中心
D. 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解析 材料提到交通路线，但未体现十分发达，主要目的是反映商品流通的繁荣，故排除A项；只提吴越，未涉全国，故排除C项；资本主义萌芽主要体现为雇佣关系出现，而材料没有看出雇佣关系，故排除D项。
答案 B
例4 下列是从古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中读出的信息，其中错误的是（ ）
A. 农民生活艰辛
B. 土地兼并严重
C. 农副产品进入流通领域
D. 小农业和小手工业紧密结合
解析 本题考查同学们准确描述和解释历史事物特征的能力，解题的关键是要读懂这首诗的大意。“粜”的意思是卖出的意思。前一句的意思是二月卖出新丝，五月卖出新谷，C选项正确。“丝”代表手工业，“谷”代表农业，所以D项正确。材料中“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比喻只顾眼前，用有害的方法来急救，反映了农民生活的艰辛，所以A项正确。B选项，材料中未提及。
答案 B
例5 明代沉船“南澳一号”的发掘引起社会关注，学生以此为题进行研究性学习，搜集的一条史料是：“（明中后期，有大臣）请开市舶，易私贩而为公贩……不得往日本……亦禁不得以硝黄、铜、铁违禁之物夹带出海。奉旨允行，几三十载。”对该史料理解最恰当的是（ ）
A. 明代没有民间的海外贸易
B. 明政府曾奉行重商主义政策
C. 明政府曾有条件地允许海外贸易
D. 明政府从此废除“海禁”政策
解析 明代虽然实行海禁，但是不能完全说明没有民间海外贸易，A项说法过于绝对，排除；古代中国政府历来推崇重农抑商政策，B项不符合历史事实；史料描述的是明代的海禁政策，与D项无关，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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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C
【思路点拨】
复习中国古代经济这一专题时，同学们需从农业、手工业、商业和经济政策四方面来复习。农业是我国古代的立国之本，我国古代的农业经济一直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历代统治者都非常注重农业的发展，把它视为本业。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耕作技术和水平的进步，公田制逐步转变为私田制，集体劳动逐步转变为个体农耕。至此，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逐步形成。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解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是理解中国古代社会各个时期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以及理解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变革的基础。
中国古代的手工业主要有官营、私营和家庭手工业三种。春秋战国之前都是官营手工业，所谓“工商食官”。民间手工业经历春秋战国和秦汉的发展后，到魏晋时期受到摧残，到隋唐得以恢复发展。明代中后期，在一些手工业部门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古代手工业的形式和特点，与手工业的前途命运密切相关。官营手工业由官府组织，不计成本，产品供应宫廷，满足贵族需求。为了制作质地上乘的手工业产品，工匠不断钻研技术，手工业技术不断进步，但不利于规模生产和扩大影响；民间手工业兴起较晚，产品的使用对象下移为普通大众，需求量较大，商品化程度高，这促进了商业繁荣，导致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二者的差别是出题的一个关键点。官营与民营的力量对比，有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大致是官营逐渐失势，民营后来居上，正是这种变化使得中国商品经济发展起来，最终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了解这一变化过程应该是同学们解答相关题目的基础。
关于中国古代的商业，其发展的大致脉络是掌握具体知识之前提，中国古代的商业起源很早，早在商朝就有很多人从商。商业政策的转折点在战国时期，之前大体上顺其自然，之后主要是遏制态度。战国时期商鞅变法以来，国家推崇“重农抑商”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商业的发展，但当时的从商之人仍然很多，商人地位也比较高。秦以后的重农抑商力度加强，汉代的大商人与国家争利，受到统治者的压制，政治地位相当低下，所谓“士农工商”，此后历代，商业基本上都处于被忽视的地位。然而，商品经济发展毕竟是历史发展的趋势，统治阶层的导向没有遏制住商业的发展，随着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的出现，到唐、宋、元时期，商业逐渐繁荣起来，元代海外贸易也较为发达。明清时期，随着商业的发展，逐渐出现了地域性的商人。各种因商业而繁荣起来的城市越来越多。此外，整个古代具有对外贸易性质的商业活动基本上都由官府控制，厚往薄来，不计成本。
中国古代大多数统治者推崇“重农抑商”政策，即农业为本业，手工业和商业是末业。明清的统治者们在上述思想的影响下，以及东南沿海外敌侵扰的情况下厉行“海禁”“闭关锁国”政策。这种政策不仅减缓了商品流通，而且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这也是中国近代一直落后于世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从此，对商业的忽视成为中国逐步落后的重要原因。
本专题知识的理论性比较强，对同学们的理解能力要求较高，再加上题目多以文言文材料的形式承现，读懂材料就显得十分关键。一方面要求同学们要有一定的文言文阅读能力。关于文言文的阅读，同学们不需要逐句逐字的翻译，只需明白关键字词的意思，以及整句或整段的大致意思就行。如：“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如果不理解“粜”的意思，对于整句话理解都很困难。从构词法上看，“粜”是由“出”和“米”构成，直观的意思是把米放出去，那当然是“卖”了。这样才能顺利理解本句话的意思，从而顺利作答。另一方面需要锻炼自己的分析能力，将材料所反映的内容与课本相关知识点对应起来，知道考什么，然后再归纳总结出答案，这也是新课改高考一向推崇的理念。此外，在解题过程中审准题干内容，合理排除干扰信息，也是不可或缺的。一切过往皆成历史，对历史知识的考核也会涉及到政治、经济、天文、地理等方面的知识，我们在平时学习过程中应该放宽视野，勤学习，多思考，善于归纳总结，日积月累之后自然水到渠成。
【专项训练】
1. 战国时期，商鞅把原来“百步为亩”的小田界“阡陌”和每一井田的大田界“封疆”，统统破除，重新设置田界，不许私自移动；并把土地授给农民，土地可以买卖。这样做的根本原因是（ ）
A. 生产力的发展
B. 封建统治者统治的需要
C. 奴隶主贵族统治的需要
D. 土地私有制的确立
2. 唐诗《田家》中写到“倚床看妇织，登垅课儿锄。”这反映了（ ）
A. 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场面
B. 农业和手工业较为发达
C. 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
D. 唐代重农抑商的政策
3. 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展现了一代晋商的传奇故事。晋商、徽商等商帮在明清时期活跃的根本原因是（ ）
A. 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
B. 明清统治阶级一改以往重农抑商的政策
C. 安徽、山西等地有悠久的经商传统
D. 安徽、山西在明清时期农业欠发达，转而发展商业
4. 明代小说《醒世恒言》里描写的苏州盛泽镇上的施复夫妇，靠养蚕织绸生活，本是小户人家……几年后他们增买了三四张织机雇人织绸。由此可知（ ）
A. 江南地区已是手工业占主导地位
B. 原因是因为明政府实行重商主义
C. 江南地区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D. 江南地区农业经济衰落
5. 《吕氏春秋·上农》：“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财产轻便），其产约则轻（容易）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这段话的核心思想是（ ）
A. 民贵君轻 B. 重农抑商
C. 固民安邦 D. 闭关锁国
6. 《国语·晋语》中说：“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该材料说明西周时期（ ）
A. 手工业被官府垄断
B. 工商业在西周占有重要地位
C. 家庭手工业是主要经营形态
D. 工商业在西周受到统治者的重视
7. 明朝万历年间，福建泉州府“佃农所获，朝登垄亩，夕贸市廛”。这反映了（ ）
①商品经济的发展 ②佃农对地主的依附关系依然很强，没有减弱 ③佃农有权支配自己的部分劳动产品 ④商品经济已经代替了自然经济
A. ①③ B. ①②③
C. ②③④ D. ①②③④
8. “宋神宗时，开封已有户20万，……城内店铺林立，各地的货物云集于此。处处都有商铺、邸店、酒楼、质库（即后来的当铺），以及各种手工作坊。晚间有夜市至三更，到五更又再开张。耍闹去处，通晓不绝”。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 ）
A. 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城市的兴起与繁荣
B. 宋代宽松的经济政策
C. 统治者完全改变过去重农抑商的政策
D. 宋代都城打破坊市分离格局
9. 中国有位皇帝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农为天下本务，而工贾皆末也……工贾取其利，而失之义，惟在平日留心劝导，使民知本业为贵。”通过阅读史料我们可得出（ ）
A. 通过工商业致富是不义之举
B. 统治者倡导重农抑商的政策
C. 统治者认可工商业所带来的利益
D. 与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的思想本质一致
10. 《吕氏春秋》载：“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其力也。”这段话反映的实质问题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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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封建生产方式比井田制进步
B. 私田主人的土地私有权得到承认
C. 私田数量急剧增加
D. 土地私有制有利于激发农民的积极性，提高生产效率
11. 明朝时，松江有“卖袜店百余家，合郡男女皆以做袜为业，从店中给酬取值。”对上述材料理解正确的是（ ）
A. 明代松江地区高度商业化
B. 松江棉纺织业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C. 松江地区商品经济占据着主导地位
D. 表明松江地区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已经解体
12. 王士祯《四部稿》中记载：“大抵徽商……其所积蓄，则十一在内，十九在外。”材料反映了徽商（ ）
A. 注重扩大经商范围
B. 注重资本积累，扩大投资
C. 注重多样化经营
D. 注重买田置地
13. 宋代吴处厚曾说：“蜀有痎市，而间日一集，如阂疟之发，则其俗又以冷热发歇为市喻。”这段话反映的是（ ）
A. 宋代草市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
B. “市坊”制度已经被彻底打破
C. 宋朝的草市有了明显的发展
D. 宋代蜀地经济发展落后
14. 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一文中认为：《春秋》在鲁宣公十五年（前594年）有“初税亩”的记载，虽然仅仅三个字，却含有极其重大的社会变革的历史意义。这里所说的“重大的社会变革的历史意义”主要是指（ ）
A. 承认了私人对土地的所有权
B. 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
C. 国家的税收制度有重大变革
D. 井田制在历史上完全消失
15. 某同学分析下表，得出了四项结论，其中正确的是（ ）
北宋赋税结构变化表
[&农业税（万贯）&非农业税（万贯）&农业税∶非农业税&至道末年
（997年）&2408.1&1567.3&60∶40&天禧末年
（1021年）&2641.2&3874.0&40∶60&熙宁十年
（1077年）&2021.3&5117.2&28∶72&]
A. 北宋农业税的消长反映农业生产削弱的趋势
B. 北宋工商业已占据主导地位
C. 北宋商品经济有很大的发展
D. 北宋重农抑商政策已不再实施
16. 汉武帝时期，创造了开隧洞竖井施工的井渠法，这种办法至今还在新疆的干旱地区流行，被称为“坎儿井”，井渠法是在修建哪一段河渠时第一次采用（ ）
A. 郑国渠 B. 龙首渠
C. 漕渠 D. 白渠
17. 中国古代传统农业的主要特征之一是精耕细作，这离不开人们对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下面哪种生产工具出现的时间最晚（ ）
A. 耒耜 B. 耦犁
C. 耧车 D. 曲辕犁
18. 清初地主商人“以末致财，以本守财”，造成的直接后果是（ ）
A. 商品经济发展迅速
B. 小手工业者纷纷破产
C. 不少农民成为雇佣工人
D. 手工工场规模受到限制
19. “农夫早出暮入，耕稼树艺……妇人夙兴夜寐，纺绩积纴……”（《墨子》）农民如此兢兢业业主要是（ ）
①缴纳租税的需要 ②商品交换的需要 ③男耕女织④自家基本生活的需要
A. ①③④ B. ②③④
C. ①④ D. ①②③④
20.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我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垦荒高潮，其根本原因是（ ）
A. 封建生产关系代替奴隶制生产关系
B. 生产力的发展
C. 土地私有制出现
D. 劳动者积极性的提高
21.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各题。
材料一 唐制，……最有条理，城中有几坊，每坊各有墙围如子城，然一坊共一门，出入六街，凡城门街角有武侯辅，卫士分守，日暮门闭，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成阵，坊市门皆启。
——《朱子语类》卷九十
材料二 唐初，崔某饮酒归而犯夜，被武侯执缚街头。次日晨，长安令刘行敏遇而释之，因而作诗嘲曰:“崔生犯夜行，武侯正严更。蹼头拳下落，高髻掌中擎。杖迹胸前出，绳文腕后生。愁人不惜夜，随意晓参横。”
——李昉《太平广记》
材料三 大历二年（767年），唐代宗下诏规定:“诸坊市街曲，有侵街打墙，接檐造舍等，先处分一切不许，并令毁拆。……如有犯者，科违救罪，兼须重罚。”
——王溥《唐会要》
材料四 入宋之后，太祖乾德三年（965年）规定:“京城夜漏未及三鼓，不得禁止行人。”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材料五 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寻常四梢远静去处，夜市亦有猪胰胡饼、和菜饼……之类。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1）通过阅读材料一、二、三，结合所学总结出唐代“市”的特点。
（2）通过阅读材料四、五，结合所学总结出宋代的“市”与唐代相比有何变化？
（3）结合所学，请总结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22. 古代中国是一个以农为本的自给自足的国家，然而这并没有使它与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失去联系，中国自古就有对外贸易，并且处于不断发展过程当中，呈现出自己的特点。阅读材料，完成下列各题。
材料一 汉政府规定，私商未经政府许可而与外商私市者处以重刑。公元前121年，匈奴王浑邪王等贵族和长安商人私自贸易被汉武帝诛杀的汉商达五百余人。
——《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
材料二 （张骞出使西域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狮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面至。
——《汉书·西域传》
材料三 公元1280年，元世祖忽必烈颁布诏令：“可因诸舶番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
——《续文献通考》
材料四 推动这个新的王朝（指清政府）实行这种政策（指闭关锁国）的更主要的原因，是他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指满洲人）征服以后的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由于这些原因，外国人才被禁止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1）材料一反映了什么问题？在后世中有无类似的情况，请举例。
（2）根据材料二和材料三，结合所学回答，中国的对外贸易之路线，经历了什么样的转变？
（3）材料四中马克思对于闭关锁国的观点，你赞同吗？为什么？
（4）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回答，归纳总结中国古代的对外贸易有什么特点？
一、谈谈你对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理解。
答:就乐府诗的艺术特色而言,其“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主要表现为叙事手法的娴熟巧妙以及感情抒发的质朴纯挚。
(1汉乐府的叙事成就: ①《诗经》以抒情为主,楚辞亦然,而汉乐府中的叙事诗较之前两者已有大幅度的增加,并且这些叙事诗也是乐府诗最精华的部分。
②汉乐府叙事手法巧妙,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③短篇的叙事诗常常就是一个生活的场景。
④稍长一点的诗篇则是选取几个生活片段,辅以精炼表述,来传达主旨。⑤汉乐府为我们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乐府诗善于运用富有表现力的艺术手法刻画人物,突出人物性格。如细节描写、传神的对话、层层烘托等。
(2乐府诗感情抒发的质朴纯挚。汉代乐府诗的风格各不相同,或深婉,或率直,或悲怨,或慷慨,但它们都被统一在质朴这一总体风格之下。质朴是指乐府诗感情的抒发往往不事雕琢,平实流畅,自然道来,具有浑然天成的艺术效果。其语言也是“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进而能远”,尤其能体现其质朴纯挚的抒情特征。
二、结合作品分析《孔雀东南飞》一诗的民间文学特征体现在哪些方面? 答:《古艳歌》是《孔雀东南飞》的一个祖本或是异本,《孔雀东南飞》便是来自这样的祖本或是综合诸多这样的祖本而成,这使得《孔雀东南飞》带有明显的民间创作的特色,富有浪漫色彩。比如:
(1诗中通过刘兰芝自己和刘兰芝母亲之口反复夸赞刘兰芝的勤劳和聪慧,便是民歌常用的艺术手法。
(2诗的末段,用松柏梧桐,交枝接叶,鸳鸯相向,日夕和鸣,来象征焦仲卿夫妇爱情的不朽,和对理想生活的追求,也是民间文学常用的处理方式。
(3魏晋以后,夫妇殉情的故事并不少见,如韩凭夫妇、陈东美夫妇、流传颇广的梁祝化蝶等,但见于诗歌,《孔雀东南飞》却是最早的。
三、结合作品分析南朝民歌和北朝民歌在题材内容与情感表达上有什么不同? 答:与南朝民歌相比,北朝民歌反映的社会生活要宽广得多。北朝民歌的直率粗犷、质朴刚健与南朝民歌的柔美清丽、婉转缠绵恰相对照。北朝民歌较少修饰,也没有双关、隐喻等南朝民歌中常见的技巧,没有对景物细致精工的描绘,不追求音韵的圆转流利,纯以气势夺人,真率动人,写实感人。虽然很多民歌是翻译作品,我们仍可感受到这种鲜明的特点,这些特点正是南朝偏于柔弱的诗风所缺乏的。这位后世诗人集南北之长、开拓新境界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四、结合作品分析杜甫新题乐府诗如何“讽兴当时之事”的。
答:主要体现在杜甫新题乐府诗的内容上,而杜甫创作大量的“行”体新乐府则多为反映社会现实,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揭露统治者的穷兵黩武,这类诗以《兵车行》为代表。(2揭露了统治者的骄奢淫逸和对百姓的欺压。
(3揭露安史之乱对百姓的伤害,这以“三吏”、“三别”为代表。
五、结合作品分析汉乐府和魏晋南北朝乐府在语言形式上各有什么特点?这些特点对后世诗歌创作有何影响? 答:汉乐府在语言形式上的特点:
就其内容而言,其“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主要体现在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社会下层民众真实的社会生活和个体的生命体验,尤其注重反映他们生活的艰辛与痛苦,从而揭示出社会矛盾的尖锐;就其艺术特色而言,其“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则主要表现为叙事手法的娴熟巧妙以及感情抒发的质朴纯挚。
汉乐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首先,汉乐府诗绍继《风》、《雅》,直面现实,揭露社会矛盾,表现人们真实而丰富的情感世界。其次,汉乐府民歌的影响还表现在对新的诗歌形式的创造上。汉乐府民歌使用了新的诗体:杂言体和五言体,打破了《诗经》以来的四言传统。第三,在艺术手法上,特别是在叙事诗的写作技巧上,汉乐府民歌的影响也非常大。
魏晋南北朝乐府在语言形式上的特点: 在艺术上,南朝民歌体制小巧,大多为五言四句,语言清新自然,不假雕饰,正如《大子夜歌》所说:“歌谣数百种,子夜最堪怜。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诗竹法歌响,假器扬清音。不知歌谣妙,声势出口心。”无论是吴歌还是西曲,都善于运用双关谐隐,如以“偶”谐“偶”,以“莲”谐“怜”之类。不仅如此,南朝民歌在运用双关谐隐时还形成了严格的表达形式,即上句述其语,下句释其意。如:“怜饮好情怀,移居作乡里。桐树生门前,出入见梧子。”(《子夜歌》诗中的“梧子”即“吾子”,代指情人。
南朝民歌对当时的文人诗有很大的影响,鲍照、汤惠休以下,南朝诗人多有拟作,宫体诗的
出现更与南朝民歌的影响直接相关。唐五代以后,许多描写男女艳情的小诗,在意境、语言等方面,也受到了南朝民歌不小的影响。唐代许多诗人也深受其惠,如李白的《长干行》便受到了《西洲曲》的影响。
与南朝民歌相比,北朝民歌反映的社会生活要宽广得多。北朝民歌的直率粗犷、质朴刚健与南朝民歌的柔媚清丽、婉转缠绵恰相对照。北朝民歌较少修饰,也没有双关、隐喻等南朝民歌中常见的技巧,没有对景物细致精工的描绘,不追求音韵 的园转流利,纯以气势夺人,真率动人,写实感人。北朝民歌篇幅也不长,大多为五言四句。
《古代诗歌散文专题形成性考核册》作业2
一、律诗是在篇章、句式、对偶、音律上都有严密限定的一种诗体,七律是律诗的一种,杜甫是诗史上第一个大力写作七律的诗人,《咏怀古迹》五首、《秋兴八首》、《登高》等都是杜甫的七律代表作。请认真学习教材第四章《格律诗》,并仔细研读杜甫《咏怀古迹》其五,完成下列任务。
《咏怀古迹》其五
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福移汉祚难恢复,志决身歼军务劳。
(一平仄是律诗最重要的格律因素,请学习律诗的平仄规定,完成下列任务。
1、请标出《咏怀古迹》其五的平仄。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
福移汉祚难恢复,志决身歼军务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
2、粘对是律诗平仄规则的一部分,请以《咏怀古迹》其五为例,说明何谓“粘”、何谓“对”。
答:所谓“粘”,是指上联的对句与下联的出句平仄必须是同一类句式,如果上联对句是仄起平收,则下联出句影视仄起仄收;如果上联对句是平起平收,则下联出句应是平起仄收。即后联出句第二字的平仄须与前联对句第二字的平仄一致。
所谓“对”,是指每联出句与对句必须是相对的句式,出句为仄起仄收,则对句应为平起平收;出句为平起仄收,则对句应为仄起平收。即一联之内平仄相对。若不符合以上规则,就被称为“失粘”、“失对”,是律诗写作的大忌。
3、“拗救”是律诗中经常会出现的一种声律现象,请以《咏怀古迹》其五为例,说明什么是拗救? 答:所谓“拗救”,是指一句诗在该用平声字的地方用了仄声字,须在本句或对句的适当位置将仄声字改为平声字予以补救。
(二除了严格的平仄要求外,律诗在押韵和对仗上也有比较严格的规定,请以《咏怀古迹》其五为例,说明律诗押韵和对仗的规则。
1、押韵规则: 答:二、四、六、八句须押韵,首句可押可不押,一般只押平声韵。除首句押韵外,韵字在对句句尾,且须一韵到底,不许邻韵通押。
2、对仗规则: 答:颔联、颈联须讲究对仗,首联、尾联可对可不对,对仗也有一定的讲究,但不像平仄那么严格。
二、青认真研读教材第三章第三节所讲李白七古《将进酒》,完成下列任务。并从句式、平仄、押韵、对仗等方面与杜甫《咏怀古迹》其五对比,进一步加深对七律格律要求的理解。
1、从原诗中节选八句抄录于下,并标出其平仄。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平平仄仄平仄仄仄仄平平仄平平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平平仄仄平仄仄仄仄平平仄平平
2、写出其韵字。醒名谑酌
3、指明其中对仗的句子。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三、请尝试自拟题目,写作一首七言律诗,尽量做到在平仄、押韵和对仗等方面符合七言律诗的格律要求。
中华腾飞
已入金秋犹不寒,百年盛事令人暖。神龙遥望云天腾,孔雀即将西北还。仍待长娥现代奔,先言圣火零八点。雄狮苏醒举国庆,昌盛繁荣日益欢。《古代诗歌散文专题形成性考核册》作业3 请于唐宋词人温庭筠、李煜、冯延巳、晏殊、欧阳修、晏几道、秦观、苏轼、李清照中选取一家,以其令词作品为研究对象,自拟题目撰写一篇小论文,论文字数不少于1200字。
李煜,五代十国时南唐国君,961年-975年在位,字重光,初名从嘉,号钟隐、莲峰居士。汉族,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南唐元宗李璟第六子,于宋建隆二年(961年继位,史称李后主。开宝八年,国破降宋,俘至汴京,被封为右千牛卫上将军、违命侯。后为宋太宗毒死。李煜虽不通政治,但其艺术才华却非凡。精书法,善绘画,通音律,诗和文均有一定造诣,尤以词的成就最高。千古杰作《虞美人》、《浪淘沙》、《乌夜啼》等词。被称为“千古词帝”。
浅谈李煜词的宗教色彩
南唐后主李烃用他的词为人们营造了一个极为浓厚的悲剧氛围,同时也为自己编造了一个苦苦寻求灵魂的精神世界。因而每阅读一遍李煜的词,都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宗教。的确,如同死亡和爱情题材一样,宗教也是文学创作中永恒的主题。但是文学和宗教的联系,却远远不止于在内容上选取宗教题材,而在于一种深刻的内在契合。美国著名的宗教学家蒂利希认为:宗教就最广泛、最根本的意义而言,是一种终极关切。“人有种种关切和追求,但人不同于世间万物,因为人有精神性的,超乎自然和超越自我的关切和追求;人不但有自我的意识,有探索人生意义的愿望,而且有对终极存在或宇宙本原的意识,有探索它并同它和谐一致的愿望。”①因此,正是在对人类、对
宇宙的终极关切上,在探讨生命的永恒与自由时,文学艺术与宗教找到了共伺点。对终极的关切,构成了人类一切精神活动最深层、最内在和最本质的东西。终极价值的迷失,使人类精神四处漂泊流浪,无处依归;而终极价值的复归,则也标志着人类精神的回归。本文所讨论的李煜词的宗教色彩,便是一种非宗教教义的广泛的精神现象,是一种真诚地面对自己的灵魂,执着于探索生命的永恒与自由的人生态度,是一种对人生、对世界的终极关切。也正是由于这种态度,使得李煜词在中国古代诗词中享有独特的价值。
一、对自己灵魂的仟悔
李后主用他的词,向世人展示了他那深层的苦难,然而在这深层的苦难之中,饱含了一种极为浓厚的悲剧氛围和仟悔意识。他用自己的血泪之作,对自己的灵魂进行了深深的仟悔。这一点,在中国的古代文化中是很少见的。
仔细考察一下中国的古代文化,发现其中往往缺乏一种因灵魂的折磨而带来的情感的痛苦和悲剧意识。无论是宗教还是文学,往往被作为一种逃避现实人生的心灵避难所。中国古代的诗人是较早面对大自然的,其中那清淡闲适的田园生活,恬静悠远的自然风光,清江明月的宇宙之思,确实具有美感,常常令人留连忘返。然而,古代诗人面对大自然,却往往是因为
仕途之路堵塞或时代正临衰世,心中常常带着一番无可奈何的委屈,在面对大自然时,“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②,诗人们净化了自身的情感,也忘却了痛苦,可同样也失去了与社会抗争的勇气。中国古代文人也喜欢吟咏前贤,在历史的反思中寻找自己的人生位置,但往往只是借此排遣自己心中的愤怒和不满。“古来圣贤皆寂寞”③,圣贤寂寞,“我”也寂寞,于是心中的忧患与不满也得到了慰藉。
然而,在众多的古代诗人之中,我觉得李煜是一个例外。由于他那特殊的经历,由于他那赤子的心灵,由于他那大起大落的巨大的生活落差,他的词,呈现出与众不同的面目。要么,全身心地去拥抱欢乐,企图寻找理想中那一片安宁而又平静的精神家园;要么,时时拷问着自己的灵魂,用他深层的苦难对人生展开一番彻底的追究。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宵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这是李烃亡国之后的反思之作《破阵子》,不仅展示了后主亡国之时的悲苦情怀,而且追悔了自己当年的安逸生活,饱含着一种沉痛的悔恨之情。词的开头便追述了南唐先王所创下的宏伟基业,“四十年”、“家国”、“三千里”、“山河”、“凤阁龙楼”、“玉树琼枝”,祖先留下的这些大好河山,本应是物阜民丰、国柞绵长,代代兴旺发达下去。可是谁料想,一个好端端的国家,竞轻而易举地断送在自己的手中。此时李后主以沉痛的心情,追悔自已往日的生活,为什么当时的“我”就不能想到会有战争这回事呢?“几曾识干戈”,这一短短的五字句,饱含了他心中多少深层的悔恨和懊恼。可是悔又何用?恨又如何?到如今也只能无奈地在这令人揪心的短歌声中“仓皇辞庙”’“泪对宫娥”。
当然,李后主那深深的仟悔之情,不仅仅表现在对家园沦亡的悔恨之上,还表现在许多方面,如对世事的反省和对人生的自责。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这首《浪淘沙》是首感慨人生的凄婉之作。也包含了对世事人生的自责和反省;五更梦醒,帘外雨声漏漏,春意将尽,这是现实的凄然之景。然而“我”在这样凄婉的梦中,却竟然忘记了自己是囚徒之身,依然去寻往日的快乐生活。至此,词人的心中不免有些自责伤怀,并由自责伤怀引出对江山故国的感慨,那无限的江山啊,今生都已无法再见,就是那过去的一切也如那流水落花,一去不返。这种愤慨、反省、自责之情,已经成为一种无以囊括的悲哀。
李煜就是这样,真诚地面对自己的灵魂,在展示自己苦难的同时,对自己的灵魂进行了深层的反省,他没有掩饰什么,真诚地把自己心中的泪水、自责和那份深深的仟悔,毫无保留地袒露给世人看。这与宗教要求人们对自己的灵魂作深层的反省有何差异?而在中国众多的诗人中,除了李后主,还有谁能够真正去面
对自己的灵魂?
二、对命运人生的关注与探索
作为悲剧人物的李煜,在经历了极盛之荣与绝悲之辱之后,失去了生活的自由,生命遭压抑、围困,毁灭的痛苦时时吞噬他的生命,他的灵魂倍受煎熬,他在绝望中苦苦地挣扎。那国破家亡的深悲巨痛,抚今思昔的无穷悔恨,身陷囹圄的忧惧,遭受玩弄的屈辱,忍辱负重的凄凉,以及在痛苦绝望中对人生的思索、对生命的思考、对前途的迷茫,使得他在词中频频回望故土,环思宇内,力图找到一份人生的答案。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是李煜的一首名作《虞美人》,也是他的绝命之词。词中的李烃,由于南唐的亡国,由一国之主跌落为阶下囚。他失去了欢乐,失去了尊严,失去了自由,甚至失去了生存的安全感。他对人生已经绝望,于是对那本来美好的“春花秋月”也产生了厌恶,厌恶它的无穷无尽。为什么会厌恶它的无穷无尽呢?这是因为他的命运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再像以前那样安定不变,而是无法把握。而故国的那些雕栏玉砌、凤阁龙楼,那些玉树琼枝、春花秋月,都已经从他的生活中永远地逝去。纵使那些春花秋月、玉砌雕栏应该还在吧,但他却再也不能拥有,再也没有机会与它们相伴相依,而自己的生命也在那无穷无尽的春花秋月的变更中渐渐地枯萎、老去。因而他厌恶那无尽无休的春花秋月,感叹自己那变幻无常的生命将随着世间的每一度花谢月缺而长逝不返。这是一种怎样的哀愁呢?他渴望安定永恒的生活而偏偏不能,这是为什么呢?他怎样也弄不明白。于是,他质问那岁岁如是的春花秋月要到何时才能停止、了结。他时时都在思考着:人生为什么这样变幻无常?生命为什么这样短暂而又无法把握,然而他却无法得到回答。这些疑问,这些悲愁和哀怨,时时困扰着他,使得他不堪重负,只得在那月明星稀的夜晚,独倚小楼,向那寂静悲愤地喊出了“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深沉慨叹。
就这样,李煜在对故土的频频回望中,环思宇内,对生命展开思考,对人生展开探索,孜孜以求,悲苦而又执着。
我们再看他的另一首名作: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这是李烃的名作《乌夜啼》,虽然作于他被沦为囚徒之后,其中也包含了家国之恨,但是这其中所包含的绝不仅仅是家国之恨,而是一种由对自己人生的反省、思索,继而扩大为对人类命运的一种思索,一种对人生的寻根究底。词的开头便借“林花”、“春红”这两种美的事物,以此象征人生和自然的美好。而美无论是对于自然或对于人生,总是转瞬即逝的。因而词人深深地叹惋:“太匆匆”。然而不仅如此,美的悲哀不仅在于匆匆地逝去,更难堪的是,当生命十分美好的时候却倍受摧残。“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自然界与人世间的无情摧残毁灭了多少美好的生命。然而,无论自然界,还是人世间,总是希求美的存在和永恒。“烟脂”这美好的颜色,无论是指代“林花”、“春红”,还是象征红颜、青春,尽管饱含着热泪,却依然不肯离去。“留人醉”是绝望之中的希望,是一种对美的深深的挽留。然而“几时重”
又是当头一棒,给词人留下的仍然是深深的绝望。至此,词人才恍然大悟:生命原本短暂,而人生所追求并为之沉醉的美丽其实只是一种凄艳,就像那混合着泪水的烟脂一样,更何况这种凄美也是弹指即逝。而人生终究是痛苦的,那么人生的慰藉何在?人生的归依何在?在这痛苦的思索中,词人悲痛地喊出了“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这样无可奈何的怅叹。
诸如此类的词还有“深院静,小庭空,继续寒砧断续风。无奈夜长人不寐,数声和月到帘栈!”这首(捣练子,虽然是围绕着人世间的离愁别绪来展开。院静庭空,寒风阵阵,砧声断续,月照帘栊。主人公置身在这样一个孤寂的氛围中,独立小楼,长夜不寐,他究竟被一种怎样的情感所困扰?
由此可见,词人经过苦难的熏染,个人之愁已升华为人生之愁。那无奈的人生、悲惨的现实使他执着的个性备受拷打,却又愈益坚实。他在辗转反侧的挣扎中俯仰天地,纵观古今。那漫漫无际的哀愁和苦恨汇成了他精神上一道解不开的结,同时也成了他灵感滚滚而来的源头。在萦绕着往事烟尘的苍凉凄婉的哀歌中,他的精神情结升华成普遍的情结,他的痛苦沉淀成人生的痛苦,他的忧伤转化成生命的忧伤,从而显示出对人生毁灭的挽歌式的情调,并形成了一种关注宇宙人生的普遍悲苦情怀。在李烃词中,时不时都表现出他对生命的思索,对人生的探索,为什么美好的生命总会受到无情的摧残毁灭而显得那样的短暂?他热烈渴求生命的永恒与存在,这一点与宗教追求人生的永恒也有着相同之处。
三、对精神家园的寻觅与追求
为什么李烃的词给我们留下的是这样一位“满鬃清霜残雪思难任”的末代帝王形象?是一位如此孤独寂寞的精神流浪者?为什么充斥于李烃词中的是这样一种极为浓厚的悲剧氛围?他究竟有着一种怎样的人生重负?这还得从他做帝王开始说起。
李煜当帝王,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误会。他本是那个时代的一位艺术天才。“聪颖敏慧嗜书成性,善诗文,兼通书画,更妙于音律”。④因此,他花很多时间去填词弄曲,饮酒赋诗。他的才能和素质及其理想和目标都与帝王身份相去甚远。且生性率直,敏锐善感。但就是这样一位敏锐善感、率直耽溺的风流才子却偏偏被推上了乱世之时的君主宝座。当然,如果说李烃完全不想做皇帝也不符合历史,而且他是中主李璟的第六个儿子,按理说帝位怎么也轮不到他。而他的长相也与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天生一副帝王相。只“因他生有奇表,广额丰颊,风神洒落,故从小就遭其长兄文献太子弘冀的忌恨”。⑤于是,李烃为了避祸,便自号钟隐,别号莲峰居士、钟山隐士,一心只想邀游在自然与艺术的天地里,无心参与政事。但人生常常就是如此,渴望安宁与和谐,可安宁与和谐却往往被急风暴雨所打破;希望在自然与艺术的天地里驰骋,可他偏偏却被推上了王位。在后主“23岁时,文献太子卒,他才徒封为吴王,并以尚书令知政事居于东宫,后因弘冀以下的四位兄长皆相继早亡,25岁时,嗣位于金陵”。
而等到他嗣承王位以后,本来也想振作一番,可是此时的南唐已国微兵弱。“南唐在五代十国中本来是一个历史较久,领土较广,实力较厚的国家,无奈李烃之父中主李璟只好学能诗,天性儒儒,素昧威武,因而错过了大好时运。”⑦而李烃又生性软弱,没有治国安邦的政治素质、振作之举,终于无济于事。于是在强大宋室的威压之下,他深感不安,对未来充满了忧惧,却又无可奈何。只好一次又一次地向宋室纳贡称臣,屈求一份太平安宁的日子,然而这一份安宁最后也随着宋师的南渡而破灭了。
就这样,李烃从身为皇子遭人忌恨,到身为皇帝被人欺凌,他依然没有政治和人身的自由,甚至没有生存的安全感,伤恨、忧愁、无奈的情绪塞满了他的肺腑。而他那纤弱敏感的神经又使他比别人感受更快,体验也更深。常常是一叶落而悲秋,见飞花便伤春,寒砧阵阵催他失眠,垂柳依依引他相思,总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再因那离愁别恨的困扰,内忧外患的打击,国破家亡的痛楚,使他常悲盛筵不常,叹人生短暂。因此在这样沉重的人生重压下,他总是愁恨满怀却又无以排遣,他渴望得到欢乐,他渴望得到安宁。
浪花有意千重雪,桃李无言一队春。一壶酒,一竿身,快活如依有几人。一棹春风一个舟,一纶茧缕一轻钩。花满渚,酒满酝,万顷波中得自由。这两首《渔父词》,是李烃在遭受长兄弘冀的忌恨之时所写的。他在词中描绘了自己L1中理想的生活图景。他希望自己寄身渔樵,渴望过那种举酒垂钓、逍遥自在的生活。他厌倦尘世的烦扰,追求超逸的佛仙之境,盼望那“万倾波中得自由”的无拘无束。然而这理想的图景却总是被现实所打破,他渴望安宁自由的生活总是不能实现。他又怎能不愁呢?可愁又何用?从皇子遭人忌恨到皇帝被人欺凌,再到囚徒充满恐惧,命运变幻无常,无法把握,谁也不能知道自己的明天会是怎样。于是,词人带着一种深深的忧愤与疑问,带着一种无法解脱的悲苦和哀愁,带着自己理想破灭的绝望与哀怨,去纵情生活,及时行乐。他甚至颓唐地说:“醉乡路稳宜频到,此外不堪行”(《鸟夜啼》。人生世事有如转烛飘蓬,到头来只剩得“心事数茎白发,生涯一片青山”(《开元乐》。
因而阅读李烃的词,我极为强烈地感觉到在那深深的悲愁后面,在那颗骚动不安的灵魂之下,李后主有一种强烈的内在需求。希望在纷坛陆离、变化万端的短暂人生和冥冥的大自然之中,寻找到一块永恒的绿洲,以便建立起自己的精神家园,让漂泊流浪的心灵有一个真正的归宿。是的,人需要归宿,需要一种寄托,因为这种寄托可以为人们解释那些无法解释的一切。而这个寄托,就是宗教,就是作为人的精神形态和生命依托的宗教。李烃就是这样,不断地追怀往事,感情在不断地挣扎;他也不断地反省人生,反省自己,心情矛盾抑塞。也正是由于他的仟悔和反省,以及对人生的彻底的追究,对自身存在的关注与自救,才使得他的词弥漫着一种浓厚的悲剧氛围,也使得他在那深层的苦难中不断地拷打着自己的灵魂。尽管李后主的苦难有着自己不可推脱的责任,但在他的苦难中却体现了人类为寻求灵魂而展开的上下求索,这种苦难是与作为生命形态和精神现象的宗教同在的苦难,因而特别提出来加以论述。
《古代诗歌散文专题形成性考核册》作业4
一、骈文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文体,它有和散体文截然不同的文体特征,请认真学习教材第十三章第二节《骈文》,结合作品了解骈文的特征,并按照要求从教材所讲到的骈文中为下列特征找出例证。(注:请不要重复使用例句
(1骈文特点:
1、语言讲究对偶。
①两句相对的偶联： 咨宏度之峻邈，壮大业之允昌。思居终而恤始，命临没而肇扬。②四句相对的长联： 楚王宫里，无不推其细腰； 卫国佳人，俱言讶其纤手。阅诗敦礼，岂东邻之自媒； 婉约风流，异西施之被教。
2、四六句式，尤其对偶句多用四字句和六字句组成。①四字句与四字句组成的对联。晨看旅雁，心赴江淮； 昏望牵牛，情驰扬越。②六字句与六字句组成的对联。朝干悲而掩泣，夕万绪而回肠。不自知其为生，不自知其为死。③四字句与六字句混用组成的对联。凌云概日，由余之所未窥； 千门万户，张衡之所曾赋。
3、讲究平仄声律。四字句的二四字、六字句的二四六字或者三六字为节奏点。一句之内，节奏点平
仄交替；一联之内，节奏点平仄相反。①四字句与四字句组成的对联。南都石黛，最发双蛾；
北地燕支，偏开两。②六字句与六字句组成的对联。惜内顾之缠绵，恨未命之微祥。纡广念于履组，尘清虑于余香。③四字句与六字句混用组成的对联 虽非图画，入甘泉而不分； 言异神位，戏阳台而无别。
4、讲究用典。①鲁迅说： “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 一派。（”《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骈俪之风的兴盛，正是这种“文学的自觉”的 重要组成部分。②清人许梿说： “骈语至徐庚，五色相宜，人音迭奏，可谓六朝之渤澥，唐代之津梁。（”《六 朝文絜》评《玉台新咏序》语）
二、选取王勃骈体文《滕王阁序》和苏轼散体文《石钟山记》中各百余字的一段，抄录于下，并对比阅读，仔细体会骈体文与散体文的区别。骈体文《滕王阁序》 散体文《石钟山记》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雄州雾列，俊采星驰，台隍枕夷夏之交，宾 主尽东南之美。都督阎公之雅望，棨戟遥临；宇文新州之懿范，襜帷暂驻。十旬休假，胜友 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座。腾蛟起凤，孟学士之词宗；紫电、青霜，王将军之武库。家君 作宰，路出名区；童子何知，躬逢胜饯。时维九月，序属三秋；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俨骖騑于上路，访风景于崇阿； 临帝子之长洲，得仙人之旧馆。层台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鹤汀凫渚，穷 岛屿之萦回；桂殿兰宫，列冈峦之体势。披绣闼，俯雕甍，山原旷其盈视，川泽盱其骇瞩。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迷津，青雀黄龙之轴。虹销雨霁，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 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遥吟甫畅，逸兴遄飞。爽籁发而清风生，纤歌凝而白云遏。睢园绿竹，气凌彭泽之樽；邺水 朱华，光照临川之笔。四美具，二难并。穷睇眄于中天，极娱游于暇日。天高地迥，觉宇宙 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望长安于日下，指吴会于云间。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
高而北辰远。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怀帝阍而不见，奉宣室 以何年？ 嗟乎！时运不济，命运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 曲，岂乏明时。所赖君子安贫，达人知命。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 之志。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北海虽赊，扶摇可接；东隅已逝，桑榆非晚。孟尝高 洁，空怀报国之心；阮藉猖狂，岂效穷途之哭！勃三尺微命，一介书生。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舍簪笏于百 龄，奉晨昏于万里。非谢家之宝树，接孟氏之芳邻。他日趋庭，叨陪鲤对；今晨捧袂，喜托 龙门。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 呜呼！胜地不常，盛筵难再。兰亭已矣，梓泽丘墟。临别赠言，幸承恩于伟饯；登高作赋，是所望于群公。敢竭鄙诚，恭疏短引，一言均赋，四韵俱成。请洒潘江，各倾陆海云尔： 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水经》云： “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 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 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 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元丰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齐安舟行适临汝，而长子迈将赴饶之德兴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观 所谓石钟者。寺僧使小童持斧，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莫夜 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 又有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则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淡澎湃而为此也。舟回至两山间，将入港口，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 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有窾坎镗鞳之声，与向之噌吰者相应，如乐作焉。因笑谓迈曰： “汝 识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也；窾坎镗鞳者，魏庄子之歌钟也。古之人不余欺也！” 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 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
此世所以不传也。而陋者乃 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余是以记之，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以对偶句（骈句）为主的文章叫做骈文。与之相对，以非对偶句（散句）为主的文章叫做散 文。作为句式来讲，骈散自来并存，往往互相搭配，自由组合。散文中可以有少量骈句，骈 文中可以有少量骈句。散文骈文之分不在骈偶对仗之有无，而在其数量多少。说骈句自古有
中国古代史之先秦史
第1讲
人之初：我国境内发现的重要猿人遗址 人类的起源，与宇宙的起源、地球的起源一道构成了人类认识自然和自身的三个谜团。人类对它的早期探讨，表现为扑朔迷离的神话传说。“神造人”是东西方关于人类起源传说的共同基点。对它的科学探索，出现在19世纪。首先提出人是从古猿进化而来的是英国著各生物学家查理·达尔文。他在两部名作《物种起源》(1859年)和《人类起源及性的选择》(1871年)中，以“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的理论，破解了生物进化之谜，提出了人类起源于早已绝迹的类人猿的全新论断。对“猿变成人”的内在原因做出科学解释的是恩格斯二这位马克恩主义创始人之一的思想伟人，于1876年写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后收入《自然辩证法》，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论证了“劳动创造了火本身”的命题。一个多世纪以来所发现的大量的早期人类化石，一再证明了它盼科学性。东非、北非以及西亚地区，一直被考古学家、文化人类学家视为人类文明的起源地。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我国境内发现了为数众多的猿人遗址、遗物，为进一步解决人类起源问题提供了系统而珍贵的材料。
70年代英国考古学家格林·丹尼尔在所著《最初的文明：关于文明起源问题的考古学研究》一书中，明确地将中国列为世界六大文明起源地之，彻底纠正了西方学者此前推测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中国文化是在本土独立发生发展的结论，日益为中外学术界普遍接受。据吴新智、黄慰文、祁国琴编著《中国古人类遗址》(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提供的统计数据，不同阶段的古人类遗址在我国均有发现，其中，直立人阶段有22处。早期智人阶段12处；晚期智人阶段47处。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除了世界学术界广泛关注的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以及营口金牛山人、山西丁村人、陕西大荔人之外，近年所发现和报道的安徽繁昌“人字洞”猿人遗址、重庆巫山人的新材料，把我国境内早期猿人的出现时间大大提前，从而有力地证明了中国是人类文明韵重要起源地之一。
安徽繁昌“人字洞“遗址。1998年在繁昌孙村镇附近的“人字洞”遗址发现了一批更新世早期的灵长类化石，伴出人工打制石器40余件、骨器，十余件，脊椎动物化石。50余种600多件。依据其地质年代判定为距今200-250万年之间，已被确认为迄今所知亚洲最早的人类文化遗存。如此丰富的早期灵长类化石和石器共存的材料，在长江下游地区尚属首次发现。它对继续寻找我国境内早期人类活动韵线索，意义不同凡响。早期报，道见于l998年8月l2日、l2月16日的《中国文物报》《光明日报》1999年3月9日也有专文报道。
巫山人
l985年在重庆巫山县龙骨坡发现的早期猿人化石，定名为“巫山人”。经科学鉴定，巫山人的年代大约为．距令200万年。费万波等著《巫山猿人遗址》（海洋出版社，1991版)有详尽论述。此外，l998年5月8日前后，几家知名报刊相继报道了它的最新发现。
元谋人
随着1965年两颗门齿化石在云南元谋县的上那蚌村的出土而广为人知。依据地质年代判断，元谋人距今约170万年左右。后来对元谋人化石声地进行了大规模考察和发掘，发现了打制石器、动物化石和大量的炭屑。有人据此推论元谋人可能已经掌握了用火技术。元谋人的出觋，在当时具有明显的学术意义，把我国古人类出现的时间提前了100多万年，并填补了南方直立人的空白。因此在学术界备受关注。
蓝田人
1963—1964年在陕西蓝田县的陈家窝、公王岭发现的人骨化石、打制石器、动物化石；宣告了蓝田人的问世。依据最新的测定数据，蓝田公正岭直立人的生存年代大约在距今100万年之前(安芷生等：《“蓝田人”的磁性地层年龄》，《人类学报》1990年第9卷l期)。
北京人
发现于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的龙骨山。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为这一古叭类文化圣地的发现做出了重要贡献。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开始于1927年。北京人的第一个头盖骨，是由参加现场发掘的裴文中先生于l929年l2月2日发现的。这标志着“北京人”的正式问世。崔贾兰坡先生主持下，1936年又发掘出三个猿人头骨化石。这是轰动世界的重大发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批稀世珍宝在转移过程中神秘失踪，造成了令世人痛心的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北京猿人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继续进行，并有重大发现苦总结几十年的发掘成果，先后出土头盖骨6个，头骨碎片l2块，并有大量的肢骨、牙齿等，经鉴定分属40多个个体；还伴出了il0多万件石器，大量的古生物化石和人类用火痕迹。北京人的生活年代，在距今69万年——四五十万年之间，在众多的早期猿人文化中，北京人的年代是较晚的，但它的文化内涵之丰富，在全世界都是无与伦比的。北京猿人遗址依然是古人类学家最向往的圣地。
回顾中国考古工作的历程，在20世纪20年代，仰韶被推测为中国人的第一个史前遗址，当时受北洋政府聘请在华工作的瑞典科学家安特生，提出了“仰韶文化西来说”。一时之间，“中国文化西来说”几乎成了学界定论，而时至今日，“中国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的结论，已经得到世界学术界的普遍承认。
第2讲
文明的曙光：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主要文化遗存
新石器时代，与此前的旧石器时代相比，有了极大的变化与进步：原始农业的出现，使人们开始了定居生活，大大地改变了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有学者称之为“农业革命”；生产工具的制作方式，由打制变为以磨制为主；生产工具的种类，砍砸器、尖状器等与狩猎采集相适应的工具被石斧、石镰、石锛等与原始农业、手工业相适应的工具取而代之；人类第一次创造出自然界原本不存在的东西，陶器被发明出来；特别是在它的中晚期，“文明”的因素开始出现，人类历史即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因此，有学者把它称之为“文明的曙光’’。
在我国广袤的土地上，野外考古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已达到7000多处。不同地区的文化面貌各具特色，并有自成一体的发展系列。时间愈晚相邻地区间的文化交流的迹象愈明显。这证明了我国古代文化的源远流长、异彩纷呈和多元一体。我国的新石器文化，可划分为三个阶段：早期文化(距今llO00一8000年)、中期文化(距今8000--5000年)、晚期文化(距今4900--4100年)。对其中内涵丰富、意义重大的考古文化，择要简述如下。
仰韶文化
以最早发现于河南渑池仰韶村而得名。距今约为7000--5000年。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而以关中、晋南、豫西为其中心。已发现的遗址达l000多处，被划分为多种类型，其中以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三门峡庙底沟、安阳后岗、郑州大何村等遗址最为著名。一般文化特征是：村落遗址面积较大，出土农具甚多，体现出原始农业的发达；陶器以磨光红陶和彩陶为主；陶器上出现的一批刻符受到学术界关注。
河姆渡文化
以最早发现于浙江余姚村而得名。距今约为7000--5000年。主要分布于浙江东部的宁绍平原上。它的内涵自成体系，大量的稻谷堆积，把我国人工栽培水稻的历史提前了约2000年；特征鲜明的手制陶器和木制漆碗，为探索制陶技术和制漆工艺发展史提供了新材料；带有榫卯大型木构建筑，显示了建筑史上的奇迹。它是20世纪70年代的重大考古发现，作为长江下游新石器早期的重要文化遗存，动摇了“黄河流域是中
华民族摇篮”的传统观点。大汶口文化
以最早发现于山东泰安大汶口一带而得名。距今约为6500--4500年。分布于山东、苏北、皖北、豫东、辽东半岛，而以泰山——沂蒙山区为其中心，是黄河下游地区最重要的一支原始文化。已发现的遗址以山东省泰安大汶口、曲阜西夏侯弋胶县三里河、莒县陵阳河、江苏省新沂花厅、邳县大墩子最为著名。其主要文化特征是：出现了大量的通体磨光石器，且有高明的石器穿孔技术；陶器上有刻符l，也有学者判识为早期文字；骨器较多；其中尤以造型奇特的“獐牙勾形器”引人注目；存在着大面积的公共墓地，到中后期随葬品多寡相差悬殊。
红山文化
以最早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红山而得名。距今约为5500年左右。主要分布于内蒙和辽宁西部、河北北部、吉林西部等地区，是北方地区新石器文化中最著名的遗存。特别是1984---1986年间，在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凌源县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等重大考古新发现，被《人民日报》、《考古》等报刊集中报道之后，红山文化更加为世人注目。其文化特征是：以“猪龙“为代表的玉文化以及“女神庙”、大型祭坛遗址；突出了它的神秘气氛；彩陶与细石器
共存；“之”字型纹陶说明它受到了仰韶文化的影响。龙山文化
以最早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的城子崖而得名。距今约为4800--4300年左右。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大体上相当于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范围分它的分布范围过于广大，而且不同地区的龙山文化又各具特色，研究者把它进一步划分为四个类型的亚文化，即：早期龙山、河南龙山、陕西龙山、山东龙山l。在已经发掘的众多龙山文化遗址中，以山东的城子崖龙山城、寿光县边线王古城、河南的登封王城岗古城、淮阳平粮台古城。山西的临汾陶寺墓地最为著名。特别是l989—1990年间，对城予崖遗址的再一次大规模考古发掘，发现了一座面积达20万平方米的大型古城。．规模之大，在迄今所知的同期古城遗址中是首屈一指的：这一时期一批古城遗址的出现，以及早期文字的问世，使讨论我国文明起源的学者的目光，聚焦在龙山文化上。临汾陶寺墓地，是独立于上述四种亚文化范围之外的龙山文化类型，以其鲜明的特色和丰富的内涵，成为研究“酋邦“与早期国家问题的宝贵资源。
良渚文化
以最早发现于浙江余杭县良渚遗址而得名。距今约为5300--4000年左右。主要分布于苏南、浙东一带，是长江下游新石器晚期的重要文化遗存。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特别是l982年对上海青浦县福泉山墓地的发掘、l986年对余杭县反山贵族墓地的发掘、l987年和l991年分别对余杭县的瑶山及汇观山两处祭坛与大墓复合遗址的发掘、l992--1993年对余杭县大观山——莫角山遗址的发掘，使良渚文化的内涵得到了全面展示和升华，显示出在余杭县内“良渚文化遗址群”的客观存在，有学者推论余杭是良渚文化的政治中心所在地。良渚文化中最为引人人胜的是：以玉琮、玉钺、“族徽”共同构成的神秘主义氛围；大规模巨型建筑所显示的强大权力机构的存在。良渚文化对研究我国文明起源的重大意义，使它成为考古学、历史学共同关注的焦点。
马家窑文化
以最早发现于甘肃临洮马家窑而得名。距今约为4500年左右。分布于甘肃及四川、宁夏等地，而以洮河、大夏河为中心。主要文化特征是：受仰韶文化的影响明显；彩陶极为精美，堪称独步世界。
齐家文化
以最早发现于甘肃广河县齐家坪而得名。距今约为4000年左右。分布于黄河上游相当广泛的区域内。主要文化特征是：出现了数量可观的红铜工具，并出土了青铜镜，是我国境内迄今所见最早的铜镜，同时石器依然大量存在，表明它是我国早期的铜石并用文化；葬式以成年男女合葬墓最富有特色，男尊女卑的观念已有鲜明体现；随葬品的多寡悬殊反映了贫富分化、社会分层的形成。
此外，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河南舞阳县贾湖遗址、分布于河北河南的磁山——裴李岗文化，以及新石器中期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马家浜文化，也各有其重要价值。
第3讲
怎样看待传说中的上古帝王系统 我国夏王朝之前的历史，没有可信的文字记载，主要是靠神话与传说保存至今的。传说中的上古帝王系统，最有影响的是“三皇五帝“之说。由于这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学者对本来流传于不同地域、不同部族的传说加以系统化、条理化的改铸之后形成的古史体系，所以其中颇多矛盾和异说；以至于连“三皇”、“五帝”究竟指哪些人，都各有六种以上的组合。根据顾颉刚、刘起钎先生的考证，先有“三”“五”韵神秘数字概念形成，后有填空式的杜撰、梳理上古帝主姓名乏世系之举，“由此可知二两千年来所盛传的为人们所尊奉的三皇五帝，原是纷纭不定，递经战国至汉、晋长时间的不同组合，从神话古史传说众多的古帝先王中，各家各自挑选出三位五位不同人物先后搭凑成好几种不同班底的”
(刘起钎《古史续辨》92页)。因此，如果有谁还想致力于弄清“三皇五帝“的具体人选，恐怕是徒劳无益的。
古史传说在其形成、流传的过程中，往往出现人为神化、加工改造，甚至是凭空虚构等问题，使其与信史的价值不可同日而语。但在19世纪之前，人们大多把传说当作真实的历史来看待，这种局面，直到现代考古学和“古史辨”运动出现之后才得以改观。考古工作的二系列重大收获，特别是北京猿人、仰韶文化的发现，使人们了解到与传说根本不同的远古历史的片断。以顾颉刚先生为主要代表的“古史辨”学派，则以“把古书和古史的真伪弄清楚”为宗旨(顾颉刚为《古史辨》第四册所作序言)，在继承疑古学风的基础之上，明确地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即：“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这无疑道破了上古传说不足凭信的根本缺陷所在。这一振聋发聩之论，从根本上动摇了古人奉为绝对可信的上古史体系。自问世以来，毁誉交集几十年，也在情理之中。
其实，顾颉刚和疑古学派对传统的古史与古史观的冲击与批判，是在为建立可信的上古史奠定基础。把传说与真实的历史相区分，并不是否认它的价值，而只是把它置于应有的文化坐标上。与顾颉刚的治学路径颇有不同的徐旭生先生，对此有平实之论：“由于疑古学派(广义的)历史工作人员及考古工作人员双方的努力，才能把传说时代和狭义历史时代分开。”早在19世纪20一40年代，部分卓有见识的学者就开始了富有创新意义的工作：试图把当时所知的考古成果与古史传说结合起来，重新构建和解释上古历史。代表这一探索方向的经典之作有：蒙文通先生在《古族甄微》(1927年)中提出我国的上古民族可以划分为江汉、海岱、河洛三系，并依据传说材料分析各自的文化特征；钱穆的《国史大纲》(1940年)，从五个方面特别强调了古史传说的史料价值；吕思勉《先秦史》(1941年)致力于考辨古史系统，多处表达与“古史辨”学派不同的观点；徐旭生先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1943年)，不仅从理论上全面探讨了研究传说时代的方法，还将上古部族划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这一重大建树，直到现在仍得到古史学界的承认和尊重。同时，继承了“古史辨”的疑古精神；主张对历史传说持审慎批判态度的学者也不乏其人。，刘起钎的《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l991年版)一书，堪称新时期古史考证的代表作。书中对自盘古至三皇五帝各种古神古帝古先王的神话和古史资料，一一加以严谨的考证和清晰的表述。“古史辨”学派疑古过甚的缺陷，被衣钵传人所纠正或弥补。特别是书中最后。一文《研究古史要有严肃的科学态度》，实为研究古史者所不可忽略。
以上所述对古史传说的不同观点；构成了史学领域百家争鸣的重要内容。它们共同促成了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步步深入，从而有力地证明了学术分歧只有通过平等的讨论才能真正解决。
如果再做区分，“五帝“的传说形成在先，“三皇’’的传说形成 在后却被置于“五帝”之前，那么，“三皇”传说的可信程度自然更低。我们从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取舍上，也可以受到启发。司马迁著《史记》，摒弃无法考信的“三皇“之世，而以《五帝本纪》为开篇之作，是大有深意的。他以黄帝为正式记载的第一位上古帝王，而战国诸子早把黄帝奉为古史传说的中心人物，于是，黄帝被华夏后人尊为“人文初祖”。《五帝本纪》叙事上溯至炎帝，炎黄时期就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的代名词。直到今天，我们说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史，也是以炎黄时期为开端的。
梳理关于“五帝”的传说净它有两个重要阶段：前期围绕炎黄二帝及其文明创造而展开；后期则以尧舜禹为核心。炎黄时代的文明肇造主要表现为：原始农业、制陶业、医药业、丝织业的发明，“日中为市“交易市场的形成，文字与城池的横空出世，衣冠礼仪与百官制度的诞生，舟桥与“指南车”的出现；特别是发生在炎帝、黄帝、蚩尤之间的大规模战争，更是引人注目。尧舜禹时期的传说，则集L中在“禅让”制度的实施与废止、公共治水工程两个问题上。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传说提供的历史内核，与文化人类学家所揭示的由史前阶段向文明时期演进的一般途径颇多一致；与我国考古所见新石器中晚期遗址的重要现象可以互相印证。如此看来，研究“五帝”传说所包含的历史文化内涵：自有其学术价值。
具体到“五帝”的传说，在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人性与神性并存的现象，甚至有许多荒诞无稽的内容，这说明在长期流传的过程中，传说经受了无数的改造、想像、夸张、附益，确实存在着失实、失真、乃至虚构的问题。如果不加鉴别和审查，就盲目地据以构筑上古史的框架，无疑是历史的倒退；如果全盘否定它的价值，那就会把其中所蕴涵的宝贵的历史遗迹一并毁掉，建立科学的上古历史的努力会因此而蒙受重创。两种态度都不可取。我们应该把传说中的上古帝王系统视为含有宝玉的岩石：妥善地加以挖掘弋清理、雕琢、运用。其中的每个名号，我们既可以理解为在历史上确曾存在而被“放大“了的人物，更应该把它视为一个时代、一个部族、一种文化的代名词。运用得当，它可以折射
出真实历史的斑斓光彩。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第5讲)宣告完成之后，继续探讨夏王朝之前的历史概貌，提上了议事日程——“文明探源工程”已经启动。对历史传说的重新认识和解释，必定会在与考古材料相结合的新格局中；发挥相当的作用。所以，有学者直言，“文明探源工程”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五帝“时代韵历史定位。
第4讲
中国文明起源讨论的近期进展
关于“文明”的定义，据统计有几十种之多。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起源》中有“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论断，我们以此为依据，在历史学的范畴之内讨论问题，以“文明”代指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即跨过漫长的史前时期，进入以国家为其显著标志的社会。：文明的起源，可以被理解为指文明社会的起源。它既有一个长期积累租演变的过程，也有一个标志着完成质变的分界线——阶级与国家的形成。讨论和确定这一分界线的时空坐标，就是文明起源课题的内在规定。
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由来已久。由于它自身就是无法回避的历史课题，又与重大的史学理论密切相关，故一直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07而近年间受到一系列新的理论体系和考古成果的刺激，进展尤为快速。“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完成，确立了我国第一个王朝——夏王朝的始年。它为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迸发出巨大的推动力。李学勤为主编，由王宇信、王震中、罗琨、杨升南、宋镇豪执笔撰写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苏秉琦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等著作的出版，“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态研讨会”在北京的召开(2000年7月)，以及“文明探源工程“的启动，都表明这一讨论正向新的深度和广度发展。
伴随着新的理论体系的导人，讨论文明起源的理论标准首先受到触动。曾经长期主宰中国大陆学术界的“五种社会形态”说的有关理论，已经失去了昔日的权威。依据该学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必定按照由低到高依次排列的五种社会形态演进，而奴隶制时代是必须经历的社会阶段。而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倾向于同意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是多元的，“五种社会形态”模式只是若干模式中的一种，不是惟一的选择；奴隶制更不是无法逾越的必经阶段。文明起源研究领域的权威、原故宫博物院院长张忠培先生，在近年间公开发表的论著中，就明确无误地否定夏商周社会是奴隶制时代的传统之说(参见张氏论文《中国古代文明形成论纲》，香港《明报月刊》l996年11月号；《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考古学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年2期)。这一自由讨论局面的出现，与两次重要理论的导入和讨论，直接相关。
“亚西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于l858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首次提到的。对其内涵的不同理解，构成了国际学术界持续一个多世纪的讨论热点。在我国，第一次争论发生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它与“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相交合，其命运正如在苏联一样，政治论争压倒了学术争鸣。70年代末80年代初，“亚西亚生产方式”讨论再度兴起，在宽松的学术气氛中，表现出较多的理性一意大利学者翁贝托·梅洛蒂的代表作《马克思与第三世界》，在吴大琨教授的大力推荐下翻译出版，加深了讨论力度；《中国史研究》1981年3期以专辑的形式，发表了国内学者的代表作。讨论中出现的主要理论分歧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是否与西方社会有不同的发展道路。“亚西亚生产方式”是否是马克思社会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独立于五种社会形态之外的特殊类型，还是附属于其中的某一种。讨论所引发的史学理论的解放，是无需赘言的。
“早期国家“，是近几十年间国际学术界在研究人类早期政治组织时普遍使用的概念，在中国引起足够的重视是80年代末期。童恩正先生《文化人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l989年)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学者与国际学术主流衔接、对话的努力取得重大进展。谢维扬先生《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l995年)-书，首次把国际学术界关于早期国家的主要研究成果加以全面、深入地介绍，指出“它可以指在人类历史的较早时期中出现的最初形成的国家，也可以指在历史上出现较晚；形成的机制和形态上与人类最早的国家有相似之处的各个国家社会”。书中还对研究的理论、方法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对中国早期国家的模式、形成过程、阶段划分进行了颇具独创性的分析论证，可以称之为运用这一学说致力于研究中国上古历史的经典之作。早期国家学说对讨论中国文明起源的理论意义集中表现在：从氏族社会经由部落联盟而进入国家的模式，不再是人类跨入文明阶段的惟一方式；经由酋邦—一早期国家而进入帝国时期，是一种更具典型意义的途径；“专制主义和君主制的因素存在于前国家社会中”的论断，也为揭示人类专制主义政治的发生提供了新的思路。
对判定文明时代的具体标志，进行了富有新意的探索。寻求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可操作性标志，是学术界为冲破困境而寄予厚望的解决问题的途径。部分学者引进西方文化人类学家的文明“三因素”、“四因素“说，将城市、文字、青铜器、大型宗教礼仪性建筑的出现作为文明的要素。此说一度引起过关注，但不同地区进入文明的标志是有不同的，想用某种固定模式解决中国的文明起源问题，也存在着预设前提不科学的问题。通过考古发现，来寻求符合中国实际的文明标志：是学者持之以恒的努力方向。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先从安阳殷墟、郑州商城谈起，次及可能是夏代都城的二里头遗址，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即以已经确定的文明遗存为基点，逆向推测更早的考古材料是否含有文明因素。继承这一思路，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朱凤瀚先生在2000年7月召开的“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态研讨会”上提出，应该在“归纳商文明最重要的物化表现”的基础上，进-步探求中国早期文明的物化表现。他的概括是：(一)以宗庙、宫室为核心的都城的设立；(二)王陵区的存在；(三)青铜礼器与青铜兵器被比较广泛地使用；(四)已能记载语言的文字的应用(论文发表于《文物}2001年2期)。此说从表面上看来，与上述文明“三要素”、“四要素“之说相近，但思路却是大不相同，立足本国国情由已知推未知的方法，显然更为科学。上举《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的作者认为，将铜器、文字、城址之类视为文明的标志，无法体现世界各地文明起源的多样性和区域性，因而主张以国家的出现作为文明时代到来的标志。也有学者认为，国家的产生并不一定是因为阶级的矛盾不可调和，而主要因为随社会发展而来的社会结构的复杂化，从而需要管理体制也随之复杂化。就中国文明社会的形成而言，根本标志应是礼制的建立，礼乐制度是古代中国文明社会代代相传的显著特征(参见张居中《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的理性思考》，《中原文物》2002年1期)。这一观点更加强调中国文明的特点，应该是符合未来的探索方向的。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方式、时间问题，获得了重大突破，并且继续是讨论的焦点。文明起源方式的争论，集中在文明起源的“一元说”和“多元论”上。“一元说”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的摇篮，流行于70年代之前。随着在中原地区以外发现了若干重要的新石器中晚期文化遗存，80年代以来，“多元论”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它认为中国早期文明并不是首先在中原形成并向周遭辐射传播的，而是各地的史前文化在各自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相互影响、相互促进，都对中国文明的形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谈到这一重大突破，我们应该感谢两位学界巨人苏秉琦、张光直几十年来的艰苦探索和理论建树。苏秉琦是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在对我国的新石器时期考古文化作全面研究的基础上，他提出了著名的“区系类型理论”，把史前文化划分为六个区域，即：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以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大溪文化等为代表的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石峡文化等为代表的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并大力论证了其他区域与中原之间的相互影响，从而动摇了传统的“一元说”张光直先生早年在台湾师从李济先生研治考古学和殷商史，后赴美进行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卓越成就。约40年来，张光直的名字在海外几乎就是中国考古学的同义词。他所提出的“文明的连续与断裂”的理论，使得西方学术界对中国文明史和考古学不得不刮目相看。关于中国的文明起源，张光直在80年代之前曾经是“一元说”的代表人物之一，后来随着新的考古材料的披露，他在1986年重新修订出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对自己以前的观点作了重大修改，正式提出了“中国相互作用圈”理论，指出中华文明是在不同地区文化传统的相互碰撞、促进中形成的。他的这一理论，颇具辩证思维的色彩，一方面否定了中原文明一枝独秀的传统之说，另一方面在论证不同地区文明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又强调中原文明发挥过无与伦比的作用。显然：以动态的观点解释这一问题，更加令人信服。
在最近几年间，又出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讨论意见：在承认各个不同地区的史前文化都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做出过贡献的同时，提醒注意在即将迈入文明。门槛的前夜，中原地区之外的其他文化，不管曾发展到如何令人惊讶的程度，却先后走上了衰微之路；而龙山文化则吸收了其他文化的优长，不仅保持了原有的文化序列，还明显扩大了它的分布范围，直接为其后的夏商周王朝的出现，提供了历史前提。所以，很有可能还是中原地区率先进入了文明时代。特别是郑州西山古城遗址出土之后，有学者推定它是黄帝时期的城址，成为这一新说的考古支柱。对这一新说加以理论诠释的代表人物是安志敏、严文明、李先登先生。安志敏认为，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现都表明，中原一直是当时最先进的文明核心。严文明指出，中原地区在中国史前文化的发展中居于领导地位、发挥了突出作用，而且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后，也为中国文明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基本格局。李先登认为，在中原之外的其他考古发现(如红山文化)“不足以证明把中国古代文明提前一千年，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也不支持先于夏王朝而独立进入文明的其他地区文明的存在”(李先登《夏文化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中原文物》2001年3期)。
关于文明社会形成的时间问题，现在多数学者赞同以夏王朝的建立为标志；也有人主张提前到龙山文化时期或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甚至有人提出中国有一万年文明史的说法，虽足以惊世，却难以服人。
以上所述，从不同方面证明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正在日益走向深入，科学的结论正在学术争鸣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的文明探源工作，主要集中在讨论文明的来源以及何时进入文明阶段上；而国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关注的是文明兴衰的因果关系以及不同地区间文明形态的共性与个性。两相对比，应该承认其间有不同层次的差别，今后也有一个如何与国际学术主流接轨的问题。
第5讲夏商周断代工程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国家“九五规划”重中之重的历史年代学攻关项目。它酝酿于l995年，启动于1996年5月16日，各个专题研究完成于1999年9月，2000年9月夏商周断代工程验收工作顺利通过，标志着它的完全结束。《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O00年阶段成果报告》的出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IO月)，把工程的主要研究成果与数据公布于世。
断代工程的任务，是为夏商周三代确立．一份可信的历史年表。中国文明历史悠久，而且绵延至今未曾中断，这是举世公认的。但中国文明早期的夏商周三代却没有完整可信的年代学标尺。古代文献记载中最早的可信年代是公元前841年，即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记载的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自此以下有逐年记事之文，自此而上的《三代世表》有，世而无年。古史渺茫无从稽考的困惑，因年代不明而更加显著。这是我国上古史研究中的重大缺憾。为夏商周确立年代学标尺，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多年来先秦史研究的成果，特别是重要考古遗址遗物的发现，为进行断代工程奠定了基础；同时，碳14测年技术、古代天文学、历法学、古文字学、青铜器研究等相关学科取得的巨大进展，也为这项年代学研究，提供了技术保证。启动这项世纪工程的条件已经具备。因此，国务院批准成立了由七部委领导组成的工程领导小组，聘任李学勤、仇士华、李伯谦、席泽宗为首席科学家，成立了曲著名学者21人组成的专家组，l996年工程得以启动。工程设计了9个大课题39个专题，几年间直接参加断代工程的专家学者达200余人，涉及考古学、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古文字学、天文学、测年技术科学等众多领域，是多学科相结合、集中了全国学术精华的世纪工程。
年代学的研究，时间越早难度越大。根据各历史阶段研究条件的差异，工程提出了不同的具体目标：(一)西周共和元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二)商代后期(商王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三)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四)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经过四年的多学科合作、联合攻关，以上设定的目标都已达到。在《成果报告》中开列了三代年表的主要数据：夏王朝的年代框架是公元前2070一前1600年；商王朝的年代框架是公元前l600一前l046年，其中作为划分前后期界标的“盘庚迁殷“被定为公元前l 300年，盘庚以下各王在位年代一一列出；商周之交的“牧野之战”的年代确定为公元前l046年，武王以下各王在位年代全部列出。其中许多年代坐标的确立，是各学科用不同手段研究同一年代时能得到的一致或十分接近的结论，从而确保了所建立的三代年代框架的科学性与可信度。当然，其中有的问题还有意见分歧，“阶段历史学科专题讲座成果报告”这个提法自身就表明，它只是为今后研究的推进提供了基础，而并非终极结论。它是我国上古年代学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大成果。
除了上述具体成果之外，夏商周断代工程更可以提供方法论上的意义和启示：对重大的人文社会科学问题，由国家统一组织、调配全国的人力、物力，做集体攻关式的研究，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跨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与结合，充分显示了它的优越性。
特别说明：
(一)本讲所述内容，综合参考了李学勤《多学科相结合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及其新进展》(《中国史研究》1998年4期)、《夏商周断代工程l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夏商周断代工程笔谈》(《中原文物))2001年2期)写成。(二)夏商周断代工程意义重大，影响所及已经超出了学术界的范围，但招致的质疑与批评也同样令人注目。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项前后，有国外学者对工程的性质以及结论的科学性提出了质疑，认为参与工程的学者明显接受了政治驱动，对考古材料缺乏系统的发现和分析，特别是中国学者把二里头遗址当作夏文化的做法被认为是难以接受的，甚至指责是误导行为。(参见《中国文物报}2001年6月6日所载刘星的文章《缺席的对话——夏商周断代工程引起的海外学术讨论纪实》)。国外学者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更为关键的批评，在于指责工程的方法论有问题，采用的碳14测年数据不可信。2002年5月24日的《中国文物报》，发表了张立东的文章《面对面的对话——“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美国之旅》，报道了断代工程4月份在美国的首次正式亮相。以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为首的四位专家组成员，在华盛顿和芝加哥举行的三场讨论中，面对对方的质疑与批评无法答对，李学勤还有“因故先行回国”之举，实属尴尬。对方学者指出，工程报告(简本)使用的所有碳l4“拟合”数据仅有68％的可信度；工程在非文字证据的研究中，无论考古分期还是碳14“拟合”，都存在由于冒进而形成的穿凿；迄今为止，工程公布的所有“拟合“数据尚无一可以通过用同样程序进行的演算。国外学者担心工程做出的错误年代会对那些关注年代学但又无法亲自检验的人产生误导，并使错误的年代成为正式出版物的标准。这次以“交流与争论”为题的讨论，确实暴露出夏商周断代工程从方法到具体结论都存在严重问题。张立东的这篇不事“护短”的报道，能够在《中国文物报》上公开发表，实属不易。如果因为这次争论和报道而导致国内重新评估工程相关结论的价值，无疑是值得庆幸的。
(三)上述与国内媒体评价大相径庭的观点，理应引起重视和反思。复旦大学陈淳教授的文章《中国文明与国家探源的思考》(《复旦学报》2002年1期)，就是一篇具有理性精神的好文章。其实，在国内学术界也对工程的思路和结论存在着不同看法。据笔者的见闻所及，历史文献学家刘起钎以及宿白、余伟超、张忠培等著名考古学家，都在不同场合表达过不同的意见。不幸的是他们的意见在主流媒体的一片颂扬声中被淹没了。这说明，在重大学术问题的讨论中，自由地、平等地发表不同意见的氛围是不可或缺的。
第6讲“二里头文化”与夏史探讨
在商王朝之前是否有夏王朝的存在?这在中国古代历史学家心目中是不成其问题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就立了一篇《夏本纪》，记载着夏王朝的世系和盛衰兴亡。但是，进入近现代以来，有一部分国内外的著名学者，对夏王朝的信史地位产生了怀疑。传世文献中有关夏王朝的记载，都出于后人追记，就使得怀疑论有了依据。于是他们把夏王朝归人了“传说时代“。王国维先生利甩了安阳殷墟所出甲骨文的材料，讨论了《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朝建国之前的‘‘先公先王”的可信性，并进而分析商的“先公先王”是生活在夏王朝时期的，那么同出于司马迁之手的
《夏本纪》就应该有写作的依据，不可能出于虚构。这就为重新
恢复夏王朝的信史地位，提供了与考古学相联系的思路。1959年，著名学者徐旭生先生根据上古文献所记夏人活动中心在晋南豫西的线索，亲赴该地进行了影响深远的“夏墟调查”。当年秋天，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开始。这两件事拉开了依靠考古学探索夏文化的历史序幕。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偃师县(今为市)二里头村周围，包括五个自然村，面积约375万平方米。1 98 1年它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这里设立了二里头工作队，组织了数十次考古发掘，取得了一批又一批震惊学术界的成果。《偃师二里头》一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为人们了解和利用这些成果提供了便利。
二里头文化的年代，大体介于河南龙山文化——郑州早商文化之间。依据其文化堆积的阶段性变化，尤其是陶器的演变轨迹推测，二里头文化的延续时间约为400年以上。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赵芝荃先生对它的文化层做了四期划分，已为考古学界普遍承认。在二期遗存中出土了大中型夯土建筑基址、铸铜基址、墓葬。在三期遗存中发现的两座大型宫殿基址、大型铸铜遗址，更是吸引了学界的关注。其中的一号宫殿基址，坐北朝南，总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以上。而且布局严谨，主次分明，从平面结构而言，它开了我国宫殿建筑的先河。此外，还先后出土了许多制作精美的玉器、青铜器。由于二里头文化所处地域、延续时间均与文献记载中的夏王朝相符，出土遗址遗物又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所以越来越多的学者赞同它是夏王朝的都城所在地。这个结论，是随着新的考古发现的披露以及研究的逐步深入而取得的。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二里头文化的材料是作为夏王朝的遗物而被使用的。对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的关系，现在学术界存在的主要争议是，有人认为它包括了夏王朝的全部历史，多数学者相信它只是夏王朝晚期的都城，早期夏文化应该到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中寻找(参见赵芝荃《简论夏朝的断代问题》，《中原文物》l999年1期)。
夏文化的考古学探讨，除了以二里头文化为主体展开之外，在其他地区也有重大收获。l974，在山西夏县东下冯村发掘了一个遗址。它的文化面貌与二里头有诸多相似，但也有不司之处。学界认为它是夏代——商早期的遗址。l977年11月，国家文物局召开了“河南登封告城遗址发掘现场会“。在告城遗址的第二期遗存中，发现了两座相连的夯土城堡遗址，经测定为距今4000年左右，相当于夏代早期。在东周文化层中出土了带有“阳城”字样的陶片，有的学者据此推测，此地就是文献所载“禹都阳城”所在地。如果此说成立，就是找到了大禹的都城，意义非同凡响。1978年对位于山西襄汾东北的陶寺文化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该遗址面积达300多万平方米，规模之大在龙山文化遗址中首屈一指。考古发掘持续到1984年，共清理出墓葬1000余座，获得大批陶器、石器、玉器等珍贵文物。陶寺遗址的年代，上限约当公元前25世纪下限约当公元前20世纪，前后持续500余年。相当于传说中的尧舜禹到夏初时期6有的学者主张它应该是尧地都城所在地。从出土的大型礼器和龙盘可以推测，陶寺大墓的主人，身份与地位相当显赫，决非一般氏族首领人物，应该属于酋邦时代的国王∽陶寺遗址很有可能是夏王朝之前的一个区域性政治中心。它的发现，为研究“五帝时代”提供了难得的契机。l983年在河南省偃师市发现了一座商代早期城址——尸乡沟商城。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之后，认定其中的内城修建于夏商之交，由此确定了它的特殊价值——它标明了夏文化的终止年代。
二里头文化以及其他相关考古遗址的发现和研究，不仅使夏王朝的政治中心所在地明确起来．，还确立了它韵起始和终止年代。至此，可以说，夏王朝的信史地位已经不可动摇。
以上所述，是按照中国目前的学术趋向。致力于考古材科与历史传说、文献资料的结合而完成的。但对这种趋向自身，实际是存在不同评价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中国的考古学“没有再在完善和改进自身理论方法上下功夫，发扬善疑和善思的探索精神，以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为己任，却在史学的学科定位上裹足不前，将印证史籍看作是具有最大成就感的工作”(陈淳《中国文明与国家探源的思考》，《复旦学报》2002年1期)。于是，将二里头遗址与夏文化直接联系的做法，虽有时间、空间相吻合的有力支持，但从考古学自身学理而言，也有重新检讨的必要。在上一讲的“特别说明”中介绍的国外学者对把二里头说成夏文化的异议，中国学界似乎也不应该完全置之不理。
第7讲
甲骨文的发现与商史分期新说 甲骨文的发现，是19世纪20世纪之交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它不仅提供了研究商史的第一手资料，还打开了安阳殷墟这座商代晚期都城的大门，使商史研究进入全新的阶段。并且，经由王国维先生的研究，间接印证了《史记·夏本纪》的信史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来，它为重新科学地认识三代的历史与文化奠定了基础，开辟了坦途，称之为中国文化史上的里程碑，当之无愧。
清朝末年，带字甲骨出土于小屯村。小屯村位于安阳城西北约3公里处，洹河环流在它的东北。村民把在田间耕作时发现的古老的龟甲兽骨当作中药材“龙骨”，卖给中药收购商。这批暂时不为人知的无价之宝，通过药材商之手，流入金石学家麇集的京津地区。1898年，天津的两位秀才孟定生、王襄见到了少量带字甲骨。他们识别出这是古人遗物，并把其上的刻文称为“古简“。+限于财力，他们无法大量购置研究。l899年，时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在北京发现了带字甲骨，即以高价收购。王懿荣，山东省福山县人，博览经史，尤以精通金石学而著称。他以金文相印证，判定这是殷代的遗物和文字。王懿荣成为最早发现甲骨文的学者l899年也成为甲骨学史的开端。l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王懿荣被迫自杀，所藏甲骨主要流入金石学家刘鹗之手。刘鹗，字铁云，是王懿荣的好友，曾参与了甲骨判识的工作。1903年，刘鄂选拓1058片龟板，印成《铁云藏龟》一书出版。这是甲骨文的第一部著录之作。此后，甲骨学逐渐成了新兴起的国际性显学。
甲骨文被发现已逾一个世纪，累计出土数量约l5万片。出现的单字不足5000个，已被释读的约1700多个，其中被多数学者所认可的释读文字仅l 000字上下。甲骨文的出土是一个连绵不断的过程，其中，有三次集中出土：(一)1936年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小屯东北地发掘出带字甲骨17096片。(二)197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在小屯南地发掘出带字甲骨5335片。(三)199 1年安阳工作队在花园庄发现一个甲骨坑，共有甲骨l583片，其中带字，甲骨579片苦它的数量虽较前两次为少，但意义重大——珍贵的大版卜甲集中出现，完整的刻辞卜甲达到300多版，为此前所未见；依据地层关系和卜辞内容，推测其年代当为商王武丁早期。卜辞的主人是“子”，属于“非王卜辞”，对于研究相关问题是难得的新出材料。甲骨卜辞，是商代的占卜记录。商代“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占卜之风极为盛行，达到了“事无不卜”的程度。也正因为如此，卜辞所反映的内容极为广泛，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祭祀、原始宗教、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张光直先生在《商代文明》一书中，把甲骨规定为“通向商代文明的五道门径”之一(其余为：传统历史文献、青铜器、考古学、理论模式)，足以说明对研究商代历史而言，其价值是无可替代的。关于甲骨文的著录之作，可谓不胜枚举。好在有《甲骨文合集》、《甲骨文合集续编》两部
集大成之作，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至于对甲骨学的综合性研究之作，以王宇信先生的《甲骨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l989年版)最负声名。
甲骨文对商史研究的推动作用，表现在许多方面。小屯村一带作为商代后期都城的确认，就是其中之一。1928——1937年，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殷墟进行了15次发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在这里进行了20多次发掘。先后发现了宫殿宗庙建筑基址、西北岗王陵区、祭祀区、妇好墓、铸铜作坊、制骨作坊，充分显示出殷墟文化内涵之丰富。在这里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为罕见的青铜重器，是体现商代青铜文明水平的典型器物。妇好墓则被誉为商代的文物和艺术宝库。共出土文物1928件，其中一大批为罕见的精品和国宝。特别是有铭文的青铜器多达l90件，并且半数带有“妇好”的自铭。妇好又屡见于甲骨记载，她是武丁的配偶之一，还多次主持大规模的祭祀和征伐活动。这也是迄今为止甲骨文记载和考古墓葬直接吻合的惟一实例，其意义自然十分重大。
对商史分期的新思考，也与甲骨文研究以及殷墟考古的进展密切相关。传统之说，把商代划分为前后两期，以著名的“盘庚迁殷”事件为分界线。其文献依据是《史记·殷本纪·正义》注引《竹书纪年》“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盘庚是第十九代商王，其下至帝辛(纣王)共八代十二王。而对小屯所出甲骨年代的划分，学术界存在着明显的意见分歧。主持安阳殷墟发掘、并对甲骨学有杰出贡献的董作宾(彦堂)先生，在1933年发表的论文《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中，认为甲骨文的年代涵盖了盘庚以下的十二王，可分为五期。后来，陈梦家在《殷墟卜辞综述》中。也赞同董氏之说。．但胡厚宣等古文字学家提出了异议，认为所见甲骨的最早年代是武丁时期，而此前三王(盘庚、小辛、小乙)时期的甲骨未见于殷墟。在1978--1982年出版的《甲骨文合集》中，体现了这一思想。由此提出的问题是：殷墟作为都城，是始于盘庚?还是始于武丁?再结合考古材料来看，所发现的宫殿基址、墓葬，最早的年代也是武丁时期。特别是在安阳市西北郊的三家庄、董王度为中心的洹河以北地区，出现了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l980年安阳工作队在三家庄进行考古发掘，所出青铜器的器型、文饰，皆有从郑州二里岗早期商文化向小屯武丁期文化过渡的特征；1996—1997年，考古队对该地再作钻探和试掘，使上述结论更为清晰。，相关的考古报告，分见《考古》1983年2期和l998年10期。它促使学术界重新推测盘庚新都城的所在地，以及与之相关的商史分期问题。综合宫殿、墓葬、青铜器、甲骨文的分期研究，学术界已经倾向认定殷墟作为都城应始于武丁而非盘庚(参见：杨锡璋《殷墟的年代和性质问题》，《中原文物》1991年第l期；谷飞《殷墟王陵问题之再考察》，《考古》1994年第l0期)。于是 “中商文化“的概念形成了(参见：孟宪武《安阳三家庄、董王度发现的商代青铜器及其年代推定》，《考古》l991年10期；唐际根《中商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9年4期)。至此，整个商代史被划分为三个阶段：前期——商汤开国至盘庚迁殷之前；中期——盘庚、小辛、小乙三王在位时期；后期——武丁至帝辛(纣王)。稍后的考古发现继续确立了中商文化的地位：1999年年底j在安阳洹河北岸发现一座占地4平方公里的城址，经专家鉴定，命名为商代中期城址。据推测这里可能是盘庚等三王的都城。：《光明日报》在2000年1月8日作了报道。2001年2月，洹北花园庄54号墓——将军“亚长”墓的发掘和报道，再一次把学术界的注意力锁定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中商文化概念的提出，是近年间商史研究的新收获。
第8讲
等级隶属制：观察西周分封制的一个视角 分封制，古籍多称“封建(即“封藩建卫“的简称)之制”，为了与作为社会形态的“封建社会”概念相区别，中国大陆学者采用了这一习惯性称谓。
分封制最早出现在何时?我国的古史记载追溯到黄帝时代，可能是以后世之事比附、猜测上古史而形成的传说。近代新史学诞生以来，对此问题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把分封制、宗法制理解为周人的创造，是商周之际文化巨变的重要标志。而80年代以来，商代已经存在分封制的观点，逐渐占据了主流地位。古文字学家胡厚宣有《殷代封建制度考》之作(见所著《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提出了根本不同于王国维之说的观点：“举凡周初之一切，苟非后世有意之附会，则皆可于殷代得其前身。”此外，徐喜辰、裘锡圭等著名学者，也论证了类似观点。当然，学者共同的认识是，分封制在周代更为成熟、更为典型，其意义和作用更加明显。
分封制与宗法制同为支撑周代政权的两大支柱，在《诗经·大雅·板》中有明确表述：“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把经·由分封制而建立的大国尊为周王室的屏障，这就是周人心目中对分封制的定位。分封制确实为巩固、维持周王室的统治，发挥过至关重要的作用。
西周分封制的实行情况大致是：京城周围的一定区域被规定为“王畿”，周人称之为“邦畿千里”，由天子直接统治；王畿以外的广大地区，天子分封诸侯立国，使他们在封地内行使管辖权。诸侯分封卿大夫为下级贵族，也是分封制的重要内容。《左传·桓公二年》概述了分封制下的等级制：“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皆有等衰。”《左传·昭公七年》更有“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之说。《礼记·礼运》集中表述为“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可见，分封制造成了土地和政治权力的层层分割。封君中的下一级要对上一级承担义务与责任，如：诸侯对天子有述职、纳贡、勤王、助讨、献俘等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职责。而且，如果越级实施有关义务和责任，并不符合礼制的规定。最明显的例子见于春秋后期：鲁国大夫季孙氏的家臣阳虎独掌权柄之后，标榜要替鲁君整肃跋扈的大夫，此举不仅得不到知礼之士的赞成，反而受到批评(《左传·定公八年至十年》)。此例反映出等级隶属制对等级的严格规定。所谓“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左传·昭公七年》)与《诗经》名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对应关系的建立，也足以说明问题。
分封制所造成的等级秩序，不仅体现在政治层面，而且贯穿在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之中。《国语·楚语下》记载了贤大夫观射父论祭祀等级的一段话，其中涉及食物等级制：大夫以上食肉，士食鱼炙，庶人食菜。散见于先秦典籍，而与此暗合的材料也不在少数。《诗经·豳风·七月》有“采荼薪樗，食我农夫”之句，孟子则把“七十者可以食肉’’视为惠民德政(《孟子·梁惠王上》)，由此看来，除去耄耋高年之外，庶人是只能食菜而难以食肉的。战国时期的策士冯谖寄食于贵族孟尝君门下，为发泄心中的不满弹铗而歌“长铗归来兮，食无鱼”(《战国策·齐策四》)；虽说是牢骚之语，却不是无理取闹，他所要求的恰恰是士人应有的待遇——“士食鱼炙”。春秋时期的“曹刿论战“是著名典故，曹刿是士人，有劝阻者说“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曹刿有“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之说(《左传·庄公十年》)，显然“肉食者”是作为大夫以上级别的代称而出现的，正因为他们的无能，才需要曹刿以士人而为国君出谋划策。我们可以推论，即便是经历了春秋战国社会大变革的激烈冲击，由分封制所强化的贵族等级秩序及其意识，依然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顽强地显示着它们的存在。
第9讲从“弭兵”看春秋争霸战争
一部春秋争霸史，主要以晋、楚两大强国为中心而展开。其他中小国家，特别是地处中原的郑、宋两国，在两强的拉锯式的反复争夺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到春秋晚期，晋、楚两国国势均有衰减，对外争霸的气势有所下降。据《左传》记载，鲁成公三年、九年、十年，晋、楚两大宿敌仇国，已互相发出修好的信息，并有和平使节的往来。两国关系的积极动向，分外引人注目。
饱受争霸战争之苦的宋国，立即提出了“弭兵“(即停止战争的倡议。)申明反对用战争解决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如“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左传·僖公九年》)。盟国一旦受到他国侵略，霸主要出面代为主持公道，直至出兵迫使侵略者退还所侵夺的领土。在当时的“争于气力之世”，“弱国无外交”的既定的格局下，弱小的国家不得不依赖霸主为靠山。所以，当霸主实力中衰、无法正常行使职责时，小国往往受到侵害而无处申诉，他们不得不感叹：“诸侯之无伯(霸主)，害哉!”(《左传·昭公十六年》)当然，霸主承担保护盟国利益的义务，是以得到回报为前提的：其一，霸主在政治上得到盟国的拥戴，在军事征伐时可以借助盟国兵力；其二，霸主在经济上得到盟国的贡纳。以下我们着重来分析经济利益问题。霸主往往利用主持会盟之机，“以命朝聘之数，使诸侯之大夫听命”(《左传·襄公八年》)。郑国的政治家子产在“平丘之盟”上，据理力争“自日中以争，至于昏”(《左传·昭公十三年》)，迫使晋国降低了给郑国规定的贡赋数额，就是治史者所熟知的一例。平时，霸主也可以要求盟国奉献贡纳。在晋文公、晋襄公称霸时，“令诸侯三岁而聘，五岁而朝”(《左传·昭公三年》)。鲁襄公在五年之内，曾两次亲赴晋国，“听政”、“朝，且听朝聘之数“。这些“朝聘”的规定，不仅明确了霸主与盟国之间的隶属关系，还在于强制盟国接受缴纳贡赋的数量。鲁国对于霸主晋国的关系是：“职贡不乏，玩好时至。”(《左传·襄公二十九年》)郑国对晋国同样是“行理之命，无月不至，贡之无艺”(《左传·昭公十三年》)；“不朝之间，无岁不聘，无役不从?’(《左传·襄公二十二年》)。因此，我们可以断言，大国之间的争霸战争，与争夺对小国贡赋的占有权密切相关。第二次“弭兵”之会规定小国同时向晋、楚两大霸主国朝聘进贡，就是为了满足霸主的经济利益。
霸主地位的奠定，固然要依靠强大的国力，而霸主地位的维持，却必须得到诸侯盟国的倾心归附。所以，一个国家要保持其霸主地位，必须德、威、信并重，这是霸主标榜自己推行王道、主持正义、争取盟国必不可少的手段。也正是因为霸政还需要这些装饰物，因而才使得春秋时代与强权横行的战国时代相比，表现出若干不同。
第10讲，战国的社会矛盾与变法运动的主要内容
战国时期，对峙争雄的列强大国，先后出现了变法运动。其中，以魏文侯任用李悝变法为最早，以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成效最为明显。变法运动的普遍出现，说明它不是偶然因素造成，而有深刻的社会背景。任何时代的大规模变革，总是受当时的社会矛盾的刺激，应它的需要而发生。2战国时的变法运动也是如此。
战国之世，社会在剧烈的动荡中不断进步。，在这一历史阶段，传统的礼乐文明已陷人解体，原有的制度和思想概念，都无法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这就迫使人们去探求新的模式，开辟新的发展途径。那么，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有哪些? 首先，是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方式是列国纷纭复杂的战争。“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充分暴露了列强之间战争的残酷性，也说明了弱肉强食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它的存在，对各国提出了增进国家实力的迫切要求。
其次，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主要表现方式是君臣之间、大臣之间围绕着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的争夺愈演愈烈，以至于出现互相残杀的局面0』秦国有六代国君的废立，完全由大臣操纵，史称“数易君，君臣乖乱”(《史记·秦本纪》)。吴起在楚国主持变法时分析贵族专制之害“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法家所论的“君人南面之术“，大多是针对君臣关系而发。这说明，与集权制官僚体制的出现相配合：需要确立相应的尊卑等级制度和政治伦理观念。
再则，是官、民之间矛盾的激化，主要表现方式是民众反对过于繁重的徭役征发和赋税盘剥，以及厌战、逃亡，乃至爆发规模不等的暴力反抗。“盗贼公行”屡见于史册，就是明证。如何有效地控制民众，也是各国统治者必须面对的课题。
《墨子·兼爱下》有如此设问：“当今之时，天下之害孰为大?”在他的答案中，涉及“大国之攻小国也„„此天下之害也。又与为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与今之贱人，执其兵刃毒药水火，以交相亏贼，此又天下之害也”。此论已把我们以上所述的三种主要矛盾囊括其中。变法总是为了推动社会进步而启动，那么，有针对性地解决社会矛盾，必然会在变法中有具体体现。
首先，奖励农战，提升国家的经济、军事实力。其目的是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和抗衡中，进可兼并他国，退可自保四境。最能体现这一宗旨的变法条令是：李悝“作尽地力之教”，推行“平籴之法”；商鞅治秦，“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设二十等军功爵以奖励战斗之士，“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更是把变法的内容集中在军事方面。
其次，强化君权，废止贵族政治，推行官僚政治。其目的是以立法的方式，确立君主专制体制和尊君卑臣观念，最能体现这一宗旨的变法条令是：吴起治楚，规定“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废公族疏远者”；商鞅治秦，“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变法运动在打破氏族贵族特权的同时，致力于构筑以专制君主为核心的官僚等级秩序。
再则，公布成文法，明确规定各个阶层的责任和义务。其目的是调节国内矛盾，并加强对民众反抗活动的镇压。最能体现这一宗旨的变法条令是：李悝变法制定《法经》六篇，、将《盗》、《贼》两篇放在最前；原因就是统治者认定“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晋书·刑法志》)。商鞅变法有“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的规定。考古所见的“云梦秦律“，对盗贼(特别是群盗)的处罚规定是相当残酷的。法律作为体现官僚统治集团意志的工具，在战国的变法运动中表现得很明显。
依据传统之说，对战国变法运动的评价，往往与“古代史分期”问题搀杂在一起，即与社会形态的变迁融为一体。在最近20年间，学术界对：“封建社会”的概念进行了新的探讨。日知、叶文宪相继指出，把欧洲中世纪的feudalis肌译为“封建”，是延续了·个多世纪的误译。有的学者指出，中国不曾存在过“封建社会”；也有的学者尝试用“专制官僚社会”、“家国同构农耕社会’、“选举社会”等新的概念来取代封建社会”。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如何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传统之说指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而新锐之说把王亚南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所写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揭示的“官民对立“的观点发扬光大，指出中国古代的地主分属于官僚地主和庶民地主两大等级，根本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地主阶级；同样，农民也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自耕农与佃农不是一个阶级，古人的“农民”概念是把庶民地主包括在内的；中国古代的主要矛盾不是传统所说的“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而是“皇帝、官僚集团与该集团以外的全体社会成员的矛盾”，也有人把它表述为“国家同它的赋税和徭役的征课对象之间的矛盾”。新说还强调，古代社会的人并没有明确的阶级意识，只有鲜明的等级意识(参见《“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研究“学术讨论会述要》，载《历史研究》l984年第3期；黄敏兰《近年来学术界对“封建”及“封建社会”问题的反思》，载《史学月刊))2002年第2期)0这些不同于传统之说的观点，引发过讨论甚至是批评，虽然迄今未能形成统一的结论，但作为一种有影响的学术动态，应该引起更多的关注。具体到谈论“战国变法运动”这个话题时，更多地注意官僚统治集团与社会大众的矛盾，显然有其必要性。
第11讲
怎样看待秦王朝的历史地位
秦王朝(公元前221一前207年)统治时间仅有l5年，是我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统一王朝。它在我国悠久的文明史上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却有着特别重要的历史地位。这是因为：(一)它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长达几百年的割据、混战局面，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大一统王朝。旷日持久的大规模分裂和战争，使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生命财产遭遇无情劫掠。所以，到战国末年，有远见的政治家、思想家，都意识到结束分裂、建立统一政权，是摆脱苦难的惟一选择。但如何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则有不同的观点。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从奉劝统治者推行王道、仁政的角度，提出只有不喜欢杀人者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戴而统一天下；一度掌握秦国大权的吕不韦，则在《吕氏春秋》中高标“义兵“之说，认为正义的战争是不可或缺的；得到秦王政(秦始皇)赏识的韩非，则宣传“以战去战”、“以杀止杀”的法家理论。秦的统一，是按照吕不韦弋韩非的务实思想完成的。在商鞅变法的基础之上，秦国统治者始终注意奖励耕战，提高国家实力，养成了-“闻战则喜“的尚武风气，造就了能征善战的虎狼之师，成功地运用“破纵连横”、“远交近攻”的外交、军事策略，最大程度地分化、瓦解敌方联盟，最终各个击破，兼并六国，统-天下。规模空前的帝国版图，在此后继续扩展：在北方，连年用兵匈奴，不仅收复了河套地区，还跨过黄河，在阴山以南地区建立了郡县统治体系；在南方，对“百越“人(散居于今福建、广东、广西、浙江、江西等省区)居住地发起了统一之战，终于建立了南海、桂林、象郡等“岭南三郡”，使中央政府的直接辖属地扩展到东南沿海，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开凿的位午今广西兴安的灵渠，沟通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在历史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秦的统一，无论是从版图的幅员广大、还是从统治的严密有效来看，都是此前所谓的“三代盛世”所难以企及的，它真正奠定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根基。
(二)它建立的一系列制度，对后世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秦所创设的皇帝制度，把最崇高的名号、最显赫的地位、最根本的权力集中到君主一人身上，标志着君主专制制度的确立。它通过朝议和文书、舆服、后宫、陵寝等相关规定，把“君尊臣卑”的政治伦理制度化，树立了皇权的绝对统治秩序。
全面推行郡县制，意义同样重大。公元前221年，围绕着如何有效地统治广土众民，在秦廷之上爆发过一场不同观点的争论。秦始皇采纳了廷尉李斯的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郡县制。郡县作为中央政府辖属的地方行政机构，各级长官的任免、考核、奖惩之权，悉操于中央政府和皇帝之手。与此前的分封制相比较，郡县制使中央集权制的特点得以充分展示。
自上而下的专制官僚体制，取代了此前的贵族等级制。中央有以丞相为首的政治中枢机构。丞相是协助皇帝处理日常政务的行政首脑。太尉一职，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述，是秦官，为武官之长，地位与丞相对等；而据学者多年来的研究，太尉不见于秦国与秦朝的历史记载，或是当时根本没有这一职官，或是虚而不设。御史大夫一职，在秦及西汉的地位十分显赫。既掌握监察百官的实权，又负责为皇帝起草和传达诏书；既是丞相的辅贰和递补者，又对丞相有监视和牵制之实——由此可见是为皇帝的耳目亲信之臣。另有习惯上所称的“九卿”，分管中央政府的具体政务。在地方上，不仅郡县各自设官分理行政、军事、监察诸事，还在县级以下的基层单位，设立了负责行政管理的乡一里机构，以及负责治安管理的“亭”、负责教化的“三老“，使当地有威望、有实力的“长者”充任。从而建立起由上到下的官僚统治体系。此外，秦所设立和完善的法律制度、军事制度、户籍与土地管理制度，以及重农抑商政策、思想统治政策，都对此后直到清朝末年的历史产生过巨大的社会影响。所以清末的变法志士谭嗣同才会有“两千年之政，秦政也”之言。
(三)由汉初的“过秦”思潮形成的“秦亡于暴政”之说，成为传统政治文化中富有积极意义的结论。
秦亡汉兴，有作为的政治家、思想家，努力探讨秦朝短命而亡的原因。汉高祖刘邦命陆贾撰《新语》于前，贾谊著《过秦论》于后，又有贾山、刘安、董仲舒、严安、主父偃等人继轨而起，这些总结历史教训、提供治国思路的论政名篇，不仅在当时，而且对后世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汉人论秦之过恶，或许有某种程度的夸张，但其中的两个命题是极有价值的：首先，他们批评秦朝统治者不懂得“攻守异势异术”之理，在“守天下”之时，仍沿用“打天下”的方式，一味地偏信武力和刑罚的威慑力量，忽视道德教化的作用。+其次‘，他们赋予“民本“思想以新的价值，“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贾谊《新书·大政上》)。苟子对君民之间的关系有著名的‘!载舟覆舟”之喻，汉人引秦为例凸显了它的鉴戒作用。
秦朝以“酷暴”的形象定位于青史，分外引人注目。，这固然是由它的历史内涵所决定，不可否认的是与汉代的批判性政论也有相当关系。比起这种定论是否完全符合历史原貌的质疑更为重要的是，秦始皇和秦王朝，作为“暴君”、“暴政”的历史实例和反面教材，不断地被人援引，劝告不同时期的当政眷，如果自恃掌握国家权力而以繁役酷法暴虐百姓、残民以逞，就会重蹈亡秦覆辙，在民众的反抗中土崩瓦解；政权易手。这种劝告，比任何理论说教都有效。后世在专制体制之下出现的“开明”政局，往往与夏桀、商纣、秦始皇、隋炀帝等“暴君”所提供的历史鉴戒相关。
第12讲从“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
这里涉及专制君主和国家如何处理与士人的关系、如何选择和确立统治思想的问题。
战国时代的士人，可以在列国统治者之间从容择主，道不合则全身而退，另投明主，当时颇为流行的“从道不从君“之说，足以表明士人的自尊和清高；各国统治者为了笼络贤能之士，也极力显示求贤若渴的诚意。因此，以至于有“士贵王不贵”之说。士人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在秦始皇统一全国、建立起君主专制制度之后，君主与士人的关系就完全不同了。专制皇帝在要求士人效忠于自己的同时，更注意防范士人的反抗意识。换言之，在皇帝的心目中，士人已经由可以依靠的对象变为必须加以控制、打击的对象。这是我们理解秦朝“焚书坑儒”发生原因的基本出发点。还有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问题，就是统治者选择何种理论体系作为统一帝国的指导思想。秦始皇本人是赏识韩非所阐发的法家理论的，所以秦王朝的统治思想以法家为主体是顺理成章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它的统治思想是非常驳杂的。这也为儒家与法家争夺主流意识形态地位提供了条件，正如范文澜先生所言：“秦统一后，正统派儒学连同阴阳五行家在朝廷上也有一定的势力，比起李斯为代表的苟派儒学和法家学派来，自然是劣势，但正统派儒学还是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中国通史简编》第2编第l8页)这场斗争，本来是围绕着对分封制的不同见解而展开的，但在李斯、秦始皇的推动之下，却演变为“焚书坑儒’’的巨变。
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博士仆射周青臣当面对秦始皇歌功颂德。其中，统·天下、遍置郡县等内容倒也符合事实，但阿谀奉承是通篇主旨所在。历代歌功颂德之言，其实大都如此，原本不必过于认真。偏偏有位博士淳于越，针锋相对地提出驳论，他认为殷周分封子弟功臣，得以享国久远，“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如果突然出现专制朝政的权臣，没有可与之抗衡的力量，国家势必面临危机。结论是，“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淳于越与周青臣的分歧，集中在推行单一的郡县制是否是最好的统治方式上。本来，作为两种不同的政见，在统一后不久，就由当时的丞相王绾和李斯分别作过阐述。王绾等人主张在燕、齐、楚等边远地带，封皇子为王，以利镇抚。淳于越旧话重提，只是希望能就采用何种方式对统治最为有利展开讨论，体现的是士人对时局的关心。在较为开明的政治环境中，不论当政者是否采纳他的政见，都不会导致灾难性后果。但专制欲极强的秦始皇，在独享最高权力多年之后，已容不得半点批评，他把淳于越的忠谏视为诽谤。丞相李斯迎合君主之意，在驳斥淳于越的观点之后；提出了焚书的建议：“今陛下创大业，建万国；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允其所请，随之出现了“焚书”浩劫。李斯提出如此极端的主张，是因为他与秦始皇一样信奉法家以暴力控制思想的学说，“言无私论，士无私议，民无私说，言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韩非子·五蠹》)，正是他们心仪的政治秩序。“焚书”、禁学的目的在于取缔政治批评，扼杀思想自由。士人的社会批评功能被废止，不仅是士人的悲哀，也是当局者的不幸。不闻谏言，惟闻颂词，政治只能走向黑暗。在“焚书”后的第二年又发生了“坑儒”之事。事情源起于方士侯生、卢生等人批评秦始皇，“天性刚戾自用„„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员，特备员，弗用。
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史记·秦始皇本纪》)。这些批评，是相当准确和深刻的，指出了专制统治的积弊所在。恼羞成怒的秦始皇下令严办，最后将捕获的460多位方士和儒生集体坑杀。
“焚书坑儒“与秦统治集团追求思想统一的努力有着必然的联系。本来，在国家实现了政治统一之后，谋求思想统一，是一种顺乎思维习惯的选择。戗国后期的思想家们，实际上都在一定范围内涉及到对它的论证。但是，用什么手段、用哪种方式去实现思想的统一，原本是可以有不同的选择的。用非暴力的手段，以综合诸子学说、兼采百家精华的方式，建立起与政治统一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这样的历史机遇在秦朝统一之前就已经出现过，那就是秦国丞相吕不韦主编《吕氏春秋》，意在为未来的统一政权提供治国蓝图。由吕氏门客撰著的《吕氏春秋》一书，本来就是开放的文化政策的体现，也是兼收并蓄诸家学说的产物。在他的理论结构中，原本尖锐对立的各学派，可以各安其位，各展其长。如果按照吕不韦的治国理论，秦的统治方式应当有很大不同。遗憾的是，吕不韦在与赢政的权利之争中失败，他的主张也被轻易地抛弃了。秦始皇所欣赏的是申、商、韩非之学，在统一完成之后，骄横自大情绪更使他不可能从容选择和构建稳妥的治国方略，遇到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冲突，自然就会沿用军事征伐时期的思维定式，采用强硬的管制措施，去限制人们的思想自由。
“焚书坑儒”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知识群体和统治者离心离德。显然，文化高压政策，并没有达到统治者预期的统一思想的目的，而是走向了反面。在社会尚能保持稳定之时，士人们保持着沉默，或在暗中做着各种形式的反抗。天下一旦有变，他们就把对统治者的不满，转变为拼死一搏。秦末，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儒林代表人物、孔子后裔孔甲(或作孔鲋)迅速投身其中，他率一批儒家士人携带孔门礼器往投陈胜，最后战死在反秦战场上。一大批这样的知识分子，向秦王朝发起了拼死反抗，全然没有“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犹豫观望之态。因为他们是在复仇，并认定推翻秦的暴政，是履行士人文化使命的必要前提。
秦朝统治者不得不为他们推行的文化专制政策付出代价，这是秦朝短命而亡的原因之一。
西汉王朝建立之后，非常注意借鉴秦朝的历史教训，变酷暴为宽缓。就思想文教政策而言，西汉前期实行黄老“无为而治”，政府避免对思想领域进行强制性干预，各家学说得以恢复和发展。到汉武帝时，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位年轻的皇帝，深知“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已不适应奋发求治的时局，他决意借用儒家学说，实现自己为后世子孙垂范立制的远大抱负。他任用喜好儒术的官僚窦婴为丞相、田蚧为太尉，并破格提拔儒生赵绾和王臧分别出任御史大夫、郎中令；执掌实权，还礼聘在野的儒师入朝主持改制之礼，摆出了以儒学治国的姿态。信奉黄老之学的太皇太后窦氏(文帝皇后)发起反击，迫使武帝罢免窦、田，诛杀赵、王，武帝尊儒的第一次努力归于失败。窦氏逝世的第二年，尊儒重教的进程重新启动。儒家公羊学派大师董仲舒借“对策”之机，提出了著名的“天人三策”。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建议废止儒学之外的各家异说，“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他的理论依据是“《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认为以儒术来统一全社会的思想是天经地义的。汉武帝同意他的建议，于是就有了后人总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举。
同样是为了确立国家的统治思想，汉武帝和秦始皇相比，所采取的方法有很大不同。他不是依靠政治暴力手段，而是利用舆论诱导和利益驱动，来推动思想统一的进程。首先，以儒学垄断教育，并进而影响仕途。在董仲舒的建议中就有“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名师，以养天下之士“(《汉书·董仲舒传》)的内容。太学是最高学府，以养士、兴教化、培养官僚后备力量为其主要的办学目的，以《易》。《书》、《诗》、《礼K《春秋》等儒家经典为教学内容。而原来所设置的诸子传记博士皆被罢黜，这就意味着其他学派失去了在太学中授课讲学的权利。为了贯彻太学养士的宗旨，笼络天下读书人为朝廷所用，必须解决好学生的出路安排，即把读书与做官连为一体。起初，在一年一度的考试中，只要通过一经的考试，就可以获得仕进的机会，成绩优秀者可以身据清要之职。一时间，入太学成为做官的捷径；史称：“其学官弟子行虽不备，而至历史学科专题讲座于大夫、郎、掌故以百数。”(《汉书·儒林传序》)后来的太学生们已不及他们的前辈那般幸运，但人仕之门毕竟对他们敞开。大一统政权留给普通读书人的发展空间，实在是以此为最大了。不仅太学中成绩优异的儒生不断被选拔为官员，社会上有影响的儒师也可以被聘任为高级官员。例如，与董仲舒齐名的公孙弘，官至丞相。这批由平民儒生跻身高官的人，博得了“白衣公卿”的美名。读儒家之书可以换来官场得意，难怪社会上要趋之若鹜了。正如班固所言，汉代经学的兴盛，主要是出于利禄之路的诱导。其次．儒学的伦理道德(忠、孝、仁、义、礼、智、信等)被奉为全社会共同的行为准则，必须遵守，一旦有人背离，就会受到全社会的谴责和制裁。再则，置儒家经典于国家法律之上，最明显的象征就是“经义断狱”(或称“《春秋》决狱“)，儒家经典成为判案量刑的依据，当它与国法条文的规定不一致时，通常的取舍是依据儒家教义而不是遵循国法。如此以来，国家表面上并没有以强制手段推行“尊儒”，但这种诱导力所形成的约束作用，却更深刻地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还有以下两个问题，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其一，儒家学说能够上升为国家的统治思想，与它自身的与时俱进有密切关系。与先秦儒学相比，经过董仲舒改造之后的汉代儒学，有明显的不同：就学术内涵而言，汉儒把阴阳五行之学，纳入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就与当政者的关系而言，先秦儒学批判暴政而致力于建立理想化的社会政治秩序，汉儒则退而求其次，转变为承认现实社会政治秩序的合理性，包括承认皇帝凌驾于天下臣民之上的专制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来，汉儒已从批判时政转变为维护现实统治b、正因为如此，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新锐思想家往往批判汉代儒学背离了先秦儒学的民本思想，转而与专制统治妥协。其实，汉儒如果想要在实际政治中居于主导地位，做出妥协是必要的，否则不可能得到当政者的承认。而汉儒取得统治思想地位之后’，其代表人物仍在致力于继承先秦儒学的社会批判精神，置天意于天子之上，就是他们希望能够对专制帝王实施约束的努力。当然，其实际效果大小，却已经不是他们所能够操纵的了。
其二，尽管董仲舒建议对其他学派加以“灭”、“绝“，但汉武帝并未实际推行。其他学说只是被剥夺了在官方学校中的传授资格，而未受灭绝式镇压。就是在官场之中，武帝也重用了一批分别具有法家、黄老道家、阴阳家色彩的人物。所以，有人说汉武帝治国、用人之术实际是“外儒内法”。司马迁甚至说武帝“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技)之士，咸得自效”(《史记龟策列传》)，无疑是说武帝实际在兼用百家之学。武帝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既给儒家以尊崇的地位，又给其他学派留下适度发展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容忍多元文化并存的开明统治术。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具有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20世纪中国的一个伟大事件，在中华民族振兴的进程中，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实现了我国国家体制的一次重大转变，使MZ共和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因此辛亥革命被称为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是当之无愧的。
衡量一场革命的成败,关键是看革命的根本目的和预定目标是否在大多数角度上达到了.辛亥革命的目的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压迫,铲除封建制度.使中国成为真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直接目标是推翻清政府.从直接结果看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的政体,颁布了革命纲领因而是成功的.从最终结果看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没有改变,所以辛亥革命是失败的。
对辛亥革命的评价，有人说辛亥革命失败了，有人说辛亥革命胜利了。
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理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辛亥革命没有完成这个任务。这次革命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封建土地制度，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也没有赶走外国侵略者，废除不平等条约，革命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并未改变。而且，革命的果实被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清朝皇室继续保留。这些都说明辛亥革命失败了。
认为辛亥革命胜利的理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但革命是一个漫长过程，各个阶段有不同的任务，孙中山所领导的辛亥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建立共和国。辛亥革命的结果是，清王朝的统治被推翻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了，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结束了。与此同时，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革除了一些封建旧俗恶习，社会风气发生巨大变化，有助于社会生活近代化的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发展。因此，辛亥革命不仅完成了提出的任务，而且有深远的积极影响。所以说辛亥革命胜利了。
认为辛亥革命既有它胜利的地方，又有它失败的地方的理由是：辛亥革命从推翻清王朝，结束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自由的权利等方面看取得一定的胜利，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但从革命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取，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没有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等方面看辛亥革命最终失败了。
第一，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如果从准备阶段算起，鸦片战争反对英国侵略就开始了，“而辛亥革命，则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6]
第二，至人民解放战争所标志的新的革命高潮到来之前，中国有过三次全国规模的革命高潮，第一次就是辛亥革命，其他两次是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7]
第三，不能说辛亥革命完全失败。辛亥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辛亥革命打倒了直接依赖帝国主义的清朝皇帝，这是它的胜利。但后来没有巩固它的胜利，封建势力代替了革命，袁世凯代替了孙中山，它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没有完成。“辛亥革命、反袁运动等等，都是不彻底的成功”。[8]
第四，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9]
第一，革命的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一致性。毛泽东多次这样提到：“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也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中国”。陕甘宁边区实行的“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义的政策”，“这样的政策我们叫做新民主主义的政策”。[20]他指出，共产党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都是符合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和原则的。新三民主义的基本性质，是同旧三民主义相区别的“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为本党的最低纲领而奋斗和为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而奋斗，在基本上(不是在一切方面)是一件事情，并不是两件事情。因此，不但在过去和现在已经证明，而且在将来还要证明：中国共产党人是革命三民主义的最忠诚最彻底的实现者。”[20](P，1061)
第二，新民主主义比三民主义更进步更完备。“我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比之孙先生的，当然要完备得多；特别是孙先生死后这二十年中中国革命的发展，使我党新民主主义的理论、纲领及其实践，有了一个极大的发展，今后还将有更大的发展。”[20](P，1061)“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比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差，新民主主义的确比三民主义更进步，更发展，更完整。现在的新民主主义在将来还会发展得更加完整。” 泽东一直是以十分尊敬的态度，对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和革命精神作出崇高评价的。如果以时间为序，毛泽东对孙中山的称谓先后有：伟大领袖、处在半殖民地国家的大革命家、伟大革命家、中华民族革命的领袖、中国最早的革命民主派、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或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等。这些称谓，均是在伟大人物这个层面上评价孙中山的，笔者认为，其中，“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称谓，最足以反映孙中山开创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事业的历史功绩。毛泽东不仅从总体上对孙中山作出崇高的评价，并且具体说明了孙中山的“伟大”之所在。早在1938年孙中山去世13周年时，毛泽东就在延安举行的纪念大会上提出：孙中山的伟大，“在于他的三民主义的纲领，统一战线的政策，艰苦奋斗的精神”，“三民主义纲领与统一战线政策”，是孙中山“对于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贡献”；同时他又能把革命的主义和政策与革命的毅力和精神相结合，使主义和政策得到贯彻。40年艰难曲折的奋斗中，“孙先生总是愈挫愈奋，不屈不挠，再接再厉。当着多少追随者在困难与诱惑面前表现了灰心丧志乃至投降变节的时候，孙先生总是坚定的。”“他始终坚持了三民主义，并且发展了三民主义”。“不但坚持了而且发展了统一战线”
孙中山这面旗帜，是由孙中山几十年奋斗的历史和贡献树立起来的，是一面革命的旗帜，一面振兴中华的旗帜，在整个中华民族，包括广大海外华侨华人中，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号召力。举起这面旗帜，无论对推进中国的革命事业还是革命胜利后的建设事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应该说，中国共产党80年奋斗中，绝大多数时间内，都对举起孙中山旗帜问题，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并且代代传了下来。
首先从辛亥歌名的历史意义来说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
2，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
3，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
4，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这一时期，亚洲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很难说有完全彻底的。所谓彻底，只能说是基本彻底。自沉阶级革命成功的结果足以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即以新的剥削制度代替旧的剥削制度，而剥削制度的更替，并不需要新旧完全彻底决裂，他们可以在很多方面妥协、融合、并存。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至今尚保存君主制和贵族头衔，此即革命不彻底的明显例子。
辛亥革命作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其成就远逊于西欧、北美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在彻底铲除封建帝制这一点上，远胜于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各国。辛亥革命一声炮响，不仅赶跑了清朝皇帝，还是中国绵延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从此永绝。从民元到民六，其间虽经袁世凯帝制自为、张勋复辟，但只不过是两场短暂的闹剧，并没有使民国中断，更没有像法兰西那样出现两次帝国、三次共和国的波折。所以说，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
其次从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来看可以分为三点 1.资产阶级革命派始终没有一个彻底的反帝纲领。三民主义没有提出反对中华民族的主要敌人帝国主义。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还幻想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没有认清真正的敌人，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终归失败的原因之一。2.资产阶级革命派始终没有一个彻底的反封建纲领。三民主义没有彻底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资产阶级革命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因此得不到农民的支持。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没有农民的支持就无法战胜强大的敌人。
3.资产阶级革命派始终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力量。在辛亥革命中，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的武装斗争都是短期的。“二次革命”中国民党人虽然掌握了一些军队，但并不是统一的革命力量，护法运动则依靠军阀的力量，因此每当遇到强大的反革命武装就不能不失败。
4.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党也是松散的。同盟会建立后缺乏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武昌起义爆发前实际上已名存实亡，没有一个坚强的革命政党，就不能使革命者紧密地团结起来形成坚强的战斗力。袁世凯能够窃取辛亥革命果实，也与同盟会的涣散、领导成员政见不一有关。
第一，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如果从准备阶段算起，鸦片战争反对英国侵略就开始了，“而辛亥革命，则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6]
第二，至人民解放战争所标志的新的革命高潮到来之前，中国有过三次全国规模的革命高潮，第一次就是辛亥革命，其他两次是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7]
第三，不能说辛亥革命完全失败。辛亥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辛亥革命打倒了直接依赖帝国主义的清朝皇帝，这是它的胜利。但后来没有巩固它的胜利，封建势力代替了革命，袁世凯代替了孙中山，它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没有完成。“辛亥革命、反袁运动等等，都是不彻底的成功”。[8]
第四，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9]
第一，革命的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一致性。毛泽东多次这样提到：“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也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中国”。陕甘宁边区实行的“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义的政策”，“这样的政策我们叫做新民主主义的政策”。[20]他指出，共产党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都是符合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和原则的。新三民主义的基本性质，是同旧三民主义相区别的“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为本党的最低纲领而奋斗和为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而奋斗，在基本上(不是在一切方面)是一件事情，并不是两件事情。因此，不但在过去和现在已经证明，而且在将来还要证明：中国共产党人是革命三民主义的最忠诚最彻底的实现者。”[20](P，1061)
第二，新民主主义比三民主义更进步更完备。“我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比之孙先生的，当然要完备得多；特别是孙先生死后这二十年中中国革命的发展，使我党新民主主义的理论、纲领及其实践，有了一个极大的发展，今后还将有更大的发展。”[20](P，1061)“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比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差，新民主主义的确比三民主义更进步，更发展，更完整。现在的新民主主义在将来还会发展得更加完整。” 泽东一直是以十分尊敬的态度，对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和革命精神作出崇高评价的。如果以时间为序，毛泽东对孙中山的称谓先后有：伟大领袖、处在半殖民地国家的大革命家、伟大革命家、中华民族革命的领袖、中国最早的革命民主派、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或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等。这些称谓，均是在伟大人物这个层面上评价孙中山的，笔者认为，其中，“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称谓，最足以反映孙中山开创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事业的历史功绩。毛泽东不仅从总体上对孙中山作出崇高的评价，并且具体说明了孙中山的“伟大”之所在。早在1938年孙中山去世13周年时，毛泽东就在延安举行的纪念大会上提出：孙中山的伟大，“在于他的三民主义的纲领，统一战线的政策，艰苦奋斗的精神”，“三民主义纲领与统一战线政策”，是孙中山“对于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贡献”；同时他又能把革命的主义和政策与革命的毅力和精神相结合，使主义和政策得到贯彻。40年艰难曲折的奋斗中，“孙先生总是愈挫愈奋，不屈不挠，再接再厉。当着多少追随者在困难与诱惑面前表现了灰心丧志乃至投降变节的时候，孙先生总是坚定的。”“他始终坚持了三民主义，并且发展了三民主义”。“不但坚持了而且发展了统一战线”
孙中山这面旗帜，是由孙中山几十年奋斗的历史和贡献树立起来的，是一面革命的旗帜，一面振兴中华的旗帜，在整个中华民族，包括广大海外华侨华人中，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号召力。举起这面旗帜，无论对推进中国的革命事业还是革命胜利后的建设事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应该说，中国共产党80年奋斗中，绝大多数时间内，都对举起孙中山旗帜问题，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并且代代传了下来。
利用这个机会，讲一点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有相当一部分朋友对我们讲“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觉得不妥，在感情上有些过不去。但从社会发展历史上说，辛亥革命确实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
在人类历史上，有过几次性质不同的大的革命。
第一次，是奴隶主推翻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使人类的生产和社会大进一步。那时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不是我们现在讲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是一些氏族部落组成的原始社会，他们互相打仗，捉到了俘虏就通通杀掉。奴隶主就不把俘虏杀掉，而是拿俘虏做奴隶，虽然刺瞎他一只眼，或者弄伤他一只手，但总还是要让他做工。是把人杀掉好呢，还是不杀掉让他做工好呢?还是奴隶制好，奴隶制可以积累财富。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很低，奴隶制就大进一步。现在一讲奴隶制，人们就觉得它很坏，其实奴隶制的产生在当时是一个伟大的进步。
第二次，是封建地主革掉奴隶主的命。这次革命，在中国大概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关于这个问题，历史学家们还在争论不决，有人说西周就是封建社会了。我想，今天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对这个问题可以不去作结论。我个人是比较相信郭沫若[2]副总理的在春秋战国时代产生封建制的主张的。郭沫若曾经用很多材料证明，孔夫子[3]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他是革命党，到处参加造反。说孔夫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那是孟子讲的[4]。其实当时孔夫子周游列国，就是哪里造反他就到哪里去，哪里想革命他就到哪里去。所以此人不可一笔抹煞，不能简单地就是“打倒孔家店”。总之，在春秋战国时代，发生了激烈的变化，发生了大的阶级斗争、革命斗争，从那时起，开始允许土地私有，允许土地收租。大概是在鲁宣公时代“初税亩”[5]，第一次开始收地租。鲁哀公还说过什么“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6]，彻，即十分之一。可见当时收地租大概是收百分之二十左右。这证明当时的社会制度已经开始变革，不再是实行井田制，而是采用收土地税的办法了。过去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7]，这个时候是搞私有了。私有制曾经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有人说过这样的话:人类历史有五十万年[8]，但其中四十九万五千年就不懂得私有制这一条，因而没有进到文明社会。
第三次，是资产阶级革封建地主阶级的命，也就是民主主义革封建主义的命。在中国，就是辛亥革命。
孙中山及其一派人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人类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一次。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还有过改良派。对改良派也应该估计有进步的一面。戊戌变法[9]在当时受压迫，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有进步性，它受到顽固派的仇恨。孙中山比改良派又更进一大步，他公开号召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和临时革命政府，并制定了一个《临时约法》[10]。辛亥革命以后，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所以我们说它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我本人也曾经参加了这次民主革命，当了一名战士，吃七块二[11]。当时程潜[12]先生就参加了，他是师长，虽不是我的顶头上司，但地位比我高。
辛亥革命没有成功，失败了。为什么失败?就是因为孙中山的领导集团犯了错误，有缺点。关于这一点，孙中山有过自我批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上曾经说，当时向袁世凯妥协是不对的[13]。国民党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都做了批评，现在我们就不能批评吗?
我们在座的各位是不是圣人?要说是圣人嘛，圣人就多得很；要说不是圣人嘛，我看圣人也就一个没有。人总是有缺点的，总是要犯错误的，只是不要错得太多就是了。比如当主席，说十句话错了六句，错了百分之六十，那他的主席就当不成了。要说一句话都不错，没有那回事。写文章，总是改来改去，如果不错，何必改呢?做一篇文章，往往要犯很多错误。过去我到过上海，上海那个地方很复杂，我经常走错路，总是犯错误。凡是我有了错误，希望能及时得到朋友们的批评和纠正。一个人总是会有许多缺点的。如果觉得自己一点缺点也没有，“老虎屁股摸不得”，那就不好了。要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们是靠老实吃饭，不靠摆架子吃饭。当然，在帝国主义面前，在艾德礼[14]等人面前，还是可以“摆摆架子”的，但靠摆架子吃饭就不好了。如果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就说不得，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领导人物就说不得，那就不好了。对孔夫子，自董仲舒[15]以来就说不得了，“非圣诬法，大乱之殃”[16]。我们不能这样，我们要实事求是。我们对一切事情都要加以分析；好，就肯定；不好，就批评。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它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那么，辛亥革命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应该说，这两个方面同时存在。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具有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20世纪中国的一个伟大事件，在中华民族振兴的进程中，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实现了我国国家体制的一次重大转变，使民主共和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因此辛亥革命被称为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是当之无愧的。
辛亥革命的评价
对辛亥革命的评价，有人说辛亥革命失败了，有人说辛亥革命胜利了。
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理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辛亥革命没有完成这个任务。这次革命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封建土地制度，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也没有赶走外国侵略者，废除不平等条约，革命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并未改变。而且，革命的果实被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清朝皇室继续保留。这些都说明辛亥革命失败了。
认为辛亥革命胜利的理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但革命是一个漫长过程，各个阶段有不同的任务，孙中山所领导的辛亥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建立共和国。辛亥革命的结果是，清王朝的统治被推翻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了，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结束了。与此同时，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革除了一些封建旧俗恶习，社会风气发生巨大变化，有助于社会生活近代化的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发展。因此，辛亥革命不仅完成了提出的任务，而且有深远的积极影响。所以说辛亥革命胜利了。
认为辛亥革命既有它胜利的地方，又有它失败的地方的理由是：辛亥革命从推翻清王朝，结束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自由的权利等方面看取得一定的胜利，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但从革命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取，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没有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等方面看辛亥革命最终失败了。
关于孙中出让位给袁世凯，史学界有不同的看法
一种看法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让位导致辛亥革命失败；另一种看法是不能仅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分析，还应根据当时国际、国内的具体条件来评判。其实，让位是正确的、明智的，应予以肯定。
第一种看法。中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困难，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弱小，导致政治斗争的软弱和妥协；革命党人缺乏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纲领，对帝国主义存在妥协和幻想，害怕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又不敢发动农民把反封建斗争进一步深入发展，只望尽快结束革命，稳定秩序。脱离了广大的工农群众。地方政权基本为立宪派、旧官僚所控制，革命阵营内部妥协思想占上风。没有统一的坚强的领导组织和核心。内外压力大，又不敢发动广大群众反击，因而孤立无援，只有步步退却，最终让位。
第二种看法。当时国际国内具体情况：帝国主义胁迫，各国采取军事威胁、外交孤立、经济封锁等手段，对革命政权施加压力，帮助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革命党内部存在严重的政治分歧，组织日趋涣散；南北双方军事力量对比悬殊；临时政府财政枯竭，无法武装北伐消灭清政府；为避免中国内战继续，列强武装干涉，并促使清帝早日退位，决心与袁谈判。这在当时形势下应该说是正确的、明智的。这充分表现出孙中山以民族利益为重的原则性与革命策略的灵活性的结合，应予以肯定。
【弊】：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辛亥革命没有完成这个任务。这次革命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封建土地制度，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也没有赶走外国侵略者，废除不平等条约，革命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并未改变。而且，革命的果实被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清朝皇室继续保留。
【利】：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但革命是一个漫长过程，各个阶段有不同的任务，孙中山所领导的辛亥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建立共和国。辛亥革命的结果是，清王朝的统治被推翻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了，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结束了。与此同时，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革除了一些封建旧俗恶习，社会风气发生巨大变化，有助于社会生活近代化的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发展。因此，辛亥革命不仅完成了提出的任务，而且有深远的积极影响。
对辛亥革命的评价，有人说辛亥革命失败了，有人说辛亥革命胜利了。
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理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辛亥革命没有完成这个任务。这次革命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封建土地制度，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也没有赶走外国侵略者，废除不平等条约，革命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并未改变。而且，革命的果实被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清朝皇室继续保留。这些都说明辛亥革命失败了。
认为辛亥革命胜利的理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但革命是一个漫长过程，各个阶段有不同的任务，孙中山所领导的辛亥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建立共和国。辛亥革命的结果是，清王朝的统治被推翻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了，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结束了。与此同时，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革除了一些封建旧俗恶习，社会风气发生巨大变化，有助于社会生活近代化的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发展。因此，辛亥革命不仅完成了提出的任务，而且有深远的积极影响。所以说辛亥革命胜利了。
认为辛亥革命既有它胜利的地方，又有它失败的地方的理由是：辛亥革命从推翻清王朝，结束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自由的权利等方面看取得一定的胜利，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但从革命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取，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没有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等方面看辛亥革命最终失败了。
关于孙中出让位给袁世凯，史学界有不同的看法
一种看法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让位导致辛亥革命失败；另一种看法是不能仅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分析，还应根据当时国际、国内的具体条件来评判。其实，让位是正确的、明智的，应予以肯定。
第一种看法。中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困难，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弱小，导致政治斗争的软弱和妥协；革命党人缺乏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纲领，对帝国主义存在妥协和幻想，害怕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又不敢发动农民把反封建斗争进一步深入发展，只望尽快结束革命，稳定秩序。脱离了广大的工农群众。地方政权基本为立宪派、旧官僚所控制，革命阵营内部妥协思想占上风。没有统一的坚强的领导组织和核心。内外压力大，又不敢发动广大群众反击，因而孤立无援，只有步步退却，最终让位。
一、《纲要》课专题教学模式指导思想
1.明确课程定位。《纲要》课是教育部规定的全国高等学校本科生必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纲要》课本中明确阐明了教学目的:认识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及其内在的规律性,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就课程内容而言,《纲要》课毫无疑问是一门历史课,但其教学目的中又蕴涵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也就是说,《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是以历史课为载体达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目标,因而具有较为特殊的双重属性。这就要求在专题教学中做到两者兼顾:首先,《纲要》课是一门历史课。因此,每个专题的设置与讲授都要遵循历史教学的规律,教学内容必须围绕中国近现代史的主题和主线展开。在教学过程中,要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遵循历史课的教学规范,尊重历史的客观性、整体性、必然性原则,避免为了突出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而断章取义、片面解读历史。其次,《纲要》课是一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面向包括文科类、理工类、医学类、体育类、艺术类等各专业学生的公共必修课。鉴于课程性质的不同以及教学对象的多样性,《纲要》课与历史专业的中国近现代史课程在教学内容与方法上都应有所区别。在教学内容上,《纲要》课的专题内容应概括而精炼,更加侧重讲授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人物及社会发展状况,而非全面深入的学术性探讨;在教学方法上,要注重史论结合,使学生能够把握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了解历史的基本经验。总之,在专题教学中应将历史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两者合理、 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纲要》课的学习,使学生掌握近现代中国革命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树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理想。
2.处理好两个关系。首先,处理好《纲要》课与中学历史课的关系。由于学生在中学阶段已经初步掌握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内容,因此在《纲要》课专题教学中应有所取舍。中学阶段历史教学总体来说是“知其然”,学生所学的是基础性历史知识。那么,《纲要》课应把教学重点放在引导学生“知其所以然”上。这需要在《纲要》课专题教学中转换教学思路,变换认识的角度,加强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内在规律的解读。所以,每个专题的重点要更加突出,围绕中国近现代史的主题,深入分析,并进行理论升华,以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其次,处理好《纲要》课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以下简称《概论》)课的关系。《概论》课着重讲授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是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主题,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线。尽管两门课程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部分历史内容上有重叠的情况,但《概论》课主要是围绕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展开的,倾向于理论性总结。《纲要》课则是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综合性阐述,并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进程、历史地位和指导作用的角度加以分析的,侧重于诠释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3.注重历史与现实的联系。《纲要》课专题的内容应注重与现实的紧密联系。每个专题讲授一个主要问题,并力求纵贯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专题内容既要紧扣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主线,同时又要结合学生所关注的热点问题,联系中国当前的实际发展情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全面推进民主法制建设,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综合国力迅速提升,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重要的成员,中国的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中国的科技、军事等快速发展,中国的政治影响力、文化影响力在世界范围内日益扩大。“中国梦”的提出,为中华民族展示了更加恢弘灿烂的发展蓝图。 因此,在每个专题的设计上,除了要求主题明确、重点突出、脉略清晰,还要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作为专题的最终落脚点。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增强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从而实现《纲要》课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目标。
二、《纲要》专题教学的内容设置
在把握上述指导思想、原则的基础上,济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重新构建了《纲要》课专题教学体系框架,分别从政治、经济、国防军事、外交、历史人物等角度设置了五个专题。每个专题既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又紧紧围绕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主题,深入阐析历史发展规律。
专题一:政党政治与近现代中国社会
(1) 效法西方——中国政党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2)国民党专制——国共两党的合作与斗争;(3)历史的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本专题以中国近现代政党政治的发展演变为线索,阐述中国人民探寻适合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艰难历程: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并效仿西方国家实行议会政治和多党制。但在中外各种反动势力的冲击下很快归于失败;国民党统治时期,由于坚持一党专制,打击、 迫害民主进步力量,违背民主政治发展潮流和人民意愿,最终难逃被历史抛弃的命运;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奋斗。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在各种革命力量中的核心领导地位。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在长期实践中经过比较,自觉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总结: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盲目照搬外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模式是不可能成功的。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
专题二: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与发展
(1)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艰难起步;(2)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前进;(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本专题以近现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主线,深入分析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中国的现代化是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被迫开启的。由洋务运动拉开序幕,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屡受挫折。向西方学习,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无法实现中华民族的民主与富强;新中国成立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几十年的艰难摸索,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之路。总结: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畸形状态下,中国试图实现现代化的努力难以获得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是引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专题三:从鸦片战争到出兵亚丁湾
(1)鸦片战争——有国无防;(2)抗日战争——落后就要挨打;(3)出兵亚丁湾——大国崛起。本专题分三个阶段阐述中国近现代国防军事的发展历程:清王朝长期执行闭关锁国政策,国力衰微、国防孱弱,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只能被动挨打,开启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程;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华民族虽经八年抗战最终取得了胜利,但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代价;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综合国力迅速提升,中国的国防力量更是令世界瞩目。出兵亚丁湾正是中国大国崛起的一个强有力的体现。总结:国防力量的强大与否直接反映着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强弱。同时,强大的国防力量也是国家经济稳定发展的必要保障。
专题四:从“闭关锁国”到“大国外交”
(1)“闭关锁国”——“结与国之欢心”;(2)艰难的抗争——弱国无外交;(3)“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大国外交”。本专题主要阐述近现代以来中国外交的发展历程:鸦片战争后,中国屡遭外敌入侵,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均遭到严重破坏。弱国无外交。由于国家实力不济,无论是清王朝还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国外交都难以切实维护国家利益;新中国成立后,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随着国力的日益强大,中国政府提出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 在全面保障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同时,在国际事务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总结:外交的基础是国家综合实力。以强大的综合国力为后盾,中国外交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在国际舞台上充分展示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
专题五:历史人物评述
(1)李鸿章——大清“裱糊匠”;(2)孙中山——革命先行者;(3) 毛泽东——新中国缔造者;4. 邓小平——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本专题主要介绍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重大影响的四位历史人物: 首先,简要介绍历史人物的生平。其次,分析历史人物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影响和作用。第三,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对历史人物要依据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根据他们对中国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总结:大学生只有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才能充分体现自身的价值,为祖国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摘要：自《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开设以来,济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对课程专题教学模式不断进行探索与完善,逐步形成了较为系统且具有自身特色的专题教学模式。
考点梳理
一、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制度
1. 希腊自然环境和希腊城邦制度对希腊文明的影响。
(1)希腊多山多岛的地理环境和有“航海民族”之誉的人文环境有利于民主制度的产生。
(2)广泛的海外贸易、殖民及其他经济和文化交往活动,使古希腊形成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并较早地接受平等互利的观念。这一切都有助于古希腊民主政治的建立。
(3)小国寡民的城邦特点促进民主制度的产生。
2. 雅典的民主政治。
(1)确立及完善:希腊城邦雅典是民主政体的发源地。公元前8—7世纪,贵族制取代君主制;在雅典贵族与平民矛盾尖锐对立的背景下,公元前594年的梭伦改革将国家引上民主的道路;公元前509年的克里斯提尼进一步实行民主改革,最终在雅典确立了民主制。伯里克利改革使雅典民主制进一步完善。
(2)特点:人民主权、轮番而治。
(3)内容。
①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全体公民,民主政治的主要机构是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和民众法庭。
②公民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内政、外交、战争、和平、重要官员任免等一切国家大事,都由公民大会讨论决定。
③国家最高行政机关是五百人议事会,负责处理日常政务,召集公民大会。
④民众法庭是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和监察机关,对公民大会的决议拥有最终核准权。
⑤国家一切官职向各等级公民开放,国家官员由选举产生。各级公职人员实行“公职津贴制”。
(4)进步性。
进步性: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城邦民主制度,重视和强调公民的民主权利和责任感,保证了他们较高程度的自由,铸就了希腊人渴求知识、乐于探究的民族性格;这种民主制度可以把本城邦的公民最大限度地凝聚起来,在城邦间的激烈竞争中,防范外敌,保持独立,对外则是夺取异邦的财富和奴隶。另外雅典民主政治推动古代希腊文化发展为西方和世界文明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古代希腊文化也成为近代西方文化的摇篮。
(5)局限性。
雅典民主政治存在着明显缺陷,真正能够享受到民主的人只是少数成年男性,妇女政治权利极少;广大奴隶受到压迫;公民权对居留在雅典的外邦人来说更是遥不可及。
雅典民主政治既是伟大文明的催化剂,又是社会不公的一种暴力机器。
二、罗马法
(1)发展历程:共和国时期,在平民的强烈要求和斗争下,罗马第一部成文法典《十二铜表法》颁布。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在位时期,编纂了《查士丁尼法典》《查士丁尼法学总论》《查士丁尼学说汇纂》。之后,法学家又把查士丁尼的敕令编成《查士丁尼新敕》。以上四部法典统称为《查士丁尼民法大全》,这是罗马法的总结。
(2)主要内容:核心内容之一是承认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债权的规定和解释,制定了解决各类债务纠纷时适用的条款,而且特别明晰地规定了契约的各种形式,以及契约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罗马法中还渗透着自然法思想。古罗马法学家认为,自然界的很多法则,如理性、自由、平等、正义都必须体现在法律中。
(3)进步性:其一,罗马法的实施稳定了帝国统治,它为统治者提供了法律依据,保护了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还顺应经济发展变化,承认公民的平等权利和私有财产不可侵犯,随着自由市大量的建立,把罗马法推向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其二,罗马法是欧洲历史上一套比较系统完备的法律体系,是现代欧洲大陆法系的起源,为近代欧洲大陆国家立法提供了范本;其三,罗马法的很多原则和制度对近代欧美资产阶级产生了重要影响,法国的《人权宣言》、拿破仑的《民法典》、美国的《独立宣言》等都吸取了罗马法的不少因素,为近代新兴资产阶级的民权理论提供了思想渊源,为资产阶级战胜教会和世俗的封建势力提供了思想武器。
(4)局限性: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罗马法的制定主要是体现帝国统治者的利益,对于被统治者来说,只能承担义务,受到不公正的处罚。
命题预测
本专题是高考的新考点,是高考出题的重点所在。2010年高考考生要重点关注:
①雅典民主政治产生的条件、形成过程、内容、特点以及对西方民主政治和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意义。
②罗马法的主要内容及其在维系罗马帝国统治中的作用,分析罗马法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对欧洲乃至世界,对当时乃至近现代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③雅典文明和罗马文明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挖掘奴隶社会民主和法制的阶级本质,深入剖析希腊、罗马政治制度的时代特征。
例题精析
1. 直接民主是古希腊时期雅典民主政治的主要特色之一,与这一特色形成有关的是
A. 雅典是小国寡民的城邦
B. 雅典人擅长会议辩论
C. 斯巴达的民主传统
D. 苏格拉底的民主思想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古希腊时期雅典民主政治形成的原因或条件。古希腊时期雅典民主政治形成的至关重要的条件是雅典是小国寡民的城邦。
答案:A
2. 在古希腊文中,“民主政治”(demokratia)一词由“人民”(demos)和“统治”(kratos)复合而成。这说明,古代希腊的民主政治强调
A. 公民的广泛参与和直接管理
B. 公民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C. 民事案件均由陪审法庭判决
D. 全体居民均享有民主权利
解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古希腊的民主政治。考生只要抓住题干中“人民”、“统治”组成“民主政治”结合古希腊民主政治内容就可得出结论。
答案:A
3. 公元前453年,由三名贵族组成的罗马考察团前往希腊,经过近一年的考察,认为雅典的政治制度是“外观的民主,实质的独裁”。这种说法的主要理由是
A. 雅典的民主制度是一种直接民主制
B. 广大妇女不能参加城邦的公民大会
C. 向雅典城邦纳税的外邦人无选举权
D. 城邦的实权掌握在少数奴隶主手中
解析:雅典民主政治的主要特色之一是一种直接民主制,雅典民主的局限主要是广大妇女不能参加城邦的公民大会和向雅典城邦纳税的外邦人无选举权。雅典民主制的实质是奴隶主阶级的民主,是少数人的民主。因此可以看出,D项更符合题意。
答案:D
4. 罗马法规定,货款月息不得超过货款额的百分之一,超过此限额者应处以四倍于所得利息的罚款。这表明
A. 私有财产不可侵犯
B. 债务人与债权人关系紧张
C. 高利贷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D. 运用法律调节借贷关系
解析:罗马法在谐调社会关系和保障公民的权力上起到重要作用。紧扣材料涉及到的“货款”和“利息”可得出正确答案为运用法律调节借贷关系。
答案:D
5. 从《十二铜表法》开始,古罗马制定了严格的债务法规,并在以后的司法实践中不断完善,这表明罗马统治者
①注重保护私有财产 ②重视维护平民利益
③被迫改善奴隶处境 ④力图缓和贵族与平民矛盾
A. ①②③ B. ②③④
C. ①②④ D. ①③④
解析:考查对古罗马法的理解,由于本题是组合选择题,可用排除法解答,即找出一个不符合题意的选项即可。罗马法的制定是为了缓和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矛盾,与奴隶无关,所以③明显不符合题意。
答案:C
模拟操练
1.“在希腊,山岭纵横,河流交错,几乎没有一个大面积的整块。这种自然环境……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民主制度的发展。”对此材料的理解,正确的是
A. 强调了自然地理环境对文明的影响
B. 希腊的地理环境只能导致个人主义
C. 希腊的地理环境只能导致民主制度
D. 政治文明完全由自然地理环境左右
2. 伯利克里说:“我可断言,我们每个公民,在许多生活方面,能够独立自主,并且在表现独立自主的时候,能够特别地表现温文尔雅和多才多艺。”其中的“公民”是
A. 全体国民
B. 全体成年国民
C. 所有的成年男子
D. 祖籍本邦、拥有数量不等的财产的成年男性
3. 古代雅典民主制实行抽签选举、轮番而治,这一做法
①有利于全体雅典人参与国家管理②提供了公民参与政治的均等机会
③确保了公民大会决策的公正无私④忽视了参与政治者的能力与品德
A. ①④B. ②④C. ①②③D. ②③④
4.“我们全都是希腊人。我们的法律、我们的文学、我们的宗教,根源皆在希腊。”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这句话强调的是
A. 英国人是古代希腊人的后裔
B. 英国文化缺乏原创性
C. 希腊文明对西方文明影响深远
D. 近代西方法律、文学与宗教之间存在内在联系
5. 实行民主制的雅典国家被称作“男性公民的俱乐部”,这意味雅典国家的主人是
A. 全体奴隶主
B. 除奴隶之外的全体成年男性
C. 除奴隶和外邦人之外的成年男性
D. 从事工商业的成年男性
6. 下图是“陶片放逐法”所使用的陶片,该法中被放逐对象是
A. 对民主造成威胁的公民
B. 奴隶
C. 有盗窃行为的公民
D. 触犯法律的公民
7. 古希腊民主制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人民主权、轮番而治。体现这两项内容的制度包括公民大会制和
A. 举手表决制、连选连任制
B. 比例代表制、与会津贴制
C. 抽签选举制、有限任期制
D. 政教分离制、公民兵制
8. 经平民与贵族的斗争而制定,允许拥有奴隶、维护私有财产的成文法典是
A. 罗马法B. 英国权利法案
C. 美国联邦宪法 D. 德意志帝国宪法
9. 古罗马《民法大全》规定:“……不得基于怀疑而惩罚任何人。……与其判处无罪之人,不如容许罪犯逃脱惩罚。”这反映了古罗马民法
A. 肯定证据 B. 主张重罪轻罚
C. 纵容犯罪 D. 维护贵族利益
10. 罗马法在世界法律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为它
A. 维护和巩固了罗马帝国的统治
B. 是近现代西方法律的先驱
C. 揭露和批判了私有制的罪恶
D. 给予自由民和奴隶以公民权
11. 罗马法的基本思想和原则已融入西方乃至世界各国的法律中,但也有一些内容反映了时代的局限性。下列罗马法的原则属于这一类的是
A. 与其判处无罪之人,不如容许罪犯逃脱惩罚
B. 任何人不能仅因为思想而受惩罚
C. 父亲的罪名或所受的惩罚不能玷污儿子的名声
D. 平民和贵族不得通婚
12. 二世纪的罗马皇帝哈德良说:“皇帝的命令就是最高的法律。”对其理解最正确的是
A. 皇帝至高无上
B. 皇帝高度重视法律
C. 法律至高无上
D. 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13. 以案说法:请根据罗马法内容,以法官的身份对下面的案例进行判决。
案例一:
公元前6世纪末罗马共和国建立时,罗莫洛是一个仁慈、善良的贵族,也是罗马一支军队的首领。他生前立遗嘱,希望把他一半的财产捐给那些跟随他作战受伤或战死士兵的家人。但罗莫落死后,他的家人却不履行罗莫洛的遗嘱,受伤或战死士兵的家人因此告上了法庭。
请问法官会怎么判呢?
案例二:
假如上述案例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法官又会如何判?
案例三:
古罗马大将恺撒进兵埃及,与美丽的埃及女王克丽奥佩特拉一见钟情,两人还有了一个私生子,取名托勒密·恺撒。当恺撒归国执政之后,克丽奥佩特拉携儿子赴罗马与恺撒相会,并向罗马法庭为自己和儿子申请罗马籍,请问法官会判给克丽奥佩特拉和她的儿子享有罗马籍吗?为什么?
案例四:
“卢修斯是亚历山大港的一个平凡的经营航运的小商人,他向放高利贷的大商人加图借贷5000枚金币,并立下了契约半年后归还6000枚金币,可是卢修斯下半年经营不善,无力还钱,为此加图告上法庭要求剥夺卢修斯的家产,并让卢修斯家的20个奴隶成为他家的奴隶。法官会如何判决?
参考答案
1. A2. D3. B 4. C(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这句话很显然是强调希腊文明对西方文明影响深远,ABD都背离了原意)5. C6. A7. C8. A9. A 10.B(考查对罗马法的作用的理解。C、D两项不符合史实,A、B两项根据限定条件“世界法律史”可判断选出)11. D 12. D
13. 案例一的判决结果:法官会偏袒罗莫洛的家人。因为罗马共和国早期只有习惯法,没有成文法,无形中为法官故意压迫平民,袒护贵族提供了方便。
案例二的判决结果:公元前5世纪,《十二铜表法》诞生。根据《十二铜表法》第五表:死者的财产需按其遗嘱进行处理。罗莫洛一半的财产将捐给那些跟随他作战受伤或战死士兵的家人。
案例三的判决结果:公民法的适用范围仅限于罗马公民,而克丽奥佩特拉是埃及女王,私生子也是在埃及出生的,无法享有罗马公民权,所以法院不会判给克丽奥佩特拉和她的儿子享有罗马籍。解决途径,罗马帝国对各行省上层人士大量授予公民权。
案例四的判决结果:万民法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承认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债权的规定和解释,制定了解决各类债务纠纷的适用条款,另外奴隶制也是不可侵犯的,所以卢修斯家的奴隶只得乖乖地作为一种财富或物品被判定归属于加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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